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醫改問題及路徑

中國醫改問題及路徑

——專訪國務院醫改咨詢專家、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劉國恩

2009年4月6日新醫改方案出臺，至今已逾三年。三年新醫改成效幾何？揪心的大病醫療路在何方？醫患關系僵局如何破冰？未來醫改的水有多深？帶著各方關注的問題，本刊采訪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國務院醫改咨詢專家劉國恩。

中國醫改就是要扶住弱勢

記者：一般的邏輯是，商品價格上升，供給就會增加，但是中國為何同時出現“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呢？

劉國恩：從理論上來講，價格越高，需求就會減少，供給就相應增加。但如果我們說一個東西非常稀缺，我們說物以稀為貴，供給不足和價格高位就同時出現，中國醫療服務就是這種情況。中國醫療衛生體系還是一個計劃管制和行政化特點非常強的體制，供給嚴重不足。供應越不足，看病就表現得越難。因為看病難，但是大家對醫療又有很強勁的需求，反過來又把價格往上推。

中國在醫療衛生領域的管制，價格無法起到調節供需的作用。如果價格機制足夠靈活，能夠反映醫療服務市場供需的話，當需求很旺盛且價格又很高時，潛在的利潤就會刺激企業增加供應，企業之間競爭又會把價格降下來。所以“看病貴”“看病難”的實質是計劃經濟體制中價格管制導致價格無法調節供需。

記者：中國新醫改重在“基本”，但對醫療衛生的需求隨收入和人群是存在差異的，醫改如何讓不同收入和不同階層的消費者公平地享受醫療服務？

劉國恩：關于公平問題，我認為首先應該清楚醫療保障的屬性。如果今天中國實施的是商業醫療保障，那么就應該遵照責權對等的原則。責權對等就意味著，繳納保費多的人就應該享受更多的、更好的醫療服務。在一個發達的民主社會，這是一個能夠被接受的原則。

然而中國目前搞的基本醫療保險屬于社會醫療保險。中國的三大醫療保險中，職工醫療保險是單位、個人和政府共同繳納保費的商業保險，責權對等原則是適用的。對于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公共財政繳納的保費比例占到80%，這就是一個由政府主導的社會性的醫療保險。社會性醫療保險更強調公共財政的作用，個人會因為收入和能力在繳納保費時存在差異，但對醫療衛生服務的使用上不應體現這種差異，這就是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應該體現的公平原則。從長遠來看的話，中國目前的三大醫療保險應該非常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屬性和定位——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主導。

記者：中國的三大醫療保險以后要不要銜接？如果銜接起來會有什么問題？

劉國恩：這三大保險以后要不要銜接？甚至要不要合二為一或者合三為一？變成一個全民醫療保險，我倒覺得這個問題值得探討。如果以后能夠變成一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險，繳納保費不再按照個人在社會上的差別的時候，無非就是三大保險的保費來源而已。企業、政

府和個人各向里面貢獻一部分，參加以后再使用的時候盡量要讓個人收入和能力與使用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數量脫鉤。

這樣的話對于繳納保費較多的人看上去是不公平，尤其是把職工保險放進來以后他們繳納的多而跟繳納保費很少的人使用上是一樣的。但你要考慮到我們這是社會保險，社會保險就是要考慮社會中收入較低、能力較差的人，我們要通過稅收、保險去補助和關愛弱勢群體。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價值觀念并選擇社會醫療保險，那我們希望通過財政之手、企業之手和個人之手在基本醫療保險方面起到一個扶住弱勢的作用，用一部分富裕人的收入去補貼窮人。

當然我們也可以調整保費的繳納比例，比如加大財政的投入。從目前中國財政增長的速度來看，公共財政加大對基本醫療保險保費貢獻的比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同時，正如十二五醫改規劃提出的，我們要鼓勵有條件的個人和單位購買補充醫療保險，以實現每個人對醫療衛生的不同需求。

記者：對當前中國醫改的評論認為，“中國醫改應設立以窮人和大病為主的醫療保險制度，而不是搞適度普惠型的福利保障體系”。您對此作何評論？

劉國恩：首先，我認為對大病和窮人的醫療保險和對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險是一個醫療保障體系的兩個重要內容，兩者之間并無必然的對立關系。我們采取付費的基本醫療保障體制，讓更多的人參與醫保，使一般疾病通過大多數人對風險和經濟負擔的最大程度的分擔來解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全民參與醫保是非常必要的，這也是當前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步驟——建立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對于一些如白血病等重大或罕見疾病，我認為可以通過現代金融手段在基本醫療保障以外設立重大罕見疾病的輔助保險，解決參保人員的負擔問題。

中國目前確實提倡和鼓勵個人、單位和地區在基本醫療保障之外盡量去參與重大或罕見疾病的醫療保險。十二五醫改規劃特別提到了，商業醫療保險補充基本醫療保險，主要應對重大且罕見疾病的支付問題。所以它是我們基本醫療保障體系一個非常重要的補充。

但我不認為我們要提倡福利制度，至少對中國目前的階段還不適合。從全球來看，有相當多的國家都沒有采取以稅收為主的福利保障制度。英國、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建立的是以稅收為基礎的福利保障體系，但大多數歐美國家還是采取基于付費的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包括日本、印度、韓國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也都如此。所以中國醫改搞福利保障體系顯然是不現實的。

政府應該在大病醫療中承擔責任

記者：過去我們一直強調個人和政府責任，但隨著中國發展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將參與到醫療救助中來，比如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發起的 “大愛清塵·尋救中國塵肺病農民兄弟大行動”項目就是一個很好的通過社會力量改善弱勢群體健康的例子。您如何看待這種民間力量和社會組織的工作？

劉國恩：我認為這是一個社會救助的范疇。社會救助是一種什么情況呢？如果一個人既

沒有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也沒有購買重大罕見疾病的補充保險，而他又發生了這樣的重大疾病。這種情況下，就屬于社會救助的問題而非保障體系的問題。

救助體系是比較昂貴的，主要取決于社會發展階段和經濟實力。為何發達國家在救助制度方面比發展中國家好得多呢？這不是說我們不同情重大疾病的窮人，而是經濟實力本身受限。但中國近些年經濟發展比較快速，國家財政力量也越來越強，民間的一些救助能力也在逐漸增加。可以適當地充實和加強救助制度，但這個應由民政部來推行。但我認為救助制度應逐步跟醫療保障制度相銜接，讓越來越多的重大或罕見疾病患者通過大病保險救助。

記者：如果大病通過保險解決的話，由于個人發布的幾率較小，同時也面臨著繳納保費的壓力，一些低收入者可能不愿意參保。

劉國恩：很多貧困人口和流動人口，加入這種重大疾病保險的可能性比較低的話，可能是由于經濟上的能力也好，流動狀態也好，所以我認為重大疾病的建立更多的需要政府在這方面有一個鼓勵和支持。對于一些特別貧困的人群，政府可以替他繳納更高比例的保費，甚至是全額買單。我們也希望以后這種重大罕見疾病能夠全面銜接起來，他就不會因為人口的流動而失去獲得保險的能力。

我們目前的情況是，等他得了大病，再從某個資金來源里面拿出很大一筆錢來救助他。對于一些突發性的大病，民政部的救助制度實際上是沒有一個保障機制，重大疾病的發病者完全處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態，這也是為何社會上一直呼聲不斷的緣由。

