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農村宗族組織研究綜述

本科生專業文獻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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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宗族組織研究綜述

徐云松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學

社會41班

2214121

李義波

職稱:

講師

2007年 06月 29日

南京農業大學教務處制

題 姓 學 專

班學

指導教師

中國農村宗族組織研究綜述

社會學專業 徐云松

指導老師 李義波

摘要：地緣與血緣關系在中國農村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中國農村基本上是由地緣與血緣組織起來的社會。而正因為這兩者的存在，為宗族組織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研究中國問題時，宗族組織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研究課題，中外學者在這方面已經研究了百余年，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本文在列舉相關研究成果，比較各家觀點異同的同時，從現有文獻入手，對當代尤其是近二十年來我國農村宗族組織的研究狀況、主要成就作一綜述。關鍵詞：農村宗族組織；復興；宗族功能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es to study the

summary Student majoring in Sociology

Xu Yunsong Tutor

Li Yibo Abstract: The reason and the blood relationship relations occupies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basically is a society which organizes by the place reason and the blood relationship.But because of these two existences,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which organizes for the patriarchal clan, has provided the essential condition.When studies the Chinese question, th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ation w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which was unable to avoid,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has already studied in this aspect for more than hundred years, has yielded the extremely significant result.This article in enumerates 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results, compared with various view poin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t the same time, obtains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rganizes the research condition, the main achievement to the contemporary near for 20 year our country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to make a summary in particular.Key words: The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es;Revival;Patriarchal clan function

宗族是在歷史的變換中形成的組織嚴密、結構完整、制度完善的民間組織，這一組織在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遭受到毀滅性打擊，而正是在這次創傷中，宗族體現了頑強的生命力，在其后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宗族組織在全國各地普遍復興。如何看待村落宗族組織在農村中的作用與影響，不僅關系到人們對村落宗族的態度，更關系到人們對農村、農民的態度，關系到人們對農村現代化的認識與把握。

一、農村宗族組織 關于農村宗族組織的資料非常多，眾多學科都對其有過不同程度的探悉，不僅時間跨度大，研究的側重點還各有不同。下面，筆者將就國內外關于宗族組織研究比較有影響的專著按時間順序作一簡單的說明。

二十世紀初我國學者偏重家族史的研究，如呂思勉的《中國宗族制度小史》、潘光旦的《中國家譜學略史》、孫本文的《晚近中國家族制度之變遷》、楊再芳的《論中國家族制度之演變與其家庭組織的相關性》。之后中國有了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這兩本著作在中國有著標志性意義。比費孝通早些時候的二十年代，美國學者庫普就根據其在廣東鳳凰村的調查，寫出了《中國南方鄉村生活》一書，對中國宗族組織的表現與功能做了初步的研究。1935年，陳禮頌在鄉村調查的基礎上寫成《潮州宗族村落社區研究》，展示了三十年代廣東潮汕農村社會生活的畫面。1955年，日本公開出版了《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此書對我國北派人類學調查和著述的影響是深遠的。五六十年代，英國人類學家弗里德曼分別推出了《中國東南部的宗族組織》和《中國的宗族與社會:福建和廣東》兩部專著，系統論述了中國宗族組織的社會經濟功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恢復宗族問題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專著，如馮爾康的《中國宗法社會》、王思治的《宗族制度淺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知名度。1987年華英國華裔人類學家許烺光的《宗族·種性·俱樂部》一書出版。作者對比了中國、印度、美國這三種文化，指出“在家庭與國家之間廣闊的中間地帶，中國人最重要的集團是宗族”，并從比較的角度概括出中國宗族組織的外婚、單系共同祖先等一些特征。[1]23-24九十年代初，錢杭、謝維揚對江西泰和農村進行了考察，著有《傳統與轉型:江西泰和農村宗族形態》一書，對泰和農村的普遍重建宗族組織的原因、狀況、影響作了系統的論述。1996年杜贊奇的《文化·權力·國家》一書在我國翻譯出版，書中《宗族與鄉村政治結構》一章詳細論述了1900年至1942年間華北農村的宗族情況以及宗族與村莊政體、國家政權之間的關系。孫秋云、崔榕于1996年初至1998年對湖北的宣恩、來鳳等土家族聚居區的宗族活動進行了調察，發表了階段性報告《宗族文化與社區歷史》。1998年美國學者艾爾曼的《經學、政治和宗族》一書翻譯出版，該書論述了晚清時期常州今文派與常州宗族的關系，在溝通社會史與思想史之間關系的同時，也對當時常州的宗族情況進行了敘述。

關于農村宗族組織的定義雖然各家學者的表述不太一樣，但在內容上基本差別不大。借用馮爾康《中國宗族社會》的觀點，宗族一般主要包括四個部分：

一、男性血緣系統的人員關系；

二、以家庭為單位；

三、聚族而居或相對穩定的居住區；

四、有組織原則，組織機構和領導人，進行管理。[2]李錦順，章淑華在《農村宗族：內涵擴散、特質及其未來》一文中對宗族組織下如下定義：宗族基本上是按男性血緣世系或近血緣關系建立起來的，存在某種嚴密或松散的組織形式，具有修祠堂、修祖墳、修族譜等宗族色彩的活動，存在著一定的內部認同和外部邊界的社會群體。[3]與此類似，錢杭與謝維揚在《宗族問題：當代農村研究的一個視角》一文中指出，實體性宗族組織“是指農村中依據真實的血緣關系聯結而成的宗族性團體，具有穩定的組織和對其成員有系統的約束力。其最典型與最極端的表現就是在祖先祭祀、宗族財產、倫理、宗子繼承以及參加宗族活動等方面，對于族人有著嚴格和成型的規定，因而這不同于那些臨時的，僅為某一單個的具體行動目標而形成的親屬聯合”。[4]

新中國建立以后，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宗族的權威被打破，其活動逐漸衰落和停止。1978年開始啟動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重新確立了農民家庭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單位，鄉村的動員機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宗族也有了成長的空間，民間社會重新被激活，宗族也不斷發展并呈現新的特點。陳駿程在《關于目前我國農村宗族問題的思考》文中把新時代中國農村宗族的特點總結為三個方面：

