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扇面書畫藝術的歷史演變

中國扇面書畫藝術的歷史演變

楊祥民

(南京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江蘇 南京210097)內容提要：在中國古代，扇面書畫藝術漸漸獨立后，在宋朝時獲得了巨大發展，然而在其后的元朝時低落下來。明清時期的扇面書畫藝術重新煥發生機，直到近現代仍然具有深遠的影響。關鍵詞：扇面書畫；演變

扇子從實用工具發展成為藝術品器，是一個逐漸演進的過程，這中間有一個工藝之扇的承接。工藝之扇兼有實用性與藝術性的雙重品格，其藝術性還沒有完全獨立，主要是作為一種裝飾藝術的形式存在。當扇子發展到藝術之扇的時候，已經不再具有實用的因素，扇的審美性便是其全部內容，扇也完全從一種實用符號轉變成為一種審美符號了。

一、扇面書畫藝術的獨立與發展

扇面藝術主要是指金石書畫，更遠一些也涉及到詩詞文學等，這些都是以扇面為載體和形式進行表現的，兩者結成密切的關系。首先從書畫入扇說起。中國文人有處處留墨的雅好，扇子一經文人和畫家之手便與書畫結下了不解之緣。扇與書畫結緣具體始于何時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對這一歷史總體看來，它具有從“書畫之于扇面”發展到“扇面之于書畫”的一個逐漸演變過程。“書畫之于扇面”是以扇面為中心，書畫為扇面服務，被動地適應扇面的形制法規。可以說此時扇子是主體，書畫藝術是作為裝飾藝術為其所用的。“扇面之于書畫”則以書畫為中心，扇面為書畫服務，書畫主動運用扇面的形式來發揮自我的藝術魅力。也不妨說此時書畫是主體，扇面是作為展示舞臺為其所用的。早期有關扇面藝術的可查史料中多是“書畫之于扇面”的例子，最早的記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是三國時楊修為曹操畫扇，誤點為蠅。

《太平御覽》中所引《俗說》記載：“顧虎頭為人畫扇，作嵇、阮，面不點睛，曰：‘點眼睛便欲語。’” 《晉書》中記有王羲之“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王羲之及其子王獻之書扇很多，宋虞龢《論書表》中稱當時整理他們的墨寶中有“書扇二秩二卷”。《歷代名畫記》記王獻之“桓溫嘗請畫扇，誤落筆，因就成鳥駁 牛，極妙絕。又書《駁 牛賦》于扇上，此扇義熙中猶在”，可謂當前可知的第一個書畫合璧的扇面。另有記載南朝遽道愍、章繼伯“并善寺壁，兼長畫扇”。蕭賁“嘗畫團扇，上為山川。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辯千尋之峻。” 雖然歷代都有名人繪扇留跡的記錄，但是根據出土的實物扇和壁畫繪畫中的扇，我們可以發現在宋代以前，它們大都是純工藝性、日用性的裝飾扇，有的還很古板、單調，扇面缺乏藝術性。

進入宋代后扇面書畫藝術出現了繁榮景象，也正式開啟了“扇面之于書畫”的歷史格局。其時畫家于扇面之上作畫，已是主動借用扇面的藝術形樣，為作品增添了自然、活潑、清新的氣息，以至于扇面作為一種小品性的繪畫形制完全從扇子物中脫離出來。《宋人畫冊》中百幅小品，僅紈扇面就有六十多幅，而且題材豐富，刻畫細膩，千姿百態，意趣盎然。團扇畫以及稍后興起的折扇畫，與長軸大卷相比只是移大作小，視角變化。如同通過顯微鏡看世界，它能夠指引觀者的目光，集中觀者的精力，近觀精察，細心品味微觀藝術世界里的奇妙景象。與大幅山水的山高水遠相比，小巧的扇面山水中一草一木、一水一石更能表現出天地自然的內心世界，傳達出更加細微恰切的情感。扇面尤其是折扇扇面的形制十分特殊，使得其中的書畫創作也非同尋常。折扇的扇面呈現半圓形，因此在它的構圖章法和視覺平衡的處理上就顯出一定的難度。加之扇面展開時又凸凹不平，難以下筆，要在這尺幅半圓之內，寫出穿插錯落、疏密有致的情趣，并非一件易事。如果扇面書畫的構圖章法處理得當，不僅能使行氣構圖別具風采，一些簡率不經意的筆觸在點畫之間也能產生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折扇上作畫，構圖章法上有其獨到的處理方法。由于折扇扇面呈弧形射線之狀，在古代扇面，很多是書而不畫，因為文人皆能書但未必能畫。到宋代文人畫家興起后，書畫共扇的情況開始多起來，并且發展到詩、書、畫、印同扇子融為一體，古人于方寸之間殫精竭慮、苦心經營，終于造就了賞心悅目的扇面藝術，書畫扇面成為中國書畫藝術寶庫中耀眼的“別體之作”。

中國的扇面書畫藝術獨立以后，歷經宋、元、明、清數個朝代，其發展進程并非一帆風順。扇面書畫藝術在宋朝時獲得了巨大發展，然而在其后的元朝，既沒有繼承前代團扇藝術的繁榮，也沒有開啟后代折扇藝術的發展。在兩宋、明清兩大藝術高峰之間，它處于一個寂然安然的低谷，整體呈現出類似“U”字形的發展軌跡。

二、兩宋扇面書畫藝術高峰

兩宋時期，扇面書畫風氣大盛，形成了扇面藝術的第一個高峰。此時的扇面主要是紈扇扇面，產生了大量繪制在紈扇上的作品并流傳保存至今。民國期間白文貴先生對扇子頗有研究，他考察當時故宮所藏古人珍品記道，“團扇小景中，獨以宋代名賢為伙，且均為精到合作，……凡有款者，多為宋賢；其無款者，多為宋畫院作品……可見書畫紈扇，獨盛于宋，尤以崇寧以后為最。” 今天我們從《宋人畫冊》中也可以看到，在百幅小品中僅扇面就占了六十多幅，而且題材豐富，刻畫細膩，千姿百態，意趣盎然。宋朝統治者重視書畫，不但建立了皇家畫院，徽宗皇帝還躬親丹青，帶頭創作扇面，他的《枇杷山鳥圖》扇面流傳至今，顯示出極高的才藝水平。“上有所好，下必從焉”，《書繼》中記載：“鄭和間，徽宗每有畫扇，則六宮諸邸竟皆臨仿一樣，或至數百本。” 一時天下畫家名手紛紛研習筆墨，經營畫扇，形成了蔚為壯觀的藝術景象。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大家之作，北宋如徐熙《豆花蜻蜓圖》，黃居寀《晚荷郭索圖》，徐崇矩《紅廖水禽圖》，劉寀《群魚戲藻圖》等，南宋如馬世榮《王云樓閣圖》，夏珪《煙岫林居圖》和《遙岑煙靄圖》等，未署名不知名的畫家更是數不勝數。宋詩人陸游對此感慨道：“吳中近事君知否，團扇家家畫放翁”。

