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博物館與文化遺產的“普世”問題探析

博物館與文化遺產的“普世”問題探析.txt有誰會對著自己的褲襠傻笑。不敢跟他說話 卻一遍一遍打開他的資料又關上。用了心旳感情，真旳能讓人懂得很多事。╮如果有一天,我的簽名不再頻繁更新,那便證明我過的很好。博物館與文化遺產的“普世”問題探析

段勇《中國博物館》2007年4期

國際博物館協會確定今年（2007年）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為Museums and Universal Heritage，并將其定為今年8月19日至24日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博物館協會第21屆會員代表大會的主題，同時發布了宣傳口號“Universal Heritage/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Individual Heritage/Universal Responsibility”。我國有關部門將這一主題翻譯為“博物館與共同的遺產”，將口號譯為“共同的遺產/個體的責任，個體的遺產/共同的責任”，似乎有意回避了Universal Heritage的另一種更通行的譯法：普世遺產。查閱國內專業報刊關于今年博物館日和維也納大會的相關文章，迄今似乎只有發表在《中國博物館》2007年第2期上的侯春燕《在個體遺產與世界遺產之間--國際博協2007年大會主題評介》一文注意到了這一問題。無論是有意回避還是集體無意識，應該說，這種現象都是不正常的。

一

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還是讓我們回顧一下幾年前在國際博物館界發生的那場與“普世”有關的**吧。2002年12月11日，美國的芝加哥藝術學院、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紐約現代藝術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費城藝術博物館、洛杉磯保羅·蓋蒂博物館、紐約所羅門·古根海姆博物館、洛杉磯縣藝術博物館、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德國的慕尼黑巴伐利亞國家博物館、柏林國家博物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烏菲奇藝術館，西班牙的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馬德里提森·波里米薩博物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俄羅斯的圣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和法國的巴黎盧浮宮博物館等七國十八家博物館的館長在德國慕尼黑聯合發表了一項《關于普世性博物館的價值及重要性的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Museums）（以下簡稱《普世宣言》），全文如下：“國際博物館界公認必須嚴厲阻止非法販賣考古文物、藝術品及民族工藝品，但是我們應該以不同的感受及不同的價值來看待那些在早期獲得的、反映了那個時代特點的作品。那些幾十年前，甚至幾百年前就已陳列在遍及歐美的博物館中的文物和紀念作品，是在和現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入藏的。

長期以來，無論是通過購買還是通過捐贈等形式獲得的文物已經成為保存它們的博物館的一部分，并已延伸成為它們所在國家的遺產的一部分。今天，我們對作品的原生背景十分敏感，但我們也不應忽視一個事實，那就是博物館也為那些很久以前就脫離了其原生環境的作品提供了一個有效和有價值的環境。

如果不是世界各地的觀眾能在各大博物館欣賞到反映古文明的藏品，對古文明的熱愛不會像現在這樣普及并深入人心。的確，古希臘雕塑就是這一觀點及在公眾收藏方面重要性的絕佳例證。對希臘藝術的追慕之風古已有之，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又再度興起并傳到歐洲其他地區并遠播美洲。世界各地博物館的希臘藏品體現著希臘雕塑對全人類的重要意義及其對當代世界的持久價值。此外，在這些作品被觀摩研究，被用來與其他偉大文明做近距離比較時，這種希臘藝術的典型性體現得更加明顯。

呼吁歸還多年來一直由博物館收藏的文物已經成為博物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雖需針對個案具體分析，但我們應該承認，博物館不只為某一個國家的公民服務，還為每一個國家的公民服務。博物館是文化發展的媒介，它的使命是通過一個不斷的詮釋進程來增進知識。

每一件文物都服務于這個進程。對藏品豐富多元的博物館的收藏重點進行限制就將是對所有觀眾的損害。”

《普世宣言》中作為例證提到的希臘雕塑正是這一宣言產生的主要背景：希臘民間和官方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鍥而不舍地要求英國歸還19世紀初被英國貴族埃爾金在當時占領希臘的奧斯曼帝國當局形式上的同意下，從雅典衛城帕特農神廟拆下運回英國、后出售給英國政府、現收藏展示于不列顛博物院（或譯“大英博物館”）的一批精美雕刻。這一要求在1997年希臘獲得2004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后成為一項社會運動，并在2002年前后達到高潮。希臘的索回要求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持，甚至英國也有一半以上的民眾贊同在一定條件下歸還埃爾金石刻，但是英國政府和不列顛博物院仍然拒絕考慮包括“擱置所有權，希臘政府從不列顛博物院借用埃爾金石刻，不列顛博物院另從希臘挑選一批文物長期巡回展覽”或“不列顛博物院在希臘新建的雅典博物館建立一個分館，雙方在此共同掌管埃爾金石刻”等形式在內的任何歸還方案。①

由于《普世宣言》的主要簽署者是世界上一批舉足輕重的博物館的館長，因此更為引人關注。而這批博物館之所以舉足輕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們的收藏是世界性的，即它們是“普世性博物館”，比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就以其包括“世界上每個地區、每個時代、有記載的每種文化、任何已知質地、任何藝術類別”的藏品而自豪。正如《普世宣言》所說：“呼吁歸還多年來一直由博物館收藏的文物已經成為博物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為了表達共同立場、防止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批普世性博物館經過深思熟慮在歲末年終拋出了這一宣言。

當然，《普世宣言》發表后，遭到了國際社會和博物館界的反對與批駁，甚至一些同樣具有普世性收藏的歐美博物館（如瑞典的東方博物館）也表達了不同意見②。

我國有關專家也紛紛發表看法，例如：謝辰生先生認為： 文物，只能共享，不能共有。李學勤先生認為：目前關注重點應是當前流失的文物，這有助于抑制進一步的文物流失。羅哲文先生認為：對流失海外文物也要區別對待：一是歷史上贈送的；二是搶去的，也有連騙帶搶的，如敦煌文物；三是非法買賣、盜掘出境的。針對不同途徑流失的文物，應有不同的處理方式。③蘇東海先生更是多次撰文指出：對民族文化情感的尊重是一種真正的普世胸懷。強權者的邏輯在于鞏固歷史的不平等，而受害者的邏輯在于改變不平等。這涉及民族文化完整性的問題。④

但是，不可否認，《普世宣言》的發表的確幫助不列顛博物院至少暫時在巨大的國際壓力下穩住了陣腳，同時也標志著以希臘索回埃爾金石刻為代表的文物非法流失國的追索行動遭受重大挫折。

二

毋庸置疑，歷史上的文物非法流失問題是與殖民主義和強權政治緊密關聯的。但是，將目前的追索困境僅僅歸咎于歐美國家的殖民心態或強權邏輯則似乎過于簡單化。應該說，《普世宣言》并非完全是普世性博物館的自我辯解，而是代表了國際博物館界對此問題的一種認識。就連國際博物館協會2002年12月13日發表的針對性聲明也表示：“國際博物館協會承認那些早期獲得的這類博物館藏品有時候需要以不同情感和價值觀來看待??全世界的博物館都是服務社會及其發展的機構，它們享有共同的目標。國際博物館協會歡迎對于文物的歸還問題展開審慎的研究和充分的對話，并相信這會有助于在這一敏感問題上達成更加平衡的看法。”⑤

這一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它涉及道德和法律兩個層面。

在道德層面，包括中國、埃及、希臘、柬埔寨、秘魯在內的文物非法流失國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其索回要求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持，也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聲

援，連《普世宣言》也不得不承認：“國際博物館界公認必須嚴厲阻止非法販賣考古文物、藝術品及民族工藝品”。但道德畢竟不是法律，缺乏強制力，因而在實踐中總的來說顯得有些軟弱無力。

在法律層面，由于這些爭論是發生在國與國之間，解決問題自然首先應該從國際法律或公約著手。目前涉及這一問題的國際公約主要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通稱《1970年公約》，我國1989年加入）和國際統一私法協會1995年《關于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通稱《文物返還公約》，我國1997年加入），應該說其原則都體現了同情和支持文物流失國索回文物要求的精神，但是為什么仍然不能解決存在的問題呢？這主要是因為《文物返還公約》在具體操作層面存在一些限制性的規定，例如關于時限的規定，即任何關于返還被盜文物或非法出口文物的請求，都應在請求者知道該文物的所在地及該文物擁有者的身份之時起，在3年期限內提出，并在任何情況下自被盜或出口之時起50年以內提出；請求者對被盜文物也可以聲明受75年時效限制，但同時必須為別人的請求提供75年時效。我國即是在加入該公約時聲明受75年時效限制。另一項重要的限制性規定是關于適用性的規定，即僅適用于該公約生效以后發生的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也僅對加入該公約的國家有效。這就意味著它對公約生效之前發生的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不能提供法律支持，對發生在非締約國的案例也愛莫能助。這些“美中不足”可能正是達成上述國際公約必需的折衷和妥協。

但是，《文物返還公約》明確指出：“確認本公約各項規定的通過，將決不是授權對發生在本公約生效前的任何性質的非法轉移表示同意或者認可其合法性”，“本公約不以任何方式證明發生在本公約生效以前的，或者根據本條第（一）款、第（二）款而被排除在外的任何性質的非法轉移是合法的，也不限制國家或其他人根據本公約框架外可援用的救濟措施，對本公約生效前被盜或者非法出口的文物提出返還或歸還請求的權利”。這實際上是為未來的國際法律或公約預留了空間，并且也是對請求索回公約生效前流失文物的道義支持。我國也鄭重聲明：我國加入這個公約，絕不意味著承認在本公約生效前任何從我國盜走和非法出口文物行為是合法的，并保留對本公約生效前被盜和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收回權利。⑥

