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外圖書館對外開放比較探究

中外圖書館對外開放比較探究

來源: anylw.com

1.中外圖書館對外開放比較分析

1．1 中外圖書館在信息化建設方面的比較促進高校圖書館對外開放以及長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能夠很好地運用現代信息技術。這是因為現代信息技術是高校圖書館對外開放的前提，是其與外界進行溝通、交流的平臺。

信息技術在我國的起步較晚，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

而在國外，如美國、英國等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廣泛地運用信息技術，發展極為迅速。目前，我國高校圖書館在現代信息技術應用方面還處于起步階段，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1)簡單的網絡技術逐漸進入高校圖書館的管理之中。目前，在我國高校圖書館信息化建設中，運用較多的就是圖書資源查詢系統、計算機條形碼技術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技術等。例如，讀者借閱圖書時，圖書管理員會運用計算機條形碼技術，將具體的信息通過條形碼技術進行掃描，存入電腦。

(2)目前我國高校圖書館的信息化建設管理人才欠缺。在我國高校信息化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高校圖書館信息管理方面的人才還是比較欠缺的，如圖書館軟件開發方面的技術人員等。

而國外圖書館信息化建設管理人才隊伍發展得已經相當成熟。

(3)圖書館管理人員信息技術相關知識欠缺。圖書館管理人員僅僅會簡單的計算機技術，如Office辦公軟件等。相比之下，國外圖書館由于信息技術起步較早，圖書館信息化建設方面的發展較快。如美國高校圖書館開始將VPN技術用于高校圖書館信息化建設(目前我國也有用此技術的，但還處于初級階段，而且應用此技術的高校圖書館還非常少)。VPN的意思是“虛擬專用網絡”，它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的縮寫。VPN技術指的就是一種運用身份驗證、密碼以及隧道協議等在公共網絡上構建專用性網絡的技術。

VPN技術運用于數字化圖書館建設中的具體原理(見圖1)可以概括為：圖書館數字資源及數字管理系統在VPN服務器及路由的作用下，通過VPN隧道的信息傳遞作用，將圖書館中的數字信息資源以及圖書館管理方面的動態消息傳遞至校外用戶以及其他校區的客戶端。

(4)除了上述關于信息化建設方面的差別之外，中外圖書館在信息服務社會化方面也存在著差別。我國高校圖書館的社會化服務還尚未形成一定的規模，較有影響的圖書館還很少。大多數高校圖書館是以“小作坊”的方式運作，一般采取的是小范圍、小規模、個別項目的社會化服務。與社會的實際需要相比，高校圖書館信息服務社會化的水平和狀況還遠遠不能令人滿意。而國外高校圖書館的信息服務社會化已經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如美國公立大學的圖書館都向公眾開放，不需要出示任何證件；有些私立大學雖不對外開放，但實際操作中并不嚴格拒絕校外讀者。

1.2 中外圖書館學術自由方面的比較國內高校圖書館在營造學術自由氛圍以及構建研究型圖書館方面，主要存在著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高校圖書館開展學術交流的次數較少。一般都是請一些專家或是教授講授一些與圖書館文化無關的內容，學生也似懂非懂。這就降低了高校圖書館本身的功能。二是高校圖書館的內部交流和探討極少或是根本不存在，并且沒有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視。在高校圖書館內部，某些管理人員對于學術自由了解并不透徹，組織內部交流活動較少，這就不能很好地營造一種學術自由和自由學術的氛圍。根據筆者的相關調查發現，目前高校圖書館成為了考研學生復習的基地，導致圖書館未能發揮學術自由的功能。

而國外圖書館在學術自由建設方面要比國內圖書館做得好。國外圖書館經常舉辦一些圖書館內部的交流和探討活動。如學生不是一味地牢記某些知識，而是自己選一個研究的課題并且制定研究方案，通過在圖書館查閱相關文獻和圖書資料來佐證自己的觀點。國外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來營造學術自由氛圍以及構建研究型圖書館，最大限度地發揮圖書館的功能。

2.我國高校圖書館加強對外開放的措施

2．1 加強高校圖書館學科知識服務平臺建設傳統的圖書館服務模式已經不能適應信息時代高校師生作為圖書館知識服務直接用戶的需求，通過建立信息技術環境下的高校圖書館學科知識服務平臺，將用戶與學科館員通過虛擬網絡聯系起來。學科知識服務用戶通過虛擬環境下的網絡平臺對圖書館資源進行共享，用戶可以更加便捷有序地獲得圖書資源，不用直接去圖書館去查閱，通過網絡平臺對相關資源進行下載。學科知識服務平臺作為聯系知識服務用戶以及學科館員的重要媒介，在圖書館網絡環境下學科知識服務平臺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2 構建學術自由的高校研究型圖書館