三、元代扇面書畫藝術低谷

進入元代以后團扇書畫逐漸衰微，直到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緒年間，在團扇上書畫的風氣才又重新時興起來。元代的扇面書畫藝術呈現出一片寂然蕭索的景象，“元時折扇，則有《煙云寶笈藏扇》可考。盛子昭畫,《秋江漁艇》為棕竹十六方端。又觀梅高士，為烏木十五股圓端。王若水畫《桃花山鳥》為棕竹二十股方端。” 代表當時繪畫成就的趙孟俯、“元四家”，都少有書畫扇面的記載及作品。前人也早意識到這個問題，“至宋以后，元代則團扇書法，其勢已殺，此亦物極必反、盛極必衰之理。” 在故宮博物院中收藏的元代團扇扇面僅有夏永《岳陽樓圖》，趙元《樹石圖》等極少數不太知名的畫作，而且明顯是受到前代宋朝慣性勢力影響的結果。雖然在中國畫史上元朝是一個抒情寫意的藝術高峰期，但其扇面書畫藝術處在一個發展的低谷。

對于這種現象，發現者很多，但深入考究其內部緣由者卻很少，下面我們就來對此做出一些分析。元朝是由北方蒙古族建立的一個政權，1279年覆滅了漢族統治下的南宋政權后統一南北，建成了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統一國家，直到1368年被農民起義推翻。這是秦漢以來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權，由于民族間的復雜關系，致使這個時期內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當時的繪畫創作，也是造成元朝扇面書畫藝術低落的社會環境。

原因之一：元代社會的政治環境

首先社會朝代的更替給藝術創作帶來許多變化。元是對宋戰爭的勝利者，批判、否定前宋的風習制度是元統治者允許認可的，否則宣揚、贊美就可能招惹麻煩。所以對于備受宋朝皇帝欣賞和推崇的團扇扇面書畫，隨著宋朝的結束而走向衰落，很少有人在這一領域繼續堅持。

其次元代取消了畫院制度，沒有培養出大批技藝精湛、專事畫作的院畫家。看前代宋朝畫院我們就能發現，大量的扇面之作主要是出于院畫家之手，或服務宮室或賞賜群臣。在團扇扇面上的繪畫較為精致小巧，其構圖造型設色都十分講究，并非是社會上文人所能隨意揮寫的。況且，精巧的扇面多為女子使用之物，文人們并不傾心于此，所以元代文人畫大興，但團扇扇面畫不興。

第三，元朝的統治者是來自北方的騎馬民族，傳統里沒有使用扇子的生活習慣，對于扇子中所蘊含的文化意味所知甚少。相比宋朝，元朝統治者文化修養也不是很高，關注藝術的熱情遠不如對宗教的重視，卻也使得元朝的宗教藝術比較繁榮。

另外我們還注意到，在傳統的團扇受到冷落的同時，源于日本的折扇（時稱倭扇）在元代也沒有興起的土壤。元朝建國后多次用兵征討日本，但收效甚微。至1299年以后完全中斷往來，海天阻隔不通商貿，倭扇亦難飄洋過海抵達大都。明代《張東海集》記：“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當世譏笑之”，認為是“仆隸所執，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貴者之目”。上層宮廷官紳對折扇的態度使它受到整個社會的冷遇，折扇扇面藝術在元也就無從談起了。

原因之二：元代社會的經濟環境相比于宋代，扇面書畫在元代缺少生存的經濟環境。宋代設立的皇家畫院不僅是為畫家提供了進行繪事創作研究的場所，更重要的是為畫家提供了經濟支持，政府為他們發放俸祿甚至授予官職，而且書畫團扇也主要是服務于宮廷，滿足統治者的需要。

宋亡元立，畫院不復存在，畫家轉而尋求其它經濟來源。一部分畫家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技藝為生，如錢塘人陳鑒如原本南宋院畫家，入元后靠為人畫肖像畫而名聲遠揚。市場上較大的長軸橫幅也受到人們的歡迎，但對于小幅的冊頁扇面似乎沒有細細把玩的雅興，這一類作品在元朝數量也就少了。另一部分畫家并不以畫為生，而是通過其它方式為作畫提供經濟條件。如趙孟俯、王蒙在元做官，黃公望、吳鎮為人算命，倪云林做過生意等，善畫而不求售，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這部分畫家僅僅是為了抒情寫意，也不愿在圓形的小扇面上著力。而且元朝開始，在紙上繪畫興起，水墨效果得到更好的發揮，絹質的團扇不僅價高，也不適應水墨興盛的元代繪畫。

原因之三：元代社會思想文化的影響

在蒙古族統治的元代，漢族士人“辱于夷狄之變”，反抗無力，升遷無望，處在苦悶、悲涼、委屈、閑逸的精神狀態里，并形成一種社會性的大退避，如元曲里說的，“體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奪了呵漢朝，篡了篡漢邦，倒于俺閑人每留下醉鄉。” 他們對扇子和扇面書畫的熱情遠遠不比前代，甚至懷有某種偏見，元曲大家曾瑞寫[船涉調?哨遍]《秋扇》 就對此有所反映：

“最難甘遞互相抬貼，賣弄他風流云醞藉。只能驅一握掌中風，幾曾將煩暑除絕。偏宜皓齒歌金縷，不為生靈奏玉牒……”

不僅認為扇子華而不實，賣弄風流，“幾曾將煩暑除絕”，而且只是一種玩賞享樂之物，于世事生靈毫無益處。

“寫天涯咫尺間，畫云山千萬疊。縱浮花裝飾皆虛設，見胚胎破綻難藏，有點污唵替強打迭。無光攝，匹頭上面闊，半路里腰折。”

在這里更表現出對扇面書畫不以為然，“皆虛設”而已，對扇面這種藝術形制也感到不舒服，“匹頭上面闊，半路里腰折”，已經帶有嘲笑的味道了。

更嚴重的是，元人把扇子同作為統治者的官吏聯系起來，“自謂奇絕，要和時輩爭優劣。得架大人權，比蒲葵白羽特別。”制作考究和藝術美化了的扇子是權貴們使用的，被視為媚上欺下，“猶隨酷吏臨軒閣，不播仁風到窟穴。”這就大大破壞了扇子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降低了扇子的藝術品格，因此，它也很難得到時人的垂青和贊美了。

元代繪畫在畫史上的高峰地位是由趙孟俯開創的，他的繪畫和藝術思想對整個元代影響都十分重大。趙孟俯托古改制，強調注重繪畫傳統，力拚宋代院體風格，他明確地提出：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艷，便自以為能手，殊不知古意即虧，百病叢生，豈可觀也。”

他所說“古意”是指北宋以前的畫法，“今人”是指學習宋院體畫法的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用筆纖細”、“傅色濃艷”的畫法在宋代扇面冊頁小品畫中十分常見，元初仍持續這種畫風。為了改變這種陳陳相因的狀況，就必須從已經形成一股勢力的環境中另辟蹊徑進行變革。趙孟俯以復古為號召提倡“古意”，“刻意學唐人”，從而和近世流行的風氣拉開距離。在他的大力倡導下，元畫跨過宋代直追盛唐五代乃至六朝。宋畫特別是南宋院體風格在元受到壓制，也使得興盛于宋的扇面在元輝煌不再。

