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不讓鄭淵潔贈書給一個孩子”說起

從“不讓鄭淵潔贈書給一個孩子”說起

2013年，鄭淵潔受邀去首爾青潭小學講學。他在韓國知名度很高，很多家長慕名而來，有個叫孝媛的小女孩的媽媽還特地帶了一些特產趕到現場，讓女兒交給鄭淵潔。

鄭淵潔非常喜歡和感動，就隨手拿起一本《童話大王》要送給孝媛，坐在旁邊的青潭小學校長趕緊制止了他，并小聲地問：“您要做什么啊？”

鄭淵潔說我想送她一本書，青潭小學校長立刻按住鄭淵潔的手說：“千萬別這么做，下面有很多學生看著，你當著眾人的面獎勵一個學生，而傷害別的學生自尊心，這些學生沒有做錯事，他們就會感到傷害和委屈，這樣做不好。”

鄭淵潔趕緊問應該怎么做？青潭小學校長說：“應該都給，因為都來了，大家平等，這是一種獎勵和榮譽。”鄭淵潔連連點頭。會后，他送給每個學生一本《童話大王》，表示鼓勵和感謝學生們的厚愛。

回國后，鄭淵潔在不同場合多次提起這件事，被韓國的教育深深折服。

另據報道，在美國有一所小學“沒有班干部，每個人的機會均等，榮譽來自堅持和進取”，因為他們的校長認為，每個孩子都有潛力，每個孩子都值得被欣賞，在這個年齡里保護和培養自信心、正視平等、學會互相尊重是極其重要的，小學的孩子年齡比較小，那種客觀的所謂“分等”會滋生優越感、挫敗感等他們還不會處理的情感，需要盡量避免才好。

反觀我國教育，從幼兒園開始，聽話的就可得到一朵“紅花”，不聽話的、好動的孩子就得不到。上小學后，學校則用成績來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在廣播里、在墻報上、在學校最醒目的位置，經常聽到、看到分等的名單。這種所謂的提優教育，其實是應試教育在學校中最顯著的表現。前幾年，深圳一學校還在表現不好的學生臉上蓋章，以示批評。這極大地傷害了孩子的心理，甚至因此影響他們的前途與命運。因為小學生的自我認識和自我評價水平較差，他們往往以外界評價來衡量和認識自己，因此，一旦外界評價不佳，他們就可能否定自己。這遠比知識不足的傷害要嚴重得多。

一位初中畢業班的教師曾說，現在只需抓班上三分之一的學生就夠了，其他學生可以不管。因為上面下達的升重點指標就是三分之一內，完成指標就有獎勵，評優、晉職才有你的份。否則，把全班總體拉得再平均，沒有完成升重點指標，你就什么都不是。孩子到學校來是為了接受教育的，他們本沒有優劣之分，平等享受教育的權利。學校、教師要硬加判斷，這就有悖于教育的原則，給學生和家長帶來傷害，乃至給社會留下后患。有些孩子走上犯罪道路，與學校、教師的不當教育不無關系。

慈善人物濮存昕認為，在慈善領域中，比愛還重要的是平等。他說：“我們幫助任何一個，貧困者也好，受助人也好，我們不是一個居高臨下的態度，我們不是一個優勢的態度。我們能夠為他做什么我們就為他做什么，我們尊重他的存在。”這之于學校、教師更為重要，因為一視同仁是教師職業的道德底線。

筆者求學時也曾是一位成績優秀的學生，但每當獲得表揚或得到獎品時，臉上似乎挺高興，內心卻常憐憫那些沒獲得表揚或獎品的同學。后來當老師了，我就特別注意公平和平等，要是有哪天覺得冷落了某些孩子，心中就會感到不安。批閱成績不好的學生的作業時，我總會故意多劃些紅杠杠或多寫幾句批語，表示老師對他們是重視的、在意的。在班級管理中，我也采取類似美國那位老師的做法，不設固定的班干部，這樣讓班里人人都當班干部，學會做集體的主人，學會關心，學會負責，學會做事。

令人憂心的是，除了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有些老師還按照家長的“級別”來給學生排座，家長有權有勢的坐前排，家長給老師送過禮的坐好位置，備受呵護和照顧，而對問題生則有一種不經意的歧視，對后進生更是不理不問……有人曾設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最關注的教師特質是“對學生一視同仁”，而學生最不喜歡的教師特質也恰是“對學生不能夠一視同仁”。

