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辨析普世主義

辨析普世主義--李北方

普世主義是當下國際政治領域和思想討論空間內無可回避的一種思潮和修辭手法，它將某些價值理念定義為“普世的”，相應地，另一些價值理念是落后的、應該被普世價值替代的。參與政 治性辯論的人，要準備好應對這樣一個詰問：難道你不認同普世價值嗎？這可以是一個問題，也可以是終結討論、為對手定性的一個策略。

普世價值是一組能動的概念，指向一個被規定了的方向，其作用不是闡釋世界，而是改造這個世界。關于普世主義的討論與國際關系和民族國家內部各種政治、經濟、社會關系的安排緊密相 關，在這個“世界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等問題仍存在巨大商榷空間的時代，對普世主義進行一番辨析是必要的。

普世主義與普世價值

普世主義（Univesalism）是指那些在任何情況、任何時間都適用于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概念或準則，其內涵依具體情境而有所不同。普世主義是一個松散的筐，可以容納任何符合此類傾向的 思想。最初，普世主義是指具有普世適用性的宗教、哲學理念，比如基督教，它相信每個人都是上帝的造物，且將可以或者將通過耶穌獲得救贖，無論它所面對的個體是否是基督教的信徒。

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這一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至少可以區分其兩重含義：

第一，根據以賽亞？柏林的理解，普世價值是“絕大多數人在絕大部分地方或情境下，在幾乎所有的時候，都共享的那些價值觀，無論是有意識地贊同還是表現在其行為中”。在這重含義中，普世價值是所有人都認為有價值的價值，判斷標準是全球范圍內的實踐。

世界上有這種普世的價值嗎？在19世紀，人類學家們就帶著這個任務去尋找，結果發現，無論是在現代社會還是在原始部落，最顯著的可以被共享的價值觀是“亂倫禁忌”。此外，還有研究 者從實證層面開展過調查，發現在不同社會中，普遍接受程度較高的價值觀包括權力、成就、享樂等等。

第二，普世價值是指人們有理由相信其有價值的價值觀。阿瑪蒂亞？森從這個層面來理解普世價值，他認為，即便現在有很多人不認同甘地的非暴力理念，但人們有理由認同它。在這里，普世價值就不限于其字面的含義，而是指那些值得被普世推廣的價值理念。

在當下的語境中，普世價值這個詞是在第二層含義上被使用的，普世主義者推崇的是包含民主、自由、人權、自由市場等一系列政治、經濟理念，他們認為這些價值觀終將在文明的沖突中勝 出，一個美好的人類社會的實現依托于這些價值觀念普遍被接受和被貫徹。

什么樣的價值才能普世？

既然普世價值不是以其普世存在的事實而被認可，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為什么一些而不是另一些價值觀被視為普世價值？決定一種價值觀成為普世價值的標準是什么？

普世主義的哲學基礎文明等級論，純粹的文化相對主義者不可能接受世界上有所謂的普世價值。那么，文明是否有高下之分？如果一個人的判斷沒有完全被意識形態所支配的話，就會對此問 題做出肯定的回答。

舉例來說，印度教有一項稱為“薩提”（Sati）的習俗，男人去世之后，其遺孀要在火葬的時候跳入火堆殉葬，1829年，英國殖民政府下令禁止了這一習俗；在包括蘇丹在內的一些非洲地區，有給女子施行“陰蒂切除術”的傳統，1946年也是英國殖民政府將其廢止。這些傳統是野蠻的、不人道的，從客觀的立場出發，即便激烈的反殖民主義者，也無法孤立地反對殖民政府對此 采取的強制措施。

那么先進的、高尚的價值觀是否在現實中始終能取得優勢地位，壓倒落后的、敝俗的價值觀念呢？答案是否定的，讓我們用對勞動的不同看法作為例證來說明。

勞動在西方的觀念中，一向是被鄙視的，是用來忍受而不是享受的。亞里士多德就認為，公民不能是體力勞動者，公民必須有閑暇來發展其美德和從事與公民身份相符合的活動，而為了達成 這個目標，就需要擁有奴隸。在基督教傳統中，勞動的倫理價值是負面的，勞動本身不是好東西，只是減輕罪惡的手段。

這種對勞動的態度在其他地方也是普遍存在的。原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徐炳松因貪污被查處后，就說過希望能給他十幾畝地，他愿意當農民，種田贖罪。

對勞動的鄙夷借由經濟學理論獲得了神圣化的地位。經濟學最重要的出發點之一是“經濟人”假設，將人視為理性的、自利的、逃避勞動的經濟主體，傾向于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的收益。經過斯圖亞特？密爾、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大家的理論塑造，人的屬性被定義了。

但是，英國人類學家奧利弗？哈里斯向我們揭示了另外一種對勞動的認識。哈里斯于1970年代在玻利維亞的安第斯山脈進行了田野調查，在當地的農民身上看到了與“經濟人”截然相反的人性。那里的農民視勞動為美德，在他們的文化里，勞動并非被賦予了價值，相反，勞動就是價值本身。勞動于他們是節慶般的活動，人們穿上最好的衣服，一起下到田間勞作。基于對勞動的熱 愛，他們發育出了完全利他性的人格，不時有城里人前來與他們進行交換，用很少的代價換取他們的大量的產品，但他們并不感覺到吃虧，而是以憐憫的眼光看待這些可憐的不會勞動的人。

顯然，“經濟人”是對人性的歪曲抽象，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對此進行了猛烈的批評，證明人的本性并非如此狹隘，但都不能阻擋從“經濟人”假設出發的一整套自由市場制度設計按照其 面目塑造了我們的世界和世界觀。這種扭曲的“普世的”人性觀還隨著市場的擴張侵入到非經濟的領域，結果是自利的行為得到獎賞，利他的行為受到懲罰。

勞動是財富創造的源泉，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顯然，安第斯山區的農民對勞動看法是更高尚、文明程度更高。問題是，為何這種價值觀不能成為普世價值，雷鋒精神不能成為普世價值，反而是鄙夷勞動、好逸惡勞的“經濟人”理念大行其道？

道理不言自明，價值有高下之分，但決定哪種價值觀成為“普世價值”的因素，不是價值本身的高度，而是其他因素。“經濟人”假設脫胎和發展的歷史，正是資本主義狂飆猛進的歷史，正 如馬克思所論述的，資本需要“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資本對世界的創造就包括符合資本擴張需求的人性。

有了這層視角，便容易理解普世價值以及那些與普世價值緊密相聯的政治話語的實質。沃勒斯坦一針見血地指出，普世主義乃是權力的說辭。西方國家領導人、主流媒體和知識分子將普世主 義作為推行其全球政策的依據，他們將世界視為善的力量與惡的力量爭奪的場域，西方是善的化身，其主張和行動（哪怕是明顯錯誤的）反映的是不證自明的普世真理。問題是，人權、民主、西方文明的高高在上、自由市場的無可避免等理念都不是自明的，需要認真審慎的分析，抽離出其中有害的因素。

