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我的家鄉為點看近30年來中國農村宗族觀念的變化

近三十年中國農村宗族制度與觀念的變化

—以我的家鄉為例

我的家鄉位于魯西北平原，這里是美麗富饒的華北平原的一隅，是齊魯文化共同浸淫的土地——它兼有齊文化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開拓創新，又有魯文化明禮儀、知進退的宗法遵守。我深植于這片土地，耳濡目染這里的深情厚土。在我從小至今的見聞中，對于我的家鄉發生的有關宗族的事情，記憶尤為深刻，探尋的也很多。自學習中國社會史以來，腦子里便有了這么一個想法。現在就把自己的一點拙見放在這里，希望與老師探討。

宗族產生于我國原始社會末期。一種以血緣為基礎的組織和社會團體，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一直生生不息。宗族制，緣于禮，重血緣，建立在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與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有其長期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究其原委，在于封建社會對儒家倫理觀念的強調、貫徹，在于國家對宗族父權的支持，以及在法律上承認宗族組織的合法性等有關。在我看來，這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五千年來中國人沒有自己嚴格的宗教信仰。首先，雖然中國人有那么或多或少的一點佛教習俗，但是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力度遠遠不像基督教在西方社會那樣的滲入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被人們普遍接受和信仰；其次，道教在中國好像只存在于神話以及丹藥神符上，所以更是勢微；再次，被我們廣泛接受的儒教，更多的是一種文化信仰，而非宗教。原始社會以來，中國人唯一的崇拜就是祖先崇拜，大到王族世家，小到獨戶小門無不如此，這也是宗法制的真正凝聚力所在。當然，建國以來，宗族制度及其影響已經日漸勢微了，尤其是在經歷了近一百年的民主主義革命，以及那個激情的紅色年代之后。我現在主要講述的也只是近三十年的一點變化。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改革開放如春風般吹過中國的大地，而中國的農村正經歷著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轉變，隨著經濟制度的變化，農村的面貌風氣也在深刻的變化。宗族制度以及宗族觀念也在悄悄發生著變化。

首先，表現在村官的產生上。以前村長以及村委書記都是由大家大戶中有威望的人直接出任的，而且在村委會中保持著一種權力與利益的平衡。即大家大戶在村的權力機構中占有的位置是相對平衡的，也就是說最高權力一般逃不出這幾 大戶人家，但又不會集中到某一個大家。這有點像美國的民主共和之爭。以我們村為例，我們村有周、臺、范三大姓氏家族以及一些零散的小戶人家。周姓一支是二百多年前從稍微遠一些的地方遷來的，如果再往前追溯，大概是明王朝“靖難之役”后從山西遷過來的。所以在我們村，周姓人家是最多的。這個現象的直接結果是從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初的兩任村委書記都是周姓。所謂的平衡在這里體現在村長以及村主任分別來自臺以及范姓。九十年代后村委書記經歷了短暫的范姓換成了臺姓，但是也并非選舉產生。一直到二零零九年在村民選舉后，經過鎮政府確認，終于產生了第一屆所謂的民意村委。這種變化說明了宗族在農村政治生活中已經不能發揮它以前那么大的作用了，村官的產生主要看其個人能力與威望，而不是他背后家族的人多勢眾。

其次，在農村產生糾紛之后的處理上也體現了宗族制的變化。所謂“中國為宗法社會氏族組織，實歷三四千年而未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是家法與國法并存的“二元法律結構”。“每有紛爭，最初由親友耆老和解，不服則訴諸各房分祠，不服則訴諸疊繩堂。疊繩堂為一鄉最高法庭，不服則訟官矣”。總體來看，歷代封建國家都或明或暗地承認宗族法規的地位，這種承認有如下幾種方式： 一是已經為宗族家法懲處者，國家一般不再懲處； 二是官府可以直接引用犯者所屬家族的家規族法作為對其決定處罰的依據； 三是官府直接授權將其犯者交于其家族懲處； 四是官府直接承認其家族所制定的家法有效。當然我們村不可能像引用中描述的那些世族大戶一樣有那么嚴格的機構制度。但是總體上也體現了這種存在。無論是同一姓家族內部之間的矛盾還是不同姓之間的矛盾，人們都習慣于訴諸家族內部有威望的長者，然后通過這些長者的不斷溝通妥協產生處理辦法。關于其原因，首先人們覺得政府法庭的程序繁瑣而危險，另外也不希望他們內部的爭端引起外界的關注, 正所謂家丑不可外揚。而現在，我們所處的是法制社會，家族的處理辦法只能在出現小的紛爭時起一定的作用。當矛盾到一定級別時，人民法庭以及人民法院才是最有效的處理的地方。

再次，在村風村貌上也有著深刻的變化。以前，同一姓大家族的各戶往往居住的比較靠近，這樣產生的前街臺家，后街以及西街周家，東街范家等等。不但在居住上，在種地上，也往往是同姓家人相互靠近，相互協助。這在生產以及生活方式比較落后的時候確實能讓人體會到大家庭的溫暖。那時候如果同姓家族 2 中，如果有誰家修蓋房屋或者有病有災，整個家族都會不計回報的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如果這家沒有很好的度過這道坎，不但本家人會感到慚愧，外家人也是會嘲笑整個家族的。現在，經濟大潮吹過每一個角落，這樣的互幫互助永遠成為了過去時。人們相互協作的基礎是利益的共享，如果看不到利益，即使親兄弟也難以共事。不知這樣的變化是經濟進步的必然還是道德缺失的影響，或是共同作用的結果。

近三十年來，中國一直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家鄉的變化只是冰山一角，而關于宗族制度和宗族觀念的變化更是滄海一粟。只是希望在經歷這種變化的同時，我們都能安靜的好好想一想，我們在這種變化中應該摒棄什么，應該堅持什么？現在這種變化是我們想要的嗎？到底哪種變化對于我們以及我們整個國家民族是最理想的？

與所有獨立思考并見解的同仁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