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球各國醫改方式

各國醫改模式面面觀

2011年10月26日 15:58 來源： 中國經濟導報 【字體：大 中 小】 網友評論

英國——醫藥分家

醫療改革是世界性難題，在英國、北歐、南歐以及眾多英聯邦國家和地區實行的“國民健康服務”，也被稱為“英國模式”（簡稱NHS）。NHS實行醫藥分家制度。醫生開藥方，患者要到獨立于醫院的藥店買藥，政府對藥價控制很嚴，鮮有醫生亂開昂貴藥物的現象。醫療費用過高的原因在于政府投入不足，醫生靠賣藥賺錢，從制藥廠到患者的中間環節太多。因此，應該增加政府投入，減少藥品流通中間環節，重點解決醫藥不分和以藥養醫等體制性問題，控制醫療費用過快上漲。

國家醫療保險模式最大的優點是醫療保障具有公平性和廣泛性。這種模式宏觀效率較高。一方面，國家介入到醫療保險的所有方面，積極參與醫療保險的管理和資金的籌集及支付，可以較好地保證醫療資源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公共衛生和預防工作較好。

其缺點是：第一，政府承擔了大部分的醫療費用，不僅會對財政支出造成壓力，而且醫療費用無限度增長成為該模式最大的困擾。第二，醫療服務微觀效率低。由于醫療屬國家經營，醫護人員獲得的報酬與其勞動量并不掛鉤，因此醫生工作積極性差，醫療服務效率低下。第三，醫療需求過度。由于實行的是幾乎免費的醫療服務，由此可能會導致社會公眾對醫療服務的過度需求，進而導致醫療服務供給不足。

美國——按市場法則經營

目前，美國有70%的人口接受私人或保險公司的醫療保險；10%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由國家提供醫療保險；10%貧窮人口由國家提供醫療費用；10%的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護措施。美國這種以自由醫療保險為主、按市場法則經營的以盈利為目的的制度，其優點是受保人會獲得高質量、有效率的醫療服務，但這種制度往往拒絕接受健康條件差、收入低的居民的投保，因此其公平性較差，一方面會造成其總醫療費用的失控，其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4%，是世界最高的；但另一方面仍有3000萬人得不到任何醫療保障。

商業性醫療保險制度的優點是：第一，以市場化為主，醫療保險產品不斷創新，種類繁多，可滿足人們不同的保險需求；第二，醫療以私人經營為主，其創新性強，服務質量高，醫療水平等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其缺點是：第一，公平性和覆蓋率差。這種以商業醫療保險為主、按市場法則經營的保險制度，表現為一種“多投多保，少投少保，不投不保”的等價交換關系，往往拒絕接受健康條件差、收入低的居民的投保，在公平性上有一定缺陷。第二，醫療價格高，費用難以控制。私營醫生和醫院為了增加收入，一方面提高服務價格，另一方面誘導病人增加醫療需求，使得醫療費用節節攀升。第三，公共衛生的預防較弱。

2010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病人保護和經濟適用醫療法案》，后被奧巴馬總統正式簽署為法律。該法要在今后4年中逐步實施，旨在繼續擴大國家保險的覆蓋面，在“全民醫療”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德國——“富人”靠醫保，窮人靠補貼

德國是社會保險的發源地。國家的法律規定，人人都應購買醫療保險，這是一種強制性的措施，政府意圖以此來實現社會統籌和互助共濟。所不同的是，高收入者可選擇參加較為昂貴的私人醫療保險或者是國家強制的社會醫療保險，低收入者必須參加社會醫療保險，而低收入者和貧困者可得到較多的政府補貼用以支付醫保費用。

這是一種以社會保險的形式提供的醫療保障模式，也被稱為社會醫療保險模式，是“全民醫保”的另一種模式。在這一模式下，需要通過社會保險為主的方式籌集醫療衛生資金。因此，醫療保障和醫療服務體系相互分離，雇主和雇員向作為第三方的保險機構繳費，保險機構與醫療機構（公立、私立都可以）簽約以提供服務。

這種強制性的社會醫療保險的內容主要包括：疾病的預防和疾病的早期診斷；疾病的治療；病愈后的身體康復；生病期間的護理；婦女孕期以及哺乳期間的有關待遇等。社會保險主要由大約500個地方疾病基金進行組織，這些基金相互獨立、自我管理，以協議價格的方式對提供保健保險的醫院直接進行補償。總體上，由這些基金支付的費用大約占衛生保健支出的70%。法律要求疾病基金必須提供全面的“一攬子”保健，包括由私人醫生提供的急診保健、醫院保健、護理院保健，以及一系列的預防服務。

加拿大——市場與政府參與相結合加拿大醫療模式的特點是：政府直接管理醫療保險事業。政府收稅后撥款給公立醫院，醫院直接向居民提供免費（或低價收費）服務，市場與政府參與相結合。

具體來說是在政府財政資助下，由私人提供具體醫療保健服務的醫療保障體系。它的經濟效益體現在由“單一財政費用支出”系統控制的經濟，以及有一定競爭機制的醫療保健經濟市場，即市場經濟和加強政府參與相結合的管理模式。

