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臨縣特色文化

臨縣特色文化——傘頭秧歌

第一部分

臨縣地方美

臨縣簡介

我的家鄉在臨縣，位于晉西北，西靠黃河,與陜西佳縣、吳堡隔河相望;北接興縣；東連方山、離石；南與柳林交界。總面積 2971平方公里，現轄10鎮28鄉，人口54．55萬，是呂梁地區人口最多的縣。

臨縣轄13個鎮、10個鄉，地形以黃土丘陵為主，由于長期受流水切割，地形破碎，河壑縱橫，水土流失嚴重。整個地勢呈東北向西南傾斜。一般海拔1000米以上，主要山峰有北部紫金山；東部柏榆廟山峰海拔1924米，為該縣最高峰。境內主要河流有湫水河，發源于興縣白龍山南麓，從東北部陽坡村入境，由南部磧口匯入黃河，流長90公里，沿河兩岸大小支流26條，均系山地河流，夏季水量暴漲；縣境西緣黃河自北而南經本境流程 102公里。該縣屬溫帶大陸性氣候，年均氣溫8.8℃，一月均溫--8.1℃，7月均溫22.6℃，年均降雨量521毫米，霜凍期為九月中旬至次年四月下旬，無霜期170天左右。臨縣歷史：

漢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置臨水縣（亦作陵水），屬西河郡。西河郡屬36縣，地跨秦晉兩省，黃河以東為15縣，臨水縣其一。縣境的南面為皋狼、藺、平周。

王莽時期，臨水縣曾改監水縣。東漢，復名臨水縣。東漢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西河郡36縣并為13縣，郡治（平定縣，即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境）南徙509里置于離石縣。

臨水縣并入離石縣，仍屬西河郡。漢末，西河郡并入太原郡。三國初，仍屬太原郡。魏黃初二年（221年）設置西河郡，仍屬西河郡，治所在茲氏（今汾陽縣）。

兩晉時縣境轄于離石，為匈奴占領。十六國時期，屬離石鎮。南北朝時期，北周時置烏突郡、烏突縣，故治在今縣城南30里府底村。臨南（三交鎮以南）置定胡郡、定胡縣，故治皆在今柳林縣孟門鎮。臨東（三交鎮以東）置窟胡郡、窟胡縣，故治在今方山縣南村。

隋開元年（581年），廢郡，改烏突為太和，窟胡為修化，定胡仍舊。大業三年（607年）改州為郡。三縣俱屬離石郡。

唐武德三年（620年）改太和縣為臨泉縣，屬石州，故治在今城北25公里故縣村。縣境南部仍為定胡。五代因之。

宋仍稱臨泉縣、定胡縣，隸石州，屬河東路。

元符二年（1099年）改屬晉寧軍，軍治在陜西縣下葭蘆巖。金天會元年（1123年），復名為臨水縣，廢晉寧軍，屬石州。金明昌六年（1195年），定胡縣改孟門縣，區域未變。金貞祐末年，賜臨泉為大定府。

蒙古中統二年（1261年）改臨水為臨泉，屬太原郡。故治仍在今城北故縣村。元至元三年（1337年）升為臨州，不領縣。

明洪武二年（1369年）州降為縣，屬太原府。臨縣之稱由此而定，至今未變。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改屬汾州府。

清因明制，縣屬汾州府，冀寧道。民國廢除府州，縣直屬省轄，仍置冀寧道。境內實行區所制，劃為東、南、西、北、中5個區。

民國29年（1940年）本縣解放，成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府，全縣劃為10個區；10月，為抗日戰爭所需，將臨縣分為臨縣、臨南兩個縣，臨縣設7個區，臨南設5個區。民國35年（1946年）1月，南北合并，仍稱臨縣，下設10個區，2個市（臨縣市、磧口市），民國36年（1947年）8月，改磧口市為第十一區，屬晉綏邊區所轄。1949年后，屬興縣專署管轄。1952年 興縣專署撤銷，劃歸榆次專署管轄（后改晉中專署）,全縣為11個區，1 個市。1953年3月，又增設2個區，共設13個區，144個鄉。1955年3月，將13個區劃為4個中心區，144個鄉未變。1956年4月，撤銷四個中心區，將原來的144個鄉合并為74個鄉、1個鎮。1958年3月，全縣75個鄉、鎮合并為61個鄉。1958年10月，撤銷61個鄉，設立15個人民公社。1959年3月增設為20個人民公社，4月又增設為26個人民公社。1961年7月，全縣有增設為40個人民公社。1965年4月，又增設為41個人民公社。

1971年呂梁地區組建行署，由晉中專署劃歸呂梁行署管轄。1971年5月，石站頭、韓家山、陽泉三個公社劃歸方山縣管轄，離石縣的坪頭、西側則兩公社劃歸本縣管轄。1972年8月，陽泉公社劃歸本縣。1972年3月，坪頭、西側則兩公社劃歸離石。1973年2月，將興縣的蔡家會、圪垯上兩公社劃歸臨縣管轄。1975年11月撤銷城鎮公社。1976年1月，蔡家會、圪垯上兩公社仍劃歸興縣管轄。至此全縣劃為38個人民公社。1984年4—7月，改鄉（鎮）村制。全縣設10個鎮，28個鄉。2002年撤鄉并鎮，全縣設13個鎮，10個鄉。2004年7月呂梁撤地設市，仍由呂梁市管轄至今。

臨縣社會

臨縣現有耕地 141.15萬畝，糧食作物有小麥、谷子、高粱、玉米、糜子、豆類、薯類、莜麥等。經濟作物有棗、油料、棉花等。臨縣礦產資源豐富，品種眾多，開發前景廣闊。該縣主要工業有發電、采煤、煉焦、冶鐵、化肥、水泥、釀造、紡織、印刷、陶瓷、造紙、食品加工等。

