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30年中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年中的問題

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從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及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來看，都屬于科學社會主義的范疇。但是，由于在指導思想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認識不完全清醒，思想僵化，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中確有不少不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東西，概括地說，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純”的所有制、計劃經濟體制、以階級斗爭為綱、高度集權。恩格斯說，社會主義“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每一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所以為了走出中國自己的道路就必須通過改革開放把不切合中國實際的東西，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東西改掉，并且打開大門走向世界。

回顧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我國取得的成就斐然。在經濟上，200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24.66萬億元，居世界第四位；GDP約占世界的5.5%，而1978年時中國GDP僅為世界 的1.8%，為中國有史以來最低(據著名經濟學家Angus Madison《中國長期經濟運行》(1998年)一書，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1820年中國GDP占世界的32.4%，居世界第一 位，1890年降為13.2%，1919年降為9.1%，1952年降為5.2%，1978年降為5.0%，改革開放后1995年上升為11%)。在社會生活方面，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5年41.8％、2006年的43.9％，近30年向城市轉移了4至5億人。改革開放后，中國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文化事業等方面也取得了較大的或一定的成就。目前，中國高等教育規模世界第一、博士生數量世界第一、大中小學生數量世界第一；政府先后在農村和城市推廣了免費義務教育，2007年又開始實施師范大學生免費教育試點。在民主法制建設上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言論自由、遷徙自由，絕大多數國民的公民權利獲得保障；中國社會、文化呈現多元化發展的態勢；民主政治有所進展，最高領袖的個人獨裁已經讓位于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事業在曲折中前行，物權法、監督法、行政許可法、反壟斷法等得以實施；新聞媒體擺脫了全盤歌功頌德的局面，輿論監督、網絡監督的力度不斷加大；人大、司法、監察、審計等的獨立作用越 來越明顯。

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總體上來說很成功，但是，我們要清醒地看到，從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轉變還遠遠沒有完成，并且我們在改革中遇到了許多問題。

回顧三十年來的改革，我們體會到，從舊體制轉變為新體制，從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轉變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確實是一場革命。在改革進程中，困擾改革者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姓資姓社”的問題。改革從起步時起，就有人指責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改革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姓資姓社”的爭論。鄧小平針對“姓資姓社”的爭論，明確指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此之外，還存在許多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政府與政治體制問題。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最大的失誤是公權力失控，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約束政府和官員，以至于逐漸形成了龐大的特權利益集團，嚴

重地阻礙了公民社會、法治國家的建立。改革開放之初，為了應付經濟搞活、人員流動、言論放開的局面，保證社會的穩定，同時，為了以政府之手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最高當局自然選擇了建立大政府、強政府的模式。然而，市場經濟要求的是小政府、有限政府、適度政府，要求政府不錯位、不缺位、不越位，要求公權力退出微觀經濟、退出市場，履行宏觀調控、提供公共產品、建立社會保障、保衛產權等職能，否則會導致“政府失敗”——政府的尋租活動，官員的腐敗；政府部門的自我擴張，官員不斷地擴大支配資金的規模；政府機構工作的低效率，政府職責的推卸。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恰恰伴隨著兩個相反的運動——經濟的自由化、市場化，政治思維的僵化、政府的大規模化。一方面，公權力大肆地介入市場經濟，從改革開放之前的三級政府（中央——省——縣，那時的地區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縣政府的派出機構，規模很小）發展為改革開放之后的五級政府（中央——省——市——縣——鄉鎮）或五級半政府（加上村委會半級政府）；各級政府的部門迅速增加，雖經過歷次“精簡”，但機構越減越多，編外機構更是如惡性腫瘤一般繁衍。前審計長李金華曾經指出：國家審計署調查了31個部委，每個部委除了下面的幾十個司局之外平均還有163個自行設置的非國家編制的機構；目前中國的縣市一般設有80至120個編內機構，另外有數不清的臨時機構和事業單位。政府的超級規模化并沒有起到強化社會控制的效果，恰恰相反，由于存在嚴重的政府失敗和官員的敗德行為，導致中國的“軟政權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法不依，執法犯法”；各級政府的權威性、公正性受到了空前的質疑；地方政府信用不斷降低，社會不滿情緒不斷增長；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社會藍皮書》顯示，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有數據表明，2006年的群體性事件已經達到八萬起。可見，那種認為大政府可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可以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的想法完全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公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的制約與監督。長期以來，為了批判與抵制發達國家政治的“三權分立”，有關方面以至于違背人類文明的“權力必須分立、制衡”的原則，將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全部集中于一人或者少數人手上，形成同體監督、自我監督的荒謬機制。各個地方的司法、檢察、監察、反貪、審計、新聞等都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媒體皆為各級政府所控制，往往成為自我美化、逃避問責的工具。由于遲遲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權制度及由特權引發的腐敗問題、民生問題、行政性壟斷問題、弱勢群體問題成為當今中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社會與公民權利問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陸通過戶籍制度、單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證制度（糧票等）把人民牢牢地束縛在居住地，幾乎不存在自發的人口流動。改革開放之后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單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證制度逐漸松動或瓦解，但是戶籍制度依然故我，幾乎沒有進行過全局性的實質性的改革。由此，如今的戶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權、農村人的社會底層化。而且隔離型的戶籍制度，將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城市之間割裂開來，按照特權、等級、排序進行治理，保護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時損害另一部分人的權益。源頭上的不公正日益成為仇恨、犯罪的淵藪。戶籍制度與市場經濟完全相悖離、相沖突，成為“三農”問題的禍根，嚴重阻礙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戶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無限度地榨取農村的財富、富裕地區可以無限度地掠

