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章》演變的歷史邏輯

中共《黨章》演變的歷史邏輯

安徽省委黨校汪興福

一、政黨與政黨章程

1、政黨政治

2、政黨章程二、九十年《黨章》的歷史演變

1、黨章初創時期（二大—六大）

2、黨章成熟時期（七大—八大）

3、黨章曲折發展時期（九大—十一大）

4、黨章全面發展時期（十二大—十七大）

5、黨章演變的歷史啟示三、十七大《黨章》的主要內容

（一）總綱

黨的性質、指導思想、終極理想與現階段任務、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政策、黨的建設與黨的領導。

（二）具體內容（11章，53條）

黨員、黨的組織制度、黨的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職責，黨的干部、黨的紀律、黨的紀律檢查機關、黨組、黨團關系、黨徽黨旗等內容。

第二篇：淺析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歷史演變脈絡

淺析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歷史演變脈絡

中本133班 13010328 黨金鷹

[摘 要]中國共產黨黨章伴隨黨的成長而發展，經歷了由不完善到完善的曲折過程。黨章的日趨系統和完善，反映了我黨對什么是革命、怎樣革命，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認識和理解不斷加深。梳理這段歷史有助于深刻認識到黨的創新理論探索是一個艱難、曲折、永無止境的過程。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黨章；歷史演變

中國共產黨89年的發展進程中，先后通過17個版本的黨綱黨章。黨章的逐步完善，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年的歷史過程，記錄了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和政治路線與時俱進的發展進程。黨章篇幅雖短，但字字珠璣，均是精煉的理論概括和實踐總結。梳理黨章的歷史演變脈絡，可以充分感受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曲折過程，可以充分感知到黨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長期歷史進程。

一、初步形成階段

中國共產黨成立至新中國成立的28年間，是黨章初步形成時期。中國革命波瀾壯闊的豐厚歷史，使中國共產黨人對為何建黨、怎樣建黨、建什么樣的黨有了初步認識，集中反映在黨的一大到七大的六次黨章調整中。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宣告黨的正式創立。但是，黨在創立之初，思想上、組織上、理論上的準備遠不成熟，所以一大會議只通過了一個500余字、共15條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一大《綱領》雖不是黨章，但它實際具有黨章作用。《綱領》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宣告黨的政治綱領是通過武裝斗爭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終消滅階級分野；對黨的組織章程、組織原則、組織機構和組織發展等作出明確的規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對《中國共產黨綱領》做出重大修改，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部正式章程。二大黨章包括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經費、附則等6章共29條，近4000字。黨章首次提出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宣告黨的最高綱領是為將來建設、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斗。二大黨章具有劃時代意義，標志黨的創建工作最終完成，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立黨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為規范，從而極大地促進了黨的發展建設。

從中共的三大到六大，黨章的內容只做過局部調整，沒有大的改動。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三大黨章第一次規定了新黨員候補期，并分別規定了正式黨員和候補黨員的權利與義務。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四大黨章第一次將黨的支部規定為黨的基層單位，并規定中央委員會“委員長”改稱為“總書記”，地方各級黨的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改稱為“書記”。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通過《組織問題議決案》，明確提出“必須改正并補充舊時黨章”。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議決案》。五大黨章第一次明確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規定黨組織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通過新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六大黨章的突出特點是體現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密切聯系，開篇即強調“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六大黨章把中共同共產國際的關系強調到了過分的、不適當的程度，使黨不能獨立自主地按照中國實際情況領導革命和自行處理黨內事務，對日后黨的工作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的產生、發展過程以及其科學內涵作了全面的闡述。七大黨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總綱還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任務和特點，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針和必須具備的條件。七大黨章還對擴大黨內民主和實行集中統一領導作了詳細的規定，進一步完善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七大黨章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第一次將中國共產黨在24年的艱苦歷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體現確認在黨的根本大法中；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特別強調黨的群眾路線，指出黨的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和根本的組織路線。可以說，七大黨章是民主革命時期最好的一部黨章。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乃至建國后社會主義改造所取得的豐功偉績，正是基于七大正確的路線方針。