一、宗族組織實體化；

二、宗族組織目標政治化；

三、宗族組織活動公開化、多樣化、區域化。[5]相比而言，李錦順和章淑華 更加從內涵和制度角度分析宗族的特質，從三方面“宗族的功利性、習俗性”“民間邊

[3]緣性、非制度性參與”“社區封閉性”對宗族的內涵擴散作了說明。

二、農村宗族組織的復興及原因

關于宗族組織的興衰問題學者一直都有著深入的探討。特別是近二十年，由于宗族勢力的擴張和對政治權力的侵入，廣泛引起了各界的注意，而由社會學界帶頭的農村建設研究使得宗族組織問題愈加凸顯在學者的視野中。

學者普遍認為，1949年至1979年這30年是中國大陸宗族處于被打擊、被瓦解階段。在過去極“左”的路線指導下，中國農村宗族受到嚴重打擊，對此馮爾康在《中國宗族社會》中有著詳細深入的描寫。[1]李培林從政治角度提出了精辟的見解，認為“村落家族文化受到猛烈的沖擊階級斗爭壓抑甚至排斥了血緣關系，所有這些都有執政黨的政治、經濟考慮（當然包括失誤），但潛在的政治邏輯是一致的：一定要消滅宗法制（以家庭為基礎）對農民的束縛。”[6]

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村落宗族在廣大農村地區紛紛復興，肖唐鏢在《農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中提到，“近幾年，宗族重建已引起各地的重視，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從齊魯大地到珠江三角洲，莫不如此”。[7]最為明顯的表現即為續族譜、修祖墳、建祠堂、認祖歸宗、立石碑等活動日盛一日。與此同時，歐三任認為現行的家族復興是有限的復興。在《政治穩定視角下農村宗族組織的功能分析》中，歐三任認為，“農村宗族復興并非傳統宗族組織的完全復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農村宗族從總體上為了適應新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自身作了調適性、選擇性、有限性的復興。政治上，宗族組織是以承認國家權威和鄉村自治權威，服從國家調控為前提和邊界的。在經濟上，宗族組織已經沒有可以支配的公共財產，雖然也有為修族譜的集資攤派行為，但數量較少，僅為宗族某項專項活動所用，宗族已經沒有了對族內成員的經濟支配能力。在文化上，宗族大都是形式上的儀式復蘇，封建的族權族規已不復存在，宗族內部關系變得松散隨意。”[8]

學者們對宗族復興現象原因的探討，分歧并不太大，基本上同意就經濟，政治，文化和地理環境四方面對宗族復興進行解釋。高小健，呂麗娜，余匯元等人認為，農民生產、生活互助的需要是農村宗族組織復萌的根本動力。[9]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人民公社體系隨之瓦解，農民很自然地利用血緣關系,在宗親間開展生產和生活互助正是適應這種客觀需要，80年代以后農村宗族組織開始活躍起來了。王滬寧在《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中有著相同的表述。[10]政治上，多數學者對認為國家政權從基層的收縮，導致其對鄉村社會控制力的弱化，從而為宗族等民間非正式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活動空間。陳駿程的文章《關于目前我國農村宗族問題的思考》中提到，“農村改革以來，新的鄉村體制取代了舊的社隊體制，這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然而，新的鄉村并不能承擔原有社隊的全部功能，這必然要求社會自治組織來承擔原社隊的一部分功能；同時，隨著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農民需要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服務，這就需要有更多

的農村社會服務組織”。[5]而王銘銘對這一問題的解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他并不認為宗族的復興源于國家權力在鄉村的弱化，而認為是“國家為了重塑華人民族的認同意識，主動地運用了許多傳統文化的因素，這從更為實質的意義上自上而下提供了地方型文化自我發揮的空間”。[11]許烺光先生在《宗族·種姓·俱樂部》一書中指出：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對個人的主要影響是凝聚性，即同伴間的向心傾向。由于個體的初始集團是家庭，所以向心的世界觀理所當然地會引導人們停留在家庭中，在家庭之外，則停留在家庭的直接延長物——宗族之內，而不愿超此遠離。”[1]43黃世楚在《宗族現代化初探》一文還提到國外家族文化活動對中國大陸宗族活動的影響，也頗有參考價值。[12]另外，在環境地理上，自然村落的聚居形式直接帶動了宗族的復興，王滬寧，陳駿程，徐揚杰，高小健等諸多學者在各自文獻中都或多或少提到這一原因。

三、農村宗族組織的功能

自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以后，一些地方的家族又重新聚結，活動日益頻繁，社會和政治上的影響也日益擴大，宗族問題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越來越多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農村宗族的功能展開研究。

農村宗族組織的正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宗族組織有利于農村穩定繁榮。肖業炎在《對宗族勢力與農村穩定的思考》一文中對農村宗族的積極方面給予了肯定，認為農村宗族有利于農村的繁榮與社會穩定，在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國農村宗族勢力一直與基層政權并存，并擔負著救助本族人的義務，族中“間有不能養，不能教，不能婚嫁，不能斂葬，及它有患難莫控訴者，即當盡心力以周全之”，此類規定在新舊宗約、族規中比比皆是，因為敬宗收族協調整合全族人得以生存發展是每個宗族的核心內容，也是族、房長必須盡的職責。[13]

其次，宗族組織內部可以互濟互助，保護農民利益。李成貴在《當代中國農村宗族研究》中說到，“在商品經濟不發達，不能用貨幣購得服務或被認為是不合算的情況下，利用認親戚關系為主體的社會互助來實現協作生產，便成了合乎理性的選擇。宗親自然成了可動用的有效的社會資源”，宗族有利于克服小生產的局限性。同時，李成貴認為農村宗族的血親勢力對農村權力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保護小農的權益。[14]呂紅平在《農村家族問題與現代化》中認為宗族組織在生產和生活上的協作為農民提供了十分重大的幫助，還認為宗族關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15]雖然陳駿程同樣也肯定了宗族在互濟互助上的作用，但也提出“這種宗族內的互助互濟并非必須要宗族來承擔,它是社會不發達的表現,而不是相反”。[5]另外，朱虹的《鄉村宗族文化興起的社會學分析》注意到了宗族在保護農民利益上的作用。[16] 最后，宗族可以滿足農民的精神情感需要。錢杭在《現代化與漢人宗族問題》一文中對農村宗族作了深刻揭示:“中國農民對宗族有一種‘本體性’的需求—歷史感、歸屬感、道德感、責任感。”[17]孫聚高在《試論消解宗族觀念影響的現實對策》中，從精神層面上提出宗族可以提供精神調適和情感滿足。[18]