同時，它通過稅收作為資助醫療財政的途徑非常有效便捷，避免了建立不同繳費方法所帶來的問題。此外，加拿大還有主要針對政府醫療保險不包括的醫療費用而設的延伸醫療保險，一般由雇主交納保費。

在加拿大，醫院為政府開辦（95%以上的醫院是非盈利的），但所有的醫生都是獨立的個體行醫者，享有高度的自主權。醫生與醫院之間只有業務協作關系，而無經濟關系。大部分醫生是以“費用--項目”的形式獲得酬金。即每一種醫療服務項目被冠以固定的酬金，醫生根據其提供的服務項目的種類和數量獲取酬金，也有的醫生是通過工資或其他方式獲得酬金。因此，醫院有控制總費用的責任，醫院有權控制每天的床位數目以及醫療工作人員的搭配。另外，聯邦政府還監督各省、自治區政府嚴格按照《醫療保健法》的要求提供適宜的醫療服務，否則，聯邦政府對所資助的經費予以適當的罰扣。

日本——個人，企業和國家共同分擔

日本公共醫療保險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適用于受雇人員的醫療保險，保險對象主要是產業工人、公共事業人員、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等在職職工及其家屬，成為“雇傭者醫療保險”。另一類是“國民健康保險”，主要是以農民、自由職業者、無業失業者等非受雇于他人的人為對象。不同醫療保險制度間也有相互交叉的部分。

日本醫療保險基金由個人、企業和國家共同分擔。個人交納比例甚小，費率約是工資收入的8%。國家機關和企業的職員，每月從工資中直接扣除；而處于游散狀態的農民和私人企業，則按月定期到當地社會保險部門繳費；失業者和孤寡者，有失業保險金和遺屬年金為他們提供醫療保費。目前，日本全國有近百萬家醫院、診所為醫保患者提供服務，日本國民可持醫療保險卡到其中任何一家就診。

日本的醫療價格監管也比較完善。費用主要就是診費和藥費。醫療診療的每個行為和用藥的價格都由國家確定，政府還經常根據物價因素等診療項目及藥品價格進行調整。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人口老齡化步伐加快，醫藥費不斷攀升，保險費嚴重不足，再加上全民保險制度的確立，高額療養費領取制度的設立，以及建立老人免費醫療制度等等問題逐漸出現，日本醫療服務在財政上的負擔十分沉重。因此，確定財政的合理負擔，抑制財政負擔的過大，成了政府改革的當務之急。近年來，日本政府相繼在醫療衛生服務的提供、醫療費用和醫療保險費用支付方式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提高個人醫療費用負擔的比重，改革老年人健康保險制度，完善醫療報銷體系，建立護理保險制度還有加強預防保健工作。

第二篇：中國醫改范文

中國醫改，“藥之過”？

經常在一些刊物和雜志上看見一些關于中國醫改的文章，讀了這些文章總結起來似乎有一個共同觀點就是：“中國老百姓醫療負擔過重，主要原因就在藥品”。因此歷時三年的醫改出臺了在基層推行基本藥物的政策，同時一些地方也規定了藥品的比例不能超過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等等這些措施也許從短期來看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要取得一個長期的效果，我看未必，同時，我覺得把中國老百姓醫療負擔過重歸結于藥品，是否言之偏頗？

