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代中國農村青年的生存狀態研究

當代中國農村青年的生存狀態研究

姓名：張兵

機電學院16棟548

班級：09材成（2）班

摘要：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農村青少年在社會大潮的沖擊下也悄然發生著變化，農村青少年的健康發展成為農村發展面臨的一大問題。本次的實踐調查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國當代農村青年的生存和發展狀況。了解農村青年的生活方式，就業結構面。除了在物質方面，精神文化方面也在調查探究范圍之內。從物質，精神文化，健康等方面來研究。從中發現存在的問題，尋找產生的原因，探索解決的方法。以此，為相關部門的決策提供相應的依據。

關鍵詞：農村青年生存狀況發展狀況

有資料顯示：在我國總人口（大陸）中，居住在農村的占64%左右；而年齡在14--35歲的青少年又占農村總人口36%，因此，農村青年的生存狀態對于國家的整個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我們將從下面幾個方面來探討當代農村青年的生存狀態。

一，農村青年的就業面

在當代中國農村，一般青年有普遍的幾個選擇;

（一）：信奉著讀書的才是唯一走出農村的這一法旨。將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時光消磨在萬卷書中。考上大學，金榜題名，魚躍龍門。

（二）將國家規定的九年義務教育完成，然后便走向社會這個大熔爐中，有的或去沿海城市打工，有的跟隨親戚開始為生計奔波。

（三）有的人在家中賦閑，作為新一代的啃老族，麻將，紙牌等成為生活中的消磨時間的娛樂。

對于農村青年的就業方面來講，讀書是一個很常規的選擇，農村人認為只有讀書才是農村人的唯一出路。因此，大多數的當代青年會走讀書走出農村這條路。由于對于其他青年對學習書本上的知識覺得對實際的生活用處并不是十分有效。因

此，早早的走向社會，去將自己投入這個大熔爐中煅燒。，因此，對于青年的就業問題我又以下幾點拙見：

1；轉變觀念，促進農村青年就業。農村青年就業難，首先難在一些地方和部門還沒有切實轉變觀念，還沒有改變在農村青年管理上的“短視”行為。我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了城鄉和地區的壁壘。一些城市在自身就業壓力下，習慣于從短期和局部利益考慮，限制農村青年進城，或對他們實行就業限制甚至歧視，城市就業體系中難以見到農村青年的身影。游離于體系之外的農村青年很難找到崗位，即使找到了，也因為缺乏有效的政府管理，拖欠工資的遭遇時常發生，自身的權利往往得不到保障。這種就業政策的不平等又進一步強化了城鄉壁壘，使農村青年進城就業和生活的門檻越來越高，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進程。事實上，沒有全社會的進步，城市的經濟發展和就業最終也會失去空間。因此，打破城鄉分割，取消對農村青年進城就業的種種限制性規定，千方百計地將農村青年納入城市建設和管理體系，既是促進農村青年就業的現實需要，也是城市發展的必然要求。解決好農村青年就業，是一項極為艱巨的系統工程，還需要城市管理、社會保障等宏觀改革的配套實施，任重而道遠。只有全社會形成合力，正視問題的復雜性和緊迫性，千方百計地探索解決之策，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不斷提高農民收入，才能真正實現統籌城鄉發展的目標，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強勁動力。同樣，我們要利用一切形式廣泛宣傳，加強對農村青年就業觀念教育，引導農村青年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和擇業觀，經常深入青年，了解廣大農村青年的所想所盼，通過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幫助農村青年消除顧慮，積極鼓勵、合理引導農村青年外出務工。

2．促進農村青年就業，還需要下大力氣做好農村青年的培訓工作。我們要整合社會各類培訓資源，加大集中培訓力度，重點做好引導性培訓和職業技能培訓，不斷提高青年農民綜合素質，使外出務工人員都能順利地上崗就業。中國農業大學的一項關于農村青年收入的調查顯示，無技術的農村青年收入不到有技術的農村青年收入的60%。在一些城市，一方面是大批進城務工的農民找工作難，另一方面是企業需要的有一定技術和技能的工人短缺。浙江永康職業技術學校、北京聯合大學、淄博工業學校，義烏城鎮職業學校的負責人介紹，他們培養的掌握各類技術的畢業生供不應求，有的用人單位提前預定下一年的畢業生。他們掌握的各地用工信息表明，應用型、技能型人才普遍受到用工企業的歡迎。隨著我國新一輪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現代制造業的發展，耗能高、污染大、技術水平低、勞動效率低的企業在城市里逐步減少。現代服務業、物流業、電子信息業、高新技術產業等等快速發展的產業，需要的都是有文化、有技術的高素質勞動者。沒有受過職業培訓的勞動力很難適應技術含量高的工作，因此大批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自覺學習一門技術，接受靈活多樣的技能培訓。信息匱乏、觀