二、波動調整階段

建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擔負新的歷史使命。如何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成為黨的中心工作。然而，在這一過程中，黨有過成功經驗，也有過失敗教訓，突出表現在黨的八大到十一大的四次黨章調整中。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報告指出，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需要來自黨內外的監督，其關鍵在于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堅持集體領導。這些關于執政黨建設規律的新的思考，在八大黨章中得到充分體現。同時，八大黨章對于剛剛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也作了明確闡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矛盾，而是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因此，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黨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八大黨章的通過，表明全黨上下形成了三個基本共識。一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二是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三是中國要以蘇聯為戒，走出一條適合自己情況的社會主義道路。八大黨章適應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國實際，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闡述完全正確。

然而，1958年開始，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共產黨黨建工作偏離了既定方針，逐漸背離了八大的正確綱領。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肯定了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九大黨章否定了八大黨章明確的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和黨領導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在黨員條件上，取消了黨員權利和入黨預備期，把八大黨章規定的黨員十條義務改變為五項接班人條件，這在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在組織原則上，取消了八大黨章中關于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的集體領導，發揮下級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等條文，并取消了五大以來設立的黨的監察委員會。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繼續了九大的“左”的錯誤，基本沿襲了九大黨章的總綱和條文。僅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敗露，十大黨章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的內容。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開。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十年內亂以后的第一部黨章。十一大黨章恢復了八大關于把中國建設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提法。在內容上與九大、十大黨章比較作了較多的修改：增寫了關于民主集中制的內容；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等。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十一大黨章并未從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黨章中的“左傾”錯誤，繼續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

三、撥亂完善階段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 “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恢復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此為基點，中國共產黨黨章經過十二大至十五大的四次調整，逐步煥發新的活力，而這一過程也始終伴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逐步推進和深入發展。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由鄧小平主持修訂的十二大黨章，確認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路線，同時，也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搞好執政黨建設作了新的探索。十二大黨章總綱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總綱還對黨的性質和指導思想、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和黨的總任務、加強黨的建設基本要求、黨在國家生活中如何正確發揮作用等，都作了完備的規定。十二大黨章對毛澤東思想作了更科學的表述，對黨的中央和地方組織體制作了重要的改變和新的規定，還首次將入黨誓詞載入黨章。總之，十二黨章繼承了七大黨章和八大黨章的優點，清除了九大、十大、十一大黨章中“左”的錯誤，對執政黨建設的各方面都做了比較全面完善的規定。

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在改革開放中加強黨的建設的方針，通過了黨章部分條文修正案，對十二大黨章的部分內容作了十項調整。其中的重大改變有：改革選舉制度，明確規定差額選舉辦法；加強集體領導，黨組織討論決定重要問題時要進行表決；規定企業和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不再領導本單位工作，而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執行實行監督。十三大黨章順應了改革開放對黨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通過對黨章這一上層建筑的調整和創新，我黨有力促進了經濟基礎的穩步發展。

如果說，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黨章集中反映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撥亂反正、初步探索改革開放背景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嘗試，那么，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黨章則集中反映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攻難克艱、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努力。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新理論成果寫入黨章，將其作為黨的指導思想。這對于統一全黨意志，齊心協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對黨章進行部分修改。十五大黨章確立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并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寫入黨章。這充分表明，在當代中國堅持鄧小平理論，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就是真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四、與時俱進階段

進入21世紀，中國共產黨根據世情國情黨情出現的新變化，與時俱進地推出諸多戰略舉措，不僅順利完成了領導層的更新換代，更是全面推進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在這一過程中，“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成為黨的創新理論的最新體現，并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成為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最新典范。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十六大黨章是中國共產黨進入新世紀后的第一部黨章，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總綱部分。這反映了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十六大黨章修改了對黨的性質及階級基礎的表述，強調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從原來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到新黨章中增寫“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樣表述黨的性質，體現了革命黨與執政黨的統一，黨執政的群眾基礎、社會基礎和階級基礎的統一，切合我們黨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況，符合時代要求，有利于最廣泛地調動廣大黨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成立以來，黨確定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斗目標，形成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對黨章進行適當修改，把黨的建設的理論創新成果和重要經驗寫入黨章，不僅必要，而且必須。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十七大黨章總綱增寫了關于科學發展觀的表述。增寫的第七自然段表述為：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根據新的發展要求，集中全黨智慧，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此外，新黨章特別增寫了必須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內容。