我其實要說，國家基本藥物制度零差率銷售已推行了一年多時間，其實大家可以比較一下，相對于前幾年來說，患者的醫療總費用到底下降沒有？在本人看來，無論是基層鄉鎮衛生院，還是二甲醫院（市、縣醫院），從個人總費用來講是沒有明顯下降，反有上升的趨勢。我們只能這樣說，好在現在國家政策好，幾乎全民醫保，且報銷比例不低，因此解決了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說白一點，也就是國家買單了。是藥品降價起作用了嗎？多年以來，我們國家確實存在藥品價格虛高的現象，甚至出現了天價藥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是因為我們藥品流通環節出了問題，監管的缺失才導致的，層層加價，藥品回扣以及物價部門的價格監管，我就搞不明白，同樣的藥品，有時物價部門制定的價格卻有天鑲之別，差距真有那么大嗎？在我認為，凡是經過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鑒定并允許生產的藥品，他應該都不是假、劣產品。其安全性等都是一樣，為什么物價部門規定最高價格和最低價時卻相差那么大？你給的空間大，你說使用單位是靠高還是高低？使用藥品的醫院它不會看藥品廠家定價，而是看藥品名稱定價。何況藥品是一種特殊商品，經營還是講究資質的，要搞價格統一和“無形的壟斷”是做得到的。特別是那些大醫院，憑借著雄厚的資金力量和價格高昂的新檢查設備，加上中國民眾日益增長的醫療需求，他們要賣點高價藥還不容易？現在基層藥品的價格是下來了，但其他方面呢？你只要一進醫院，各種檢查就來了，可以說，無論大小醫院都一樣，進去了，從頭到腳，醫生的給你開的檢查絕不會少，該檢查的，不該檢查的，只要能抓收入，他都會給你一齊上，你在其它醫院的檢查不能作參考，因為有技術上的原因嘛，每個醫生都只相信本院的輔助檢查，其實說白了就是錢在作怪，因為醫生多開檢查，收入就越高，你說他開不？所以我說把中國老百姓醫療費用過高一味責怪藥品價高是不對的，治療疾病，離不開藥品，大小醫院一樣，以前你到醫院花了錢，也許能到手許多藥，而現在你就只能等到一大堆等來等去的檢查，有的檢查本來一天可以做完，他還非讓你等兩天，為什么？抓收入唄，哪個醫院都一樣，沒有你選擇的，說去說來，要真正解決看病貴，看病難，還得政府出臺一些監管措施或者政策，中國老百姓的醫療費用虛高，不是光藥品的虛高，是整個醫療費用的虛高，一個二級甲等醫院（縣級醫院，包括中醫院），一個胃腸道病，你去了做一下胃腸道檢查和其他檢查（醫生開的），只要是醫生覺得你該做的檢查，他一項也不會少開，甚至于你沒做的他開了，費用也收了的也有。往日的大藥處方慢慢的變成了今天的過度檢查處方。政府雖然也在監管，但多半是流于形式，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醫院內部它不會監管，你應該不會聽說某醫生因多開病人檢查受到院方領導的批評和處罰吧，只有開的越多，獎勵越豐，工資越高，何樂不為？現在實行基本物制度在基層也只限西藥，所以現在西藥可以少用，因為用了沒利潤，那就用中藥吧。許多基層醫院沒臨床中醫，中藥收入還不錯，為什么？不懂中醫的西醫先生也大肆開展中醫，誰都知道，就那些草草根根不容易吃死人，至于有無作用，先不要管那么多，工資重要，反正現在合作醫療和醫保，國家掏錢賣單，病人負擔輕了，多住幾天無所謂。本人斷言，要不了多久，中藥的價格就會飆升，這也會變相增加病人負擔。就這種例子還多，中醫理療，有的醫生根本不懂，為了多拿提成，胡亂開上，然后給患者胡亂按摩幾下，說實在的，有的還不如洗腳城里那些工人的技術，但就這樣錢是到手了，也就造成了醫療浪費，諸如此類現象還很多，這些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現象需要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所以，中國醫改，不僅僅是實行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就能解決的問題，需要的是政府的投入和監管，光投入不監管，浪費國家資源，雖解決了部分問題，但到后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現在基層基本藥物零差率也凸顯了許多問題，特別是對村級衛生室來說，大多數村醫收入下降，感到難以生存。于是，許多村衛生室就開始掛羊頭賣狗肉了，有的開起了連鎖經營的藥店，有的則干脆經營起非基藥。老百姓沒幾個人知道基藥的范圍，反正村醫說了算。還有更甚者，把農民的合作醫療卡亂刷一氣，監管到位的能發現是好事，監管不到位的沒人知道。

醫改以來，中國老百姓確實得到了許多實惠，但我認為，這種實惠是建立在國家掏錢買單的基礎之上，我們不得不承認，國家發展了，富強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就在這些好的政策下，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監管體系和辦法，許多問題會接踵而來。相對于藥品價格虛高更加可怕。因此，中國醫改，絕不僅僅是藥品的問題，它是一個綜合因數，沒有一個好的醫療體制的建設，許許多多的問題你就無法解決。當然，任何改革都是在改革實施過程中不斷成長和完善，中國醫療體制改革也一樣。中國老百姓期望一個適合自己國情的醫改。注：（本人不是搞專題研究的，但我說說的一點不假，所謂一個系統里都有一些“潛規則”，醫院的“潛規則”就是鼓勵醫生多開服務費、檢查費，多拿提成，）

第三篇：大國醫改讀后感

讀《大國醫改》有感之藥價之殤

周揚

20111108543 讀完《大國醫改》這本書，讓我受益匪淺，令我對整個醫療、醫藥行業有了更深的認識。讀本書一直讓我有一種感覺，整個中國的醫療服務行業就是一個大泥潭，政府、醫院、藥企、患者都深陷泥潭中，每一方都在痛苦掙扎，但無論如何努力卻仍無法上岸。

就拿降低藥價來說，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如政府對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多次的降價令、基本藥物零差價、乃至最近比較火的取消藥品加成。然而，我們得到的結果確是，原本廉價的普藥、國產藥成產企業生存困難，藥品安全隱患“穩步提升”，高價的進口藥“高高掛起”，百姓仍高喊“看病難，看病貴”。為何政府“重拳”、“組合拳”頻出，但藥價還是沒被打下去呢？