念滯后、謀生技能不高等因素，直接導致了農村青年在城市競爭中處于不利境地。他們在城市里付出極多，但所得卻很少。絕大多數人始終處于城市的邊緣，難以在城市立足，更談不上改變身份和地位。一些農村青年在競爭乏力的情形下對城市產生抵觸心理，少數人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培訓是就業的基礎，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必須下大力氣組織好對農村青年的培訓，使他們擁有一技之長，了解城市競爭與生活規則，熟悉相關法律法規，增強獲取知識和信息的能力，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使他們在城市中穩定就業，和城市的發展形成良性互動。農村青年的流動性相對較大，現代青年的思維活躍，獨立性相對較強，自我意識普遍較強，不易監督管理，頻繁跳槽的現象十分普遍。加上免費有證培訓力度不足。由于免費有證培訓的對象目前還僅限于城鎮戶口的無業青年，而占多數的農村青年往往是最需要幫助的。由此就存在著這樣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每年城鎮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等職能部門為找不到生源，難以完成指標任務而發愁，另一方面廣大真正迫切需要培訓的農村青年卻苦于求學無門。結果往往造成我們的工作事倍功半，得不償失。希望各級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能夠多為我們農村青年考慮，統籌考慮，適當將政策向農村傾斜，進一步擴大培訓對象的范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要針對農村青年的就業問題，在職技能培訓、就業指導、職業介紹、職業見習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和經費保障，讓我們農村青年也能享受優惠政。這也是我們開展青年就業和失業狀況研究的初衷之所在。從2003年到2010年，我國將陸續對進入非農產業就業的2億多名農村青年開展崗位培訓。培訓將以定點和定向培訓為主，重點是家政服務、餐飲、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行業 的職業技能。資料顯示，在9000多萬名跨地區進城務工的農民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員沒有穩定的職業和居所，農村青年素質亟待提高。目前，在我國的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9.1%。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新興產業的興起，缺乏轉崗就業技能的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難度越來越大。

3．社會各方面要關注農村青年就業，繼續深化就業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改革，發育和規范勞務中介組織與勞動力市場，推進就業工作的市場化。加強對外聯系，廣泛搜集各類有效信息，積極拓寬就業渠道。建立健全信息服務網絡，及時掌握用工信息，了解用工動態，做好信息發布工作，努力實現崗位與勞動力之間的有效對接。進一步健全勞務輸出組織體系，充分發揮好縣、鄉（鎮）、村三級組織網絡的作用，不斷提高勞務輸出組織化程度，減少外出的盲目性，降低輸出成本。注重抓好能人、經紀人隊伍建設，實行典型帶動，在規范他們行為的同時，積極鼓勵他們為家鄉的勞務輸出獻計獻策，帶動更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務工。進一步鞏固和拓寬勞務輸出陣地，通過提供真誠周到的服務，樹立良好信譽，暢通勞務供需渠道，建立一批穩定的勞務輸出基地，不斷擴大勞務輸出規模，提高勞務輸出質量，走勞務輸出產業化之路。

二；精神文化方面：對于精神文化方面這個方面，農村這一塊普遍比較薄弱。在以前農村要獲得信息的渠道一般是通過電視，報紙。得益于互聯網的廣泛傳播，農村青年獲得信息和知識的面被拓寬。雖然在獲得信息方面的能力加強了，但是在體育，文藝等各個方面還有欠缺，比如說體育鍛煉方面：場地設施的簡陋，甚至是完全缺乏。這一些因素都是制約農村青年以致整個農村地區的精神文化建設的發展。并且，并且由于在農村，一般精神文化方面的重視力度相比于物質需求來講十分的微弱。往往有著這么一種現象“年輕的時候用身體來換錢，等老了的時候用錢來買健康”。對于精神文化的建設是十分的緊迫，它的發展不僅影響著現階段的農村人，還影響著下一代的未來甚至是影響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未來和發展。

