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去意識形態化回歸普世價值

秦曉：《去意識形態化 回歸普世價值》

這次討論會的主題是“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如工業化程度、城鎮化率、人均GDP等，這些經濟、物質指標是發展中國家轉變為發達國家的標志。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是指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核心價值觀支撐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為制度架構的現代民族國家和社會形態。

發端于17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是人對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擺脫了精神上的束縛以后，人可以運用自己的理性保護個人的權利，實現個人的自由。在此以后，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啟蒙價值”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當代“普世價值”就是“啟蒙價值”經過人們幾百年的認識和實踐演化而成的。

自晚清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走過了100多年，其中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前者是用科學和民主的力量對長期統治中國的儒家綱常秩序的顛覆，后者是對斯大林、毛澤東模式的拋棄。這兩次思想啟蒙運動在中國社會轉型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中途都發生了路向的改變，前者為“救亡”所淹沒，后者則轉向以“民富國強”為目標的現代化進程。

進入本世紀后，中國經濟崛起，但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這個現象表明，中國的問題應從社會轉型的角度來認識和解析，或者說，當代中國的問題不是現代化建設的問題，而是現代性社會構建的問題。面對這個重大問題，中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出現了激烈的交鋒，交鋒的核心是“普世價值”還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國家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的本質是對普世價值的拒絕。這一指向是對中國以現代性社會為目標的轉型進程的偏離和倒退。這是一個關乎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道路和方向的問題，我們不應對此視而不見、聞而不言。

“中國模式論”的出現有其復雜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把“大國崛起”作為目標的“中國模式論”找到了依據；民族主義始終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難以拒絕又難以歸順理性的因素；經濟表現已成為中國當今政治權力正當性的來源；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論和由此導出的階級斗爭唯物史觀至今仍是許多人認識中國和世界問題、判定價值觀和制度的主要思維方式。

今天，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重提啟蒙，回應“中國模式論”的挑戰首先就要從它的思想基礎入手，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化”進行反思，解除束縛，使我們對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有一個更理性的認識。

意識形態的制度化、道德化和異化

中國近現代史的主題是尋求自身現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中西之爭”和“古今之辯”構成了這一主題的二元敘事結構。期間，各種主義、思想紛紛登場，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之后，激進主義逐漸占了上風。上世紀初，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后經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幾次變身，形成半個多世紀中國思想的主流。論從史出，基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我們可以說，這一主流思想帶有較強的激進主義成分。從思想譜系上看，激進主義的主要特征是對傳統的顛覆，對經驗的拋棄，對普世價值的拒絕。顛覆、拋棄、拒絕之后留下的是什么？或者說激進主義的思想資源來自哪里？我認為來自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影響文明、社會和人們價值取向、行為選擇的一套敘事是近兩百年出現的。歷史上第一個提出這個概念的是法國人特拉西(A.D.de Tracy)。特拉西把意識形態視為“觀念的科學”，試圖像牛頓那樣，遵循幾個簡單的法則所確定的模式，證明現在和將來的一切事實。特拉西的論述中表現出濃厚的科學主義和主體論思維。

在拿破侖時代，意識形態逐漸從“觀念科學”中脫離，進入世俗，并與政治學說(當時的自由共和主義)相聯系。在此之后，政治意識形態對西方產生過重大影響，如法國大革命、德國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冷戰、小布什的新保守主義等。本文論述的重點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脈絡要追溯到馬克思。馬克思一開始將特拉西的思想看作一種“唯心主義”哲學，隨后又將意識形態納入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筑，并從階級的觀點，揭示精神勞動者的階級本性是通過意識形態的構建，為現有秩序提供思想上的辯護。由此看來，馬克思后期反對的不是意識形態，因為他本人就是一位意識形態的大師，他所批判的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列寧的意識形態觀就更為清晰了，他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看作階級斗爭的武器。

斯大林和毛澤東使政治意識形態完全制度化、道德化并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形成了“道統”和“法統”的合一。在這樣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社會里，國家利益、革命成為全民最高的利益。馬克思作為啟蒙之子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被異化了。斯大林的“肅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布爾布特的“大屠殺”是 20世紀人類歷史上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講，“意識形態化”是悲劇的根源。

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會宣稱它是關于世界的惟一真理，是一套可以解釋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科學體系，是對人類文明的哲學思考，是動員和凝聚社會的精神力量，是理想社會制度的設計藍圖，是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最高道德典范。

正如愛德華·希爾斯(E.Shils)所說，“科學現在不是，從來也不曾是意識形態文化的一部分。事實上，在科學中起作用的科學精神與意識形態相去甚遠。”科學精神的主要元素是價值中立、經驗、懷疑、邏輯自洽，它與非科學的區別還在于它是可以證實或證偽的。而意識形態則像道德、美學和宗教一樣，是一種價值導向的、主觀的、感情化的信仰，盡管意識形態也被包裝成一種理論模式，但它不具備科學的屬性，是一種“非科學”。

作為“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制度，它與現代政治理念是對立的。“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往往導致專制，它將持有不同觀點、思想的人視為必須批判和消滅的“異教徒”。這與現代政治所應具備的民主、法治、多元、自由、開放、寬容和理性是完全不相容的。

去意識形態化

30多年前，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之后，中國人民和中國政治領袖毅然拋棄了斯大林、毛澤東的模式，選擇了改革、開放之路。人們經常將此后的進程描述為“經濟轉軌”，其實，轉軌所遇到的最大障礙是觀念的轉變和利益的調整。就前者而言，問題的實質是如何擺脫“意識形態化”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講，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是與去“意識形態化”同行的。

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一位去“意識形態化”的勇士和偉人。他在一些歷史關鍵時刻的立場、觀點和相關論述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比如： “實事求是”、“不爭論”、“貓論”、“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是硬道理”、市場和計劃只是配置資源的方式，不存在“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三個有利于”等。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按要素分配，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也都顯示出去“意識形態化”的努力和繼續。

當前，去“意識形態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恩格斯將之與達爾文進化論并列，認為他們分別揭示了人類社會和生物界的發展規律。自馬克思提出后，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又做了新的闡述，最終形成了特定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種唯物史觀認為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惟一動力，階級斗爭可以改變社會的經濟基礎進而建立新的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并據此對社會形態做了劃分。在中國，“姓資”、“姓社”的劃分、對公有制和國企的??識、對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體制的階級屬性的認定，都反映出這種唯物史觀的影響。