奪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源，而無須負責外地人的社會負擔，不用考慮外地人的醫療、工傷、養老、子女教育問題，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財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內。有專家統計，每個農民工每年創造的剩余價值是1.9萬元，全國有2億農民工，每年創造的財富為3至4萬億人民幣；另據統計，由于國有銀行不給農民貸款，農村郵政儲蓄也只存不貸，因此，農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億人民幣，進一步維持了城市的繁榮。可以說，中國城市的發展，是以犧牲農民工的利益、放任農村越來越貧困為代價的。西方評論家認為，“中國的城市像西歐，中國的農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如果不廢除戶籍制度，中國的“三農”問題就永遠不可能解決。遷徙自由是現代國家公民權利的重要內容。在中國，很多人回避或者從來不敢正視公民的自由遷徙權以及對自由遷徙權的限制所帶來的危害，好像在中國，人口多，人民的遷徙權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當中國社會出現種種不公平的事件時，人們只是震驚、氣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個領導人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沒有人性。例如孫志剛事件，雖然導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廢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戶籍制度、暫住證制度、歧視制度卻紋絲不動。由于長期以來中國沒有樹立社會正義、公平思想，沒有“正義壓倒一切”的理念，相反，奉行“穩定壓倒一切” 的錯誤指導思想，一些官員以社會穩定為借口，剝奪當地人民的話語權、談判權、參與權、管理權、組織權、投票權、抗議權，導致弱勢群體不斷擴大，社會道德沉淪，群體性事件頻發，最終難以維護社會穩定。

經濟問題。中國社會問題的核心是特權與壟斷。特權市場經濟釀成了腐敗市場經濟、不公平市場經濟、不道德市場經濟的后果，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過度壟斷造成了社會矛盾與沖突的激化。特權壟斷利益集團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禍害。特權壟斷也使得中國淪為世界的打工崽。由于國有大銀行不屑于為小企業服務，不給小企業貸款，而能夠為小企業服務的中小銀行、私人銀行又不允許存在，加上小企業沒有技術創新能力，沒有自主知識產權，企業稅賦之重居世界第二，企業的利潤率微薄，沒有資金投入到研發之中，因此，中國只能成為世界廉價的加工業基地，小企業無法發展壯大。據報道：美國擁有中小銀行7000余家，歐盟也有社區銀行等8000余家，而中國的金融業被特權勢力所壟斷。所以，中國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壟斷國企進入了世界500強，使得國民福利受損，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業，整個珠江三角洲上百萬個企業的產值之和也僅相當于一個跨國大公司的產值。特權壟斷還造成了新農村建設的失敗。農民應當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但目前由于金融壟斷，農村處于金融真空的狀態，國有大銀行不愿意也不可能為農民貸款，農村的土地、宅基地由于是集體所有，不能夠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變用途，所以，農民已經沒有了創業的可能。新農村建設只能淪為地方政府的政績工程。臺灣有農會，農會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給農民貸款；美國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國目前有誰給農民貸款？農村合作信用社也產權不清，壞賬率達56%，而且一直為地方政府所控制。農民已經無法在農村創業，只能流落到城市，成為苦力和打工崽。