與宗族組織的正功能相比，學者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宗族對社會對農村的負面影響上。

從現代化進程角度看，陶勤的《現代化背景下的村落宗族現象透析——以安徽省陳閣村為中心》詳細探討了宗族復興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文中把宗族對現代化的阻礙分為五個部分，一、阻礙了我國現代化的根本——人的現代化的實現；

二、阻礙了現代婚姻生育觀念的推廣；

三、阻礙了鄉村經濟的健康發展；

四、阻礙了村民自治的順利推行；

五、阻礙了法制現代化的進程。[19]

從社會治安角度看，譚庚炳等聯系江西吉安縣的實際，就預防和遏制農村宗族械斗作了探討，分析了江西農村宗族械斗的形式、特征、原因，說明了宗族的負面作用。[20]余炳輝就1980年至1983年蒼南縣的械斗問題作了調查，在《蒼南縣江南三區宗族械斗的起因和衰落》一文中，指出宗族問題作為一種封建文化的殘余，有著現實的社會基礎，它的徹底消除只能通過經濟發展的唯一途徑。[21]陳永平、李委莎發表了《宗族勢力：當前農村社區生活中一股潛在的破壞力量》一文，認為宗族勢力成為農村基層社區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潛在破壞力量。[22]

從基層民主建設角度看，袁正民在《農村宗族勢力的危害及其控制對策》一文中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后，宗族勢力在我國重新抬頭，并呈現出日益蔓延泛濫之勢。宗 族勢力的興起，對農村的基層組織建設、基層政權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及社會穩定都造成了嚴重危害。鏟除宗族勢力不能單純依靠強制性的限制、打擊，必須采取多種措施，實行綜合治理。[23]

從封建迷信角度看，林徽鑾在《略論封建迷信對農村發展的危害及治理對策》一文中指出，目前農村發展的最大阻力是農村宗族勢力，助長農村宗族勢力的催化劑是封建迷信。農村宗族勢力和封建迷信伴生而存、互相利用、互相刺激而惡性膨脹。[24]

從歷史進程和法制建設的角度看，田有成在《中國農村宗族問題與現代法在農村的命運》一文中指出，宗族勢力代表了一種落后的社會力量，它有其危害性，放任、美化宗族制對中國法制建設極為不利。宗族勢力惡意膨脹的最終結果必然是阻礙法律執行，使一個家族成為一個小王國，成為法外之地。[25]

從鄉村秩序角度看，朱康對在《宗族文化與鄉村社會秩序建構》一文中，通過對溫州農村宗族的考察，認為傳統的宗族組織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血緣紐帶作用，具有很強的內控力、凝聚力和強制力，而且宗族本位主義的價值取向很大程度上也是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背道而馳的。[26]對此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正確引導，很容易破壞鄉村社會的正常秩序，從而影響農村的社會穩定和發展。

從現代文明角度看，李成貴的《當代中國農村宗族問題研究》指出，宗族會滋生落后意識與行為，抑制創新精神。對宗族強烈的依戀損害了個性的自由并妨礙了個人探索替代性機會和利用它們去增加報酬和改善地位，即獲得行為選擇的差別效用。[14]

四、宗族的未來及對策

宗族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它的產生和復興，不是行政律令的產物，它的消亡，也不可能通過行政律令來實現。在中國，學者普遍認為村落宗族還將在一定時期內長期存在，并且表現出時代的特殊性。

胡述寶在《21世紀初農村宗族勢力的走向及政策選擇》中認為中國農村宗族勢力的演進呈現出兩種相互悖反的趨勢。其理由是，其一，作為前現代化的附屬物，在歷史運動總態勢的推動下，宗族勢力正在逐步走向消解，這是歷史趨勢，是合乎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一種必然性。其二，在當代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階段和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上，農村社會仍處于新舊體制轉換過程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農村社會經濟中一些因素又產生了一種強化宗族勢力的趨勢和要求。正是這種要求直接導致了宗族勢力的復活[27]，同樣，還是這種要求決定了宗族勢力在新世紀中的長期存在及其某些方面的不斷強化。

莫書有在《傳統與轉型：村落宗族的昨天、今天與明天——以廣西博白縣寧潭鎮莫氏宗族為例》一文中認為，“當代村落宗族的復興，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是決定性的因素，村落宗族在現代社會中的頑強生命力，說明其還有存在的合理性，能夠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調適自己，則是其長盛的法寶。這三點，決定了村落宗族還將在一定時期內長期存在”。[28]莫書有在提出對宗族未來發展的看法后，還對現今存在的宗族問題的解決措施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一、承認宗族存在的客觀性并對其加以適當的引導和限制；

二、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發展市場經濟，加速農村發展；

三、完善農村基層組織，滿足群體正當需求；

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促進農民思想觀念的更新改造。[28]

眾多學者在面對農村宗族問題時，都十分重視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作用，陳駿程也沒有例外。他提出：

一、繼續深化農村改革是解決宗族問題的根本出路；

二、完善有關宗族問題的法律和政策；

三、切實加強農村黨組織建設,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的領導,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

四、全面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破除農民的封建宗法觀念；

五、大力發展農村社會服務組織,鏟除宗族的生存空 間。[5]

李錦順和章淑華分別從經濟、政治、和文化角度提出對策。

一、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加強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擴大對外聯系，沖出宗族封閉的小圈子；

