第一篇：改革開放30年中國產業政策法研究述評

關鍵詞: 基本概況/基本理論/評析

內容提要: 產業政策和反壟斷法是國家干預 經濟 的兩種武器。其中產業政策是我國政府最常用的武器，國內學者大多從經濟學角度研究產業政策。試圖從經濟法學的角度闡述改革開放30年我國學者對產業政策法的研究成果，力圖梳理加以系統化，同時指出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以期望更高更深層次的研究成果的發表和出版。尤其2008年世界性 金融 危機的爆發，研究產業政策法治化以及產業政策法基本內容的問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加緊對產業政策法研究，對理論和實踐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研究基本概況 現代 意義上的產業政策不是產生在西歐發達國家，而是產生在二戰后的支離破碎的日本，并因日本國運用產業政策，促進了產業結構改造升級，擴大了產業規模，提高了生產效率，進而縮短了 工業 化 發展 的時間，實現了工業化，產業政策因而出名，繼而被東南亞各國仿效而重視起來。1970年日本通產省代表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大會上正式提出了現代意義上的“產業政策”。1985年，東南亞各國、大洋洲、中美洲、北美、中國 及日本的50多位學者，匯集東京召開了第15屆太平洋貿易開發會議。此次會議的議題即為環太平洋區域經濟成長及產業政策問題。這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產業政策這一概念正式由東方走向世界。自此產業政策成為世界性的重點研究課題。國外學者從經濟學、政治 學等不同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著作和 論文 頗多。但是從法學視角進行研究的論文并不多。國內學者針對產業政策大多數也是從經濟學角度入手，主要研究產業政策的發展演變和特征，經濟績效等方面，著作頗多，碩果累累。我國產業政策的提法比較遲，產業政策術語正式出現在1986年頒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七個五年計劃》里，而第一部正式產業政策是于1989年3月頒布的《國務院關于當前產業政策要點的決定》，第二部重要的產業政策是1994年3月25日國務院通過的《90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因而我國法學界從法學視角對產業政策的研究，起步晚，最早見于期刊的論文是起于1987年的楊佳泰在《國外法學》發表的《日本的中小 企業 產業結構改善法》，介紹日本中小企業改善法的背景，啟示等等。經過30年研究，截至2009年11月初大約有50幾篇，主要集中在產業政策法的概念、特點和 法律 地位等方面，其中專著有1本，張雪楳博士于2005年出版的《產業結構法研究》；編書1本，為2008年姜昕、楊臨宏主編的《產業政策法》。除此以外，在經濟法學的教材里，會有一章零星的內容。總的說來，30年來我國法學學者對產業政策法的各個方面的問題展開了一定的研究，為產業政策法的系統化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二、產業政策法的基本理論研究

（一）產業政策法的概念 產業政策法也可稱為產業調節法[1]，產業法[2]。盡管稱謂不一，但對其概念有著統一的認識。即是調整國家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簡單地說，產業政策法是規范和保障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雖然其包含內容基本趨于一致，但是學者們關于產業政策法的稱謂上發生較大爭執。有的學者主要糾結于政策與法的關系上，認為政策和法是不相容的，反對產業政策法的提法。有學者指出無論是產業法與產業調控法，從字面意思來說，都超過了產業政策法所調整的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范圍，而變成產業經濟的調整范圍。而產業經濟范圍不僅包括產業政策，還包括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產業技術、產業布局等內容。也就意味著可能除了產業政策以外的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產業技術、產業布局等內容里面可能包含其他經濟或行政內容。即變成了產業經濟法。有學者提到產業法時特意指的是次廣義的產業法即俗稱產業政策法的產業法，而不是廣義的產業法（指以區別與對產業經濟調整的產業法）[3]。有學者指出產業政策法的提法不僅有將產業政策上升為法律的意愿，也有規范和保障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意愿。

（二）產業政策法的特征和基本原則 關于產業政策法的特征，大多數學者都有所涉及，但是描述各有不同。有的學者認為其特征包括綜合性（其調整對象、調整方法都具有顯著的綜合性特征）、指導性（它應屬于整個宏觀調控法中的核心法）、協調性（協調國家市場調節機制與國家協調機制的重要法律之一，可以協調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部分等各種關系）、靈活性（根據一定時期和一定發展階段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整體目標確立不同的產業政策并使之法律化[4]）。有的認為具有綜合性（調整對象的綜合性、調整方法的綜合性，運用經濟、行政、法律手段制定和推行，涉及領域廣泛，涵蓋三大產業）、協調性（協調與其相關法律制度的配套實施）、表現形式靈活性（產業政策具有階段性，產業政策法表現了很強靈活性，大多以行政法規為其表現形式）、規范的選擇性（這種規范以選擇性規范為主，禁止性規范的條款極少）[5]。有的學者認為具有綜合性（調整對象綜合性和實施手段的綜合性）、針對性（往往針對特定產業而制定，并不是所有產業，體現國家的政策意圖，為了扶持或調整某個產業）、階段性（產業政策法隨著扶持或調整的 歷史 任務完成，而廢止）[6]。有學者認為具有綜合性（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的綜合性）、協調性（具有協調市場機制和國家機制調節的重要法律，具有協調功能）、政策性與靈活性（根據一定時期發展階段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整體目標確定不同產業政策法）[7]。有學者提出政策性（以國家產業政策為其內容）、社會本位性（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綜合系統性（內容的多方面性，程序的綜合系統性等等，即包括事前協商程序、實施中的保障制度、事后監督、檢查評價制度）[8]，等等諸多不一特征。有學者認為基本原則應包括：（1）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原則。認為產業政策立法建立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才是成功的，這是產業政策法遵循的首要原則。（2）當前與長遠相結合的原則。（3）立足本國國情與適應國際化要求相結合的原則。要按照國際標準規范、調整產業結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盡早納入到世界經濟軌道[7]；有學者認為應該是“決策原則、平衡原則、調解原則”[9]。有學者認為是“市場導向原則；依法調解原則；合理調節原則；效率調節原則”等[10]。

（三）產業政策法的體系和法律地位 根據產業政策的基本內容，產業政策法已形成獨立的法律體系，其主要包含四部分：產業結構法（或稱產業結構政策法）、產業組織法（產業組織政策法）、產業技術政策法（或稱產業技術法）、產業布局法（區域協調法）。除了以上四方面內容，其中產業結構政策法和產業組織政策法是產業政策法的兩個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有學者認為除了以上四方面內容還包括產業環境保護法[11]，或者還應當包含產業國際競爭力促進法、產業環境保護法[1]。也有個別學者認為產業政策法體系僅僅包括產業結構法和產業組織法，在產業結構法里面又包含有產業扶持政策法、產業調整法、產業技術政策法；產業組織政策法包含中小企業政策法和企業兼并聯合政策法[12]。關于產業政策法法律地位的研究，一直存在著以下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具有自己相對獨立的體系，大部分學者認為產業政策法是經濟法體系中獨立的部門法，屬于宏觀調控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著眼于公共利益，維護社會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符合經濟法屬于社會本位法的范疇。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同時，也表現了國家對宏觀經濟（產業結構、產業技術、產業組織、產業布局）的規范和保障其健康，充分體現了宏觀調控法的本質。其作用體現在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組織規模化，產業區域布局合理化，達到產業資源優化配置，最終實現國家產業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種觀點認為不屬于獨立的法律體系。他們認為，產業政策法屬于計劃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為基礎，尤其產業結構政策主要體現在計劃法中，歸為計劃法為最好[13]，不能自成體系。