環境問題。生態環境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底座，不可恢復的生態環境破壞等于是斷了子孫后代的活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奉行唯經濟主義的指導思想，不惜破壞人民的生存基礎和生態環境，以謀取一時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提高。

2007年中國環境綠皮書指出：中國的生態環境“局部治理，總體惡化”。特別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澇；長城內外，沙暴連連。現有森林系統之所以未能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效益和服務功能，正是因為質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轉化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屢遭破壞，大面積人工化和單一化，加之森林總體數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無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國生態環境持續惡化、自然災害愈演愈烈的勢頭。中國正在為環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價。世界銀行2001年發展報告中列舉的世界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占了16個。中國許多大城市肺癌標化死亡人數增加了8~10倍。據研究，空氣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為導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經濟成本約占中國GDP的3%~8%，相當于廣東和上海GDP的總和。另一個數據是，到2020年，中國僅為燃煤污染導致的疾病就將付出3900億美元。

目前改革處在關鍵階段，問題很多，矛盾復雜，難度很大，各種議論紛起，我們要下最大決心，拿出民主革命時期提出將革命進行到底那樣的決心、氣概和魄力，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雖然改革開放成就與問題同樣突出、經驗與教訓刻骨銘心，但只要中國政府總結經驗，接受教訓，勇于糾錯，改正缺點，中國還是可能從目前的“反改革 開放”時代過渡到“新改革開放”時代的。只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會取得更大的發展和進步。

滴水成海，集體是由個體組成的。要想中華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我們沒一個人的不懈努力。我國進行改革開放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需要我們的共同努力，從身邊做起從小事做起，為“中華”這座大廈奠定堅實的基礎。

動力與機械學院 自動化二班趙聰聰 2010301470033

第二篇：改革開放造成的主要問題

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與此同時，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各種深層次的矛盾逐步顯露出來，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分化問題，地區發展差距問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行業壟斷問題，工人下崗失業問題，城鄉社會保障問題，教育、醫療改革問題等。只有在認清問題、吸取教訓的前提下，才能深化改革，有利于以后經濟、政治等工作的展開。

一、官員貪污腐化，引發各種沖突

貪污是每個國家都會存在的問題，歷史由來已久。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后，貪污問題越來越嚴重。2009年是群體性事件頻發的一年，這里面一個重要原因是各地官員貪污腐化，滋生了眾多社會問題。群體性事件的對立雙方往往是人民和警察或者是政府，這就說明人民對政府的做法感到不滿，人民對政府感到失望，而這不滿和失望的根源往往是貪污腐化。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人們的利欲心被快速發展的經濟所激發，面對物欲橫流，立場不堅定的掌權者往往會做出貪污的事，并一發不可收拾，導致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信仰缺失。民眾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途徑，或者說不相信政府，只能采取上訪、聚集在一起鬧事等手段，這會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

二、社會道德水準下降，出現眾多假惡丑現象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鼓勵勞動致富，致富光榮的觀念深扎根于人們的頭腦中。這就導致了很多人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致富。這幾年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整體道德信仰的缺失。

三、城鄉、東西部和社會各階層的貧富懸殊，激化了很多矛盾

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總有一天會演變成兩極分化。封建社會里農民造反的例子不勝枚舉了。在那時候，當貧富差距到達頂點的時候，就會發生社會**甚至引起改朝換代。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中國目前的社會構成已經與封建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當家做主。那種封建社會的剝削方式不會回來，人民的政治以及文明意識已經有了根本的轉變。當然不會發生封建社會下才有的**之類的事情。但是，有一點是相似的，中國的農民還是處在社會的底層，他們的經濟、政治地位都是社會的底層。

貧富的懸殊激化了中國人的仇富心理。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仇富心理，加之貧富懸殊，將會引起很大的社會問題。據有關數據，中國還有9000萬人達不到一天一美元的購買力標準。這應該足以引起社會的重視。說嚴重一點，在目前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的背景下，農民越來越窮，這么多人就是社會不安的一顆定時炸彈。

四、經濟發展的同時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

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為了發展經濟，人們往往忽略了環境的保護，導致了諸多問題，如沙塵暴、水污染、大氣污染等。

五、科學認識并正確對待這些問題和矛盾

首先，我們要看到這些矛盾、困難和問題是在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過程中出現的，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其次，我們要看到這些矛盾、困難和問題都是屬于體制內的，是可以依靠社會主義制度來獲得解決的。再次，我們還要看到這些矛盾、困難和問題是前進中的、發展中產生的，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才能得到解決。”