記者：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兩會上指出，“全面推開尿毒癥等8類大病保障，將肺癌等12類大病納入保障和救助試點范圍”。醫療界提醒“早期體檢、早期治療、早期診斷”，對大病醫療效果較好，有專家認為大病以預防為主，建議體檢進醫保，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劉國恩：如果一個人游離于保障體系之外，那就意味著他事前無預防，事后需要急忙“救火”。但如果你在保險體系里面的話，你參加重大罕見疾病的保險體系以后，保險機構本身就有極大的動力，也有非常豐富的資源，幫助這些參保的人群，在前期做體檢和預防。因為你要這些參保熱都不發生和少發生的話，那他節省下來的開支就會多。

比如說乳腺癌，如果有保險的話，保險機構會為婦女們提供檢查，在早期作為預防，不至于發展到后期遭受最大的損失。但是如果讓他們游離于之外的話，最后社會要支付的成本或許會更多，個人付出的代價也會非常高。正如我們前面談到的，通過救助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因為救助基金和前期的檢查好像沒有多大的關系。

記者：中國過去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追求高速增長，未來幾十年因環境污染引發的大病將上升，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環境污染引發的大病因無法自證因果，所以無法通過法律手段解決。這類大病醫療問題，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劉國恩：對于因環境污染引發的大病，很難通過個案來解決。你看到一家工廠在排污，如何把這種污染跟這種疾病聯系起來？不管你訴諸法律手段還是現代科技的手段，難度都相當大且效果有限。其結果通常是，要么冤枉了工廠，要么給患者家庭帶來不公。

如果我們知道一家企業在一個地區有系統性的污染，但對于導致的具體疾病和發生的時間我們不清楚，但我們知道這種污染長期對健康和環境是不利的。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根據我們的環境政策，收取工廠污染的費用。然后把這些費用拿來補充到重大疾病補充保險，就相當于給周邊百姓買了一份健康保險。一個普通的老百姓生病以后就不需要再去追蹤是哪一家工廠發出了多大程度的污染導致了疾病，他就可以直接通過這個罕見疾病的重大保險基金得到支付。

并且我還要強調，污染費用需定向地來使用它，而且是通過建立保險基金這樣的現代金融手段。如果每個地方的環保局都能這樣來做事情，我想能解決多少冤假錯案，也會減少多少因為案子復雜而往里面投進去數不清、填不滿的費用，但最后官司還打不清。

記者：為解決看病貴問題，中國過去一直對藥物進行價格管制，這使一些藥物要么慢慢退出生產，要么改頭換面成為非基本藥物以高價出售；這是否意味著，大病患者需要自行支付更多的錢來購買進口藥物和非基本藥物？

劉國恩：基本藥物制度是新醫改和十二五醫改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根據我的理解，它的初衷是科學地遴選一批安全有效、臨床必需、具有價格優勢的藥品，它的使用范圍主要是常見病、多發病和慢性病，比如腐蝕性關節炎、偏頭痛、高血壓、糖尿病，它的實施重點在所有的政府辦的基層醫療機構。

價格優廉，所以在遴選和招標當中可能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之類的現象，這是未來幾年需要改進和完善的。但作為一項制度，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解決大多數老百姓的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病治療所需要的藥物。

但我覺得這對于非基本藥物和進口藥的影響不是一個系統性的。既要堅持基本藥物，但是又不非科學的強制全面推行。如果我們能夠正確把握基本藥物實施的對象、范圍和地點的話，那結果既加強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良好健康地發展，老百姓在基層機構又能夠得到很好的服務。總體來說，衛生醫療的資源也會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罕見和重大疾病也會享受到更好的服務。醫患關系破冰在于患者分流和公立醫院改革

記者：哈醫大血案使醫患矛盾再次成為關注焦點，一部分評論認為，醫生逐漸成為醫改過程中的弱勢群體，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劉國恩：哈醫大事件導致1名醫生死亡，2名醫生受傷，本身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我認為我們應重視它，更重要的是，把它作為一個惡劣的刑事案件。

目前的中國，通過強權和暴利來解決爭端的現象還非常普遍，這是中國目前發展階段一個非常可悲的現象。哈醫大事件首先就暴露了這一點。另一個方面，醫生所在的行業是一個事故和糾紛頻發的行業，比如有人就把它稱為是“高危”職業。其實作為一名醫生在這個行業里面從醫就應該知道這種情況，并做好準備。

記者：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我們如何從制度上的設計怎么能夠更好地規避這種現象呢？

劉國恩：若要從制度上規避這種現象，我認為必須嘗試找出事故或者糾紛發生的源頭。

類似的高危行業還有警察和消防隊，但為何醫療行業出事就會引起巨大的爭議呢？

就醫療服務這個行業而言，它所服務的一般是心理上或身體上有問題的對象。一個身體或者心理有問題的患者到醫院以后他可能會出現一種非理性和失控的行為，甚至出現極端的犯罪行為。一種情況是患者得了病，但他支付不起費用，經濟負擔太重使他絕望而出現一些極端行為。另一種情況是經濟上有支付能力，但疾病本身無法得到有效救治使他絕望。一個非理性的患者，他可能認為是你庸醫無能或者延誤治療。發生這兩種情況的一般是重癥病人。

對于第一種情況，我認為要從政策上解決看病的經濟負擔——通過建立全面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越完善，補償水平逐步提高，肯定會有助于規避極端案件的發生。第二種情況是出事故最大的地方，這是中國整個醫療衛生事業長期要去解決的問題。首先，看病就醫過程當中，醫生和患者之間必須有良好的溝通。人們常說看起病來是“三分看病七分溝通”，溝通就是一個專業性的咨詢和安慰過程。

記者：溝通和安慰需要時間，但目前我們看到的現象是大醫院排長隊，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劉國恩：目前確實是這種情況，大家都涌到大醫院，每天排著長長的隊，醫生根本沒有溝通的時間。所以對重癥病人來說，既感覺不到醫生提供的治療，也感覺不到醫生對患者的關愛。

從長遠看，需要建立更多的服務平臺和擴大醫生工作場所，使我們的醫生分配給每一位病人更多的時間。醫生對每個人的服務時間要長一些，服務要舒適一些。從短期來看，一個辦法是將大醫院中的非重癥病人疏通到社區等基層醫療機構，大醫院的時間和資源就會自然地傾向于重癥和復雜病人。

十二五醫改必須遵守經濟學基本原理

記者：新醫改三周年之際，您認為未來幾年醫改最難啃的骨頭是哪一塊？

劉國恩：十二五醫改明確規定要推進三個方面的主要工作，完善基本醫療保障體制，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以及公立醫院改革。在我看來，公立醫院也許是目前最難攻克的。

公立醫院改革首先面臨的是醫療服務人員的解放，全國270多萬醫生必須由機構人變成社會人和自由人，若不如此，我們前面提到的基層提供常見病、多發病和慢性病就是一句空話。老百姓如果在社區里面看不到以優質醫生為旗幟建立的診所團隊，就對基層醫療機構沒有信心。

醫生多點執業只是醫生由機構人向社會人轉變的第一步，以后中國的醫生就應該像律師一樣是一個自由職業者。醫生根據自己的專長把自己的團隊建在社區，這樣的團隊是跟很多知名醫生有直接關系的，老百姓才會去那里看病就診。等基層醫療機構吸引住人以后，大醫院才能將更多的時間和資源分配給重大疑難雜癥病人。