（四）產業政策的法治化問題 對于產業政策與產業政策法的區別，法學界目前有模糊兩者界限的趨勢，認為產業政策法是政策與法律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種法律。即“在產業政策法中，政策是內容，法律是形式，或者說產業政策獲得了法律的表現形式，進而具有法律的一般性質，如規范性和約束性，或者說政策本身就具有法律性質，在這里，政策和法律融為一體。”[14]。或者認為“產業政策法是產業政策的法律化，產業政策與產業政策法是融為一體的。”[15]很多學者不再嚴格區分兩者。在著作中或論文中等同使用。但是絕大多數學者認為產業政策與產業政策法是有區別的，兩者不能混淆。其中李昌麒教授在《政府干預市場的邊界——以和諧產業發展的法治要求為例》指出，產業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由于受主體管理能力、執行能力、信息傳導強弱影響，以及外部不經濟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失靈，產業政策也會因政府缺陷而失靈，如果“因只強調政府干預，或淡化干預政府。這種‘政策之治’而非‘法律之治’所帶來的直接惡果就是，造就了大量不透明和不公平的臨時與短期的規則，為政府設租與尋租提供了可能，更為我國經濟體制的深化與行進制造了障礙。”[16]所以產業調節必須從政策之治邁向法律之治。即產業政策與產業政策法有所不同，兩者不能模糊其界限。“產業政策一旦上升為法，就不再是政府意志，而是國家意志，全民意志。即使是政府有關規定或行為與法相抵觸，也必須以法律為準，服從法律的要求。”[17]史際春教授也指出產業政策法有別于產業政策，并嚴肅地提出產業政策“只有以某種立法表現出來的調整政府的產業組織和產業管理活動的規范，才是產業政策法。其理由之一是產業政策是規范和保障國家產業政策的法，其基本方面可歸為經濟法范疇。如果政府推行產業政策的行為不受法治約束，就會變成行政專權，”[18]并引用博登海默的一句話“不對公共行政在為追求其目的而采取任何被政府官員認為是便利的手段方面的權力加以限制，那么這種做法便是同法律背道而馳，因為這將淪為純粹的統治”[19]。關于我國產業政策的法治化現狀，大多數學者認為，首先，我國產業政策的法律化程度不高。表現為產業政策法效力層次低[20]，缺少綜合性產業政策基本法，直接影響產業政策法實施的效果。大都以“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形式存在，甚至名稱上不能體現產業政策法的權威性，如“通知”、“意見”。另外，產業政策立法缺乏法律責任的理念，即不能規范政府和部門行使權利，又不能給予相對人明確的威懾作用。其次，產業政策法的法律體系不完善。表現為產業結構法律制度不完善，產業結構高度化進程緩慢；產業組織法律制度不完善，規模經濟效益差；產業技術法律制度不完善，技術產業程度低；產業布局法不完善，地區差異不斷擴大；產業可持續發展立法滯后，環境問題日益嚴重[15]。第三，產業政策法與其他支援型政策協調型差（如財政政策、稅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有人還提出產業政策涉及面太廣這個缺憾[16]。認為“產業政策的有效領域主要是國家需要加快發展和企業不愿自覺進入的基礎設施、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公共領域。如果政策在每個產業、每個領域都制定產業政策，產業政策涉及的面太廣、太多、太濫，政策就會失去重點，就可能導致一個總體上失效的產業政策。”[17] 關于產業政策如何實現法治化。認為可以在以下四個方面完善立法，實現產業政策的法治化目標：1.制定程序的法治化。包括制定的主體、實施主體、監督主體的確定化[18]，產業政策適用范圍的確定性。2.制定主體行為權利和義務的法律化。通過法律使產業政策的主體權利和義務明確。3.產業政策實施手段的合法化。作為產業政策的實施手段有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多種手段，需要通過法律加以明確，使之出師有名。4.責權利相結合。產業政策的法治化，也意味著享受權利的同時，不盡義務，會有相應的法律責任加以制裁或懲罰，盡了義務，應享受應有的權利或獎勵等等。個別學者還研究了產業政策法的立法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為傾斜性產業政策立法，二是競爭性產業政策立法模式。前者以日本為代表，后者以美國為代表。傾斜性產業政策立法模式重視產業結構的法律調整，多見于后發國家。它往往在法律中規定，國家要集中必要的資源、資金和技術力量，實行傾斜性投入和扶持，以加快本國主導產業的超長發展，力求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達到縮短發達國家差距或增強國際競爭優勢的目的。競爭型產業政策立法模式傾向于產業組織的法律調整，集中于調整經濟與防止壟斷方面，多見于一些先進國家。它強調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為各類產業創造一種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使產業結構的調整順應市場需求結構發展的趨勢，讓企業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自覺地進行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和更新換代，盡可能地不采取強制性的行政手段[19]。

（五）關于產業政策法與競爭法或反壟斷法關系問題 目前關于產業政策法與反壟斷法或競爭法關系的研究論著并不多。在學術上主要還是局限于分別著述的狀態。例如關于產業政策法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其稱謂、特征、基本內涵、立法模式、制度體系、保障措施等。即使在論述中涉及到產業政策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也只是點到為止，并未進行深刻揭示。有的學者甚至將反壟斷法納入產業組織法的范疇，有些甚至將反壟斷法納入到產業政策法中的產業組織法中，如果兩者不在同一界位上，而反壟斷法從屬于產業政策法，那么他們之間就沒有什么沖突和協調性關系，而只是低層次的反壟斷法服從于高層次的產業政策法問題，根本不存在沖突和協調。另外有些學者認為兩者的關系是同屬于經濟法體系中的同一層次的部門法。但是學者很少專門論述產業政策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僅有一篇是王斐民博士的論文《論產業政策法和競爭法在轉型國家的沖突和協調》，他綜合運用了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多學科的知識，特別是借鑒了產業和組織經濟學對國家行為的分析框架，指出“發展國家觀”是協調產業政策法和競爭法之間沖突的理論基礎；邁向回應型法是兩法協調路徑的可能選擇。轉型期中國產業政策法和競爭法沖突的協調機制是“競爭的管制和管制的競爭”，并對兩法協調的一般性制度設計進行了一定探討[20]。另幾篇 文獻 來自cnki優秀碩士論文數據庫。有人認為競爭法與產業政策法沖突根源在于生產力的發展。從本質上說，競爭法與產業政策法的沖突也就是效益與公平的沖突，二者始終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對不可回避的矛盾。他認為在我國競爭法與產業政策法的協調中，一方面，競爭法應當對戰略性產業和特殊部門的壟斷予以豁免，對縱向卡特爾采取寬容的態度，并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只對會產生較大影響的企業并購行為實行控制；另一方面，產業政策法應當明確規定戰略性產業的范圍，放松對競爭性產業的管制，同等看待市場主體，改變我國的審批管制習慣，加強行業管制。產業政策法畢竟是限制競爭的，所以必須限制在合理和必要的范圍內，發展會產生對競爭的破壞，無論何種立法取向，競爭法與產業政策法的沖突最終都將會反映于法律適用過程中[21]。有人認為，中國經濟背景下產業法與競爭法可形成功能組合，并設計了一般性、序列性、層次性、漸進性制度結構。首先是進一步放開國內競爭市場，放棄目前盛行的管制與審批制度，為更多的市場主體進行投資營造良好的環境。其次是打破市場罐頭的壟斷結構，放松管制。最后提出對國有寡頭的公司治理建設[22]。

第二篇：掣肘依舊重重：2013年中國通信產業政策環境綜述

掣肘依舊重重：2013年中國通信產業政

策環境綜述

如果評述2013年中國的通信產業政策環境，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玻璃房里的蒼蠅——外部的世界看得如此清楚，卻始終無法擺脫體制慣性的制約，以至于產業的上層建筑與實際的發展需求不能做到很好的匹配。

1）垃圾信息的泥沼成了掣肘信息消費的嚴重障礙 2013年12月份工信部約談了三大基礎電信運營商，重點談了垃圾治理的事情。工信部把垃圾短信作為現在電信市場監管當中的突出性問題，但是也承認“總體上成效不是很明顯，廣大用戶還很不滿意”。

為了應對垃圾短信治理，基礎電信運營商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從設置專人專崗到從集團公司到省市公司成立專業部門，從開發各種各樣的短信管理系統到一刀切式的野蠻粗暴的關停端口，無一而足。臟水和孩子一起潑掉的同時，對中國通信產業環境的影響后果是嚴重的和深遠的。可以說，自2004年開始的垃圾信息治理對社會民眾和大眾媒體來說，短信幾乎已經幾乎可以和垃圾等同了。

直接性的后果是公眾已經沒有興趣正確的區分什么自己的需要、什么是商業廣告、什么垃圾信息。這既損害了正

常的信息消費商業環境，也損害了用戶自身的信息福利。

不過我們看不到在這方面所謂頂層設計的意愿或者任何舉動。未來2014年或許將是短信消失的一年。

2）產業發展政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寬帶物聯網發展后繼乏力

從年初的寬帶專項行動，帶姍姍來遲的寬帶中國戰略，乃至各地方政府的寬帶行動，我們能夠看到的是永遠是那些要達到什么目標的數字，諸如4M寬帶用戶數。這些數字的產生恍如回到30多年前的感覺，不知道這樣的要求是計劃出來的還是報上來的還是市場需求來的。

盡管在各項行動計劃里面在所謂戰略里面，都有一些保障措施，但是除了文及文件之后，卻沒有見到要解決問題的配套措施。

幾千億的投資資金從哪里來？成本如何收回？不發達地區和行業的寬帶覆蓋如何補貼？多年的運營商與物業的頑疾怎么解決？沒有人知道答案，除了摸著石頭過河還有盲人摸象。

物聯網的專項資金也進入了第二年，但是看看評選出來的項目，我相信很多人寧愿活在中國物聯網的夢里。

3）不對稱管制與自主創新再糾纏中博弈

是追求市場平均還是追求市場均衡，是追求效率還是追求公平？這個問題在2013年的產業管制政策中依然沒有答

案。互聯網與電信運營商的交叉和競爭，運營商之間的市場競爭邊界和目標，到底是攜號轉網有效還是不對稱網間結算有力？

每一項調節市場競爭結構的政策的出臺，公眾很少聽到有關爭論和討論。但是對平均主義的追求，我們可以觀察到依然是政策的著力點。

4）手機實名不是萬能靈藥

手機實名制在2013年強勢實施的同時，卻是垃圾短信再次猖獗之日。不知道算不算諷刺還是笑談，偽基站浮上水面，成了大街上擦不掉的牛皮癬。但是運營商則不得不全力執行。工信部甚至在規定中授權(或者命令)電信業者直接拒絕為不符合實名制要求的用戶提供電信服務。