二、在農村政治中，下大氣力抓好農民的政治和法律素質教育，樹立公民責任感，引導他們選出威信較高、管理民主、能代表全體村民利益的好干部，逐步消除村莊宗族勢力的消極影響；

三、開展多種形式的鄉村文化活動，豐富農民的精神生活減少帶有濃厚宗族意識的不良文化的影響和生存空間，逐步把廣大農民培養成為遵紀守法的現代農民。[3]

五、研究反思

宗族組織在當代社會的復興，既是其長期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特殊國情的作用使然。我國學者在這些方面研究不能不說是成果豐碩，不僅研究范圍廣，其研究的深入程度也令人贊嘆。但在整個研究領域中，依然有些不足，需要研究者精益求精。首先，在中國農村宗族組織這一課題中，定性研究遠遠大于定量研究，缺少用來下結論的必要數據，某些關鍵的論點往往不能令人信服。其次，時代總在變化，宗族組織也隨著社會的發展有了新的特點與變化，而現今學界在最新的研究領域還不能及時跟上現實的變化。需要有一批學者時刻關注最新動態，彌補研究的滯后性。最后，在研究的內容上，學界似乎有一種“一擁而上”的研究氛圍，在某些很“熱”的領域，如宗族組織與村民自治，宗族組織與現代性等，有大量的學者提出各種各樣的看法，而某些冷僻的課題，比如少數民族的宗族組織，就極難找到資料，作學術是不能講利益得失的，只有踏實、穩健、堅持才能作出高質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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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當代中國農村宗族問題研究與思考

文章標題：當代中國農村宗族問題研究與思考

一、當代宗族復興原因的探討

改革后，早已被世人定性為封建糟粕的農村宗族為何迅速復興，首先成為研究農村與農民問題的學者們非常感興趣的一個問題。王滬寧、錢杭、王銘銘等學者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

王滬寧先生側重于從經濟因素和行政體制方面探尋農村宗族復興的原因。他認為，經濟因素是根源：“在漫長的歲月流逝中，沒有形成什么足夠的力量能沖擊家族文化，主要是沒有形成什么強大的物質生產力；”[1]（p6）同時，他進一步指出，行政控制的弱化和退出，使親屬和家族意識與權力得以滋長，因為農業生產季節性的特點使必要的生產協作變得必不可少，但是集體經濟管理手段的削弱，促使家族成為承擔協作任務的當然主體，從而“造成家族勢力的抬頭”[1]（p64）.

錢杭學者主要從文化的意義上對農村宗族的復興進行解釋。他認為，宗族繼續存在的理由不在于其外在的功能，而主要表明的是同族成員共有的一條文化上的根。這條根構成了他們現實存在的價值源泉，因為在目前的社會格局中，宗族是幾乎唯一可以真正與他們自己的實際生活結合在一起的自治性的形式。它不僅滿足了人們對于歷史感和歸屬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連接傳統與現實的中介，實現人們對于現實生活的道德感和責任感[2]（p22-29）。

王銘銘先生以及朱虹先生則傾向于從功能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了宗族復興的原因。王銘銘認為，宗族共同體之所以復興是因為宗族能夠滿足人們在社會公益事業和福利事業以及精神上的某些需要。作者指出：1979年改革以后，合作和互助出現了新的問題：經濟改革導致家戶經濟的再興，同時導致政府的“公有”力量的部分消減，尤其是政府以往對經濟合作和農村公益事業的直接干預被撤銷，不僅生產成為個人一家戶的事，公益事業和社會互助亦變成民間的事。這一狀況為民間傳統社會互助制度的恢復提供了一個“自由空間”[3]（p63-64）。朱虹則指出了宗族復興的經濟效應因素。他認為返鄉尋宗祭祖的華僑能帶來明顯的經濟利益，“基層政府對村民宗族活動往往采取默許甚至支持的原因與招商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也有相當關系”；同時，宗族力量在維護農民經濟利益，保障自身合法權益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當上級不顧民意隨意委派村干部，或者基層部門亂攤派、亂收費肆意加重農民負擔時，宗族有一定的力量加以抵制，而沒有歸屬于宗族組織的個人與家庭則是無力與之抗衡“[4].

此外，買文蘭和余紅等學者還從農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極因素和精神生活的不足方面入手，探討其對農村宗族活動復活的促進作用。關于農民精神生活的不足，買文蘭認為，農村青年缺乏精神文化生活，而宗族勢力利用宗族文化則較易將族人聚集起來；農村社區文化的宗族色彩日益濃厚，如利用祭祀、族戲、婚喪嫁娶等，宗族文化的糟粕沖擊著農村精神文明建設[5].余紅則認為，農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極因素也促成了農村家族勢力復活的出現。他指出，傳統的宗族文化，宗族意識和宗族情感中蘊含著中國農民對“本體性”的需求，即對人類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形成心理上的滿足，這種宗族心理使得族人即使遠離家鄉，也與宗族鄉情心心相印。改革開放以來的尋根熱，一方面慰藉了自己遠走他鄉的漂落感，重溫了血緣親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了卻感情負債；另外各地為了經濟建設的需要，對這種宗族鄉情起推波助瀾的作用[6].

總之，從現有研究的總體上看，學者們對宗族復興原因的研究與探討，其觸角已深入到政治結構、經濟體制、社會功能、文化傳統、精神心理等各個層面，展示了宗族復興的原因不是一維的，而更可能是多維的，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結果；學者的分歧主要源自研究問題的角度不同，有的從積極和正面的角度去看待這一問題，而另外一些學者則從消極負面的角度給予解釋；目前還缺乏在上述各個層面基礎上的綜合性研究；因此，宗族復興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問題的研究還有待加以系統綜合和進一步深化。從已有研究成果的思路與內容看，雖然多數的研究者都認為，農村宗族在改革后的普遍復興絕不會是一種偶然現象，必定有它存在的深層次的原因和合理性因素，但是同時又都認同，根深蒂固的宗族觀念，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商品經濟的不發達等原因也是農村改革后宗族文化復興的主要因素。顯然，學者們沒有很好地正視：農村宗族組織及其活動正是在中國商品經濟最為活躍的東南地區普遍復興這一活生生的事實，因而沒有能反思學術界長期形成的所謂關于家庭“小農經濟”阻礙商品經濟發展的傳統結論，進而也就沒有能回答農村宗族組織及其活動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到底是什么關系的問題。至于有的學者把宗族復興視為農民精神心理的消極因素或指為封建糟粕的復活，則更顯得簡單粗暴。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研究宗族復興原因之時，學者的研究很少從關注農民方面的政治需求出發。眾所周知，農民與工