傳統觀點詮釋的唯物史觀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單一因素、單向的決定論，即“經濟決定論”。在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中，各種相關因素是一種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互動關系，在不同的條件下每種因素對其他因素的影響作用不同；同理，文明的演進也是諸多因素互動的結果，排除其他因素，把經濟基礎—階級斗爭作為惟一的決定因素，在理論上不能成立，在實踐中也無法證明。

“中國模式論”的興起是“意識形態化”的復興，它試圖逆轉鄧小平開啟的去“意識形態化”進程，將這些主張或工具化或重新披上意識形態的外衣。

“意識形態化”曾經是中華民族近現代歷史上的一個沉重的包袱，現在又成為橫在我們社會轉型之路上的一座大山，甩掉這個包袱、越過這座大山是當今重提啟蒙的主題。

回歸普世價值

“中國模式論”對普世價值的態度從用特殊性來消解普遍性(“特殊論”)，轉變為用“中國價值”取代 “啟蒙價值”(“取代論”)。“中西之爭”的本質是“古今之辯”。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歷史，但就社會形態而言，這些差異不足以消解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區分。普世價值體現的是人的價值，它不因人種、國別的不同而失去意義。特殊性是相對于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沒有普遍性也就沒有特殊性。普遍性并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對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約，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動才使得普世價值有了更大的包容并不斷獲得新的活力。因此，“特殊論”是一個偽命題。

“中國模式論”認為中國的崛起、西方的衰落預示著“中國價值”將會取代“啟蒙價值”成為一種新的普世的典范。我近日寫的《是制度缺陷，還是制度創新 — 對“中國模式論”的質疑》一文中對支撐“中國模式論”的論據做了回應。我認為，這些論據所表明的恰恰是需要改革的制度缺陷而不是制度的創新。“取代論”的另一方面的論據是對“啟蒙價值”的解構和對現代西方社會的批判。自歐美進入現代性社會后，這種解構和批判就從來沒有停止過。這首先是因為現代社會本身就存在“病態”和危機，問題的核心是這個“病”是不是不可醫治的？這個危機是不是不可拯救的？這些問題是因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而產生的，還是轉型后現代社會所遇到的新的問題？

韋伯曾用“形式合理”與“實質合理”或“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來揭示現代社會的問題，我想這也是“病”和危機的深層根源。這一對基礎矛盾的存在表明西方現代社會遠不是一個人類追求實現的“理想王國”，因而人類的這種追求并未走到終點。從理想回到現實，我們所構建的社會能夠擺脫或化解基礎性矛盾的存在嗎？我以為，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二元結構是一種常態，人們的觀念、制度的構建要接受這樣一組二元結構的存在。我們能做的是在二元張力中尋求平衡并建立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二元結構也同樣反映在啟蒙價

值中，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個人權利/國家利益、理性/理想和奉獻、權力的制衡/效率、公平/效率等等。在這個意義上講，“啟蒙價值”本來就是一組具有張力的二元結構。當然，在這個二元結構中，前者是更為核心、更為基礎的要素。“中國模式論”則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來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而不是在兩者之間尋求均衡。它所反映的是“意識形態化”的復歸，是對普世價值和現代性社會的誤讀或曲解，是拒絕普世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因此，“取代論”是一個危險的命題，而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命題。

第二篇：企業文化的普世價值

企業文化的普世價值（上）

本文首發于《中外管理》2010年9月４日。

企業家是百里挑一的稀缺資源，其價值實現卻有賴于資本和團隊，而資本和團隊自愿“押注”于企業家的創新，除了經濟利益之外還有精神上的認同，所以現代企業理論提出了兩個新的命題：領導力和企業文化。

企業“活寶”

許多企業家把文化視為企業追求卓越的無價之寶。但在現代企業的經營中，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隨著企業家的“跳槽”或“下課”，企業文化的核心內容也會隨之而變。一個企業的文化，通常就是該企業一把手的文化，在一把手“活”在企業之時，他所推崇的文化就是“無價”之寶。由此看來，文化彷佛是企業家的“活寶”——在企業和企業家活著的時候，才是寶貝。企業一旦經營失敗，或者一把手因故離開了企業，他所推崇的企業文化也會銷聲匿跡，風光一時的“無價”之寶會變得一文不值。即使前任定下的規矩必須“蕭規曹隨”，繼任者也會換一套說法，很少有人還會默誦著前任的語錄，亦步亦趨。通常只有家族企業才會把家族文化奉為不朽的商業信條。這就提出了一個命題：企業文化究竟有沒有商業價值？企業是否存在不因人而異的普世價值觀？

警惕過度“文化”

文化一詞源于《易經》：“觀乎人文，以化天下”，后人解讀為“以文化人”，本來不是商業術語。商人講文化，通常離不開本民族的人文傳統，所以很難永續傳承。因人而異的企業文化通常帶有企業家的個人色彩，在中國，人們可以在“仁義禮智信”中取出的任何一個字盡情演繹，演繹中又可援引諸子百家乃至耶穌佛陀等宗教信條。更有甚者：人未成“宗”，話已成“教”，本來是“忽悠”別人的企業文化率先“忽悠”了自己！

企業經營的決策是要有獨裁的，因為“總裁”就是獨裁，而獨裁者身邊必有諂媚之人，于是乎，企業文化在傳播中多半會被沒有文化的執行者們曲解，甚至演變為公司政治的工具，失信于團隊，失信于股東，失信于客戶。長此以往，企業就會喪失其原有的核心競爭力，所以說，過度“文化”是企業經營的一種亞健康形態。

以信為本

文以化人，而企業的“企”字卻是“人+止”，從制度產生的本源看，企業制度是超越“人”而存在的，這就要把商業文化的一般理念和因人而異的文化詮釋區別開來。

在中國，文化正統的排序是“仁義禮智信”，社會正統的排序則為“士農工商”，由此推論，商業文化在中國是排在后面的“智信”二字。文化以人為本，商人以信為本，若把企業家從一般商人獨立出來定義為創新的推動者，則“智”字可以代表創新。然而，無論是“信”還是“智”，商業成功的標準都離不開利潤，這就要把傳統文化的“仁義禮智信”與商業文化區別開來。

商業文化，無論商人的姓氏為“趙錢孫李”或“周吳鄭王”，成功者都離不開三個字：利-智-信。純粹做人，可以不言利，可以無智慧，可以不求信，但要做企業家，三者缺一不可：無利不起早，無智不創新，無信不成功。古人云，不成功便成仁，說明成功和成仁是分離的，破產企業的商人也可以把人做好，但好人卻未必都能成為好商人。仁德禮義是做人之道，利-智-信則是為商之道，其中以“信”為至尊，所以說，商人一諾值萬金。