目前制約醫生自由執業的最大障礙是社保制度。醫生不敢自由執業，因為醫生一旦離開

自己的單位，就等于失去了編制和保障。所以我們醫改的一個方向就是逐漸使社會保障跟單位脫鉤。

公立醫院改革的第二個重點是產權問題。全世界最好的擔任科研和教學任務的醫院都是社會力量辦起來的。中國為何不能向這個方向發展呢？只要政府給政策，我就不相信社會力量搞不出中國的哈佛大學醫學院、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公立醫院的改革，我們希望那些能夠強化基層醫療的把它留下來，城市里面的很多大型的公立醫院最后一定要實現社會化。

記者：但很多學者并不認同您這種觀點，認為公立醫院改革的重點是“回到公益性”，公立醫院走社會化行不通。

劉國恩：確實有一些學者認為公立醫院就應該政府主導，政府要管好大醫院。這不正好跟比較優勢講的完全相反嗎？政府干嘛要主導大醫院呢？

我認為如果政府主導這場醫改，特別是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話，其落腳點一定是在面很大、經濟回報低、成本效益又很高，但社會資本不愿去的基層。政府應該把大醫院的市場打開，讓社會和商業資本進入。當社會資本進入大城市能夠逐漸承擔高端醫療衛生服務的時候，政府的資源就可以逐步從大醫院和大城市撤出來轉向基層醫療機構。這就是我說的結構調整，也是中國醫療衛生資源最佳配置的一個基本思路和方向。

最后我們會發現，中國醫療服務的體系會是政府和社會共同支撐起來的一個醫療體系，社會力量服務高端和大醫院，公立醫院牢牢地把住基層。這樣才能解決中國當前醫療衛生領域總量不足，更是解決醫療衛生服務結構的扭曲問題，其實后者是最嚴重的問題。

記者：對于未來醫改和醫療事業的發展您有何新期待？

劉國恩：如果按照一些學者的看法，政府應該把持好大醫院，那要實現三項重點肯定沒有希望。但如果我們能夠按照比較優勢的理論，政府在基層醫療方面將會有很大一筆錢，而社會力量又會發揮作用。

所以我說這個結果就是一個動態的，如果我們能夠遵循經濟學比較優勢的理論來配置政府和社會的資源，我們的明天會更美好。如果我們繼續堅持或者一味地堅持，不顧經濟理論，不尊重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比如認為公立醫院占主導，邊邊角角交給社會力量來補充，那肯定是沒有戲的。

第二篇：中國醫改

中國醫改之殤——虛高的藥價

中國醫改目標

努力保障國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而不是全民免費醫療。保障貧窮的人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讓普通人拿一部分，政府或所在單位拿一部分，共同承擔看病的費用；讓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自己多拿些錢，享受高端診療服務。在現實情況下，公立醫院保留一定比例的特需服務。

藥品價格過高的大背景——中國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商業化

縱觀中國醫改20年來的歷程，其基本走向是商業化、市場化。醫療衛生機構的所有制從單一公有制轉變為多種所有制并存；不同的醫療衛生機構之間的關系由分工協作走向全面競爭；醫療衛生機構服務目標從追求公益為主轉變為全面追求經濟目標。公立醫療機構乃至公共衛生機構在內的所有醫療服務機構，都已成為實行獨立經濟核算，具有獨立經營意識的利益主體。在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微觀組織方面，普遍轉向企業化的管理模式。[1]換言之，現今中國的醫療衛生體系已經市場化、商業化。

在這一大背景下，藥品的作用、地位當然地發生了變化。藥品已經由過去非盈利性的服務公眾利益的手段轉化成為一種特殊的商品。賣方是醫院，消費者則是前來就醫的患者，流通場所就是醫療衛生服務機構，主要是大大小小的醫院。高藥價困擾中國的原因

1.藥品寄生鏈。藥業市場里的一些人甚至認為，藥價高企并不是藥品本身的問題，將責任歸咎于醫藥代表和銷售商似乎并不能使人更加明智。在特殊利益的鏈條中，官員、藥企、渠道商、醫生、醫院結成一體，藥企、渠道商是利益的輸送者，醫生、醫院是利益的制造者，官員是利益的最終操縱者。所有的暗箱收入都來自于藥企和代理商，他們游說官員，影響政策，形成一條“交易政策”曲線，并行于國家的體制改革路線圖。

2、流通腐敗。一個業內常識是，藥品審批須“用錢推磨”、醫生處方須給回扣。這使中國出現一種奇怪的藥品流通現象：銷售商吃藥廠、醫院吃銷售商，每個環節都想方設法要從上一環節榨取油水，而這食物鏈的終端被榨取者就是患者。

3、政策性障礙。在滋長腐敗的體制性障礙沒有徹底清除前，政府對于藥業市場的介入程度可能還在加深。比如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行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并寄希望以此遏制藥價高企的狀況，但事與愿違。藥品消費市場可能會因為藥價的漲落有一定的波動，但是總體的市場規模從一段比較長的時期來看，將會在一個區間之內穩定波動。而從目前的狀況來看，仍呈現增長之勢。因此，對于醫院或者藥企來講，藥品價格的高低和市場空間并無一定相關性，降低藥品價格也就不會成為其擴大市場促進銷售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治個普通感冒要花上四五百甚至上千元，哈爾濱出現500多萬元的天價醫藥費。人們在感嘆“吃不起藥”、“藥價虛高”的同時，指責醫藥企業的“暴利性”自也順理成章。然而，事實遠非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

4、行政性壟斷。幾乎所有的地區都存在行政性壟斷，各個地區以招標的名義限制本地醫療機構從非本地企業購進藥品，排擠非本地企業，失去價格競爭市場。

5、藥監等政府部門的不作為。藥監局實際上已經成了腐敗的代名詞，給好處怎么樣都行，不給好處怎么樣都不行，而且胃口越來越大，已經成為常態，是藥品定價的參考因素之一。十一個政府部門都管醫院，都有權力但又都很尷尬，造成了誰也不管或者是管也管不好的混亂局面，名義上是政府的醫院，可到底誰是投資主體？誰是決策主體？ 誰又是最終的受益者？ 降低藥價四大措施

1、對屬于企業自主定價的藥品，加強市場購銷價格調查；

2、對政府指導價藥品加強成本審核；

3、建立基本藥物動態調整機制；

4、研究改進藥品價格管理方法。

對屬于企業自主定價的藥品，物價主管部門將加強市場購銷價格調查，研究制定牟取暴利的界定標準，加大對流通環節惡意加價、牟取暴利行為的打擊力度，一經查實，便予以曝光。物價部門并將對政府指導價藥品加強成本審核。對納入醫保報銷、從企業自主定價轉為政府指導價的，官方將核實真實出廠交易價格，嚴格審核成本費用明細，防止企業虛列成本，虛報價格。目前，國家發改委正在進行全面摸底排查，以降低偏高的藥品價格，推動今年實現60%的基層醫療機構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對其他政府指導價藥品價格將分期分批進行復核，根據成本及市場供求變化適時進行調整。此外，國家發改委正在修訂藥品價格管理辦法，探索有利于推動降低招標采購等市場交易價格的方式方法。在取消醫院藥品加成的過渡期間，國家發改委為調動醫院使用低價藥的積極性，擬在不突破現行15%加價政策前提下，適當調低高價藥加價率，相應提高低價藥加價率，實行差別加價政策。官方也將進一步擴大藥品劑型規格差比價規則的實施范圍，防止企業采取變換劑型、規格等方式變相漲價。附加：降低虛高藥價法律手段