除了這些限制外，對行為合法與否的認知與判定，法律證據的搜集與驗證，法律責任的繼承和轉移，等等，都是在現行法律與公約框架內既耗時費力而又難以適應各方面具體需求的。

也正因為面臨諸多法律困境，國際博物館協會雖然一再表態同情和支持文物非法流失國的立場，但在實踐中也只能發揮調解作用，例如亞里桑德拉·庫敏斯女士在其最新的《國際博協主席關于充分發揮調解在館藏品產權糾紛處理過程中作用的聲明》中重申：“至少從1983年的國際博協全體大會（倫敦）開始，國際博協就一直鼓勵和平解決涉嫌從原生國偷竊、非法輸出的博物館藏品所有權糾紛，提倡盡可能地通過自愿協商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是通過曠日持久和耗資巨大的訴訟方式（或者通過博物館很少參與甚而不參與的政府之間的政治交易）來解決。” ⑦

為了正確認識和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還必須破除一些偏見。比如以為這只是歐美發達國家作為文物非法流入方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作為文物非法流失方之間的問題。

意大利和法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是文物非法流失的受害者，據非正式統計，兩國每年有上萬件文物藝術品失竊。意大利政府在經過歷時十年的調查取證后，于2005年7月正式以共謀非法盜賣藝術品罪起訴美國洛杉磯保羅o蓋蒂藝術博物館館長馬里恩o特汝和一位古董商，并追索現藏蓋蒂藝術博物館的42件雕像、陶瓶等意大利古代文物。2006年2月21日，意大利文化遺產部長洛可·布狄里奧內和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長菲力普·德·蒙特伯羅出席了一項簽字儀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同意將其收藏的6件意大利被盜古代文物歸還意大利，作為交換，意大利方面同意長期出借同等級文物到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

另據瑞典東方博物館館長介紹：“盡管瑞典文化遺產遭受破壞的程度不比亞洲、非洲和南美洲國家更嚴重，但是瑞典農村教堂被盜的情況完全可以與那些國家相提并論。教堂文物經常被盜然后又被賣到國外，問題實際上是一樣的。最近瑞典《每日新聞》報道，瑞典也變成了文物走私的出口國。”⑧

而且，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內部也是可能出現類似問題的。

筆者曾參加過1999年9月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舉行的英國博物館協會第105屆年會，年會中有一項深受歡迎的正式辯論活動，題目為：“不列顛博物院是否應該改名為英格蘭博物館并將其收藏的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文物歸還給上述地區的博物館？”辯論中，愛丁堡市博物館及美術館協會會長和北愛爾蘭博物館協會主席為正方，不列顛博物院院長和維多利亞及阿爾伯特博物館館長為反方，雙方交叉發言，分別引經據典陳述己方觀點。雖然議題堪稱嚴肅甚至充滿火藥味，但辯論會場卻始終保持著輕松而熱烈的氣氛。辯論雙方發言完畢后，由到場的200余名聽眾自由發表看法，有的建議采取租借方式（即不列顛博物院為其收藏的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文物向上述地區支付租金），有的建議互換藏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還有的建議干脆將不列顛博物院遷到一個“中立”的城市。特邀評委經過評議，將最佳建議獎（獎品為一只玩具豬）授予了租借方式的提議者。最后，全體辯手及聽眾對本次辯題進行舉手表決，結果反方以明顯優勢獲勝，即絕大多數人主張維持現狀。

而在美國，由于一些印第安部落幾十年來堅持要求美國各博物館歸還某些具有不可替代性或根據部落倫理不適宜展出的印第安文物，美國國會最終在1990年制定了《土著美洲人墓葬保護和返還法》。

更有甚者，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文明古國同樣可能面臨類似的困惑。

2006年4月上任的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曾任日本外務省沖繩事務擔當大使，他在離職履新時表示將盡力促成故宮博物館收藏的琉球文物“榮歸故里”。這被個別媒體錯誤解讀為是想讓故宮收藏的琉球文物歸還沖繩，從而在輿論界引起了一場小小的**。日本駐華公使井出敬二為此專門致函故宮博物院鄭欣淼院長澄清說，經與宮本大使確認，他的本意是：“沖繩通過戰爭丟失了很多文化遺產。沖繩的部分優秀文化遺產作為貢品被送到明朝和清朝。沖繩居民了解并感謝故宮博物院對這些文化遺產的珍藏。沖繩縣正在修建新的博物館，在這時暫時將這些文化遺產運到沖繩，讓沖繩居民目睹這些文化遺產將是一件好事。通過這種方式回顧沖繩和中國之間的友好往來歷史將非常有意義。當然這只是暫時‘回娘家’，等到沖繩的展覽結束之后就會將這些文化遺產返還給中國。”

如果僅僅把這看成是“虛驚一場”的誤會，那是很不夠的。雖然我國博物館藏品的來源與歐美普世性博物館有著本質區別，但是，如果從文物原生背景考慮，我們就不得不正視這一點：我國一些博物館的藏品同樣可能存在涉及國家、民族、宗教、歷史、地區、文化等方面潛在爭議的問題。我國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與周圍國家交往頻繁，明清時期在政治上存在特殊的宗主－藩屬體系，在經濟上則有朝貢貿易形式，隨著歷史的變遷和國際關系的變化，相關國家和民族對此問題的認識和解讀未必與我們完全一致。簡單否定或回避這一問題不是負責任的態度，我們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對此進行認真的思考和研究。

三

毫無疑問，對非法流失文物，原則上都應該進行追索。但在具體操作上，必須通盤考慮、統籌規劃，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盡量避免過于情緒化的認識和過于簡單化的處理。

文化遺產具有民族（文化）專屬性、普世價值性和歷史傳承性等等特點，對流失文物，應當尊重民族（文化）的專屬權利，承認普世的價值特性，堅持交流的道德標準，正視歷史的傳承經歷，默認法律（公約）的局限作用。

在具體操作上，首先應將非法流失文物劃分為兩類，即前述公約生效之前非法流失的文

物和公約生效之后非法流失的文物，并分別采取不同策略：

對前者，可以充分發揮民間機構的積極作用，以道德為依據，以輿論為后盾，尋找機會、創造機會、把握機會，宜持之以恒，個案處理；對后者，應按照公約的規定，由政府發揮主導作用，以公約和相關國家的國內法律為依據，通過外交途徑進行追索，宜速戰速決，不留后患。

應該說，追索公約生效后非法流失的文物，各方認識比較一致，難度相對較小，成功率較高。目前的主要困境在于追索公約生效前非法流失的文物，既數量巨大，又資料不全，還無法可依。

迄今為止國際上通過法律途徑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的成功案例，絕大多數是公約生效以后被盜或非法出口的文物，而公約生效之前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成功追索案例幾乎全部是通過協商解決的。最近的一個案例是2007年9月15日美國耶魯大學正式同意將1911年發現秘魯馬丘比丘古城的美國考古學家賓漢姆從當地帶走、現藏耶魯大學的5000余件文物中的絕大多數歸還秘魯政府，秘魯政府也同意耶魯大學以借用方式保留少量文物作研究之用⑨。協商的基礎主要是道德標準。相對于各國法律在立法精神、立法進度、法律條文方面的差異，各民族在道德領域的一致性要強得多，基本道德原則才是真正具有普世性的。而且，道德和法律是可以互相促進的，即使是不完善的法律也可以在追索非法流失文物中發揮積極作用。比如可從道德角度出發，借助輿論的力量，提請社會關注這一問題，進而在相關國家催生新的國內法律、國與國雙邊協議甚至國際公約；此外，可通過法律訴訟手段，讓非法流失文物的收藏者暴露在社會輿論的聚光燈下，凸顯他們的道德困境。前述意大利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協議、秘魯與耶魯大學的協議，都是同時運用道德和法律手段的成功范例。在法律和道德的雙重壓力下，歐美博物館和拍賣公司近二十年來已經越來越關注收藏品或拍賣品的合法來源問題。那些普世性博物館也并非鐵板一塊，它們的掌門人也并非那么心安理得，而是不同程度地面臨困境和壓力，芝加哥藝術學院院長詹姆斯·庫洛承認：“在公眾眼里，博物館似乎成了非法獲得物的囤積地。”不列顛博物院院長尼爾·麥格瑞格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博物館如何在一個有組織的國際非法市場網絡中確立它們自身的位置。”盧浮宮博物館館長亨利·盧瓦耶特表示：“二戰前后，人們的行為方式有了變化。肯定有一些物品被非法移動了，但是，從哪天起該對此實行禁令？我也不知道。”⑩

我們應加強與其他文物非法流失國溝通信息、交流經驗、互相聲援，同時與文物非法流入大國加強溝通，在道德訴求與公約精神的背景下，通過政府和民間多種渠道協商解決。對個別影響巨大、價值很高、不可替代、歷史清楚、資料齊全、下落明確的特別重要的非法流失文物，可集中政府、民間、國際各方面力量，運用法律、公約、輿論、關系等多種手段進行追索，確保成功，以起敲山震虎、殺雞儆猴之功效。

對追索時機暫不成熟或暫不具備索回條件的非法流失文物，在保留追索權利的同時，應強調收藏者須全力保存好文物，并要求其在展示和研究中正確闡釋文物的內涵，全面體現文物的固有價值。

在個別特殊情況下，以購買方式“索回”文物，也是一種可以考慮的途徑，但是應充分權衡這種行為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對其他方式的負面影響，而且最好由民間機構出面購回。在積極追索的同時，政府還應盡力防止或減少新的、重大的文物非法流失，否則會給追索工作增添新的負擔，并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我國政府1997年正式加入《文物返還公約》以來，通過外交手段和法律途徑已經從國外（主要是美國）成功追索回多批非法流失文物，例如：1998年追索回河南鞏義宋永泰陵石雕客使頭像，1999年追索回一對明代石獅，2001年追索回河北曲陽五代王處直墓彩色浮雕武士石像，2003年追索回陜西西漢竇皇后墓6件陶俑。