企業文化的普世價值（中）

本文首發于《上海證券報》2010年9月29日。

企業文化的普世價值是利-智-信，起步期的企業必須逐利求生存，成長期的企業始于創新求發展，成熟期的企業守本守信求規模，所以利潤是根，創新如命，信用為本。

認清“利-智-信”

企業文化不能回避“利”，商人講文化而不言利，這是商人的虛偽。從商者，可自我冠名為儒商、仁商、德商等等，都是反商業文化的雜交概念，混淆了社會人文與商業文化的差別。商人逐利乃天經地義，亞當·斯密寫了兩本書：一本是《國富論》，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論》，前者解讀財富的性質和起源，解讀了理性經濟人的行為；后者詮釋社會人的道德情操，解讀了理性自然人的行為。企業家群體，是人格分裂的二元化行為主體，作為自然人可立德立言，作為企業家要成長創新。因為，企業家是公司創新成長的永動機，而利潤則是永動機的潤滑油。自然人的天性可以溫文恭儉讓，而企業家的天性卻必須承擔責任，挑戰風險。

企業文化若絕口不言“利”，不僅漠視了資本家的逐利天性，而且違背了企業家的誠信準則，看似高雅智慧，其實虛偽愚蠢。在商業文化中，“信”高于“利”，“利”高于“智”，特別是管理上市公司的企業家，誠信為本，“信”有三面：一要面向投資人，求信用；二要面向管理團隊，求信任；三要面向消費者，求信心，三者缺一不可。企業家的價值實現高度依賴于資本、團隊和客戶，而資本重“利”，團隊重“智”，客戶重“信”，企業文化的普世價值就是“利-智-信”，其價值實現的方式可量化為企業的利潤、創新和商譽。

企業家和普通商人的差異在于“智”，沒有智慧的商人如過江之鯽，有智慧的企業家是百里挑一。企業之“利”若包含了創新利潤就是“厚利”，有別于普通商人的“薄利”。猶太商人崇尚“逐厚利”，中國商人注重“薄利多銷”，我們常說猶太人貪婪，這可能包含著自卑。消費者若愿意支付“厚利”的價格，是因為在“厚利”之中有企業家的溢價，也就是“智”的貨幣化。

企業文化與有文化的企業家

現實生活中的企業都是由個性化的企業家所代表的，有文化的企業家就像名牌商標一樣，以其個人魅力和領袖氣質使企業流光溢彩，但卻不能因此說沒有文化的老板們就不是企業家。企業文化的價值和企業家的文化素養不同，這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標準化和差異化的和諧。

有文化的企業家會給企業帶來特殊的溢價，因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文化認同會產生團隊的凝聚力，從而淡化赤裸裸的利益關系。在股權投資產業中，投資的成功仰賴于天時、地利、人和，其中“人和”最為重要，天有不測風云，商場無窮變幻，惟有“人和”是可以經營的。

因此，有文化的企業家能把企業文化較快從“利”升級到“智”和“信”的層面，將企業的逐利行為升華到智慧與誠信的貨幣化，而創新和守信是企業的厚利之源。現代企業的文化是厚利文化，所以資本市場才會給企業兩種溢價：創新溢價和成長溢價。

第三篇：普世價值的論文

關于“普世價值”的幾點看法

最近幾年，“價值哲學”和價值觀研究一直是一門顯學和熱門話題。原來，中國學術界并不太看重它。20世紀30年代，張東蓀先生曾經撰寫和出版過一本《價值哲學》，影響不大。現在我們研究和批評“普世價值”，得從“價值”一詞講起。1.一般“價值”概念——價值意識——價值觀的特征

價值哲學原先不太受重視，不是完全沒有原由的。因為它不是哲學的基礎和核心部分，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所要思考和解決的緊迫問題。其特點有：（1）自明性。在馬克思主義原有理論體系中，經濟學之外的“價值”問題，一般的“價值”意義，是一個自明的、不言而喻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盡管含有豐富的“價值”性內容，但他們是通過一般語詞，如“需要”、“利益”、“理想”、“目的”、“意圖”、“崇高”和“偉大”等用語，而內蘊地和間接地表達出來的，沒有正面和系統的論述。馬克思只是在批評瓦格納經濟學著作時寫道：“‘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是“這些物能使人們‘滿足需要’這一屬性”[1]。但這顯然只是商品“使用價值”概念的直接延伸，還不是哲學的價值概念。（2）合理性。非經濟學的“價值”問題，的確有存在和發展的一定的理論空間。人們在正確的客觀性的認識與實踐行動之間，還有一種中介性的意識：認識和實踐主體的一種在“評價”主客體關系和功利關系的基礎上形成的認識，其中需要和包含有價值意識。哲學上稱之為包含有“目的”和“意圖”在內的、作為實踐直接動因的“實踐觀念”。由此，我們需要和能夠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形成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或社會價值觀——價值哲學。（3）脆弱性。價值哲學是近代以來的西方哲學朝主觀唯心主義轉向的產物。文德爾班說過：哲學像李爾王把自己財產分給了子女而成為乞丐——只剩下“價值”。張東蓀先生在研究中外哲學歷史時，也有類似的看法。“價值”內容的主觀性、主體性很強。英語的subjectivity，既可以翻譯為主體性、又可以翻譯為主觀性。必須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構架中，價值哲學才有正確的發展方向。“價值”概念和價值理論的確立，始終需要有其客觀基礎、需要以其真理性認識作為前提，才能具有現實性和可靠性。如果離開了事物的客觀性和認識的真理性，單純從人們的主體性甚至僅從其主觀意志出發，而講需要、講效用、講功利和講價值，以及所謂“價值實現”，那么就有可能像實用主義那樣，很容易滑向主觀唯心主義。2.當前一些人張揚所謂“普世價值”的主要說法和意圖

目前，在當今的作為整體的世界還是階級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根本不存在所謂“普世”的、超階級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觀。應當說，屬于全人類共有的精神文化財富還是有的，這主要是指一些非意識形態的東西，如自然科學、語言文字、形式邏輯、山水畫、無標題音樂和其他文化產品中反映人類社會生活一些共性的現象、思想文化因素，為所有的人所共有，或關系到所有的人，在一定意義上具有普世的價值因素。但人類自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直至階級完全消滅為止，凡是反映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利益結構和社會關系的經濟、政治、文學、哲學和道德等社會意識形式的內容主體和本質屬性，都具有階級性、時代性和社會形態的質的規定性。在階級社會中，作為意識形態的思想文化的歷史性繼承，同時是與其經濟基礎和整個社會發展的要求所進行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創新相統一的，從根本上看，其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謂“普世價值”。現在一些人所講的“普世價值”，就是把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絕對化為超階級和超時代的所謂“普世價值”。其意向和主張如下。