十七大黨章的另一項重要修改是增寫的關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的論斷，即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在黨章中明確寫入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可以說，十七大黨章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體現科學發展觀等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并吸納黨的十七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重大戰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對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

1989年來，中國共產黨黨章與時俱進的演進過程，反映了黨對革命和建設的認識的理論升華。胡錦濤同志曾指出，黨章是規范和制約全黨行為的總章程，是立黨、治黨、管黨的總章程，在黨內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和最大的約束力。學習貫徹黨章，發揮黨章的作用，是鞏固先進性教育活動成果，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的關鍵所在，是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黨員隊伍建設的關鍵所在。我們要把學習貫徹黨章作為重要的學習研究內容，緊密聯系實際，為進一步搞好黨的長效機制建設做出新的貢獻。

參考文獻：

[1]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共產黨黨章匯編》，人們出版社，1979年版。[2]葉篤初：《中國共產黨黨章史略》，湖北人們出版社，1991年版。[3]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4年版。

[4]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編寫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修訂版。

第三篇：從黨章的歷史演變看黨的與時俱進

高中華：從黨章的歷史演變看黨的與時俱進

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根據形勢和任務發展變化對黨章進行適當修改，主要是把黨的十八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使黨章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充分體現黨的十七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充分體現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的新鮮經驗，以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對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立意深遠，意義重大。

一、自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的93年間，黨章歷經修改，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全部過程，記錄著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和政治路線與時俱進的發展軌跡。在90多年的奮斗歷程中，黨認真總結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功經驗，及時把黨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的重要成果體現到黨章中，從而使黨章在推進黨的事業、加強黨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1921年7月，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和黨的奮斗目標，提出了黨的政治主張。這是一部具有黨章性質的黨綱。這個黨綱的意義在于鮮明地亮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它是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完全新型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是具有開天辟地的偉大事件。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黨的綱領作了重大修改，分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并通過了黨的第一部正式黨章——《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了黨的建設的一系列根本原則，包括黨內生活和黨內關系的各個方面，分為“黨員、組織、會議、紀律和附則”，這是黨的第一部完整形態的章程。它不僅標志著黨的創建工作的完成，而且標志著我們黨從此開始有了自己的最高的政治行為規范。

此后，黨的歷屆黨代會都對黨章進行了修改與完善。

1923年6月召開的黨的三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在二大黨章的基礎上，增加了1條，對黨員的“自請出黨”作了嚴格規定；對黨員入黨候補期、黨小組的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成等作了重要修正；把入黨介紹人從原來的一人增加為二人，第一次規定了黨員候補期，這對于嚴格黨員發展程序、提高黨員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1925年1月，黨的四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增加了“凡黨員離開其所在地時必須經該地方黨部許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黨部時必須向該黨部報到”一條，嚴格了黨的紀律；第一次規定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黨支部。這表明我們黨高度重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尤其注意發揮黨支部的作用。四大黨章首次把中央最高領導人的稱謂改為總書記。

1927年四五月間，黨的五大召開。由于革命形勢嚴峻，會議期間沒有通過新黨章。根據五大精神，6月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議案，這是唯一不是由黨的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的黨章。會議對黨章作了較大修改：第一次明確提出“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增加了設立中央政治局、監察委員會和黨團等內容，并把黨與青年團的關系列入黨章，確立了中國共產黨政黨體制。在前三個黨章基本內容的基礎上，新《黨章》增加了黨的建設、黨的中央機關、省的組織、市及縣的組織、區的組織、黨的支部、監察委員會、黨團、與青年團的關系等九章內容。這部黨章共12章85條，是我們黨歷史上條目最多的黨章，體系更加完整系統，在黨章史上提出了很多個第一。