希波克拉底誓言指出：“我將保護我的病人遠離傷害和不公正……我將保證我的生活與工作的神圣與圣潔，無論到了什么地方，也無論需診治的病人是男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對他們我一視同仁，為他們謀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教師與醫生都從事人世間最崇高的職業，倘若醫生把公正、一視同仁視作職業的最高追求，教師就更應如此，因為教師的公正與一視同仁是學生健康成長的源泉、人格形成的根基，因為從那時起他們開始學會做人的比照。

習總書記曾強調：好老師應該把自己的溫暖和情感傾注到每一個學生身上，用欣賞增強學生的信心，用信任樹立學生的自尊，讓每一個學生都健康成長，讓每一個學生都享受成功的喜悅。“照顧每個人的感受，溫暖每個孩子的心靈”，公平對待每個學生，這是每一位教師的天職。

（作者單位：房縣教師學習與資源中心

湖北十堰 442100）

責任編輯 余志權

第二篇：從美國孩子的腦筋急轉彎說起

從美國孩子的腦筋急轉彎說起

日益開放的今天，許多中國人走出國門，不少外國人也來到中國學習、工作、定居。黃頭發、藍眼睛的孩子在中國同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一些雙語學校應運而生，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孩子提供了優越的學習環境。

在一所雙語學校，一位專教漢語的中文老師受到了孩子的歡迎，因為她的課上得生動有趣。在她的調教下，孩子的漢語水平迅速提高，尤其是口語進步神速。老師經常帶他們做一些文字游戲，甚至會給他們出一些腦筋急轉彎的題目。

有一節課，老師出了這樣一個“經典”的腦筋急轉彎：把一只雞和一只鵝放入冰箱，鵝沒凍死，雞凍死了，是怎么回事？

幾位來自美國的孩子興致高漲，反應靈敏，快速給出了幾個答案：

一、冰箱沒啟動，里面不冷，雞是悶死的，鵝身體好沒被悶死；

二、冰箱溫度不夠低，但雞身上的毛少，還是凍死了，而鵝毛厚沒被凍死；

三、鵝身體強壯，不甘被“關壓”，推開冰箱門逃脫了，而雞卻沒有這么好的運氣；

四、主人打開冰箱后，雞已被凍死，而鵝還沒死，如果主人遲一點開冰箱門，鵝同樣會凍死。

老師聽后，均給予否定。孩子們急于想知道老師的答案，老師笑著說：“是企鵝，企鵝不怕冷，因此凍不死。”孩子們聽完，一點不吃驚。有個孩子說：“這只是你的想法，我不贊同。”其余幾個孩子也堅持自己的觀點沒有問題。老師拿這幫美國孩子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在心里感嘆：美國孩子真固執，簡直不可理喻。

這個故事讓筆者感慨頗多，不能不讓人再次聯想到中國的教育。

雖說素質教育已提出多年，啟發青少年多元思考和創新意識也常常掛在教育工作者的嘴邊，可一旦落實在課堂，又是另一番情景了。不管用什么方式，把學生引導到 “標準答案”上，成了每堂課的唯一教學目標，因為只有這樣，才算完成了教學任務。這不，連一個游戲式的腦筋急轉彎都必須統一標準答案。

在感嘆美國孩子“固執”和“不可理喻”的同時，反過來想，不得不說，其實我們的許多教育工作者教育觀念之“陳舊”與“固執”，可謂“不可理喻”。當然，不能把責任全都推給教師，這與現行的教育形式和考試制度不無關系。但不管怎么說，這不能成為教育工作者“固守陳舊”的借口，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創新意識的人才，而身處一線的教育實踐者首先應該擔負起這種責任；再說，我國的教育模式也在改革中。

到底是培養掌握知識應付考試的“機器”，還是培養個性鮮明、具有創新意識的人才，是擺在每位教育工作者乃至整個教育界的大問題。從這個角度看，真正需要“腦筋急轉彎”的是培養人才的教育者！