（1）崇拜和迷信西方的資產階級抽象的價值觀念和基本制度，說資本主義是人類“最終的制度歸宿”。如有人說“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沒有必要去區分是姓‘資’還是姓‘社’”。又有人說，西方的“民主一經產生，就具備了普世意義，從英國、美國推行民主以來，全世界2／3的地區都實行了民主，可見其普世的程度”[2]；還有人說，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愛等意識形態，是“人類文明的核心，是人類在長期進化發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義的價值準則，以及由這些準則所規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終的制度進化歸宿”[3]。有人甚至說，“西方是人類的西方，不是西方的西方；西方的觀念，不僅是西方的，也是全人類的觀念”。這些人都把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稱為“世界文明的主流”或“人類文明的主流”，公然為“全盤西化論”翻案[4]。有學者說：“1980年代之前，抵制普世民主的手法主要是所謂階級論，今天這種強詞奪理的說法已經不值一駁。后來又捏造一個‘全盤西化論’，現在進入第三階段，要撇開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謂‘協商民主。”說這是“用‘中國特殊論’抵制民主進中國”[5]。

（2）認為中國搞社會主義是“離開甚至背離了人類近代文明主流”，改革開放是向資本主義的“價值回歸”。如有人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必須融入人類文明主流，民主、科學和法治，承認普世價值，同世界文明接軌。”[6]又有人說：“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人權、法治、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日漸成為我們文明中的核心價值。”[7]還有人說，“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社會、文化的理論創新，我們都必須以普世價值為尺度”[8]，意在改變我國的一切。這些說法，顯然是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誤解和企圖誤導。

（3）認為“解放思想”就是要“確立普世價值”，并把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歸結和歪曲為“普世價值”。有位教授說，“解放思想應該有個核心目標，這個核心目標就是價值體系，解放思想就是要確立普世價值。”他說：“以人為本是個綱，要貫徹這個綱，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權等一整套普世價值，就是需要價值觀的轉變。普世價值不能確立起來，就不會是以人為本。所以價值觀問題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基礎性問題。”[9]于是，一些人正在籌劃《大家西學》叢書，共計劃出版31本，已經出版了15本，大肆鼓吹普世價值。叢書主辦方的一位負責人說，他們出版的意圖是14個字：“人類的普世價值，中國的觀念讀本”。

4）有些人張揚普世價值，名曰談“學術”，實際上是在做政治文章。其政治目的，是公開主張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是他們張揚“普世價值”和所謂“解放思想”，就是鼓吹“要從‘用生產資料公有制來界定社會主義’這個觀念中解放出來”，“要從公有制主體的錯誤觀念中解放出來”。有人說，“在所有制結構上，2007年中國非公經濟占GDP的比重超過60％，非公經濟事實上成為主體，而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們的憲法仍規定公有制為主體。”一些人覺得現在經濟改革不如意，“就是因為這種理論束縛，因為基本經濟制度沒有創新。”他們的所謂的“基本經濟制度沒有創新”，就是要拋棄現階段實行的“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讓私有制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的主體，實現私有化。二是他們張揚普世價值，主要鎖定在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上，美其名曰“民主憲政”。說“新一輪的政治改革，總的目標當然是憲政。憲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權，就是這三者的結合。”[10]其實，他們是認為，當今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即“上層建筑已不適應經濟基礎”，是“集權制度”和“病態社會”，應改變為與所謂“普世價值”相適應的，即以西方的特別是像美國那樣的資產階級“現代民主制度”[11]。他們甚至公然要中國共產黨“放棄列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提法”，說“‘先鋒隊’理論已經完全不能適用于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群眾性的現代政黨。”“中國共產黨要獲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國民黨走過的憲政之路”。[12] 顯然，問題的實質是這些人公開地主張中國從經濟到政治和文化，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搞資產階級多黨制，就是要誤導中國通過他們所曲解的“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走上他們向往的資本主義道路，還美其名曰，“應該走向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這些人把“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稱之為“新資本主義”道路。3.“普世價值”被大肆張揚的政治背景、輿論氛圍和破解之策

（1）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我國改革開放之機，進行反華、反共、反社會主義，企圖“西化”和“分化”中國的戰略圖謀，從未停止過。

（2）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在繼續鼓動經濟私有化的同時，正集中力量從政治上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他們的政治目的，就是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鼓噪“民主憲政”，企圖從政治體制改革打開“突破口”，實行“全盤西化”，改行資產階級多黨制，走臺灣的所謂“憲政之路”，想要共產黨讓權下臺，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3）目前，資產階級抽象的人道主義、地主資產階級抽象的人性論，正在大行其道。有一句名言：“讓世界充滿愛！”一般講這種話的人，其愿望可能是善意和真誠的。但是，它并不具有普遍的現實性。只有全世界都消滅了剝削和壓迫，消滅了階級，實現了共產主義，才能達到這種美好境界。在今天，我們的世界在整體上還是階級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從理論上看“讓世界充滿愛”，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復批判過的費爾巴哈的“愛的宗教”，以及以“關于愛的囈語”為基礎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輿論中的復活。而且，這種輿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我國目前一些媒體的基調。毫無疑問，我們對于親人、同事、朋友和人民群眾，當然要講親情和友愛；同時也要講是非和原則、要講真善美、要有正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國的輿論工具，在思想宣傳上，當然應當堅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要努力貼近群眾。但是，還必須盡量做到廣泛的群眾性與正確的導向性的統一。如果處于國家領導地位的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和自己的宣傳工具，通常不講正確的政治意識、不講應有的理想信念、不講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和奉獻精神等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而是大肆講抽象的“人性”和“博愛”，這未免太單調和太貧乏了。須知，在階級社會和存在階級差別的社會中，所謂“人類之愛”，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只不過是人們的一個良好愿望而已。（4）目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個“軟肋”，就是廣泛地存在非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即不少人在反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的同時，走向另一個極端——“階級斗爭熄滅論”。即對于我國“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的階級斗爭”的客觀事實，他們熟視無睹；對于當今世界整體上還是階級社會，他們不以為然。因此，不少人極力回避和放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不是有人說“所謂階級論，今天這種強詞奪理的說法已經不值一駁”了嗎？其實，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我們觀察國內外與階級斗爭有關的復雜社會現象的“鑰匙”和“指導線索”；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完全消滅以前，是不可能“過時”和失效的，而必須結合各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應用和不斷發展。