1928年7月，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是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黨代會，大會通過黨章也是唯一不是在國內修改和通過的黨章。黨章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三項根本原則，這是第一次明確規定民主集中制是黨的組織原則，對于健全完善黨的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意義。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前夕，黨的七大在延安隆重召開。在長期斗爭中逐漸成熟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規律和黨的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水平。新《黨章》首次增寫總綱部分，闡明了黨的性質、綱領、宗旨、作風、群眾路線，從而使黨章具備了完整的理論形態；第一次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進黨章，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首次以條文形式規定黨員的權利和義務；進一步完善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科學界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內涵，即在民主的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提出了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四個服從”。七大黨章是第一部完全獨立自主修改的黨章，是民主革命時期一部最完備的黨章。

1956年9月召開的八大，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黨章充分體現了執政黨建設的新特點，明確提出了對執政黨建設的新要求，反映了我們黨探索執政黨建設的新成果。主要內容包括：提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和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黨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正確地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體現了執政黨工作重心的轉變；二是提出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群眾路線的傳統；三是提出了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六條原則；四是明確規定了黨員的十項義務和七項權利。

八大后的20多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三部黨章，即九大黨章、十大黨章和十一大黨章。這些黨章都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制定出來的，不可避免帶有“左”的錯誤的痕跡。

1982年9月召開的十二大，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黨章再次重申并明確黨的性質是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屬性，“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正確解釋了黨的指導思想：“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明確了現階段我國的主要矛盾和黨的任務，“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總綱中體現了新形勢新任務對執政黨建設的新要求。同時，黨章增加了《黨的干部》專節，明確規定了黨的干部的定義，黨的干部路線、黨的干部隊伍建設方針，黨的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等，提出了干部隊伍“四化”方針。首次寫進入黨誓詞。這表明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執政黨建設的新探索。

現行黨章的主體是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修改制定的。30年來，在保持黨章基本內容穩定的前提下，根據形勢和任務發展變化，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對黨章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是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用部分條文修正的形式對黨章進行修改。修正案共10條，總共有13處增刪改動，著重體現在黨的領導體制和黨內選舉制度的改革方面，表明黨的建設正在走上一條不搞政治運動，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新路子。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通過的黨章第一次鄭重提出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概念，闡述了這一理論的科學內涵和歷史地位，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對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通過的黨章只有7處150個字的修改。這部改動最小卻意義重大的黨章，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鄧小平理論”的科學概念，并把它確立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這是我們黨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也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識和心愿。2002年，黨的十六大通過的黨章進一步豐富了黨的性質的理論表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主要修改內容共有15條，既充分體現了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的重大成果，又充實了黨的基本路線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內容，充實了黨的建設的內容。這部黨章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精辟概括；豐富了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把黨的一系列對內對外重大方針政策寫入黨章；對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更加突出制度建設；對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提出新要求。

二、黨章的基本內容既要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也要根據形勢和任務的發展變化、不同時期的情況及黨自身的經驗，根據黨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黨的建設創新的新情況對黨章包括部分和全部等不同層面、不同程度進行修改、完善，形成現在實行的比較完善的黨章。十八大就是根據這些創新對黨章做了修改。

十八大的黨章修改是黨誕生以來第16次修改黨章。黨的十八大修改黨章遵循的原則是：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把黨的十八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堅持發揚黨內民主，集中全黨智慧；保持黨章總體穩定，只改那些必須改的、在黨內已經形成共識的內容，努力使修改后的黨章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充分體現黨的十七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充分體現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的新鮮經驗，以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對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穩定和堅持這樣的修改原則，既有利于實現黨章的與時俱進、體現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要求，又有利于維護黨章的權威性、保持黨章基本內容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更好規范和指導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

中央對黨的十八大報告議題向各部門征求意見的過程中，許多地方和部門建議黨的十八大對黨章作適當修改。中央政治局認真研究了這個建議，作出了黨的十八大對黨章進行適當修改的決定，并成立黨章修改小組。黨章修改小組的工作是根據各地區各部門的修改意見和建議，按照適當修改的原則，提出黨章修改建議方案，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擬提請黨的中央委員會討論的黨章修正案稿。黨的中央委員會經過討論研究，提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審議。黨的十八大期間，全體代表對黨章修正案認真討論，提出一些重要修改意見。綜合這些意見，大會又對黨章修正案作了修改。最后，大會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黨章修正案。