（作者單位：安徽省馬鞍山市第22中學）

編輯/于赫

E-mail:hehe625@126.com

第三篇：魯迅雜文《從孩子照相說起》

魯迅《從孩子照相說起》

一、魯迅簡介

魯迅（1881～1936），中國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1881年9月25日誕生。1902年去日本留學，原在仙臺醫學院學醫，后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后在杭州、紹興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五四運動前后，參加《新青年》雜志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1918年到1926年間，陸續創作出版了小說集《吶喊》、《彷徨》、論文集《墳》、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專集。其中，1921年12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不朽杰作。1927年10月至1936年逝世一直生活在上海。此間，創作了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雜文（收輯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等專集中）。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熱忱關懷、積極培養青年作者；大力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外著名的繪畫、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學，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整理《嵇康集》，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錄》、《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錄》、《小說舊聞鈔》等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上海民眾上萬名自發舉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橋萬國公墓。提到魯迅，人們就想到“匕首、投槍”、硬骨頭、痛打落水狗等等。大家印象中的魯迅都是戰斗著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現實生活中的魯迅到底是什么樣子的？生活中的魯迅其實是一個幽默的人，常愛開玩笑，十分愛笑。魯迅愛吃零食，愛吸煙，嗜錢、溺愛孩子，遷居到上海以后還喜歡坐汽車兜風，三十年代上海引進的好萊塢大片，魯迅一部也沒落下。

魯迅也沒有人們想象中那么高大，他只有1.61米。魯迅晚年來到上海專事寫作，50多歲仍然童心未泯，一次，夜靜更深魯迅在寫作，外面的貓不停地叫春，屢屢打斷他寫作的思路，魯迅隨即拿起手邊的五十支裝鐵皮的香煙罐，對著可惡的貓一一發射。還有一次他以橡皮筋發射紙子彈打亂尿尿的路人屁股。

在黑暗的三十年代，魯迅堅持針砭時弊，卻沒有遭到過多的迫害，是和他的生存智慧分不開的。據統計，魯迅一生用過140余個筆名，光1932年到1936年，就用過80多個，其中還不乏如“何人干”一類頗帶調侃意味的筆名。魯迅從不做無謂的犧牲，也從不勸人作無謂的犧牲，因為他深知革命不是靠一兩次游行，一兩次暗殺就能成功的。生存下來了，接下來就要解決溫飽問題。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都忌諱談錢，好像談錢就很庸俗。但魯迅不。他和普通人一樣也看重錢。當時魯迅的書稿大多交由北新書局出版，有一次，魯迅發現北新書局沒有按合約支付 1

稿酬，便與其打起了官司，直到拿回應得的稿酬。

揭秘：每36個小時就寫一封情書

魯迅與許廣平都是封建包辦婚姻的受害者。魯迅的婚事也已被母親包辦，雖不情愿但他卻默默承受了。直到許廣平到北京成為魯迅的學生為止。根據記載，是許廣平寫詩點燃了魯迅的激情，讓他明白了愛的真諦，是許廣平幫助魯迅擺脫了綁在他身上的最后一道封建鎖鏈。

而魯迅與許廣平為了能夠結合在一起，于1926年8月離開北京，分別到廈門與廣州任教，并相約，奮斗兩年打下基礎，將來能夠生活在一起。不過兩人分處兩地四個多月，飽嘗了人間的相思之苦，他們在四個月里往返書信多達80多封，差不多平均36個小時就寫一封信。

魯迅當時到廈門教書，在廈門大學里種有相思樹，一天魯迅坐在樹下思念許廣平，看到一頭豬跑來吃相思葉，正在熱戀中的魯迅看到代表愛情的相思樹葉被豬吃，正義感油然而生，和豬當場展開決斗。當時有位教員看到，他對那位教員說他與豬斗的理由是不能告人的。最終魯迅受不了兩年約定的折磨，于1927年1月18日辭去了廈門大學的工作來到廣州與許廣平聚會。

魯迅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建樹。北京大學那個簡潔古樸的校徽就是魯迅設計的，沿用至今。校徽是學校辦學理念和人文精神的藝術化體現，并反映著該校的歷史傳統與文化積淀。這枚北大校徽，圖案以篆體的“北大”二字構成一個便于制作徽章的圓形。上面的“北”字像兩個背對背的側立人像，下面的“大”字像一個正面站立肩負重任的人像，這就構成了“三人成眾”的意象。又有如一人而背負二人之象，給人以“北大人肩負重任”的想象。“北大”二字還有“脊梁”的象征意義。魯迅用“北大”兩個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學畢業生成為國家民主與進步的脊梁。

