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層黨組織稱謂的歷史演變

建黨初期，黨內沒有關于基層組織的稱謂。黨的一大召開前夕，全國只有50多名黨員，沒有必要建立復雜的組織體系，因此一大決定只設立中央和地方兩級組織：中央局和地方委員會。一大通過的黨綱規定“有五名黨員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員會”。

一大召開后，我們認識到黨不能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能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黨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為了保障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組織內部必須要有能夠適應革命需要的組織體系。鑒于此，二大通過的黨章規定，各農村各工廠各鐵路各礦山各兵營各學校等機關及附近，凡有黨員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組，每組公推一人為組長。這一時期黨的組織系統分四個層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區執行委員會、地方支部和組。組是黨的基層組織的最早稱謂，這樣的組，當時共有70多個。

第一次國共合作后，黨員隊伍不斷發展壯大，由一大時期的50多人發展到四大時期的994人。為吸收工人和貧農一般的革命分子入黨，擴大黨在國家政權和革命中的影響，四大黨章對黨的基層組織作出調整，“我們黨的基本組織，應是以產業和機關為單位的支部組織”，將“有五人以上可組織一小組”改為“有三人以上即可組織支部”。黨的基層組織的稱謂也由“組”變為“支部”。支部的工作不僅僅是教育黨員，吸收黨員，更要做好宣傳群眾和教育群眾的工作。

1945年7月，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第一次提出把黨的基層組織從黨的支部擴展到黨的總支部和基層黨委。七大前夕全國共產黨員發展到121萬，這就決定了必須按照生產單位和群眾的集合點來建立黨的基礎組織。劉少奇指出：“黨的基礎組織，一般稱為黨的支部，特殊地稱為黨的總支部或黨的工廠、機關、學校委員會。”在有黨的總支部或有黨的委員會的工廠、機關、學校等，為便于開展工作，也應當設立黨支部，但是這種總支或委員會，仍是一個生產單位或工作單位中的基礎組織。但是，七大通過的黨章沿用了過去的慣例，規定“黨的基礎組織，是黨的支部”。

八大通過的黨章正式將黨的基層組織定為基層黨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和支部委員會。新中國成立后，黨員和黨的組織有很大的發展，1949年底黨員數量450余萬人，到八大召開前夕全國黨員增加到1000余萬人。根據之前規定，黨的基層組織最小的可以只有三個黨員，而最大的卻可以有上萬個黨員。因此，鄧小平在八大《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它的組織形式，需要有很大的伸縮性”。八大黨章把黨的基層組織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黨員超過一百人的基層組織，成立基層黨委員會，下面設立若干個總支部或者支部；第二類是黨員超過五十人的基層組織，成立總支部委員會，下面設立若干個支部；第三類是黨員不足五十人的基層組織，可以成立支部委員會。八大之后，黨的基層組織的形式被固定下來，一直沿用至今。

可見，黨的基層組織的稱謂經歷了從“組”到“支部”再到“基層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和支部委員會”的轉變。在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變化的不僅是基層組織的稱謂，為適應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黨和國家大局，基層組織的職能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基層組織建設“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把黨的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

第二篇：關于建軍節的作文：中國人民解放軍稱謂的歷史演變

關于建軍節的作文：中國人民解放軍稱謂的歷史演變

中國人民解放軍名稱誕生于1927年8月1日，誕生以來曾先后使用過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中國工農革命軍、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等名稱。

[從中國工農革命軍到中國工農紅軍]1927年8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下的北伐軍兩萬余人，在江西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武裝斗爭的開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在起義過程中并沒有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起義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仍稱為國民革命軍。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1927年9月9日，毛澤東同志在湖南、江西邊界地區，領導農民、工人和革命士兵舉行了秋收起義。參加起義的主力部隊編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這是我黨第一次公開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等率領南昌起義的余部轉戰到井山，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后改稱政治委員）。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第51號通報，規定各地工農革命軍一律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簡稱紅軍）。1928年6月起，各革命根據地的工農革命軍及其他工農武裝開始陸續改稱紅軍。1930年8月至1936年7月，紅軍又先后編成了紅