第三篇：明代宗族研究

明代宗族研究

提要：明代的宗族發展是國家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一種表現，是宋明理學家為建祠祭祖以管攝人心的具體實踐。在本文中我們會探討祠廟祭祖制度在明代的平民化過程，了解宗族結構的組織化鄉約化，了解明代宗族發展特征。

關鍵詞：明代，宗族，祠廟，族規

學術史簡介：

關于明代宗族的研究，宗法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問題居于主導，李文治發表了《論明清時代的宗族制》認為宋代以后封建宗法關系具有松弛的趨勢，韓大成《明代的族權與封建專制主義》探討了明代專制主義王朝支持鼓勵族權以及維護族權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等問題。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體現形式及其基層政權作用》是明代宗族研究的重要論文，作者認為明代宗法宗族制度化主要是廢除關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宗族關系的政治性質加強。徐曉望《試論明清時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關系》比較全面地分析了官府和宗族的關系，特別論述了宗族破壞封建法治以及官府對宗族的打擊。常建華發表《明清時期祠廟祭祖問題辨析》，對左云鵬、李文治提出的明朝取消庶民不得立家廟禁限的觀點重新考釋。曹鳳祥《論明代族田》論述了族田的興起與發展類型、管理與經營、特點、作用以及朝廷對族田的態度。張海瀛《明代譜學概說》探討了明代修譜宗旨、修譜體例以及族譜功能的強化。閻愛民《“大禮議”之爭與明代的宗法思想》認為大禮議導致了宗族史上的重大變化，尊祖觀念成為最重要的宗法原則。趙園《明清之際士人的“世族論”》探討了士人宗族論的一種形式“世族論”，丁鋼主編《近世中國經濟生活與宗族教育》主要論述了明清時期晉商、徽商、閩粵商、江浙商的宗族教育問題。吳霓《明清南方地區家族教育考察》探討了兩級教育的目的、階段，家族教育的經費等問題。王惠明《明清家族社會認同準則》舉族進行祠墓祭祀活動是崇拜祖先、積淀家族意識的重要宗教形式。錢杭《關于同姓聯宗組織的地緣性質》指出由聯宗形成的聯合組織是一個松散的地緣性同姓網絡。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學者從區域與個案的角度探討了明代宗族的形成原因，其中有關于徽州與廣州福建的研究比較多。

明代的宗族祠堂發展與祭祖權的平民化：

明代非常重視祠廟祭祖問題，多次對此進行討論，明初士大夫普遍接受朱熹《家禮》中祠堂之制的影響，明朝政府鑒于家廟制度未定以及民間以及民間祭祖的實際情形，于是“權仿朱子祠堂之制”，規定品官祭祀高，曾，祖，禰四代祖先。《大明集禮》規定庶人祭祀祖父兩代祖先，而且還說“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明人汪循也說：“我圣明治教休美，其頒制示則，每以家禮為準，宜乎聲教，而家置一廟矣。”朱熹《家禮》列

入國家典制，使祭祖的身份進一步放寬。洪武六年公布家廟制度：“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禮部官議：凡公侯品官立為祠堂三間于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如祠堂未備，奉主于中堂享祭。這可看出新的家廟規定還是沿襲朱熹《家禮》的祠堂之制。洪武十七年，明朝重新對官民祭祖制度調整，其中將庶民祭祀二代祖先改為三代祖先。洪武三十一年頒行天下，要求各地推行的《教民要款》也有祭祖的內容，需要討論，里面強調子孫贍養祖父母、父母，“當隨家貧富奉養無缺” 《教民要款》還針對民間規定祭祀四代祖先的固定格式，允許庶民祭祀四代祖先。

明成化十一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曾建議整頓祠堂之制，他認為品官應只立一廟，不許違制多建，還應改進祖先牌位的擺放順序。嘉靖十五年，禮部尚書夏言提出三議“請定功臣配享儀”“乞詔天下臣民冬至得祀始祖議”“請詔天下臣工家廟議”夏言建議采納程頤的主張，在節日祭祀始祖、先祖：另一方面禁止百姓建立家廟，以防逾分。嘉靖十五年詔令天下臣民可以祭祀始祖，允許臣民在冬至，立春祭祖，要求官員建立家廟，允許各支同姓宗族聯宗祭祖。允許在家廟設臨時祭始祖的紙牌位，加上又允許“以今得立廟者為世祀之祖，世祀則不遷”。嘉靖十五年詔令規定使崇拜祖先進一步合法化，另外在外人不進入的家廟中設置遠祖牌位，政府也無需核查，所以祭祀始祖，先祖必定成為普遍現象。于是宗祠遍天下。小結：明代是以官方傳播朱熹家禮的時代，明朝政府以及士大夫對朱熹家禮特別是祭禮的提倡，貫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進一步深入民間。明代宗祠的建設與發展是以家禮的普及和是大夫的推動為背景的。明官方正式的祭祖禮制一成不變，但諸朝的一些祭祖禮制的變動卻在社會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議大禮”的推恩令導致嘉靖十五年家廟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別是允許庶民祭祀遠祖，更在客觀上位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機。

明代宗族的形態特點：

明代宗族主要通過修譜、建祠、祭祀、團拜等活動來加強宗族內部聯系，從思想上、組織上加強了統治，又通過制定族規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規定的范圍內。族學的興起與族田的管理使得宗族更加興盛。