二、魯迅在今天的意義

稱魯迅為“民族魂”，就在于他對中國人的精神，即民族的靈魂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為此，他把根除奴性、掃蕩封建文化視為改造國民精神之根本任務，提出“立人”思想，即把“沙聚之邦”改造為“人國”。在他看來，只有健全的人性，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愚弱的狀況，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因此，“20世紀之新精神”在于維護人的尊嚴，光耀人的生活，明白人生的真諦。他的“理想人性”就是徹底擺脫奴性、沖出思想的牢籠，獲得精神的解放，達到精神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從而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1936年，魯迅在致尤炳圻的一封信中說：“我們生于大陸……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但我們還要揭發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復興，在改善……”。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謂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給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處于奴隸狀態，依賴于外在的某種力量或者自身虛構的某種東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獨立，思想之自由，屬于盲目的本能的人。

悟性，是悟己為奴，開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爭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沒有達到理性的境界，對自身與外界尚沒有深刻的系統的理解。

理性，是達到了這種境界，對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及其相互關系有了理性的認識，成為了

自覺的理性的人。

一個人的精神發展要經過奴性、悟性、理性這三個階段，一個民族直至整個人類同樣也要經過這三個階段。而民族和人類的精神覺醒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類的思想家、文學家，對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類的人性進行內審與反省，并以文學為途徑把自己反思的結晶傳達給人民，以改變本民族的精神和人類的人性。魯迅正是為了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學道路的。魯迅“抗拒為奴”的思想，至今仍有著重要的價值。

魯迅在20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大聲呼喚“精神界之戰士”，提出“立人”主張。他登上五四文壇后，寫出《阿Q正傳》等不朽著作，從反面批判人性的殘缺，后期則以雜文為武器全力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扭曲人性的社會和傳統。他畢生所致力的，就是對中國人精神的反思，啟悟中國人“悟己之為奴”，改造自己的國民性，從奴性狀態上升到悟性境界。而這種反思的目的，就是為了中國人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他放年輕人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他與黑暗苦斗，為光明苦爭，傲視權貴，對“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毫不妥協，骨頭最硬；悲天憫人，為被壓在最底層的勞苦大眾吶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堅韌而悲壯地反抗絕望，苦苦奮斗了一生。

中國封建傳統思想有著漫長的歷史，它與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力量結合在一起，造成中國社會的野蠻、黑暗、麻木、愚昧、落后。對此，魯迅深感痛心，他曾說：“中國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資格，至多不過是奴隸。”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下，中國人極易產生欺弱怕強、自輕自賤、卑怯貪婪一類的奴性思想和茍活心理。魯迅塑造的阿Q形象，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他的“精神勝利法”，可以說是“國民劣根性”的活寫真。更可怕的是，“精神勝利法”把中國人培養成奴隸的同時，還使他們“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國民麻木、怯弱的精神狀態中，還潛藏著一種自私、冷漠的靈魂，其結果是人的生命被完全漠視，群眾成了“戲劇的看客，只知道咀嚼、鑒賞別人痛苦———它不僅使人津津有味地欣賞人間的喜劇和悲劇，而且心安理得地欣賞丑惡與殘忍———這是一種完全扭曲變態的審美心理反應！

如今，一個世紀過去了，魯迅所思考的命題，依然光鮮如昨，當我們回味這位先驅振聾發聵的話語時，我們的內心實在無法輕松！

三、《從孩子的照相說起》賞析

㈠《且介亭雜文》

《且介亭雜文》（二集、末編）1935年12月編定

三本雜文集分別收1934年、1935年、1936年雜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書：“記于上海之且介亭。”魯迅當時住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筑馬路的區域，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間”的意思。《且介亭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

這篇文章寫于1934年8月7日。收入《且介亭雜文》，屬魯迅后期雜文。

魯迅的雜文是社會思想和生活的記錄。深入淺出，由小見大是魯迅雜文的一個特點，顯示

了魯迅觀察社會人生的獨異與深邃。魯迅自己說過，?不錯，比起高大的天文臺來，‘雜文’有時確實很象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污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這篇文章，魯迅采用說家常、談閑天的方式，從孩子照相這件小事中，發掘出改造我們民族精神的重大主題，讀后發人深省，啟人反思。文章先講了一個饒有風趣的故事，并由此生發，從孩子性格談到孩子的照相，于盎然有趣的故事中提出了發人深思的問題，深入淺出地揭露和批評了我們民族存在的馴良的性格弱點，這馴良，也就是奴性。這種奴性，極大地妨礙了我們民族的進取。