對公民而言，依據我國《憲法》第45、46條，任何人都享有基本的醫療保健權，主要是指任何人都應享有預防性健康保健權，以及在遭受疾病且依自己努力無法獲得最基本醫療護理的情況下，由要求國家直接提供最基本醫療護理的權利。但是與公民保健權密切相連的醫療保險制度難以全面實施：目前在城鎮地區，醫療保障（保險）制度所覆蓋的人群約有一億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鎮從業人員的半數。在農村地區，則只有全部人口數量的10% 左右。過高的藥品價格使得中國60%的低收入者在患病后對醫院望而卻步，醫療保險制度難以推行。對國家而言，且不論過去20年中醫改功過如何，只要現今過高的藥品價格得不到抑制，今后的醫療改革就再難推行。藥品價格需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到控制。但是就現在狀況而言，藥品價格過高已非局部問題，醫療系統皆盡如此。若要在短時間內在控制藥價上達到較好的效果，法律手段勢在必行。針對藥品價格過高的原因，筆者認為，有如下的解決方法可以采用：

1、從民法角度明確醫院的定位——事業單位法人。我國為社會主義國家，國務院早在1963年7月22日《關于編制管理的暫行辦法》中就規定了凡是為國家創造和改善生產條件，促進社會福利，滿足人民文化、衛生、教育等需要的單位，為事業編制，也就是事業單位法人。事業單位法人一般以公益為目的，不參與商品生產和經營活動。即使取得一定利益，也只能是輔助性的。所以，除去現有少數的合資醫院、獨資醫院，絕大多數醫院應有的正確定位是事業單位法人，其目的事業是為社會公益服務，自然藥品不能是商品，不適用于市場經濟規律。

2、明確患者的權利，加大保護力度。醫患關系，指醫生與患者之間因疾病的診療而形成的法律關系。這是一種民事關系。醫患關系主要是基于醫療合同而發生的，因此，醫療合同關系在醫患關系中占主導地位。患者作為醫療合同關系的一方當事人，享有如下幾種權利：第一，除法律規定的傳染病強制實施治療以外，患者有權決定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項醫療服務；第二，患者有知情權和同意權，具體而言，這項權利又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患者有權理解和認識自己所患疾病，包括檢查、診斷、治療、處理和愈后等方面的情況，并有權要求醫生作出通俗易懂的解釋；（2）患者有權得知處方的內容，出院時有權索要處方副本或影印件；（3）患者有權查閱并復制醫療記錄；（4）患者有權檢查醫療費用，并要求院方逐項作出詳細解釋。相應地，醫生也負有逐項作出詳細解釋的義務。總之，患者權利的明確，有助于醫患之間的平衡，以及加強患者對醫生的監督，抑制過高的藥價。

3、針對藥品購入中的回扣現象，需加強政府介入力量，以國家強制力對之進行控制。具體而言，有如下可采用的措施：

3.1實行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政府指導價，是指依照價格法規定，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或其他部門，按照定價權限和范圍，規定基準價及浮動幅度，指導經營者制定的價格。政府定價，則是政府依照價格法，強制制定的價格。兼顧到診療過程所不可缺乏的靈活性，可采取一種折衷的辦法：針對一少部分必用藥、常用藥可以實行政府指導價和政府定價，使價格的執行具有法律強制力，從而節制醫院濫用自主定價權，進而控制藥價。

3.2 針對醫院，尤其是個別醫生以及藥品生產經營企業之間的回扣問題，采取刑法強制手段。過高回扣是造成藥品價格過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單位和個人在帳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賄罪論處。據此，可認為國家允許的回扣，必須是公開收受，且在有關財務賬目上有如實記載的，否則即屬受賄。另外，各種名義的變相回扣，如前述的“統方費”、“處方費”，可以視同手續費，即可以以受賄罪論。相應地，向醫院、醫生給予回扣和手續費的醫藥經銷商，可以以行賄罪論。這種刑法責罰的采用，對于控制回扣，進而抑制藥價，有著及其重要的作用。中國醫改：進步與挑戰并存

中國醫改，進步與挑戰并存 經濟增長和城市化正以驚人速度和規模改變中國。同時，中國醫療體系也在發生變化，不太顯眼但同等重要。

過去30年，中國醫療衛生基本由市場決定。2009年4月，中國宣布一項宏偉的醫改計劃，目標是擴大醫療服務、促進醫療公平及提高醫療質量，恢復政府主導醫療。現在，該項改革的部分目標正接近2011年期限，一些方面取得顯著進步，但挑戰依然存在。

在上世紀80年代前，中國維持著一套穩固的公共醫療體系，相對當時的收入水平而言，中國提供的醫療服務令人羨慕。隨后30年的改革雖然解放了經濟，但也破壞了社會安全網。政府對醫療衛生領域投入驟減，農村醫療保險也隨之瓦解。因病致貧日益普遍，城鄉、地區之間差距懸殊。

2009年公布的醫改計劃，試圖從多方位解決問題，包括計劃投入8500億元人民幣擴大醫療保險覆蓋范圍，改進基層醫療機構，普及基本公共醫療服務，確立基本藥物目錄及改革醫療融資體系。從理論上講，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醫療效率和減少醫療不公。

醫改計劃落實兩年來，中國在擴大醫保覆蓋范圍方面無疑取得進步。據中國衛生部稱，2003年該國78%的城鎮居民和87%的農村居民缺乏醫保。但面向農村居民及城鎮失業或非正式就業居民的新醫保改變了這一狀況。短短8年后，政府數字顯示，中國現在超過90%的人口擁有某種醫保。農村醫療參保人數增至8.35億，這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醫保計劃。世界銀行衛生專家張碩對中國迅速推出醫保計劃稱贊有加。“放眼全世界，沒有別國能在五六年里取得這種成就。”

改革還呼吁對基層醫療機構和醫務工作者培訓加大投入，以確保偏遠地區能得到醫療服務。按照最初計劃，政府承諾村村建診所、建設2000所縣級醫院、3700個城市社區衛生中心以及改造許多其他醫療設施。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講師劉元利2011年4月曾牽頭對中國醫改進行初步評估。他表示自己經常看到新的設施，“硬件這一塊明顯改善。”

回顧醫改的初步階段，中國政府不乏重要進步。但最棘手的問題尚未面對，單靠政府的投入并不能解決。“最近幾年，能做的他們都做了。”張碩說，“最難的問題來了。現在不是方向問題———方向早就確定了。下一步是決定正確做法，建立讓改革到位的機制。” 中國醫改的展望

1、通過對公立醫院的治理，使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工作目標相協調。未來改革應該通過對醫院進行有效治理，科學解決公立醫院的收入來源問題，建立同公益目標相適應的醫生績效考評體系和薪酬體系，遏制和化解醫院創收的沖動，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公共衛生部門防病，而醫院卻擔心病人少、希望病人多的矛盾局面，只有整個衛生行業都千方百計讓居民少發病、不發病，居民健康水平才能有切實保障，衛生事業才能健康發展。

2、在增加財政投入的同時，采取更加積極的醫療政策，使衛生總投入和總產出相一致。落實科學發展觀，不單純追求投入的規模以及衛生投入占GDP的比重，也不僅看經濟效益指標，而是要跟蹤監測居民健康指標，不斷調整和優化投入方向和衛生干預路徑，在干預大病的同時，積極干預小病，重點控制多發病、常見病，使衛生成效隨著投入增加而同步增長。

3、重點支持和培養鄉村醫生和城市社區醫生，使衛生資源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相匹配。在增加對衛生醫療基層設施、設備投入的同時，要注重對專業人員結構調整和重點培養，特別是對城市社區醫生和農村醫務人員的長期培養和支持。