另一方面，我國有關部門從2002年起設立了“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也發

揮了積極的作用，例如：2005年搶救回河南龍門石窟佛雕，2006年搶救回二陳（陳清華、陳國瑯）藏書，2007年搶救回青銅子龍鼎等流失文物。這種既堅持原則又靈活務實的做法取得了明顯成效，得到社會各方面的普遍肯定。

對我國博物館收藏的可能涉及國家、民族、宗教、地域、文化等復雜因素的文物，應以我為主，多學科、多渠道協作，加強對文物本體、收藏背景、歷史意義的研究。目前這方面人才短缺，而且這一領域長期備受國內研究者忽視，以致闡釋主動權基本掌握在外國學者手中。應加緊培養人才，可通過課題形式組織和支持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時加強與國外研究人員的交流，積極宣傳我們的研究成果，改變現有或避免可能的被動局面。

注釋：

①參見丁辛《曠日持久的雅典埃爾金雕刻返還之爭》，載《中國文化遺產》2004年3月創刊號。

②參見《中國文物報》2003年2月14日第5版。

③以上均見《文化可以共享，文物只能專有》，載《中國文物報》2003年2月21日第五版。④《強權邏輯與普世性》，載《中國文物報》2003年3月7日第6版；《普世性博物館的繁榮與文物返還的法理和情理》，載《中國文物報》2003年4月25日第8版。

⑤轉引自《中國文物報》2003年2月14日第5版。

⑥參見李曉東《關于索回流失海外文物的法律問題》，見李曉東《文物與法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⑦亞里桑德拉·庫敏斯《國際博協主席關于充分發揮調解在館藏品產權糾紛處理過程中作用的聲明》，載《中國博物館通訊》2007年1期第22頁。

⑧馬思中《誰為世界文化遺產負責？--一個西方博物館館長的觀點》，載《中國文物報》2003年2月14日第5版。

⑨見《中國文物報》2007年10月3日第3版相關消息。

⑩陳怡編譯《多數美國博物館不愿還“寶”》，載《東方早報》2005年11月17日。

第二篇：博物館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博物館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淺談

汪 萍

博物館是啟發民智的場所，是一座城市或地區的名片，是文化遺產的收藏地，也是熔鑄、提煉新文化的殿堂。文化遺產包含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大部分。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博物館逐漸具備了研究、教育、收藏的功能，并通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在物質文化遺產的收藏保護制度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然而，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來說，我國博物館大多還處在摸索過程中。雖然在收藏物質文化的同時，博物館也自覺不自覺、或多或少地收藏、保護了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需要的不僅是收藏保管，不僅需要進行普查或建立代表作名錄，最重要的是進行傳承。這就需要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化了。那么，博物館應如何依托自身優勢，在現有的收藏基礎上保護、利用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在此本人想談一談自己的一些想法。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大眾生活密切相關、歷代相傳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說、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禮儀、節慶、有關自然、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它具有三大特點：一是承繼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豐富的歷史沿承，往往有不少豐富多彩的民俗、故事和傳說。二是多樣性。我國地大物博、民族眾多，地域、民族間的差異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種類多樣。三是獨特性。每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都有自己的鮮明特點，具有獨特的吸引力和沖擊力。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加以保護、利用，是博物館進一步實現其核心價值，進一步深化社會服務的體現，符合博物館發展的規律，是博物館的新時代主題，具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時代影響。

非物質文化遺產沒有固定的有形載體，處于不斷消失中，依靠人們的發現和收藏而存世。博物館是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場所，所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博物館的重要責任之一，是博物館服務社會、服務大眾、開展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物質文化遺產相比，非物質文化遺產更貼近大眾的實際生活，更適合群眾的欣賞要求。因此，博物館若能借助動漫等有形、有趣、大眾喜聞樂見、能互動參與的形式，來充分反映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或技藝，充分挖掘其文化內涵，使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識生動起來，使原本高高在上的內容親近熟悉起來，定能突破博物館陳列原有的圖片、實物加說明的簡單、呆板模式，定會給博物館帶來勃勃生機與活力。隨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的啟動，作為解讀、認知文化遺產催化劑，連接公眾和文化遺產橋梁的博物館，應充分認識到這一工程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充分發揮地區特色和優勢，利用陳列來傳遞非物質文化遺產信息，展示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成果；不僅要讓觀眾看到“物”，更要透過“物”看到歷史和文化，看到以“物”為載體的“非物”；使青年在陳列中尋找到歷史，老人尋找到記憶；使觀眾在參觀中受到鄉土文化的熏陶，心靈得到深深感染，從而激發愛土、愛鄉、愛國的情懷。

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衢州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不僅有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產，還有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曲調高亢的西安高腔、源遠流長的爛柯山傳說、工藝獨特的邵永豐麻餅制作技藝和特色鮮明的梧桐祖殿立春祭祀均為其中的代表。近幾年來，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引入及相關工作的開展，作為以舉辦地方特色展覽為己任，先后舉辦過100多場各種陳列的衢州市博物館，已經把保護、宣傳、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時代所賦予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納入到日常工作中。館里在做好陳列布置的同時，還注意結合本地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大力弘揚非物質文化遺產。譬如博物館大廳的正面墻壁上，就專門樹立起一處高18米、寬13米的巨大銅雕作品。作品以一幅巨大的圍棋棋盤為基礎，左上角描繪了圍棋仙地爛柯山的風光，象征著源遠流長的“棋子文化”；右下角刻畫著孔氏南宗家廟主殿大成殿，代表著衢州的“孔子文化”。棋盤上，《論語》文字之間鑲嵌十二顆圍棋棋子，寓含著棋子文化和孔子文化水乳相融之意，而黑白棋子又分別代表著自然、人文景觀的相輔相成。整幅作品以“兩子文化”為核心，集中反映了衢州市歷史文化的鮮明特點。2006年，博物館又推出了《圍棋仙地——衢州棋子文化主題陳列》，以圖片展覽的形式，通過史料、照片、實物及場景復制、多媒體觸摸屏等手段，述說了爛柯山王質遇仙的傳說，敘述了歷史悠久的圍棋發展史，全面介紹了衢州與圍棋有關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相關文獻記載，系統整理了衢州棋子文化的內涵，宣揚了中國悠久而燦爛的圍棋文化。

此外，兼管著全市文物保護單位的衢州市博物館依據所轄各文物保護單位的特點，對藥王殿、彌陀寺等內部進行了陳列布展，安排了相應的活動。如省級文保單位周宣靈王廟是為紀念南宋大孝子周雄而建的，博物館不僅恢復了周雄塑像，用東陽木雕來展示周雄事跡和歷代二十四孝，還臨摹了南宋理學家朱熹的象形大“孝”字來突出“孝”的氛圍；并根據衢州的習俗，順應大眾意愿，在每年的三月初三、四月初四隆重紀念周雄，以傳承、保護民間習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西安高腔形成于衢州，于是市博物館借用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天妃宮的古戲臺，將物質遺產保護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相結合，聯手衢州婺劇團，每逢節假日就在此上演西安高腔，使大眾欣賞到這一古劇種。

強化服務是博物館永恒的主題。光有良好的硬件設施而缺少優質的服務，對博物館來說依然無法有效提升自身的實力和水平。這一點無論對于物質文化遺產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都一樣適用。要抓好服務，首先就應該重視講解工作。講解工作水平的高低，不僅直接關系到博物館社會宣傳教育職能的開展，直接影響到博物館在觀眾心目中的形象，還會進而影響到博物館的社會效益。因此，博物館需要配備較高素質的講解人員，作為文物展品、陳列環境和觀眾之間的橋梁紐帶，通過運用語言藝術、講解技能和真摯的感情，來幫助觀眾最大限度地吸取相關知識和信息。針對不同觀眾，博物館可采取不同的政策：譬如對于學生，無論預約與否，均一律隨到隨講，免費講解；對于普通觀眾則可在每天上午、下午定時開設免費講解專場；而對于殘疾人、弱勢群體，博物館可主動邀請，通過講解員的語言或手語，使其感受、理解陳列中蘊含的文化知識；對于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可以考慮舉辦夏令營活動，為這些孩子創造更好接受歷史熏陶，感悟、體驗燦爛文明的機會，充分發揮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擴大博物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影響。

除了“守株待兔”之外，為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資源優勢，讓更多人了解本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還應主動出擊，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加強與社會各界的聯系：如可以推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圖片展，主動赴機關、學校、企業、社區、鄉村等地進行巡展，使展覽走出博物館、走向社會，讓包括平時少有機會走進博物館的人在內的大眾，感受一次文化之旅，真切體驗到本地區的歷史與文化，與本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一次親密接觸，拉近博物館與普通大眾之間的距離。在“走出去”過程中，博物館應該注意因勢利導：比如對于小學生，可采取話劇、宣講、聯誼等方式，寓教于樂，達到較好的教育目的；對于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大專院校學生，可舉辦較深層次的專題講座；對于青少年團體，則可推出征文比賽、演講比賽等活動，激發其參觀熱情，培養其對博物館的感情，更好地發揮博物館教育基地的作用，使其了解博物館，了解身邊的非物質遺產。

此外，志愿者是博物館力量的重要補充。建立、發展志愿者和博物館之友隊伍，使其參與到展廳管理、講解服務、宣傳普及等工作中來，能使他們將把本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自己在博物館中的所見所聞所感介紹給身邊的人，讓更多人了解博物館、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大影響力。