接著文章從馴良開發下去，進而說到“洋氣”魯迅說“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凡是屬于‘動’的，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甚至于稱之為‘洋氣’。” 但是他卻用辯證的、歷史的觀點提出來不同一般的看法。他說“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復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

魯迅對于“洋氣”做了細膩的分析。認為，第一，所謂“洋氣”即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的“動”的特點，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后來失掉了，現在我們的任務是把它恢復過來。第二，即使并非中國所固有的，只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這就是魯迅一向主張的“拿來主義”。魯迅強調我們要有“拿來主義”的氣魄，也要有慎重選擇的科學方法。目的是為了讓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立、自強，重新變得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到這里，文章的主旨才顯露出來。魯迅從孩子談起，說到照相，從照相講到中日兩國攝影師的愛好及其表現出來的民族氣質。由此提出了振興中華需要去掉片面性，提倡科學性，克服民族弱點，吸取別族精華。就這樣文章以層層剝筍的方法最后才提出了這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民族建設問題，真是由小見大、由淺入深的典范。

其次，在藝術特色上，形象性強是這篇雜文的顯著特點。

戰斗是雜文的生命，但雜文也是文學的形式，也能給人愉快、休息。因此魯迅要求雜文必須寫得生動、潑辣、有益，而且也能怡人情。在這篇雜文里，魯迅針砭時弊，卻沒有把它寫得深奧莫測、枯燥乏味。如開頭寫房東太太，只寫了她的一個舉動，不準她的孩子們到我房里玩，寫了她的一句話“給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就勾畫出了一個城市小市民的勢利、卑俗的靈魂，寫來栩栩如生，力透紙背。又如寫孩子在照相機面前不斷變化的表情“時而活潑，時而頑皮，時而馴良，時而拘謹，時而厭煩，時而疑懼，時而無畏，時而疲勞??”，把孩子瞬息萬變的情態寫得如此生動貼切、繪聲繪色，因而使議論性的雜文充滿生氣勃勃的活力。

魯迅說過猛烈的攻擊只宜用散文，如雜感之類。而造語還需曲折。所謂曲折，不是隱晦，不是故弄玄虛，而是指不拘呈法靈活多樣的文學表現方式。

這篇雜文立意遣詞總的說來較為鮮活、明快，但為增強藝術感人的力量，魯迅有時有意寫得委婉曲折。如魯迅明明喜歡健康活潑的孩子，但卻故用反語，把他說成是“我的敵人”，把孩子發表的意見說成是“反動的宣言”，語氣顯得幽默詼諧。又如在批評中國國民馴良的性格弱點

時魯迅說現在“中國一般的趨勢，卻只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面發展”，一個“靜”字高度概括了“奴才哲學”的本質。這些簡潔凝練又曲折生動的語言充分顯示了魯迅幽默的才能和諷刺的手腕。

魯迅在雜文里，不愛把結論與答案直接告訴讀者，而是讀者在事物的內在聯系中去聯想、思索。例如，在講了我的孩子因健康活潑而遭遇過同胞的打罵后，接著說“這里還要加一句說的聽的，都十分不舒服的話：近一年多以來，這樣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沒有了。”這是為什么呢？這并非孩子的性格變了，而是因為“一二八”戰爭以后，上海成為孤島，日本侵略者橫行無忌，使一些怯懦的人感到畏懼了，因此對于帶有日本像的健康活潑的孩子再也不敢隨意欺凌了。這里魯迅仍然是批評了在我國部分國民中存在的欺弱怕強的性格弱點。但他沒有明說，而是采取了曲折含蓄的表達方式，讓讀者自己去領悟，其弦外之音，意外之指，耐人咀嚼尋味。

以上這些造語曲折方式的采用，不僅可以增添雜文的感染力，使戰斗的雜文更具有濃郁的文學色彩，而且也使雜文的理論含量更見豐滿，確實盡到了雜文的怡人情的陶冶作用，給人以美的文學享受。

第三，這篇雜文具有理論文章展開邏輯推理所要求的條理和層次。

全文的結構層次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我沒有孩子因而遭到房東太太的指罵，有了一個孩子因健康、活潑、頑皮顯出一副日本孩子相而遭同胞的打罵。進而寫到我給孩子在日本的和中國的照相館照相，卻拍出面貌截然不同的兩張照片。因此引起作者曾經“想了一想”為止。看來寫得散漫松弛，然而卻是引起作者再次提出“拿來主義”主張的重要契機，是全文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形散而神不散。