改革開放作為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變革，擔負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歷史使命，同任何偉大變革一樣，這必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艱難曲折的過程，不可能不遇到困難和問題。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全新事業，沒有可供參考的現成答案，要靠我們大膽地探索和試驗。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困難和問題，有的是舊體制下積累和潛伏的，有的是新舊體制交替和摩擦產生的，也有的則可能是人們認識上的局限性帶來工作失誤而造成的。

改革開放是一個長期的漸進過程，一定時期內手段和條件的成熟程度制約著我們對矛盾、困難和問題的解決程度。我們必須十分注意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任何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的想法都是不現實的。

第三篇：要更加注重縣域改革開放問題

要更加注重縣域改革開放問題.txt當你以為自己一無所有時，你至少還有時間，時間能撫平一切創傷，所以請不要流淚。能滿足的期待，才值得期待；能實現的期望，才有價值。保持青春的秘訣，是有一顆不安分的心。不是生活決定何種品位，而是品位決定何種生活。

要更加注重縣域改革開放問題

楊 宜 龍

當中國改革開放的航船風雨兼程到“而立”之年時，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被創造了出來，一片又一片新天地被開辟了出來。然而同時，困難和風險也接踵而至。其中，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滯后和困境便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中國廣大縣域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顯得相當滯后。”①

與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滯后相對應的是縣域改革開放的嚴重滯后。三十年來，在縣域改革開放的學術園地里難見醒目的花朵和挺立的大樹；三十年來，縣域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也難見持久、普遍和充滿希望的建樹。可以說，正是由于縣域改革開放的滯后才導致了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滯后。

這就啟示我們，應該而且必須注重縣域改革開放問題。

要更加注重縣域改革開放的特點

今日的縣域改革開放，已經不同于三十年前的改革開放，也不同于過去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更不同于以大中城市為依托的區域改革開放。因此，我們應該深入認識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的新特征。

第一，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具有代表性。新階段的縣域改革開放是一種標志性的改革開放。它既不像鄉鎮改革開放這種主要專注于村鎮建設、發展、管理的鄉村型改革開放，也不像地級市、省（區、市）、國家主體功能區改革開放這種主要專注于大城市建設、發展、管理的城市型改革開放，而是一種新的統籌協調城市和村鎮發展的城鄉結合型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實質上是一場消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革命。

第二，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具有全面性。新階段的縣域改革開放是一種全方位的改革開放。它不再是單兵突進，而必須全面地、整體地推進。一方面，它要求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的改革開放綜合籌劃、協調推進。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既要改革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至今已經不相適應的“舊的舊體制”，又要求改革1978年以來形成的許多至今已經不相適應的過渡性的“新的舊體制”。②同時，它還要求將改革和開放相互結合、共同推進。第三，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具有基礎性。新階段的縣域改革開放是一種根本性的改革開放。它要求在著力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這一大課題下，徹底解決制約和阻礙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從而使縣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管理運行機制在根本上從阻礙機制轉變為促進機制。并由此給各方面、各層次的改革開放提供更廣闊、更有利、更堅實的平臺。

第四，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具有差異性。新階段的縣域改革開放是一種多樣化的改革開放。且不說縣級市、區的改革開放已不屬于縣域改革開放的范疇，僅就普通縣的改革開放而言，其區域、地理、資源、交通、人口、文化、經濟社會發展基礎等等方面都有著極大的差異。因此，縣域改革開放不可能是一種“一刀切”的標準化的改革開放，而必然是一種“百花齊放”式的多樣化的改革開放。

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的新特點，既突出地反映了縣域改革開放的一般性實質，又鮮明地

反映了縣域改革開放的現實性要求，并且為深入探討和推進縣域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新的基地和平臺。

要更加注重縣域改革開放的地位

在改革開放進行了三十年之后，縣域改革開放的地位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它在全國和縣域發展大局中的作用和意義進一步深化和凸顯。

首先，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對于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和保持國家長治久安具有根本性地位。目前，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大“瓶頸”，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不穩定誘因。而這一切大都來源于現行的所有權制度、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公共服務體制、社會管理體制等一系列舊體制維護、延續、加重了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因此，如果不通過縣域改革開放從體制機制上徹底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就不可能從根本上保證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其次，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在我國全面改革開放的新布局中具有基礎性地位。現在我國已經進入了城鄉統籌發展的新階段，這使得縣域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正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所指出的，建立統籌城鄉二元體制的新機制將成為新時期改革的一個重點。③這表明，以消解城鄉二元體制為根本任務的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已經與政治體制改革、壟斷行業改革一同成為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的攻堅工程和基礎性工程。