三；健康方面；對健康生活方面對于農村青年來講是至關重要的。農村青年大多都是現在農村的主力軍。他們的健康程度一定程度的反映了整個國家的國民健康程度。這個群體后面站著的是一個更大的群體，他們的孩子和父母，這是一個十分巨大的群體了。但是，在對于將抗這個方面，不管是政府還是農村居民都加大了投入和重視力度。國家耗巨資啟動了農村醫療保障制度來為農村居民的健康保駕護航。農村居民的健康意識也在不斷的加強一般做到”小病及時看，大病抱希望：的態度。這一個個的措施對于農村，農村青年的發展有了更好的保障

四；自我保障意識低下。改變農村青年城市邊緣人現狀，一方面要呼吁社會重視，促進農村青年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另一方面農村青年要積極爭取屬于自身的權利。讓人十分吃驚的是，農村青年對改變自身的保障狀況甚為麻木。首先，對醫療補助、子女讀書、消費水平、住房條件、社會地位、就業指導、工作環境、學習培訓等不足甚至空白的保障條件，卻評價為“還可以”。低評價導致低滿足，使他們“自覺地”遠離社會保障條件之外，生活質量失去了最基本的依托。其次，愿意接受低保障或無保障條件來換取就業機會。許多農村青年為了在建筑、商販、家庭服務、修理、餐飲服務等行業中不被城市職工替代出局，愿意不要職業保障，不要福利待遇，以極低的工資換取“飯碗”，無視保障權利，卻從內在抑制了改變生存狀況的動力。

5．二等公民心態。這是一種由過激行為和回避行為導致的“矮城里人一等”的心理。過激行為是面對自身權益受侵害時，不尋求通過行政的、法律的、社會的正常途徑解決，而是采用要挾、暴力、搶劫霸占等違法手段來捍衛自身權益，結果由受害者成為害人者，遭人唾罵，自覺卑劣。回避行為則體現在很少與城市人打交道，形成原因與他們不能自覺跨越語言障礙、意義障礙、情感障礙有關。語言是劃分社會身份的重要工具，濃重的鄉音讓他們總感覺“非城市人身份”，不敢與城市人“平視”，也無法進入城市人生活文化圈。認識障礙是對自我、對

城市的認識發生了矛盾。農村青年進城后，往往用“農村標準”看待城市生活，結果理解不了城市，又不愿回到原來的農村生活；找不到進入城市后的自我，也失去了原來的自我；對眼前的社會和自我產生懷疑，但不知道該怎么辦。情感障礙體現在害怕城市生活，與城市的一切相去甚遠，感到自卑而遠離城市人。以上障礙是農村青年實現城市化過程所必須跨越的，顯然，他們沒有自覺跨越以上障礙，沒有調整原先的認知和行為，因此，融入不了城市生活，無法獲得城市人的認同和理解。這一切加深了“不如城里人”的二等公民心態。

此次關于農村青年生存狀況調查對于農村當代青年的生存問題大概從他們的物質，精神，健康三個方向來分析。了解這個群體在整個民族的發展歷程中所站在的位置以及這個群體的發展和整個國家的發展之間的聯系。

參考文獻《當代農村青年的價值觀現狀及教育對策》陳英敏;余凈植;著

第二篇：當代中國農村宗族問題研究與思考

文章標題：當代中國農村宗族問題研究與思考

一、當代宗族復興原因的探討

改革后，早已被世人定性為封建糟粕的農村宗族為何迅速復興，首先成為研究農村與農民問題的學者們非常感興趣的一個問題。王滬寧、錢杭、王銘銘等學者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

王滬寧先生側重于從經濟因素和行政體制方面探尋農村宗族復興的原因。他認為，經濟因素是根源：“在漫長的歲月流逝中，沒有形成什么足夠的力量能沖擊家族文化，主要是沒有形成什么強大的物質生產力；”[1]（p6）同時，他進一步指出，行政控制的弱化和退出，使親屬和家族意識與權力得以滋長，因為農業生產季節性的特點使必要的生產協作變得必不可少，但是集體經濟管理手段的削弱，促使家族成為承擔協作任務的當然主體，從而“造成家族勢力的抬頭”[1]（p64）.