4、通過藥品產業政策調整和對藥品生產、流通、使用環節的綜合治理，解決醫院“以藥養醫”和藥費比重占醫療總費用過高的問題。這是當前突出的問題，也是檢驗醫改成效的重要指標。

5、政府直接提供服務和鼓勵社會參與并重，使衛生投入具有可持續性，富有效率。在醫療服務、藥品供應、醫療保險領域，在加強監管的同時，要鼓勵競爭、鼓勵創新、鼓勵非公經濟的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吸引社會資本的投入。通過解決以上重點問題，建立良性運行機制及其相應的體制，確保醫改沿著十七大報告指出的方向順利發展，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奮斗目標.綜上所述，當前“看病難，看病貴”既是現實問題，也是改革機遇。一方面，看病問題關系到民眾切身利益、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和諧進步；另一方面，解決這個問題也是重新審視政府職能定位、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服務體系構建的良好時機。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在國有企業改革、競爭領域開放、市場機制建立方面已有了重大進步，下一步應在公共治理、公共服務、非營利組織發展方面有所突破和創新。我們堅信，衛生醫療體制改革難題總會有解決的辦法，通過研究、探討和比較，得出一個切合實際的改革方案并付諸實踐，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不斷推動衛生醫療體制創新和社會事業發展，是可以期待的。

第三篇：中國醫改

醫生患者持“刀”相見，醫療制度該動手術了

導語：一邊是醫者傷心，一邊是患者落淚。建立于1950年的醫療衛生制度，這么多年來一直沿著它自己的軌跡向前行，卻也是悄然與人們的期待漸行漸遠。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公布，在新的指導思想下，我國的醫療衛生改革能否打破詭異的僵局現狀？普通百姓還會對醫改重新燃起希望嗎？醫生自由執業，多點執業的路通嗎？中國醫改的路又會走向何方呢？

一項醫者傷心患者落淚的制度：中國醫療衛生體制

如果說，1985年1月全國衛生局廳長會議的召開以及同年4月，國務院批準了衛生部的《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國發〔1985〕62號文），標志了中國醫改的全面啟動。那么從1985年中國醫改元年算起，中國醫改歷經了28年的徘徊，前進，停頓，迷茫后，中國醫改再次陷入了僵局。

一邊是患者抱怨“看病難，看病貴”，普通人生了個病，不管是大病還是小病，都往大醫院跑，大小檢查做了個遍，藥品開了一大堆，結果病還是沒治好；一邊卻又是畸形的“以藥養醫改”制度讓醫生成了替罪羊，人們往往將看病難、看病貴的矛頭對準醫生，認為醫生多看藥、開貴藥就是賺“黑心錢”，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醫療價格共由藥品價格、醫用器械的使用費用、醫護人員的技術勞務費用、醫院管理費用四部分組成。正常情況下，醫護人員可以獲得技術勞務費用，就不該從藥品、醫療器械中謀取利益。但是政府為了降低醫療費用、減輕患者負擔，對醫護人員的技術勞務費用進行了限制。而這些年醫改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政府對醫院的財政支持日益縮減，政府縮減后如此少的財政撥款，連正常人員的工資都無法保證，使得醫院和企業一樣，自謀生路、自負盈虧。國家財政不管了，而人民健康保障又要年年提高。又要馬兒跑的好，又不給馬兒草。醫院建設發展的巨額經費缺口，顯然只能來源于廣大病人。幾十年的建設，醫院的醫療條件和醫療水平，確實提高了不少，但這是以政府減弱了自己的責任，而靠著廣大病人貢獻出來的。從本質上來看，政府限制醫療服務費用并沒有減輕患者的負擔，只是將醫護人員推到了患者的怒火面前，成為財政投入不足的醫療制度的替罪羊。所以，放眼看今天的中國，無論是對于患者還是對于醫者而言，在這樣的一個衛生醫療體制怪圈下根本就看不見贏家。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中國醫改未來的路在哪里？

2013年11月9至12日，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雖然會議閉幕后的12日發布的全會公報只字未提有關醫改的任何事項，但是在當日發表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是使用了356個字作了詳細的陳述，而其中的“鼓勵社會辦醫”，“允許醫師多點執業，允許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定點范圍”，更是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顯而易見，這是國家明確發出開放政策的一個信號，國家政策提倡要促進社會辦醫，促進醫生職業化身份的一個改變，如果醫生不走出去，長期在醫院、事業單位里頭，如果國家不能對這些流動出去的醫生采取一視同仁的方式的話，人才不流動起來，那社會辦醫就成為了一個空話。其實醫生本來就是一種流動狀態，不應該禁錮在一個單位一輩子，醫生實現自由多點執業，或者說是過渡到一個社會人的時候，這是對中國醫改的一個很好的開端，有了更廣闊的空間，醫生將來的發展有一個定向的選擇，那么他將來不一定是在大醫院里面求發展，而在社會有更多的空間讓他們去發展自己的聰明才智，更有能力的醫生流向社會，也是為市場提供了一個更好的選擇，患者也有了更多選擇看病的機會：這無疑更好地體現醫生的價值，更好地為患者服務。也只有這樣，中國的醫改道路才可以慢慢的跟上世界發展的步伐，和歐美相比，我國的醫療發展起步晚，而且還走了不少彎路子，要想奮起直追，我們必須解放醫生和醫院，也只有這樣，患者和醫生之間形成一種相容與共的局面，而不是現在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局面。作為政府，該放手的時候就得放手，不能抓的太緊，要把改革的權力下放一些給醫院和醫生，讓他們去放開手腳去嘗試一些新的方式。當然，在所有的方面，資金方面也是政府必須鼎力支持的。有的行業政府可以省錢，但是作為全人民的基礎醫療事業就不能說省錢了，要是這樣，人們的基本生活就沒有保障，談何幸福和社會穩定？中國夢也就是瞎忙了。

由此我認為：第一，取消醫生掛職措施，把醫生松綁。允許醫生自由選擇就職地點，現在的醫生太過僵硬，一輩子就被束縛在一個地點，導致大量的病人，為了一個醫生集體涌到一個醫院，導致這個醫院的人流暴增！從而質量下降，而其他的醫院卻門可羅雀，所有設備停留在無人問津的地步，導致公共資源損失。只有讓醫生流動起來，才可以避免一家獨大和醫生分配不公的局面，才可以充分的利用好社會資源，讓整個醫療行業的資源充分合理公平的利用，這樣就不會存在過分醫療的事件發生。

第二，政府應大力投入醫療事業，包括資金和政策支持，以前政府實行放開政策，那是因為那時我國是處在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發展的道路，政府缺錢，但現在政府已經發展起來了，有大量的流動資金，可用來發展人民的公共醫療基礎工程，取消以藥養醫的政策，填補醫療行業的巨大資金缺口，這是所有措施的根本，如果政府不提供資金支持，一切其他措施就是空中樓閣，不可能起到作用的。

第三，加強醫生工資待遇，其工資基本上能達到中等水平，這樣既可以避免一部分醫生由于生活沒有保障而以藥養醫，從而使醫院重新走上公益性質，從根源上杜絕醫院暴利行為。

第四，加大醫院基本設施投入，做到醫院公平競爭，設施政府采購，杜絕醫院單位個人從采購程序進行設備盈利和個人回扣盈利，做到政府專門成立采購部門為管轄醫院采購。使其醫院真正成為公益性質的機構。