臨縣交通以公路運輸為主，境內磧口至興縣的干線公路縱貫全縣南北，城關至嵐縣的干線公路橫穿縣境東部。此外，還有鄉鎮級公路多條，連接著各鄉鎮及礦區。克虎黃河大橋的建成，對晉、陜兩省的物資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臨縣紅棗年產量居全省各縣之首，有“紅棗之鄉”的美稱，加工的 紅棗產品，遠銷全國各地，打進了國際市場。臨縣豆腐和優種驢也頗有名氣。坐落于臨縣磧口鎮臥虎山的黑龍廟，始建于清代乾隆年初，于光緒26年竣，廟宇面對滾滾黃河，整個建筑布局嚴謹合理，造型奇偉壯觀，是人們參觀游覽的好去處。

第二部分

傘頭秧歌火

傘頭秧歌是中國北方眾多社火秧歌中的一種。因以手執花傘者領頭舞蹈和演唱秧歌，故稱“傘頭秧歌”。其主要流行在黃河流域的晉西和陜北黃土高原，具體指山西省呂梁市的臨縣、離石、柳林、方山、中陽、石樓，和陜西省榆林市的吳堡、綏德、佳縣、榆林、米脂、子洲、青澗等十幾個縣、市，以及延安市，其中尤以臨縣最盛，因此又稱“臨縣傘頭秧歌”。

主要特征 原始性

傘頭秧歌是古代臘日帷祭活動、春社活動、以及漢代興盛起來的元宵節活動的復合，是原始宗教儀式在民間的遺存。

全民性

傘頭秧歌的最初功能是向神靈祈福和驅鬼逐邪，歌舞的目的是娛神祈豐年。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秧歌的娛神功能愈來愈淡化，借娛神以娛人的目的愈來愈明顯，漸漸演化成為一種全民性的歌舞活動。秧歌隊少則一二百人，多則四五百人，充分體現出傘頭秧歌的全民性。狂歡性

鬧秧歌是狂歡情緒的肝腸淋漓的宣泄，是人的自然本性的顯露和釋放，是對平常日子按部就班的規范性生活的臨時突破，是黃土高原上盛大的狂歡節日。

藝術性

傘頭秧歌是一種大型的民間歌舞活動，小則百八十人，多則數百人在傘頭的帶領指揮下，各自施展自己歌、舞、吹、奏才能且井然有序，是群眾性歌舞活動的藝術大展示。這種藝術性，一是指組織工作的藝術性，二是指表演的藝術性，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的集體藝術性。

表演形式

傘頭秧歌的表演主要是扭和唱兩個方面，特點是扭時不唱，唱時不扭，扭唱結合，交替進行。扭秧歌主要集中在“過街”、“掏場子”和“小會子”在場內的表演三個方面。

唱秧歌主要是傘頭的事。傘頭肩負著指揮全局，調動情緒，編派節目，評論演出以及秧歌隊與外界交往、答謝、祝賀等一系列職責，而這一切都得通過唱秧歌來進行。

秧歌隊伍

傘頭秧歌的內容豐富廣泛，形式活潑多樣，氣勢粗狂豪放，規模宏偉壯觀。一支秧歌隊（俗稱一班秧歌），除了樂隊和儀仗隊外，其余皆扮各種角色。大致順序為：①儀仗隊；②樂隊；③龍舞；④傘頭，即手執花傘的秧歌藝人，是秧歌隊的頭領；⑤架鼓子；⑥小會子，即民間小演唱；⑦雜會子，即傳統折子戲；⑧民間傳統舞蹈；⑨旱船，也叫“水船”；⑩獅子舞收尾，至少是一對獅子。

上述這些眾多的民間歌舞藝術串在一起，形成一支浩浩蕩蕩的文藝游行隊伍，猶如一條翻滾前進的彩色巨龍，又像奔騰不息的黃河之水，這恰好是我們華夏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也可以說傘頭秧歌是黃河文化的典型代表。

秧歌唱詞

傘頭秧歌的唱詞通稱為秧歌，是傘頭秧歌這一民間歌舞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不同于一般四句體的民歌，又與戲劇性質的秧歌唱詞有著本質的區別。是民間口頭文學中稀有的藝術品類，具有獨特的地方色彩，濃郁的泥土氣息和雅俗共賞的藝術魅力。其特點歸納如下：

即興編詞的演唱特點

即興編唱是傘頭秧歌最顯著的特點。幾乎所有的秧歌都是在某種特定的歷史背景、具體的時間、地點和環境氣氛中產生的，一首好的秧歌唱詞更是如此。歌手們或觸景以生情，或遇事而有感，或因人而議論，或互問互答，絕沒有毫無對象的無病呻吟之作。

靈活多變的格律結構

傘頭秧歌的唱詞一般為四句一首，可以獨立存在，一首秧歌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大致可分為七字句、十字句、九字句、十二字句四種格律結構。一首好的秧歌，不管采用哪種格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立意要深刻，結構要完整，布局要合理，結尾要巧妙。

通俗明快的語言藝術

傘頭秧歌所使用的語言，基本是以方言為基礎，其主要特點是通俗明快，自然流暢，雅俗共賞。傘頭秧歌語言是一種獨特的語言，它既不同于書面文學語言，又不是原始的口頭語言，而是經過加工、提煉、修飾之后的口頭文學語言。此外傘頭秧歌還調動了幾乎所有的修辭手法，來增加它的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