我認為，我們解決這類問題的治本之策和一個重要的理論武器，就是必須堅持黨在現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前提下，堅持準確地掌握和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否則，共產黨人就是自我解除思想理論武裝，就難以澄清思想理論混亂。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405頁。[2] 《改革內參》2007年7月1日。[3] 《南方周末》2007年10月25日。[4] 《南方都市報》2007年12月30日。[5] 《南方都市報》2007年12月30日。[6] 《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7] 《改革內參》2008年4月20日。[8]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9]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10]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11] 《炎黃春秋》2008年第1期。[12] 《領導者》2008年第2期。

第四篇：改革開放與普世價值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經濟，30年來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增長，平均增長率達到9.8%，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比1978年增長40倍和30倍，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對外貿易總額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這么大的經濟總量，這么高的增長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這在世界現代史上是罕見的，公認為“中國奇跡”。這一奇跡和改革開放與普世價值生死攸關。

創造中國奇跡的秘訣不在于與世界求異，而在于與世界求同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中國奇跡”得益于中國走了一條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一樣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國特色”。有些國外投資者和投機者還“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謂的“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上述說法也并非全無道理，從特殊性的角度來講，每個國家的現代化都是不一樣的，這就注定中國現代化建設必然帶有中國特色。況且有些中國特色東西確實是中國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舉國體制等等。但是，光有這些“特色”，這些“不一樣”、“不照搬”是不夠的，因為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堅持黨的領導，一直是舉國體制。如果只靠這些“中國特色”，這些與其他國家的“不同”，就能創造“中國奇跡”，中國經濟就不至于在改革開放前到了崩潰的邊緣，就不會出現大躍進中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劇。可見，我們尋找“中國奇跡”的秘密，不僅要從中國與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從中國現在與過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難發現，真正創造“中國奇跡”的，恰恰是開放改革，是引進了市場經濟、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30年來，我們社會的進步，與改革開放密不可分，與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實踐密不可分。當然，你也可以說，“改革開放”也是“中國特色”，那這種特色是什么呢？這種特色的本質就是學習借鑒具有普世價值的發達國家的人類文明。因此，“中國崛起”實際上是通過“一樣”的東西得來的，是“拿來主義”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文明在中國的開花結果。

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在于引進了具有普世價值的市場經濟，其要義就是給予人民經濟自由

回顧這30年，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從開放開始，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從經濟到社會，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參照了先進國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國的一場大災難。但否定了文革又該向何處去呢？世紀偉人鄧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徑：對外開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體力行出訪了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個觀察團，探求發達國家快速發展的秘密。很快，全黨形成了共識：西方國家比我們發達，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文明，閉關鎖國死路一條，中國必須打開國門，對外開放。

對外開放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把國門打開，也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與國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價值觀上封閉對抗的壁壘，轉而以平等理性的視角、包容學習的心態去對待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進了市場經濟。

早在1979年11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就明確地指出：“說市場經濟只限于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這些話表達的意思已經很清楚，那就是市場經濟具有普世價值。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又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中共十四大明確宣布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后，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至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水落石出。

雖然意識形態上關于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爭論一直不斷，但實踐中，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堅定不移地展開了。

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自由。享有“經濟學良心”美譽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大量的經驗資料基礎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發展就是擴展自由；自由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進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詳見阿馬蒂亞·森名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譯本《以自由看待發展》，實應譯為《發展就是自由》）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就是森氏理論最好的注解。

在計劃經濟年代，管制是我們唯一的“法寶”，滲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正可謂“管天管地管空氣，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說了，八億人民只有一個腦袋，還要“早請示，晚匯報”，不小心說錯幾句話都有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經濟上也一樣，不要說工廠生產什么要上邊說了算，就是農民地里種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還胡說什么“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這樣的管制下，人們哪有什么生產的積極性，餓死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雖然改革開放之初絕大多數國人還不懂什么市場經濟，但放松管制，逐步擴大農民和企業生產的自由，成了人們自覺的選擇。于是我們看到，改革開放初最經常出現的詞就是“放權”，“讓利”，“松綁”，“搞活”。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場”的內容嗎？

以廣東為例。上世紀90年代以前，廣東改革發展之所以能獨具風騷，引領全國，關鍵就在于市場化改革領先一步，自由領先一步。用20世紀80年代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的話說就是：“對外更加開放、對內更加搞活、對下更加放權”。廣東是全國最早開始市場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開放初，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先走一步”，這是全國其他地方所沒有的。中央給廣東“放權”，廣東又通過“三個更加”，向地方放權，向企業放權，向社會放權，從而使得廣東的體制在較長時期內較其他省市更為靈活自由。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把廣東這塊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變成了一個相對更為自由的經濟體，于是資本來了，人才來了，被扼殺的創造活力涌現了。自然，發展也就起來了。對此，鄧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設速度相當快??深圳的蛇口工業區更快，原因是給了他們一點權力，500萬美元以下的開支可以自己做主。”這里鄧小平點出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秘訣”，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場經濟的精髓嗎？

反觀全國的改革開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創造財富。改革開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產到戶”，給農民生產的自主權，并向全國推廣，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政府給了人們經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萬元戶，有了最初的聯想、萬科、海爾。1992年以后，政府給了資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聯想、萬科、海爾，以及劉永好、任正非們，紛紛茁壯成長，成為巨人。新舊世紀之交，當政府還不知互聯網為何物時，這一最開始被政府“遺忘”的角落，自生自發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級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開始就像現在這樣對網絡嚴格“規范”、“關愛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規范”掉了，或者被國有資本死死地綁起來了。讓自己國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資的自由，發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場上犯錯的自由，這才是發展的要訣。正是自由這一普世價值，創造了“中國奇跡”，造就了當代的中國企業家，而中國的企業家能否進一步走向世界，中國能否進一步發展，很大程度又取決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當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無約束為所欲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當下的中國，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間有多大，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大；給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跡都會創造出來！