當然雖然我們現在重新明確了醫改的指導思想，但是在新的一屆政府領導班子的帶領下，未來的每一步具體該怎么走，仍然等待著我們每一個人去實踐和探索，而未來中國醫改的路和方向在哪里，也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聯系人：柯炳君

學號：1220550232 聯系方式：***

第四篇：中國醫改20年

中國醫改20年

如何看待今日醫改的突然轉向？本報（南方周末）為此先出推出兩組報道，上組報道聚焦于微觀，對江蘇宿遷的市場化激進改革、江西婺源的農村合作醫療，以及一家醫院一波三折的改制，作了具體的呈現，這組報道則著重于梳理醫改的歷史脈胳，中國的醫改，究竟一路怎樣走來，我們力圖還原一個粗略的背景。

時至今日，醫改已整整20年，并且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站在這一節點上回顧歷史，或許我們可以看出：簡單的否定和肯定，對于中國醫改這一“疑難雜癥”而言，只怕都過于輕率，它需要更大的耐心、智慧和勇氣，去反思問題，找到良方。

2005年仲夏，關于中國醫改的爭議，正在愈演愈烈。“看病難看病貴”已成為百姓的一塊心病，衛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約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29.6％應住院而不住院。

醫改向左，還是向右？政府主導，還是市場說了算，雙方爭論不休，暗流潛涌。鮮為人知的是，對于這一問題的爭論，其實由來已久，并且一直伴隨著整整20年的醫改進程，現在終于到了必須解決的關鍵時刻。

1980年代：給政策不給錢

對于醫改的時間界定，一般從1985年改革算起，但如果追本溯源，啟動中國醫改的第一句話是：“衛生部門也要按經濟規律辦事！”

此話發表于1979年元旦，時任衛生部部長的錢信忠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提出，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

此時改革開放剛剛舉步，農村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風行，而在城市，一切顯得十分冷清，錢信忠這時的講話，顯得大膽而前衛。

事實上，衛生部早在一年前，就已經開始“預熱”這一改革，當年3月召開的南昌會議，衛生部已經明確要對醫院進行經濟管理，但真正發動，卻一直等到1979年。

“當時錢信忠部長、季宗權副部長是主要的推動者，”一位衛生部的老干部回憶，“他們輪番對此講話，鼓動衛生系統‘放手干’。”

標志性的事件是，衛生部等三部委當年聯合發出了《關于加強醫院經濟管理試點工作的通知》。此后，衛生部又開展“五定一獎”(即定任務、定床位、定編制、定業務技術指標、定經濟補助、完成任務獎勵)，并且開始嘗試對醫院“定額補助、經濟核算、考核獎懲”，黑龍江、吉林、山東、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醫院被列為“示范”。

對于這一改革，錢信忠認為“對推動醫藥衛生現代化建設有重要意義”，但對此持反對意見者，大有人在。

幾乎從一開始，這項改革就已經爭論甚烈，衛生部下屬的《健康報》，在1979年11月16日的《情況反映》中，就匯編了7篇持“不同意見”的文章。

“這些文章的主要立意，就是從醫院的根本屬性出發，認為醫療衛生應該是社會公益事業，不應該強調其經濟屬性。”一位衛生系統的老干部回憶。

但傳統計劃經濟模式下的醫院管理，這時已顯露出諸多弊端，改革已成大勢，從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臺，其中關鍵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衛生部起草了《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其中提出，“必須進行改革，放寬政策，簡政放權，多方集資，開闊發展衛生事業的路子，把衛生工作搞好。”

正是在這一政策下，1985年成為醫改的啟動年，而此前的則只能算是醫院改革，衛生部的一位老干部說，“正式啟動的醫改，核心思路是放權讓利，擴大醫院自主權，基本上是復制國企改革的模式”。

盡管在這一文件中也提出，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加大對衛生事業的投入，但在實際中情況正在微妙地變化。

衛生部原政策法規司一位領導告訴本報記者，當時的大背景是百廢待興，醫療衛生還不能放在首要位置來考慮。于是改革的手段從最初就十分明確――“給政策不給錢”。

這一時期因此而產生了兩個改革典型，一是轉換經營機制的“協和經驗”，二是后勤服務社會化的“昆明經驗”，在全國衛生系統備受推崇。

從當時的統計數據來看，醫院的效率、衛生總量在持續增長，1985年縣及縣以上醫院病床使用率為87.9％，并一直維持到1990年代初，而在農村，隨著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大批農村衛生室承包給鄉村醫生經營，據1988年統計，村或群眾集體辦的村醫療點占35.7％，個體辦的村醫療點占45.8％。

這一過程中，財政對衛生的投入，在整個比重中開始逐步減少，以江蘇省為例，省財政補助占醫院工資總額比例，1985年為60.39％，1988年降至31％。

全國的情況同樣如此，統計表明，1980年，政府衛生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1／3，到1990年降為1／4。

“事情往往是這樣，開始做積極性很高，一旦全局鋪開時，弊端也出來了。”衛生部原政策法規司的一位領導承認。

當時開始出現一系列亂相，醫生走穴、藥方里開出電飯煲等，成為當時議論的熱門話題。

“但這一時期的爭論并不激烈，”衛生部原醫政司司長于宗河回憶，“其他部委看到醫院服務不好，見到陳部長(陳敏章)時，往往發牢騷，不少人就說，這是市場化不夠徹底造成的。”

1990年代：大爭論

1992年春，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改革浪潮。

醫改在這一背景下再次提上日程。“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門、行業各種產 業部

搞起來了，甚至你自己的領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場、群眾就不需要你的產品了。”時任衛生部部長的陳敏章在華東七省市衛生廳局長座談會上說。”“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此時風行各個行業，衛生系統也加入了這個隊伍。1992年9月，國務院下發《關于深化衛生改革的幾點意見》。時任衛生部醫政司司長的遲寶蘭后來在會議上要求：醫院要在“以工助醫”、“以副補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績。此后，點名手術、特殊護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筍般在醫療系統涌現，正是在這一階段，衛生系統的內部爭論日漸興盛，圍繞“醫院是不是掉到錢眼里”、圍繞政府主導還是市場改革，兩種思路開始針鋒相對。

在衛生部內部，政策法規司和醫政司成為兩種意見的代表部門，按照程序，政策法規司負責起草文件，“那是部長的秘書班子，負責的是宏觀思路，而醫政司主要抓醫院管理，負責的是實務。”衛生部原醫政司司長于宗河說。

于宗河反對醫療服務市場化，他認為經濟領域的做法不能簡單移植到衛生服務上，“如果忽視這一點，就會導致什么環節賺錢資源就往哪里投，誰錢越多誰就能享受越好的醫療服務，而無法顧及醫療的大眾屬性和起碼的社會公平。”

這種爭論已經不局限于內部了，他的觀點后來發表在1993年12月21日的新華社內參中，呈上了國家領導人的案頭。

爭論的集中爆發，是在1993年5月的全國醫政工作會議上。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殷大奎在報告中明確表示反對醫療服務市場化，這番表態隨即被認為“思想保守，反對改革”。兩派觀點在會議上吵得不可開交。

一個頗有意思的插曲是，這次衛生會議的爭論甚至傳到國外，哈佛大學教授蕭慶倫聞訊從美國飛到中國，專程向衛生部部長陳敏章進諫：“中國千萬不能走美國的路，美國醫療業的商業化太嚴重了，普通美國人苦不堪言。”

此時究竟醫療界出現了什么狀況，導致這么大的爭論？或許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事例中看出一些端倪。