和諧獨特的地方音韻

至目前為止，傘頭秧歌基本上是按方言的發音吐字來演唱。傘頭秧歌的唱詞統一都押腳韻，即每句末尾一個字要求合轍押韻。四句同韻是傘頭秧歌最常見的押韻方式。有許多名家的秧歌還特別講究四句用同一聲調，即同聲同韻的特色。演唱起來音韻更為和諧，從而增強了秧歌的藝術感染力。

第三部分

秧歌的淵源與發展趨勢

秧歌，說文解釋：“秧，從禾，若秧穰也。”唐代高適曾有詩句：“溪水堪垂釣，江田耐插秧。”（見《高常侍》）。又據《帝鄉紀略》載：“泗州......插秧之時，遠鄉男女，擊鼓互歌，頗為混俗。”這一擊鼓互歌的習俗，唐宋時稱“三杖”，明清時稱“三棒鼓”。《留青日札》里解釋說：“吳越間婦女用三棒擊鼓，江壯鳳陽男子尤善，即唐三杖鼓也。”南宋鄭樵也曾作《插秧歌》：“漠漠兮水田，裊裊兮輕煙。布谷啼兮人比肩，縱橫兮陌阡。”這些大約是“秧歌”一詞的最旱文字記載吧。上述文字記載說明，在我國江南，古代勞動人民在插秧季節，有一種男女互相擊鼓對唱的習俗，這實際上是產生于插秧勞動中的田歌。因此秧歌也叫“田歌”、“田植歌”、“秧戲”、“作業歌”等等，故秧歌為插秧之歌。

陽歌，顧名思義，應為陽春之歌，完全不同于秧歌。陽者，溫也。陽氣始于亥，生于子，農歷十月為建亥月，故十月又稱陽月。俗語云：“冬至亦陽生，夏至亦陰生。”即冬至之后，日照時間一天天增長，陽氣一天天旺盛。而夏至之后情形恰恰相反。詩小雅“采薇”有“歲亦陽止”句。十月陽初，到春節期間已當陽春季節。民間在除舊迎新之時，陳酒食，祭諸神，載歌載舞，喜慶豐收。并祈求保佑來年風調雨順，四季平安。所唱之歌便稱為“陽歌”或“春歌”。即陽春季節演唱的歌。

秧歌和陽歌本是截然不同的兩大民間藝術體系，但解放以來，見諸報刊書籍的文字，統統稱作“秧歌”。匡扶同志在他的“秧歌小考”（見《民間文學論文選》199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文中作了這樣的結論：“秧歌是中國農民在從事集體的農作勞動中，為了統一動作，減輕疲勞，增加速率而集體創作出來的。又說：“秧歌流行的區域是極廣泛的，也可以說是全國范圍流行的。”匡扶同志的這一結論，如果是單指江南插秧季節的“田歌”，大約是無可非議的。如果把全國各地的眾多陽歌（也稱秧歌）一起囊括在內，顯然是不妥的，至少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動的秧歌（實為陽歌）不可一概而論。我國北方的許多秧歌，從演唱內容到表演形式、活動季節、演出習俗均與插秧勞動毫無干系。這些地方也極少有插秧勞動，又何以產生與插秧勞動密切相關的秧歌呢？因此產生并至今廣泛流傳在我國北方的眾多秧歌，實際應為“陽歌”。

郭丕漢（傘頭秧歌研究家）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查閱過一些縣志中有關秧歌章節的記載，發現有不少地方就把春節期間的社火活動稱作“陽歌”。如陜西《葭州志》（民國二十二年版）風俗篇載：“元宵張燈火，放花炮，具酒肉，歌聲四起......是夜鄉民扮雜劇，唱春詞，曰唱陽歌。”又據河曲縣志載：“是元前后三日......熱石碳于門首，謂之火龍，取其明也。插燈數百只，排列其陣圖，謂之燈游會也。鑼鼓喧鬧，歌舞于市，唱鳳陽歌也。”又據陜西《米脂縣志．風俗本》載：“春節鬧社火，俗名鬧秧歌。（又名陽歌，言時交陽春歌以樂）。”上述文獻中記載的“陽歌”、“春詞”恰與臨縣民間傳統的稱謂：“鬧陽歌”、“鬧春歌”作了互相映證。“陽”與“春”乃一脈相承，而“秧”與“春”便風馬牛不相及了。

又據白云觀老道士張明貴介紹：道教的祭祀活動中，舉行一種超度亡靈的儀式，目的是讓死者少受地獄之苦。其中所唱“繞靈”、“揚帆”、“十方禮游蓮”等曲統稱為“陰歌”。我國民間的傳統觀念是神為陽，鬼為陰。人間為陽間，地府為陰間。既然祭祀地府和娛鬼的歌為陰歌，那么祭神和娛人的歌就一定是陽歌了。綜上所說，至今流行于我國北方的眾多社火秧歌，（除極少數外）實為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動的“陽歌”，“傘頭秧歌”亦應為“傘頭陽歌”。那么長期以來何以將陽歌寫作秧歌呢？筆者認為有兩種可能，一是明清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南北交往日趨頻繁，南方的秧歌藝術也伴隨著商業活動傳入北方。如著名的晉中“祁太秧歌”就是清朝初年由商人從安徽傳帶來的“鳳陽花鼓”，后被當地民間藝術吸收、溶化，發展演變成為當地的一種民間社火活動。后來又搬上舞臺，形成現今的戲曲藝術，但習慣上仍叫“秧歌”。秧歌與陽歌這兩種不同藝術長期并存，互相融合，便有了混為一談的可能。二是陽與秧讀音相同，也很容易混淆。當然說北方秧歌應為陽歌，并非要重新正名，但作為學術研究卻是必須弄清楚的。否則可能因名不正而導致言不順，使人無法理解。