這里還可以做一個比較。有些人經常拿印度和中國作比較，證明資本主義不如社會主義，證明普世價值如何不靈。真的是這樣嗎？中國和印度確實不一樣，不一樣在哪里？我們知道，我們現在政治上是社會主義，經濟上是曾經被認為姓“資”的市場經濟。而印度恰恰相反，他們長期在政治上是“資本主義”（在反普世價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資”），經濟上卻是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二戰”以后，印度的領袖出于反帝國主義，連帶反起了市場化，他們和當時的我們一樣，“愛”上了蘇式的中央計劃經濟，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計劃，有相當嚴格的經濟管制。直到1991年，他們才同計劃經濟“離婚”。而我們比他們早“離”了10多年，正是這一“早離”，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當然，和計劃經濟“離婚”后，印度馬上和具有普世價值的市場經濟結了“婚”，開始了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從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經濟增長。由此看來，印度經濟一度落后于中國，不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別，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價值之別。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正視。1989年，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列出了“華盛頓共識”的十條內容，它們是：有紀律的財政、減少純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擴大稅基并降低邊際稅率、利率自由化、有競爭力的匯率、貿易自由化及外資投資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護產權。盡管人們對華盛頓共識存在各種爭論，但可以看到，中國30年的經濟改革之路，雖然在具體路徑上不是嚴格依此共識，但在目標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著它們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嗎？有心栽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蔭。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對“華盛頓共識”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證明以自由和市場為核心指向的“華盛頓共識”雖非萬能，卻也并非不能。

目前中國的問題不是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的錯誤，而在于與經濟體制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徹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這些普世價值還未真正落實

今天的中國，雖然創造了經濟奇跡，社會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也存在嚴重的問題：環境污染、資源枯竭、腐敗泛濫、信仰危機、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社會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話就是：這是個最壞的時代，也是個最好的時代。總之，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時代。許多人都在思考，這個時代的問題出在哪里，未來的路徑又在哪里？細觀可知，當下中國，非痛于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而痛于市場化之不足和與之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不徹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這些普世價值還未能真正落實。對此，眾多有識之士做了許多全面而深刻的論述，此不贅述，僅以現實和歷史兩個事例作比照，以為警醒。

以現實比照，中國改革勿要成為中國足球。中國足球改革是中國整體改革的標本。但就是這樣一個中國體育最早向國外學習，進行市場化、職業化改革的領域，卻不無諷刺地成為了全民“娛樂”的對象。有人據此說，這都是市場化惹的禍。真的是這樣嗎？了解中國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國足球的市場化、職業化改革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就已經停止了，近年來更是在狹隘既得利益的主導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國足球并不是市場足球、職業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績足球；足球領域不是市場說了算，不是俱樂部、球員、球迷這一足球的主體說了算，而是政府說了算，政府官員說了算。也就是說，中國足球的市場化、職業化實際上是半截子市場化、職業化，或者說是偽市場化、偽職業化。于是我們驚奇地發現，中國的足球和某些領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開始，通過市場化改革，俱樂部產生了，足球市場活了，球員富了，足協也富了。但后來人們發現，在這個市場中，政府的意志無處不在，行政主管部門的權力蠻橫和居高臨下無處不在，資本與權力的勾結無處不在，于是有了聯賽的混亂，有了假球黑哨的橫行，有了各種亂象的頻出；足球場沒有成為運動場、市場，反而成了權力和金錢的角斗場。于是，當我們用偽市場化、偽職業化的足球去和國外真正市場化、職業化的足球對抗時，輸得是何其慘。

再反思一下某些領域的改革，不也是這樣一種處境嗎？我們通過市場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來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來了。但是我們發現，某些領域的市場化，和足球一樣，也是一種缺乏法治、民主、人權的半截子的市場化。以改革起，以市場興，以沉淪落，這是中國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驚醒的是，當資本與權力的調情期和蜜月期過后，面對惡劣而無奈的市場環境，在足球領域，資本一方接連上演了“逼宮”、“造反”、“革命”等“義舉”。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領域的權力坐擁者不勇于以球為鑒，不勇于放下權力的傲慢，不勇于自我革命、還權于民，而是任由市場“偽”向更深處，任由權力肆虐，乃至重拾計劃體制和集權體制的大棒，誰又能保證不會有更多領域的資本走向與權力決裂的道路呢？

以歷史比照，改革開放勿要成為又一個“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敗于全面向西方學習的“明治維新”，其事實幾為人所共知，其教訓多有評述。不過，如果洋務運動不是在19世紀80年代中停止，也許我們能讀到這樣的“高論”：洋務自強，同治中興，盛世中華，風光獨好——1860年代以后，大清經濟持續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鐵廠、煤礦、鐵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繼建成，江南制造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通商銀行等企業以及學堂、新軍蓬勃發展，尤其是以北洋海軍為代表的現代國防，實力亞洲第一，世界前列；這些輝煌成就，充分證明了“中華特色”封建制度的無比優越，充分證明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大清模式”的無比正確。然而，甲午一戰，貌似強大的大清海軍全軍覆沒。自此之后，大清軍隊屢戰屢敗，直至帝國滅亡，中華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并非船不堅、炮不利、士卒無決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國早已千瘡百孔、腐敗叢生的體制。縱有像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這樣的所謂中興之臣，也是獨木難支，難挽大廈于既倒。由此可見，一時之興不等于長久之興，制度才是國家興衰的關鍵。比照當下，如果我們沒有長遠的歷史眼光和寬廣的世界眼光，不繼續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勇于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閉，以中國特色之名，行抵人類文明之實，孤芳自賞，拿著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誰又能保證不出現“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的悲劇呢？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必然要求。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上層建筑保證。當下的中國，在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領域市場化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必須加快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應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經過30年的改革，我國的經濟基礎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政治體制還基本上是計劃經濟那一套，這樣必然導致今天這種畸形的權貴市場經濟。如果我們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真正的市場經濟就無法建立起來，社會就談不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當今中國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后，已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健康發展的瓶頸，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了。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專制歷史的國家建立一個現代民主的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們等待了。

改革開放的本質就是學習借鑒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價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開放的合理性、正當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對普世價值的貢獻

推進改革開放，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也需要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吸收、借鑒民主、法治、人權等人類共享的普世價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參照系是世界的，只有承認中國之外還存在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改革開放才有合理性、正當性、合法性。否則，我們何必對外開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論調，那就是否定“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普適價值、共同價值、普遍價值大體上是同義的）。在這些人眼里，民主、自由、人權，甚至市場經濟，都是有階級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價值，所謂“普世價值都是資本主義辯護士用來欺騙群眾和輸出資本主義價值觀及社會制度的一種策略”。看來，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還念念不忘階級斗爭，全然不顧當今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的時代，全然不顧當今世界處于和平和發展的時期，全然不顧中國社會結構發生根本變化的現實，全然不顧當下中國共產黨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