馬克思說過一個人有問題，可能是個人道德水平有限，但若是一群人都有問題，那就管理上出了問題。如果把藥價的最終構成分成幾個階段的話，大致是“藥價出廠價——招標采購價——醫院藥房零售價”。出廠價由成產成本和企業盈利構成，第一個破折號是流通環節和費用，如招標公關費、醫院采購的二次公關費、給醫生的處方費，以及醫藥代表的工資等費用，我們俗稱為“暗扣”。第二個破折號則是醫院15%的藥品加成費，我們通常稱之為“明扣”。如“齊二藥”事件中的亮菌甲素，出廠價5元，其銷售商廣州金蘅源有限公司加價29元，以每支34元的高價賣給廣東醫藥保健公司，該公司再加價2元，以每支36元賣給中山三院，最終到患者排隊付費時，一支出廠價僅為5元的低價藥則需要46.1元。很多關于藥品價格過高的文獻都提到醫院藥品價格加成政策，把藥價過高都歸咎于這項政策，但從這個案例中我們發現，醫院10.1的加價遠高于政府規定的15%藥品加成，但這并不足以讓5元的要上升到46元，終于我們一致把矛頭對準了前面的藥品銷售公司廣州金蘅源公司，認為該公司絕對是良心泯滅才忍心把老百姓的救命藥加價29元，但細細分析這29元的去處，卻發現這里有招投標花去的費用，有企業的稅費，有進醫院的公關費，包括醫生處方費、醫藥代表的花費等，照此推算這29元在這曲折迂回的流動中最終流入該公司的也沒剩多少。

以前，醫院有藥品采購的自主選擇權，醫院可以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憑借專業的知識和多年用藥經驗選擇藥品，藥品市場有充分的競爭，后來醫藥代表都往醫院跑了，醫院的公益性受到質疑，于是有了藥品集中招標政策。我們希望通過招標可以降低藥價，杜絕醫院相關人員在藥品采購中的腐敗現象。但是政府只是集中招標，而不采購，醫院在省的藥品集中招標中標的藥品目錄中采購。于是，我們發現，醫院還是要跑的，政府也不能放過，因為只有通過了招標才有光明的前途。藥品集中招標政策從2000年施行至今，12年過去了，我們沒有看到該政策切實給老百姓帶來的低藥價的實惠，而是給藥品設了一個“門檻”，眾多廠家的藥品要越過這個“門檻”，勢必要對門檻背后的人進行公關，不然大家都是針對同一種病癥，何以選擇你而不選擇他。這個“門檻”似乎并沒有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把高價藥擋在門外，反而把藥價悄悄的抬了一下。2012年4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我們看到了政府解決群眾看病貴看病難的決心。該文件的第二部分重點提出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基本藥物制度顧名思義就是常用、救命藥、容易獲得的便宜藥或免費藥。對于低收入人群來說，能得到有效的藥物治病至關重要，基本藥物本應就是廣大群眾的基本用藥問題。但目前我們的基本藥物制度存在一些困局，最迫切解決的兩點，一是“基本藥物”與“醫保用藥”有兩個“目錄”；二是基本藥物獲得困難。若基本藥物不在醫保范圍，人們用基本藥物卻不能報銷，基本藥物制度也只是有名無實。其次，政府有關部門在同一個醫藥市場中，制定了兩個競爭標準，對進口藥、外資企業生產的過了專利保護期的藥品，給予超國民待遇的高定價。在“一規兩制”的制度下，政府幾次的降價令，使普藥的生存空間再度壓縮，國內普藥生產企業一方面面臨進口藥的競爭，另一方面又必須降價，中間環節成本不能省，能省的也只能是生產成本，這必然導致藥品安全隱患。試想下，在醫院看病開藥，低價的藥存在安全隱患，高價進口藥較有保障，患者在權衡之下，即使貴也還是寧愿使用較為安全的高價進口藥。在這種惡性循環下，還有誰去生產普藥呢?基本藥物制度有目錄沒有藥又有何用呢？

政府要保護的應該是基本藥物，起碼讓群眾用得起藥且有藥可用，就算不保護，起碼取消藥品定價雙軌制，讓國產藥和進口藥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制定同一個標準，不然最后廉價普藥可能只剩下一個目錄。政府既然已經注意到基本藥物的重要性，何不把基本藥物目錄與醫保目錄合二為一，并尊重市場，用購買的方式取代強制的行政命令，政府從醫藥企業購買基本藥物，對于一些成本高、企業不愿生產但對群眾卻十分重要的藥物，由政府定點生產或給予藥企補貼進行成產。條件成熟時，逐步將基本藥物過度到免費藥，真正讓群眾能用得起藥并安心用藥。若做不到這些，政府不如從藥品市場中抽身而退，讓藥品市場充分競爭，政府只負責監管，嚴抓藥品質量和醫院、醫生的用藥行為，對違規的企業、醫院和個人嚴懲不貸，在價格杠桿的平衡下，群眾估計也能用上安全低價的藥品。

第四篇：中國醫改

醫生患者持“刀”相見，醫療制度該動手術了

導語：一邊是醫者傷心，一邊是患者落淚。建立于1950年的醫療衛生制度，這么多年來一直沿著它自己的軌跡向前行，卻也是悄然與人們的期待漸行漸遠。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公布，在新的指導思想下，我國的醫療衛生改革能否打破詭異的僵局現狀？普通百姓還會對醫改重新燃起希望嗎？醫生自由執業，多點執業的路通嗎？中國醫改的路又會走向何方呢？