傘頭秧歌的社火祭祀意義

社為土地之神，社火是祭祀土神之火。祭社是我國十二臘祭的一種遺俗。古代社火之日，鄉民舉行迎神賽會，以鼓樂、儀杖、雜戲迎神出廟，周游街巷。王明清《揮塵前錄》卷四中載：“李定文亦奇，欲予賽神會。”高承《事物紀原》卷八賽神中介紹“賽社”（即社火）：“農事畢，陳酒食以祭田神，相與飲酒作樂。”宋代范成大《石湖集》二三卷“上元紀關中節物”中有詩句：“顛狂社舞呈”，并注云：“民間鼓樂謂之社火，不可悉記，大抵以滑稽取笑。

上述我國古代這種迎神賽會的社火活動，至今在傘頭秧歌中仍有明顯的痕跡。首先是當地民間一直把鬧秧歌也稱作“鬧社會”、“鬧社火”、“鬧紅火”、“鬧會子”等等。這里所說的“社”與“會”，顯然同我國古代的“賽社”與“賽會”祭祀活動密切相關。在活動時間上，傘頭秧歌都集中在春節期間，這正是一年農事完畢之后，人們一面歡慶豐收，并祈求來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此外在活動形式上也有許多相似之處。據《臨縣志》（清康熙五十七年版）風俗志載：“元宵，張燈結彩，獻戲，賽畢，各坊社醵金合脯，謂之破盤。”這里所說的“醵金合脯”，就是文藝演出結束之后，各社措錢大家一起吃喝一頓。這一習俗至今尚存，恰與古代的“相與飲酒作樂”吻合。又據《臨縣志》（民國六年版）藝文志中劉如蘭的一首“竹枝詞”：

秧歌隊隊演村農，花鼓斑衣一路行，東社穿來西社去，入門先唱喜重重。

末尾注云：“新春田家多扮秧歌相互為樂。”這首竹枝詞比較準確地記錄了傘頭秧歌在民國初年的表演形式、演唱內容、活動時間和演出習俗。“秧歌隊隊”，說明鬧秧歌的地方很多，“花鼓斑衣”指秧歌隊的裝扮，同時也道出了相互交流的活動形式和入門先唱祝福賀喜之詞的習俗。這正好和現今的傘頭秧歌以及山西眾多社火秧歌的活動形式相一致。其中“東社穿來西社去”又與我國古代迎神賽會時“周游街巷”的習俗相同。從活動內容上分析，祭神拜廟一直是傘頭秧歌的重要活動內容之一。本世紀四十年代以來，雖經多次破除迷信運動，但在民間這一習俗仍然流傳不止。秧歌出場的第一天，必須由社主或糾首領上秧歌隊，端著水酒、祭品到村外祭祀風神、雨神、田神、谷神、河神等等，并拜謁大大小小的廟宇。行祭時所有人員一起跪拜，社主焚香獻酒，傘頭跪唱祭祀秧歌。內容多為祈求神靈保佑五谷豐收，人口平安。郭丕漢先生在民間采訪時，曾收集到不少這類秧歌唱詞，現選錄幾首于下：

「拜風神」 風神爺爺顯一顯靈，行雨離不開你鋪云，你老家掩住半扇扇門，千萬不要叫起黃塵。「拜觀音廟」 鑼鼓打得將軍令，觀音老母在上聽，你老給咱多顯靈，保佑全村都安寧。

從以上兩首秧歌，我們可以看出它有著濃厚的祭祀遺俗。此外，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傘頭秧歌“祭瘟神”的習俗，它與我國古代儺舞又有極為相似之處。據《呂氏春秋．季冬》載有“命有司大儺”句，高誘注釋：“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后漢書．禮儀志》載：“先臘一日曰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百二十人為倀子，皆赤幘皂制，執火，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歡呼周遍，前后者三過，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水中。”這種驅邪逐疫的歌舞活動，開始只在宮庭里舉行，到春秋時已遍及鄉村。《論語．鄉黨》篇載：“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指孔子穿著朝服，站在臺階上觀看鄉村的儺舞。

到目前為止，一些偏遠山區，鬧秧歌必先祭瘟，然后是跑院禳瘟，秧歌結束時（一般都是日落之后），還要舉行送瘟儀式。即由社家事先制作一條小船，多為高粱桿扎成，并糊上色紙。講究的地方用木頭制成，船上設置燈和一紙人，象征瘟神，或者只寫個瘟神的牌位。由秧歌隊護送至河邊，人們焚香叩拜之后，傘頭唱一首送別秧歌，當即將紙船（或木船）放入水中漂走。送瘟之后秧歌活動便告結束。返回村時偃旗息鼓，大家誰也不再說話。此俗凡在黃河邊上的村莊，都將瘟神送入黃河。離黃河遠的山村，則用一只大紅公雞代替紙船發送瘟神，行至最高的山頂上將公雞朝溝里放飛。

傘頭秧歌這種“送瘟”遺俗，與古代儺舞的“逐疫”如此之相似，這不能說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系。到這里我們可以說，傘頭秧歌是一種十分古老的民間藝術，它起源于我國古代的祭祀活動。

傘頭秧歌的稱謂來源

傘頭秧歌之所以有此稱謂，全在于秧歌隊中有一舉足輕重的角色──傘頭。傘頭是一支秧歌隊的統領，其主要職責是指揮全局，選派節目，帶領秧歌隊排街、串院、掏場子，并代表秧歌隊即興編唱秧歌，向外界答謝致意。傘頭衣著整潔，（隨時代變遷而選定服裝，如民國初年多為長衫禮帽，現今卻是西裝革履）。傘頭須是風度翩翩，舉止文雅大方。其右手執花傘，左手搖響環。響環俗稱“虎襯”，是用響銅鑄造而成的環狀圓筒，直徑約十公分，朝外沿開縫，形似手鐲，內裝小園球，搖動時發出串鈴般響聲。響環的作用，一是作為導具使用，象征威武。二是搖響后作為唱秧歌或行動前的信號，以指揮鑼鼓樂隊。傘是普通的花傘，周圍綴有紅綾，表演時隨著音樂節奏向左旋轉，上下飄動，輕盈自如。據民間傳說，傘和響環又都是降妖捉怪的法器，果真如此，那便更接近古代儺舞了。只是目前尚末找到可靠依據。