而剛剛公布的虛擬運營商限定區域的服務，則可能給手機實名制帶來新的挑戰。

5）4G發牌與民間資本開閘，中國的通信產業翻開新的一頁

民間資本其實一直在電信業，只不過不是直接的介入基礎電信業務。從國務院36條到工信部發出試點批文。中國的電信行業將更加開放，這個趨勢不可避免。被放進來的鯰魚即使不能吃人，也會讓三大基礎電信運營商保持足夠的警惕和活力。

發牌則意味著通信行業迎來新的一輪投資熱潮，值得注

意是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中國人飯碗主要裝“中國糧”。

如果多年以后回顧通信行業的轉折是從哪一年開始的的時候，或許我們不能認真的審視和考慮把2013年作為一個重要的候選年份。距離最近的一次大規模行業重組5年之后，中國的通信行業迎來了嬗變之年，無論從外部的競爭環境還是內部的競爭方式，再到行業所面臨的宏觀經濟和政治環境，其變化之紛亂，影響之深刻，或許都足以記錄在通信行業的歷史記憶中。

第三篇：歷史法學派述評

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德國形成了以胡果和薩維尼等為首的歷史法學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該學派誕生之初代表了德國封建貴族的利益，在以后的發展中逐步演變成為資產階級的重要法學流派之一，并統治歐洲法學界長達近一個世紀。在19世紀，歷史法學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學思想發展的主流。〔1〕

歷史法學派的先驅者是霍伯特（Hauboldt）和貝克曼（Beckmann），而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則是胡果。胡果（Gustav

Hugo，1764

～1844）的主要著作是《作為實定法哲學的自然法》（1798）、《市民法教科書》（全7卷，1792～1802）、《查士丁尼羅馬法教科書》（1832）等。歷史法學派的核心人物是胡果的學生、德國著名私法學家薩維尼（F.C.von

Savigny，1779～1861），主要作品有《占有權論》（1803）、《論立法及法學的現代使命》（1814）、《中世紀羅馬法史》（1815～1831）和《現代羅馬法的體系》（1840～1849）等。繼胡果和薩維尼之后，歷史法學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是薩維尼的學生普赫塔（GeorgFriedrich puchta，1798～1846），其主要著作有《習慣法》（全2

卷，1828～1837）、《潘德克頓教科書》（1838）、《教會法入門》（1840）和《法理學教程》（全2卷，1841～1847）等。除胡果、薩維尼和普赫塔外，歷史法學派的代表還有艾希霍恩（K.F.Eichhorn，1781～1854）、溫德海得、耶林、格林、祁克等。

一

胡果最先將歷史性的實用主義批判引入法學領域，他在對“歷史性的”自然法理論表示贊同的同時，反對純理論的自然法學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他在《作為實定法哲學的自然法》中認為，由于法學家從事的是文科研究，并不進行任何實驗，所以他們的一般性的思索對立法沒有價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種法規、法律，不會顧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醫生在開處方時，總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而不會顧及醫學的一般原則一樣。因此，歷史主義的個別化的觀察方法與一般化的認識方法是對立的。

基于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啟蒙主義立法者對法發展的僭越。他指出，“將自己的意見提供給統治者的法學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時代的其他人賢明多少。”〔2〕他們試圖將法納入各種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謬的，法的本質之源是習慣法。從現存的歷史和比較觀察中，必然導致出將來應發生的事情。而與此相對，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確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標準。當然，在這一點上，胡果還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識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鳩在繼承法國道德論過程中確立起來的經驗主義立場上對自然法理論進行了批判。〔3〕

系統論述歷史法學派之基本觀點的是薩維尼。他通過對法的產生、法的本質和法的基礎三個問題的闡述，表達了該學派的代表性理論。薩維尼認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長和幾乎是盲目地發展，不能通過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來創建。”〔4〕他指出：“一個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藝術和音樂一樣，都是他們的文化的自然體現，不能從外部強加給他們”。“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內部的力量推動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專斷意志推動。”〔5〕法律如同語言一樣，沒有絕對停息的時候，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識一樣，總是在運動和發展中。“法律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隨著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法便趨于消逝。”〔6〕

薩維尼認為，法的發展呈現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識之中，并表現為習慣法。第二階段，法表現在法學家的意識中，出現了學術法。此時，法具有兩重性質：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學家手中一門特殊的科學。當然，能夠促使該階段法發展的法學家，必須是那種具有敏銳的歷史眼光，又有淵博知識的人，而這樣的法學家現在在德國還很少，所以，在德國還未具備開展統一立法的條件。第三階段就是編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階段，也要謹慎立法。

對法的本質，薩維尼認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創制的，而是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識”，才是實在法的真正創造者。在《現代羅馬法的體系》中，薩維尼指出，法律的存在與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在人類的早期階段，法就已經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們的語言、風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樣。“在所有每個人中同樣地、生氣勃勃地活動著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產生實定法的土壤。因此，對各個人的意識而言，實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種同一的法。”〔7〕這種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共同意識和信念。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們不能修改語言和文法一樣。立法者的任務只是幫助人們揭示了“民族精神”，幫助發現了“民族意識”中已經存在的東西。

最后，薩維尼對法的基礎作了闡述。他指出，法的最好來源不是立法，而是習慣，只有在人民中活著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習慣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只有習慣法最容易達到法律規范的固定性和明確性。它是體現民族意識的最好的法律。

繼胡果、薩維尼之后，普赫塔在《習慣法》這部著作中運用費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辯證法的技巧，對從羅馬法主義的民族精神轉向專家支配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他繼承并發揮了薩維尼在《論立法與法學的現代使命》中提出法的發展三階段的學說，認為法的進化經歷了“樸素的時期”、“多樣性時期”（即經驗性的判例時期）和多樣性與學問性結合的“高層次統一性時期”（即學者性的法律家統治時

期）三個階段。而在這最后一個時期，只有學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認為，作為民族的“機關”的這種法律家，在學說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普赫塔依據的是后期歷史法學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論的演繹方法，即不是從各種法律、命題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從概念中演繹出教條式的命題和判例。這種方法雖被后來耶林批評為是“倒置法”，但卻為后期歷史法學派中“潘德克頓法學”的繁榮奠定了方法論基礎。〔8〕

二

隨著歷史法學派的發展，在該學派的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即盡管大家都強調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法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應是對歷史上的法律淵源的發掘和闡述，但在哪一種法體現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種法最為優越這一點上產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強調羅馬法是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淵源的羅馬學派（Romanisten）和認為體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國歷史上的日耳曼習慣法（德意志法），強調應加強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學派（Germanistik）。

羅馬學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胡果、薩維尼和普赫塔外，還有溫德海得（B.Windscheid，1817～1892）和耶林等人。

該學派強調當前德國法學家的任務，是對德國歷史上的羅馬法窮根究底，進行深入的研究，發現其中內含的原理，區別其中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經死亡了的。胡果和薩維尼，都試圖在研究羅馬法的基礎上構造一門概念清楚、體系完整的民法學學科，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羅馬學派開始向概念法學發展。

19世紀中葉以后，羅馬學派又分為兩派，一派以溫德海得等人為代表，在研究《學說匯纂》的基礎上，使概念法學發展得更為充分、更加系統化，從而形成了“潘德克頓法學”（pandektenwissenschaft）。另一派則以耶林為首，逐步意識到概念法學的弊端，主張對法不應當僅僅作歷史的、概念的研究，還必須從法的目的、技術、文化等角度來研究。

歷史法學派中的羅馬學派轉變為“潘德克頓法學”，是當時德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19世紀中葉以后，德國開始出現統一的趨勢，統治階級開始認識到，統一的德國對于其擠入帝國主義列強是必要的。為此，在德國出現了統一立法的趨勢。1848年以后，《德意志一般票據條例》開始在德意志關稅同盟的絕大多數盟國實施。60年代，《德意志一般商法典》在絕大部分德意志同盟成員國實行。其后制定民法典的呼聲也甚高。而在這些現象的背后，則體現了國家的意志。這無疑刺激了“潘德克頓法學”的成文法至上主義。

“潘德克頓法學”的體系，由專事研究《學說匯纂》的學者海塞（Heise）創立，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溫德海得。