第二部分，由孩子照相這件小事引出了重要教訓，批評了我們民族的馴良的性格弱點。它是在第一部分敘事的基礎之上，侃侃議論，流俗時弊，行文恣肆跌宕，回旋利落，所言者小，所見者大，表現了魯迅雜文雄辯的無可反駁的邏輯力量。

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旨所在。作者從批評我們民族性格的弱點，轉而提出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動”的氣質，并且進一步主張“拿來主義”，學習日本民族會模仿的優點。結尾，魯迅特意提到當時大家所諱言的日本。他說，日本的“出版物和工業品，早非中國所及”，中國人正應學習日本人的“會摹仿”的長處。“會摹仿”又加以有創造，不是更好么？否則，只不過是一個“恨恨而死”而已。魯迅是站在愛國主義的立場上，著眼于國家前途提出這一主張的。所以即使在“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仇敵，他也絕不懼怕因此而招來的“‘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一類的污蔑；愛國與否要探究其實質，“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于實際上的做奴才并無妨礙。”寥寥數語就撕去了御用文人的種種偽裝，把他們實際上做奴才的本相剝露殆盡。

此外在結構布局上面，這篇雜文主要采用了對比的手法。

首先是我與孩子的對比。我“雖然有時也打罵過孩子”但以孩子的“健康，活潑，頑皮”，甚至于發表“反動的宣言”反襯了我的教育的方法的正確，是我沒有把他“壓迫得瘟頭瘟腦”的結果。

第二是中國孩子與日本孩子的對比。“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

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第三是攝影師的對比。日本攝影師照出的孩子“滿臉頑皮，也真像日本孩子”；中國攝影師照出的孩子“面貌很拘謹，馴良，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

第四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對比。日本人“會摹仿，少創造”，中國人“低眉順眼，唯唯諾諾”。

三、作業：

課外閱讀魯迅的雜文，體會他的雜文的特點。

第四篇：給孩子一個微笑

給孩子一個微笑

“給孩子一個微笑，他會給你一個明媚的春天。”微笑，是一種無聲的親切的語言。微笑，是一種無聲和動人的音樂。微笑，是人類一種高尚的表情。微笑，永遠是生活里明亮的陽光。在順境中，微笑是對成功的嘉獎。在逆境中，微笑是對創傷的理療。

孩子有時表現的不盡如人意或行為反常，可能很大程度上與過高的期望和與孩子的交流方式不當有關。只愿意看到孩子的進步，不能微笑面對他們的某些不足，也許是造成孩子表現不佳的一個重要原因。尤其是我們教師，每天面對著這么多學生，如果能用欣賞的眼光來看每個學生，你就會覺得每個孩子都是可愛的。而學生在被欣賞的眼光中，在充滿信任的肯定中，在滿懷熱情的交流中，在恰如其分的鼓勵下，就會變得越來越優秀。

我們不能失去微笑，孩子需要微笑，就像鳥兒不能失去翅膀，花兒不能失去芬芳，魚兒不能失去大海。因為微笑的力量是偉大的。請讓我們保持著嘴角的弧度面對每一個孩子。既然微笑的力量如此神奇，又何須再吝嗇那一個表情。

給孩子一個微笑，他會給你一個明媚的春天。讓世界充滿活力，讓目光所及之處，到處陽光明媚、翠柳依依。

給孩子多一些表揚和鼓勵

由于孩子們一時間內只能吸收那么多的表揚，因此小量而頻繁地給予一些表揚。一分鐘一百次鼓勵勝過一次作一百分鐘的表揚。

我們都知道表揚能使人創造奇跡，過多的批評會導致孩子過多的自責，使他們貫于為了獲得成功而作一些冒險。因此給孩子多一些表揚和鼓勵是完全有必要的。

第五篇：培養孩子的數學能力,從數感說起

培養孩子的數學能力，從數感說起

何謂數感？心理學家德哈恩（Dehaene）指出，數感就是個體快速理解、估計以及操縱數字大小的能力。在幼兒園里，我們問小朋友：“4和7，哪一個更大？”兒童甲能夠回答：“7。”當進一步問他：“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一邊掰手指頭一邊說：“你看，4、5、6、7（在說后面3個數時他伸出3個手指），那就是說7比4多3個，所以它更大。”兒童乙有些遲疑地說：“7更大。”當被問及為什么時，他說：“因為7是一個大數。”兒童丙卻一臉疑惑：“不知道。”這些日常生活中幼兒的表現就代表了不同的數感發展水平。