總之，博物館保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與文化，具有很高的價值，若不能好好利用，對博物館來說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對觀眾來說也是一種損失。因此，博物館要立足、依托自身優勢，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任，不遺余力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將其作為自身的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博物館工作者應統一思想，進一步增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博物館得到專業的保護、傳承和延續，為大眾所共享。

（作者單位：衢州市博物館）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博物館

非物質文化同物質文化雖然在認識層面可以區分，但在操作層面即實際發生過程中是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譬如在“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所列的十大項目中，民間文學要有傳本或輔助記憶的器物，如音樂要有樂器，舞蹈要有道具，戲劇要有戲臺服裝，曲藝、雜技與競技要有表演器具，美術要有制作用具，手工技藝要有作坊及工具，傳統醫藥要有器械及藥具，民俗無論歲時節令或儀式，都會有見證活動或程序的特殊用具。通過如此不厭其煩的列舉，無非是想說明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民族文物難分難解的共生性。或者說，任何

以非物質形態出現的文化遺產，在對其進行完整展示時，都難免在某一環節要借助實物來完成鏈接。

確定前提之后，民族文物的價值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地位應該已經十分清晰：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不僅拓寬了民族文物的價值空間，客觀上還因兩者的共生性而存在一種水漲船高的關系，即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價值越高，與之伴生的民族文物的價值亦越重要；另一方面，民族文物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重要的見證及詮釋價值，其價值大小的認定取決于這種見證及詮釋功能的重要程度。

上溯2000年，貴州是氐羌、百濮、百越、苗瑤、華夏五大族系的融合地；隋唐以降，貴州是歷朝政府相繼實行羈縻政策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民族區域；迄今，貴州是17個世居少數民族的共居之地。古往今來，貴州特定的歷史、地理條件及多民族聚居狀態，在這片土地上孕育出豐厚的多元文化，更留下了令貴州人引為自豪的民族文化遺產。而且，由于貴州少數民族所處發展階段不平衡，17個世居少數民族除彝族外，皆無自己的文字，其文化面貌皆呈現出無字文明的特征。也正是因為缺乏文字作為記錄支撐，這些民族的文物往往具備較主流文化更多義的表達功能，具有更多的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信息記錄，同民族習俗世代傳承的歷史伴隨。這些都為博物館的征集和收藏提供了時代責任和廣闊平臺，同時也為博物館的陳列和研究提供了一個解釋性可持續發展的極大空間。

在國家文化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示名單上，貴州占30個大項、40個子項，在全國名列第三。在該申報活動伊始，便有專家預測貴州將躋身非物質文化遺產大省。結果正是如此。而且，隨著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進一步發掘，貴州的名次還會前移。作為貴州省博物館人，面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時代工程，置身如此豐腴的土壤之上，在認識層面上理應慶幸，在實踐層面上更應有為。

作者：李黔濱來源：金黔在線—貴州日報

淺析博物館信息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來越高，博物館也越來越被重視。由于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域有自己的獨特歷史和文化，為了更好地了解我國各個地方的傳統歷史和文化，欣賞各地博物館的藏品，博物館的信息化建設也顯得更加重要。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無論是硬件設備還是軟件系統都日新月異，使得博物館信息化建設的工作能夠蓬勃發展。我們利用先進的數據庫進行資料管理；利用多媒體影像或虛擬現實技術進行展覽；利用網絡建設網上博物館，制作博物館主頁，利用國際互聯網絡的廣泛的傳播范圍，迅速的傳播速度，向世界宣傳我們的博物館……這些計算機及通信技術的進步，不但滿足觀眾的新要求，也促進了博物館的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被提出的時間并不很長的概念，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在一些國家興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在巴黎舉行的第三十二屆會議，制訂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使它成為當今世界文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5000年的歷史使我國擁有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保護它們成為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博物館作為一個為社會服務的機構，必須為此出一份力，而發展迅猛的博物館信息化技術必然使得博物館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中有更好的發揮。本文主要分七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將主要通過目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博物館信息化的狀況講述本文研究的意義和任務。第二部分主要將介紹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博物館信息化的基本概念、性質、特點等，并介紹國內外目前的發展狀況。第三章將通過一些具體技術措施來講解博物館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作用，例如如何運用數據庫、多媒體等科技手段為調查、整理和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做出貢獻，如何利用博物館網絡技術來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第四章將講述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時博物館如何發揮它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信息化技術來更好地完成這一目標，主要方法是通過網絡技術和電子出版物來進行有效宣傳。第五章將對未來博物館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進行一點展望。第六章將提出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還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第七章為最后的總結。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博物館講解

２００２年《伊斯坦布爾宣言》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非物質文化遺產問題引起了世界的普遍關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獲得通過，同時加大宣傳，使這一概念深入人心。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提出并得到重視與實施，對博物館講解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和機遇。說挑戰，是指它對講解員的知識結構和文化素養有了新的要求；說機遇是指它使講解員在迎接挑戰的同時，獲得新的提高，知識結構更加全面，文化素養進一步深化。

人類的文化遺產，是活著的歷史的記憶，它以物質的或非物質的形式表達著。非物質文化包括了人類的情感，它與我們的生活和整個社會息息相關。一個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蘊含著該民族最深的民族文化傳統，保留著該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非物質文化和物質文化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自然界中，物質是客觀存在的，物質文化則不是，它是在一定的非物質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的。物質文化發展的高度，反映著精神文化發展的水平。物質文化之所以能成為文化，是因為非物質文化的表現。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來認識：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的某些文化或技能以物質為載體表現出來的。以秦俑館文物為例：兵馬俑的制作工藝、燒制工藝、青銅器的冶煉、鑄造工藝等手工技能，都是以青銅、陶土為載體留存下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則是人類的某些文化或技能以物質作為媒介表現出來的，如各地區不同的戲劇、舞蹈、祭祀、節慶、禮儀等的形式。而且因為時代、地區不同，甚至個人的性格或思想方式不同，表現出來的內容也各有變化。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存在及大小，是以其文化含量和含量的多少來決定的。

現在，絕大多數的博物館所收集、保護和展出的都是物質文化遺產。講解員向觀眾講解的對象同樣是物質的。物質的東西通常是直觀的，形狀、大小、色彩、甚至用途，相同文化背景下是不用做過多解釋都可以理解的。那么現在的觀眾更多需要知道的是這一物質中所承載的文化內涵，一些非物質的內在。比如秦陵百戲俑，它所承載的是秦代的百戲形式中的某一瞬間的固態化。要向觀眾講清秦代百戲，則要介紹百戲的產生，在秦漢時代百戲的形式與種類，變化到今天雜技的情況。實際上是講一段雜技簡史。又如，秦陵７號坑的樂舞俑及水禽涵蓋的文化內容更為豐富。它既有秦漢時代的祈福形式與內容，也有古代的舞蹈音樂內容。

百戲、樂舞是非物質的，它是借助于陶俑而體現的。如何使參觀者對文物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對于講解員來說，則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講解員一要講清楚文物（物質文化）是什么。這一點比較好達到。我們只需告訴觀眾它的時代、名稱、大小、質地、用途大體就可以了。這種淺層次的講解只可以解決一個概念的問題。第二要解決的就是深一層的問題。即文物所含的非物質文化，它的制作技巧，這種技巧的淵源與發展，它所處的時代的歷史背景，反映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民俗民情，及在現代環境下的狀況、價值、對現代生活的影響，現代人對它的評價等等。這樣，文物的內涵及外延就擴大了許多，無形中向講解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講解員不但要介紹文物本身，還要通過文物對其歷史環境、文化背景、文化內涵、文化傳承等情況做以介紹。這樣講解員本身的知識結構就需要從廣博與深入的方面提高和加強。講解員所要做的就是不但是個雜家，更要是個專家，在知識的提高和文化的豐富方面，應該注意做到：第一、深入了解文物和標本。第二、學習歷史知識，尤其注意歷史細節，了解文物標本的歷史背景。第三、學習文化知識，了解文物標本的文化內涵及其文化價值。第四、學習社會知識，具備相應的社會學知識，了解現代社會中的群眾文化活動和文化生活，通過這些來觀察文物標本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和變化。

除了介紹清楚文物本身的內涵與外延，講解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向觀眾宣傳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為是無形的，存在于人們生活的時空與環境中，中間存在著太多不確定因素，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破壞和消失更容易被忽略。非物質文化是具有傳承性的。從技法上來說，一般是師傅帶徒弟，父輩傳后代的作坊式繼承。而且經常有的手藝是傳男不傳女，這樣就會導致有的手藝中途失傳。比如陶俑陶馬的制作工藝，以泥土為原料，采用堆、捏、貼、刻、劃的技法，燒制時火候約達１０５０度，質地細膩堅硬，陶胎因部位的不同有實心與空心之分，空心的地方又有薄厚的區別，薄的地方只有１厘米，厚的地方卻有１０余厘米，秦人卻能一次整體燒制而成，可見其制陶工藝的高超。而這種高超，并非憑空而來，而是經過了漫長的經驗的積存。我國制陶的歷史從原始社會已經開始，從原始質樸的陶盆陶罐，到形神兼備的人偶、動物，是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不斷完善的技術經驗。兵器的防銹措施，在俑坑中出土了數千件青銅兵器，個個光亮如新，鋒利如初。專家們經過檢測發現，在這些兵器的表面都涂有一層厚度僅１０微米的鉻鹽氧化物。且不說這種厚度的完成，單說這種防銹措施，美國是在１９５０年，德國是在１９３７年才掌握并申請專利的。這種技術，中國在漢以后卻失傳了。而且在現代化的沖擊下，有些非物質文化失去了存在的環境，致使其慢慢走向消失。比如表演形式，曾看到過一則消息，說日本制造了一種機器人，可以模仿真人翩翩起舞，就是因為有的民間舞蹈后繼乏人，隨著老一代藝術家的去世可能會消失，所以用這種仿真機器人來保護這種文化遺產。我國的皮影戲，剪紙藝術，都是亟須去拯救的傳統文化。講解員的作用就是要不但要讓人們感動于曾經輝煌的歷史，更要大家深切意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共同構成中華民族民族文化財富，是全人類文化遺產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而積極主動地為保護歷史而行動。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宣傳方面，講解員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向不同年齡、不同身份、不同國籍的人去呼吁，使大家真正地重視非物質文化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博物館的當代責任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中國與世界同步。