溫德海得既是“潘德克頓法學”的核心人物，也是后期歷史法學派的主要代表。溫德海得的代表作品有：《關于前提的羅馬法理論》（1850）、《條件成就的效力》（1851）以及《潘德克頓教科書》。溫德海得的理論主要集中在后者中。該書是德國“潘德克頓法學”的集大成。首先，該書在對所有“潘德克頓法學”文獻進行概括、整理和闡明內容的同時，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對其進行了公正的批判；其次，該書體系完整、理論結構嚴密，不僅在各項制度研究上運用了由概念的形式邏輯性操作構成的系統的法學方法，而且將其推廣到了整個私法學領域；第三，傳統的“潘德克頓法學”作品，或偏向于理論或偏向于實用，而本書則第一次將理論和實用結合在一起。它是對以往“德國普通法”理論的集大成，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具有極大的權威，不僅支配了整個德國的民法學，而且也深深地影響了1900年《德國民法典》（1888年的民法典第一草案就曾被說成是“小溫德海得”。）。〔9〕

“潘德克頓法學”的特點，一是對概念的分析、闡述非常完善；二是注重構造法律的結構體系，尤其是溫德海得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確立的五編制民法學體系，成為1900年《德國民法典》（包括后來的日本和舊中國等的民法典）的淵源；三是以羅馬《學說匯纂》作為其理論體系和概念術語的歷史基礎。“潘德克頓法學”，顧名思義，它是《學說匯纂》（pandekten之音譯）的注釋學，這是近代德國民法學明顯區別于《法國民法典》的地方（后者以查士丁尼《法學階梯》為藍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脫離現實、從概念到概念、從條文到條文的傾向。

在溫德海得將“潘德克頓法學”發展至頂峰的同時，以耶林為首的“目的（利益）法學”（功利主義法學）也在羅馬學派內部形成。耶林的主要作品有《羅馬法的精神》（全4卷，1852～1863）、《為權利而斗爭》（1872）、《法的目的》（全2卷。1877～1884）。

在這三本書中，耶林對“潘德克頓法學”只注重概念、脫離社會現實利益（權利）斗爭、脫離社會法的目的的傾向進行了批判。在《羅馬法的精神》一書中，耶林首先分析了權利概念。薩維尼將權利定義為“意思的力”，耶林主張將權利定義為“在法律上受到保護的利益”。〔10〕在《法的目的》中，耶林又對人的目的和動機作了研究，這種目的或動機形成兩個大的系列即個人的和社會的。個人對社會行為的利己動機有兩種：報答（Lohn）和力（Zwang）；

社會動機也有兩種：義務的觀念和愛的觀念。〔11〕這一學說為強調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結合的新功利主義法學出臺創造了條件：目的是法的創造者，而目的就是利益，利益又有個人的和社會的，兩者不可偏廢等等。這些思想，對以后的社會學法學的勃興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

歷史法學派中另一個學派日耳曼學派，其特點是埋頭于德國本民族法（日耳曼習慣法）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創始人是艾希霍恩，代表人物有米特麥爾（K.J.A.Mittermaier，1787～1867）、阿爾普萊希（W.Albrecht，現、反對編纂統一法典而否定該學派對世界法學發展的整體貢獻。

第四，即使是薩維尼，筆者認為也是應當肯定的。這里涉及的問題是：

一、薩維尼的作品《中世紀羅馬法史》和《現代羅馬法的體系》，對近代民法學的誕生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法學家的著作所不可替代的。

二、薩維尼提出的“法源自民族精神”的觀點，如同自然法學派認為法起源于人的理性一樣，是人類在認識法的形成方面作出的努力之一。它拓寬了人們的視野，促使人們在比較虛無的“人類理性”之外，去尋找法的起源的途徑。正是受了薩維尼這種歷史主義的、民俗學的法學研究的啟發，后人便進一步將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的方法引入了法學之中，從而創立了法社會學、法文化學、法經濟學等，豐富了人類認識法這一社會現象的手段。薩維尼的觀點是人類試圖科學地認識法的起源的無數智慧鏈條中的一環，不能全盤否定。

三、至于薩維尼的政治立場，由于其出身貴族，加上他反對自然法學派和反對編纂法典等，人們往往將其視為是代表了大封建主的利益，是反動保守的。但從他的學術成果，以及他從政時表現來分析（1842年他擔任普魯士政府的司法大臣后，曾專心于改革貴族制度、擁護城市自治、淡化婚姻法中的宗教色彩、確保出版自由、制定德意志普通票據條例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等），說19世紀40年代后的薩維尼是一名資產階級政治改革家和法學家也并不過分。

注釋：

〔1〕R.龐德著，曹士堂、楊知譯：《法律史解釋》，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作者前言”。

〔2〕〔3〕〔8〕F.Wieacker著、鈴木祿彌譯：《近世私法史》，創文社1978年版（日文），第470、471、483頁。

〔4〕〔5〕見《美國百科全書》第24卷（1978年英文版）第312

頁。引自張宏生主編：《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69頁。

〔6〕見薩維尼：《論立法及法學的現代使命》第11頁。引自山田升著：《德國的歷史法學》，載尾高朝雄等編：《法哲學講座》第4

卷，有斐閣1957年版（日文），第44頁。

〔7〕薩維尼著，小橋一郎譯：《現代羅馬法的體系》第1卷，成文堂1993年版（日文），第42頁。

〔9〕奧田昌道：《溫德海得》，載伊藤正己編：《法學者——人與作品》，日本評論社1985年版（日文），第20頁。

〔10〕村上淳一：《耶林》，載伊藤正己編：《法學者——人與作品》，日本評論社1985年版（日文），第28頁。

〔11〕Sir John Macdonell and Edward Manson,Great Juristsof the

World,p595。

〔12〕〔13〕〔14〕〔15〕〔16〕〔17〕〔18〕〔19〕〔20〕〔21〕石田文次郎：《祁克》，三省堂1935年版（日文），第174、178、180、221、199—200、213—214、76、77、78—79、73頁。

〔22〕見拙文：《十九世紀法國注釋法學派述評》，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5年秋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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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2年中國藝術品市場研究

2012年中國藝術品市場研究

馮振華

自2009年徐揚《平定西域獻俘禮圖》手卷突破單件拍品的“億元”紀錄后，明代《十八應真圖卷》、宋代《局事帖》等紛紛突破“億元”大關，2010年16件“億元”藝術品的誕生，宣告中國藝術品市場正式進入“億元時代”。

在財富效應的光環下，2011年藝術品春季拍場持續火爆，無論是中國近現代書畫第一高價作品——齊白石《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4.255億元)，還是中國古代書畫第二高價作品——元代王蒙《稚川移居圖》(4.025億元)，件件破紀錄作品的誕生，在彰顯市場“吸金”大法的同時，也使人們對下半年藝術品市場的前景寄予厚望。

相關數據顯示，2011年藝術品春拍市場共實現成交額428.42億元，同比2010年上漲112.71%，事實上，去年全年的藝術品拍賣總額也只有396.96億元。

然而，相比春拍的火爆，秋拍總體略顯平淡，“先揚后抑”態勢明顯，打破了往年秋拍業績好于春拍的慣例。無論是香港蘇富比(微博)(微博)、香港佳士得，還是中國嘉德(微博)(微博)、北京保利，都沒能再續春拍的輝煌：香港蘇富比秋拍雖然總成交逾32億港元，但與春拍的34.9億港元相比，略顯遜色;2011年春拍中國嘉德單季成交額首次超過50億元，短短幾個月后的秋拍卻直線下降23%，僅為38.6億元。雅昌藝術品市場監測中心負責人關予預計，2011年藝術品秋拍整體成交額不會超過400億元。

對此，行內觀點認為，受歐債危機等全球經濟不明朗因素，以及政府持續收緊銀根、社會資金流動性減弱，再加上今年藝術品市場不斷爆出“贗品”“假拍”等負面新聞，秋拍不如春拍理想也在預期之內。

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分析認為，2011年秋拍市場整體呈現兩大矛盾——高估價預期和市場觀望情緒的矛盾以及藝術品投資價值和升值能力的矛盾。其一，在春拍行情利好下導致的秋拍拍品估價偏高，與持續的從緊貨幣政策帶來的流動性資金壓力，以及股市、房市不景氣造成的謹慎、觀望情緒形成了鮮明的矛盾。

其二，藝術品作為另類資產，投資價值已形成共識，但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從2000年春季的6.64億元躍升至2011年春季的426億元，這一“吸金”的速度導致市場在還沒能培育出足夠且優質的收藏群體時，已滲入了太多的投資甚至投機元素。

“芷蘭雅集”創始人楊玉峰也認為，藝術品市場高歌猛進多年，卻一直忽略對投資者的培育，整個市場目前都在透支利潤，一定的調整勢在必行。

不過，北京藝融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蔣偉表示，目前社會投資需求依然龐大，資金并沒有出現整體性緊張，不必對行業前景表現得過于悲觀。

市場迎來資本時代藝術品加速金融化

相對于春拍的火爆和秋拍的調整，2011年藝術品市場的另一大特征是藝術品加速金融化。這一年，各種藝術品基金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文化產權交易所更是在全國范圍內遍地開花。豐厚利潤的吸引加上股市、房市的資金擠出效應，越來越多的機構和個人通過各種途徑將資本轉入藝術品市場，搶灘藝術品交易、收藏、流通和展示等各個環節，藝術品與金融資本的交集也越來越多。