再次，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在縣域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轉折性地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長期滯后的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投入不足、扶持不夠的問題，招商引資也絕非萬應靈丹、絕非治本之策。正如中共陜西省委書記趙樂際所說：“改革不到位、體制機制不完善、開放水平不高，既是建設西部強省進程中諸多矛盾和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也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主要障礙。”④可見，改革開放是否成功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社會是否能夠良性發展的分水嶺和轉折點。它表明，只有當縣域改革開放實現了實質性的突破，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局面才會有根本性的轉變，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春天才會真正到來；否則，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將永遠爬不出嚴重滯后的泥潭。

這里，我們還要特別指出，現實中忽視縣域改革開放地位的情況相當突出和嚴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曾指出：“現在確實在各個層面上都存在著一種‘改革疲勞癥’”。⑤而我們要說的是，“縣域改革開放冷漠癥”在中省市縣各級更是司空見慣，甚至習以為常。因此強調注重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不僅具有正本清源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直接的現實糾偏意義。

要更加注重縣域改革開放的模式

說起縣域改革開放，人們往往最先想到的是要學習某個百強縣或先進典型縣，并效法它們改革開放的模式。比如，有人主張學習昆山模式，有人主張學習溫州模式，還有人主張學習壽光模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這卻是一條錯誤的思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和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原理啟示我們，在尋找發展道路時，絕不能對著別人的屁股頂禮膜拜，而應當看得更遠，做出更加科學的選擇。

一是推進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應當堅持主題型的模式。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是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為主要任務的改革開放。因而，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必須把從體制機制上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始終作為自己一以貫之的主題，始終作為自己堅定不移的主攻方向、主要路徑。這一主題自然包括了解決城鄉二元的土地制度、城鄉二元的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城鄉二元的戶籍管理制度、城鄉二元的選舉制度、城鄉二元的教育制度、城鄉二元的公共服務體制等基本問題。當然，從體制機制上解決城鄉二元結構，不能簡單地、錯誤地以

城統鄉、以城化鄉、“以城役鄉”，而應該在工業化、信息化、市場化、城鎮化和全球化的新平臺上，通過城與鄉作為平等主體的優勢互補、共同提升，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有機融合、相得益彰的新的平衡機制。

二是推進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應當堅持組合型的模式。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是一種全方位的改革開放。因此，既不能把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限制在經濟體制改革這個狹窄的“條條”內，更不能把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限制在農村這個狹窄的“塊塊”內。而應該在縱的方面把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結合起來，在橫的方面把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對內對外開放結合起來，并且把縱橫兩大方面結合起來整體推進。比如，“農民工”這一復雜的問題，就應該通過組合型的改革開放從根本上加以解決。

三是推進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應當堅持跨越型的模式。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行的改革開放。在這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不僅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世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滯后的縣域改革開放在一些方面無疑具有后發優勢。在推進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時，落后縣與發達縣市將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落后縣的改革開放，應該盡量避免發達縣市在改革開放上所走的彎路，自覺地去跨越“新的舊體制”的陷阱，從而使本縣域的改革開放力度更大、成本更小、收益更優。

四是推進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應當堅持本土型的模式。縣域發展狀況的千差萬別和縣域發展差距的不斷拉大，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國情。因此，不可能有“放之全國而皆準”的縣域改革開放模式。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必須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要求，同本縣域的資源稟賦、優勢、特色結合起來，走縣域改革開放本土化、特色化的道路，才能使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在本縣域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當然，上述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所應堅持的四種模式并不是獨立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貫通和緊密相連的。或者換句話說，具備了以上四個基本要素的模式，才是一個科學有效的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模式。

要更加注重縣域改革開放的機制

縣域改革開放是一項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它有其自身的運行機制和運行規律。深入認識和正確把握其機制，才能更好地推進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