四、明清扇面書畫藝術復興

在整個明代也幾乎看不到團扇書畫,但是，折扇的異軍突起帶來了折扇書畫藝術的繁榮，完全彌補了團扇扇面藝術在這段歷史上發展的不足，也鑄就了扇面書畫藝術的另一個高峰！

明代時期折扇受到人們的歡迎而廣泛流行，“至明則折扇大興，紈扇幾無人問。” 史料記載永樂年間朝鮮進貢折扇，受到明成祖的賞識，于是命內廷工匠仿制，來供用后宮和賞賜群臣，漸漸“自內傳出，遂遍天下。”與此相應折扇上書畫也在明朝興起了。清高士奇《天祿識余》云：“揮灑翰墨始于成化間。”現在所能看到最早的折扇扇面是收藏于上海博物館的《汀樹釣船圖》，作者謝縉就生活于明代永樂、宣德年間。到了明朝中后期，扇面書畫蔚然成風，被稱為“吳門四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無不創作出大量扇面書畫精品并流傳至今。如文征明的書畫扇面，在清代就出有《文征明書畫扇冊》，關榮光題中說，“到明代四家，唐、沈、文、仇始為書畫，蔚為吳下人書畫扇面之風氣。”

后來者如“松江畫派”、“清六家”、“四僧”、“揚州八怪”、“金陵八家”等都在扇面藝術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自明朝至清末這一時期折扇以其獨特的造型——一條圓弧和經過這條弧兩個端點的圓半徑而定成為扇形，成為獨具一格的書畫藝術形式，吸引了無數丹青妙手，也使團扇扇面藝術一時受到了冷落。“觀故宮所藏折扇，無論成扇或扇面帖，為數極多，明賢如沈唐文仇，其精品幾不勝數，而紈扇絕少，馴致竟無一件，而清代亦然。” 到晚清時候團扇有所復興，也產生了一批團扇繪畫作品。

近代以來，任伯年，齊白石，張大千，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葉淺予等，都有精巧扇畫。任伯年擅長畫扇，其數量之豐冠極一時。齊白石喜在泥金紙扇上作畫，所畫白茶花妍麗動人，螞蟻蜜蜂也是精細無比。徐悲鴻以畫奔馬名世，而他的扇面花卉也是俊逸超群。張大千曾多次與其兄張子善在天津、北平、成都舉行扇畫展……可以說，以扇面的藝術形式而存在的中國畫，早成為中國美術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篇：中國政治協商制度的歷史演變

中國政治協商制度的歷史演變

階段一：新中國成立前期

第一時間段：抗日戰陣結束后，成立“聯合政府”；1946年1月10日至31日，??（舊政協）。五項決議：??

第二時間段：人民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轉戰略進攻，1948年4月底，中共??口號??“五一”??。

1948年8月，??河北省平山集合1949年3月毛??已經成熟

1949年6月15日至20日???9月17日??改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三時間段：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第一屆??參加會議代表??（多寫一點）

第一屆人民政協會會議閉幕第二天??

階段二：新中國成立后

第一時間段：1949年9月到1954年9月??（該部分概括寫）?? 1949年9月??政協委員會??第一屆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共召開4次分別是??

第二時間段：1954年10月到1966年5月。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1954年12月第二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制定了《章程》

1959年4月

1964年12月

第三個時間段：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

??被迫停止??文革時期（簡寫）

階段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

1977年12月，第四屆??

1978年12月，在京召開??

1982年第五屆??1983年6月，第六屆??

1988年3月，第七次

1989年12月30日??《意見》

1993年3月第八屆

1993年3月27日李瑞環在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是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

1994年1月，修改章程《??

1994年3月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把參政議政列入政協的主要職能,是政協工作的經驗總結,是本次會議的重要成果”,認為:“參政議政與政治協商、民主監督是一致的。

1995年1月13日,政協全國委員會黨組提出《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

1998年3月3日第九屆??

2003年3月5日至1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主要議程是： 聽取報告，選舉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委員；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和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委員的人選；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選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決定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的人選等。

2005年2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關于進一步加強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

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對參政議政職能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強調它是“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重要形式”、“切實做好工作的有效方式”,“人民政協的參政議政是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進行協商討論,通過調研報告、提案、建議案或其他形式,向黨和國家機關提出意見和建議”、2009年9月20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

6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開展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是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各級黨委要按照黨的十七大做出的戰略部署,切實支持人民政協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履行職能,積極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

２００８年３月３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于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聽取和審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和關于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常務委員；列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聽取并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及其他有關報告。

第三篇：中國政法委的歷史與演變

中國政法委的歷史與演變

作者：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 周永坤

【編者的話】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引發中國各界關于政法系統改革的關注。本文為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周永坤先生對中國政法委體系歷史沿革的研究，原發于《炎黃春秋》2012年第9期，如今讀來更有現實意義。經作者本人授權，FT中文網全文刊發，以饗讀者。

黨委政法委員會是公檢法三家的“黨內領導機構”，它已經存在了半個多世紀，應當將它放到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大背景下重新檢視，下面的檢視圍繞歷史作用、黨的領導的原則、法治原則、法治國家建設四個方面進行。

政法委的沿革

1.政法委的歷史淵源：法律智庫機構

黨委政法委員會制度的文化傳統源于設立于1946年的“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1946年6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在“邊區憲法研究會”的基礎上成立“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這是一個“智庫”性質的機構。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建立“中央法律委員會”，“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自然撤銷。這個“中央法律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為未來的新政權起草法律，屬于秘書班子一類的機構。1949年新政權成立，這個“立法參謀”性質的中央法律委員會隨之撤銷。代之而起的是設在集權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內的政府的政法委員會，它不同于黨委的政法委員會。1954年憲法生效后，政權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它由集權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制變成了憲政分權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政務院變成了國務院，法院、檢察院不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分支，而是獨立的司法部門。這一憲政分權的制度與此前的公檢法集權的政法委員會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員會制度一度消失。

2.秘書性質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

現行的黨委政法委員會制度直接發端于1956年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了第一次法律委員會會議，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該次會議規定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的任務是中共中央交辦的工作，主要是關于法律工作方針政策和各部門的分工等問題，并不主管有關部門的具體案件。當時公檢法各部門都設立黨組，各有關機構的黨組直接向中央負責，向中央請示報告工作，并不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報告工作。可見當時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只是一個秘書性質的機構，而且只設在中央一級，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與法治國家并不存在矛盾。《共同綱領》體制下集權的政府政法委員會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的轉變，表明了一種法治的傾向，起碼在地方上，法院、檢察院是獨立的司法機關。

3.“政法小組”的突進與文革中的毀滅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關于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決定成立政法小組，通知說，“黨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布置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這個通知其實是逐字逐句照抄了時任中國共產黨主席的毛澤東的相關批語。從此，中國開始形成了至今難以改變的黨政不分的、人治的一元化體制。特別嚴重的是，從1958年開始，縣以上各級黨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組，政法小組不僅“協調”公檢法的關系，而且逐漸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黨委審批的習慣。這個體制不僅在立法上，特別是在司法上強化了人治體制，形成了從上到下的黨委第一把手專權的制度，黨的領導成為書記的領導，而不是黨的方針政策的領導。這使1954憲法確立的憲政體系懸置，也使八大確立的黨“必須嚴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針失去了制度依托。從此一步步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條件。