據了解，按發行主體劃分，目前國內的藝術品投資基金運行模式主要有三種：以銀行為主體的藝術品理財產品，以信托公司為主體的集合信托投資計劃和以有限合伙企業方式設立的私募基金。三者中，信托藝術品投資基金是最主要的發行方式，投資門檻從數十萬到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元不等。

依據最新發布的“2011中國藝術品基金排行榜”報告，截至11月18日，國內近30家藝術品基金公司已發行成立了超過70只藝術品基金，基金初始規模總計57.7億元。其中，信托藝術品基金總額高達49億元，規模最大增長勢頭也最為強勁。而據用益信托網統計，去年全年，國內信托藝術品基金總額也僅7.58億元。

大量資本蜂擁而至，其對藝術品市場的影響是深遠的。楊玉峰認為，在快速擴大藝術品市場規模的同時，資本介入也為藝術品市場帶來了新問題，比如價格的泡沫和過度的投機。

事實上，藝術品投資基金并不是藝術品金融化的唯一方式，各地文交所的藝術品份額化交易(藝術品“證券化”)在普通投資者中更掀起一陣投資熱潮。自2009年上海文化產權交易所誕生后，各類文化藝術品交易平臺在國內遍地開花。相關數據顯示，截至7月底，各地開業及籌備中的文交所總數已超過30家。由于這些文交所普遍存在倉促上馬、交易制度不完善、監管缺失、虛假產品不時出現等問題，國務院11月份曾專門發布《國務院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38號文)，文交所首當其沖成為此次清理整頓的重中之重。

與文交所相比，藝術品基金繁榮的背后，潛在問題與風險同樣不容小覷。除了在藝術品市場上常見的“贗品”風險外，短期行為、竭澤而漁是當前藝術品投資基金的另一致命傷。

北京華辰拍賣(微博)(微博)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龍藏天下藝術品投資基金負責人甘學軍(微博)告訴記者，目前國內藝術品基金運作周期普遍為一年半左右，而藝術品適合長線投資，合理的周期起碼應達3—5年。

據了解，國內外藝術品投資基金運作最成功的范例當屬英國鐵路養老基金，而

其成功或許正是由于它不是急于在藝術品市場上賺熱錢，而是在25年后才將其藏品轉手兌現，獲得平均年收益率逾20%的業績。

“因為藝術品基金從建倉、價值推進直到最后退市都需要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講，藝術品適合投資，而不適合投機。”甘學軍說。

其次，藝術品基金團隊不夠規范、專業，也是制約行業發展的痼疾。楊玉峰認為，藝術品基金的管理團隊既要有藝術專業素養，也要具備金融行業知識，特別是需要保持“獨立”。

但藝術品金融化還不只是發行藝術品基金那么簡單，中國距離真正的藝術品金融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據國投信托有限公司總經理呂益民介紹，在西方發達國家，藝術金融化表現為藝術市場、藝術機構和藝術品的全面金融化，比如，藝術品投資指數的普及;拍賣機構直接為客戶提供擔保、抵押、評估、貸款等融資性金融服務等。未來風險和機遇并存擠壓泡沫勢在必行

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以來，作為第五大投資渠道，中國藝術品市場財富效應凸顯，投資年回報率高達26%，已超過風險系數較高的股票和房地產。

從世界經濟規律看，當GDP達人均1000-2000美元時，是藝術品市場的啟動期;達到4000美元以上，是流行期;當達到5000美元以上時，是快速發展期;達到8000美元，是市場大規模發展期;達到1萬美元，則是空前繁榮期。目前，中國人均GDP處于4000多美元的水平，藝術品市場正日漸引起重視。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董事副總裁寇勤認為，中國藝術品市場目前正面臨重要的機遇期。經過近20年的發展，無論是市場經驗的積累，還是拍賣公司的自我完善、市場上交易各方的各自成熟，都有了一定的基礎。在當前文化產業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未來中國藝術品市場大有可為。

據文化部文化市場司此前公布的《2010中國藝術品市場報告》顯示，2010年，我國藝術品市場整體規模快速增長，市場交易總額達到1694億元，比2009年增長41%，藝術品市場交易規模全球占比23%，僅次于美國。而據諸多業內人士分析，2011年中國藝術品市場總體規模將再度上揚，有望突破2000億元。

值得關注的是，依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日前下發的通知，自2012年起，油畫、粉畫及其他手繪畫原件;雕版畫、印制畫、石印畫的原本;各種材料制的雕塑品原件的進口關稅稅率將由12%降至6%(暫行1年)。

分析人士認為，按照此前的交易量估算，此次政策調整將為北京市藝術品進口降低關稅約7000萬元，降低進口環節增值稅1200萬元，預計帶動北京市2012年藝術品交易額30億—50億元。

2012年藝術品市場前景可期，但風險也不容忽視。不少業內人士對2012年

藝術品市場行情較為擔憂，理由一是整體經濟環境可能影響買家購買力。二是整體環境的變化可能會令貨源劇減。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藝術品價格評估專家龔繼遂也認為，2011年是繼2003年大量資本進入藝術品市場、2008年泡沫初破之后，藝術品市場經歷的一個拐點。藝術品投資在質、量、觀念方面都會經歷調整，2012年將會有一個擠壓泡沫的過程。

分析人士認為，2012年中國藝術品市場面臨的最大風險便是“去泡沫化”。隨著各類藝術品投資基金等紛紛入市，藝術品市場正從收藏型迅速轉向投資型甚至投機型，藝術品淪為低買高賣的工具，許多拍品短期內多次易手、交易價格迭創新高。在資金推動下，部分藝術品的市場成交價格已開始嚴重背離其實際價值，“去泡沫化”不可避免。

第五篇：改革開放以來南京臨時政府研究述評——紀念南京臨時政府成立100周年

改革開放以來南京臨時政府研究述評 ——紀念南京臨時政府成立100周年

摘要：近三十余年來，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具體而言，主要關注的問題如下：其一，南京臨時政府的自身問題；其二，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問題；其三，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律問題。此外，對南京臨時政府的民族問題、教育問題、文書問題等亦有所涉足。至于不足之處，主要為研究范式的制約，研究思維的狹隘。摘要：南京臨時政府；孫中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辛亥革命給予清政府致命一擊，與此同時，南京臨時政府應運而生。若置其于數千年漫長的中國史中，南京臨時政府僅存短暫的三個月時間，微乎其微，不足為道；然轉化視域，若置其于中國的政治制度史或民主發展史中，南京臨時政府則異同尋常，值得大書特書。近三十余年來，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進行了一定的關注，亦取得一些成果，鑒于此，筆者擬對其研究成果作以梳理，并指出研究中的不足之處，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100周年以作紀念。

一、主要關注的問題

1.南京臨時政府的自身問題

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的自身問題關注重點在失敗原因和政府性質問題。

失敗原因：

緣于側重點不同，學界在尋求南京臨時政府失敗之因時亦持不同看法。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主觀原因。李益然之文《簡論南京臨時政府迅速夭折的主觀原因》[1](p1-5)認為南京臨時政府最終失敗，“是由許許多多客觀和主觀的必然因素促成的。”其中，主觀因素主要有對袁世凱陰謀篡權沒有采取正確的對策；“推翻清朝政府便是革命成功”的自我窒息；沒有建立一個堅強統一的領導核心；沒有用正確的政策取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含忍屈從、妥協退讓的對外政策的嚴重危害。之外，還有許多主觀原因，如迷信議會政治，使革命黨日趨分化、墮落；為了盡快享嘗民國的權益，放棄革命，爭相從事私人投資實業活動；盲目追求“寧靜”的政治環境，大批遣散革命軍隊，等等。

資產階級內部分化的原因。其實，此因素亦可歸其為主觀原因，只是一些學者對此方面原因有意側重。如梁仲明之文《南京臨時政府夭折原因新探》[2](p49-54)認為中國資產階級的主體成份是商業資本家，在敵我雙方殊死搏斗的緊要關頭，這個階層卻醉心于自己眼前的短淺利益，不愿承受革命的暫時痛楚，最后竟背棄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革命政權，容忍和擁戴衰世凱墓權竊國。失去本階級主休成分的有力支持，是導致南京臨時政府夭折的根本原因。

經濟原因。持此觀點的學者較為繁多，如賈德臣的《財政問題對南京臨時政府夭折的影響》[3](p88-93)、張世均與胡大澤合著的《論辛亥革命失敗的經濟因素》[4](p137-140)、楊振華與楊德慧合著的《論南京臨時政府失敗的財政因素》[5](p132-134)等文章，均認為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難，無力應對諸多現實問題，財政危機日趨加深，最終導致政權滅亡。