一、紅

四、紅二方面軍。1933年5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

[從中國工農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1937年“七七事變”后，根據黨的洛川會議和我黨同國民黨達成的協議，于1937年8月將紅軍主力部隊改名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下轄第一一

五、第一二0、第一二九師和直屬隊。全軍共4.6萬人。同年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八路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屬第二戰區序列，并任命朱德為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由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八路軍這個名稱已在群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盡管國民政府令其改變番號，但一般情況下，人們仍習慣地稱它為八路軍。

1937年10月，根據國共兩黨協議，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湖南、江西、福建、廣東、浙江、湖北、河南和安徽8省15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于1938年1月6日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云逸為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為副參謀長，鄧子恢為副主任。新四軍下轄4個支隊和1個特務營。全軍共約1.03萬人。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為對抗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番號的反動命令，中共中央軍委于1941年1月20日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軍長葉挺在皖南事變中與國民黨軍談判時被扣），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云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新四軍新的軍部在江蘇鹽城，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為基礎組成，并將活動于隴海鐵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為7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全軍9萬余人，繼續堅持華中敵后抗戰。

[從八路軍、新四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抗日戰爭勝利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為獨占勝利果實，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蓄謀發動內戰。為適應國民黨將要發動內戰的形勢，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各戰略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調整戰略部署：由關內各解放軍抽調11萬主力部隊及2萬余名黨政軍干部挺進東北；浙江、蘇南、皖南、皖中地區的新四軍撤至長江以北；湖北人民抗日救國軍（即八路路軍南下支隊）及我河南軍區部隊分別撤至以桐柏為中心的鄂豫解放軍，與新四軍第五師會合。

1945年10月31日，由關內各解放區進入東北的部隊和東北抗日聯軍等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任總司令，彭真、羅榮桓分別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員，呂正操、李運昌、周保中分別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肖勁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參謀長，程子華任副政治委員。1946年1月14日，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

中共中央在調整戰略部署的同時，發出關于野戰兵團的編組與指揮關系的指示，要求各戰略區都應編有能夠機動的突擊力量，能夠實行極大機動，即能夠脫離本戰略區域到其他區域作戰。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戰略區的部隊都陸續進行整編，先后組成了晉冀魯豫野戰軍、晉察冀野戰軍、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等。至1946年6月，全軍共組成27個野戰縱隊（有的稱師）及6個野戰旅。全部野戰軍61萬人，另有地方軍66萬人。

1946年6月，國民黨公開撕毀國共兩黨簽定的《停戰協定》，悍然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內戰全面爆發。各解放區軍民奮起自衛，人民解放戰爭全面展開。由于戰略任務發生了根本變化，從1946年9月中旬起，我軍正式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和彭德懷分別任正副總司令。從此，我軍一直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由于當時戰事繁忙，各部隊改稱的時間不一，直到1947年年底才全部改完。