2．2．1 研究型圖書館的內涵關于研究型圖書館的內涵，各種學術專著和研究論文都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將研究型圖書館定位為：利用科學、合理、完整的文獻收藏體系，為讀者和用戶的科學研究活動提供所需的信息服務和資源的現代性圖書館。這種研究型圖書館不但跨越了標準化的圖書館類型，如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學術圖書館以及各類專門圖書館等，而且還跨越了專科性圖書館和綜合性圖書館的界限。研究型圖書館最主要的特點在于能為科學研究服務，而不在于其規模大小和藏書多少。這個特點就決定了研究型圖書館具有其他圖書館沒有的功能，能夠提供其他圖書館沒有的服務。

2．2．2 構建學術自由的高校研究型圖書館

(1)加快文獻資源的購置。研究型圖書館要打造學術自由之路，首先就要加快文獻資源的購置。這些文獻資源不但要滿足常規的教學科研工作的需要，而且要為高水平的科學研究服務。研究型圖書館購置的文獻資源不僅包括公開出版的圖書、期刊，還要包括專業數據庫、會議論文、網絡資訊等，這些資源往往具有更強的實效性和專業性，更有利于學術研究的開展。同時，研究型圖書館的文獻資源購置還要根據學科特點和專業特點，注重學術性、研究性和多元化，不要一味地求多求全，不要以收藏量為考核指標，而要引領專業學術發展的方向。

(2)樹立“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學術自由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學者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免受外界干擾。這就要求研究型圖書館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為學者提供舒適、溫馨的服務，使他們不受外界干擾，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科學研究。當今時代是一個信息和知識爆炸的時代，情報量的增長、情報載體的多樣化趨勢越來越顯著，這給研究者篩選信息帶來了不小的難度。因此，研究型圖書館要根據學者的研究方向，集中收集與學術研究相關的專業期刊、圖書和數據庫等，對其進行綜合評估和科學分類，并開展信息的二次、三次開發，從而更好地滿足學者進行學術研究的高級需求。

(3)提高館員的綜合素質。研究型圖書館要為學者的學術研究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實用的服務，就必須提高館員的綜合素質。每位館員要負責與一個課題組甚至一個院系建立融洽的關系，在學術研究者與研究型圖書館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利用館員專業知識，更好地為相關科研人員提供文獻資源信息服務，使研究者能夠及時把握當前的研究現狀和熱點，甚至為研究者提出今后研究的趨勢和方向。另外，館員還要更加實質性地參與到學術課題的研究工作中去，這樣就會更有利于課題工作的順利開展。

3.結論

綜上所述，中國圖書館與國外圖書館在信息化建設、學術自由以及研究型圖書館建設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在當前形勢下我國高校圖書館只有積極地加強上述3個方面的建設，才能夠促進我國高校圖書館的對外開放。

第二篇：中外高校圖書館的比較

中外高校圖書館的比較

高校圖書館作為高校三大支柱之一,是為高校教學和科研服務的學術機構,是學生的第二課堂,在國外,圖書館也是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學校的教學,科研的進步做出巨大貢獻。本文把國外大學圖書館的先進管理理念和經驗作為參照,以點帶面,比較中外高校圖書館之間的差異,找出差距,取別人之長,補自己之短,以期中國大學圖書館辦得更好,為教學科研服務。

總體上講,中國高校圖書館與美國高校圖書館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又直接影響到大學圖書館的管理。這些差距體現在以下這些方面：