這個政法小組的作用在于迎合當時黨的領導人的人治偏好，毀壞了正在起步的中國法治建設。例如，1958年，中央政法小組在《關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問題向主席、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訴訟法根據我國實際情況看，已經沒有必要制定了。”這個報告直接導致全國立法工作陷于停頓。特別嚴重的是，它在大躍進的時代氛圍中引發了“公安大躍進”，這導致全局性的社會大災難。[7]中央政法小組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于中央政法機關精簡機構和改變管理體制”的報告，結果形成了完全違背憲法（1954）體制的“公檢法三家合一，公安為頭”的極端人治體制。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對“報告”的批復中決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合署辦公，并由公安部統一領導，法院檢察院都成了公安的下屬單位。警察領導法院，這在任何正常體制下都是難以想象的。這兩個措施無疑與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存在因果關系。1966年開始的文革期間，黨委被踢開，政法機關被砸，中央政法小組自身也難免其禍。中央政法小組在名存實亡了數年后，自1972年3月中央政法小組組長謝富治病故后，它就連形式都不存在了。這是黨政不分、極端人治的制度本身發展的邏輯結果。

4.文革后智庫性質政法機構的重建

文革結束后，為適應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197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中央政法小組，協助中央處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四個部門的一些政策方針問題。特別應當注意的是，中央文件規定新成立的政法小組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工作中帶有方針、政策性的重要問題”，它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的關系由“領導”變成“協助”，可見中共中央已經決定擺脫文革前政法小組一元化的老路，這個新的政法小組是上述政治機構的“智庫”或助手，這是對1956年體制的回歸，而不是對1958年那個導致黨政不分的體制的回歸。這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我黨放棄文革及其以前的極端人治的階級斗爭體制的意向，體現了一種朦朧的法治追求。

一年后，這個思想更加堅決地體現在“64號文件”中。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發布了《關于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即64號文件），文件結束了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消除了中國走向法治的最大制度障礙。64號文件指出：“加強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切實保證法律的實施，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的作用，切實保證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黨委和司法機關各有專責，不能互相代替，不應互相混淆。為此，中央決定取消各級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方針、政策的領導。各級黨委要堅決改變過去那種以黨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規定辦事，包攬司法行政事務的習慣和作法。”

198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員會的通知》，決定設立中央政法委員會。《通知》規定的中央政法委員會的五項職能中，主要是法律中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預具體的司法工作。其作用在于領導新時期繁重的立法工作。不過在此同時，各地也建立了政法委員會，政法委員會的領導班子、機構普遍建立。雖然中共中央并沒有明確黨委政法委員會是黨委的職能部門、領導政法工作，但是它實際上“已經在發揮黨委職能部門的作用，已經在宏觀上統一組織領導政法各部門的工作。”這一向文革前的黨政不分體制的“自然”回歸引起了全黨的重視。

1987年，中國共產黨十三大召開，十三大將實現黨政分開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目標與突破口，報告指出，“長期形成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不解決，黨的領導無法真正加強，其他改革措施也難以順利實施。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作為貫徹十三大報告的重要一步，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的通知》，這個通知要求撤銷中央政法委員會，成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政法小組的職能較政法委員會大大削弱，它一般不開政法工作會議，不發文件，體現了依法辦事、黨政分開的精神。這是中國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不過，大多數省級以下黨委政法委員會并沒有來得及撤銷。

5.90年代起維穩需求與政法委的違規擴權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199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政法委員會，不過當時中央還是堅持了黨政分開的原則。中央要求，“政法委員會恢復以后，仍然要貫徹黨政職能分開的原則”，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在談及恢復政法委員會時特別強調“宏觀指導”，堅持黨政分開，反對干預個案。他說，“對一件件案子總會有不同看法，處理上也未必件件都絕對準確。黨委如果直接過問一些案件的具體處理，法院就不好下決心了。”他還說，“不論哪一級政法委都要管得虛一點，著重抓宏觀指導和協調，當好黨委的參謀和助手，其辦事機構主要做調查研究工作，不要過于具體地干預部門的業務，以保證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充分發揮政法各部門的職能作用。”從中央文件所列舉的政法委員會五項任務來看，也是“宏觀指導”性質的。

隨后，政法委員會又兩次擴權。1994年，政法委員會的職權擴大到7項。1995年又擴大至十項。與此同時，各級政法委員會的編制也不斷擴展，權力不斷強化。與此相應，實踐中政法委員會、尤其是基層政法委員會干預司法的情況日趨嚴重。由于政法委員會的活動缺乏法律和程序依據，它的活動主要由書記說了算，因此，它的第一把手由誰擔任就特別值得注意。在實踐中，政法委員會書記通常由兩種人擔任。一是公安局長。在這一體制下，實際上使法院、檢察院成為公安的下屬機構，是向1961年規定的公檢法“三家合一”制度的回歸，司法公正受到嚴重威脅。二是政府的副職，這使法院、檢察院成為政府的下屬機構。由于缺乏法律與程序規制，政法委員會制度的實際效果也很糟糕的，只是由于擔心“否定黨的領導”的指責，大家諱言而已。事實上，幾乎所有的重大冤案后面，都有政法委的影子。在全國引起惡劣影響的佘祥林案、趙作海案是其典型。[17]隨著政法委員會的不斷擴權，特別是當它掌握了“綜合治理”的權力的時候，它事實上成為政府以上的政府，法院以上的法院。這個體制加上黨的集體領導難以實現的體制性缺陷，各地在維穩的旗號下埋下了社會穩定的隱患。

政法委是在弱化黨的領導

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是黨對國家領導的一個方面，它是更為廣泛的黨政關系的一部分。在黨政關系上，中國歷來在兩種思路中徘徊：一是一元化，二是黨政分開。雖然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黨政分開的要求，但在戰爭環境下這一目標難以實現。建國以后，黨政不分的體制事實上延續下來，并得到發展。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求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于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這是形成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體制的開端，不過這一體制受到1956年八大精神的扼制。1958年起逐漸形成了從上到下的“黨做決定，政府執行”政權行為模式，黨的各口和職能部門既管各口的干部也管業務，黨組織可以用行政化手段直接部署政府工作。到上個世紀60年代初，黨委“大權獨攬，小權包辦，事事點頭，樣樣都管”，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文革中，這一體制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正是黨政不分體制合乎邏輯的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共產黨一再提出解決這一問題，但是由于復雜的歷史與現實原因，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在政法領域它始終沒有退出。而這一切是在加強黨的領導的旗號下進行的。因此，要解決黨政不分的問題，必須研究什么是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過了《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決定指出，“黨委包辦政權系統工作、黨政不分現象……都必須糾正……黨對政權系統的領導，應該是原則的、政策的、大政方針的領導，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辦。”當時的中央領導反復強調，黨的領導不是“黨委高于一切”，也不是“以黨治國”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早在建國前，鄧小平同志就指出：“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干涉，不是黨權高于一切，這是與?以黨治國?完全相反的政策。”