一項醫者傷心患者落淚的制度：中國醫療衛生體制

如果說，1985年1月全國衛生局廳長會議的召開以及同年4月，國務院批準了衛生部的《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國發〔1985〕62號文），標志了中國醫改的全面啟動。那么從1985年中國醫改元年算起，中國醫改歷經了28年的徘徊，前進，停頓，迷茫后，中國醫改再次陷入了僵局。

一邊是患者抱怨“看病難，看病貴”，普通人生了個病，不管是大病還是小病，都往大醫院跑，大小檢查做了個遍，藥品開了一大堆，結果病還是沒治好；一邊卻又是畸形的“以藥養醫改”制度讓醫生成了替罪羊，人們往往將看病難、看病貴的矛頭對準醫生，認為醫生多看藥、開貴藥就是賺“黑心錢”，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醫療價格共由藥品價格、醫用器械的使用費用、醫護人員的技術勞務費用、醫院管理費用四部分組成。正常情況下，醫護人員可以獲得技術勞務費用，就不該從藥品、醫療器械中謀取利益。但是政府為了降低醫療費用、減輕患者負擔，對醫護人員的技術勞務費用進行了限制。而這些年醫改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政府對醫院的財政支持日益縮減，政府縮減后如此少的財政撥款，連正常人員的工資都無法保證，使得醫院和企業一樣，自謀生路、自負盈虧。國家財政不管了，而人民健康保障又要年年提高。又要馬兒跑的好，又不給馬兒草。醫院建設發展的巨額經費缺口，顯然只能來源于廣大病人。幾十年的建設，醫院的醫療條件和醫療水平，確實提高了不少，但這是以政府減弱了自己的責任，而靠著廣大病人貢獻出來的。從本質上來看，政府限制醫療服務費用并沒有減輕患者的負擔，只是將醫護人員推到了患者的怒火面前，成為財政投入不足的醫療制度的替罪羊。所以，放眼看今天的中國，無論是對于患者還是對于醫者而言，在這樣的一個衛生醫療體制怪圈下根本就看不見贏家。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中國醫改未來的路在哪里？

2013年11月9至12日，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雖然會議閉幕后的12日發布的全會公報只字未提有關醫改的任何事項，但是在當日發表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是使用了356個字作了詳細的陳述，而其中的“鼓勵社會辦醫”，“允許醫師多點執業，允許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定點范圍”，更是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顯而易見，這是國家明確發出開放政策的一個信號，國家政策提倡要促進社會辦醫，促進醫生職業化身份的一個改變，如果醫生不走出去，長期在醫院、事業單位里頭，如果國家不能對這些流動出去的醫生采取一視同仁的方式的話，人才不流動起來，那社會辦醫就成為了一個空話。其實醫生本來就是一種流動狀態，不應該禁錮在一個單位一輩子，醫生實現自由多點執業，或者說是過渡到一個社會人的時候，這是對中國醫改的一個很好的開端，有了更廣闊的空間，醫生將來的發展有一個定向的選擇，那么他將來不一定是在大醫院里面求發展，而在社會有更多的空間讓他們去發展自己的聰明才智，更有能力的醫生流向社會，也是為市場提供了一個更好的選擇，患者也有了更多選擇看病的機會：這無疑更好地體現醫生的價值，更好地為患者服務。也只有這樣，中國的醫改道路才可以慢慢的跟上世界發展的步伐，和歐美相比，我國的醫療發展起步晚，而且還走了不少彎路子，要想奮起直追，我們必須解放醫生和醫院，也只有這樣，患者和醫生之間形成一種相容與共的局面，而不是現在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局面。作為政府，該放手的時候就得放手，不能抓的太緊，要把改革的權力下放一些給醫院和醫生，讓他們去放開手腳去嘗試一些新的方式。當然，在所有的方面，資金方面也是政府必須鼎力支持的。有的行業政府可以省錢，但是作為全人民的基礎醫療事業就不能說省錢了，要是這樣，人們的基本生活就沒有保障，談何幸福和社會穩定？中國夢也就是瞎忙了。

由此我認為：第一，取消醫生掛職措施，把醫生松綁。允許醫生自由選擇就職地點，現在的醫生太過僵硬，一輩子就被束縛在一個地點，導致大量的病人，為了一個醫生集體涌到一個醫院，導致這個醫院的人流暴增！從而質量下降，而其他的醫院卻門可羅雀，所有設備停留在無人問津的地步，導致公共資源損失。只有讓醫生流動起來，才可以避免一家獨大和醫生分配不公的局面，才可以充分的利用好社會資源，讓整個醫療行業的資源充分合理公平的利用，這樣就不會存在過分醫療的事件發生。

第二，政府應大力投入醫療事業，包括資金和政策支持，以前政府實行放開政策，那是因為那時我國是處在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發展的道路，政府缺錢，但現在政府已經發展起來了，有大量的流動資金，可用來發展人民的公共醫療基礎工程，取消以藥養醫的政策，填補醫療行業的巨大資金缺口，這是所有措施的根本，如果政府不提供資金支持，一切其他措施就是空中樓閣，不可能起到作用的。