傘在現今秧歌隊里的形狀，實際已是幾經變革的產物。民國年以前并不用花傘或雨傘，而用相當于古代的黃羅傘蓋。著名傘頭高萬清先生曾在四十年代唱有“紅羅傘挑落紫金盔”的秧歌詞句。足見使用花傘的年代并不久遠。黃羅傘是我國古代威嚴的象征，只有帝王出巡時才使用。所以秧歌隊里的花傘除了作為導具使用外，亦是一種威風莊嚴的象征。

傘在秧歌隊里的使用不獨傘頭秧歌，我國北方許多地方的秧歌亦有傘出現。山西介休縣踩街秧歌中的傘是用紅綢制成，頂端有一白錫圓錐，傘柄為一根兩米長的紅漆木棍，傘上刺繡著趙匡胤千里送京娘的圖案，綠色絲絳綴在紅傘周圍。這一形狀的傘又和傘頭秧歌中的紅羅傘十分相似。晉東南沁源縣的“挑高秧歌”里，也有兩個歌手，他們一人挑傘，一人搖響環，你唱我對，即興編詞，互相挑逗，越挑越高，故稱挑高秧歌。此種演唱形式也和傘頭秧歌極為相似。至于陜北黃河流域的大秧歌，則與傘頭秧歌更為接近。所有這些使用傘的秧歌，實屬同源而異流。

對于傘頭的來歷，民間有各種傳說。一說是姜子牙打著神傘，帶領各路神仙下凡拯救萬民的象征，一說是紫微星劉秀手擎黃羅傘到民間巡視的模仿。這些均不可靠，倒是在《山海經．海外西經》里有這樣一段記載：“夏后啟乘兩龍，云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意思是說后啟乘駕著兩條龍，在三層云簇擁下，左手打羽傘，右手握玉環，威風凜凜。他的這一形象，恰與傘頭秧歌的陣勢，即兩龍開路，彩旗簇擁下的傘頭形象十分相似。

據說這個啟還把天庭里的樂章《九辯》和《九歌》偷偷帶到人間傳授，并編成歌舞，吩咐歌童舞女手持牛尾巴在大運山北方大樂之野表演（見《中國神話傳說》）。啟是禹的兒子，后繼承禹作了夏的國君。禹在人民大眾中享有極高的威信，傘頭秧歌這一形式是否與啟的傳說有關，也未可知，但作為一種民間藝術，它不會拒絕任何事物的影響，包括神話、傳說、故事、戲曲等等。

傘頭秧歌的傳承情況

傘頭秧歌是臨縣最普遍的群眾性廣場舞蹈藝術，男女老幼均參與,耳濡目染,代代相傳，形成習俗，屬社會自然傳承,沒有特殊的師承關系，只有各個時期的代表人物。清末民國至1949年間臨縣傘頭秧歌代表性人物有渠朱喜、高萬青、高有貴等；1949年至1980年間臨縣傘頭秧歌代表性人物有王易風、許凡、李銘瑤、杜云峰、王茂林、渠英、劉鳳山、陳兆珍、樊如林等；1980年至今臨縣傘頭秧歌代表性人物有郭丕漢、李光福、孫善文、武振瑞、康云祥、薛金明、賀升亮、張有貴、高文顯、武興國、薛青愛、王俊奮、高峰、薛管旺、高林鋒、趙江、王繼平、高艷明、劉宇兵、李澤峰、段保平、樊春明、張保勤、劉鳳成等。

傘頭秧歌的發展現狀和保護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的巨大變化、文化消費的多樣性，臨縣傘頭秧歌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和影響。

1、舞蹈方面，受現代舞蹈的沖擊，傳統的舞蹈動作如“拉花的”（女角）、“架鼓的”（男角）、“扇風的”（丑角），如今很少能看到。

2、音樂方面，傳統傘頭秧歌曲牌如“過街板”、“柳青娘”等，如今己很使用。

3、演出形式方面，由原來的“祭神”、“跑院”演變為拜機關、拜領導，裝飾、表情等也都呈女性化變化趨勢。

4、老藝人的相繼去世使許多具有豐厚藝術價值的舞蹈動作、曲牌失傳，傘頭秧歌后繼無人。

所幸，多年來，在臨縣縣委、縣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些有識之士對臨縣傘頭秧歌研究、挖掘、整理及保護，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臨縣傘頭秧歌的代表性傳承人郭丕漢先后編著了《臨縣傘頭秧歌》和《傘頭秧歌精選》，杜云峰編寫了《傘頭秧歌史話》，這幾部作品為傘頭秧歌的發掘與研究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文字資料；1994年，臨縣成立了“臨縣傘頭秧歌協會”，堅持每年舉辦一屆全縣青少年歌手大獎賽，致力于推陳出新，為傘頭秧歌的保護發展鋪路。目前，《傘頭秧歌》已經收入《中華民族民間舞蹈集成·山西卷》、《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山西卷》、《中華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山西卷》。2008年，“臨縣傘頭秧歌”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