其一，推進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要堅持縣級主抓的責任機制。在推進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上，中、省、市、縣、鄉鎮各級都有責任，都應該抓。但卻應該由縣一級主抓。陸學藝等人關于中國現行行政體制的論述，深刻地說明了縣級主抓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唯一性。他們指出：“從中國行政體制框架看，縣級政府是具備完整政府功能、職能和權力的基層政府，地級以上的政府管轄范圍太寬、太大，一般專注于大城市的建設、發展和管理，無暇顧及農村的發展。縣以下的鄉鎮基層政權組織的功能則不完整，不能起到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這意味著在市場化條件下，縣級政府幾乎是縣域內唯一具有整體意識和集體行動能力的主體”。⑥當然，有責必應有權。要讓縣級政府承擔起主抓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的責任，就必須進行“縣域賦權”。⑦一般至少應由省級政府賦予縣級政府相當于地級市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甚至作出更大的賦權。

其二，推進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要堅持協作攻堅的落實機制。由于受“改革的邊際成本遞增規律”⑧的影響，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的難度會越來越大。這就要求，一方面，在推進縣域改革開放時要協作，縣域內的條條塊塊、方方面面必須一盤棋、一條心、一個聲音、一致行動，縣以上各級黨委、政府也要對縣域改革開放大開綠燈、放權讓利、撐腰打氣。另一方面，在推進縣域改革開放上要攻堅，對制約各自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體制機制障礙，要找準病灶，選準切入點，敢于刀下見血，敢于刮骨療毒。

其三，推進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要堅持民主法制的保障機制。三十年來，中國一直采取

“漸進式增量改革”。由此帶來的副作用，使得既得利益階層成為現階段改革開放的嚴重阻礙。吳敬璉指出：“由于某些在轉型期中憑借特權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擾，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礙或者遭到扭曲，從而使腐敗等‘權貴資本主義’的現象愈演愈烈”。⑨李佐軍也指出：“有一些‘偽改革者’打著改革的旗號謀取私利”。⑩因此，為了防止改革開放被阻止、扭曲和異化，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必須自始至終依靠群眾、相信群眾、代表群眾，而不能簡單地由某幾個人或某幾個部門說了算。同理，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也必須以法為據，依法推進。唯其如此，新階段縣域改革開放才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創新、順利推進。

注釋

①陸學藝、王春光、胡建國《縣域現代化：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紅旗文稿》2008年第3期。

②鄒東濤《改革“而立”之年話“爭鋒”》，馬國川《爭鋒》（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8年3月）序。

③見王淼《農村改革要盡快和城市改革結合起來》，《中國改革報》2008年4月7日。④見于猛、楊彥《趙樂際：改革創新是工作的主線》，《人民日報》2008年3月12日。⑤見馬暉《思想解放就是要解決“改革疲勞癥”》，《文摘報》2008年2月13日。

⑥陸學藝、王春光、胡建國《縣域現代化：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紅旗文稿》2008年第3期。

⑦參見陸學藝、王春光、胡建國《縣域現代化：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紅旗文稿》2008年第3期。

⑧鄒東濤《改革“而立”之年話“爭鋒”》，馬國川《爭鋒》（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8年3月）序。

⑨見陶衛華《吳敬璉談改革30年》，《小康》2008年第4期。

⑩李佐軍《中國三十年改革的問題》，《中國經濟時報》2008年3月27日。

（作者系中共略陽縣委黨校常務副校長）

（楊宜龍2010年3月22日制作）

第四篇：改革開放35年成就與問題(原創)

改革開放35年的一些問題

大家都知道，批評與自我批評始終都是中國共產黨優良的三大作風之一。任何問題都有兩面性，有得就有失，有成就也會暴露問題。正是因為始終堅持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才有了堅持正確方向，糾正錯誤思想，才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健康快速崛起的中華。

改革開放35年，地覆天翻的變化確實讓我們振奮，成就縱然巨大，細細數來一言難盡，我就不再多說了。但要想更好更快的健康發展，實現那個美麗的中國夢，冷靜下來的居安思危也許是我們更應該去做的。

（在當今主流媒體一片宣揚改革開放35年輝煌成就的同時，網上也有越來越多的輿論根據當前社會許多嚴重問題和鄧小平有關講話對改革開放的根本方向提出質疑，甚至認為：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失敗了！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鄧小平晚年確實對改革開放有所反思