錢杭學者主要從文化的意義上對農村宗族的復興進行解釋。他認為，宗族繼續存在的理由不在于其外在的功能，而主要表明的是同族成員共有的一條文化上的根。這條根構成了他們現實存在的價值源泉，因為在目前的社會格局中，宗族是幾乎唯一可以真正與他們自己的實際生活結合在一起的自治性的形式。它不僅滿足了人們對于歷史感和歸屬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連接傳統與現實的中介，實現人們對于現實生活的道德感和責任感[2]（p22-29）。

王銘銘先生以及朱虹先生則傾向于從功能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了宗族復興的原因。王銘銘認為，宗族共同體之所以復興是因為宗族能夠滿足人們在社會公益事業和福利事業以及精神上的某些需要。作者指出：1979年改革以后，合作和互助出現了新的問題：經濟改革導致家戶經濟的再興，同時導致政府的“公有”力量的部分消減，尤其是政府以往對經濟合作和農村公益事業的直接干預被撤銷，不僅生產成為個人一家戶的事，公益事業和社會互助亦變成民間的事。這一狀況為民間傳統社會互助制度的恢復提供了一個“自由空間”[3]（p63-64）。朱虹則指出了宗族復興的經濟效應因素。他認為返鄉尋宗祭祖的華僑能帶來明顯的經濟利益，“基層政府對村民宗族活動往往采取默許甚至支持的原因與招商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也有相當關系”；同時，宗族力量在維護農民經濟利益，保障自身合法權益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當上級不顧民意隨意委派村干部，或者基層部門亂攤派、亂收費肆意加重農民負擔時，宗族有一定的力量加以抵制，而沒有歸屬于宗族組織的個人與家庭則是無力與之抗衡“[4].

此外，買文蘭和余紅等學者還從農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極因素和精神生活的不足方面入手，探討其對農村宗族活動復活的促進作用。關于農民精神生活的不足，買文蘭認為，農村青年缺乏精神文化生活，而宗族勢力利用宗族文化則較易將族人聚集起來；農村社區文化的宗族色彩日益濃厚，如利用祭祀、族戲、婚喪嫁娶等，宗族文化的糟粕沖擊著農村精神文明建設[5].余紅則認為，農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極因素也促成了農村家族勢力復活的出現。他指出，傳統的宗族文化，宗族意識和宗族情感中蘊含著中國農民對“本體性”的需求，即對人類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形成心理上的滿足，這種宗族心理使得族人即使遠離家鄉，也與宗族鄉情心心相印。改革開放以來的尋根熱，一方面慰藉了自己遠走他鄉的漂落感，重溫了血緣親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了卻感情負債；另外各地為了經濟建設的需要，對這種宗族鄉情起推波助瀾的作用[6].

總之，從現有研究的總體上看，學者們對宗族復興原因的研究與探討，其觸角已深入到政治結構、經濟體制、社會功能、文化傳統、精神心理等各個層面，展示了宗族復興的原因不是一維的，而更可能是多維的，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結果；學者的分歧主要源自研究問題的角度不同，有的從積極和正面的角度去看待這一問題，而另外一些學者則從消極負面的角度給予解釋；目前還缺乏在上述各個層面基礎上的綜合性研究；因此，宗族復興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問題的研究還有待加以系統綜合和進一步深化。從已有研究成果的思路與內容看，雖然多數的研究者都認為，農村宗族在改革后的普遍復興絕不會是一種偶然現象，必定有它存在的深層次的原因和合理性因素，但是同時又都認同，根深蒂固的宗族觀念，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商品經濟的不發達等原因也是農村改革后宗族文化復興的主要因素。顯然，學者們沒有很好地正視：農村宗族組織及其活動正是在中國商品經濟最為活躍的東南地區普遍復興這一活生生的事實，因而沒有能反思學術界長期形成的所謂關于家庭“小農經濟”阻礙商品經濟發展的傳統結論，進而也就沒有能回答農村宗族組織及其活動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到底是什么關系的問題。至于有的學者把宗族復興視為農民精神心理的消極因素或指為封建糟粕的復活，則更顯得簡單粗暴。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研究宗族復興原因之時，學者的研究很少從關注農民方面的政治需求出發。眾所周知，農民與工