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兒童早期的數感發展對后期的數學成就有重要影響。那么兒童數感是怎么建立起來的？在發展過程中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以及如何在早期教育中培養兒童的數感呢？

幼兒數感發展的特點

圍繞數感而展開的研究非常多，其中德哈恩（Dehaene）等人用心理數字線來比擬個體的數表征，即認為個體表征數字大小的方式類似于一條自左向右的直線，且小數位于左側，大數位于右側。在生活中，兒童也會用類似的心理數字線來建構很多概念系統，比如對時間和空間的度量，他們會把數依次排列，并進行數量大小的比較。

研究表明，兒童的心理數字線表征早在五六歲起就開始發展了，心理數字線表征的精確性隨著年齡和經驗的增長而增加。年幼的孩子已能區別1、2，對量的理解是孩子與生俱來的本能。2歲的孩子吃完餅干會說“沒有了”“還要”“要許多”，但還不能手口一致點數。3歲的孩子看到3塊積木就說：這里有3塊積木。小年齡的孩子除了直接感知，正確目測小數量，還能區分數量相差較多的集合。例如兩罐糖，紅色罐里有2顆，綠色罐里有10顆，孩子會告訴我們綠色罐里的糖多。對大數量的感知在幼兒園中大班時期發展更快些，數詞的正確使用幫助孩子可以數到更多，但是需要時間慢慢理解。盡管有的小班幼兒可以唱數到100，在爸爸媽媽的提醒下甚至可以數到更多，但是理解還欠缺。

不同年齡和能力水平的孩子的表現是不一樣的。比如拿出3塊積木，問：這里有幾塊積木？小班的孩子一看會說3塊，接著放4塊，問：現在有幾塊？孩子看了說六七塊，8塊，表現得猶豫不決。中班的孩子會通過接著數3的后面是4，5，6，7，說出一共有7塊積木。老師再放兩排，每排7塊，共21塊，小班的孩子通常會說“好多呀”“100個”。同樣出示給大班的兩個孩子，給予點數的機會，讓他們說出總數，孩子能迅速說出積木有21塊。接著問：你是怎么知道的？一個孩子說，我是數出來的，你看我可以2個2個數，2，4，6……20，最后還多1個，一共就是21。另一個孩子說，這里有3排積木，每排7個，2個7是14，3個7就是15，16……21。

同一年齡段的孩子發展也不相同。如剛滿3歲的星星已經能準確認識數字1～10，對于6以內的點卡直接就可以感知，7～10的點卡通過點數可以說出總數，并且知道這幾張點卡比家里骰子上的6多。而同樣年齡的阿寶，其他數字都認識，但是指著6和9說“這兩個是一樣的”；4以內的點卡能目測；在數點卡5的時候重復數，再數一遍的時候漏數，總是數不正確。因為每個孩子的發展水平是不一樣的，所以在數學學習過程中我們要找準孩子的已有經驗，尊重差異性。

爸爸媽媽怎么做

數學是不斷追求精確化的邏輯思維方法，孩子學習數學的過程和興趣遠比答案的正確性來得重要，爸爸媽媽要克制自己糾正孩子的欲望，要有足夠的耐心，幫助孩子反復體驗數詞和集合數量之間的關系，以免打擊孩子學習數學的?e極性和樂趣。

比如，幼兒園的午餐時間，A組皮皮負責發餐具，一張桌子坐6個孩子，他先從分餐臺拿了5個勺子，走到桌邊，發現少拿了1個，于是又回去拿了1個，這樣每個孩子都有1個勺子。然后他跑來跑去給孩子們拿來6個小碗和6個盤子。B組多多先把1個勺子放在碗里，然后把碗放在盤子上，她捧著這3件餐具分給1個孩子，然后來來回回給其他5個孩子都放好餐具。

皮皮發現5個勺子不夠，再拿1個就剛剛好，6個孩子需要6個勺子、6個碗、6個盤子；多多認為每一個人需要1個勺子、1個碗、1個盤子，他們都完成了分餐具的任務。孩子們以自己的方式學習和表達，允許孩子慢慢來，一趟趟跑并不是浪費時間，而是在積累學習的經驗。