鄧小平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雖然改革開放初期，他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支持農村包產到戶，解散人民公社，城市國企改制，發展了一大批私企，實際上啟動了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私有化浪潮，但鄧小平同時也為改革開放規定了“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四項基本政治原則，說明鄧小平設計改革開放的初衷，并不是完全放棄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想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以后帶動大多數人共同富裕，但改革開放實際的發展情況，私有化的閘門一旦打開，大量私有企業如脫疆之馬沖遍中國大地，社會迅速產生貧富兩極分化。這種情況使鄧小平逐步看到，由他設計和開創的這條改革開放之路，正在越來越偏離社會主義而走向資本主義，所以他曾多次講話告誡全黨，要注意改革開放的方向，下面我們可以摘錄一些鄧小平這方面的講話：

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日本友人談話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６４頁）

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的談話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２０８頁）

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３７４頁）

如果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在中顧委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９１頁）

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會見馬來西亞朋友談話《鄧小

平文選》第三卷第３６４頁）

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會見西班牙副首相的談話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２２９頁）

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１５４頁）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在全國科技會議上的講話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１１１頁）

綜上所述鄧小平講話的精神，可以看出：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是要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走貧富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道路，并且明確指出：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導致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我們的改革開放就失敗了。

我想，鄧小平的上述講話精神與對全黨的告誡，是否可以理解為鄧小平晚年對他自己所設計的改革開放之路的一種反思與醒悟，現在人們把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歸結為以鄧小平理論為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那么，上述鄧小平講話精神，是否也應成為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涵呢？

面對嚴重兩極分化的現實，改革開放不是失敗了？

鄧小平的上述講話大致是在1983～1985年期間講的，當時應該還處于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已經看出了改革開放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與導致兩極分化的危險。遺憾的是，鄧小平在他有生之年并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制止這種情況，而他的第三代后繼領導人似乎也沒有重視鄧小平防止改革開放走向資本主義的告誡，繼續大力推行私有化，以致在改革開放35年后的今天，看我們當今社會：私有經濟分額已經超過公有制成為主體，一個新產生的資產階級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政治思想意識領域不斷影響甚至主導著我們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嚴重程度已在世界名列前茅：一方面，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特別是數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不僅起碼的勞動權益都得不到保證，如勞動時間、勞動安全、最低勞動報酬都不能及時拿到還要艱難討薪，加上農村留守兒童、婦女、老人和流動兒童在教育、醫療、住房各方面的困境，確實把他們壓到了社會貧困線的最低層；另一方面，在私有化浪潮中以各種不正當手段暴富起來的各種老板，加上與他們勾結在一起的貪官污吏已經形成了一個中國特色的特權富豪階層，他們擁有百萬、千萬和億萬財富，購豪車、住豪宅、豪賭、豪購，甚至把大量掠奪來的財產轉移到國外（據傳已達數萬億）。還不僅是經濟生活水平的兩極分化，更主要是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從當家做主的主人公地位重新淪落為被資產階級殘酷剝削的廉價勞動力。

面對這一嚴酷現實，按照鄧小平所設計的改革開放要達到社會主義勞動人民共同富裕的目

標，人們有理由說“改革開放失敗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按某些在改革開放中已經獲得利益的領導人和集團，他們借改革開放之名，根本上就想把中國按西方資本主義模式走資本主義道路，那么，也可以說，他們推行的改革開放已差不多取得成功了！

繼續全面深化改革究竟要改向何方

本來，人們對十八大和三中全會寄予一定希望，希望新的中央領導能夠對當今社會由于私有化造成的兩極分化、貪污腐敗、社會道德淪喪、環境污染等嚴重問題，對改革開放的方向進行認真的反思。但實際上，十八大、三中全會以及近來中央領導一系列講話表明：雖然明確肯定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肯定毛澤東時代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功績，也承認毛澤東思想對改革開放的指導，并強調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但由于仍然堅持對文革、繼續革命理論這一毛澤東思想核心的否認，不僅沒有對改革開放問題進行認真反思，而且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如自由貿易區、土地市場化、家庭農場、資本下鄉、國企股份制改革、鼓勵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能源、鐵路、電信、金融、教育、醫療、文化等重要行業，繼續大力向私有化方向發展，這必將繼續擴大已經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和進一步加深各種社會矛盾。雖然十八大以來中央也確實采取了一系列反貪倡廉、掃黃掃毒的措施，但是如果不能正視產生這些官場腐敗、社會道德淪喪等嚴重問題的根本原因正是改革開放推行私有化造成貧富兩極分化的直接結果，不從這個根本問題入手而僅靠就事抓堵是很難根本扭轉的！為什么毛澤東時代早已掃光的黃、賭、毒現在又如此猖厥，已建立的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公仆形象，現在又如此貪腐成風？應該能說明問題！