第三，加強醫生工資待遇，其工資基本上能達到中等水平，這樣既可以避免一部分醫生由于生活沒有保障而以藥養醫，從而使醫院重新走上公益性質，從根源上杜絕醫院暴利行為。

第四，加大醫院基本設施投入，做到醫院公平競爭，設施政府采購，杜絕醫院單位個人從采購程序進行設備盈利和個人回扣盈利，做到政府專門成立采購部門為管轄醫院采購。使其醫院真正成為公益性質的機構。

當然雖然我們現在重新明確了醫改的指導思想，但是在新的一屆政府領導班子的帶領下，未來的每一步具體該怎么走，仍然等待著我們每一個人去實踐和探索，而未來中國醫改的路和方向在哪里，也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聯系人：柯炳君

學號：1220550232 聯系方式：***

第五篇：中國醫改

中國醫改之殤——虛高的藥價

中國醫改目標

努力保障國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而不是全民免費醫療。保障貧窮的人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讓普通人拿一部分，政府或所在單位拿一部分，共同承擔看病的費用；讓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自己多拿些錢，享受高端診療服務。在現實情況下，公立醫院保留一定比例的特需服務。

藥品價格過高的大背景——中國醫療衛生體系市場化、商業化

縱觀中國醫改20年來的歷程，其基本走向是商業化、市場化。醫療衛生機構的所有制從單一公有制轉變為多種所有制并存；不同的醫療衛生機構之間的關系由分工協作走向全面競爭；醫療衛生機構服務目標從追求公益為主轉變為全面追求經濟目標。公立醫療機構乃至公共衛生機構在內的所有醫療服務機構，都已成為實行獨立經濟核算，具有獨立經營意識的利益主體。在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微觀組織方面，普遍轉向企業化的管理模式。[1]換言之，現今中國的醫療衛生體系已經市場化、商業化。

在這一大背景下，藥品的作用、地位當然地發生了變化。藥品已經由過去非盈利性的服務公眾利益的手段轉化成為一種特殊的商品。賣方是醫院，消費者則是前來就醫的患者，流通場所就是醫療衛生服務機構，主要是大大小小的醫院。高藥價困擾中國的原因

1.藥品寄生鏈。藥業市場里的一些人甚至認為，藥價高企并不是藥品本身的問題，將責任歸咎于醫藥代表和銷售商似乎并不能使人更加明智。在特殊利益的鏈條中，官員、藥企、渠道商、醫生、醫院結成一體，藥企、渠道商是利益的輸送者，醫生、醫院是利益的制造者，官員是利益的最終操縱者。所有的暗箱收入都來自于藥企和代理商，他們游說官員，影響政策，形成一條“交易政策”曲線，并行于國家的體制改革路線圖。

2、流通腐敗。一個業內常識是，藥品審批須“用錢推磨”、醫生處方須給回扣。這使中國出現一種奇怪的藥品流通現象：銷售商吃藥廠、醫院吃銷售商，每個環節都想方設法要從上一環節榨取油水，而這食物鏈的終端被榨取者就是患者。

3、政策性障礙。在滋長腐敗的體制性障礙沒有徹底清除前，政府對于藥業市場的介入程度可能還在加深。比如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行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制度，并寄希望以此遏制藥價高企的狀況，但事與愿違。藥品消費市場可能會因為藥價的漲落有一定的波動，但是總體的市場規模從一段比較長的時期來看，將會在一個區間之內穩定波動。而從目前的狀況來看，仍呈現增長之勢。因此，對于醫院或者藥企來講，藥品價格的高低和市場空間并無一定相關性，降低藥品價格也就不會成為其擴大市場促進銷售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治個普通感冒要花上四五百甚至上千元，哈爾濱出現500多萬元的天價醫藥費。人們在感嘆“吃不起藥”、“藥價虛高”的同時，指責醫藥企業的“暴利性”自也順理成章。然而，事實遠非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

4、行政性壟斷。幾乎所有的地區都存在行政性壟斷，各個地區以招標的名義限制本地醫療機構從非本地企業購進藥品，排擠非本地企業，失去價格競爭市場。

5、藥監等政府部門的不作為。藥監局實際上已經成了腐敗的代名詞，給好處怎么樣都行，不給好處怎么樣都不行，而且胃口越來越大，已經成為常態，是藥品定價的參考因素之一。十一個政府部門都管醫院，都有權力但又都很尷尬，造成了誰也不管或者是管也管不好的混亂局面，名義上是政府的醫院，可到底誰是投資主體？誰是決策主體？ 誰又是最終的受益者？ 降低藥價四大措施