一、服務觀念,服務意識比較

高校圖書館的最主要職能是為教學科研服務,為讀者服務,做好讀者服務工作,工作人員應具有清晰自覺的服務意識和良好的服務態度,始終堅持讀者第一,服務至上的原則,國外高校圖書館在這方面做得十分好。在美國、加拿大等國的高校圖書館提倡微笑服務,細節服務。工作人員在接待讀者時,首先需要微笑服務,詢問讀者需要什么幫助,對于前來提問的讀者想方設法滿足他們的要求,如果沒有讀者需要的資料,至少要告訴他們怎樣找到所需資料,不能用“沒有”兩個字把讀者打發走的。在美國,讀者無論進入哪所高校圖書館都隨處可得各種各樣的關于圖書館的介紹。這些介紹以活頁、紙箋的形式擺放在各入口處或樓道里。介紹內容包括圖書館的概況,圖書館的各種規定,新書介紹等應有盡有,一目了然。其他一些方便讀者的細節問題,圖書館考慮得也很周到。如在閱覽桌、目錄柜、微機旁放有許多小紙盒,內裝紙片和鉛筆,讀者可將所查閱內容隨手記錄到紙片上。每個細微之處都極大方便了讀者。反映了以人為本,一切為讀者著想的服務理念。我國高校圖書館服務觀念陳舊,服務意識不強,缺乏為讀者著想的思想。“沒有”是打發讀者的常用詞匯。致使一些讀者蒙受損失。在細節服務方面,我國高校圖書館也不十分注意,一些圖書館的大廳里,沒有該館的平面圖,也沒有關于該館的介紹材料。某些閱覽室牌子也不明顯,致使一些讀者到處詢問,個別讀者掃興離館。諸如此類的一些細節問題,不僅是一個工作方法問題,更是一個服務觀念、服務水平問題,應加以重視和改進。

二、服務社會化的比較

國外高校圖書館的服務對象,除本校的師生員，工外,還包括校外的社會讀者。向社區、社會開放服務是國外高校圖書館的一個突出特色。在強調為本單位服務的同時,還強調圖書館的社會服務功能。國外公立大學圖書館一般都對公眾開放。另外,國外高校圖書館充分利用館際互借,資源共享。在加拿大,如在本館借不到所需書刊,便可通過本館向外館借,并且手續簡便,只要按規定填寫申請表,圖書館工作人員會替讀者辦理妥當。我國則很少強調高校圖書館的社會服務功能。管理上顯得十分嚴謹、封閉,服務對象僅限于本校師生,一般不對公眾開放。如果我國的高校圖書館能夠擴大其服務對象的范圍,為社會服務,勢必能夠推動當地教育 文化水平,從而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在館際互借方面,各高校圖書館之間受傳統封閉思想的影響,各館之間各自為陣,閉館自守,資源共享意識差,很少開展或沒有開展館際互借,致使一些資源重復浪費,而另一些資源又奇缺,導致大多數高校圖書館的館藏滿足不了讀者的需求,直接影響服務質量的提高。解決這一問題,比較現實的途徑就是廣泛開展校際之間,學校與社會之間的橫向協作關系,互通情報,互通有無,充分發揮社會圖書館資源的作用,解決圖書文獻不足的問題。

三、圖書館員素質比較

國外高校圖書館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設備,還擁有一支高素質的館

員隊伍。在美國,高校圖書館員學位之高是無法比擬的。美國普通館員普遍具有大學本科或碩士學歷。專業館員必須具備圖書館碩士以上學歷或其他學科雙碩士、博士學位。具有以上學歷的人還需獲得美國圖書館協會的資格認證。美國館員由于學歷起點高,他們掌握圖書館學、現代信息學等專業知識,懂得某個專業的學科知識,熟悉館藏和網絡信息分布,能夠熟練地解答讀者的咨詢,幫助讀者獲取信息,解決疑難問題。因此,圖書館員在人們心目中,樹立良好的形象,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中國高校的圖書館員其學歷結構可分為:(1)博士、碩士及雙學位的人員:在北京地區幾所高校圖書館人員中約占6%~9%;(2)大學本科學歷:包括通過成人自考獲得本科學歷的人員,學圖書情報的僅占10%~20%;(3)大中專畢業生;(4)無學歷者:從整體水平看,中國館員的學歷低,學科背景單一,很多人員只能從事簡單的文獻整理、登錄入庫、借閱等工作。比較高級的專題咨詢、信息檢索、二次文獻的翻譯等工作不能勝任。公眾對館員的工作認知就是借借還還、看門守攤、取書歸架等。嚴重影響了圖書館員的聲譽和圖書館的學術性。

四、法律保障的比較

中國至今沒有一部圖書館方面的法律,而美國早在1925年就制定了圖書館法,其主要內容有:各級政府要建立圖書館。(2)為圖書館征稅。(3)圖書館的行政管理人員由行政長官指派的圖書館委員會任命,負責圖書館的經費控制、行政管理和財產管理等工作。這種立法保障了圖書館生存的合法性和連續性。而中國的圖書館由于缺乏法律的保障,生存相對艱難。相當多的縣級公共圖書館沒有穩定的經費來源,大部分高校圖書館的購書經費達不到規定的比例。