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

關于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歷來說法不一，近年來學界仍有分歧，莫衷一是。

資產階級政府觀。趙矢元所著《論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6](p70-76)頗具代表性，該文是其六十年代所撰《論南京臨時政府》稿中一個問題，但發表之時仍持其固有觀點。趙認為一個政權的性質，取決于它由哪一集團掌握和它所實行的政策，在南京臨時政府中革命黨人占主要地位，政權基本上掌握在他們手中。此外，觀察一個政權的性質，還要看它施行的政策，要分析政策對各階級、各種政治力量的態度，即政策的階級性，臨時政府發布的政令具有資產階級性質，服務于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故而，“南京臨時政府是革命的資產階級臨

時政權。”

彭明之文《論南京臨時政府》[7](p94-114)對“國外的一些研究中，又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辛亥革命”，“認為辛亥革命和南京臨時政府都不是革命派領導”的論點，在第一部分從政權問題和《臨時約法》來論證南京臨時政府“不但是一個資產階級政府，而且是一個革命的政府。”劉桂五的《論南京臨時政府》[8](p24-31)、石芳勤的《武昌起義和南京臨時政府》[9](p59-60)、王文素的《南京臨時政府性質初探》[10](p41-43)等文章亦持類似觀點。

聯合政府觀。在辛亥革命90周年之際，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著有《南京臨時政府評析》[11](p59-64)一文，認為南京臨時政府的建立，實現了各種反清勢力的大聯合，在各部部長、次長的人選中，有同盟會革命黨人，有立憲派人士，也有舊官僚。顯而易見，其主張南京臨時政府為各種勢力的聯合政府。

在紀念南京臨時政府成立9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南京大學史全生做了《關于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問題》[12](p47-53)學術演講，之后發表于《史學月刊》，提出異于此前嶄新的觀點，認為所謂的“立憲派”、“舊官僚”是未參加革命以前的身份，自從加入革命陣營，宣布獨立，脫離清朝以后，就已經是革命分子。因此，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以同盟會、光復會等革命黨組織為核心的，包括已投入革命的原立憲派、舊官僚和一切贊同革命的愛國人士在內的革命統一戰線或聯合陣線的臨時政府。而且是一個走出了中世紀的資產階級現代民主共和政府，一個按照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念建立起來的民主共和政治體制。

關于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如趙矢元所言：“多數重要著作認為它是封建勢力、立憲黨人和革命派三種勢力的‘聯合政府’。”[6](p70-76)但今天來看，資產階級政府觀成為主流觀點已是不爭的事實。

2.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問題

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問題研究重點在于經濟政策和財政危機的影響。經濟政策：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面臨著嚴峻的財政危機，為了維持政權的正常運轉，采取了一些列財政措施，韓森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問題》[13](p19-22)歸其為九個方面：對外借款；發行公債；發行軍票；設立中央造幣廠；收取稅款；設立銀行；向私人借款；查收清政府及前清反動官吏的財產；捐款。之后，雖有文章論及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措施，然并未超出韓文所述范圍，如馮君之文《淺析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政策》[14](p73-77)、易棉陽之文《南京臨時政府之金融作為述論》[15](p41-44)、裴媛慧的碩士論文《論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財政》[16](p6-13)等。

財政政策是經濟得以正常運行的重要條件，然根本解決之策在于工商業的發展，對此亦采取相應措施，朱英之文《論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政策》[17](p43-51)列舉七個方面：明令保護工商業者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確立其自由經營工商礦務交通運輸等各種公司及企業的權利；頒布商業注冊章程；制定銀行條例；鼓勵創辦各類公司和企業；恢復市場經濟秩序；倡導興農墾殖；支持成立民間實業團體。馮君則簡單的歸納為四個方面：在中央成立實業部管理農工商礦漁林牧獵及度量衡等經濟事務；制訂《商業注冊章程》；力圖建立資產階級的法律體系，保證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嘗試推行民生主義。[14](p73-77)以上所述經濟政策主要從整體出發，宏觀把握，此外，學界亦著眼于具體經濟政策，主要對于幣制金融政策進行探究。于彤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幣制金融措施》[18](p109-113)認為南京臨時政府對幣制金融采取措施如下：中央銀行的創辦；中央造幣總廠的籌建；軍用鈔票的發行和開國紀念幣的鑄造；專業銀行法規的厘訂。湯可可、尤學民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幣制金融問題》[19](p159-172)認為幣制金融政策體現于如下幾點：致力于實現幣制統一；建立貨幣、金融的監督考核制度；鼓勵興辦銀行。崔曉峰之文《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幣

制政策及措施》[20](p87-89)亦如湯、尤之文從上述三點進行述論，無甚創新。

財政危機的影響：

賈德臣之文《財政問題對南京臨時政府夭折的影響》[3](p88-93)認為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難所產生的影響是多重方面的。對內決策方面：臨時政府領袖們為解決財政奔波，分散了政治、軍事方面的精力；巨大財政赤字使得重大決策未能實施，如北伐中止；軍費匱乏，迫使黃興大量裁軍；興辦實業沒有必要資金只好擱淺。對外政策方面：所有財政中外債占61.3%，靠外債度日勢必對外政策表現軟弱。對南北和議方面：財政困難迫使孫中山對和議態度及議定條件不得不屈就。梁仲明之文《淺論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及其影響》[21](p83-87)則指出另外不同于賈文的一點，即財政困難導致了人們對臨時政府信任度的下降。

對于財政危機的影響，學界之落腳點多為最終導致了南京臨時政府的失敗，其理論來源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從中尋求原因，正如梁仲明所言：“我們以為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無以克服的軟弱與妥協使然。”[21](p83-87)階級偏見之下，無論在近代史中前輩如何努力之過程即被斷言，其結果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而失敗無疑，近代史研究在此桎梏之下失去了其固有活力，猶如套上籠頭的馬匹，無以還原其繽紛的色彩。

學界普遍看到的是南京臨時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失敗狀況，政府數種措施的努力似乎不值一提。其實不然，南京臨時政府采取的經濟政策亦多有肯定之處，朱英對經濟政策的積極影響就曾有所關注，首先，促進了更多新式企業的創辦，直接推動了工商業的發展，其次，各類民間實業團體的創立日益增多，開創了民初民間實業團體興盛的起點，再次，南京臨時政府實施保護和鼓勵實業發展的經濟政策，并采取了許多相應的具體措施，在社會各界人士思想觀念的更深層次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17](p43-51)

3.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律問題

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律問題研究重點在于法律制度和《臨時約法》。法律制度：

在宏觀研究方面，邱遠猷之文《試論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制》[22](p17-21)主要肯定了南京臨時政府法制的進步意義，具有鮮明的反封建專制，在立法、刑罰、訴訟的方面均適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原則，并把吏治改革提到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興衰存廢的高度。但在對待帝國主義問題、土地改革問題等方面又存在局限。

唐上意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建制》[23](p115-135)對南京臨時政府擬定和頒布的一系列法律和政令從總體方面進行論述，主要涉及政權機關方面、武裝力量方面、司法制度方面、財政制度方面、發展實業方面、文化教育方面、保護人民權利和革除社會惡習方面、國家根本大法方面。劉海燕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實踐及其歷史啟示》[24](p139-143)則另辟蹊徑，從五個方面論及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狀況：第一，憲政立法，包括臨時憲法和國家根本大法；第二，行政性法規，包括政府組織法規、整頓吏治的法規和整飭軍紀的法規；第三，保障人權的法規；第四，社會性立法；第五，發展經濟的法規。至于歷史啟示，該文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之一，加強憲政建設,構筑民主與共和的法律機制；之二，依法治國，構建尊重和保障權利和人權的法律機制；之三，推進法治建設，必須走“自上而下”之路。袁應武、徐漢明之文《南京臨時政府司法制度改革》[25](p24-26)所述立法狀況與劉海燕之文無多差異。

公丕祥之文《共和革命與法律進步》[26](p130-137)認為在南京臨時政府期間，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采取以下四項原則加強法制建設：維護法制統一；倡導依法行政；堅持司法獨立；主張罪刑法定，反對刑訊逼供。邱遠猷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27](p83-86)對于新司法原則論述更為具體，主要在十一個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

重人權；司法獨立原則的提出；推行律師制度；設立陪審制度和公開審判制度；禁止非法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罪行法定，不溯既往；刑罰輕重持平，反對重刑主義；禁止刑訊，重證據不偏重口供；廢止體罰制度，實行新的刑罰制度；罪人不孥，反對株連；改良監獄，尊重人道主義。

在微觀研究方面，張希坡對南京臨時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進行比較系統的整理，搜集到前人未曾引用的文獻，特別是《民立報》中相關內容，從而著有《南京臨時政府司法行政法規考察研究》[28](p69-78)，該文主要對南京臨時政府行政法規中的司法行政法規進行探究，涉及問題主要有司法部的組織法規、各級審判機關體制建設的初步方案、關于禁止刑訊和體罰的法規、律師法草案與律師公會章程、司法部關于監獄建設的咨文、法政教育的批文和民國法律學校專章、南京臨時政府修訂法律情況概述。