第三篇：人民軍隊的產生和發展與我軍稱謂的歷史演變

人民軍隊的產生和發展與我軍稱謂的歷史演變人民軍隊的產生和發展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周恩來等人領導的“南昌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的誕生。１９２８年２月，毛澤東領導中國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創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２年２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相繼挫敗了國民黨軍隊的四次“圍剿”，殲滅２０余萬國民黨正規軍，工農紅軍隊伍也得到了迅速發展。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國工農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主力紅軍被迫開始長征。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經過長途跋涉，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陜北。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紅軍（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陜北勝利會師。主力紅軍長征期間，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在８省１４個地區獨立堅持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保存了１萬余人的武裝力量。朱德、彭德懷在山西武鄉八路軍總部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合作協議，工農紅軍在名義上接受國民政府改編。１９３７年８月，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在八年抗戰中，八路軍和新四軍同日偽軍作戰１２.５萬次，粉碎了日偽軍的多次“大掃蕩”，擊斃擊傷俘虜日偽軍１７１.４萬人，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在戰爭中獲得發展。到抗戰結束時，解放區的面積和人口擴大到１００多萬平方公里和１.２億人口，武裝力量人數擴大到１３０余萬人。抗戰勝利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無視人民的和平要求，悍然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適應新形勢，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方針，有效地阻止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并于１９４８年開始進行戰略反攻。從１９４８年９月到１９４９年１月底，人民解放軍先后組織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隊１５０余萬人，人民解放軍總兵力增加到４００萬人。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國成立時，人民解放軍從國民黨手中解放了除西藏、臺灣、金門、馬祖以及南海諸島外的全部國土。解放軍稱謂的歷史演變中國人民解放軍名稱誕生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誕生以來曾先后使用過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中國工農革命軍、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等名稱。從中國工農革命軍到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下的北伐軍兩萬余人，在江西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武裝斗爭的開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在起義過程中并沒有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起義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仍稱為國民革命軍。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毛澤東同志在湖南、江西邊界地區，領導農民、工人和革命士兵舉行了秋收起義。參加起義的主力部隊編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這是我黨第一次公開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１９２８年４月下旬，朱德、陳毅等率領南昌起義的余部轉戰到井山，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后改稱政治委員）。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發出第５１號通報，規定各地工農革命軍一律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簡稱紅軍）。１９２８年６月起，各革命根據地的工農革命軍及其他工農武裝開始陸續改稱紅軍。１９３０年８月至１９３６年７月，紅軍又先后編成了紅

一、紅

四、紅二方面軍。１９３３年５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從中國工農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后，根據黨的洛川會議和我黨同國民黨達成的協議，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將紅軍主力部隊改名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下轄第一一

五、第一二０、第一二九

第四篇：茶文化的歷史演變

茶文化的歷史演變

據藏族史料記載，西藏高原盛行飲茶之風，是從松贊干布時期與唐朝之間的茶馬貿易開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經獲得許多中華內地的名茶。松贊干布統一西藏，迎娶尼泊爾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業貿易興盛起來，而茶馬貿易成為吐蕃與唐朝的主要貿易。唐高宗時“縑馬交易”、唐玄宗赤嶺的“互市換馬”開始了唐朝與吐蕃茶馬市場之端，用良馬和唐朝換茶。對此，唐朝專門成立了“茶馬司”，負責與吐蕃之間的茶馬貿易。公元743年，唐蕃會盟，立碑于“赤嶺”（今青海湖東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馬互市”。為了交換茶葉，吐蕃曾派專人經營藏、漢茶葉貿易，稱為“漢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產茶的地區，史料記載，早在囊日松贊時期，吐蕃民間就開始嗜茶。把茶葉當作開胃、養身之藥由來已久。藏文史書《藏漢史集》關于茶葉在藏族地區出現的故事有如下記載：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場重病，靜養之時，王宮屋頂的欄桿角上飛來一只從來沒有見過的美麗小鳥，口中銜著一根樹枝，枝上有幾片葉子，在屋頂上婉轉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將小鳥銜來的樹枝取來放到臥榻上。他發現這是一種以前沒有見過的樹枝，于是摘下樹葉放入口中品嘗其味，頓覺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飲料。于是派出眾大臣及百姓去尋找這種奇妙的樹，歷盡艱辛終于在漢地找到了，原來這就是茶葉樹。從此，茶葉被引進藏區，并逐漸成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飲料。

史籍有關于吐蕃王室儲存漢地各種名茶的記載。在藏文的《漢藏史集》中，有兩章（《茶葉和碗在吐蕃出現的故事》、《茶葉的種類》）專門介紹茶是如何從漢地傳入吐蕃的情況。書中寫道：“對于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贊向和尚學會了烹茶，米札袞布又向噶米王學會了烹茶。這以后依次傳了下來。”鑒別漢地茶葉好壞的知識篇為《甘露之海》。這說明隨著茶葉傳入西藏，茶文化也隨之在西藏廣為傳播。茶葉一經傳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膩的特殊功能，使之成為肉食乳飲的藏民族的飲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貴人，下至庶民百姓，飲茶成風，嗜茶成性，紛紛竟相爭求。于是，兩地之間的茶馬古道也應運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歡喝的是從吐蕃時期就己開始流傳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豐富的工藝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產于四川、云南的青磚茶作原料，先把磚茶熬煮成濃濃的茶汁（莢沽），濾出茶葉，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時