這并非是說“普世價值”都是錯誤的、不好的東西，而是要了解權勢者所高揚的普世主義在本質上是片面的，我們需要警惕普世主義說辭背后不平等的權力關系。

普世主義的演進

沃勒斯坦歸納了當今國際政治生態中西方國家訴諸普世主義的三種表現形式：泛歐洲地區領道人追求的政策目標是保障人權，進一步說，是為了保障民主；文明沖突的話語，假定西方文明優 于其他文明；對市場作為科學真理的確認，各國政府除了接受和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之外“別無選擇”。

在達至此階段之前，西方普世主義思潮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這一過程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形態演進相契合，普世主義作為一種殖民主義的知識，承擔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意識形 態功能。

美國學者尼古拉斯？德克士概括道：“在一些地區和人民被殖民之前，他們需要被標記為?異質的?、?他者?、?可以殖民的?。”普世主義從兩個方面服務于這一目標：一方面，它被用于 整合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力量，為對外擴張提供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用于麻痹殖民地國家的精英群體，制造一種“長期而言對被壓迫者有利，哪怕短期內要承受代價”的幻象，以制 造認同。

沃勒斯坦將普世主義的演進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或者說三種形態，當今的普世主義話語正是這三種形態的綜合體。

第一、文明對野蠻的干預。在15、16世紀，西方殖民主義者在面對征服對象時，優越感首先來源于宗教。在沒有形成自己的文明、沒有文字、奉行偶像崇拜和活人祭祀等陋習的美洲大陸原住 民面前，自命為上帝選民的西班牙人覺得高人一等，并以改造美洲原住民的野蠻作為其野蠻入侵和殺戮的充分理由。但殖民主義的殘暴也在西班牙國內引發了反思和討論，在討論中最終占據 了上風的是支持殖民擴張的觀點，理由是印第安人是低等人種，即便他們不愿意也必須接受西班牙人的統治，唯如此才能阻止印第安人的暴行，為天主教牧師傳播福音提供便利等。

沃勒斯坦認為，這場發生在16世紀的最初的關于普世主義的討論為后來所謂文明國家對其他國家的干預確立了四條最基本的理由：他人的野蠻；終止傷害普世價值的行為；保護無辜者；使傳 播普世價值成為可能。

這可以見于英國駐印度總督柯曾勛爵1905年的一個辯白：“帝國的目的是為正確而戰，摒棄不完美、不公正和鄙陋……記住上帝將你的手放在他的犁上……將犁鏵在你的時代向前推進一點，感覺到你在千百萬人之中留下了一絲正義、幸福或繁榮，留下了一絲人道或道德尊嚴，一絲愛國主義情操，一絲啟蒙的曙光或責任。這些都是此前并不存在的。這就夠了。這就是英國人在印 度的正當理由。”

這也見于2003年5月1日美國前總統布什在林肯號航母上宣布伊拉克戰爭勝利時的講話：“在這場戰爭中，我們為自由和世界和平而戰。我們的國家和盟友為此成就而驕傲，是你們，美國軍人 們，實現了這一目標……無論你們走到哪里，都傳遞著希望的訊息，一個既古老又嶄新的訊息……”

這一套說辭的生命力仍舊強大，在利比亞、敘利亞、伊朗問題上，西方國家重復的還是這一套被重復了幾百年的老調。

第二、東方主義。當殖民主義在擴張的途中遭遇到東方的古老文明，如中國、波斯、印度等，原本那一套粗淺的普世主義理念就不夠用了。因為這些古老文明有悠久的歷史和典籍、成型的官 僚體系、也創造了可觀的財富，簡單地把他們歸為“野蠻人”的類別是行不通的，西方需要一種新的認知方式來定位和這些“高等文明”的關系。

在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中，是不會給文化上的平等留有余地的。西方需要一種將所謂東方“高等文明”納入以西方文明為金字塔塔尖的等級體制之中的解釋體系，于是逐步發展出了一種被通 稱為東方主義的思潮。這種觀念將東方塑造為西方的他者，東方文明雖有了不起的成就，但在發展的道路上遭遇了阻礙，像歐洲啟蒙文明那樣找到通往現代性的道路，東方的現代化使命只有 在西方的幫助下才能完成。

這一對立建立起了西方對東方進行殖民統治的意識形態基礎。對淪為西方殖民地的地區而言（印度是最典型的代表），精英群體起初大都被普世主義的承諾所折服，在現代化這一目標的引誘 下接受了事實上的西方化進程。但歷史的發展并未給殖民地帶來真正的平等，同時，西方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思潮也為殖民地的覺醒創造了條件。終于，在二戰后的民族獨立大潮中，傳統 的殖民主義土崩瓦解，東方主義的普世主義歷史也告一段落。

第三、科學普世主義。沃勒斯坦將其稱為最精致的一種為強勢者辯護的意識形態，因為它為自身涂抹上了價值中立的色彩，從而使自己看起來與文化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科學普世主義得以存在的基礎是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分野，后者被分工專司探索“善”和“美”，而在知識體系的競爭中取得了壓倒性優勢的前者，則壟斷了對“真”的闡釋權。科學普世主義 所宣稱的是，“真”的取得有賴于科學方法論的應用，故而這是一種客觀的真理，終將為接受他的社會帶來福祉。

科學普世主義賦予了自由市場無上的地位，為精英統治（Meritocracy）構筑了道德基礎，它成功地用全球化替代了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等概念，遮蔽了世界體系中不公正的一面。在美國財 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的推動下，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普世真理的面貌被推廣到全世界的每個角落，科學不承認第二個真理，故而這些國家“別無選擇”。有些國 家深受此類政策的禍害，但這可以用一套客觀的標準解釋為必須接受的市場競爭的結果，而非政治的操控或其他原因。

尋找普世的普世主義

不可否認，很多披著普世主義外衣的價值觀是進步的，甚至曾經是革命性理念。但是，這些價值的傳播和實踐無法脫離政治生活中的權力關系，普世主義在絕大多數時候被強勢者所利用，變 成了一種壓迫性的文化工具。

比如自由、平等、權利等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既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起到了激發受壓迫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積極作用，也長期作為殖民統治的辯護詞而存在——英國統治印度就被解讀為 傳播自由和平等的過程。19世紀末，法國率先引領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法國應該擔負起其天賦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以暴力的手段為落后民族提供先 進的法國文化，這一理由迅速地被其他歐洲國家所接受。

同樣，人權也是個好東西，卻被美國和北約所竊用，成為推行霸權的工具，用以摧毀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就，以不惜損害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權的方式鞏固美國的霸權利益。若干場戰爭以保衛人 權的名義而發動，結果是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喪失了更基本的經濟和社會權利。有批評家將此行徑稱為人權帝國主義，這是恰當的。

塞繆爾？亨廷頓指出，在西方的原則和西方的實踐中間存在巨大的鴻溝，虛偽和雙重標準是普世主義的代價。他尖刻地描述了西方普世主義的虛偽：“民主是要推動的，但不能讓伊斯蘭原教旨 主義者上臺；防止核武擴散針對伊朗和伊拉克，但不針對以色列；自由貿易是經濟增長的良方，但不包括農業；人權對中國來說是個議題，但對沙特阿拉伯則不是；對富油國科威特的入侵遭 到迎頭痛擊，對貧油國波斯尼亞的侵略則無人過問。認真思考的話，認為非西方國家應該接納西方價值觀、體制和文化的觀點的言下之意是不道德的。”