賈暉之文《簡論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個人財產權的憲法保護》[29](p104-108)主要論及《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和《中國民國臨時約法》對個人財產保護相關內容，肯定了其積極意義，同時存在與社會脫節、缺乏民眾參與等諸多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為南京臨時政府的最主要代言人，劉海燕曾指出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原則便是孫中山的法律思想[24](p139-143)，雖有所夸大，但大致如此。因之，學界對于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法律制度有所關注，主要代表論文如陳漢生之文《孫中山法律思想述略》[30](p76-81)、劉世文之文《孫中山法律思想》[31](p77-79)、李學智之文《孫中山與民初法制建設》[32](p31-34)、邱遠猷之文《孫中山與中國法律近代化》[33](p54-58)、龔春英之文《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的審判制度建設》[34](p25-28)等。

《臨時約法》：

總體評價方面，劉望齡之文《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5](p41-50)從《臨時約法》的革命歷程、《臨時約法》的歷史地位、《臨時約法》的局限性等方面進行論述。此外，相關研究主要還有劉錫斌之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評析》[36](p50-52)、侯貴生之文《重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7](p90-92)以及郭欽的碩士論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研究》[38]。

失敗原因方面，張晉藩之文《<約法>，毀法，護法》[39](p42-46)認為資產階級革命派制定《臨時約法》后，錯誤地以為民國形式得到了保全，因而放棄了保衛民國的進一步努力，呈現出一派瓦解渙散的狀態，以致隨著辛亥革命的終結，《臨時約法》便遭到撕毀的噩運。王志毅之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失敗原因淺析》[40](p59-60)認為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忽視了政權對法律的保障作用，“所以一紙《臨時約法》難免失敗的命運。”音正權之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主要缺陷》[41](p142-147)則從多角度總結《臨時約法》失敗原因：除了當時政治環境的不利影響以及廣大民眾的民主意識低下外，臨時約法本身的缺陷，如制定缺乏代表性、行政權力劃分與現實政治狀況相悖離、權力劃分混亂等，也是導致其失敗的重要原因。

“因人立法”方面，在法學界、史學界普遍認為《臨時約法》的一個重要特征即是為了限制袁世凱，原來的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長期以來為主流觀點。2000年，劉篤才發表《<臨時約法>“因人立法”說辯正》[42](p152-160)一文，認為該約法規定責任內閣制卻并非針對袁世凱，而是臨時參議院基于利益的考慮所采取的擴大自身權力的措置。其實此前何善川已發文《試論民初“總統制”到“內閣制”的轉變》[43](p90-92)提出類似觀點。學界對此提出了商榷意見，如張學繼的《臨時約法：“因人立法”的產物》[44](p55)、《再論<臨時約法>的“因人立法”問題——兼與劉篤才教授商榷》[45](p35-41)。范福潮發表于《南方周末》的《<臨時約法>為什么會成為廢紙》[46]一文認為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確立《臨時約法》罔顧國情、視人立法、以國家大法為政治斗爭武器的行為，有違客觀、公正的立法精神。武寧在其碩士論文《從<臨時約法>到<約法>》[47]中明確指出革命黨人制定《臨時約法》的目的“就是以此約束袁世凱，以保衛共和，防止專制。”

制定情況方面，張國福之文《關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問題》[48](p89-92)針對以往研究中對起草時間和主稿人多有出入的狀況，通過重新考定認為臨時約法經過兩次起草，第一次起草時間是1月20日以前，27日結束，第二次起草時間是2月7日至3月8日。至于主稿人，并非學界所認為的宋教仁，而先后有景耀月等20余人，其觀點在《關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制定的問題》[49](p37-39)中有所重申，并指出主持人并非孫中山，而是參議員。張亦工之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起草人辨正》[50](p18-20)、鄒小站之文《關于南京臨時政府與<臨時約法>的幾個問題》[51](p288-295)亦與張國福持相同觀點。

上述之外，學界對于《臨時約法》研究視域亦相當廣泛，較為重要者如劉旺洪之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文化透視》[52](p51-54)、王繼洲之文《孫中山不贊成<臨時約法>》[53](p53-

56、楊天宏之文《論<臨時約法>對民國政體的設計規劃》[54](p100-114)、高天瓊之文《從社會價值認同的角度比較<獨立宣言>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歷史命運》[55](p57-62)、代曉之文《論“新舊約法”之爭的原因及影響》[56](p101-105)、劉勁松之文《南京參議院議員人數與<臨時約法>的效力》[57](p298-304)、郭欽之文《你方唱罷我登場：民國初年法統問題述論》[58](p200-202)等。

4.南京臨時政府的其他方面問題

民族問題：

在宏觀研究方面，李國棟博士論文為《民國時期的民族問題與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59]，其中第三章主要論述了南京臨時政府的民族政策，在其發表的《對南京臨時政府民族政策的歷史考察》[60](p22-24)一文中有所體現，該文認為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民族政策主要來源于孫中山的民族思想，以民族平等為指導，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新型的民族政策；同時發展了孫中山的民族思想，把民族問題納為民族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使反對民族壓迫和實現民族平等、團結緊密聯系在一起，對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祝方林碩士論文對南京臨時政府關于國內民族問題的理論主張有所探究。[61]潘先林之文《略論南京臨時政府處理民族問題的政策及設想》[62](p49-55)對南京臨時政府處理民族問題的措施進行列舉，并指出其后大多為袁世凱政府所實施。

在具體研究方面，崔巍之文《南京臨時政府與中國新型民族關系的確立》[63](p52-55)認為南京臨時政府在處理民族關系問題上，以近代文明國家民族平等的原則為指導，制定并實施了一套新型的民族政策，并基本上被后來的民國政府所延續，從而逐步在中國確立起了一種以維護國家統一和強調民族平等為內容的新型的民族關系。彭武麟以“五族共和”為考察對象，探析了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的建構問題。[64](p76-85)對此問題，常安在《近代中國的中華民族認同與國家建設》[65]中亦有所提及。

教育問題：

在教育措施方面，韓榮寶之文《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孫中山對教育事業的貢獻》[66](p47-55)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孫中山提出的教育措施進行列舉，如宣布教育宗旨，興辦各類學校，派遣留學生，建立師資隊伍，修訂和編寫新教材。通過這些措施，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教育體系初具規模，為保護教育，還對損害教育事業者嚴肅處理。楊憶寧和楊治亞合著之文《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教育事業》[67](p127-129)則從另一視角闡述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措施，主要為確立新教育宗旨，樹立新道德規范；恢復教學秩序，發展國民教育；推行普及教育，倡導女子就學；發展民族教育，重視師資培養。

在教育性質方面，趙德祥之文《試論南京臨時政府教育政策的性質》[68](p67-69)認為南京臨時政府批判清政府封建教育政策，明確提出了革命教育思想，在此基拙上廢除了以忠

君、尊孔、讀經為中心的教育政策，廢除了清朝學部頒布的教科書和含有封建專制內容的民間教科書，推行資產階級教育政策，是一次名符其實的資產階級教育革命。

文書問題：

在文書改革方面，朱蘭芳之文《辛亥革命時期南京臨時政府的文書改革》[69](79-80)主要從三個方面論述南京臨時政府的文書改革：設置與資產階級國家模式相應的文書工作機構；公文用語和名稱的改革；公文處理程序上的改革。通過以上措施簡化了公文處理手續，提高了公文傳遞效率，革除了封建官僚機構中公文上下左右往返運轉的繁雜程序。李祚明、孔慶泰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文書制度》[70](p134-136)則把文書制度分為五個方面：簡化文種，劃一程式；統一公文紀年；革除封建惡稱，確定官民稱謂；“公務以敏迅為歸，事權以分任為主”的處理程序；嚴格收文制度。黃昆源之文《略論南京臨時政府的公文改革》[71](p70-72)基本與上述兩文措施相似。

在文書檔案方面，楚晨梅與牛紅顏合著之文《南京臨時政府文書檔案工作改革》[72](p14-15)指出南京臨時政府文書檔案工作改革如下：設專人負責；廢除封建專制權力的文件名稱；公文處理程序化；重視檔案的編輯公布；利用檔案編纂歷史；檔案工作者備受重視；關心檔案的保存。侯吉永之文《南京臨時政府檔案中的公文紙式及程式變革述論》[73](p13-16)認為從清代到南京臨時政府，公文紙式及程式發生了劃時代變革：最高元首的公文與普通官署一樣，皆用白紙，無圖案，紙張用相同的折式，紙幅無分大小。公文無論上行下行，折面布局趨向簡明統一。

之外，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研究還涉及諸多方面內容，主要有南京臨時政府的社會改造[74](p77-80)、南京臨時政府與日本合辦漢冶萍公司**[75](p106-111)、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76](p93-107)(p107-111)(p27-31)、南京臨時政府報律**[77](p42-44)、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相關立法活動[78](p56-65)(p18-21)、南京臨時政府的軍事制度[79](p63-73)、南京臨時政府的警察制度[80](73-74)、南京政府時期的風俗變革[81](p90-94)、南京臨時政府北遷原因[82](p8-12)等問題。