1、對屬于企業自主定價的藥品，加強市場購銷價格調查；

2、對政府指導價藥品加強成本審核；

3、建立基本藥物動態調整機制；

4、研究改進藥品價格管理方法。

對屬于企業自主定價的藥品，物價主管部門將加強市場購銷價格調查，研究制定牟取暴利的界定標準，加大對流通環節惡意加價、牟取暴利行為的打擊力度，一經查實，便予以曝光。物價部門并將對政府指導價藥品加強成本審核。對納入醫保報銷、從企業自主定價轉為政府指導價的，官方將核實真實出廠交易價格，嚴格審核成本費用明細，防止企業虛列成本，虛報價格。目前，國家發改委正在進行全面摸底排查，以降低偏高的藥品價格，推動今年實現60%的基層醫療機構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對其他政府指導價藥品價格將分期分批進行復核，根據成本及市場供求變化適時進行調整。此外，國家發改委正在修訂藥品價格管理辦法，探索有利于推動降低招標采購等市場交易價格的方式方法。在取消醫院藥品加成的過渡期間，國家發改委為調動醫院使用低價藥的積極性，擬在不突破現行15%加價政策前提下，適當調低高價藥加價率，相應提高低價藥加價率，實行差別加價政策。官方也將進一步擴大藥品劑型規格差比價規則的實施范圍，防止企業采取變換劑型、規格等方式變相漲價。附加：降低虛高藥價法律手段

對公民而言，依據我國《憲法》第45、46條，任何人都享有基本的醫療保健權，主要是指任何人都應享有預防性健康保健權，以及在遭受疾病且依自己努力無法獲得最基本醫療護理的情況下，由要求國家直接提供最基本醫療護理的權利。但是與公民保健權密切相連的醫療保險制度難以全面實施：目前在城鎮地區，醫療保障（保險）制度所覆蓋的人群約有一億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鎮從業人員的半數。在農村地區，則只有全部人口數量的10% 左右。過高的藥品價格使得中國60%的低收入者在患病后對醫院望而卻步，醫療保險制度難以推行。對國家而言，且不論過去20年中醫改功過如何，只要現今過高的藥品價格得不到抑制，今后的醫療改革就再難推行。藥品價格需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到控制。但是就現在狀況而言，藥品價格過高已非局部問題，醫療系統皆盡如此。若要在短時間內在控制藥價上達到較好的效果，法律手段勢在必行。針對藥品價格過高的原因，筆者認為，有如下的解決方法可以采用：

1、從民法角度明確醫院的定位——事業單位法人。我國為社會主義國家，國務院早在1963年7月22日《關于編制管理的暫行辦法》中就規定了凡是為國家創造和改善生產條件，促進社會福利，滿足人民文化、衛生、教育等需要的單位，為事業編制，也就是事業單位法人。事業單位法人一般以公益為目的，不參與商品生產和經營活動。即使取得一定利益，也只能是輔助性的。所以，除去現有少數的合資醫院、獨資醫院，絕大多數醫院應有的正確定位是事業單位法人，其目的事業是為社會公益服務，自然藥品不能是商品，不適用于市場經濟規律。

2、明確患者的權利，加大保護力度。醫患關系，指醫生與患者之間因疾病的診療而形成的法律關系。這是一種民事關系。醫患關系主要是基于醫療合同而發生的，因此，醫療合同關系在醫患關系中占主導地位。患者作為醫療合同關系的一方當事人，享有如下幾種權利：第一，除法律規定的傳染病強制實施治療以外，患者有權決定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項醫療服務；第二，患者有知情權和同意權，具體而言，這項權利又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患者有權理解和認識自己所患疾病，包括檢查、診斷、治療、處理和愈后等方面的情況，并有權要求醫生作出通俗易懂的解釋；（2）患者有權得知處方的內容，出院時有權索要處方副本或影印件；（3）患者有權查閱并復制醫療記錄；（4）患者有權檢查醫療費用，并要求院方逐項作出詳細解釋。相應地，醫生也負有逐項作出詳細解釋的義務。總之，患者權利的明確，有助于醫患之間的平衡，以及加強患者對醫生的監督，抑制過高的藥價。

3、針對藥品購入中的回扣現象，需加強政府介入力量，以國家強制力對之進行控制。具體而言，有如下可采用的措施：

3.1實行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政府指導價，是指依照價格法規定，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或其他部門，按照定價權限和范圍，規定基準價及浮動幅度，指導經營者制定的價格。政府定價，則是政府依照價格法，強制制定的價格。兼顧到診療過程所不可缺乏的靈活性，可采取一種折衷的辦法：針對一少部分必用藥、常用藥可以實行政府指導價和政府定價，使價格的執行具有法律強制力，從而節制醫院濫用自主定價權，進而控制藥價。

3.2 針對醫院，尤其是個別醫生以及藥品生產經營企業之間的回扣問題，采取刑法強制手段。過高回扣是造成藥品價格過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單位和個人在帳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賄罪論處。據此，可認為國家允許的回扣，必須是公開收受，且在有關財務賬目上有如實記載的，否則即屬受賄。另外，各種名義的變相回扣，如前述的“統方費”、“處方費”，可以視同手續費，即可以以受賄罪論。相應地，向醫院、醫生給予回扣和手續費的醫藥經銷商，可以以行賄罪論。這種刑法責罰的采用，對于控制回扣，進而抑制藥價，有著及其重要的作用。中國醫改：進步與挑戰并存