借助具體情境幫助幼兒理解

爸爸媽媽在孩子數數、認數字、做算式時，經常會讓孩子做練習題，這樣做脫離真實情境，并不利于孩子培養數感。生活中充滿數學元素，我們可以借助真實的情境，培養孩子。例如吃餃子的時候，媽媽盤子里有6個餃子，爸爸盤子里有3個餃子，問孩子：6個餃子多還是3個餃子多？而不能直接問6多還是3多。當我們帶孩子去公園時，可以數不同顏色和大小的花；去動物園時可以到猴山數猴子；去圖書館借圖畫書的時候，數數一共借了幾本，厚的幾本？薄的幾本？和孩子一起做蛋糕時，問問孩子要幾大勺面粉、幾杯牛奶、幾碗水、幾小勺白糖等。要注意結合數所指向的對象，比如“紅花5朵”“5本書”“樹上2只猴子，樹下3只猴子”“6個蛋糕”“2杯牛奶”。如果僅僅訓練幼兒記住“1+1=2，2+3=5，10-5=5”這樣的算術問題，數字就脫離了故事或具體情境，不具有實際意義，年幼的孩子對這樣的反復訓練只能死記硬背。當孩子回答不出，家長會說：不是教過你了嗎？你怎么又忘了？這樣對培養孩子的數感不會產生任何有意義的效果，甚至會讓他們產生畏難情緒。

通過提問促進孩子數感發展

耐心傾聽孩子表達，用問題助推孩子進一步思考。周末和孩子一起去買菜，事先和孩子討論：爸爸媽媽和寶寶需要幾個菜？要買什么？買幾個？比如制訂計劃做3個菜：西紅柿炒雞蛋，涼拌黃瓜，紅燒魚，鼓勵孩子去拿3個西紅柿、2根黃瓜、1條魚，請孩子想想：還少什么？還要雞蛋，需要幾個呢？如果再加一個寶寶愛喝的蘑菇排骨湯，買幾個蘑菇？幾根排骨？那樣就成為美味的3菜1湯了。還可以讓孩子想一想，一家人吃飯需要幾只碗、幾個盤子、幾雙筷子等，吃飯時請他幫助擺好餐具。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數學語言

孩子天生就喜歡數數，他們也喜歡對兩個或多個集合的數量進行比較，經常需要使用數學語言。幫助孩子正確使用“比較多、比較少、一樣多”等數學語言，比如，當幾個孩子一起玩積木，在談論多和少的時候，可以學說“妹妹有5塊積木，我有7塊積木，我的比較多”。爸爸媽媽也可以拿出一樣多的積木請孩子們去建構房子，“我和妹妹都是10塊，我們一樣多。”同時孩子也會發現一樣多的積木可以搭不一樣的房子。再比如“喂小蛇”游戲，出示點卡6，“小蛇一共要吃6個果子，它先吃了2個果子，還要喂它吃幾個？”讓孩子反復操作：“我們從2接著往下數，數數看一共要吃幾個？”“3，4，5，6，現在一共吃了6個果子。”孩子在不斷感知的過程中掌握數學語言，學會準確表達。

嘗試多種方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比如，家里汽車玩具越來越多，我們可以和孩子一起整理玩具汽車。和孩子討論搭建一個停車庫，然后把汽車分類停放，如，按顏色分，數一數有5輛藍車、4輛紅車等；按車型分，數一數小轎車有4輛、公共汽車有2輛、貨車有3輛等。還可以按什么規則分類停放，分別是幾輛。

又如，分巧克力。家里來了2個小客人，媽媽拿出巧克力，請孩子數一數，一共是15粒，問問孩子，小姐姐、小弟弟和自己每人一樣多，怎么分？可以你一顆我一顆地分，直到分完；也可以分成同樣3份，每人一份。再想一想還有什么方法，能夠分得又快又準確？

在培養孩子用多種方法解決問題時，爸爸媽媽可以采取退位一點的態度，不急于告訴孩子思路，給孩子充分思考的機會，允許孩子試錯，相信孩子會有很多解決問題的辦法。

孩子的數學學習需要成人有效的支持，如果我們能從孩子的經驗出發，關注個別差異，有序地進行指導，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換言之如果爸爸媽媽重視數學，幼兒一定也會相信數學是有趣的、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