建國以后，這個問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黨內的有識之士提出來，但是始終未能解決。在建國之初，彭真同志就說：“黨、政府、群眾組織要分開。過去實行?一攬子?、?一元化?，現在不行了”1951年董必武同志強調：“黨領導著國家政權但這決不是說黨直接管理國家事務，決不是說可以把黨和國家政權看做一個東西。”“黨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不應把黨的機關的職能和國家機關的職能混同起來。黨不能因為領導政權機關就包辦代替政權機關的工作……”1953年，周恩來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內黨的最高領導機構的負責人，主張政府工作必須堅持黨政分開。他在政務院黨組干事會成立時就強調：黨組工作不要在形式上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還是經行政機構去辦。

針對黨委包攬司法工作的具體事務，司法機關不能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錯誤傾向，1961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向劉少奇匯報。劉少奇說：“檢察院、法院要獨立辦事，黨委不要干涉具體事務，黨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檢法向上面寫報告要直接報，不要經黨委批準，經過黨委批準是錯誤的。要有對立面，唱對臺戲，三機關互相制約也是對立面，也是唱對臺戲。什么事情一個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況嘛。這幾年犯的?左?的錯誤是在黨委的絕對領導下犯的，這是一條重要的經驗。”但是這些黨的領導人的努力并沒有能改變強勁的黨政一元化趨向，最后形成了黨政不分的所謂“一元化”體制，誰要是堅持黨政分開，誰就有“反對黨的領導”的罪名。改革開放以后，法律工作中的黨政不分體制受到普遍的質疑。鄧小平同志率先將黨的領導與黨政分開統一起來，而不是對立起來，他多次提出改善黨的領導，要實現黨政分開，黨法分開。他說，“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黨的領導是不能動搖的，但黨要善于領導，黨政需要分開。”前述中共中央64號文件（1979年9月9日）就是確立黨領導政法的新體制——黨政分開體制——的努力的重要一步，它從法治的高度將“黨政分開”作為黨領導政法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文件指出，“加強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切實保證法律的實施，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的作用，切實保證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黨委和司法機關各有專責，不能互相代替，不應互相混淆……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方針、政策的領導。各級黨委要堅決改變過去那種以黨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規定辦事，包攬司法行政事務的習慣和作法。”

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鄧小平同志再次強調指出：“糾正不正之風、打擊犯罪活動中屬于法律范圍的問題，要用法制來解決，由黨直接管不合適……黨干預太多，不利于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制觀念。”十多天后（7月10日），《中共中央關于全黨須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通知》發布，通知規定，“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保證司法機關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特別是黨政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堅決支持司法機關堅持原則，秉公執法。”

明確提出要解決“長期形成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的是黨的十三大報告。十三大報告（1987年）指出，不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的問題，“黨的領導無法真正加強，其他改革措施也難以順利實施。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干部。黨對國家事務實行政治領導的主要方式是：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志，通過黨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模范作用帶動廣大人民群眾，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黨和國家政權機關的性質不同，職能不同，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應當改革黨的領導制度，劃清黨組織和國家政權的職能，理順黨組織與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司法機關、群眾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其他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做到各司其職，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十三大報告特別規定：“今后，各級黨委不再設立不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常委。”請注意，這里其實明確指出了撤銷政法委員會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黨委政法委員會體制都不是加強、而是弱化了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

第一，政法委員會違背了黨領導的基本原則：政治領導。政治領導是黨的領導的原則，但是政法委員會的存在違背了這個原則，這個體制使黨成為實際的“行動者”，無法行使“領導職責”。

第二，政法委員會體制有違黨的集體領導原則。黨的領導是黨的集體領導，這個集體就是黨委，是黨代會。政法委員會在黨委、黨代會外形成一個權力中心，這必然會集體領導，尤其是當政法委的權力極度擴充以后。如果政法工作要有一個“政法委員會”，經濟工作就要有一個“經濟委員會”，文化工作就要有一個“文化委員會”……以此類推，各行各業都要有一個主管的“××委員會”，黨委、黨代會豈不架空？正是這個原因，設在黨內的種種“委員會”先后消失，政法委員會是僅存的一個黨委外的“權力中心”。

第三，政法委員會使黨的領導“不能”。所謂黨的領導（在政法問題上）是黨領導人民形成意志——法律，而后領導人民落實實施法律，依法辦事。完成這一領導過程離不開一定的制度依托，這就是憲法、組織法規定的、黨領導人民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特別是公檢法三家分工制約的制度。政法委員會制度、特別是地方的政法委員會制度恰恰是建立在否定這一制度安排之上的，它使黨的領導因失去制度依托而成為“不能”，是一種“自毀長城”的制度。

政法委與法治國家的實踐相悖 黨的領導并不必然具有正當性，應當遵守一定的原則，在法治國家，這就是法治原則。這一原則的正當性有兩方面的規范依據：一是黨章依據，二是憲法依據。十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部分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黨必須適應形勢的發展和情況的變化，完善領導體制，改進領導方式，增強執政能力。”憲法中的規定則見之于憲法序言和憲法第五條。

但是政法委員會制度明顯違反這一原則，它與法治原則的沖突表現在： 第一，政法委員會的設置與公檢法三家分工負責的憲法框架相沖突。僅僅從形式上看，這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有一個臺前的公檢法，又有一個幕后的政法委員會，而這兩個制度的行為規范與工作目標其實不一致，兩者的沖突不可避免。

第二，實踐中政法委員會擴權現象嚴重，使憲法規定的權力分配體制受到極大侵蝕。政法委員會的擴權沖動源于單一維穩思維下的政績沖動，近年來一直處于高位的信訪與群體性事件刺激并強化了政法委的擴權。

這個擴權表現在三個方面：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近年來，各地政法委員會制定種種規范，這些規范常常與現行法律相沖突，造成法律的紊亂。例如，2003年，北京市委政法委出臺了《關于處理輕傷害案件的會議紀要》，規定對于因民間糾紛引起的輕傷害案件，如果嫌疑人有認罪、悔罪表現，積極賠償損失，被害人要求不追究其刑事責任，可以對其作出撤案、不起訴或免予刑事處分的處理。2003年，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員會作出《關于政法機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良好環境的決定》，內中有多項違背國家法律。在實踐中，許多不為當事人與律師知曉的政法委員會以各種名目制定的規則，事實上成為直接適用的法律，它的效率甚至在法律之上，它可以直接作為改變合法判決的依據。

近年來，一些地方政法委員會掌握了信訪權與綜合治理權，在“綜合治理”的口號下，有的政法委員會不僅控制了公安、法院、檢察院，甚至包括了國安、武裝警察系統，能隨時調動中國外交、教育、司法、政府、軍隊、衛生等資源，成為政權以外的一個權力中心。例如，河南義馬市的信訪體制“改革”，撤銷信訪局，成立群工局（部），后又掛回信訪局牌子，兩部門合署辦公。這個群工部（信訪局）權力有：直接交辦督辦權、重大決策評估權、社會建設指導權、考核獎懲建議權等等。在地方上，通過涉訴信訪的管轄權，政法委員會已經成為事實上的“超級法院”。更為嚴重的是，有的地方政法委員會干脆設立憲法規定的體制以外的“法院”，而這個“法院”聽命于政法委員會，且很少受法律程序約束。這一切，使政法委員會成為不僅集公檢法于一身，而且集立法、行政與司法權于一身的超級機構。