，取適量的濃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鹽，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將“甲羅”（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來回攪動，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隨著社會的進步、生活水平的提高、電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電動攪拌機打酥油茶，使這一傳統的飲食習俗被賦予了現代的操作方式。

第五篇：土地證的歷史演變

? 【農村】“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完成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

1951年土改發放“土地證”

50年代的“土改”，對中國農民而言，是一件歡天喜地的大事。以下內容，錄自1951年中共風陽縣委《姚灣鄉頒發土地證的工作報告》，頗能反映當時民眾的反應：

“貧雇農聽到發證都歡天喜地。貧雇農許志邦說：‘土地證什么時候到手？我一輩子沒見過大契，這下可有了寶貝了！’另一戶貧雇農軍屬說：‘分了土地，縣長蓋了章，子孫萬代不會磨牙吵嘴，永遠傳下去了！’佃中農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種，對發放土地證表示高興。佃中農楊榮家里種地主幾輩子田，這次發證時說：‘領到土地證，佃田變自田，回去一定加油生產。’自中農原田不動，對發證認為遲早沒有關系，抱可有可無的無所謂態度。自中農李中魁在發證中開會也不來，說：‘發證不是我們的事，開會你們去，我田中的麥子半半拉拉呢。’富農因占有土地數量大，聽說發證，也想“早點定規”。富農萬子邦說：‘以前人家蓋房子蓋到我門口也不敢說，現在界線分明，大家有產權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農民再換田、算舊帳。地主范保文說：‘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現在政府寬大，分給一份土地，發個證，勞動改造是應當的。’

“發證以村為單位召開村民會(地主不參加)，舉行發證儀式，宣傳舊契作廢。土地證是合法的契約，在發土地房屋所有證的時候，群眾情緒高昂。世子墳村干部捧出土地證時，群眾鼓掌達10分鐘。十里鋪農民領證時主動向毛主席像鞠躬，貧農方桂文說：‘大紅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專門召集地主訓話，宣布華東軍政委員會《關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區改造管制地主的規定》，并當場宣布從縣批準管制的不法地主，及怎樣就要加強管制，怎樣就可取消管制等規定，以后發給土地證。一個地主回家后，向床上一躺，嘆了一口氣，死心塌氣的說：‘就落這幾畝!’”

“1951年土地證”意味著農民對土地擁有所有權

1951年土改頒發的“土地證”是什么性質？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頒發的《關于填發土地房產所有證的指示》第一條對此有所說明：

“根據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保障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及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發給、頒發土地證的規定：凡土地改革已經完成 的地區，為切實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階層人民的土地房產所有權，鞏固與提高農民生產情緒，不論農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應一律頒發土地房產所有證。同樣，對土地改革后分給地主的土地房屋，也發給所有證。發新證時，應根據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之規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約，一律作廢，并予繳銷。”

也就是說：1951年頒發給農民的“土地證”，是為了保障農民對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權”。

層層審核：防備農村土地買賣的制度設計

擔憂農民得到土地所有權之后，會盲目買賣，是當下反對土地私有化的聲音中極流行的一種理由。1951年頒發“土地證”，當局在保障農民土地所有權的同時，也懷有前述同樣的隱憂，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設計。1955年5月7日國務院《關于農村土地的移轉及契稅工作的通知》，即是這一系列制度設計中的重要環節，通知中說：

“對農村土地的買賣在法律上雖不禁止，但在實際工作中應防止農民不必要地出賣或出典土地。因此，農村土地買賣、典當及其他移轉，均應首先報請鄉人民委員會審核，轉報區公所或區人民委員會批準(未設區的，報縣、市人民委員會批準)，并取具區公所或區人民委員會的介紹信(未設區的取具縣、市人民委員會的介紹信)，始得辦理契稅手續。上列各機關對于申請開具土地買賣、典當及其他移轉介紹信的事項，必須查明其原因，分別處理：對于農民因生產、生活困難而出賣、出典土地者，應幫助他們解決困難，以免他們出賣、出典土地；對于農民之間為了生產上的便利而互相調換遠近好壞土地的，則不應加以限制；對于以出租土地進行剝削為目的而購買土地者，以及對于無正當職業、不事生產而出賣、出典土地維持生活者，則不應開具介紹信。”