200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全體大會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至此，“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有了一個國際性的法律身份，而且還有了一套國際性的工作準則，它標志著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人類歷史中的重要價值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同。

這個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給出如下定義：“來自某一文化社區/社群的全部創作，這些創作以傳統為依據，由某一群體或一些個體所表述，并被認為是符合社區期望的作為其文化和社會特性的表達形式，其準則和價值通過模仿或其他方式口頭相傳。它的形式包括：語言、文字、音樂、舞蹈、游戲、神話、禮儀、習慣、手工藝、建筑藝術及其他藝術。除此之外，還包括傳統形式的傳播和信息。”

這個定義通常被認為是日本、韓國關于“民俗文化財”定義的翻版，我個人并不完全認同這一觀點。實際上，當前世界范圍內盛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主要還是基于現代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遺產概念的擴大與豐富。

中國一直是保護“非物質遺產”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2001年由文化部主持召開了“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國際論壇”，邀請了德國、埃及、日本、巴西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官員、學界精英共同商討民間文化的保護。《中華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法》的立法工作同時進行。同年，“中國昆曲”列入第一批“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單，極大促進了中國國內關于非物質遺產的調查、規劃和保護研究。不久，就成立了多個部門參與由中央財政支持的“中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啟動了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評估篩選工作。同時，民間團體如“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發起“中國民間文化搶救工程”。中華民族博物館則將“多彩中華”推向世界。幾乎同時，北京、南京、廣州、昆明等地的大學在選修課程中設置了“民間文化遺產”或“非物質遺產”相關課程。

中國自1985年簽署加入《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公約》，1987年開始有6處名勝古跡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的遺產事業基本和世界同步。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世界遺產”比較豐富的國家，有文化遺產23項、自然遺產5項、文化與自然雙遺產5項、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4項。另外，在“備選名單”中，共有35項遺產項目，等待陸續進入“世界遺產”之列。

博物館保護非物質遺產的“中國經驗”

中國的“世界遺產”單位中有不少早已作為博物館對外開放，少數屬于“文物保護單位”同樣具有博物館的性質，只有非物質遺產的保護似乎與博物館傳統功能有一定的距離。

人們通常認為，博物館無法承擔保護非物質遺產的功能，認為博物館只是一個“儲藏舊物的場所”，非物質遺產不具有突出的“被收藏”特征。其實，這里面有很大的誤解，一方面認為非物質遺產無法“被收藏”，似乎一旦“被收藏”就是遺產的結束，另一方面認為博物館只能保護不能傳承。這里面實際上割裂了物質遺產與非物質遺產的整體性聯系。早在1997年，中國和挪威政府合作決定建立生態博物館，提出在村落層次將物質與非物質文化以及環境作為一個文化生態整體加以保護。經過了10年的實踐探索，已經確立了生態博物館的“六枝原則”：

（1）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有權認同與解釋其文化；

（2）文化的含義與價值必須與人聯系起來，并應予以加強；（3）生態博物館的核心是公眾參與，必須以民主方式管理；

（4）旅游與保護發生沖突時，保護優先，不應出售文物但鼓勵以傳統工藝制造紀念品出售；（5）避免短期經濟行為損害長期利益；

（6）對文化遺產進行整體保護，其中傳統技術和物質文化資料是核心；（7）觀眾有義務以尊重的態度遵守一定的行為準則；

（8）生態博物館沒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會的不同條件而千差萬別；（9）促進社區經濟發展、改善居民生活。

這些原則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為了更好地在文化原生地保護文化，更好地尊重村民的主人地位。這就實現了世界遺產概念從文化遺產擴大到非物質遺產背后所涵蓋的核心理念。因此，生態博物館在非物質遺產保護與傳承的“中國經驗”值得重視和全面研究。

此外，云南進行了近十年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態村”建設，實際上也基本等同于生態博物館，這是不同于以往以“旅游”為目的的諸種民族園、風情園。

在博物館承擔保護非物質遺產的理論以及國際準則的探索方面，中國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績。2002年國際博物館協會第七次亞太地區大會通過了由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主持簽訂的《上海憲章》，強調文化遺產已經“從物質遺產擴展到非物質文化遺產”，明確提出博物館是“保護人類非物質遺產建設性合作伙伴關系的推動者”的身份，反映出在中國的號召之下博物館承擔保護非物質遺產的職責取得了基本共識。所以，到2004年漢城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時其主題就是“博物館與非物質遺產”，為此《國際博物館》專門設計“非物質遺產”專題。遺憾的是中國學者沒有能夠積極參與這期專題中去，“中國經驗”和中國聲音在其中沒有能夠得到體現，國際社會了解甚少。現在，我們借助2008奧運年的契機，向世界介紹并弘揚非物遺產保護的中國經驗與理念，成為一件十分迫切的任務。

我們知道，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納入到《世界遺產公約》體系，其重要性還表現在它將會使目前存在的關于南北半球文化遺產以及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不平等性，得到更正。我們只要翻開《世界遺產名錄》，其中登記注冊的754個世界遺產中，只有69個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中自然遺產30處，文化遺產29處，另外5處是自然與文化雙遺產。這個數字與全部世界遺產中文化遺產占大多數（582個）的現實形成了強烈對比。毫無疑問，非洲是一個文化、文明發達的大陸，那么就沒有理由忽視非洲文化遺產的重要價值，不論這個遺產是物質的或是非物質的。但是，在21世紀以前確立的遺產框架卻無法避免遺產分布不平衡性的弊端。同樣，在拉美地區的“世界遺產”地圖上有不少是歐洲殖民者的“城堡或軍事要塞”，這些遺產單位在內涵上顯然沒有很好考慮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確認民族地域和社區創造性、適應性與獨特性的重要意義”（《上海憲章》）。

中國非物質遺產知多少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除了主體民族漢族外，有55個少數民族，而民族內部的支系也非常復雜，如苗族按照語言和文化習慣進行分類可以有100多個支系。即便是主體民族漢族，其漢語方言也多達7種。由于各民族所處地理環境、生計方式以及歷史傳統的差別，因此在物質特別是非物質的文化方面表現出五彩斑斕的格局，用中國的一句俗語概括就是“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那么，中國到底有多少需要搶救和保護的非物質遺產呢？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為了摸清“家底”，掌握情況，國務院于2005年3月制定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明確了非物質遺產保護工作的方向、目標、原則和措施，由文化部制定國家級、省級、市級和縣級共四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體系。2006年，公布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共518項。資源普查以及檔案資料建設也在進行當中，相信在2008年底，中國比較翔實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可以完成。

第一批公布的518項國家非物質遺產名錄，共分為10個類別，即民間文學31項，民間音樂72項，民建舞蹈41項，傳統戲劇92項，曲藝46項，雜技與競技17項，民建美術51，傳統手工技藝89項，傳統醫藥9項，民俗（節慶活動）70項。其中，與少數民族相關的共計146項。國家級非物質遺產名錄中，不少是由多個子目“合并”而成，如民間音樂中“花兒”之下就有蓮花山花兒會、松鳴巖花兒會、二郎山花兒會、老爺山花兒會、丹麻土族花兒會、七里寺花兒會、瞿曇寺花兒會、寧夏回族山花兒等8個子目。如果將這些子目分別加以統計，那么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的項目實有640項而非518項。

剛剛公布的第二批非物質遺產名錄共計510項，種類和第一批相同，內容更為豐富，兩次合計共有1028項。另外，今年還公布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共計147項。實際上，這個數量已經超過了《世界遺產名錄》的總數。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未來這個名錄仍然成倍增長。

從這些項目的具體內容分析，其內涵、形式以及分布相互之間千差萬別。相當多的非物質遺產具有比較廣泛的地域性，如格薩爾就流行在西藏、青海、甘肅、四川、云南、內蒙古、新疆等7個省區，地域范圍超過中國國土面積的1/10！而春節、24節氣、端午節等等是覆蓋全國的節慶，甚至影響到整個東亞地區，具有超地域的特點。因此，非物質遺產保護與傳承的確需要更多的力量、更多的學科專業來承擔。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生態博物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新思路

隨著人類對遺產認識日趨深刻，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步進入博物館的保護視野之中。在日前舉辦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蘇州論壇”上，專家們認為，雖然近年來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從長遠來看，還要充分發揮遺產保護界唯一的永久機構——博物館的作用，來加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

來自湖北省博物館的張翔說，博物館在有形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研究方面的豐富經驗，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他認為博物館應該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收藏的主要部門，而博物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就是收藏、詮釋和展出。

張翔分析說，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生產方式改變了，新的生產關系導致文化習慣的改變，尤其是環境變遷、商業運作、蓄意偽造、社會角色的轉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都已構成很大的威脅，因此，“收藏優先”是博物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策略。