第三，政法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導向與公檢法不一致。政法委員會的工作方式是協調，協調案件大致的程序是：“公檢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證據不足或認識上（可逮與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過調查案件，召開協調會，提出初步意見，并形成會議紀要下發各部門……這種結果往往不是基于對事實的認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權威的運作……”

這種工作方式與公檢法三家分工制約的憲法模式明顯不一致：政法委員會的工作方式是集權的方式，而憲法規定的體制運作方式是公安偵查、檢察院起訴、法院裁判。就導向來看，政法委員會制度也與憲法規定的制度不一致的。政法委員會“整個案件協調的過程是以政治化為導向，按照政治制度邏輯運作而不是司法制度邏輯運作的模式進行的”，而所謂“政治導向”在極大多數情況下是“政府導向”，甚至是“政績導向”，而憲法體制下的公檢法三家運行的導向是權利導向的，規則導向的，這兩者的沖突是不言而喻的。這就是目前我國暴力強拆、暴力截訪、刑訊逼供、超期羈押等違法行為屢禁不止的制度原因。

第四，干預司法成為政法委員會工作的常態。我國的憲法、組織法、訴訟程序法規定了法院、檢察院獨立行使職權的種種規則，但是政法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卻是合三家為一家，雖然也說政法委員會尊重公檢法獨立行使職權，但是在政法委員會掌握財權、人事權的情況下，通過政法委制度的統合，政法委員會書記成為法院和檢察院事實上的政治上級。在此制度環境下，雖然在理論上政法委員會的結論對公檢法機關只是“建議”，并沒有強制約束力，但事實上很少有人敢于否定政法委的結論。這就使政法委員會干預司法成為常態。第五，政法委員會使許多審判淪為作秀。法官不是真正的裁判者是中國司法長久存在的根本性問題，盡管在不同的時代其嚴重性程度不同，但它始終存在。文革前長期實行的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是“審判秀”的典型，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關于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64號文件）從形式上結束了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使審判成為“真實”的，而非“作秀”，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步。

但是隨著政法委員會權力的崛起，政法委員會的協調事實上成為實質性的“審判”，在重大案件上，通過政法委員會的“協調”使審判再次成為作秀。一個還在偵查階段、或者在起訴階段的案子，或者在審判中產生分歧的案子，進入政法委員會“協調”程序后，政法委員會就成為實質性的審判者，而法院只是貫徹政法委員會的指令而已，這使法官淪為尷尬的“作秀者”。“審判秀”對法官良心，法官責任，對司法權威、對法治的影響是根子上的，這也是這幾年發展起來的“法官與律師辯論”、律師被逐出法庭的制度根由。

存廢將是法治國家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攻堅戰

1999年，法治入憲，這意味著法治國家成為中國的目標，法治成為舉國遵守的最高原則，制度設計當圍繞這一目標進行并接受它的檢視。由于政法委員會制度存在明顯的不合邏輯現象，與憲法確立的法治原則明顯沖突，在實踐中存在嚴重的干預司法的傾向，因此，取消政法委員會制度的主張其實無論在法學界還是在法律實務界均為主流。

早在法治入憲的第二年（2000年），著名刑事訴訟法教授崔敏就從司法權配置的角度對政法委員會的設置提出了批評，認為他與司法獨立的要求相抵觸。2008年，崔教授進一步指出：“沒有必要在各級司法機關之上再設個?婆婆?去發號施令。”2001有學者將撤銷地方政法委作為提高司法權威的必要條件之一，2003年有學者通過對政法委員會個案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由于政法委員會在人事上實際采取行政首長負責制，因此，第一把手往往會越過政法委員會制度設計的界限，從而導致干預司法的產生。”事隔八年，這位學者再次指出：“越來越多的地方由公安首長擔任地方黨委常委或政法委書記，這有可能使得案件的公正性難以保證。法院和檢察院更有可能只是配合公安機關而很難發揮制約功能。” 2010年，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法學學部召集人陳光中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表示，應當取消地方政法委對案件的拍板權。因為這種權力不僅違反了基本的訴訟原則及直接言詞原則，屬于“判而不審”，而且一旦發生錯案，也難以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著名社會學家于建嶸則明確表示：“中國應該廢除政法委制度。中國最需要重樹司法的權威……趙作海案已經表明，政法委制度已經嚴重干擾了司法，必須盡快廢黜。”

在歷史上，黨政不分現象同樣存在于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等領域，其他領域的問題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都比較容易地解決了，政法委員會是文革式一元化體制的唯一遺存。因此，從不同工作領域的橫向比較來看，政法領域的黨政不分體制已經嚴重落后于其他領域，造成中國改革開放的“跛足現象”，拖了改革開放的后腿。因此，對政法委員會的改革當確立為一步政治體改革的首要目標。作為過渡，可以考慮先撤銷地方政法委員會，保留中央的政法委員會，其職權借鑒當年的政法小組的規定，當為黨內的政法智庫。（注：因篇幅體例限制，本文省略了學術文獻注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第四篇：中國書畫藝術之鄉—太和

中國書畫藝術之鄉—太和

北京有個太和殿，安徽有個太和縣。1995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命名安徽省太和縣為“中國書畫藝術之鄉”。這是太和文化藝術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標志著經久不衰的太和書畫熱現象得到世人的關注和承認。太和書畫發展的歷程、特點、趨勢以及和太和經濟的關系，對太和社會發展的作用等，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總結的。

太和書畫大眾化、多元化、普及化、網絡化，形成濃郁的地方特色文化，成為太和一大地方人文景觀，其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太和書畫發展的主要特點