普世主義還往往淪為強權的最后一塊遮羞布。起初，布什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借口與普世價值毫無關系，但后來，當初的所有理由都被證明是謊言后，美國人只好拾起那個不新鮮的論調： 至少美國給伊拉克帶去了民主。普世主義的說辭就成了強盜行徑最后的避難所——哪怕有千百萬人喪生，西方至少有通過暴力手段教會他人自由的權利。

普世價值被操控、被扭曲、被濫用的根源是不平等的世界權力關系。沃勒斯坦把迄今為止所有的普世主義統稱為歐洲的普世主義，他認為，問題不是質疑世界上到底有沒有普世價值，而是我 們還不知道普世價值是什么。普世價值不是被給定的，而是被創造的。

沃勒斯坦提出一個命題：我們應該追尋真正的普世的普世主義（Universal Universalism）。這有賴于一個權力平等的世界格局的出現，而這個動蕩的世界向何處走，將決定我們是離這一目 標越來越近，還是越來越遠。

第二篇：ZX—普世價值觀

關于普世價值觀的相關看法

普世價值是具有全球一致性的基本理念和共同原則,并在實踐中普遍采用的價值觀念體系，比如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民主、博愛,東方文化中的“尊老愛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諧”，或者東西方文化中都提倡的“誠實”、“善良”、“不可殺人”等等,都可以說具有普世性。普世價值是一種“底線價值”，即在“最低的最大化”基礎上達成的基本價值共識。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普世價值觀內容會有些許變化，我認為它始終存在。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要由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堅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和堅持社會主義榮辱觀組成。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以12個詞概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兩者各自區別又相互關聯：首先，價值主體不同，從兩者產生的時代背景來看,普世價值是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上提出來的；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價值主體，相對于“類主體”而言，它是一個具體主體，即一個具體的民族國家,進一步說,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體人民為主體。其次，與價值主體緊密相關，這兩種價值體系調節和維護的利益不同。普世價值維護的就是全人類共同利益；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維護的是中華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維護我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兩種價值觀形成的途徑不同。再次，普世價值是通過不同價值主體或不同文化傳統之間交流、文明對話(“商談”)而達成的共同的價值觀念體系，而不是指一種全球的意識形態，其形成途徑是“文明對話”；而作為具有意識形態性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其建構途徑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運用國家權力自上而下地進行的。普世價值具有超越時代和民族的特性；然而，與普世價值相比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更為具體，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民族性，并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形成的,因而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特殊性和意識形態性。故而，兩者之間可能會存在沖突。

但是他們的共同特性—包容性、長期性及開放的體系都會逐漸拉小兩者之間的距離。他們是不也不應該是對立的，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必須順應時勢，貫徹和體現整個時代的價值訴求和價值趨向（整個時代的價值趨向就是普世價值）；正確處理兩者之間關系的方法是：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普世價值觀教育。

第三篇：改革開放與普世價值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經濟，30年來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增長，平均增長率達到9.8%，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比1978年增長40倍和30倍，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對外貿易總額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這么大的經濟總量，這么高的增長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這在世界現代史上是罕見的，公認為“中國奇跡”。這一奇跡和改革開放與普世價值生死攸關。

創造中國奇跡的秘訣不在于與世界求異，而在于與世界求同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中國奇跡”得益于中國走了一條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一樣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國特色”。有些國外投資者和投機者還“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謂的“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上述說法也并非全無道理，從特殊性的角度來講，每個國家的現代化都是不一樣的，這就注定中國現代化建設必然帶有中國特色。況且有些中國特色東西確實是中國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舉國體制等等。但是，光有這些“特色”，這些“不一樣”、“不照搬”是不夠的，因為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堅持黨的領導，一直是舉國體制。如果只靠這些“中國特色”，這些與其他國家的“不同”，就能創造“中國奇跡”，中國經濟就不至于在改革開放前到了崩潰的邊緣，就不會出現大躍進中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劇。可見，我們尋找“中國奇跡”的秘密，不僅要從中國與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從中國現在與過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難發現，真正創造“中國奇跡”的，恰恰是開放改革，是引進了市場經濟、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30年來，我們社會的進步，與改革開放密不可分，與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實踐密不可分。當然，你也可以說，“改革開放”也是“中國特色”，那這種特色是什么呢？這種特色的本質就是學習借鑒具有普世價值的發達國家的人類文明。因此，“中國崛起”實際上是通過“一樣”的東西得來的，是“拿來主義”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文明在中國的開花結果。

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在于引進了具有普世價值的市場經濟，其要義就是給予人民經濟自由

回顧這30年，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從開放開始，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從經濟到社會，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參照了先進國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國的一場大災難。但否定了文革又該向何處去呢？世紀偉人鄧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徑：對外開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體力行出訪了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個觀察團，探求發達國家快速發展的秘密。很快，全黨形成了共識：西方國家比我們發達，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文明，閉關鎖國死路一條，中國必須打開國門，對外開放。

對外開放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把國門打開，也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與國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價值觀上封閉對抗的壁壘，轉而以平等理性的視角、包容學習的心態去對待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進了市場經濟。

早在1979年11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就明確地指出：“說市場經濟只限于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這些話表達的意思已經很清楚，那就是市場經濟具有普世價值。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又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中共十四大明確宣布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后，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至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水落石出。

雖然意識形態上關于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爭論一直不斷，但實踐中，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堅定不移地展開了。

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自由。享有“經濟學良心”美譽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大量的經驗資料基礎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發展就是擴展自由；自由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進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詳見阿馬蒂亞·森名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譯本《以自由看待發展》，實應譯為《發展就是自由》）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就是森氏理論最好的注解。

在計劃經濟年代，管制是我們唯一的“法寶”，滲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正可謂“管天管地管空氣，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說了，八億人民只有一個腦袋，還要“早請示，晚匯報”，不小心說錯幾句話都有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經濟上也一樣，不要說工廠生產什么要上邊說了算，就是農民地里種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還胡說什么“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這樣的管制下，人們哪有什么生產的積極性，餓死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雖然改革開放之初絕大多數國人還不懂什么市場經濟，但放松管制，逐步擴大農民和企業生產的自由，成了人們自覺的選擇。于是我們看到，改革開放初最經常出現的詞就是“放權”，“讓利”，“松綁”，“搞活”。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場”的內容嗎？

以廣東為例。上世紀90年代以前，廣東改革發展之所以能獨具風騷，引領全國，關鍵就在于市場化改革領先一步，自由領先一步。用20世紀80年代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的話說就是：“對外更加開放、對內更加搞活、對下更加放權”。廣東是全國最早開始市場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開放初，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先走一步”，這是全國其他地方所沒有的。中央給廣東“放權”，廣東又通過“三個更加”，向地方放權，向企業放權，向社會放權，從而使得廣東的體制在較長時期內較其他省市更為靈活自由。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把廣東這塊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變成了一個相對更為自由的經濟體，于是資本來了，人才來了，被扼殺的創造活力涌現了。自然，發展也就起來了。對此，鄧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設速度相當快??深圳的蛇口工業區更快，原因是給了他們一點權力，500萬美元以下的開支可以自己做主。”這里鄧小平點出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秘訣”，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場經濟的精髓嗎？