傘頭秧歌的發展前景

傘頭秧歌作為黃河流域的一枝文明奇葩，有著深厚的文化發展底蘊和歷史發源積淀，面對中國十二五規劃文化產業大繁榮大綻放的良好機遇，臨縣傘頭秧歌會有更好更長遠的發展前景。

第二篇：臨江門社區文化工作計劃

臨江門社區年文化工作計劃

文化工作是社區建設的主要內容，是社區精神文明建設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結合社區文化工作實際情況，以強化社區居民文明素質為重點，全面提高社區文化建設，為三個文明建設做出新的貢獻，健全組織落實各項工作制度，健全社區文化各組織網絡和關心下一代文化志愿者隊伍，以創新副實的精神做好各項工作，社區完善各項老年活動制度，做到居委會是社區老人的第二家庭，使他們感到溫馨。繼續開展評選新風戶、文明院樓、五好家庭綠色家庭活動，特別是做好特色家庭健康家庭的推薦工作，制定評選規劃，對新建成的小區居民住宅進行調查摸底，向他們宣傳怎樣做一個合格的文明市民。我們相信在新的一年中，在東街街道、上級部門幫助下在廣大社區居民的支持下，我們的工作一定能搞得更好。

具體計劃如下：

（一）、組織豐富的社區文化活動。

組織居民參加各類文化健身活動，加強文體骨干的挖掘和培訓工作。利用“五·一”節、“七·一”黨建、國慶60周年、元旦等節日舉行文藝晚會、廣場文化活動，用貼近大眾生活，居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活動，豐富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增進社區居民群眾共同參與社區文化建設的意識，全民共創文化先進社區。全年舉辦一到兩次規模大一點群眾性文體活動。

（二）、社區活動室定期開放，圖書閱覽室藏書達到一定數量，結合社區廣大居民的實際需要，增添適合的活動項目。假期組織青少年開展有益的社會實踐活動。鼓勵居民熱情參與，以此來活躍社區文化，陶冶居民情操，從而提高居民的文化素養。利用社區內各種專欄、板報宣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倡導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加強對社區成員的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形成健康向上、文明和諧的社區文化氛圍。市民文明學校計劃今月開課一次，全年4次，有授課老師，有市民簽到，對市民培訓做到年有計劃，半年有小結，年終有總結。目的在于提高市民生活質量、自覺學習、遵紀守法。

臨江門社區居委會

第三篇：臨淄大順文化藝術館

大順文化藝術館坐落于太公湖北岸，齊文化博物院東側，足球博物館西側，由天津華匯建筑設計公司周愷主創設計，鋼筋混泥土框架結構，地上4層，建筑面積2萬平米，投資1.2億元。分別由陶瓷、銅器、古錢幣、床、牌匾、屏風文化和學術交流等14個展廳23個展區組成。

一樓大廳影壁后依次是福祿壽三星石刻像、明代石雕雙耳大方鼎和明代石刻釋迦摩尼佛立像、側臥像，屬于穿壁龍紋畫像。右側是石刻展區，前邊由河北依曼集團呂麗萍女士捐獻的“九龍筑城”，往后正中是明代青石雕釋迦摩尼佛座像，佛祖手施禪定印在菩提樹下禪思入定，修習成道的姿勢，周圍是十八羅漢，面容各異，栩栩如生。廳西壁和北壁是齊國歷史上名人石刻像。石刻展區后面是明、清陶瓷精品展區。

陶器以粘土為胎，經過手捏、輪制等工藝成型后，再經過800

—1000度高溫焙燒而成的器物。具有微孔、吸水性，有灰陶、黑陶、白陶、紅陶和彩陶。商代就出現了釉陶和初具硬瓷性質的硬釉陶。陶器是人類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出來的嶄新的東西，陶器產生距今11700多年的歷史。展出了戰國時期的直徑85cm的大陶甕、商周時期高70cm的白陶鬲，在明清展區還有明代口徑78cm的哥釉纏枝大碗、口徑98cm的青花龍鳳紋葵口大盤、清代口徑53cm的青花人物大缸等等，該展區主要收集自漢代至明清時期為主的陶瓷近1000件等，銅器文化展廳主要收集自春秋戰國至明清時期的青銅器100余件。

公元前21世紀中國進入青銅時代，在商周奴隸制社會，是貴族代表身份的禮器。商代禮器重酒體制，并日臻完善，周代初禮器沿襲商制，逐漸向重食體制轉變，到春秋戰國時期將重食體制推向高峰。銅器文化展廳主要展出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物和漢代銅鏡為主，還有漢代鼎、漢代銅燈、漢代銅爐等珍貴文物。戰國“獸耳出戟方壺”、漢代的高110cm，寬80cm的青銅大方鼎、宋代“青銅大方鼎”、漢代“青銅

”、清代的“青銅輦”、“青銅扁鐘”等等。

中國的古錢幣萌芽于夏、起源于商，發展于東周，統一于秦，經歷了4000多年的漫長歷史。古錢幣展廳展出了“中國歷代錢幣系列”、歷代的銅幣、圓錢、錢母、次布、一刀平、花錢、大小銅錢、在銅板、元寶、銀元和清代的銀票，還有民國的紙幣。還有戰國時的刀幣、漢代的布幣

和橋幣、秦代的各類型的半兩錢、元遼清時代的方也錢等。還陳列了各種精美銀器分為貨幣、容器和飾品，數量之多、保存完好、造型別致、紋飾精美，代表了我國銀器工藝發展的輝煌歷程。另外，還有一個展臺展出了出土的原封不動一罐罐罐裝裝銅錢――錢山。

床文化展廳展出了清代黑檀福壽十二柱龍床等明代、清代、民國時期100余件，牌匾文化展區明清時期200余件，屏風文化展區展出了清代長3.47米、高2.39米黑檀嵌玉云龍大屏風等收集明清風格屏風100余件。