黨的十八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對科學發展觀作出新的定位和闡述，把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確立為黨的行動指南，充實了黨的十六大以來黨的理論創新特別是科學發展觀定位的內容，體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有利于把科學發展觀貫徹到我國現代化建設全過程、體現到黨的建設各方面，是這次黨章修改的最大亮點和最突出的歷史貢獻。

在黨章中完整表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內涵，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完整表述，深化了全黨同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增強了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覺性和堅定性。把生態文明建設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進一步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進一步明確，對于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有指導意義。根據近些年來黨的建設積累的經驗和形勢任務對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對總綱部分關于黨的建設的總體要求作了適當修改，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整體推進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等內容增寫入黨章，并對黨員義務、黨的基層組織和黨的干部的要求作了充實，體現了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有利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應對黨面臨的考驗和風險，切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純潔性，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黨章增寫了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對堅定推進改革開放有重要意義。通過這次修改，黨章這個黨的總章程更加完善，必將在推進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中更好發揮根本性規范和指導作用。

三、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黨章的重要性：“黨章是黨的總章程，集中體現了黨的性質和宗旨、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的重要主張，規定了黨的重要制度和體制機制，是全黨必須共同遵守的根本行為規范。”“黨章就是黨的根本大法，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規矩。”

習近平同志對于十八大黨章的學習也提出了要求：“認真學習黨章、嚴格遵守黨章，是加強黨的建設的一項基礎性經常性工作，也是全黨同志的應盡義務和莊嚴責任，對強化全黨黨章意識，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把認真學習黨章、嚴格遵守黨章，作為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內容。中央明確指出，要做到“兩個結合”，就是“把學習黨章同學習黨的十八大精神緊密結合起來，同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緊密結合起來”。

一部黨章的制定與完善史，也是我們黨一步步走向成熟，成為中國革命、建設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的歷史。了解黨章的歷次制定與完善的來龍去脈，能使全黨更好地結合目前形勢和任務認真學習黨章，嚴格遵守黨章，堅決貫徹黨章，堅定維護黨章，更好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向前進。

第四篇：土地證的歷史演變

? 【農村】“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完成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

1951年土改發放“土地證”

50年代的“土改”，對中國農民而言，是一件歡天喜地的大事。以下內容，錄自1951年中共風陽縣委《姚灣鄉頒發土地證的工作報告》，頗能反映當時民眾的反應：

“貧雇農聽到發證都歡天喜地。貧雇農許志邦說：‘土地證什么時候到手？我一輩子沒見過大契，這下可有了寶貝了！’另一戶貧雇農軍屬說：‘分了土地，縣長蓋了章，子孫萬代不會磨牙吵嘴，永遠傳下去了！’佃中農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種，對發放土地證表示高興。佃中農楊榮家里種地主幾輩子田，這次發證時說：‘領到土地證，佃田變自田，回去一定加油生產。’自中農原田不動，對發證認為遲早沒有關系，抱可有可無的無所謂態度。自中農李中魁在發證中開會也不來，說：‘發證不是我們的事，開會你們去，我田中的麥子半半拉拉呢。’富農因占有土地數量大，聽說發證，也想“早點定規”。富農萬子邦說：‘以前人家蓋房子蓋到我門口也不敢說，現在界線分明，大家有產權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農民再換田、算舊帳。地主范保文說：‘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現在政府寬大，分給一份土地，發個證，勞動改造是應當的。’

“發證以村為單位召開村民會(地主不參加)，舉行發證儀式，宣傳舊契作廢。土地證是合法的契約，在發土地房屋所有證的時候，群眾情緒高昂。世子墳村干部捧出土地證時，群眾鼓掌達10分鐘。十里鋪農民領證時主動向毛主席像鞠躬，貧農方桂文說：‘大紅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專門召集地主訓話，宣布華東軍政委員會《關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區改造管制地主的規定》，并當場宣布從縣批準管制的不法地主，及怎樣就要加強管制，怎樣就可取消管制等規定，以后發給土地證。一個地主回家后，向床上一躺，嘆了一口氣，死心塌氣的說：‘就落這幾畝!’”