中國醫改，進步與挑戰并存 經濟增長和城市化正以驚人速度和規模改變中國。同時，中國醫療體系也在發生變化，不太顯眼但同等重要。

過去30年，中國醫療衛生基本由市場決定。2009年4月，中國宣布一項宏偉的醫改計劃，目標是擴大醫療服務、促進醫療公平及提高醫療質量，恢復政府主導醫療。現在，該項改革的部分目標正接近2011年期限，一些方面取得顯著進步，但挑戰依然存在。

在上世紀80年代前，中國維持著一套穩固的公共醫療體系，相對當時的收入水平而言，中國提供的醫療服務令人羨慕。隨后30年的改革雖然解放了經濟，但也破壞了社會安全網。政府對醫療衛生領域投入驟減，農村醫療保險也隨之瓦解。因病致貧日益普遍，城鄉、地區之間差距懸殊。

2009年公布的醫改計劃，試圖從多方位解決問題，包括計劃投入8500億元人民幣擴大醫療保險覆蓋范圍，改進基層醫療機構，普及基本公共醫療服務，確立基本藥物目錄及改革醫療融資體系。從理論上講，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醫療效率和減少醫療不公。

醫改計劃落實兩年來，中國在擴大醫保覆蓋范圍方面無疑取得進步。據中國衛生部稱，2003年該國78%的城鎮居民和87%的農村居民缺乏醫保。但面向農村居民及城鎮失業或非正式就業居民的新醫保改變了這一狀況。短短8年后，政府數字顯示，中國現在超過90%的人口擁有某種醫保。農村醫療參保人數增至8.35億，這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醫保計劃。世界銀行衛生專家張碩對中國迅速推出醫保計劃稱贊有加。“放眼全世界，沒有別國能在五六年里取得這種成就。”

改革還呼吁對基層醫療機構和醫務工作者培訓加大投入，以確保偏遠地區能得到醫療服務。按照最初計劃，政府承諾村村建診所、建設2000所縣級醫院、3700個城市社區衛生中心以及改造許多其他醫療設施。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講師劉元利2011年4月曾牽頭對中國醫改進行初步評估。他表示自己經常看到新的設施，“硬件這一塊明顯改善。”

回顧醫改的初步階段，中國政府不乏重要進步。但最棘手的問題尚未面對，單靠政府的投入并不能解決。“最近幾年，能做的他們都做了。”張碩說，“最難的問題來了。現在不是方向問題———方向早就確定了。下一步是決定正確做法，建立讓改革到位的機制。” 中國醫改的展望

1、通過對公立醫院的治理，使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工作目標相協調。未來改革應該通過對醫院進行有效治理，科學解決公立醫院的收入來源問題，建立同公益目標相適應的醫生績效考評體系和薪酬體系，遏制和化解醫院創收的沖動，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公共衛生部門防病，而醫院卻擔心病人少、希望病人多的矛盾局面，只有整個衛生行業都千方百計讓居民少發病、不發病，居民健康水平才能有切實保障，衛生事業才能健康發展。

2、在增加財政投入的同時，采取更加積極的醫療政策，使衛生總投入和總產出相一致。落實科學發展觀，不單純追求投入的規模以及衛生投入占GDP的比重，也不僅看經濟效益指標，而是要跟蹤監測居民健康指標，不斷調整和優化投入方向和衛生干預路徑，在干預大病的同時，積極干預小病，重點控制多發病、常見病，使衛生成效隨著投入增加而同步增長。

3、重點支持和培養鄉村醫生和城市社區醫生，使衛生資源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相匹配。在增加對衛生醫療基層設施、設備投入的同時，要注重對專業人員結構調整和重點培養，特別是對城市社區醫生和農村醫務人員的長期培養和支持。

4、通過藥品產業政策調整和對藥品生產、流通、使用環節的綜合治理，解決醫院“以藥養醫”和藥費比重占醫療總費用過高的問題。這是當前突出的問題，也是檢驗醫改成效的重要指標。

5、政府直接提供服務和鼓勵社會參與并重，使衛生投入具有可持續性，富有效率。在醫療服務、藥品供應、醫療保險領域，在加強監管的同時，要鼓勵競爭、鼓勵創新、鼓勵非公經濟的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吸引社會資本的投入。通過解決以上重點問題，建立良性運行機制及其相應的體制，確保醫改沿著十七大報告指出的方向順利發展，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奮斗目標.綜上所述，當前“看病難，看病貴”既是現實問題，也是改革機遇。一方面，看病問題關系到民眾切身利益、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和諧進步；另一方面，解決這個問題也是重新審視政府職能定位、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服務體系構建的良好時機。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在國有企業改革、競爭領域開放、市場機制建立方面已有了重大進步，下一步應在公共治理、公共服務、非營利組織發展方面有所突破和創新。我們堅信，衛生醫療體制改革難題總會有解決的辦法，通過研究、探討和比較，得出一個切合實際的改革方案并付諸實踐，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不斷推動衛生醫療體制創新和社會事業發展，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