1、族譜：明代修族譜的修撰非常頻繁，人們把修族譜提到了“一家之有譜，如國之有史”的高度，有十年一修的傳統，修族譜使得族譜體例完善，族譜體例加強教化。明代族譜重視對族人的勸誡，通過褒貶以教化族人。萬歷時福建建陽《考亭朱氏文獻全譜》說：“尊祖莫先重譜，重譜莫先表賢。”除了教化功能，士人們還把族譜作為改造社會的工具，明代的一些士大夫視修族譜、宣傳族譜為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第一步。修譜，讀譜，記錄族人善惡之行，通過“譜牒敘長幼親疏之分以睦其族”通過族譜的修撰，建立尊卑長幼的血緣等級社會結構，以確定自己在血緣關系網中的地位，從而增加宗族的一體化。明代族譜還加強了對婦女貞節的要求及對族人充當賤業等行為的削名，將倫理法制化，如方孝孺在本族族譜中對族人行為要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天倫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明代族譜體例成熟，尤其是萬歷以降的族譜內容更加豐富增加了“志”的內容，還增加了族規家訓，祠產的具體內容。除此外，會通譜，統通譜的出現也是族譜體例完善的表現。2、3、4、鄉約與族規：明代宗族組織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宗族鄉約化，宗族內部直接推行鄉約或依據鄉約的理念制度宗族規范，設定宗族管理人員約束族人。明代的鄉約初見于洪武年間的《教民榜文》，改造于王陽明，重建于嘉隆萬時期。明代的鄉約相當程度也是官府與宗族的互相依托，互相支持，是宗族組織化，由此也促進了宗族與官府東風互動關系。明代鄉約與宗族互動十分明顯。像溫州府要求宗族各自為約，統一設立《族范》。宗族制定規約的同時，也加強了組織建設，在族內設置鄉約系統管理族人，或者強化族長、宗子系統并鄉約化。明后期鄉約化的宗族，活動的特點是宣講圣諭六言，加強對族人的教化。總之，一般來說，明后期由祖先界定出來具有父系繼嗣關系的血緣群體的宗族，被功能化為社會團體，功能化是通過組織化實現的，組織化的標志是以推行鄉約為契機制定規約、設立宗族首領、進行宣講教化活動，并以建祠修譜增強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宗族組織化、制度化的實質是宗族的鄉約化。嘉靖以降明朝大規模推行鄉約制度后，宗族的組織化主要采取鄉約化的形式，宗族的鄉約化在各地均有發生，而且程度加深，宗族鄉約化全面展開。宗族鄉約化也表現在族規的興起明代族規通過祠祭聚族實行教化，設立族規強化宗子、族長的作用，圣諭教化及鄉約制度是族規的政治保障。族規一方面懲惡，另一方面揚善。如提名和推薦旌表之人族規部分的主要內容是規范族人行為，移風易俗，反映了風俗變壞的現實和宗族采取的對策。族規賦予了祠堂族長以宗族司法權力來維護宗族內部的秩序，解決宗族內部各種糾紛。而到明中后期，隨著宗族權勢的日益加強，某些宗族組織逐漸控制了鄉村的司法仲裁權，形成“家法大于國法”的局面。徽州宗族大都規定，當族內發生糾紛爭執等事時，由宗族族長、房長等主持的審判，是解決爭執的首要必經程序。族人不許不經宗族，徑自向官府投訴，也不許自行解決，要一聽宗族裁判。

族學：為了提高族人的文化素質，達到科舉入仕的目的，提高社會地位，明代許多宗族都提高設立義學來培養宗族知識分子。總之不想是從宋代就沿襲下來的，宋代以降社會的上層流動主要通過科舉實現，縱谷要強盛不衰，必須多出科舉人才，進入政界，并帶來經濟利益，是宗族居于較高社會地位，甚至成為地域社會的領袖。族學對學生來源有一定要求，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是面向一般族人的，而是面向本族內因貧困無力上學者。族學具有宗族所有性質。在聘任教師方面，主要看是否聘任族人。宗族學校多設在祠堂內，一般是小孩虛歲七八歲入初級蒙館，主要教授協助和基本知識，更深一級的是十五歲入學，為了應付科舉及從事學問而設。族學的教育內容大致學《二十四孝》、《孝經》、千家詩》、《三字經 》、《弟子規》之類儒家倫理政治類書籍。族學的管理較為嚴格，宗族里有相應的規定來維持族學秩序，宗族內海定期舉行考試，檢查學生的學業。族學的興辦為下層社會成員科舉入仕進入上層社會提供了可能，是造成社會流動活化社會結構的主要因素之一。

族田：用族田來贍養賑濟族人，可以緩和社會矛盾，維護貧困族人生計，是族人不至于成為游民而鋌而走險，這是維護宗族聲譽的措施。明代的族田氏宋元族田形態的延續，在數量與地區分布上也超過了前一個時期。族田的來源主要有：一是族人捐置，捐田最多的是官僚，也有地主和商人；二是遺產入公；三是分家的提留，在閩北地區，為祭祀某一祖先，后人在分家之際提留土地；四是族產收入的續置。族田收入的發放由一定原則，原則之一是贍養老弱病殘及貧族，另一原則是一句族人的親疏關系而定。族田一般另設管理機構來管理，它的收入用途主要有完納賦役、祭祀祖先、贍養族人、資助族學、儲糧備荒等方面。宗族設置族田除了通過贍族以收族外，也是土地所有者保證地權穩定性的手段。設置族田可使私有土地所有權穩定化，子孫就可自享收獲。

明代宗族的特征：

明代宗族是宋元宗族形態的延續，但是隨著宗族的發展及明代特有的歷史背景與經濟環境，宗族形態又有不小變化。其一是宗族制度的民眾化。明清宗族組織普遍出現，尤其是盛行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民間可以自主祭祀始祖，宗族的規模必然擴大，強化了宗族的凝聚力。宗祠民眾化，使得宗族形態了有了新變化。其二是宗族群體結構性膨脹與組織化。宋元時期講求小宗法，而且受人口繁衍規律限制，規模不大。自明代以降，最終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化，宗族由出了服的同宗族人構成已是普遍現象，擁有上千人的宗族不在少數。其三是宗族的政治化及于政權互相作用的加強。宗族的普遍化及結構性膨脹與組織化，成為基層社會最重要的民間鄉里組織，這自然引起當時政權的重視。在中央集權體制下，政權對基層社會方的控制勢必與宗族組織發生相互這樣。明政府希望宗族用傳統的儒家倫理來齊家，以維持地方社會秩序。要求族人忠君愛國，繳納賦稅，培養順民，為政府服務。但是另一方面，宗族作為血緣與地緣想結合的基礎社會組織，家庭和地方的利益時第一位，所以難免有違反國家規定的行為。