“1951年土地證”意味著農民對土地擁有所有權

1951年土改頒發的“土地證”是什么性質？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頒發的《關于填發土地房產所有證的指示》第一條對此有所說明：

“根據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保障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及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發給、頒發土地證的規定：凡土地改革已經完成 的地區，為切實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階層人民的土地房產所有權，鞏固與提高農民生產情緒，不論農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應一律頒發土地房產所有證。同樣，對土地改革后分給地主的土地房屋，也發給所有證。發新證時，應根據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之規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約，一律作廢，并予繳銷。”

也就是說：1951年頒發給農民的“土地證”，是為了保障農民對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權”。

層層審核：防備農村土地買賣的制度設計

擔憂農民得到土地所有權之后，會盲目買賣，是當下反對土地私有化的聲音中極流行的一種理由。1951年頒發“土地證”，當局在保障農民土地所有權的同時，也懷有前述同樣的隱憂，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設計。1955年5月7日國務院《關于農村土地的移轉及契稅工作的通知》，即是這一系列制度設計中的重要環節，通知中說：

“對農村土地的買賣在法律上雖不禁止，但在實際工作中應防止農民不必要地出賣或出典土地。因此，農村土地買賣、典當及其他移轉，均應首先報請鄉人民委員會審核，轉報區公所或區人民委員會批準(未設區的，報縣、市人民委員會批準)，并取具區公所或區人民委員會的介紹信(未設區的取具縣、市人民委員會的介紹信)，始得辦理契稅手續。上列各機關對于申請開具土地買賣、典當及其他移轉介紹信的事項，必須查明其原因，分別處理：對于農民因生產、生活困難而出賣、出典土地者，應幫助他們解決困難，以免他們出賣、出典土地；對于農民之間為了生產上的便利而互相調換遠近好壞土地的，則不應加以限制；對于以出租土地進行剝削為目的而購買土地者，以及對于無正當職業、不事生產而出賣、出典土地維持生活者，則不應開具介紹信。”

“農業六十條”變農村土地私有制變為集體所有制

貧雇農許志邦們手里的“大契”被當作“寶”珍藏的時間不會太長。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到來，農村土地所有制已悄然發生變化，最終變成了“集體所有制”。對于這個隱秘的過程，此處不妨用一個很流行的法律案例說明：

問：土改時政府頒發的土地證，能否作為確定宅基地使用權的憑證？

答：有些地方在調劑宅基地或者其他土地時，有的農民要求以土改時人民政府發給的包括宅基地在內的土地證為據，要搞所謂的“宅基地還家”、“清原耕”、“繼祖業”，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它違背了我國社會主義土地集體所有制原則，不符合國家現行的政策、法令。解放初期，為盡快廢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土地改革，沒收了地主等用以剝削農民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或留作公有)，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為保障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對農民頒發了土地所有證。土改后，黨本著自愿互利的原則，逐步引導農民將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6年由初級社普遍轉為高級社，1962年又在高級社的基礎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據《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規定，在農業合作社初級階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參加統一經營，保留農民對土地的私有權，對入社的土地評定產量，根據產量規定土地報酬。轉入高級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條》)規定：“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因此，村民對宅基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土改時發給的土地證就自然失

去法律效力，不能作為處理宅基地使用權。

上述問答，作為標準范式，在許多有關農村土地使用的法律咨詢類書籍中均可見到。其中所提到的《六十條》中的規定，原文是這樣的：

“二

十一、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生產隊所有的土地，不經過縣級以上人民委員會的審查和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占用。”

需要補充的一點是：將《六十條》中的這條規定，作為農村土地由私有制徹底轉向集體所有制的法律依據，是存在問題的，因為《六十條》自始至終，只是一個“條例”，而且還只是一個“條例草案”，它從來就沒有“轉正”過。

? 【城市】1982年《憲法》一夜之間完成城市土地的“國有化”

1954年《憲法》：明確保護城市居民房地產所有權

歷史上，中國城市土地基本上以私人所有制為主。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主要限于傳統意義上的農村，對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則是基本上維持了建國前的土地所有制狀況，土地私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續。這種處理方式有政策淵源—— 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朱德簽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中明確強調：“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農村土地問題一樣處理”。1949年9月通過的《共同綱領》乃是一部臨時憲法，其第三條明確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這些“私有財產”當中，就包括私有土地。