反觀全國的改革開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創造財富。改革開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產到戶”，給農民生產的自主權，并向全國推廣，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政府給了人們經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萬元戶，有了最初的聯想、萬科、海爾。1992年以后，政府給了資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聯想、萬科、海爾，以及劉永好、任正非們，紛紛茁壯成長，成為巨人。新舊世紀之交，當政府還不知互聯網為何物時，這一最開始被政府“遺忘”的角落，自生自發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級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開始就像現在這樣對網絡嚴格“規范”、“關愛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規范”掉了，或者被國有資本死死地綁起來了。讓自己國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資的自由，發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場上犯錯的自由，這才是發展的要訣。正是自由這一普世價值，創造了“中國奇跡”，造就了當代的中國企業家，而中國的企業家能否進一步走向世界，中國能否進一步發展，很大程度又取決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當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無約束為所欲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當下的中國，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間有多大，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大；給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跡都會創造出來！

這里還可以做一個比較。有些人經常拿印度和中國作比較，證明資本主義不如社會主義，證明普世價值如何不靈。真的是這樣嗎？中國和印度確實不一樣，不一樣在哪里？我們知道，我們現在政治上是社會主義，經濟上是曾經被認為姓“資”的市場經濟。而印度恰恰相反，他們長期在政治上是“資本主義”（在反普世價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資”），經濟上卻是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二戰”以后，印度的領袖出于反帝國主義，連帶反起了市場化，他們和當時的我們一樣，“愛”上了蘇式的中央計劃經濟，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計劃，有相當嚴格的經濟管制。直到1991年，他們才同計劃經濟“離婚”。而我們比他們早“離”了10多年，正是這一“早離”，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當然，和計劃經濟“離婚”后，印度馬上和具有普世價值的市場經濟結了“婚”，開始了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從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經濟增長。由此看來，印度經濟一度落后于中國，不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別，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價值之別。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正視。1989年，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列出了“華盛頓共識”的十條內容，它們是：有紀律的財政、減少純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擴大稅基并降低邊際稅率、利率自由化、有競爭力的匯率、貿易自由化及外資投資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護產權。盡管人們對華盛頓共識存在各種爭論，但可以看到，中國30年的經濟改革之路，雖然在具體路徑上不是嚴格依此共識，但在目標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著它們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嗎？有心栽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蔭。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對“華盛頓共識”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證明以自由和市場為核心指向的“華盛頓共識”雖非萬能，卻也并非不能。

目前中國的問題不是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的錯誤，而在于與經濟體制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徹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這些普世價值還未真正落實

今天的中國，雖然創造了經濟奇跡，社會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也存在嚴重的問題：環境污染、資源枯竭、腐敗泛濫、信仰危機、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社會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話就是：這是個最壞的時代，也是個最好的時代。總之，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時代。許多人都在思考，這個時代的問題出在哪里，未來的路徑又在哪里？細觀可知，當下中國，非痛于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而痛于市場化之不足和與之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不徹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這些普世價值還未能真正落實。對此，眾多有識之士做了許多全面而深刻的論述，此不贅述，僅以現實和歷史兩個事例作比照，以為警醒。

以現實比照，中國改革勿要成為中國足球。中國足球改革是中國整體改革的標本。但就是這樣一個中國體育最早向國外學習，進行市場化、職業化改革的領域，卻不無諷刺地成為了全民“娛樂”的對象。有人據此說，這都是市場化惹的禍。真的是這樣嗎？了解中國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國足球的市場化、職業化改革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就已經停止了，近年來更是在狹隘既得利益的主導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國足球并不是市場足球、職業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績足球；足球領域不是市場說了算，不是俱樂部、球員、球迷這一足球的主體說了算，而是政府說了算，政府官員說了算。也就是說，中國足球的市場化、職業化實際上是半截子市場化、職業化，或者說是偽市場化、偽職業化。于是我們驚奇地發現，中國的足球和某些領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開始，通過市場化改革，俱樂部產生了，足球市場活了，球員富了，足協也富了。但后來人們發現，在這個市場中，政府的意志無處不在，行政主管部門的權力蠻橫和居高臨下無處不在，資本與權力的勾結無處不在，于是有了聯賽的混亂，有了假球黑哨的橫行，有了各種亂象的頻出；足球場沒有成為運動場、市場，反而成了權力和金錢的角斗場。于是，當我們用偽市場化、偽職業化的足球去和國外真正市場化、職業化的足球對抗時，輸得是何其慘。

再反思一下某些領域的改革，不也是這樣一種處境嗎？我們通過市場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來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來了。但是我們發現，某些領域的市場化，和足球一樣，也是一種缺乏法治、民主、人權的半截子的市場化。以改革起，以市場興，以沉淪落，這是中國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驚醒的是，當資本與權力的調情期和蜜月期過后，面對惡劣而無奈的市場環境，在足球領域，資本一方接連上演了“逼宮”、“造反”、“革命”等“義舉”。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領域的權力坐擁者不勇于以球為鑒，不勇于放下權力的傲慢，不勇于自我革命、還權于民，而是任由市場“偽”向更深處，任由權力肆虐，乃至重拾計劃體制和集權體制的大棒，誰又能保證不會有更多領域的資本走向與權力決裂的道路呢？

以歷史比照，改革開放勿要成為又一個“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敗于全面向西方學習的“明治維新”，其事實幾為人所共知，其教訓多有評述。不過，如果洋務運動不是在19世紀80年代中停止，也許我們能讀到這樣的“高論”：洋務自強，同治中興，盛世中華，風光獨好——1860年代以后，大清經濟持續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鐵廠、煤礦、鐵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繼建成，江南制造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通商銀行等企業以及學堂、新軍蓬勃發展，尤其是以北洋海軍為代表的現代國防，實力亞洲第一，世界前列；這些輝煌成就，充分證明了“中華特色”封建制度的無比優越，充分證明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大清模式”的無比正確。然而，甲午一戰，貌似強大的大清海軍全軍覆沒。自此之后，大清軍隊屢戰屢敗，直至帝國滅亡，中華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并非船不堅、炮不利、士卒無決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國早已千瘡百孔、腐敗叢生的體制。縱有像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這樣的所謂中興之臣，也是獨木難支，難挽大廈于既倒。由此可見，一時之興不等于長久之興，制度才是國家興衰的關鍵。比照當下，如果我們沒有長遠的歷史眼光和寬廣的世界眼光，不繼續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勇于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閉，以中國特色之名，行抵人類文明之實，孤芳自賞，拿著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誰又能保證不出現“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的悲劇呢？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必然要求。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上層建筑保證。當下的中國，在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領域市場化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必須加快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應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經過30年的改革，我國的經濟基礎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政治體制還基本上是計劃經濟那一套，這樣必然導致今天這種畸形的權貴市場經濟。如果我們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真正的市場經濟就無法建立起來，社會就談不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當今中國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后，已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健康發展的瓶頸，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了。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專制歷史的國家建立一個現代民主的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們等待了。