結論：

宗法是維系社會結構的紐帶，是穩定社會的因素。標志著這一群體出現的是宗族祠堂的建立，祠堂是祭祀、族人集會、族尊施政的場所。宗族活動繼續沖擊宗族制對祭祖權的規定，使得政府放寬禁令，允許民間祭祀五世祖。宗族公有經濟比宋元時期有了很大發展，很多宗族有各種用處的自留田。宗族廣泛參加祈神賽會等宗族活動，編撰家譜成了宗族活動的重要活動。明清時期是宗族進一步群眾化的時期，它與前代的宗族有許多新變化。嘉靖至萬歷年間是宗族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宗族鄉約化，族規的大量出現，宗祠與族譜也大量出現，而且重構祖先世系，以滿足宗族組織化與普及發展的需要。

第四篇：關于依法取締非法宗族組織

關于依法取締非法宗族組織，嚴厲打擊非法宗族活動的若干規定

江西萬載縣兩個宗族因墓地起糾紛，當地政府反應迅速避免了一場大規模的群體械斗。隨后，政府決定多管齊下取締“已對基層政權的穩固、社會秩序的穩定及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構成重大威脅”的宗族組織，同時清理全縣的宗族祠堂。

這一做法引起很大震動，村民提出異議，有的人甚至聯想起了40年前的那場運動。十六大四中全會提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如何看待新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出現的宗族復興？如何正確處理宗族問題？當地政府的行政能力正面臨考驗。

在重修完族譜十余年后，株潭鎮亭下村的張氏宗族終于有錢修建祠堂了。他們將村民所居的一所危房拆掉，每人籌款百余元興建了“張氏祺公祠”。祠堂剛剛建好，祠堂內的神龕上依次擺了歷代宗親的靈位，兩個石獅也被安放在了祠堂門口。而他們沒想到，一項取締宗族組織、清理祠堂的工作就在這個時候于全縣開始了。

張姓村民說，4月28日上午，株潭鎮和萬載縣的十幾位政府工作人員突然來到祠堂，要把這里改為“文化活動 中心”。他們把祠堂門上的牌匾和神龕上張氏的祖宗靈位全部帶走了。第二天，政府工作人員再次現身，這一次他們用樹干將祠堂內用磚石砌成的神龕搗毀。

他們最初讓村民自己動手，但村民沒有答應，他們就自己來了，嘴上說著：“我們動你的神龕，別人動我們的。”

村民們相信他們沒有說謊，這些政府工作人員所屬宗族的祠堂也正面臨同樣的命運。江西省萬載縣近年來隨著宗族勢力的復興，各鄉村的大姓幾乎都重修或新建了自己宗族的祠堂。而如今，它們都將在短時間內變為“文化活動中心”或“農民夜校”。所有的宗族組織也在一夜之間被“查禁取締”。

政府最終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是，4月26日，丁、龍兩姓險些因墓地糾紛引發宗族械斗。萬載縣委、縣政府開始多管齊下，打擊各鄉鎮日漸抬頭的宗族勢力。這場運動被當地政府認為是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五篇：中國農村文化產業研究

中國農村文化產業研究綜述

徐世平

稱為21世紀“朝陽產業”的文化產業越來越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與此同時，我國學界對其的研究也頗多。而正如中國的文化產業在城市和農村發展嚴重不平衡，中國農村文化產業未真正形成，研究相對來說比較有限。在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之下，對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可以為學界深入研究提供參考。

一、主要成果

在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的實踐中，學界對“農村文化產業”有一定的研究。但完全研究它的專著幾乎是空白，只有潘魯生《手藝農村—山東農村文化產業調查報告》。“農村文化建設”的論著，如陳文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構建》、方亮編著的《新農村文化建設與管理》、楊發主編的《新農村文化建設讀本》等有關農村文化產業的研究填補了一些空白。“文化產業”的力作也為在中國文化產業的大背景下發展的農村文化產業研究提供了借鑒。

與論著相比，本專題研究的論文、期刊數量不少，有100多篇，2010年至今就有20多篇。可見，近幾年來學者將目光投向了“農村文化產業”。此外，論者也關注地方農村文化產業的個案研究，如陳運貴《安徽省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與路徑選擇》。學者們或站在全國的立場、或從地方省區視角，或分析制約其發展的原因及對策、或提出新的體系構建，多緯度、多層次的深入研究對本專題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作用。

二、主要內容和觀點

（一）中國農村文化產業的整體研究

第一，農村文化產業的概念 農村文化產業的內涵。一些學者指出，農村文化產業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目標，以農民為創作生產主體，以民間文化為產業資源，將地域性歷史文化資源轉換為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務的現代產業形式。另一些在界定時則側重強調其區域范圍，即指相對于城市文化產業而言的，在縣域及其以下的行政區域范圍（即縣、鄉鎮、村）的文化產業。農村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的關系。解學芳指出新農村文化建設包括農村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一方面二者存在不同，另一方面，二者因都依賴于鄉土共有的文化資源而密切聯系，基于此形成了的博弈關系，最后從馬克思的“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出發，說明二者不存在發展先后問題，新農村文化建設的訴求是實現二者的同步發展。

第二，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可行性。郭玉蘭提出了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理論基礎，借用1857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揭示的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為在物質經濟基礎比較落后的農村率先發展文化產業奠定了理論依據。周傳蛟、劉維奇等從農村存在著潛在文化需求、國家推行的新農村設方針和政策，以及城市文化產業對農村文化的滲透等多個方面指出發展農村文化產業恰逢其時。