《醫藥產業資訊》雜志社副社長張浩臣，當時在河南的一家公立醫院工作。“那個亂啊，辦民營醫院就像辦鄉鎮企業，公立醫院就到處合作辦專科，醫生專家就到處走穴。”

1993年投身于醫療器械生意的李益，適逢藥品流通渠道市場化，“這醫藥一放開，不知造就了多少百萬富翁。”李益按“行規”，給醫生和醫院提成，轉眼間暴富，積下數千萬元身家。

醫學專家丁會文當時任西安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業務院長，那時政府的財政補貼已經只占醫院總收入的10％左右，像他所在三甲醫院情況還比較穩定，但不少中小醫院就面臨著工資都發不出的窘境。

醫院分級管理，正是為了抵消一些負作用，在醫政司的力推之下開始實行，時任衛生部長的陳敏章告訴于宗河：“這是一個好辦法，衛生部想贊成什么，反對什么，都可以通過評審反映出來，醫院還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與競爭。”

但分級管理只是技術性的手段而已，如何解決“路線”之爭？整個1990年代，市場化的聲音，一直處于主導地位。

從統計數據來看，截至2000年，我國的衛生事業在國家投入并不足的情況下仍然高速發展。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衛平介紹，1980年衛生機構數量是18萬家，到2000年時已有32萬家。

2000年：產權改革的號角

2000年的第一個黎明，很多人是在守望中度過的，中國大地到處洋溢著對 新世紀的憧憬。

也就在這一年，在江蘇的宿遷掀開了一個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場化”的醫院改制——賣醫院。

這一舉動的源頭來自于當年2月，國務院公布了數易其稿的《關于城鎮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意見確定了實行醫藥分業等幾項原則。

這個意見中，“鼓勵各類醫療機構合作、合并”，“共建醫療服務集團、盈利性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價格放開，依法自主經營，照章納稅”等條目，讓宿遷“激動不已”，這也使得醞釀于1999年的宿遷醫改名正言順。

五年下來，除兩家公立醫院，宿遷其他133家公立醫院均被拍賣，宿遷政府自我評介“醫療事業基本實現政府資本完全退出”。

對此，本報于2005年7月21日以《宿遷醫改，五年激變》為題報道了此案例。

事實上，早在1999年，遼寧海城已經拍賣了18所鄉鎮衛生院和3所市直醫院，浙江蕭山也出售了全部鄉鎮衛生院，山東的臨沂、四川的通江、射洪也開始拍賣衛生院。而這一切主要是財政投入出現不足。政府衛生投入的絕對數逐年增加，但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在不斷下降：從1978年32.2％下降到2002年的15.2％，24年下降了17個百分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部長丁寧寧分析：“衛生費用主要來自地方財政”，地方財力不愿投入的情況，已經在不斷地加劇中國醫療資源分布的不平衡。

“地方財政卸包袱的沖動，是醫改市場化方向的重要動力之一，”一位研究人士認為，“即使單純從利益格局來分析，地方政府、醫院管理者、投資商，都是其中的受益方，而衛生部門利益無疑受損，很簡單，醫院都賣了，管轄范圍無疑大為縮小。”恰在此關口，2003年，SARS疫情在全國蔓延，中國開始反思公共衛生體系的漏洞，進而開始檢討整個衛生事業。2003年8月，SARS疫情一結束，衛生部就委派3名官員到曾經最市場化醫改的宿遷市展開調查。結果是宿遷市衛生局局長葛志健獲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廣泛引用的經典批評——“你還是不是一個衛生局長？”

然而，在衛生部內部，“政府主導派”與“市場派”的意見不相上下，政府主導與市場主導，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對于宿遷的醫改，衛生部領導最后留下一句話——宿遷衛生改革有兩種意見，繼續調查。

對于宿遷改革的爭議，是兩派觀點的又一次交鋒，最后以擱置告終，此后不久，時任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的吳明江，在全國政協舉行的一次醫改研討會上說，在醫療體制改革中，國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舉辦部分公立醫院。“這一講話，被視為產權改革的號角。”醫療系統一位專家說。甚至還風傳，“各級政府將只保留一兩家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大型醫院，其他醫院將逐步對業外資本開放”。

2004年11月20日，一位醫療投資咨詢專家迫不及待地在媒體上宣告：“讓醫院改革來得更加猛烈些吧！”

“這太讓人摩拳擦掌了，”一位受雇于美國醫療投資集團的專家喜滋滋地介紹，至少有60億美元的資本在等著收購中國的醫院，“中國醫療市場可能出現與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相類似的爆發式增長。”

中國醫療機構投融資論壇也在2004年底向媒體透露，有近百億元民營和外資即將介入中國的近百家的醫院改制工作。當時有統計數據說——到2005年，中國醫療產業的總市場價值將為6400億元。

這是一塊多么誘人的大蛋糕，一場盛宴似乎即將來臨。

2005年：醫改突然變奏？

“市場化非醫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衛生部下屬的《醫院報》頭版頭條刊出了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新明的一次最新講話，并冠以這個讓人注目的標題。

這一報道最初并未引人關注，在衛生系統內部，這樣的爭論已經持續了20多年，實在已經司空見慣。

事實上，衛生部副部長馬曉華5月初已經講過類似的話，他說：“應當堅持政府主導，引入市場機制。”他批評了當前公立醫療的公益性淡化，過分追求經濟利益的傾向，并且著重強調，“產權制度改革，不是醫療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徑，我們決不主張民進國退。”

這些話仍然屬于觀點爭鳴的性質，也沒有引起外界的重視。

醫改話題被引爆，是在6月20日，當天的《中國青年報》引用《醫院報》5月份的報道，將劉新明“市場化非醫改方向”的觀點，傳遞給了大眾。

這一觀點，被迅速地解讀為衛生部的表態，一時間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劉新明的觀點是，“看病貴”、“看病難”等現象，根源在于我國醫療服務的社會公平性差、醫療資源配置效率低，要解決這兩個難題，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讓醫療體制改革走市場化的道路。

此后，《中國青年報》在7月28日又刊出報道，“國務院研究機構稱，我國醫改基本不成功。”再次引起關注。國務院的這個研究報告認為，醫改困局的形成，是將近二十年來醫療服務逐漸市場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和政府對衛生醫療事業的主導不足、撥款不足有關，所以，“核心問題在于強化政府責任”，醫改路向選擇上應以政府主導，公有制為主導，堅持醫療衛生事業的公共品屬性。

在這兩篇報道之后，公眾開始紛紛猜測，是否國務院關于醫改的政策、方向要作大的調整？

在此之前，官方透露的信息是，醫院改革要走“產權改革”的道路，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科教文衛法制司副司長宋瑞霖，去年7月曾公開表態：“國資將逐步退出公立醫院。”宋瑞霖還說，《醫院體制改革指導意見》正在制定，有望幾個月內出臺。

而到了去年年底，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新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即放言：“市場化不是下一輪醫改的重點。”

新一輪的關于醫改的論戰，隨即暗流涌動，衛生部一位官員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即認為，劉司長的表態，是他一貫的個人觀點，而國務院的調研報告，與最終形成決策也是兩碼事。

“醫改基本不成功這個判斷，相信很多人深以為然。”一位專家認為，衛生部調查顯示，我國醫療服務費用增速超過了人均收入的增長，醫藥衛生開銷已成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費。看病貴、看病難成為社會問題，就足以說明現在的醫改已經“撞了南墻”。