改革開放的本質就是學習借鑒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價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開放的合理性、正當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對普世價值的貢獻

推進改革開放，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也需要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吸收、借鑒民主、法治、人權等人類共享的普世價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參照系是世界的，只有承認中國之外還存在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改革開放才有合理性、正當性、合法性。否則，我們何必對外開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論調，那就是否定“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普適價值、共同價值、普遍價值大體上是同義的）。在這些人眼里，民主、自由、人權，甚至市場經濟，都是有階級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價值，所謂“普世價值都是資本主義辯護士用來欺騙群眾和輸出資本主義價值觀及社會制度的一種策略”。看來，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還念念不忘階級斗爭，全然不顧當今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的時代，全然不顧當今世界處于和平和發展的時期，全然不顧中國社會結構發生根本變化的現實，全然不顧當下中國共產黨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

我們并不否認，市場經濟、自由、民主、人權的概念誕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確實不是中國的特產，但都是人類創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價值。例如市場經濟，不管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只要是市場經濟，必然是大同小異，形式和枝節上可能不同，但本質是相同的——靠市場配置資源。否則，小同大異，對市場經濟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計劃經濟都說成是市場經濟，那不亂了套，那還有什么意義？

我們并不否認，出自利益、偏見或敵意，西方確實有些敵對勢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來說事，來宣傳他們的價值觀，對此，我們確實要清醒。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們畢竟都是人類，這就決定了我們總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會發展規律；人權理念、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都根源于此。我們不應忘記“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時代，那種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維，那種“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都要反對”的觀念明顯是不合時宜了。鄧小平就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們也不否認，世界上確實沒有人人都認同的價值觀，但這并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絕大多數人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普世價值，例如《世界人權宣言》，就是不同國家的代表在聯合國開會達成的共識，也是世界和平、社會和諧的思想基礎。普世價值是抽象與具體的統一。特殊包含普遍、個性包含共性、個別包含一般，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基本的常識。用個性否定共性，用個別否定一般，用具體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點辯證唯物主義的影子。按照這些人的邏輯，就可以得出“白馬非馬”、“司馬北不是人”的荒唐結論。其實，這些人并非無知，只是別有用心而已，他們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開放。

我們還認為，目前世界上出現的一些現象乃至亂象確實影響到了人們對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看法，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諸如，其一，不能把發展經濟當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臺灣經濟的惡化證明民主之過。實際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其次是自我糾錯，而非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一定時期，民主與經濟績效沒有必然聯系，經濟增長自有其變量，不能認為經濟落后、放緩、惡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制度的“錯”。如我們不能因香港回歸后經濟一度不如從前，就怪罪于“一國兩制”。從長遠看，民主自由對于經濟繁榮、政治清廉、社會穩定，起著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過程中的“亂”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國“民主”的混亂證明民主在亞洲應該緩行。實際上，泰國并不是一個已經“民主”了的國家，其王室、軍隊、文官三權共治的局面幾十年未有徹底改觀，尤其是軍人干政的頑疾未除，因而是一個“準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國家。歷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隨著混亂、動蕩，但不民主的代價更大。其三，不能張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惡”當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惡”。有人以美國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侵略他國、干涉他國內政的錯誤行徑，證明民主自由的“惡劣”。依此邏輯，是否因為法西斯國家用坦克大炮屠殺世界人民，正義的人們就要拒絕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長矛去斗爭呢？其四，不能“寬以待己，嚴以律人”。有的人眼里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絲不足，一旦實行民主自由的地區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就認為民主自由“不過爾爾”。實際上，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卻是最不壞的制度。面對民主自由的“出錯”，我們不是要污蔑它、拒絕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認識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導致的危險，從而用其所長，避其所短。

中國共產黨承認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早在延安時期，我們黨就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旗與國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毛澤東、周恩來等撰寫的一系列關于自由、民主、和平、人權的宏文至今依然散發著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國共產黨也因此贏得了民心，推翻了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國政府分別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表明了我們認同了國際上關于公民基本權利、義務的普世價值。2003年，胡錦濤訪問澳大利亞時指出：“民主是全人類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這一勝利，挽救了人類文明，避免了歷史倒退，廣泛傳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價值。”2008年5月，胡錦濤訪日的“暖春之旅”結束的時候，中日發表“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聲明說：“為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進行緊密合作，不斷加深對在長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擁有的文化的理解。”這個聲明可不是一般的聲明，而是國策聲明。去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更為詳細具體地強調：“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十七大報告也采納了很多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包括市場經濟、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權，過去這些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現在都納入到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中去了。等等論述，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宣示，也是對我國改革開放30年成功經驗的一種總結。因為我們的改革開放，實際就是一個吸取世界先進文明成果的過程，一個融入普世價值的過程。

應該強調的是，中華民族、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人也向人類的普世價值做出了重要貢獻。過去，我們常說，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不是普世價值又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倡導的自由、公平、正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改革開放”，“實事求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等等，都具有普適性，都是普世價值；中華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內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價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當務之急就是要大力宣傳弘揚這些普世價值，因為普世價值是所有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因而必然是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基石；拋棄了普世價值，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就會成為空中樓閣。

（責任編輯 吳 思）

第四篇：全球倫理普世宣言

斯維德勒：《全球倫理普世宣言》

斯維德勒

美國天普大學教授。本文選自孔漢思、庫舍爾編《全球倫理：世界宗教會議宣言》，何光滬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一、總則

我們這些來自不同的倫理和宗教傳統的男人和婦女，謹承諾遵行下列“全球倫理普世宣言”。我們在此所言者，并非包含十分詳盡細節的各項道德標準，而是單一總體的倫理，即對善惡的基本態度，以及將其付諸行動所需的基礎原則和中程原則。

我們做出這一承諾，并非無視我們之間的差別，恰是出于我們各自的觀點，因為我們在各種各樣的倫理和宗教傳統中，畢竟看出有共同的信念，這些信念使我們可以宣言，要在我們對待自己、對待彼此、對待周圍的世界之時，反對一切形式的非人道而贊成人道。我們在我們的每種傳統中都發現有：

a)支持普遍人權的理由，b)為公平與和平而工作召喚；

c)以及對保護地球的關切。

我們肯定并贊成這些正面的人類價值——自由、平等、民主、對相互依存的承認、對公平和人權的承諾，它們在我們的世界上，盡管有時緩慢得令人痛苦，但仍然在越來越多地得 到接受和擁護。我們還相信，我們的世界上的種種狀況在激勵我們，甚至在要求我們，超越 那些使我們分裂的東西，要在對于保存和尊重地球至關緊要的事務方面作為一個整體來說話，因此我們支持走向一種反映我們多種多樣傳統中的最佳價值的全球秩序。

我們確信，一種公正的全球秩序，只能建立在一種清楚明了普遍承認的規范和原則的全球倫理之上，而目，這樣一種倫理推定人們有公正行動的準備的意愿——這是心靈的趨勢。此外，一種全球倫理要求精心表達那些得到支持的原則，以求得到公開的考察和批評——這是頭腦的趨勢。