北京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館長楊源舉例說，自1995年以來，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深入民族地區，對既有民族學意義又有審美價值的服飾盡可能全面的收集整理，先后進行了毛南錦、壯錦、侗錦、土家錦、侗族刺繡、侗族剪紙、侗族亮布、苗族蠟染、赫哲族魚皮服飾、鄂倫春族狍皮服飾、哈薩克金工首飾、藏族金工首飾、苗族銀飾等服飾工藝及相關習俗考察，完成了一批文字成果，攝制了一批音像資料，收集了一批實物藏品，進行了真實的記錄和綜合的研究分析工作。為保護民族服飾這一優秀的文化遺產，做出了最有效、最實際的工作。

中國美術館劉亞平副研究員就博物館如何保護民間美術的有形圖案和無形的文化內涵闡述了她的觀點。她表示，博物館收藏要注重科學性、系統性、全面性，在民間美術造型的背后隱藏著深層的文化內涵，準確掌握造型背后的含義，是解讀民間文化遺產的重要途徑，對促進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浙江省博物館蔡琴研究員在會上提出了“生態博物館”概念。她說，與傳統博物館不同，生態博物館強調文化遺產原狀地、動態地、整體地保護和保存在其所屬的環境中，包括自然景觀、建筑物、生產生活用品等物質（有形文化遺產）和風俗習慣等非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所有文化因素均在保護之列。蔡琴說，采用生態博物館這種保護模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本形式、內容、風格、特點等才能得以保留下來存續下去。（成剛）

第三篇：改革開放與普世價值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經濟，30年來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增長，平均增長率達到9.8%，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比1978年增長40倍和30倍，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對外貿易總額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這么大的經濟總量，這么高的增長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這在世界現代史上是罕見的，公認為“中國奇跡”。這一奇跡和改革開放與普世價值生死攸關。

創造中國奇跡的秘訣不在于與世界求異，而在于與世界求同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中國奇跡”得益于中國走了一條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一樣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國特色”。有些國外投資者和投機者還“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謂的“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上述說法也并非全無道理，從特殊性的角度來講，每個國家的現代化都是不一樣的，這就注定中國現代化建設必然帶有中國特色。況且有些中國特色東西確實是中國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舉國體制等等。但是，光有這些“特色”，這些“不一樣”、“不照搬”是不夠的，因為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堅持黨的領導，一直是舉國體制。如果只靠這些“中國特色”，這些與其他國家的“不同”，就能創造“中國奇跡”，中國經濟就不至于在改革開放前到了崩潰的邊緣，就不會出現大躍進中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劇。可見，我們尋找“中國奇跡”的秘密，不僅要從中國與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從中國現在與過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難發現，真正創造“中國奇跡”的，恰恰是開放改革，是引進了市場經濟、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30年來，我們社會的進步，與改革開放密不可分，與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實踐密不可分。當然，你也可以說，“改革開放”也是“中國特色”，那這種特色是什么呢？這種特色的本質就是學習借鑒具有普世價值的發達國家的人類文明。因此，“中國崛起”實際上是通過“一樣”的東西得來的，是“拿來主義”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文明在中國的開花結果。

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在于引進了具有普世價值的市場經濟，其要義就是給予人民經濟自由

回顧這30年，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從開放開始，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從經濟到社會，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參照了先進國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國的一場大災難。但否定了文革又該向何處去呢？世紀偉人鄧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徑：對外開放。1978年，他不但自己身體力行出訪了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個觀察團，探求發達國家快速發展的秘密。很快，全黨形成了共識：西方國家比我們發達，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文明，閉關鎖國死路一條，中國必須打開國門，對外開放。

對外開放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把國門打開，也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與國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價值觀上封閉對抗的壁壘，轉而以平等理性的視角、包容學習的心態去對待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進了市場經濟。

早在1979年11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就明確地指出：“說市場經濟只限于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這些話表達的意思已經很清楚，那就是市場經濟具有普世價值。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又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中共十四大明確宣布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后，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至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水落石出。

雖然意識形態上關于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爭論一直不斷，但實踐中，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堅定不移地展開了。

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自由。享有“經濟學良心”美譽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大量的經驗資料基礎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發展就是擴展自由；自由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進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詳見阿馬蒂亞·森名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譯本《以自由看待發展》，實應譯為《發展就是自由》）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就是森氏理論最好的注解。

在計劃經濟年代，管制是我們唯一的“法寶”，滲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正可謂“管天管地管空氣，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說了，八億人民只有一個腦袋，還要“早請示，晚匯報”，不小心說錯幾句話都有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經濟上也一樣，不要說工廠生產什么要上邊說了算，就是農民地里種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還胡說什么“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這樣的管制下，人們哪有什么生產的積極性，餓死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雖然改革開放之初絕大多數國人還不懂什么市場經濟，但放松管制，逐步擴大農民和企業生產的自由，成了人們自覺的選擇。于是我們看到，改革開放初最經常出現的詞就是“放權”，“讓利”，“松綁”，“搞活”。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場”的內容嗎？

以廣東為例。上世紀90年代以前，廣東改革發展之所以能獨具風騷，引領全國，關鍵就在于市場化改革領先一步，自由領先一步。用20世紀80年代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的話說就是：“對外更加開放、對內更加搞活、對下更加放權”。廣東是全國最早開始市場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開放初，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先走一步”，這是全國其他地方所沒有的。中央給廣東“放權”，廣東又通過“三個更加”，向地方放權，向企業放權，向社會放權，從而使得廣東的體制在較長時期內較其他省市更為靈活自由。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把廣東這塊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變成了一個相對更為自由的經濟體，于是資本來了，人才來了，被扼殺的創造活力涌現了。自然，發展也就起來了。對此，鄧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設速度相當快??深圳的蛇口工業區更快，原因是給了他們一點權力，500萬美元以下的開支可以自己做主。”這里鄧小平點出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秘訣”，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場經濟的精髓嗎？

反觀全國的改革開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創造財富。改革開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產到戶”，給農民生產的自主權，并向全國推廣，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政府給了人們經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萬元戶，有了最初的聯想、萬科、海爾。1992年以后，政府給了資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聯想、萬科、海爾，以及劉永好、任正非們，紛紛茁壯成長，成為巨人。新舊世紀之交，當政府還不知互聯網為何物時，這一最開始被政府“遺忘”的角落，自生自發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級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開始就像現在這樣對網絡嚴格“規范”、“關愛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規范”掉了，或者被國有資本死死地綁起來了。讓自己國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資的自由，發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場上犯錯的自由，這才是發展的要訣。正是自由這一普世價值，創造了“中國奇跡”，造就了當代的中國企業家，而中國的企業家能否進一步走向世界，中國能否進一步發展，很大程度又取決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當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無約束為所欲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當下的中國，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間有多大，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大；給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跡都會創造出來！

這里還可以做一個比較。有些人經常拿印度和中國作比較，證明資本主義不如社會主義，證明普世價值如何不靈。真的是這樣嗎？中國和印度確實不一樣，不一樣在哪里？我們知道，我們現在政治上是社會主義，經濟上是曾經被認為姓“資”的市場經濟。而印度恰恰相反，他們長期在政治上是“資本主義”（在反普世價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資”），經濟上卻是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二戰”以后，印度的領袖出于反帝國主義，連帶反起了市場化，他們和當時的我們一樣，“愛”上了蘇式的中央計劃經濟，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計劃，有相當嚴格的經濟管制。直到1991年，他們才同計劃經濟“離婚”。而我們比他們早“離”了10多年，正是這一“早離”，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當然，和計劃經濟“離婚”后，印度馬上和具有普世價值的市場經濟結了“婚”，開始了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從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經濟增長。由此看來，印度經濟一度落后于中國，不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別，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價值之別。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正視。1989年，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列出了“華盛頓共識”的十條內容，它們是：有紀律的財政、減少純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擴大稅基并降低邊際稅率、利率自由化、有競爭力的匯率、貿易自由化及外資投資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護產權。盡管人們對華盛頓共識存在各種爭論，但可以看到，中國30年的經濟改革之路，雖然在具體路徑上不是嚴格依此共識，但在目標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著它們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嗎？有心栽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蔭。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對“華盛頓共識”的否定，而是相反，恰恰證明以自由和市場為核心指向的“華盛頓共識”雖非萬能，卻也并非不能。

目前中國的問題不是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的錯誤，而在于與經濟體制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徹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這些普世價值還未真正落實

今天的中國，雖然創造了經濟奇跡，社會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也存在嚴重的問題：環境污染、資源枯竭、腐敗泛濫、信仰危機、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社會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話就是：這是個最壞的時代，也是個最好的時代。總之，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時代。許多人都在思考，這個時代的問題出在哪里，未來的路徑又在哪里？細觀可知，當下中國，非痛于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而痛于市場化之不足和與之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不徹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這些普世價值還未能真正落實。對此，眾多有識之士做了許多全面而深刻的論述，此不贅述，僅以現實和歷史兩個事例作比照，以為警醒。

以現實比照，中國改革勿要成為中國足球。中國足球改革是中國整體改革的標本。但就是這樣一個中國體育最早向國外學習，進行市場化、職業化改革的領域，卻不無諷刺地成為了全民“娛樂”的對象。有人據此說，這都是市場化惹的禍。真的是這樣嗎？了解中國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國足球的市場化、職業化改革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就已經停止了，近年來更是在狹隘既得利益的主導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國足球并不是市場足球、職業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績足球；足球領域不是市場說了算，不是俱樂部、球員、球迷這一足球的主體說了算，而是政府說了算，政府官員說了算。也就是說，中國足球的市場化、職業化實際上是半截子市場化、職業化，或者說是偽市場化、偽職業化。于是我們驚奇地發現，中國的足球和某些領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開始，通過市場化改革，俱樂部產生了，足球市場活了，球員富了，足協也富了。但后來人們發現，在這個市場中，政府的意志無處不在，行政主管部門的權力蠻橫和居高臨下無處不在，資本與權力的勾結無處不在，于是有了聯賽的混亂，有了假球黑哨的橫行，有了各種亂象的頻出；足球場沒有成為運動場、市場，反而成了權力和金錢的角斗場。于是，當我們用偽市場化、偽職業化的足球去和國外真正市場化、職業化的足球對抗時，輸得是何其慘。