1、書畫組織健全，形成了縣城、集鎮、鄉村三級書畫網絡。

太和縣城有縣書畫院、縣書法協會、縣美術家協會、縣書畫研究會、仁濟書畫院、民族書畫社、司豐畫院、老年書協、青年書協等，縣轄31個鄉鎮，鄉鄉鎮鎮都成立了書畫協會，東湖畫院、經鋤書院較有名氣。國辦的、集體辦的、私人辦的，合資辦的等等，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各類書畫協會、研討機構并存，參與人數與日俱增，參與面擴大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2、書畫活動豐富多樣，書畫展覽異彩紛呈。各級、各類書畫組織常年開展不同內容、不同形式、不同類型、不同地域、不同規模、不同品位、不同檔次的豐富多彩的書畫展覽，百花齊放、欣欣向榮。跨縣、跨市、跨省的書畫聯展、書畫講座頻繁舉行。太和與廈門、連云港、許昌、沈邱、鹿邑、寧國、壽縣、常州、高唐、蕭縣、浦江等閩、蘇、豫、皖、魯、浙數省的縣、市辦聯展，12年來舉辦大、中型的展覽70多次，應邀來太和展覽書畫的城市達50多個，最多的一年舉辦15次展覽。影響較大、較為著名的主要是：1994年6月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成功舉辦《安徽省太和縣書畫藝術展》，這是太和書畫藝術登上全國最高藝術殿堂、走出家門、走向全國的重要標志。首都16家國家級的新聞媒體盛贊此次書畫展反映了太和人民的新追求。十多年來，我們舉辦了“珍惜土地奔小康千名農民書畫展”、“金陵五家書畫展”、“安徽四家書畫展”、“農民書畫精品展”、“太和書法精英作品展”、“第八屆書法展”、“迎港歸書畫表演賽”、“當代百家扇面精品展”等，不但集體辦，還有個人辦。象趙鳳池、陳子卿、楊彥斌、司豐、苗太林、王金泉、白鶴等個人書畫作品展。2005年12月，為慶祝太和被命名書畫之鄉十周年，縣政府與省文聯共同舉辦了“大型書畫展”及系列慶祝活動，2007年5月，為慶祝書畫之鄉12周年舉辦了“蕭縣、高唐、固始、浦江、太和書畫聯展”。10月，舉辦了《名城墨韻----福建長汀、江蘇楚洲、安徽太和三地書畫聯展》。展覽的檔次越來越高、品位越來越新、規模越來越大、類型越來越豐富、影響越來越深遠。

3、書畫交流頻繁，書畫聯誼強盛。

太和書畫與外地書畫相互交流，走出去、請進來、相互切磋、提高技藝。太和與江蘇常州開展書畫聯誼活動，《中國書畫報》報社“世紀之春”有獎征稿頒獎儀式在太和舉行。中央美術學院“山水精神高研班”來太和進行書畫交流，著名書畫家羅丹、柳倩、劉炳森、佟韋、李鐸、李百忍、劉大為、婁師白、劉藝、黃養輝、申萬勝、張海、李寶林、龍瑞、苗重安、王濤、劉夜烽、郭公達、朱松發、鮑加、陶天月等都親臨太和講學并留下墨寶。太和至今已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260多名書畫家。

4、書畫藏品豐盛，書畫收藏之風漸成。

通過各種渠道傳入縣內的當代著名書畫家的作品不計其數。僅縣城內收藏當代名人名家作品百幅以上者至少有500家以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當代中國著名書畫家的作品，在太和都能看到。收藏愛好者自發成立了“太和收藏家協會”，不定期的舉辦“太和民間收藏精品展”，出版《太和收藏》報刊相互交流信息，并經常參與國家、省、市舉辦的展覽。

5、書畫普及，學書作畫者眾。

隨著太和經濟的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農民傳統的生活方式被改變，人們富而思文、富而興文，價值觀念、審美情趣也悄然變化，昔日被譽為陽春白雪的書畫藝術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為今天太和普通群眾的愛好和追求。廣大人民群眾不再滿足于求字索畫當旁觀者，染指丹青，涉足書畫成為一大嗜好。從城市到鄉村，無論是高樓華屋的大雅之堂，還是竹籬茅舍的陋室；無論是文人雅士的居所還是普通民眾的家庭，幾乎都懸掛中堂、條幅等字畫。成千上萬的干部、工人、農民、學生參與到書畫隊伍之中，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應。目前全縣已形成有全國書協、美協會員16人，省書協、美協會員52人，縣書協、美協會員300多人，鄉鎮書畫協會2700多人的一支龐大的、生機勃勃的書畫隊伍。原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稱贊太和書畫是“大眾書畫、盛世奇觀”。

二、太和書畫與太和經濟的相互作用

以書畫帶文化，以文化促經濟，以經濟促發展。書畫繁榮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再反作用于經濟，起到助推作用。地處皖西北邊陲的太和縣，面積1826平方公里，人口160多萬。太和歷史悠久，考古發現有公元前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灰角寺文化遺址，出土有商周青銅器及漢、晉等歷朝歷代的器物。太和人文薈萃，東漢司徒張酺、南昌侯呂范、明代尚書王質、清兩廣總督徐廣縉、大畫家喬無心、民國畫家米建凱等大批名人志士。太和民風淳樸，崇尚文化，熱愛書畫。近年來，太和經濟與社會發展突飛猛進，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太和是全國最大的醫藥經銷集散地和重要的醫藥加工制造基地，尼龍繩網、木裝飾條、中藥材、薄荷油、紅芋三粉等眾多專業市場輻射全國，影響海外。太和私人小汽車和手機擁有量均在全省縣級名列榜首。

1、太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太和書畫發展的基石。

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文化積淀、淳樸的民風、繁榮的經濟，鑄就了太和書畫魂。隨著太和經濟的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農民改變了“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生活方式。人們富而思文、富而興文，價值觀念、審美情趣也悄然變化。昔日被與譽為陽春白雪的書畫藝術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為今天太和普通群眾的愛好和追求。太和醫藥、桔梗、毛發、木裝飾條、尼龍繩，篩網、薄荷油等拉動了太和經濟的迅速提升，統計數字顯示：2007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13.9%，人均收入增加，提高了生活質量，改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

2、太和書畫帶動文化產業的發展。

太和書畫活動頻繁，使書畫裝裱業迅速崛起。大大小小的裝裱店遍布城鄉。各種畫廊也應運而生。較為有名氣的如玄研齋書畫裝裱店、瑞昌書畫裝裱、孔氏書畫裝裱、滑國棟書畫裝裱、永保閣、大千畫廊等，椐不完全統計，太和書畫裝裱店{鋪}達70多家。與書畫相關的文具店鋪林立，較大的如翰墨園、恒昌文具店、文體大世界、文化館美術服務部等。書畫發展帶來筆、墨、紙、硯銷售的商機，刺激了文化消費的增長。書畫作為禮品在商貿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凸現，又帶動了禮品盒的加工制作，包裝、裝潢越來越精美。書畫培訓活動此起彼伏，丹青園、少兒培訓中心、畫院美術培訓班以及個人的書畫工作室等，活躍了書畫市場。古玩市場悄然興起。由于愛好字畫的人越來越多，審美情趣提高，波及到古玩。萬壺齋、泉響閣、玉器奇石店等生意興隆。

3、太和書畫發展催生了書畫經紀活動。

太和書畫事業的繁榮發展使書畫經紀活動悄然興起。椿櫻書畫社、民族書畫社、太和畫廊、太和書畫藝術交流中心以及個人從事的各種書畫經紀活動頻繁。賈廷峰率先成立了“太和藝術品有限責任公司”，并在太和文廟舉辦藝術品拍賣活動。其規模越來越大，開通太和藝術網(http://www.tmdps.cn)，現搬遷北京開辦《經典太和畫廊》，加入中國書畫家經營協會，成為著名書畫經紀人。太和青年書畫家王子洲、王金泉、白鶴、王永亮等都在北京從事書畫經營活動，并開通了網上經營，有自己的網頁。太和青年書法家史文濤、楊少華、穆磊等也經常到外省市從事書畫交流。這是太和書畫走出家門、走向國門的標志。書畫的藝術性得到充分展現的同時，其商品屬性也日益凸顯。