第三篇：中國農村文化產業研究

中國農村文化產業研究綜述

徐世平

稱為21世紀“朝陽產業”的文化產業越來越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與此同時，我國學界對其的研究也頗多。而正如中國的文化產業在城市和農村發展嚴重不平衡，中國農村文化產業未真正形成，研究相對來說比較有限。在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之下，對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可以為學界深入研究提供參考。

一、主要成果

在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的實踐中，學界對“農村文化產業”有一定的研究。但完全研究它的專著幾乎是空白，只有潘魯生《手藝農村—山東農村文化產業調查報告》。“農村文化建設”的論著，如陳文珍《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構建》、方亮編著的《新農村文化建設與管理》、楊發主編的《新農村文化建設讀本》等有關農村文化產業的研究填補了一些空白。“文化產業”的力作也為在中國文化產業的大背景下發展的農村文化產業研究提供了借鑒。

與論著相比，本專題研究的論文、期刊數量不少，有100多篇，2010年至今就有20多篇。可見，近幾年來學者將目光投向了“農村文化產業”。此外，論者也關注地方農村文化產業的個案研究，如陳運貴《安徽省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與路徑選擇》。學者們或站在全國的立場、或從地方省區視角，或分析制約其發展的原因及對策、或提出新的體系構建，多緯度、多層次的深入研究對本專題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作用。

二、主要內容和觀點

（一）中國農村文化產業的整體研究

第一，農村文化產業的概念 農村文化產業的內涵。一些學者指出，農村文化產業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目標，以農民為創作生產主體，以民間文化為產業資源，將地域性歷史文化資源轉換為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務的現代產業形式。另一些在界定時則側重強調其區域范圍，即指相對于城市文化產業而言的，在縣域及其以下的行政區域范圍（即縣、鄉鎮、村）的文化產業。農村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的關系。解學芳指出新農村文化建設包括農村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一方面二者存在不同，另一方面，二者因都依賴于鄉土共有的文化資源而密切聯系，基于此形成了的博弈關系，最后從馬克思的“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出發，說明二者不存在發展先后問題，新農村文化建設的訴求是實現二者的同步發展。

第二，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可行性。郭玉蘭提出了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理論基礎，借用1857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揭示的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為在物質經濟基礎比較落后的農村率先發展文化產業奠定了理論依據。周傳蛟、劉維奇等從農村存在著潛在文化需求、國家推行的新農村設方針和政策，以及城市文化產業對農村文化的滲透等多個方面指出發展農村文化產業恰逢其時。

第三，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必要性。文章中論者多提及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意義，如有利于農村生產發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解決農民就業、分流農村富余勞動力；滿足農民文化需求、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等。此外，潘魯生、郭玉蘭、劉濤等寫了專門的文章論述其價值。潘魯生揭示了發展農村文化產業對于保護農村文化生態的意義。郭玉蘭分析了文化產業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作用。郭玉蘭也闡述了發展農村文化產業是實現農村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出口和路徑。劉濤指出發展文化產業成為中國農村城鎮化道路的一條現

實選擇。

第四，農村文化產業的現狀、問題及對策及路徑。從各個時期農村文化產業的現狀出發，分析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解決思路，這是國內很多論者研究農村文化產業的基本模型和框架。趙秀忠、李秀芳、韓海浪等都指出了農村文化產業發展水平不平衡、發展速度緩慢、文化品位不高、管理相對薄弱等問題，并提出相應對策。李新市提出了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幾點對策，如激發農村文化人才創新能力；加強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等。周傳蛟針對農村文化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偏低、發展農村文化產業認識上存在誤區等問題提出路徑選擇。周云逸針對中國目前大多數地區農村文化產業尚處在萌芽階段的現狀，從三個方面提出破局之策：一是要發掘農村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文化資本”；二是吸引民資及外資進入農村文化產業；三是實施重大農村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除此之外，沈成宏、劉銳、金琳、駱勇、林怡、張振華、蕭永祿等對此也作了相關論述。第五，農村文化產業其他相關重要問題。有的論者針對農村文化產業的某一問題做專門研究 如：

（1）農村文化產業的集約化問題。李新市在其多篇文章中提到走農村文化產業的集約型道路。李新市、趙翠生的《中國農村文化產業的集約化問題研究》著力對集約化問題進行研究。