再反思一下某些領域的改革，不也是這樣一種處境嗎？我們通過市場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來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來了。但是我們發現，某些領域的市場化，和足球一樣，也是一種缺乏法治、民主、人權的半截子的市場化。以改革起，以市場興，以沉淪落，這是中國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驚醒的是，當資本與權力的調情期和蜜月期過后，面對惡劣而無奈的市場環境，在足球領域，資本一方接連上演了“逼宮”、“造反”、“革命”等“義舉”。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領域的權力坐擁者不勇于以球為鑒，不勇于放下權力的傲慢，不勇于自我革命、還權于民，而是任由市場“偽”向更深處，任由權力肆虐，乃至重拾計劃體制和集權體制的大棒，誰又能保證不會有更多領域的資本走向與權力決裂的道路呢？

以歷史比照，改革開放勿要成為又一個“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敗于全面向西方學習的“明治維新”，其事實幾為人所共知，其教訓多有評述。不過，如果洋務運動不是在19世紀80年代中停止，也許我們能讀到這樣的“高論”：洋務自強，同治中興，盛世中華，風光獨好——1860年代以后，大清經濟持續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鐵廠、煤礦、鐵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繼建成，江南制造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通商銀行等企業以及學堂、新軍蓬勃發展，尤其是以北洋海軍為代表的現代國防，實力亞洲第一，世界前列；這些輝煌成就，充分證明了“中華特色”封建制度的無比優越，充分證明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大清模式”的無比正確。然而，甲午一戰，貌似強大的大清海軍全軍覆沒。自此之后，大清軍隊屢戰屢敗，直至帝國滅亡，中華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并非船不堅、炮不利、士卒無決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國早已千瘡百孔、腐敗叢生的體制。縱有像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這樣的所謂中興之臣，也是獨木難支，難挽大廈于既倒。由此可見，一時之興不等于長久之興，制度才是國家興衰的關鍵。比照當下，如果我們沒有長遠的歷史眼光和寬廣的世界眼光，不繼續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勇于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閉，以中國特色之名，行抵人類文明之實，孤芳自賞，拿著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誰又能保證不出現“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的悲劇呢？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必然要求。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上層建筑保證。當下的中國，在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領域市場化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必須加快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應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經過30年的改革，我國的經濟基礎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政治體制還基本上是計劃經濟那一套，這樣必然導致今天這種畸形的權貴市場經濟。如果我們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真正的市場經濟就無法建立起來，社會就談不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當今中國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后，已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健康發展的瓶頸，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了。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專制歷史的國家建立一個現代民主的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們等待了。

改革開放的本質就是學習借鑒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價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開放的合理性、正當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對普世價值的貢獻

推進改革開放，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也需要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吸收、借鑒民主、法治、人權等人類共享的普世價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參照系是世界的，只有承認中國之外還存在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改革開放才有合理性、正當性、合法性。否則，我們何必對外開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論調，那就是否定“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普適價值、共同價值、普遍價值大體上是同義的）。在這些人眼里，民主、自由、人權，甚至市場經濟，都是有階級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價值，所謂“普世價值都是資本主義辯護士用來欺騙群眾和輸出資本主義價值觀及社會制度的一種策略”。看來，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還念念不忘階級斗爭，全然不顧當今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的時代，全然不顧當今世界處于和平和發展的時期，全然不顧中國社會結構發生根本變化的現實，全然不顧當下中國共產黨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

我們并不否認，市場經濟、自由、民主、人權的概念誕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確實不是中國的特產，但都是人類創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價值。例如市場經濟，不管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只要是市場經濟，必然是大同小異，形式和枝節上可能不同，但本質是相同的——靠市場配置資源。否則，小同大異，對市場經濟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計劃經濟都說成是市場經濟，那不亂了套，那還有什么意義？

我們并不否認，出自利益、偏見或敵意，西方確實有些敵對勢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來說事，來宣傳他們的價值觀，對此，我們確實要清醒。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們畢竟都是人類，這就決定了我們總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會發展規律；人權理念、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都根源于此。我們不應忘記“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時代，那種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維，那種“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都要反對”的觀念明顯是不合時宜了。鄧小平就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們也不否認，世界上確實沒有人人都認同的價值觀，但這并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絕大多數人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普世價值，例如《世界人權宣言》，就是不同國家的代表在聯合國開會達成的共識，也是世界和平、社會和諧的思想基礎。普世價值是抽象與具體的統一。特殊包含普遍、個性包含共性、個別包含一般，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基本的常識。用個性否定共性，用個別否定一般，用具體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點辯證唯物主義的影子。按照這些人的邏輯，就可以得出“白馬非馬”、“司馬北不是人”的荒唐結論。其實，這些人并非無知，只是別有用心而已，他們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開放。

我們還認為，目前世界上出現的一些現象乃至亂象確實影響到了人們對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看法，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諸如，其一，不能把發展經濟當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臺灣經濟的惡化證明民主之過。實際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其次是自我糾錯，而非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一定時期，民主與經濟績效沒有必然聯系，經濟增長自有其變量，不能認為經濟落后、放緩、惡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制度的“錯”。如我們不能因香港回歸后經濟一度不如從前，就怪罪于“一國兩制”。從長遠看，民主自由對于經濟繁榮、政治清廉、社會穩定，起著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過程中的“亂”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國“民主”的混亂證明民主在亞洲應該緩行。實際上，泰國并不是一個已經“民主”了的國家，其王室、軍隊、文官三權共治的局面幾十年未有徹底改觀，尤其是軍人干政的頑疾未除，因而是一個“準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國家。歷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隨著混亂、動蕩，但不民主的代價更大。其三，不能張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惡”當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惡”。有人以美國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侵略他國、干涉他國內政的錯誤行徑，證明民主自由的“惡劣”。依此邏輯，是否因為法西斯國家用坦克大炮屠殺世界人民，正義的人們就要拒絕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長矛去斗爭呢？其四，不能“寬以待己，嚴以律人”。有的人眼里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絲不足，一旦實行民主自由的地區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就認為民主自由“不過爾爾”。實際上，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卻是最不壞的制度。面對民主自由的“出錯”，我們不是要污蔑它、拒絕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認識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導致的危險，從而用其所長，避其所短。

中國共產黨承認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早在延安時期，我們黨就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旗與國民黨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毛澤東、周恩來等撰寫的一系列關于自由、民主、和平、人權的宏文至今依然散發著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國共產黨也因此贏得了民心，推翻了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國政府分別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表明了我們認同了國際上關于公民基本權利、義務的普世價值。2003年，胡錦濤訪問澳大利亞時指出：“民主是全人類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這一勝利，挽救了人類文明，避免了歷史倒退，廣泛傳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價值。”2008年5月，胡錦濤訪日的“暖春之旅”結束的時候，中日發表“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聲明說：“為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進行緊密合作，不斷加深對在長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擁有的文化的理解。”這個聲明可不是一般的聲明，而是國策聲明。去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更為詳細具體地強調：“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十七大報告也采納了很多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包括市場經濟、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權，過去這些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現在都納入到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中去了。等等論述，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宣示，也是對我國改革開放30年成功經驗的一種總結。因為我們的改革開放，實際就是一個吸取世界先進文明成果的過程，一個融入普世價值的過程。

應該強調的是，中華民族、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人也向人類的普世價值做出了重要貢獻。過去，我們常說，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不是普世價值又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倡導的自由、公平、正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改革開放”，“實事求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等等，都具有普適性，都是普世價值；中華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內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價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當務之急就是要大力宣傳弘揚這些普世價值，因為普世價值是所有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因而必然是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基石；拋棄了普世價值，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就會成為空中樓閣。

（責任編輯 吳 思）

第四篇：博物館2014文化遺產日宣傳稿

讓本溪文化遺產活起來

2014年6月14日是我國的第九個文化遺產日，其主題就是“讓文化遺產活起來”，為了讓廣大市民更清晰地了解我市文化遺產，下面將對山城文化遺產做下簡單解讀。

建設山城百姓的歷史文化殿堂

——市博物館

本溪市博物館是以本地區文物收藏、陳列、研究、群眾教育為主的綜合性博物館，館藏文物近萬件。為了大力弘揚本溪歷史文化，傳承地域文明，本溪市委、市政府決定新建市博物館，并將其列為“市長工程”。2010年1月11日，新館落成開館，時至今日，已近五載。

潛心篤志 挖掘城市深藏的歷史記憶

博物館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動力，是地域文化積淀最直觀的表現。市博物館對此高度重視，近五年來的考古發掘和調查、學術研究成績斐然。

為了普及文物知識，市博物館還積極開辦文博講壇活動，引起社會強烈反響。講壇邀請省、市著名專家作為主講，每次講壇的開講，猶如打開一瓶醇酒，香氣四溢。《關東第一名硯》、《東北地區舊石器時代考古》、《漫話馬具》、《本溪歷史縱橫談》、《清代盛京與滿族文化》，讓廣大市民對遼寧和本溪的歷史文化有了更為深刻的認知。

觀眾至上 打造全市人民的文化家園

市博物館常年向廣大市民免費開放，節假日不休息。經統計，自新館開館至今，共計接待觀眾60萬余人次。觀眾涵蓋了各行各業和多個年齡段。

臨時展覽是博物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三個臨時展廳常年展覽當代國內藝術成果。近五年來，本溪市博物館共舉辦臨時展覽近50個，這些展覽中影響較大的有：《馬白水個人作品展》、《山水人文印象本溪——全國攝影大展》、《璀璨民寶——系列民間收藏展》、《郭明義先進事跡展》、《舒群百年誕辰紀念圖片展》等。