“農業六十條”變農村土地私有制變為集體所有制

貧雇農許志邦們手里的“大契”被當作“寶”珍藏的時間不會太長。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到來，農村土地所有制已悄然發生變化，最終變成了“集體所有制”。對于這個隱秘的過程，此處不妨用一個很流行的法律案例說明：

問：土改時政府頒發的土地證，能否作為確定宅基地使用權的憑證？

答：有些地方在調劑宅基地或者其他土地時，有的農民要求以土改時人民政府發給的包括宅基地在內的土地證為據，要搞所謂的“宅基地還家”、“清原耕”、“繼祖業”，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它違背了我國社會主義土地集體所有制原則，不符合國家現行的政策、法令。解放初期，為盡快廢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土地改革，沒收了地主等用以剝削農民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或留作公有)，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為保障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對農民頒發了土地所有證。土改后，黨本著自愿互利的原則，逐步引導農民將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6年由初級社普遍轉為高級社，1962年又在高級社的基礎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據《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規定，在農業合作社初級階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參加統一經營，保留農民對土地的私有權，對入社的土地評定產量，根據產量規定土地報酬。轉入高級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條》)規定：“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因此，村民對宅基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土改時發給的土地證就自然失

去法律效力，不能作為處理宅基地使用權。

上述問答，作為標準范式，在許多有關農村土地使用的法律咨詢類書籍中均可見到。其中所提到的《六十條》中的規定，原文是這樣的：

“二

十一、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生產隊所有的土地，不經過縣級以上人民委員會的審查和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占用。”

需要補充的一點是：將《六十條》中的這條規定，作為農村土地由私有制徹底轉向集體所有制的法律依據，是存在問題的，因為《六十條》自始至終，只是一個“條例”，而且還只是一個“條例草案”，它從來就沒有“轉正”過。

? 【城市】1982年《憲法》一夜之間完成城市土地的“國有化”

1954年《憲法》：明確保護城市居民房地產所有權

歷史上，中國城市土地基本上以私人所有制為主。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主要限于傳統意義上的農村，對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則是基本上維持了建國前的土地所有制狀況，土地私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續。這種處理方式有政策淵源—— 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朱德簽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中明確強調：“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農村土地問題一樣處理”。1949年9月通過的《共同綱領》乃是一部臨時憲法，其第三條明確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這些“私有財產”當中，就包括私有土地。

1954年《憲法》在城市土地問題上與《共同綱領》有些區別。最重要的一點，是刪去了《共同綱領》中所明確規定的“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宣布要“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但同時又規定：“國家依照法律保護手工業者和其他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以及“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而且，“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也就是說，無論是作為生產資料還是作為生活資料，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權仍然受到1954年《憲法》承認和保護。1954年憲法對城市居民房地產所有權的明確保護，在實際數據中也有所體現，“據有關文件，直至1955年，私有房地產在各城市房地產總量中仍然很高，最高如蘇州可達到86%.14在當時，在城市里，私人之間的房地產自由買賣相當活躍。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為了在北京安家落戶購置了房地產，如吳祖光購買了一套四合院，價錢在1～2萬元之間。當時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這些私人財產受到1954年憲法的保護。”（據

楊俊峰《我國城市土地國有制的演進與由來》，載《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01期）

私房改造：以“國家經租”方式曲線“國有化”

1956年1月18日，中央于批轉了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提出的《關于目前城市私有房產基本情況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意見》提出，要對私有房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造的“總的要求是加強國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產出租完全服從國家的政策，進而逐步改變其所有制”。