第三，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必要性。文章中論者多提及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意義，如有利于農村生產發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解決農民就業、分流農村富余勞動力；滿足農民文化需求、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等。此外，潘魯生、郭玉蘭、劉濤等寫了專門的文章論述其價值。潘魯生揭示了發展農村文化產業對于保護農村文化生態的意義。郭玉蘭分析了文化產業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作用。郭玉蘭也闡述了發展農村文化產業是實現農村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出口和路徑。劉濤指出發展文化產業成為中國農村城鎮化道路的一條現

實選擇。

第四，農村文化產業的現狀、問題及對策及路徑。從各個時期農村文化產業的現狀出發，分析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解決思路，這是國內很多論者研究農村文化產業的基本模型和框架。趙秀忠、李秀芳、韓海浪等都指出了農村文化產業發展水平不平衡、發展速度緩慢、文化品位不高、管理相對薄弱等問題，并提出相應對策。李新市提出了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幾點對策，如激發農村文化人才創新能力；加強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等。周傳蛟針對農村文化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偏低、發展農村文化產業認識上存在誤區等問題提出路徑選擇。周云逸針對中國目前大多數地區農村文化產業尚處在萌芽階段的現狀，從三個方面提出破局之策：一是要發掘農村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文化資本”；二是吸引民資及外資進入農村文化產業；三是實施重大農村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除此之外，沈成宏、劉銳、金琳、駱勇、林怡、張振華、蕭永祿等對此也作了相關論述。第五，農村文化產業其他相關重要問題。有的論者針對農村文化產業的某一問題做專門研究 如：

（1）農村文化產業的集約化問題。李新市在其多篇文章中提到走農村文化產業的集約型道路。李新市、趙翠生的《中國農村文化產業的集約化問題研究》著力對集約化問題進行研究。

（2）農村文化產業的人才短缺問題。李新市《解決農村文化產業人才短缺問題的戰略措施》從宏觀的戰略性角度和當下具體的措施對策兩個方面進行論述。

（3）農村文化產業與民營企業問題。李新市指出民營企業進入農村文化產業需要各地在政策法規上進一步完善和規范；民營企業進軍農村文化產業的優勢；民營企業家要牢記建設布局合理、特色突出的農村文化產業體系的責任；民營企業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目標。

（4）農村文化產業邏輯合理性、政策支持度和經營操作環節問題。這是郭玉蘭《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三維思考》中指出的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諸多問題中最為突出的三個問題。

（5）農村文化產業的發展規律與發展態勢問題。王悅洲論述了農村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劉彥武闡釋了農村文化的發展規律。姜長寶分析了其發展狀況和趨勢。

（6）農村文化產業的金融支持問題。李海分析了金融介入農村文化產業遭遇的三個方面主要困境，并指出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途徑。

（二）地方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個案研究

第一，東部。

（1）河北省：閻世峰《河北省農村文化產業現狀分析與發展趨勢研究》、柳敏和《河北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理念及模式研究》是對河北農村的個案分析。

（2）山東省：山東省的研究成果較多，如孫金榮《山東省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研究》，釋修振《淄博市農村文化發展的現狀與出路》，王家志的《東營市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研究》。

（3）江蘇省：韓海浪《農村文化產業的困境與出路—江蘇調查》針對江蘇農村文化產業的滯后阻礙全面小康社會目標實現的困境，提

出其發展的路徑。

（4）浙江省：王國華《新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著力點—以嘉興市秀洲區農民畫為例》指出從嘉興秀洲區農民畫的成功案例中尋找啟示。

（5）福建省：周加同最早提出福建農村文化建設的問題和發展對策。吳聲怡、許慧宏介紹了福建農村文化產品現狀，運用SWOT分析方法對其現實條件進行剖析，提出選擇以民俗文化開發促進福建省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模式。第二，中部。

（1）河南省：河南省的研究有陳艷梅《關于河南農村文化產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研究》、劉銳《挖掘民間文__化資源 發展民間文化產業—加河南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思考》。

（2）安徽省：論者陳運貴既分析安徽省農村文化產業的現狀和問題，又指出其比較優勢，并在基礎上提出發展策略和路徑選擇。張傳玉做了關于湖北一市和安徽三個縣的調查報告。

（3）山西省：郭玉蘭指出山西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現實條件、可選擇借鑒的模式、需要解決的前提問題。

（4）湖南省：李成家、王連球分析了湖南農村文化產業的現狀，并提出發展的對策。

第三，西部。

（1）廣西省：徐輝元、周存生等《廣西農村文化產業發展模式的探索》提出廣西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模式。

（2）云南省：樊泳湄《加快云南民族地區農村文化產業的發展》中指出云南民族地區農村文化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相應地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

（3）四川省：唐智鑫、王代敬《四川農村文化產業化初探》，何常全等《川北丘陵地區農村文化產業發展探索》是對四川、川北丘陵地區腹心南充的個案研究。

（4）重慶市：張奇新《重慶市推進農村文化產業發展問題研究》分析了重慶市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機遇、現狀、問題，提出了對策建議。

三、簡要述評

縱觀上述成果，從研究伊始至今，本專題在概念、依據、功能作用、現狀問題、對策路徑、地方個案等方面都有研究，而且許多建立在調查研究之上，這無疑為其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礎。但同時，研究仍存在需要進一步深化與拓展的地方。

第一，從縱向研究的角度看，可以將其與相關學科結合做深入研究。目前其研究仍局限在自身的發展，除了幾篇文章用SWOT方法進行分析之外，較少引用管理學、經濟學等其他學科的知識深入研究，可以將文化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知識結合起來深化對農村文化產業的縱向研究。

第二，從橫向研究的角度講，可以做一些比較研究。盡管全國農村文化產業、地方各省區農村文化產業個案研究都有成果。但中國城市文化產業與中國農村文化產業之間、某一個省區的城市與農村文化產業之間、各地方農村文化產業之間的比較研究還很少，可以通過比較吸收城市、已經取得成果的農村發展的有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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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原載《安徽農學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