三、太和書畫發展的效應 太和書畫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帶來的效應是多方面的，其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效應影響深遠。具體來說，主要是：

1、增強了政治意識，激發了愛國熱情。以書畫參與國事、宣傳家鄉已經成為太和人民的共識。太和曾向“第四屆世婦會”捐獻100多米長的《中華巾幗英杰圖》，向國家申奧委捐獻百米長卷《百虎圖》,太和畫家王子洲捐資成立了全國第一個以畫家名字命名的希望工程助學基金——安徽希望工程子洲助學基金。徐志強的泥塑作品《千娃迎奧運》在太和、在合肥展出。太和書畫與國家政治息息相關，書畫作品跳動著時代的脈膊。

2、書畫的深刻內涵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書法書寫的大部分都是古詩詞、格言、警句，傳統文化的思想根深蒂固。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高尚人格，“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氣節，“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樂觀豁達，“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無私奉獻，以及大量的唐詩、宋詞、元曲之名段名句、《朱子家訓》等，既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又對現代人的思想觀念產生了巨大影響。

3、煥發了人們精神，點燃了勞動激情。人民群眾在勞作之余，臨摹習帖、寫字作畫、沉浸濃郁、含英咀華，在方寸咫尺間抒情表意、冶性陶情，徹底改變了“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生活方式，其精神面貌徹底改觀。農村中打架斗毆、賭博的現象大為減少。書畫的內容又影響著人生觀、價值觀。激發了人們用勤勞的雙手去創造和建設美好的家園，追求幸福生活。有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形成，心靈凈化，思想升華。

4、太和書畫營造了和諧社會氛圍。中國文化精神的貴和持中、民為邦本、禮義廉恥的思想在書畫作品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在濃郁書畫氛圍熏陶下，家庭關系、人際關系、社會關系等得到調整。有父子、夫妻、姐弟、祖孫齊上陣的，楊思忠和其兒子楊少華、楊少勤、楊清華共同鉆研書法，被譽為太和書壇上的“楊家將”。原墻鎮的劉峰、岳影夫妻拿著畫筆奔小康。鄒富秋、鄒富春姐弟的書法也頗有名氣。老年書畫家陳子卿、張彬之、張震玉、席丙乾、郭連波、任其鐘、王家和等，中年書畫隊伍中的王金泉、白鶴、楊少華、穆磊、史文濤、丁子同、夏振彪、王景森、孫磊、席蜜等，青年書畫隊伍中的趙凱、王沖、盧火、朱子瑜、馬玉春等都在太和書畫界嶄露頭角。龐大的書畫隊伍聯系到千千萬萬個家庭，牽涉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以書畫會友，書畫藝術的感染力是多少次政治說教所不能及的。社會的和諧還體現在書畫活動之中，書畫帶動了校園文化、企業文化、商業文化、社區文化的發展。文化的發展促進了和諧社會的大發展。書畫是全縣人民群眾對文化價值取向認同和心靈默契的堅韌紐帶，創造了穩定和諧的有利于太和經濟發展的社會人文環境。

太和縣委、縣政府注意把歷史業已形成的書畫優勢加以引導，把開展書畫活動作為地方一大人文優勢，把鞏固和發展“書畫藝術之鄉”作為地方文化發展戰略，有意識的指路引導、有目的的培育扶植、有組織的動員參與、有投入的經費保障，不斷地把書畫活動引向深層次、高水平。縣委、縣政府督促有關部門出版了《太和書畫作品集》、《太和書畫作品選集》、《陳子卿書畫作品集》等，表彰了“十佳”農民書畫作者。每當有重大書畫活動，縣主要領導都親自參與。以書畫帶文化、以文化促經濟，使鮮活的文化力成為經濟力發展的切實保證已成為領導們的共識。但是，我們也看到：打著書畫之鄉的招牌進行書畫詐騙的活動時有發生，書畫贗品也在流通，借慶祝書畫之鄉之名，行私藏書畫、以書畫送禮之實的假公濟私行為仍然存在。書畫市場秩序仍待整頓。群眾性的書畫活動仍待引導和深入。我們相信：“中國書畫藝術之鄉—太和”書畫藝術成果將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太和的書畫活動必將促使太和文化事業及各項社會事業蓬勃發展，促使太和經濟騰飛。太和書畫定將走出家門、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第五篇：茶文化的歷史演變

茶文化的歷史演變

據藏族史料記載，西藏高原盛行飲茶之風，是從松贊干布時期與唐朝之間的茶馬貿易開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經獲得許多中華內地的名茶。松贊干布統一西藏，迎娶尼泊爾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業貿易興盛起來，而茶馬貿易成為吐蕃與唐朝的主要貿易。唐高宗時“縑馬交易”、唐玄宗赤嶺的“互市換馬”開始了唐朝與吐蕃茶馬市場之端，用良馬和唐朝換茶。對此，唐朝專門成立了“茶馬司”，負責與吐蕃之間的茶馬貿易。公元743年，唐蕃會盟，立碑于“赤嶺”（今青海湖東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馬互市”。為了交換茶葉，吐蕃曾派專人經營藏、漢茶葉貿易，稱為“漢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產茶的地區，史料記載，早在囊日松贊時期，吐蕃民間就開始嗜茶。把茶葉當作開胃、養身之藥由來已久。藏文史書《藏漢史集》關于茶葉在藏族地區出現的故事有如下記載：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場重病，靜養之時，王宮屋頂的欄桿角上飛來一只從來沒有見過的美麗小鳥，口中銜著一根樹枝，枝上有幾片葉子，在屋頂上婉轉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將小鳥銜來的樹枝取來放到臥榻上。他發現這是一種以前沒有見過的樹枝，于是摘下樹葉放入口中品嘗其味，頓覺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飲料。于是派出眾大臣及百姓去尋找這種奇妙的樹，歷盡艱辛終于在漢地找到了，原來這就是茶葉樹。從此，茶葉被引進藏區，并逐漸成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飲料。

史籍有關于吐蕃王室儲存漢地各種名茶的記載。在藏文的《漢藏史集》中，有兩章（《茶葉和碗在吐蕃出現的故事》、《茶葉的種類》）專門介紹茶是如何從漢地傳入吐蕃的情況。書中寫道：“對于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贊向和尚學會了烹茶，米札袞布又向噶米王學會了烹茶。這以后依次傳了下來。”鑒別漢地茶葉好壞的知識篇為《甘露之海》。這說明隨著茶葉傳入西藏，茶文化也隨之在西藏廣為傳播。茶葉一經傳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膩的特殊功能，使之成為肉食乳飲的藏民族的飲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貴人，下至庶民百姓，飲茶成風，嗜茶成性，紛紛竟相爭求。于是，兩地之間的茶馬古道也應運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歡喝的是從吐蕃時期就己開始流傳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豐富的工藝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產于四川、云南的青磚茶作原料，先把磚茶熬煮成濃濃的茶汁（莢沽），濾出茶葉，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時

，取適量的濃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鹽，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將“甲羅”（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來回攪動，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隨著社會的進步、生活水平的提高、電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電動攪拌機打酥油茶，使這一傳統的飲食習俗被賦予了現代的操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