1954年《憲法》在城市土地問題上與《共同綱領》有些區別。最重要的一點，是刪去了《共同綱領》中所明確規定的“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宣布要“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但同時又規定：“國家依照法律保護手工業者和其他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以及“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而且，“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也就是說，無論是作為生產資料還是作為生活資料，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權仍然受到1954年《憲法》承認和保護。1954年憲法對城市居民房地產所有權的明確保護，在實際數據中也有所體現，“據有關文件，直至1955年，私有房地產在各城市房地產總量中仍然很高，最高如蘇州可達到86%.14在當時，在城市里，私人之間的房地產自由買賣相當活躍。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為了在北京安家落戶購置了房地產，如吳祖光購買了一套四合院，價錢在1～2萬元之間。當時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這些私人財產受到1954年憲法的保護。”（據

楊俊峰《我國城市土地國有制的演進與由來》，載《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01期）

私房改造：以“國家經租”方式曲線“國有化”

1956年1月18日，中央于批轉了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提出的《關于目前城市私有房產基本情況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意見》提出，要對私有房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造的“總的要求是加強國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產出租完全服從國家的政策，進而逐步改變其所有制”。

改造的具體方式有兩種：一是國家經租，即“由國家進行統一租賃、統一分配使用和修繕維護，并根據不同對象，給房主以合理利潤”。時至今日，“經租房”已成為一個嚴重的“歷史遺留問題”。二是公私合營，即對“原有的私營房產公司和某些大的房屋占有者，可以組織統一的公私合營房產公司，進行公私合營”。兩種方式當中，國家經租是絕對主流。國家經租，不僅僅意味著房主喪失了經營自主權，還意味著房主同時也喪失了房屋所有權——按相關規定，“凡是由國家經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領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國家經租的房屋”；并對“有些房主認為房屋由國家經租還沒有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屬于個人所有”的意見做了嚴厲批判。也就是說，“國家經租只不過是將城市私有房強制收歸國有但又回避國有化這個稱謂的手段。”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國家經租的房屋不允許繼承問題的批復》中稱：“國家經租房屋的業主實際上已經喪失了所有權。因此業主死后，經租房屋不能允許他的家屬繼承”

1982年憲法：“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主張一次性將城鎮土地全部收歸國有的政策性文件，是1967年11月4日，由國家房產管理局、財政部稅務總局出具的《答復關于城鎮土地國有化請示提綱的記錄》。

1956年中央批轉的《關于目前城市私有房產基本情況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中，已經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產，經過適當的辦法，一律收歸國有”的條款。《紀錄》則將“城市空地，街基等地產”解釋為“其中街基等地產應包括在城鎮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強調“無論什么空地（包括旗地），無論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剝削者、勞動人民）都要收歸國有”。城鎮私有宅基地，終于開始了其被國有化的歷史進程。但和《六十條》并非農村土地轉變為集體所有制的法律依據一樣，《紀錄》雖已出臺，但在法律上，并未廢除城市土地私有權，至少在名義上還維持著國家所有、集體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直到1982年憲法頒布。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第一款簡潔、明確地增加了這樣的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對此一劃時代的變故，1989年由農業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經濟學》一書如此描述：

“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以前，中國沒有正式宣布一切城市土地實行國有化。雖然城市土地的絕大部分已為國家所有了，但還有少量的仍屬于集體和個人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以國家所有制為主，國家，集體和個人三種所有制形式同時并存。據1982年全國226個城市統計，城市建成區土地面積為7438平方公里，集體和個人所有的土地約有335平方公里，占4.5％左右。屬于集體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城市中的個體勞動者在組織成為合作社時將其作業場所入股變為合作社的作業場所所占用的土地。屬于個人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個人自住房屋及當時在社會主義改造起點以下的個人出租房屋的宅基地。1982年經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不僅明確了原來的國有土地的權屬，而且把城市中殘存的非國有上地通過立法也宣布為國有土地了。通過這種方式將土地收歸國有是無償的，但這并沒有引起波動。原因是涉及的土地面積較小，而且長期以來就對私人土地所有權就作了嚴格限制，只準使用，不得買賣、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進行轉讓，土地私有權早就是極不完全的了。”