這中間的一個主要根源是投入不足，衛生部部長高強在分析“看病難、看病貴”時，列出了5大病因，其中一條就是“在中國目前的衛生總費用中，大約有60％靠居民自費，25％靠集體負擔，政府投入僅占15％”。

目前對醫改的討論中，矛頭均指向市場化，隨即有評論指出，既要警惕“市場失靈”，也要警惕“政府失靈”。

“醫改不成功，能否簡單歸罪于市場化？”分析人士認為，在中國醫改中，政府主導與市場化始終扭曲在一起。政府主導，可能兼顧公平，但是效率是難以保證的，同時，市場化效率優先，但是公平又難以保證。

觀察人士已經注意到，7月1日，衛生部部長高強在中宣部組織的形勢報告會上，對醫改方向的措辭是：既要堅持政府主導，又要引入市場機制。

但毫無疑問，決策層已經將目光投注到醫改問題上，今年全國人大召開時，吳儀副總理曾對醫藥衛生界委員鄭重表態步。”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民生問題十分關注，而在決策思維上，更為注重社會公平。”中央黨校一位教授認為，在此背景下，醫改進行糾偏、甚至轉向的可能性都存在。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衛生部正在會同相關部委制定新的醫改方案，但何時出臺，還沒有時間表。

“醫改的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過分，”衛生部原醫政司司長于宗河說，“解放前我黨在全國范圍內獲得民心，首先是通過土地革命。在當今的社會轉型期，醫療衛生對公民基本健康的保障，就是第二次革命。”

本屆政府在醫療改革上一定有進

第五篇：中國醫改范文

中國醫改，“藥之過”？

經常在一些刊物和雜志上看見一些關于中國醫改的文章，讀了這些文章總結起來似乎有一個共同觀點就是：“中國老百姓醫療負擔過重，主要原因就在藥品”。因此歷時三年的醫改出臺了在基層推行基本藥物的政策，同時一些地方也規定了藥品的比例不能超過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等等這些措施也許從短期來看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要取得一個長期的效果，我看未必，同時，我覺得把中國老百姓醫療負擔過重歸結于藥品，是否言之偏頗？

我其實要說，國家基本藥物制度零差率銷售已推行了一年多時間，其實大家可以比較一下，相對于前幾年來說，患者的醫療總費用到底下降沒有？在本人看來，無論是基層鄉鎮衛生院，還是二甲醫院（市、縣醫院），從個人總費用來講是沒有明顯下降，反有上升的趨勢。我們只能這樣說，好在現在國家政策好，幾乎全民醫保，且報銷比例不低，因此解決了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說白一點，也就是國家買單了。是藥品降價起作用了嗎？多年以來，我們國家確實存在藥品價格虛高的現象，甚至出現了天價藥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是因為我們藥品流通環節出了問題，監管的缺失才導致的，層層加價，藥品回扣以及物價部門的價格監管，我就搞不明白，同樣的藥品，有時物價部門制定的價格卻有天鑲之別，差距真有那么大嗎？在我認為，凡是經過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鑒定并允許生產的藥品，他應該都不是假、劣產品。其安全性等都是一樣，為什么物價部門規定最高價格和最低價時卻相差那么大？你給的空間大，你說使用單位是靠高還是高低？使用藥品的醫院它不會看藥品廠家定價，而是看藥品名稱定價。何況藥品是一種特殊商品，經營還是講究資質的，要搞價格統一和“無形的壟斷”是做得到的。特別是那些大醫院，憑借著雄厚的資金力量和價格高昂的新檢查設備，加上中國民眾日益增長的醫療需求，他們要賣點高價藥還不容易？現在基層藥品的價格是下來了，但其他方面呢？你只要一進醫院，各種檢查就來了，可以說，無論大小醫院都一樣，進去了，從頭到腳，醫生的給你開的檢查絕不會少，該檢查的，不該檢查的，只要能抓收入，他都會給你一齊上，你在其它醫院的檢查不能作參考，因為有技術上的原因嘛，每個醫生都只相信本院的輔助檢查，其實說白了就是錢在作怪，因為醫生多開檢查，收入就越高，你說他開不？所以我說把中國老百姓醫療費用過高一味責怪藥品價高是不對的，治療疾病，離不開藥品，大小醫院一樣，以前你到醫院花了錢，也許能到手許多藥，而現在你就只能等到一大堆等來等去的檢查，有的檢查本來一天可以做完，他還非讓你等兩天，為什么？抓收入唄，哪個醫院都一樣，沒有你選擇的，說去說來，要真正解決看病貴，看病難，還得政府出臺一些監管措施或者政策，中國老百姓的醫療費用虛高，不是光藥品的虛高，是整個醫療費用的虛高，一個二級甲等醫院（縣級醫院，包括中醫院），一個胃腸道病，你去了做一下胃腸道檢查和其他檢查（醫生開的），只要是醫生覺得你該做的檢查，他一項也不會少開，甚至于你沒做的他開了，費用也收了的也有。往日的大藥處方慢慢的變成了今天的過度檢查處方。政府雖然也在監管，但多半是流于形式，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醫院內部它不會監管，你應該不會聽說某醫生因多開病人檢查受到院方領導的批評和處罰吧，只有開的越多，獎勵越豐，工資越高，何樂不為？現在實行基本物制度在基層也只限西藥，所以現在西藥可以少用，因為用了沒利潤，那就用中藥吧。許多基層醫院沒臨床中醫，中藥收入還不錯，為什么？不懂中醫的西醫先生也大肆開展中醫，誰都知道，就那些草草根根不容易吃死人，至于有無作用，先不要管那么多，工資重要，反正現在合作醫療和醫保，國家掏錢賣單，病人負擔輕了，多住幾天無所謂。本人斷言，要不了多久，中藥的價格就會飆升，這也會變相增加病人負擔。就這種例子還多，中醫理療，有的醫生根本不懂，為了多拿提成，胡亂開上，然后給患者胡亂按摩幾下，說實在的，有的還不如洗腳城里那些工人的技術，但就這樣錢是到手了，也就造成了醫療浪費，諸如此類現象還很多，這些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現象需要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所以，中國醫改，不僅僅是實行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就能解決的問題，需要的是政府的投入和監管，光投入不監管，浪費國家資源，雖解決了部分問題，但到后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現在基層基本藥物零差率也凸顯了許多問題，特別是對村級衛生室來說，大多數村醫收入下降，感到難以生存。于是，許多村衛生室就開始掛羊頭賣狗肉了，有的開起了連鎖經營的藥店，有的則干脆經營起非基藥。老百姓沒幾個人知道基藥的范圍，反正村醫說了算。還有更甚者，把農民的合作醫療卡亂刷一氣，監管到位的能發現是好事，監管不到位的沒人知道。

醫改以來，中國老百姓確實得到了許多實惠，但我認為，這種實惠是建立在國家掏錢買單的基礎之上，我們不得不承認，國家發展了，富強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就在這些好的政策下，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監管體系和辦法，許多問題會接踵而來。相對于藥品價格虛高更加可怕。因此，中國醫改，絕不僅僅是藥品的問題，它是一個綜合因數，沒有一個好的醫療體制的建設，許許多多的問題你就無法解決。當然，任何改革都是在改革實施過程中不斷成長和完善，中國醫療體制改革也一樣。中國老百姓期望一個適合自己國情的醫改。注：（本人不是搞專題研究的，但我說說的一點不假，所謂一個系統里都有一些“潛規則”，醫院的“潛規則”就是鼓勵醫生多開服務費、檢查費，多拿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