我們的傳統中的每一種，都堅持一些超出在此所表達的東西的崇奉。但是我們發現，在我們的倫理和宗教傳統之內，世界共同體正在逐漸揭示出一種基本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方面的一致意見之種種成分，這種一致意見對于一切有善良意愿的人，不論是男是女，不論是否信教，都是有說服力的，而目它將為我們提供一個道德結構。在其中，我們可以同自己之間、同彼此之間、同世界之間相互關聯時采取公正和尊重的方式。

為了確立一種全人類范圍的一致意見，我們發現有必要發展并使用一種奠基于全人類的語言，盡管每一種宗教和倫理傳統都有其自身的語言來表達本宣言的內容。

除此之外，我們的每一種倫理或宗教傳統，都不會滿足于最低標準，雖然這些標準至關重要；恰恰相反，由于人類總在永不休止地超越自身，我們的諸傳統還提供了可供努力爭取的最高標準。因此，本宣言也提出了最高標準。但是，這些最高標準顯然只是可供爭取的理想，因而不能就它們提出要求，以免一些人的某些基本的自由和權利因而受到侵犯。

二、前提

作為一份我們相信必能鞏固對人權之肯定和對地球之尊重的“全球倫理普世宣言”，本文件肯定并支持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列舉的各項權利和相應的責任。與聯合國的該首次宣言一致，我們認為有五項一般前提是全球倫理不可或缺的：

a)每一個人均擁有不可剝奪和不可侵犯的尊嚴；個人、國家和其他社會實體均有責任尊重并保護每一個人的尊嚴。

b)沒有一個人或社會實體存在于道德范圍之外；每一個人——所有個人和社會組織——都應該做好事而避免做壞事。

c)人人具有理性和良知——做人的重大要求是按良知行事；各種社團、國家和其他社會

組織均有責任保護并培養這種內在能力。

d)各種有助于人類和世界福利的社團、國家和其他社會組織都有權利存在和發展；這種權利應該受到一切人的尊重。

e)人類是自然的一個部分，不是與自然相分離的；倫理上的關切應該超出人類而擴及地球的其他部分以至宇宙。簡言之，本宣言要反映實在，它不是純粹人類中心的，而是宇宙人類中心的。

三、基本規則

我們提議，以數千年來在諸多宗教和倫理傳統中一直得到肯定的“金規則”，作為據以奠定據以奠定全球倫理的基本原則：“你不愿意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不該怎樣對待別人”，或用正面措辭來說，“你愿意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該怎樣對待別人”。這條規則應該不僅對人們自己的家庭、朋友、社團和民族有效，而且針對一切其他的個人、家庭、社團、民族、全世界以及整個宇宙。

四、基礎原則

1.因為自由乃屬于做人的本質，所以，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權利或表現出對有生物或無生物適當的尊重，每一個人都有自由行使和發展每一種能力。此外，行使人的自由的方式應該促進一切人的自由，促進對一切生物和無生物的適當的尊重。

2.因為一切人都固有的同等的尊嚴，所以，一切人都應該作為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來對待。此外，所有的人在同別人的每一種交往中，都應該努力最大限度地增進所有相關的人之內在尊嚴。

3.雖然人類比非人類具有較大的內在價值，但是所有的事物，生物和無生物，都由于它們的存在而確實擁有內在的價值，因此在對待它們時應該有適當的尊重。此外，所有的人在同非人的生物和無生物的每一種交往中，都應該努力最大限度地尊重其內在的價值。

4.隨著人類必然地不斷追求更多的知識和真理，人們也要追求使自己認為好的即自己所愛的東西同自我相結合；通常，這種自我被擴張或超越，而包含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人們乃為自己的家庭和朋友追求好處。此外，由于有上述“金規則”，這種能愛和被愛的“自我”需要繼續其自然的擴張或超越，以將社團、民族、世界和宇宙。

5.所以，真正的人類之家，乃是本真的自愛和他愛，二者相依相成地以這樣一種方式相聯結，以致最終趨向于成為包容一切的愛。愛的這種擴張與包容性，應該被承認為個人交往與全球交往中的一個積極的原則。

6.那些對別人負有責任的人，應該幫助其對之負責的人。此外“金規則”意味著：假如 我們陷于不能自助的嚴重困境，我們會想要能幫助我們的人來幫助我們，即使我們對我們未 負有任何責任；因此，我們應該幫助不能自助的陷于嚴重困境的他人，即使我們對他們未負 有任何責任。

7.因為一切人都有同等的權利認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即自己對生活的終極意義和相應地該如何生活的解釋——是真實的，所以每種人類宗教或信仰都應該被給予適當的自由和尊嚴。

8.此外，對話——即主要目的在于向別人學習的交談——是一種必要的手段，人們通過它而不斷擴充和深化自己對生活意義的解釋，并目發展出一種不斷拓寬的一致意見，憑著它，男人和婦女們就能夠以真正富于人性的方式，共同生活在這個星球上。

五、中程原則

1.法律責任：

因為一切人都擁有固有而平等的尊重，所以，一切個人和社團都應該在法律面前平等對待每一個人，為一切人提供同等的保護。

與此同時，一切個人和社團都應該遵守一切公正的法律，不僅要服從其文字，尤其要服

從其精神。

2.關于良心和宗教或信仰的責任：

因為人類是思考著的、并因而在本質上是自由抉擇著的存在物，所以，一切個人和社團都應該尊重人性的這個方面，允許一切人擁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良心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之權利。

與此同時，一切人行使其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良心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之權利的方式，應該顯示出對其自身和別的所有人的尊重，并爭取為自己和人類同胞創造最大限度的廣義理解的利益。

3.關于言論和信息的責任：

因為人類是思考著的存在物，具有感知實在并表達對實在的感受的能力，所以，一切個人和社團擁有盡可能多地了解真相和誠實地表達真相的權利的責任。

與此同時，每一個都應該避免種種掩蓋、歪曲、對他人的操縱以及對個人隱私的不適當的侵犯;這種自由與責任尤其適用于大眾傳播媒體、藝術家、科學家、政治家和宗教領袖。

4.關于參與一切影響自己或自己對之負責者的決策的責任：

因為人類是自由抉擇著的存在物，所以，一切個人和社團都應該尊重人性的這個方面，允許一切人有權在一切影響自己的決策中直接或間接地公開提出意見，包括有意義地參與挑選自己的領導人并使之有責任說明決策，還應該允許一切人有同等的權利擔任一切自己能力可以勝任的領導職務。

與此同時，一切人都應該努力以這樣一種方式行使其參與自治的權利責任，以便為自己和人類同胞創造最大限度的廣義理解的福利。

5.關于男女關系的責任:

因為婦女與男人是天生平等的，又因為他們常常相互吸引，所以，一切個人和社團都應該尊重人性的這些方面，允許一切人，婦女和男人，擁有同等的權利去自由結婚，而且，一切婦女和男人在婚姻生活或者解除婚姻方面都應有同等的權利。

與此同時，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在婚姻之外和婚姻之內彼此對待的方式，都應該尊重自身和別人的內在尊嚴、平等、自由和各項責任。