我們并不否認，市場經濟、自由、民主、人權的概念誕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確實不是中國的特產，但都是人類創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價值。例如市場經濟，不管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只要是市場經濟，必然是大同小異，形式和枝節上可能不同，但本質是相同的——靠市場配置資源。否則，小同大異，對市場經濟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計劃經濟都說成是市場經濟，那不亂了套，那還有什么意義？

我們并不否認，出自利益、偏見或敵意，西方確實有些敵對勢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來說事，來宣傳他們的價值觀，對此，我們確實要清醒。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們畢竟都是人類，這就決定了我們總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會發展規律；人權理念、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都根源于此。我們不應忘記“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時代，那種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維，那種“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都要反對”的觀念明顯是不合時宜了。鄧小平就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們也不否認，世界上確實沒有人人都認同的價值觀，但這并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絕大多數人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普世價值，例如《世界人權宣言》，就是不同國家的代表在聯合國開會達成的共識，也是世界和平、社會和諧的思想基礎。普世價值是抽象與具體的統一。特殊包含普遍、個性包含共性、個別包含一般，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基本的常識。用個性否定共性，用個別否定一般，用具體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點辯證唯物主義的影子。按照這些人的邏輯，就可以得出“白馬非馬”、“司馬北不是人”的荒唐結論。其實，這些人并非無知，只是別有用心而已，他們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開放。

我們還認為，目前世界上出現的一些現象乃至亂象確實影響到了人們對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看法，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諸如，其一，不能把發展經濟當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臺灣經濟的惡化證明民主之過。實際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其次是自我糾錯，而非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一定時期，民主與經濟績效沒有必然聯系，經濟增長自有其變量，不能認為經濟落后、放緩、惡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制度的“錯”。如我們不能因香港回歸后經濟一度不如從前，就怪罪于“一國兩制”。從長遠看，民主自由對于經濟繁榮、政治清廉、社會穩定，起著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過程中的“亂”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國“民主”的混亂證明民主在亞洲應該緩行。實際上，泰國并不是一個已經“民主”了的國家，其王室、軍隊、文官三權共治的局面幾十年未有徹底改觀，尤其是軍人干政的頑疾未除，因而是一個“準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國家。歷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隨著混亂、動蕩，但不民主的代價更大。其三，不能張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惡”當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惡”。有人以美國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侵略他國、干涉他國內政的錯誤行徑，證明民主自由的“惡劣”。依此邏輯，是否因為法西斯國家用坦克大炮屠殺世界人民，正義的人們就要拒絕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長矛去斗爭呢？其四，不能“寬以待己，嚴以律人”。有的人眼里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絲不足，一旦實行民主自由的地區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就認為民主自由“不過爾爾”。實際上，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卻是最不壞的制度。面對民主自由的“出錯”，我們不是要污蔑它、拒絕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認識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導致的危險，從而用其所長，避其所短。

中國共產黨承認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早在延安時期，我們黨就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旗與國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毛澤東、周恩來等撰寫的一系列關于自由、民主、和平、人權的宏文至今依然散發著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國共產黨也因此贏得了民心，推翻了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國政府分別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表明了我們認同了國際上關于公民基本權利、義務的普世價值。2003年，胡錦濤訪問澳大利亞時指出：“民主是全人類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這一勝利，挽救了人類文明，避免了歷史倒退，廣泛傳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價值。”2008年5月，胡錦濤訪日的“暖春之旅”結束的時候，中日發表“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聲明說：“為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進行緊密合作，不斷加深對在長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擁有的文化的理解。”這個聲明可不是一般的聲明，而是國策聲明。去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更為詳細具體地強調：“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十七大報告也采納了很多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包括市場經濟、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權，過去這些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現在都納入到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中去了。等等論述，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宣示，也是對我國改革開放30年成功經驗的一種總結。因為我們的改革開放，實際就是一個吸取世界先進文明成果的過程，一個融入普世價值的過程。

應該強調的是，中華民族、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人也向人類的普世價值做出了重要貢獻。過去，我們常說，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不是普世價值又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倡導的自由、公平、正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改革開放”，“實事求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等等，都具有普適性，都是普世價值；中華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內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價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當務之急就是要大力宣傳弘揚這些普世價值，因為普世價值是所有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因而必然是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基石；拋棄了普世價值，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就會成為空中樓閣。

（責任編輯 吳 思）

第五篇：儒家思想、自由主義與普世價值

周末參加了在廣東從化舉辦的“儒學與現代社會治理”，會議是由儒學（儒教）知名學者與自由主義學派的幾位代表人物共同參與，他們各自召集了一批專家學者與鐵桿粉絲為自己的陣營吶喊助陣，向對方發起毫不留情的“進攻”。我既不是儒學那派邀請的，也不是自由派喊來的，屬于唯一一位路過、打醬油的，也是唯一一位從頭到位一言不發的與會者。

這樣兩派學者們到了一起，場面不難想象，激烈的觀點碰撞、夸張的性格彰顯、火爆的場面，我差一點后悔沒有帶上防彈衣。但不得不說，這種會議應該多開一些。現在絕大多數學術會議都類似“同仁會議”，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互相吹捧與印證一番，皆大歡喜。當然，還有更糟糕的：由政府某個部門或者權威機構先劃下一個條條框框，大家來開會、發言、吃喝、旅游，那種會議的唯一意義就是拉動內需。

像這種聚合兩種互不相容觀點的學者們一起開會，各抒己見、交叉質疑到激烈爭論，舉辦者是要冒一定風險的。我個人認為，這種會議要順利，或者避免翻臉拍桌子甚至丟茶杯的最好辦法中，首先要有一套事先制定好的“游戲規則”，整個會議中，不管你是何方神圣，必需遵守這個游戲規則，例如對發言時間的限制，會議上是否插話打斷對方等等。

其次還有重要一點，在沒有公權力介入，沒有強權干涉的情況下，專家學者們一定抱有包容、寬容的態度。會議應該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聽取他人意見、提出質疑與爭論，到此為止。不要以為自己說的有道理、站在真理和歷史正確的一邊，就認為應該多說幾句，或者一定要點醒、說服對方。記住，沒有人有這個能力，更不應有這個權力。唯一能夠做到在思想與學術上“戰無不勝”、強制他人接受真理的是政權與強權，而不管他們擁有多少“真理”，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就是邪惡。

從某種意義上說，儒學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異”以及自由主義的“自由”、“多元”和包容等理念應該讓這類會議很“和諧”，可不很儒家也不太自由主義地說，有些儒家學者不儒雅，有些自由主義學者不那么“自由”。