二、研究的不足之處

從以上筆者林林總總的梳理可知，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涉及面亦相當廣泛，對一些事實有所澄清。與此同時，也存在不足之處，如研究范式的制約，研究思維的狹隘。1.研究范式的制約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學術思想領域的開放也不例外，具體到中國近代史研究，總體而言已由單一的革命范式向現代化范式、沖擊-回應范式、內卷化范式、公共領域/市民社會范式??多種范式進行轉化，基因與此，近代史研究頗顯繁榮。與之難以相對的是南京臨時政府的研究卻略為沉悶，仍在革命范式之內躊躇徘徊，逡巡不前，未能出現較大的成就與突破。

如前文所言，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學界尋求原因為資產階級無法克服的妥協性與軟弱性。其實這僅僅是一個縮影，其他方面莫不如是。

如法律制度方面，邱遠猷在《試論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制》[22](p17-21)一文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及其招致的南京臨時政府的短暫性，決定了它的法制建設帶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如果說邱文發表于改革開放之初的帶有時代烙印的話，那么劉海燕之文《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實踐及其歷史啟示》[24](p139-143)則屬于新時代的產物，但該文仍在強調“由于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者——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其所制定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帶有根本缺陷，這些缺陷是民族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妥協性的表現。反映到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身上，便是既不愿徹底反帝，更不愿徹底反封建。”法律制度是南京臨時政府

研究中的重點所在，以上舉例只是相應代表，革命范式之下的此類文章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又如民族政策方面，韓榮寶之文《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關于國內民族問題的理論與實踐》[83](p42-47)認為孫中山的民族政策“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在對待國內民族問題上，還存在著不少的缺點和錯誤。”崔巍亦在《南京臨時政府與中國新型民族關系的確立》[63](p52-55)中指出，“由于其資產階級本性，它實行的新型民族政策中也存在一些缺點和局限性。”祝方林在其碩士論文中亦稱資產階級由于“其自身的軟弱性，使得其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理論仍不乏失當之處。”

再如關于南京臨時政府的失敗原因，劉桂五在《論南京臨時政府》[8](p24-31)中指出，“其主要原因有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而起決定作用的則在內部，即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李益然認為“軟弱的階級、軟弱的政黨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卻要對付一個得到帝國主義列強支持，經濟、軍事實力都強于自己的袁世凱北方政權的挑戰，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p1-5)??

學界對于南京臨時政府的種種弊端與局限一言以蔽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究其緣由，乃單一革命范式制約使然。此種研究是史學不成熟的表現，范式的僵化。

范式演變為規律性的東西，使人們提起南京臨時政府，想到其失敗了，再即想到是資產階級領導的緣故。治史者限于此預設的陷阱之中，思維惰性隨之生成，治史者不會去證偽傳統范式，而只是停留在經驗層次上，固步自封，不能自拔。此種狀況倘若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研究沾有時代印記還有情可原，可如今依然亦步亦趨，那么就值得反思。

學術研究重在創造出什么，而并非復制出什么，是創新，非重復，研究南京臨時政府者每篇文章之后冠以“資產階級軟弱性”，學者則扮演了復制機的角色，如此之“創造”惟使史學顯得蒼白無力，猶如“枯藤老樹昏鴉”，毫無生氣可言。

值得指出的是，在革命范式之下一些學者遇到兩難之題，一方面需要痛斥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另一方面又要努力維護孫中山的形象。如楊華山在探討南京臨時政府與日本合辦漢冶萍公司**時，指出“值得加以探討的是孫中山的妥協與軟弱。”進而辯解為：“各方面的跡象都可以確定孫中山主持的‘漢冶萍事件’是‘革命的妥協’，而不是‘叛徒的妥協’。革命的妥協是：在形勢不利于己時對敵人作暫時的必要的讓步，臥薪嘗膽，加快國家建設的步伐，增強自己的實力，雖說失去了暫時的小利權，但贏得了長遠的根本利益，時機成熟即起而抗爭，收回利權。”[75](p106-111)南京臨時政府研究要有所突破需在突破范式上下大力氣。應當承認一些學者在此領域研究運用現代化范式進行嘗試，然為數甚微。值得指出的是，不可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筆者并非有意指責革命范式，其亦有閃光點之所在，問題在于范式的單一，使得史學研究教條化、簡約化、公式化，急欲尋求“規律”，豈不知歷史并非自然科學，本無規律可循。

2.研究思維的狹隘

通觀南京臨時政府研究成果，多限于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律問題，兼及經濟問題、民族問題、教育問題等，而其他方面鮮有論及。再者，對于南京臨時政府及相關問題的宏觀性、整體性的評論、概括多有體現，而具體、深入的探究則尤為不足。

何以至此，恐怕學者的研究思維狹隘是一重要緣由。

法律問題成為南京臨時政府研究的焦點，不足為奇。需強調的是此領域研究，除了史學者的努力，法學者亦參與其中，如邱遠猷、張希坡、張學繼、劉篤才等等。其他領域主要為史學者的研究成果，學者邊界意識強烈，視野不夠開闊，自我圈地。知識結構過于單一化，研究領域過于狹隘化，極大地制約了治史者的視野，這使得科際整合顯得尤為迫切。

受主流意識影響，南京臨時政府研究存在集聚效應，缺乏原創思維的滲入。如湯可可、尤學民的《南京臨時政府的幣制金融問題》[19](p159-172)與崔曉峰的《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幣制政策及措施》[20](p87-89)兩文的第二章框架大體一致，無甚差異，此種狀況不只一例，多有存在。往往人們喜歡探究熟識者，而漫忽了生僻者；然熟識者研究翻來覆去，毫無新意，味同嚼蠟，生僻者具有深邃的研究潛質，而無人問津，備受冷落。史學研究在于別具一格，所以必須解凍生僻的歷史，激活史學思維。

與其拾人牙慧，不如轉換視角。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拓寬史學思維，轉換研究視角，或許會達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事半功倍，柳暗花明又一村。如劉旺洪指出“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對中國近代史進行研究已經為人們所熟悉。然而，用文化研究的觀點著力于分析近現代歷史上的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文獻，在我國著實是做得很不夠的。”因之，劉從文化學視角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進行了探究。[52](p51-54)陳曉楓在此方面亦作嘗試，認為“從憲法文化上看，《臨時約法》的命運反映的是更廣闊的文化傳統對于‘大典’和‘朝綱’的處理法則。”[84](p33-36)改革開放以來的史學進步最重要的表征是史學研究領域的變化，即由政治史、軍事史向文化史、社會史的轉變。簡言之，關注重點向下層史學蔓延。而南京臨時政府研究者在此方面關注度卻大為欠缺，所矚目者非孫中山、黃興之流，即資產階級、參議院等等，人民大眾與其失之交臂，擦肩而過，成為“不受關注的群體”。艾萍之文《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風俗變革——以上海為個案》[81](p90-94)主要運用《申報》、《時報》、《民立報》等報刊資料對下層大眾對于政府推行的禁毒、禁煙、剪辮、易服、放足、改易稱呼等等風俗的變革進行探究，即是對下層史學的有力回應。

蘇全有在《對近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85](p74-81)一文中指出的：“不僅精英、經典需要思想史濃墨重彩地書寫，很多沒有思想亮色的蕓蕓眾生，他們那似可模糊的一片灰云也值得人們深深思考，著力描繪。也就是說，思想史既應寫凸顯者，也應寫蟄伏者，既要書變異者，又要書‘綿延’者，既要關注主流文化，又要關注邊緣性文化，既要重視精英文化，又要重視民間性文化。”其實，不僅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如此，南京臨時政府研究亦是如此。

此外，研究思維的狹隘表現在缺乏對南京臨時政府具體、深入的探究，學界往往淺嘗輒止，泛泛而談，人云亦云，研究路徑過于宏大。其影響之一是學者只知南京臨時政府、《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不知其細節，因此有學者強烈呼吁“應當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條文原貌”。[86](p52-58)史學研究常常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于細微處見真知。影響之二是學界對于一些事件的具體人物、時間張冠李戴，混淆不清，如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時間和主稿人方面，張亦工、張國福、鄒小站等有所澄清，而其他事件呢？是不是都準備無誤，不存在以訛傳訛的現象，難以盡然，這就需要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南京臨時政府的研究如要有重大進展，亦需“源頭活水”，即開拓的思維。研究者亟需摒除畫地為牢的邊界意識，敏于沉思，具備反思型的開放理念，使固有視角有效轉換，同時在廣度與深度上狠下功夫。

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100周年之際，筆者對于改革開放以來南京臨時政府研究作以扼要的梳理，并認為此領域研究要有重大突破，需要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研究思維的不斷拓展。相信隨著這些問題的逐漸解決，南京臨時政府的研究會有顯著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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