6.關于財產的責任：

因為人類在本性上是自由的、有肉體的和社會性的，所以，一切個人和社團都應該尊重人性的這些方面，允許一切個人和社團有權擁有各種不同的種類的財產。

與此同時，應該以這樣一種方式組織社會，以使財產之處置帶有尊重，努力不僅僅為財產所有者，而且也為其人類同胞，以及一般地為整個世界創造最大限度的福利。

7.關于工作與閑暇的責任：

因為一切人要過真正的人的生活，通常不應既有意義的工作，又有消遣性的閑暇，所以，一切個人和社團都應該尊重人性的這些方面，并努力這樣來組織社會，以便為自己也為其社團的所有成員提供真正的人的生活的這兩個方面。

與此同時，一切個人都有責任適當地工作以獲取報酬，并且同一切社團一起，努力為自己、為自己的社團、為其他的個人和社團，爭取有創造性的工作和娛樂性的閑暇。

8.關于兒童與教育的責任：

首先，兒童對自己的生存、對自己的社會化教育，不能負任何責任;能負責任的是他們的父母。當他們不論因何緣由而不能負責之時，范圍較大的社團、親屬親戚和公民社會就有責任為孩子們提供盡可能最親切的照顧，物質方面、心理方面、道德或精神方面以及社會方面的照顧。

因為人類只有通過寬泛意義上的教育，在現在越來越多地還要加上嚴格意義上的教育，才能成為真正富于人性的，所以，一切個人和社團都應該尊重人的發展的這個方面，并且應

該努力為所有的兒童和成年男女提供這樣一種教育，這種教育旨在充分發展人的人格，以及對各項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促進一切人(不論其種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別和其他方面有何差別)之間的理解、對話和友誼以及對地球的尊重。

與此同時，一切個人和社團都有責任在為自己和自己的社團的這種教育提供必要手段方面作出適當的貢獻，此外，還應努力爭取為一切人類提供這種教育必須的手段。

9.關于和平的責任:

因為對一切人來說，作為暴力之消失和正義之呈現的和平，乃是所有人的充分人性分別地和共同地完全發展之必要條件，所以，一切個人和社團都應該尊重這項人類需要，并持續地努力促進和平在所有層面上，在個人的、人際的、本地的、地區的、民族的和國際的層面上之發展，同時承認：

a)和平的必要基礎，是對相關的一切人的公正；

b)暴力應予避免，只在無暴力則會導致更壞結果時才采用;

c)當和平破裂之時，應該把一切努力都集中于迅速恢復和平——在對一切人公正這一必要基礎上恢復和平。

與此同時，應該認識到和平像自由一樣，是一種應當不斷加以培育的正面價值，因此，一切個人和社團都應該作出必要的事先努力，以求不僅避免和平被破壞，而目加強和平的穩定發展和增長。

10.關于環境保護的責任：

因為萬物不論有無生命，都只因其存在便具有一種內在的價值，又因為假如環境被嚴重破壞則人類就不能作為人類充分發展甚至生存下去，所以，一切個人和社會都應該尊重在其中“我們大家生活、活動并擁有我們的存在”的生存圈，并且應該這樣行動，從而：

a)除非是用于某種更大的善(例如用植物或動物裹腹)，否則不毀滅任何自然形態的生物或無生物;

b)只要可能辦到，就僅僅消耗可替換或可再生的自然形態物質。

與此同時，一切人和社團都應該不斷地保持警戒，以保護我們脆弱的宇宙，尤其是保護它免遭正在爆炸的人口和正在增加的技術可能性日益擴大的威脅。

1993年12月3日修訂

——孔漢思、庫舍爾編：《全球倫理：世界宗教會議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摘錄自檀傳寶著：《德育原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193-198頁。

第五篇：普世價值的論文

關于“普世價值”的幾點看法

最近幾年，“價值哲學”和價值觀研究一直是一門顯學和熱門話題。原來，中國學術界并不太看重它。20世紀30年代，張東蓀先生曾經撰寫和出版過一本《價值哲學》，影響不大。現在我們研究和批評“普世價值”，得從“價值”一詞講起。1.一般“價值”概念——價值意識——價值觀的特征

價值哲學原先不太受重視，不是完全沒有原由的。因為它不是哲學的基礎和核心部分，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所要思考和解決的緊迫問題。其特點有：（1）自明性。在馬克思主義原有理論體系中，經濟學之外的“價值”問題，一般的“價值”意義，是一個自明的、不言而喻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盡管含有豐富的“價值”性內容，但他們是通過一般語詞，如“需要”、“利益”、“理想”、“目的”、“意圖”、“崇高”和“偉大”等用語，而內蘊地和間接地表達出來的，沒有正面和系統的論述。馬克思只是在批評瓦格納經濟學著作時寫道：“‘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是“這些物能使人們‘滿足需要’這一屬性”[1]。但這顯然只是商品“使用價值”概念的直接延伸，還不是哲學的價值概念。（2）合理性。非經濟學的“價值”問題，的確有存在和發展的一定的理論空間。人們在正確的客觀性的認識與實踐行動之間，還有一種中介性的意識：認識和實踐主體的一種在“評價”主客體關系和功利關系的基礎上形成的認識，其中需要和包含有價值意識。哲學上稱之為包含有“目的”和“意圖”在內的、作為實踐直接動因的“實踐觀念”。由此，我們需要和能夠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形成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或社會價值觀——價值哲學。（3）脆弱性。價值哲學是近代以來的西方哲學朝主觀唯心主義轉向的產物。文德爾班說過：哲學像李爾王把自己財產分給了子女而成為乞丐——只剩下“價值”。張東蓀先生在研究中外哲學歷史時，也有類似的看法。“價值”內容的主觀性、主體性很強。英語的subjectivity，既可以翻譯為主體性、又可以翻譯為主觀性。必須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構架中，價值哲學才有正確的發展方向。“價值”概念和價值理論的確立，始終需要有其客觀基礎、需要以其真理性認識作為前提，才能具有現實性和可靠性。如果離開了事物的客觀性和認識的真理性，單純從人們的主體性甚至僅從其主觀意志出發，而講需要、講效用、講功利和講價值，以及所謂“價值實現”，那么就有可能像實用主義那樣，很容易滑向主觀唯心主義。2.當前一些人張揚所謂“普世價值”的主要說法和意圖

目前，在當今的作為整體的世界還是階級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根本不存在所謂“普世”的、超階級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觀。應當說，屬于全人類共有的精神文化財富還是有的，這主要是指一些非意識形態的東西，如自然科學、語言文字、形式邏輯、山水畫、無標題音樂和其他文化產品中反映人類社會生活一些共性的現象、思想文化因素，為所有的人所共有，或關系到所有的人，在一定意義上具有普世的價值因素。但人類自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直至階級完全消滅為止，凡是反映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利益結構和社會關系的經濟、政治、文學、哲學和道德等社會意識形式的內容主體和本質屬性，都具有階級性、時代性和社會形態的質的規定性。在階級社會中，作為意識形態的思想文化的歷史性繼承，同時是與其經濟基礎和整個社會發展的要求所進行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創新相統一的，從根本上看，其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謂“普世價值”。現在一些人所講的“普世價值”，就是把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絕對化為超階級和超時代的所謂“普世價值”。其意向和主張如下。