十八大以來，中央領導一直在強調要有理論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的理論究競是什么？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列毛思想的核心是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特別是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現在拼命發展私有制，重新鼓勵剝削，顯然是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如果是鄧小平理論，那么鄧小平上述講話中關于改革開放防止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和不能導致兩極分化的告誡，也是背離的！道路自信的道路什么？可能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了？但毛澤東時代以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已經成功地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全體勞動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以來，把毛澤東時代已經建立的公有制大量改為私有制，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造成嚴重貧富兩極分化，這還能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嗎？這實際上已走上了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擔心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道路了！

強調理論自信、道路自信，是自信還是不自信的體現？

鄧小平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都早已開始反思改革開放的理論、道路和方向！我們現在仍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大力推行全面深化改革，難道不應該也認真反思一下改革開放的方向嗎？

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改革開放已經35年了，占據了我們半個人生。35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有目共睹，特別是中國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盼我們黨在肯定偉大成就之

時能實是求是地總結這35年的失誤。這不僅關系到黨在人民心中的可信度，也關系中華民族的未來。

改革開放以來，在總結成就，做出重大改革舉措的同時，應當看到客觀存在信仰危機、經濟危機、動力危機、權力危機、生態危機等。這些危機正從經濟領域轉移到社會——政治和文化領域，以合法危機的形式存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中。看不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真的面臨亡黨亡國，而不是說說而已。蘇聯和東歐的掘墓人正是特權階級。他們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殺、僵化的必然產物。理論家們把自己固化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的井中。看不到社會主義社會仍舊是個統治者階級與被統治者階級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就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權利）。資產階級法權是上層建筑，在當今中國它由市場經濟體制這個經濟基礎決定并且惡化。權力具有商品屬性，會異化為“權力資本”，使無產階級政黨異化為新型資產階級政黨，使社會主義社會異化為新型的權力資本主義社會。因此東歐和蘇聯的教訓，改革開放以來存在的問題，需要我們實事求是地加以認真總結，這也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必需。否則，中華民族復興之后也只是一個中華帝國。

第五篇：轉發：談一談“改革開放”的主要問題

轉發：談一談“改革開放”的主要問題

2013-9-14

轉發：談一談“改革開放”的主要問題

“改革開放”的主要問題

新一屆黨中央告誡我們：要“樹立問題意識”。筆者針對當前我國存在的主要問題，認為主要根源是：

1、對前三十年的革命和建設都總結為“極左”。徹底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以“一點論”、形而上學、不三不四的所謂理論指導?改革開放?。

2、改革開放，從來沒有明確“什么要改革，什么不能改革；什么應該開放，什么不能開放”。搞了一個混賬的“不管黑白，摸石頭，不爭論”的，新的“兩個凡事”即：凡事改變都是對的；凡事開放都是正確的。

3、改革開放究竟為了什么人？并且明確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根本不讓“人民群眾先富起來”。其實質一開始就不是為了人民群眾。

4、把千萬工人下崗，將億萬人民群眾都變成打工仔。改革首先改掉了“工人階級是我國領導階級；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原則。

5、改革首當其沖改變科學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通過賤賣賤買，改公為私，使99.99%的公有制經濟體改剩下不足30%。放任外國資本和部分國內資本左右中國經濟內外市場。將公有制經濟打壓成弱勢成分。

6、一切改革都朝著中外資本、權貴、精英。將全國人民群眾原有的教育、醫藥、住房、養老等社會主義福利，統統改革光，多以高價自費為主。

7、對官員實行?高薪養廉?；對資本百般優惠退稅減免和獎勵；對億萬人民群眾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孰重孰輕愛憎分明。

8、全面開放“黃賭毒黑嫖”五毒俱全、新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普世價值文化，讓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全面占領我國意識形態領域。

9、放任和放開生態、環境、精神全面污染；放任“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充斥市場、充斥社會。讓廣大人民群眾呼吸、水質、食品、藥品、等生存環境樣樣危機。

10、三十多年改革開放豢養了一大批自私自利“吃里扒外”的、只為資本不為人民的腐敗官員。而且將“如此”的改革開放還要堅持100年不變。

是黨的十八大撥開烏云見太陽。特別是習總書記強調指出：“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正確方向”。“道路”最重要。我們有理由相信，以往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一系列問題，終將得到徹底解決。美麗的“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