改造的具體方式有兩種：一是國家經租，即“由國家進行統一租賃、統一分配使用和修繕維護，并根據不同對象，給房主以合理利潤”。時至今日，“經租房”已成為一個嚴重的“歷史遺留問題”。二是公私合營，即對“原有的私營房產公司和某些大的房屋占有者，可以組織統一的公私合營房產公司，進行公私合營”。兩種方式當中，國家經租是絕對主流。國家經租，不僅僅意味著房主喪失了經營自主權，還意味著房主同時也喪失了房屋所有權——按相關規定，“凡是由國家經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領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國家經租的房屋”；并對“有些房主認為房屋由國家經租還沒有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屬于個人所有”的意見做了嚴厲批判。也就是說，“國家經租只不過是將城市私有房強制收歸國有但又回避國有化這個稱謂的手段。”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國家經租的房屋不允許繼承問題的批復》中稱：“國家經租房屋的業主實際上已經喪失了所有權。因此業主死后，經租房屋不能允許他的家屬繼承”

1982年憲法：“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主張一次性將城鎮土地全部收歸國有的政策性文件，是1967年11月4日，由國家房產管理局、財政部稅務總局出具的《答復關于城鎮土地國有化請示提綱的記錄》。

1956年中央批轉的《關于目前城市私有房產基本情況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中，已經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產，經過適當的辦法，一律收歸國有”的條款。《紀錄》則將“城市空地，街基等地產”解釋為“其中街基等地產應包括在城鎮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強調“無論什么空地（包括旗地），無論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剝削者、勞動人民）都要收歸國有”。城鎮私有宅基地，終于開始了其被國有化的歷史進程。但和《六十條》并非農村土地轉變為集體所有制的法律依據一樣，《紀錄》雖已出臺，但在法律上，并未廢除城市土地私有權，至少在名義上還維持著國家所有、集體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直到1982年憲法頒布。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第一款簡潔、明確地增加了這樣的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對此一劃時代的變故，1989年由農業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經濟學》一書如此描述：

“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以前，中國沒有正式宣布一切城市土地實行國有化。雖然城市土地的絕大部分已為國家所有了，但還有少量的仍屬于集體和個人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以國家所有制為主，國家，集體和個人三種所有制形式同時并存。據1982年全國226個城市統計，城市建成區土地面積為7438平方公里，集體和個人所有的土地約有335平方公里，占4.5％左右。屬于集體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城市中的個體勞動者在組織成為合作社時將其作業場所入股變為合作社的作業場所所占用的土地。屬于個人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個人自住房屋及當時在社會主義改造起點以下的個人出租房屋的宅基地。1982年經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不僅明確了原來的國有土地的權屬，而且把城市中殘存的非國有上地通過立法也宣布為國有土地了。通過這種方式將土地收歸國有是無償的，但這并沒有引起波動。原因是涉及的土地面積較小，而且長期以來就對私人土地所有權就作了嚴格限制，只準使用，不得買賣、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進行轉讓，土地私有權早就是極不完全的了。”

《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5期刊文《城市土地私有產權是何時消失的？》，其中說道： “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這是以往三個憲法文本中從未出現過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實地寫入了憲法，沒有給公民的財產損失以任何補償。當時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公眾權利意識淡薄，對‘私有’二字心存疑懼，無人敢于提出異議。此外，還有一項‘文革戰果’被保留下來，即公私合營企業未經任何法律手續轉為國營企業。上述兩項剝奪如果放到今天實行，勢必引發社會動蕩。”

“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一條，具體是如何寫入1982年憲法的，目前尚無資料說明；寫入憲法之后，在當時，也并未引起民眾的注意。但頒布之后，憲法又經歷四次修正，幾乎每次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修改。

最為關鍵的的修正，是1988年4月12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將憲法第十條第四款修改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另一關鍵修正，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第四次憲法修正案，將憲法第十條第三款修改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資料來源：王坤、李志強《新中國土地征收制度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農村經濟體制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楊俊峰《我國城市土地國有制的演進與由來》，載《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01期；章立凡《城市土地私有產權是何時消失的？》，載《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5期；《新中國法制研究史料通鑒·第5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周誠《土地經濟學》，農業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