玳瑁是一種生活在熱帶海底的爬行動物，因壽命長達1500多年且背上有13塊狀如盾形、分3行做覆互狀排列的鱗片，所以又叫十三鱗。在東方人眼中，自古以來就是吉祥長壽、辟邪納福的祥物。此次展出的200多件玳瑁標本，花紋清晰美麗、色澤柔和明亮，寶所華盛。數量多、保存完好在博物館中實屬罕見。

在四樓展區還有明代的銅觀音銅像、清代不同造型的鐘表，象牙及制品、犀牛角及制品、造型各異的鐘表等。

大順文化藝術博物館成為藏品豐富、極具特色的一流文化博物館。

第四篇：部門特色文化

部門文化建設――求知、篤行

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為全體員工所認同并遵守的企業價值觀念、經營作風、企業精神、道德規范的總和。從大的方面來說，企業文化實質又是企業的一種軟環境。我認為，對研發技術人員，應主要構建一種自主與協作并存的企業文化，提高員工的活力和和企業的凝聚力，使得企業既能尊重個性，又能團結協作，努力培育和創造出一種強烈的、長期服務意愿的合作型企業文化，為研發技術人員創造個人成長與發展和發揮工作自主性的舞臺。

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背景下，“知識是核心的生產要素”，知識已經取代物質資本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企業之間的競爭，知識的創造、利用與增值，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都要靠知識的載體——知識型的員工來實現。作為知識承載者、所有者的知識型員工，是企業發展的真正永不枯竭的源泉。

而我們求知的知，不僅僅局限于書本上的知識，也要針對市場，針對客戶的要求。產品研發，不要在“理論研究、基礎研究”方面花費太多時間、精力和資源。我們要做的是產品設計工作，屬于“應用性研究、功能性研究”。重點是“應用和功能”，特別是“功能產品”，重在“功能”，重在“解決客戶問題”，而不在“理論和機理”研究，不在于科技含量。所以，我們的興趣、時間、精力和資源，都要放在“產品功能、檢測方法、生產工藝、應用工藝”上，這也是產品研發工作的主要內容。產品功能是指“解決客戶問題的能力”，檢測方法是指“判斷產品好壞的性能指標和檢測手段”，生產工藝是指“產品的實際制造和生產的操作工藝”，應用工藝是指“客戶使用產品的具體操作工藝”。這些工作，是產品研發的主要具體工作內容。

研發技術人員是典型知識型員工，篤行是研發技術人員的獨特個性特征，主要表現在：較強的自主性。由于研發技術人員具有某種非凡技能，他們往往更傾向于一個自主的工作環境，更強調工作中的自我引導，不愿俯首聽命，任人駕馭，只是想把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展現出來，需要的是在工作中得到滿足，而不僅是掙錢。需要挑戰性和壓力，而不是聽命和舒適。需要了解組織的目標并為之奮斗，而不是盲目地工作。需要不斷地學習和培訓，而不是依靠熟練和原有的經驗。也表現于：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研發技術人員更在意自身價值的實現，他們的心目中有明確的奮斗目標。他們工作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工資酬，而是有著發揮自己的專長、成就事業的追求，并期望自身價值得到社會的認可。研發技術人員的知識就是生產工具，這種生產工具是可以隨身攜帶的巨大的資本資產。希望知道明天是怎么樣，而不是今天怎么做。

第五篇：航天文化特色

航天文化特色：走向自信的飛翔（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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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7日06:45 來源：文匯報

主持人的話

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學，也能嶄露頭角，是因為有一種別致的特色。

人們也許還記得，2011年隨“天宮一號”升空的“搭載瀕臨滅絕植物種子的探究方案”，就出自上海市閔行第三中學。

2011年劉輝老師指導的“搭載瀕臨滅絕植物種子的探究方案”和“熊貓基因搭載方案設計”，在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中國宇航學會和中國科協青少年科技中心聯合舉辦的探夢“天宮”全國青少年科學實驗搭載方案征集活動中分別被評為全國一等獎。“搭載瀕臨滅絕植物種子的探究方案”最終被選為全國唯一的搭載方案隨“天宮一號”升空。至今已有50多家媒體進行了跟蹤報道，轟動了全國，為閔行區和上海市的中學生贏得了榮譽。

該校航天教育捷報頻傳，2012年在“我與航天”全國載人航天征文活動中，學生獲得了2個一等獎、9個二等獎、19個三等獎的優異成績，學校獲得了全國優秀組織獎。2012、2013年的第十四、十五屆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中，指導的學生獲得2個全國一等獎、4個全國二等獎和5個三等獎的好成績。在剛剛結束的2013年上海市“育太空種子，做有責任的人”活動中，劉輝指導的學生又拿回了4個獎項，這已是閔行三中在該項活動中連續四年獲獎高居榜首。

學生在開展航天科技(000901,股吧)活動中，展翅高飛。“天宮”一號搭載方案的成功入選，是閔行三中航天科技通過課程建設成就師生的一個縮影，顯示了學校堅持面向全體學生全面發展的信念。

上海市閔行第三中學的航天科技活動的成效證明，普通中學的學生同樣可以有非凡的創造力，而創造力首要來源于學生的自信心，而有效培養學生自信心的平臺就是給學生平等參與機會和展示才華的研究型課程。

一所普通完中、一群并不出眾的普通學生，竟能“夢圓天宮”，這既是老師有效指導的結果，更是學校通過研究型課程，在提升學生自信心，激發創造力的方面的成功案例。學校“借助課程建設、挖掘學生潛力”的辦學探索，也許能給大家一些有益的啟迪。