為了加深青少年對家鄉的了解，市博物館組織全市學生開展了“中小學生歷史課堂走進博物館”、“流動展覽進校園”等一系列活動。同時，舉辦了“文博講座進校園”、“走進博物館—架起本溪文化溝通的橋梁”征文活動，豐富中小學生業余文化生活。

市博物館充分利用網絡這個現代化平臺，建立了自己的網站，內設8個版塊：本溪市博物館概況、展覽大觀、服務指南、文博動態、文物鑒賞、學術案桌、考古天地、觀眾之聲。

市博物館先后被評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省級科普教育基地，國家三級館，國家“AAA級旅游景區”，省級敬老文明號、省級青年文明號、“雷鋒號”先進集體等。

本溪博物館，是本溪的窗口、地標和名片，更是溝通古今的橋梁，文化發展的火種，山城文明的象征，是一座巍峨雄壯的文化殿堂。

第五篇：儒家思想、自由主義與普世價值

周末參加了在廣東從化舉辦的“儒學與現代社會治理”，會議是由儒學（儒教）知名學者與自由主義學派的幾位代表人物共同參與，他們各自召集了一批專家學者與鐵桿粉絲為自己的陣營吶喊助陣，向對方發起毫不留情的“進攻”。我既不是儒學那派邀請的，也不是自由派喊來的，屬于唯一一位路過、打醬油的，也是唯一一位從頭到位一言不發的與會者。

這樣兩派學者們到了一起，場面不難想象，激烈的觀點碰撞、夸張的性格彰顯、火爆的場面，我差一點后悔沒有帶上防彈衣。但不得不說，這種會議應該多開一些。現在絕大多數學術會議都類似“同仁會議”，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互相吹捧與印證一番，皆大歡喜。當然，還有更糟糕的：由政府某個部門或者權威機構先劃下一個條條框框，大家來開會、發言、吃喝、旅游，那種會議的唯一意義就是拉動內需。

像這種聚合兩種互不相容觀點的學者們一起開會，各抒己見、交叉質疑到激烈爭論，舉辦者是要冒一定風險的。我個人認為，這種會議要順利，或者避免翻臉拍桌子甚至丟茶杯的最好辦法中，首先要有一套事先制定好的“游戲規則”，整個會議中，不管你是何方神圣，必需遵守這個游戲規則，例如對發言時間的限制，會議上是否插話打斷對方等等。

其次還有重要一點，在沒有公權力介入，沒有強權干涉的情況下，專家學者們一定抱有包容、寬容的態度。會議應該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聽取他人意見、提出質疑與爭論，到此為止。不要以為自己說的有道理、站在真理和歷史正確的一邊，就認為應該多說幾句，或者一定要點醒、說服對方。記住，沒有人有這個能力，更不應有這個權力。唯一能夠做到在思想與學術上“戰無不勝”、強制他人接受真理的是政權與強權，而不管他們擁有多少“真理”，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就是邪惡。

從某種意義上說，儒學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異”以及自由主義的“自由”、“多元”和包容等理念應該讓這類會議很“和諧”，可不很儒家也不太自由主義地說，有些儒家學者不儒雅，有些自由主義學者不那么“自由”。

自由主義不必對儒學太過緊張與恐懼

我認為，無論是儒學，還是自由主義，要想在中國發揚光大，從學術走到現實（儒家學者與自由主義學者的優點與缺點都是不安于純粹做學問，而是要為帝王師，或者“敢叫人間換新貌”），甚至成為在中國占一定比例的主導思想，和“學問”關系已經不大——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理論已經把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拉下至少20年之遙；而除非我們把秦始皇的陵寢挖開，或者又有新的古墓被開發商們挖開，儒學發展暫時也只能靠現有的文獻與2000年說不清道不明的歷史，加上大量的想象與期盼——在中國，能夠放眼世界、順應歷史潮流、把儒學與自由主義思想同中國現實、中國民眾切身利益與長遠幸福結合起來的人，不管你是儒者還是自由主義分子，一定是偉者。如果說以前的學者是靠某門“學問”彰顯自己，在變革的時代，“學問”往往得靠“學者”來裝點與壯大。

儒學興起的背景，大概有這么幾個，有人看到當今世風日下，道德滑坡，認為“人心不古”，要從孔子那里找到根治毒食品，以及杜絕貪污腐敗包二奶之惡習；有人看到中國崛起了，試圖從幾千年的文化中找到根據。正如西方在過去200年突然崛起后，一大幫學者紛紛拿出了希臘用貝殼決定誰來管理國家的“民主傳統”說事，把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抬出來作為圖騰一樣；另外一部分學者在為當局探尋執政合法性，試圖用儒學思想填補意識形態真空；一些自由主義學者在受到挫折后，想從儒家尋求新的出路，通往民主憲政甚至比這玩藝還好的制度，弄出一個比“普世價值”更“普世”的價值觀；當然，還是有一小撮癡心不改，繼續搞純學術研究的學者，等等。

不管是什么動機，包括一些要把儒學變成“儒教”，期盼借此提高全國人民的道德標準，幻想成為指導與管理國家的最高思想甚至“國教”，只要沒有公權利介入，只要不是一個國家政權的強制行為，都應該享受充分得自由。一些自由派人士對儒學懷有很深的反感，對他們試圖弄成“宗教”并可能與權力結合深感恐懼，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忘記，在當今所有以自由主義理念立國的國家中，儒家變成儒教都不是一個問題（在自由主義理念立國的地方，任何人可以宣布自己的某種信仰就是“宗教”，有些宗教只有兩個信徒：夫妻兩人），自由主義者更要警惕的是權力：當我們反對政教合一的國家時，絕對不是反對那個“合一”的宗教（例如伊斯蘭教），而是反對那個用法律的手段把宗教強制變成“國教”的強權。

從這方面說，自由主義者要繼續對強權說不，而不是對試圖朝另外一個方向探索中國道路的儒者們喊停。自由主義經過幾百年的演變，能夠達成共識的最核心的內容幾乎已只剩下一個框架，而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取得成功，弄出了風靡世界的“普世價值”，正是因為這個簡單得幾乎只剩下框架的最高標準，在它的下面，各地的文化、宗教與道德標準都各具特色。

試想一下，自由主義既然能夠與早期偏執的基督教和諧共處并開花結果（想一下自由主義的發源地歐洲長達1000年的黑暗時期），在非洲不毛之地占據一席之地，甚至開始打進了中東伊斯蘭教的地盤，為什么中國的儒學就一定與自由、民主、人權水火不容？這說不過去，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自由、民主等只有與各地文化與社會現實結合起來，才能成活，才有豐富的內涵。另外，大家可以去看看西方的“孔子們”——例如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其中不適合現代文明基本常識的東西絕對不比孔子弄出的少。

中國的自由主義一方面人員凋零、青黃不接，另一方面，他們推銷的一些價值理念（例如自由、人權、民主等）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家喻戶曉，維權人士、上訪戶、弱勢群體、當官的弱勢們、左、中、右幾乎都揮舞著自由主義者視為禁臠的那些概念跳上了歷史舞臺，弄得自由主義者不知道是躲進小樓成一統，與可怕的現實劃清界限呢？還是站出來正本清源，帶領大家？又或者被大眾牽著走？這是個問題。

在我看來，無論是研究儒學，還是開壇祭孔，搞儒教崇拜，都是學術自由、言論自由與信仰自由的范疇。自由主義最推崇的正是這些自由，并為此一直遭受懷疑與打壓。如果對于并沒有什么權力背景的儒學，自由主義學者也抱著懷疑甚至“打壓”的態度，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儒學應從匍匐在權力腳邊站起來

在國家建設與中國前途上，我毫無疑問是自由主義者。可世界上最可怕的錯誤甚至犯罪，往往都發生在人們認為自己是唯一真理的擁有者的時候。自由主義最大的核心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最高理想也不應該只是讓自己自由，更應該讓他人、讓人民自由。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我才愿意說自己是一名自由主義者，也是基于這樣的理念，我認為我們始終應該把“自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儒家學者應該像現代人一樣保持清醒，你也許幻想有一天弄出“國教”，搞出一個“普世儒教”代替“普世價值”，某一天還能夠駕凌于權力之上，馴服那個玩弄了儒教長達兩千年之久的絕對權力，“再造”一個“內圣外王”的輝煌，但你們得有這樣的認識：你能否自由發展，能否成為“國教”，國人的道德水平是否需要一個兩千年前的老人來拯救，最終得由自由的人民來選擇，而不是依靠限制了自由的強權把你們扶持上去。

因此，你們要對民眾言說，在民間重新發現儒家文化，讓民眾從儒家思想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陽光，因此，你得學會面對弱勢群體的問題，你得對社會不公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而不是一味依附權力，為執政者尋覓合法性。當受欺負的弱者、追求公平正義而遭受磨難的仁人志士，以及痛感社會不公的廣大民眾從儒家獲得力量與支持，你們也正好站在他們的身邊，而不是匍匐在權力的腳邊籌謀如何教化民眾，那時，中國制造的儒教教義就成為我們口中的“普世價值”。

回顧一下從秦始皇“焚書坑儒”至今，尤其是過去一百多年，儒學被玩弄搓揉，儒家們在絕對權力下遭遇的種種不堪與凌辱，現在儒家們應該不難接受這樣一個“普世的”的道理：無論你弄出一個什么價值理念，在你的上面，還有一個以“自由”為主的價值觀！否則，你再怎么折騰，充其量能夠把自己的地位，從權力的奴婢提升到權力的二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