（1）崇拜和迷信西方的資產階級抽象的價值觀念和基本制度，說資本主義是人類“最終的制度歸宿”。如有人說“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沒有必要去區分是姓‘資’還是姓‘社’”。又有人說，西方的“民主一經產生，就具備了普世意義，從英國、美國推行民主以來，全世界2／3的地區都實行了民主，可見其普世的程度”[2]；還有人說，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愛等意識形態，是“人類文明的核心，是人類在長期進化發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義的價值準則，以及由這些準則所規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終的制度進化歸宿”[3]。有人甚至說，“西方是人類的西方，不是西方的西方；西方的觀念，不僅是西方的，也是全人類的觀念”。這些人都把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稱為“世界文明的主流”或“人類文明的主流”，公然為“全盤西化論”翻案[4]。有學者說：“1980年代之前，抵制普世民主的手法主要是所謂階級論，今天這種強詞奪理的說法已經不值一駁。后來又捏造一個‘全盤西化論’，現在進入第三階段，要撇開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謂‘協商民主。”說這是“用‘中國特殊論’抵制民主進中國”[5]。

（2）認為中國搞社會主義是“離開甚至背離了人類近代文明主流”，改革開放是向資本主義的“價值回歸”。如有人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必須融入人類文明主流，民主、科學和法治，承認普世價值，同世界文明接軌。”[6]又有人說：“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人權、法治、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日漸成為我們文明中的核心價值。”[7]還有人說，“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社會、文化的理論創新，我們都必須以普世價值為尺度”[8]，意在改變我國的一切。這些說法，顯然是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誤解和企圖誤導。

（3）認為“解放思想”就是要“確立普世價值”，并把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歸結和歪曲為“普世價值”。有位教授說，“解放思想應該有個核心目標，這個核心目標就是價值體系，解放思想就是要確立普世價值。”他說：“以人為本是個綱，要貫徹這個綱，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權等一整套普世價值，就是需要價值觀的轉變。普世價值不能確立起來，就不會是以人為本。所以價值觀問題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基礎性問題。”[9]于是，一些人正在籌劃《大家西學》叢書，共計劃出版31本，已經出版了15本，大肆鼓吹普世價值。叢書主辦方的一位負責人說，他們出版的意圖是14個字：“人類的普世價值，中國的觀念讀本”。

4）有些人張揚普世價值，名曰談“學術”，實際上是在做政治文章。其政治目的，是公開主張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是他們張揚“普世價值”和所謂“解放思想”，就是鼓吹“要從‘用生產資料公有制來界定社會主義’這個觀念中解放出來”，“要從公有制主體的錯誤觀念中解放出來”。有人說，“在所有制結構上，2007年中國非公經濟占GDP的比重超過60％，非公經濟事實上成為主體，而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們的憲法仍規定公有制為主體。”一些人覺得現在經濟改革不如意，“就是因為這種理論束縛，因為基本經濟制度沒有創新。”他們的所謂的“基本經濟制度沒有創新”，就是要拋棄現階段實行的“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讓私有制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的主體，實現私有化。二是他們張揚普世價值，主要鎖定在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上，美其名曰“民主憲政”。說“新一輪的政治改革，總的目標當然是憲政。憲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權，就是這三者的結合。”[10]其實，他們是認為，當今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即“上層建筑已不適應經濟基礎”，是“集權制度”和“病態社會”，應改變為與所謂“普世價值”相適應的，即以西方的特別是像美國那樣的資產階級“現代民主制度”[11]。他們甚至公然要中國共產黨“放棄列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提法”，說“‘先鋒隊’理論已經完全不能適用于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群眾性的現代政黨。”“中國共產黨要獲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國民黨走過的憲政之路”。[12] 顯然，問題的實質是這些人公開地主張中國從經濟到政治和文化，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搞資產階級多黨制，就是要誤導中國通過他們所曲解的“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走上他們向往的資本主義道路，還美其名曰，“應該走向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這些人把“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稱之為“新資本主義”道路。3.“普世價值”被大肆張揚的政治背景、輿論氛圍和破解之策

（1）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我國改革開放之機，進行反華、反共、反社會主義，企圖“西化”和“分化”中國的戰略圖謀，從未停止過。

（2）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在繼續鼓動經濟私有化的同時，正集中力量從政治上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他們的政治目的，就是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鼓噪“民主憲政”，企圖從政治體制改革打開“突破口”，實行“全盤西化”，改行資產階級多黨制，走臺灣的所謂“憲政之路”，想要共產黨讓權下臺，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3）目前，資產階級抽象的人道主義、地主資產階級抽象的人性論，正在大行其道。有一句名言：“讓世界充滿愛！”一般講這種話的人，其愿望可能是善意和真誠的。但是，它并不具有普遍的現實性。只有全世界都消滅了剝削和壓迫，消滅了階級，實現了共產主義，才能達到這種美好境界。在今天，我們的世界在整體上還是階級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從理論上看“讓世界充滿愛”，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復批判過的費爾巴哈的“愛的宗教”，以及以“關于愛的囈語”為基礎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輿論中的復活。而且，這種輿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我國目前一些媒體的基調。毫無疑問，我們對于親人、同事、朋友和人民群眾，當然要講親情和友愛；同時也要講是非和原則、要講真善美、要有正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國的輿論工具，在思想宣傳上，當然應當堅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要努力貼近群眾。但是，還必須盡量做到廣泛的群眾性與正確的導向性的統一。如果處于國家領導地位的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和自己的宣傳工具，通常不講正確的政治意識、不講應有的理想信念、不講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和奉獻精神等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而是大肆講抽象的“人性”和“博愛”，這未免太單調和太貧乏了。須知，在階級社會和存在階級差別的社會中，所謂“人類之愛”，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只不過是人們的一個良好愿望而已。（4）目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個“軟肋”，就是廣泛地存在非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即不少人在反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的同時，走向另一個極端——“階級斗爭熄滅論”。即對于我國“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的階級斗爭”的客觀事實，他們熟視無睹；對于當今世界整體上還是階級社會，他們不以為然。因此，不少人極力回避和放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不是有人說“所謂階級論，今天這種強詞奪理的說法已經不值一駁”了嗎？其實，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我們觀察國內外與階級斗爭有關的復雜社會現象的“鑰匙”和“指導線索”；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完全消滅以前，是不可能“過時”和失效的，而必須結合各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應用和不斷發展。

我認為，我們解決這類問題的治本之策和一個重要的理論武器，就是必須堅持黨在現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前提下，堅持準確地掌握和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否則，共產黨人就是自我解除思想理論武裝，就難以澄清思想理論混亂。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405頁。[2] 《改革內參》2007年7月1日。[3] 《南方周末》2007年10月25日。[4] 《南方都市報》2007年12月30日。[5] 《南方都市報》2007年12月30日。[6] 《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7] 《改革內參》2008年4月20日。[8]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9]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10]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11] 《炎黃春秋》2008年第1期。[12] 《領導者》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