（2）農村文化產業的人才短缺問題。李新市《解決農村文化產業人才短缺問題的戰略措施》從宏觀的戰略性角度和當下具體的措施對策兩個方面進行論述。

（3）農村文化產業與民營企業問題。李新市指出民營企業進入農村文化產業需要各地在政策法規上進一步完善和規范；民營企業進軍農村文化產業的優勢；民營企業家要牢記建設布局合理、特色突出的農村文化產業體系的責任；民營企業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目標。

（4）農村文化產業邏輯合理性、政策支持度和經營操作環節問題。這是郭玉蘭《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三維思考》中指出的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諸多問題中最為突出的三個問題。

（5）農村文化產業的發展規律與發展態勢問題。王悅洲論述了農村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劉彥武闡釋了農村文化的發展規律。姜長寶分析了其發展狀況和趨勢。

（6）農村文化產業的金融支持問題。李海分析了金融介入農村文化產業遭遇的三個方面主要困境，并指出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途徑。

（二）地方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個案研究

第一，東部。

（1）河北省：閻世峰《河北省農村文化產業現狀分析與發展趨勢研究》、柳敏和《河北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理念及模式研究》是對河北農村的個案分析。

（2）山東省：山東省的研究成果較多，如孫金榮《山東省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研究》，釋修振《淄博市農村文化發展的現狀與出路》，王家志的《東營市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研究》。

（3）江蘇省：韓海浪《農村文化產業的困境與出路—江蘇調查》針對江蘇農村文化產業的滯后阻礙全面小康社會目標實現的困境，提

出其發展的路徑。

（4）浙江省：王國華《新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著力點—以嘉興市秀洲區農民畫為例》指出從嘉興秀洲區農民畫的成功案例中尋找啟示。

（5）福建省：周加同最早提出福建農村文化建設的問題和發展對策。吳聲怡、許慧宏介紹了福建農村文化產品現狀，運用SWOT分析方法對其現實條件進行剖析，提出選擇以民俗文化開發促進福建省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模式。第二，中部。

（1）河南省：河南省的研究有陳艷梅《關于河南農村文化產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研究》、劉銳《挖掘民間文__化資源 發展民間文化產業—加河南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思考》。

（2）安徽省：論者陳運貴既分析安徽省農村文化產業的現狀和問題，又指出其比較優勢，并在基礎上提出發展策略和路徑選擇。張傳玉做了關于湖北一市和安徽三個縣的調查報告。

（3）山西省：郭玉蘭指出山西發展農村文化產業的現實條件、可選擇借鑒的模式、需要解決的前提問題。

（4）湖南省：李成家、王連球分析了湖南農村文化產業的現狀，并提出發展的對策。

第三，西部。

（1）廣西省：徐輝元、周存生等《廣西農村文化產業發展模式的探索》提出廣西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模式。

（2）云南省：樊泳湄《加快云南民族地區農村文化產業的發展》中指出云南民族地區農村文化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相應地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

（3）四川省：唐智鑫、王代敬《四川農村文化產業化初探》，何常全等《川北丘陵地區農村文化產業發展探索》是對四川、川北丘陵地區腹心南充的個案研究。

（4）重慶市：張奇新《重慶市推進農村文化產業發展問題研究》分析了重慶市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機遇、現狀、問題，提出了對策建議。

三、簡要述評

縱觀上述成果，從研究伊始至今，本專題在概念、依據、功能作用、現狀問題、對策路徑、地方個案等方面都有研究，而且許多建立在調查研究之上，這無疑為其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礎。但同時，研究仍存在需要進一步深化與拓展的地方。

第一，從縱向研究的角度看，可以將其與相關學科結合做深入研究。目前其研究仍局限在自身的發展，除了幾篇文章用SWOT方法進行分析之外，較少引用管理學、經濟學等其他學科的知識深入研究，可以將文化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知識結合起來深化對農村文化產業的縱向研究。

第二，從橫向研究的角度講，可以做一些比較研究。盡管全國農村文化產業、地方各省區農村文化產業個案研究都有成果。但中國城市文化產業與中國農村文化產業之間、某一個省區的城市與農村文化產業之間、各地方農村文化產業之間的比較研究還很少，可以通過比較吸收城市、已經取得成果的農村發展的有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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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原載《安徽農學通報》）