自由主義不必對儒學太過緊張與恐懼

我認為，無論是儒學，還是自由主義，要想在中國發揚光大，從學術走到現實（儒家學者與自由主義學者的優點與缺點都是不安于純粹做學問，而是要為帝王師，或者“敢叫人間換新貌”），甚至成為在中國占一定比例的主導思想，和“學問”關系已經不大——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理論已經把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拉下至少20年之遙；而除非我們把秦始皇的陵寢挖開，或者又有新的古墓被開發商們挖開，儒學發展暫時也只能靠現有的文獻與2000年說不清道不明的歷史，加上大量的想象與期盼——在中國，能夠放眼世界、順應歷史潮流、把儒學與自由主義思想同中國現實、中國民眾切身利益與長遠幸福結合起來的人，不管你是儒者還是自由主義分子，一定是偉者。如果說以前的學者是靠某門“學問”彰顯自己，在變革的時代，“學問”往往得靠“學者”來裝點與壯大。

儒學興起的背景，大概有這么幾個，有人看到當今世風日下，道德滑坡，認為“人心不古”，要從孔子那里找到根治毒食品，以及杜絕貪污腐敗包二奶之惡習；有人看到中國崛起了，試圖從幾千年的文化中找到根據。正如西方在過去200年突然崛起后，一大幫學者紛紛拿出了希臘用貝殼決定誰來管理國家的“民主傳統”說事，把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抬出來作為圖騰一樣；另外一部分學者在為當局探尋執政合法性，試圖用儒學思想填補意識形態真空；一些自由主義學者在受到挫折后，想從儒家尋求新的出路，通往民主憲政甚至比這玩藝還好的制度，弄出一個比“普世價值”更“普世”的價值觀；當然，還是有一小撮癡心不改，繼續搞純學術研究的學者，等等。

不管是什么動機，包括一些要把儒學變成“儒教”，期盼借此提高全國人民的道德標準，幻想成為指導與管理國家的最高思想甚至“國教”，只要沒有公權利介入，只要不是一個國家政權的強制行為，都應該享受充分得自由。一些自由派人士對儒學懷有很深的反感，對他們試圖弄成“宗教”并可能與權力結合深感恐懼，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忘記，在當今所有以自由主義理念立國的國家中，儒家變成儒教都不是一個問題（在自由主義理念立國的地方，任何人可以宣布自己的某種信仰就是“宗教”，有些宗教只有兩個信徒：夫妻兩人），自由主義者更要警惕的是權力：當我們反對政教合一的國家時，絕對不是反對那個“合一”的宗教（例如伊斯蘭教），而是反對那個用法律的手段把宗教強制變成“國教”的強權。

從這方面說，自由主義者要繼續對強權說不，而不是對試圖朝另外一個方向探索中國道路的儒者們喊停。自由主義經過幾百年的演變，能夠達成共識的最核心的內容幾乎已只剩下一個框架，而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取得成功，弄出了風靡世界的“普世價值”，正是因為這個簡單得幾乎只剩下框架的最高標準，在它的下面，各地的文化、宗教與道德標準都各具特色。

試想一下，自由主義既然能夠與早期偏執的基督教和諧共處并開花結果（想一下自由主義的發源地歐洲長達1000年的黑暗時期），在非洲不毛之地占據一席之地，甚至開始打進了中東伊斯蘭教的地盤，為什么中國的儒學就一定與自由、民主、人權水火不容？這說不過去，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自由、民主等只有與各地文化與社會現實結合起來，才能成活，才有豐富的內涵。另外，大家可以去看看西方的“孔子們”——例如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其中不適合現代文明基本常識的東西絕對不比孔子弄出的少。

中國的自由主義一方面人員凋零、青黃不接，另一方面，他們推銷的一些價值理念（例如自由、人權、民主等）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家喻戶曉，維權人士、上訪戶、弱勢群體、當官的弱勢們、左、中、右幾乎都揮舞著自由主義者視為禁臠的那些概念跳上了歷史舞臺，弄得自由主義者不知道是躲進小樓成一統，與可怕的現實劃清界限呢？還是站出來正本清源，帶領大家？又或者被大眾牽著走？這是個問題。

在我看來，無論是研究儒學，還是開壇祭孔，搞儒教崇拜，都是學術自由、言論自由與信仰自由的范疇。自由主義最推崇的正是這些自由，并為此一直遭受懷疑與打壓。如果對于并沒有什么權力背景的儒學，自由主義學者也抱著懷疑甚至“打壓”的態度，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儒學應從匍匐在權力腳邊站起來

在國家建設與中國前途上，我毫無疑問是自由主義者。可世界上最可怕的錯誤甚至犯罪，往往都發生在人們認為自己是唯一真理的擁有者的時候。自由主義最大的核心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最高理想也不應該只是讓自己自由，更應該讓他人、讓人民自由。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我才愿意說自己是一名自由主義者，也是基于這樣的理念，我認為我們始終應該把“自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儒家學者應該像現代人一樣保持清醒，你也許幻想有一天弄出“國教”，搞出一個“普世儒教”代替“普世價值”，某一天還能夠駕凌于權力之上，馴服那個玩弄了儒教長達兩千年之久的絕對權力，“再造”一個“內圣外王”的輝煌，但你們得有這樣的認識：你能否自由發展，能否成為“國教”，國人的道德水平是否需要一個兩千年前的老人來拯救，最終得由自由的人民來選擇，而不是依靠限制了自由的強權把你們扶持上去。

因此，你們要對民眾言說，在民間重新發現儒家文化，讓民眾從儒家思想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陽光，因此，你得學會面對弱勢群體的問題，你得對社會不公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而不是一味依附權力，為執政者尋覓合法性。當受欺負的弱者、追求公平正義而遭受磨難的仁人志士，以及痛感社會不公的廣大民眾從儒家獲得力量與支持，你們也正好站在他們的身邊，而不是匍匐在權力的腳邊籌謀如何教化民眾，那時，中國制造的儒教教義就成為我們口中的“普世價值”。

回顧一下從秦始皇“焚書坑儒”至今，尤其是過去一百多年，儒學被玩弄搓揉，儒家們在絕對權力下遭遇的種種不堪與凌辱，現在儒家們應該不難接受這樣一個“普世的”的道理：無論你弄出一個什么價值理念，在你的上面，還有一個以“自由”為主的價值觀！否則，你再怎么折騰，充其量能夠把自己的地位，從權力的奴婢提升到權力的二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