課程起步 將“航天文化特色”夯實

學校的航天文化特色，建立在課程的基點上。2006年9月，隨著“二期課改”的全面推進，學校以研究型課程為突破口，組建了研究型課程教研組，成立了學校的研究型課程管理網絡，制定了《研究型課程實施方案》，并建立和完善了相關的管理制度。學校仔細分析閔行區的定位和學校區位特點，結合學校資源和生源情況，很快找到了航天科技與研究型課程的契合點，從此把航天科技作為研究型課程的重要資源和載體，明確提出把“航天科技”作為高二學生研究型課程的研究對象。學校每年組織新入學的高一新生參觀“上海市航天科技展示館”、“上海市航宇科普中心”、“上海市航天設備總廠”等。正是有了研究型課程為航天科技活動搭建的這個收放自如的平臺，使學校航天科技活動有了一個比較理想的活動平臺和活動空間，由過去分散的“游擊戰”向今天規范系統的“陣地戰”轉變。幾名學生設計的《“天宮一號”搭載方案》，完全是借助研究型課程這個平臺，參賽前的動員、搭載方案的選題都是在研究型課程的課堂上，通過師生多次互動、交流、研究、分享完成的。

“航天文化”大課程建設助力。從2009年開始，航天科普教育在學校研究型課程上取得成功之后，閔三人并沒有停下腳步，他們以“航天科技”項目為抓手，以提升學校辦學品位為目標，從突出“辦學特色”入手，大力營造校園航天文化，建立航天文化特色課程體系，航天文化特色教育在校園內卓有成效地發展和推進，在打破“千人一書、千校一面”的應試教育模式方面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突出成績，學校逐步形成了航天文化特色課程體系：

一是基礎型課程整合滲透。根據學校特色建設總體目標，確立分年級的課程育人目標，充分利用基礎型課程中的相關學科資源，開發一批有閔三特色的基礎學科微課，形成規范化、系統化、主題化的航天特色文化教育課程體系；通過編寫學科航天微讀本進行課堂滲透、學科拓展和專題教育等途徑和方式，有效達成航天科技文化教育目標。

二是拓展型課程發揮優勢。對學校現有的拓展型課程體系進行梳理和整合，依托閔行區獨特的航天科技資源，在原有拓展型課程的時空內，開發具有“航天文化教育”特色的拓展型課程，編寫相關的拓展型課程校本教材，有效實施，放大航天科技優勢。

三是研究型課程培育航天精神。在航天文化特色課程體系建設中，研究型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更加注重引導學生進一步深度地親歷和體驗航天精神的精髓，讓學生在研究中深刻體會“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的載人航天精神，并把這種精神遷移到學習生活中，凝聚成不怕困難、敢于創新、精益求精、團結互助、樂于奉獻的三中精神。

四是大課程開發形成課程群。在強化三類課程體系在特色建設中作用的同時，注重從大課程角度開發航天文化教育特色課程，形成學校完整的大課程群。

輻射拓展 將“航天文化特色”深化

劉輝老師及其他領導的科技團隊，以研究型課程和科普活動中的驕人成績，使學校相繼被評為“全國特色教育先進學校”、“閔行區科技特色學校”、“上海市航天科普教育特色學校”，劉輝獲得了教育部“全國特色教育優秀教師”榮譽稱號。學校在區里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學校近兩年航天科普特色越發濃郁，在劉輝工作室的引領和媒體的持續關注下，促使閔三人開始思考著使學校的航天科技特色再上新臺階。在市、高校和航天部門專家的關注、幫助、指導和參與下，閔三又迎來了創建“上海市航天文化教育特色學校”的機遇，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閔行三中一定能在航天特色發展方面走出一條對區內乃至全市都有一定示范作用的特色發展之路，影響力和知名度進一步擴大到全市及至全國。

激發成功 將“航天文化特色”惠生

學校老師通過航天類課程的指導實踐，在培養學生自信心、指導學生自主探究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他們常掛在口頭上，經常對學生講的一句話就是“行不行，試了才知道！”在老師鼓勵下，許多同學紛紛報名參與。在《“天宮一號”搭載方案》設計過程中，劉輝老師和他的學生們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得非常認真。由于校舍有限，沒有專門的航天科技場所，師生們就借實驗室、甚至干脆圍坐在花池邊討論問題；學校里電腦上網條件有限，大家就分工回家下載資料；功課壓力大、可支配時間少，就利用寒假設計方案，師生通過電話、郵件交流；大家對最終參賽方案的可行性反復推證、幾易其稿。

學校在航天科普實踐中取得這樣大的成績，雖然有幸運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學校豐富的課程和教學閱歷給了教師自信、給了學生自信，是師生厚積薄發的長期積累的結果。

蘇燁同學獲獎后，使許多原來觀望的同學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不甘落后，奮發學習，主動發展，快樂成長，使校風學風不斷優化。

劉輝老師擔任班主任的當年高一（4）班，則通過短短的一學期，繼上學期全校“閔三校園紅歌大賽”中獲得第一名后，學生的自信心得到極大提升，學生無論是校園常規還是學業成績方面，都從原來的年級末位躍升入年級前列。

校長顓孫長宗說：“學校會通過完善課程資源的進一步整合利用，推進三類課程的完善，致力于航天文化特色建設，為學生提供自我展示、自主管理、自勵發展的平臺，培養自信心和動手動腦能力，培養出一大批才藝精湛、個性鮮明、特長突出的學生，讓每個學生都能從學校教育中找到自己成功的喜悅，這才是學校可持續發展的不竭源泉。”

小學是打基礎的起步階段，什么是對小學生具有奠基意義的“基礎”，明天刊出的上海市七寶外國語小學的獨到做法，會給你帶來不一般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