第四篇：中國人的生存狀態

中國人的生存狀態，你屬于哪種？ 當代中國人一生有七種無奈，當代中國人一生也有七種生存狀態。

第一種狀態，做一只蜘蛛，之所以能坐享其成，靠的就是那張關系網。有人說過，在中國靠的是人倫關系，不是人際關系。不管什么關系，這個網絡在政府機構表現尤為明顯。以前是很直接的親屬關系，也叫裙帶關系，現在成了拐彎抹角的師徒、師生關系，還有的是上下級關系。只要關系能夠滿足對自己對利益的渴望，就要延長、延續這條織網的絲。

第二種狀態，做一顆核桃，沒有華麗的外表，卻有充實的大腦。有這個浮躁的社會里生存，除了有原始的本能外，更需要淵博的知識，而這些知識的取得很大一部分是需要靠閱讀的。現在能夠靜下心來的閱讀的沒有幾個人，希望我們能夠做這個少數。

第三種狀態，做一只蝦，大紅之日，便是大悲之時。一個人無論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上，都需要時刻警惕著，提醒自己，順風時，想著逆風，逆風時，想著順風。這是福禍相依，福禍轉化理論在作用著。

第四種狀態，做一個天枰，誰多給一點，就偏向誰。很多時候，很多人都喜歡聽順耳的言語，所以，我們要學會投其所好，對癥下藥。這是一種能力，一種當代社會的生存能力。

第五種狀態，做飛流直下的瀑布，因為居高臨下，才能口若懸河。口才是一個成功的關鍵所在，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是說一個人的能說，會說，至于言之有物還是言之無物，那就另當別論了。

第六種狀態，做一個鋸子，伶牙俐齒，專做離間行為。《三國演義》第十六回出現過，疏不間親的說法，指的是關系疏遠者不參與關系親近者的事。而我們今天談到的離間行為是不講究關系遠近的，唯一需要的是有好的口才。過去這種靠離間別人關系而獲取個人利益的人是不被人看起的，被認為是小人。現在離間也是一種生存狀態。

第七種狀態，做一只花瓶，外表再漂亮，也掩不住內心的空虛。為了面子上的事，我們有時候就是一只好看的花瓶，內心的痛苦與不安又能向誰傾訴，又想向誰傾訴，唯一放心只有自己，好看只是外在的，內部的架構恐怕連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中國人，一生中，一輩子，有七種生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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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高中生的生存狀態

“請為孩子們呼吁一下，希望全社會都來關注高中生的生存狀況。”

高中生學習負擔重，引起了代表委員們的憂慮。徐丙垠代表給記者講了身邊的一個例子，上高中二年級的學生每天早上6點以前起床，6點半出家門，晚上8點才回家，回家后還要3個小時才能完成作業。據說，班上很少有同學在晚上12點之前睡覺，大多數人每天只能睡五六個小時。

全國人大代表宋文新說，中學生是目前最累的一個群體。雖然教育部的規定非常明確，要保證中學生每天的睡眠時間，但是，各地中學生睡眠時間嚴重不足的現象普遍存在。山東省前不久發布的一項全省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報告表明，高中生每10人中就有9人近視。孫繼業委員說，我國參加高考的學生人數眾多，為保障公平，全國高考不可能輕易取消，但公平不能以犧牲學生的身體健康、抹殺學生的創造力為代價。對教育的評價應該是綜合的，現在急需建立一種科學合理的對學生的綜合評價體系。

孫繼業委員說，高中擇校雖然有“三限”規定，但擇校費用偏高，一般都在萬元以上，有的地方擇校費高達3萬元。不少學校為規避30%的擇校比例限制，往往以民辦名義再辦一個“校中校”，而學生卻混編在一起，事實上高價生達50%以上。還有的學校到處挖優秀生源，借借升學率提高知名度，以知名度吸引擇校生，以擇校生獲取高收益。

據了解，擇校費的制定并不是完全依照學生培養成本核算的。它是在國家投入不足、學校想發展但缺少經費而家長又想讓子女接受優質教育的情況下產生的，收費標準既參照教育成本，又參照其他同等城市收費水平和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把發展職業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為面向全社會的教育，我覺得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非常必要。我建議政府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對初中畢業的孩子要實行免費職業教育，給這些孩子一個成長的空間，讓他們找到在社會上的位置。”宋文新代表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