《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5期刊文《城市土地私有產權是何時消失的？》，其中說道： “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這是以往三個憲法文本中從未出現過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實地寫入了憲法，沒有給公民的財產損失以任何補償。當時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公眾權利意識淡薄，對‘私有’二字心存疑懼，無人敢于提出異議。此外，還有一項‘文革戰果’被保留下來，即公私合營企業未經任何法律手續轉為國營企業。上述兩項剝奪如果放到今天實行，勢必引發社會動蕩。”

“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一條，具體是如何寫入1982年憲法的，目前尚無資料說明；寫入憲法之后，在當時，也并未引起民眾的注意。但頒布之后，憲法又經歷四次修正，幾乎每次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修改。

最為關鍵的的修正，是1988年4月12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將憲法第十條第四款修改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另一關鍵修正，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第四次憲法修正案，將憲法第十條第三款修改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資料來源：王坤、李志強《新中國土地征收制度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農村經濟體制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楊俊峰《我國城市土地國有制的演進與由來》，載《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01期；章立凡《城市土地私有產權是何時消失的？》，載《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5期；《新中國法制研究史料通鑒·第5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周誠《土地經濟學》，農業出版社等。

第五篇：茶文化的歷史演變

茶文化的歷史演變

據藏族史料記載，西藏高原盛行飲茶之風，是從松贊干布時期與唐朝之間的茶馬貿易開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經獲得許多中華內地的名茶。松贊干布統一西藏，迎娶尼泊爾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業貿易興盛起來，而茶馬貿易成為吐蕃與唐朝的主要貿易。唐高宗時“縑馬交易”、唐玄宗赤嶺的“互市換馬”開始了唐朝與吐蕃茶馬市場之端，用良馬和唐朝換茶。對此，唐朝專門成立了“茶馬司”，負責與吐蕃之間的茶馬貿易。公元743年，唐蕃會盟，立碑于“赤嶺”（今青海湖東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馬互市”。為了交換茶葉，吐蕃曾派專人經營藏、漢茶葉貿易，稱為“漢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產茶的地區，史料記載，早在囊日松贊時期，吐蕃民間就開始嗜茶。把茶葉當作開胃、養身之藥由來已久。藏文史書《藏漢史集》關于茶葉在藏族地區出現的故事有如下記載：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場重病，靜養之時，王宮屋頂的欄桿角上飛來一只從來沒有見過的美麗小鳥，口中銜著一根樹枝，枝上有幾片葉子，在屋頂上婉轉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將小鳥銜來的樹枝取來放到臥榻上。他發現這是一種以前沒有見過的樹枝，于是摘下樹葉放入口中品嘗其味，頓覺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飲料。于是派出眾大臣及百姓去尋找這種奇妙的樹，歷盡艱辛終于在漢地找到了，原來這就是茶葉樹。從此，茶葉被引進藏區，并逐漸成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飲料。

史籍有關于吐蕃王室儲存漢地各種名茶的記載。在藏文的《漢藏史集》中，有兩章（《茶葉和碗在吐蕃出現的故事》、《茶葉的種類》）專門介紹茶是如何從漢地傳入吐蕃的情況。書中寫道：“對于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贊向和尚學會了烹茶，米札袞布又向噶米王學會了烹茶。這以后依次傳了下來。”鑒別漢地茶葉好壞的知識篇為《甘露之海》。這說明隨著茶葉傳入西藏，茶文化也隨之在西藏廣為傳播。茶葉一經傳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膩的特殊功能，使之成為肉食乳飲的藏民族的飲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貴人，下至庶民百姓，飲茶成風，嗜茶成性，紛紛竟相爭求。于是，兩地之間的茶馬古道也應運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歡喝的是從吐蕃時期就己開始流傳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豐富的工藝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產于四川、云南的青磚茶作原料，先把磚茶熬煮成濃濃的茶汁（莢沽），濾出茶葉，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時

，取適量的濃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鹽，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將“甲羅”（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來回攪動，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隨著社會的進步、生活水平的提高、電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電動攪拌機打酥油茶，使這一傳統的飲食習俗被賦予了現代的操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