五、學科館員制度的比較

與美國相比,我國高校圖書館學科館員制度目前的狀況是:起步晚,起點較高,人才缺乏,總體建設落后。從歷史上看,美國高校圖書館學科館員的歷史可追溯到19世紀40年代左右,而我國的起步始于1998年清華大學試行學科館員制度(2002年才正式設立學科館員崗位),北京大學于2001年4月成立了學科館員小組等。學科館員制度在我國的實施只是近幾年的事情,再加上我國高校圖書館自身原本的發展狀況不夠理想,所以我國的學科館員制度與美國高校相比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首先，我國目前有56所高校實(試)行了學科館員制度,雖然無法得知美國實行學科館員制度的高校圖書館的確實數目,但可以推測美國的學科館員制度是普遍實施的,不只高校圖書館還包括其他研究性圖書館;其次，我國學科館員的人數少,據筆者統計平均每所高校圖書館只有近10名學科館員,而美國高校圖書館的學科館員數量,有的學校高達70人以上,大部分也都在20人以上,與我國相比高出一大截,可見在我國高校圖書館中,學科館員的人才是極度缺乏的。再次，在學科館員對口服務的學科分類上,我國大部分院校是以院系為單位,一兩個學科館員囊括了某學科所有的服務內容,調查中我國清華大學的學科分類最細有36個,而美國高校圖書館的學科分類一般都在36個以上,喬治敦大學達到了70個。最后，從美國高校圖書館有關學科館員的頁面建設情況看出,美國高校圖書館的網絡技術應用得比較成熟,比如將學科我國并不缺乏先進的網絡技術和相應配套設施,大量商業性網站設計得十分人性化,瀏覽迅速方便,而高校圖書館網站從整體上設計得十分粗陋,這可以說明我國高校圖書館目前缺乏相應計算機人才,或者說對網站設計和計算機應用還沒有足夠的重視。導航和學科館員列表結合起來設置超鏈,給讀者使用帶來了極大便利,提高了利用效率。綜上，我國應加強學科館員制度建設的力度,不僅要結合我國高校圖書館目前的人力、物力等實質條件,還要考慮當前信息時代的環境因素和要求,借鑒西方國家經驗,在具體工作的實踐探索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學科館員發展的道路。

六、用戶培訓比較

培訓方式一般是課堂教學和參觀圖書館相結合來進行的。這方面國內外的情況差不多, 在培訓的形式上沒有本質的區別,。但是，從內容上來看，在美國, 針對全校的師生, 圖書館定期或不定期地組織各種培訓班或講座。主要講授最新信息技術應用, 包括: 互聯網與 Web 利用、應用軟件的使用、圖書館資源的使用等。所有培訓全學期開辦, 師生可隨時報名, 隨到隨學, 在培訓過程中注重邊講解邊演示, 并鼓勵學員動手操作, 增強讀者獲取信息的各種技能。而我國高校圖書館講座的內容, 一般是圖書館資源與服務的介紹、工具書和數據庫的使用、學位論文的檢索、應用軟件的使用等。而且，據統計，我國高校圖書館只是開展了對學術研究最基本的知識和技能的培訓, 甚至部分學校在基本知識和技能的培訓上都難以保證, 如參考工具書、學位論文等的檢索和利用都較少涉及。而在更廣范圍的信息知識拓展和更深范圍的信息知識的挖掘方面, 更是欠缺, 其服務空間還有待于進一步拓展。具體運作細節, 用戶培訓的廣度與深度方面的差距明顯: 國外培訓班或講座的內容包羅萬象, 既有對學術資源的培訓, 也注重對非學術資源的培訓;既注重對傳統的文獻信息資源的培訓, 也注重網絡信息資源的培訓;既有總館對一般的信息資源檢索、利用的通用知識的培訓, 各個專業分館更注重對本專業圖書館信息資源利用的培訓;既有對館藏資源的介紹, 還有結合一些熱點問題對社會進行評論性的講座等。近些年來隨著電子資源的不斷增長, 國內高校圖書館的“一小時系列講座”也逐漸火暴起來了,接受培訓的用戶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但培訓深度和廣度相對偏淺、偏窄。

總之,加強自身建設,提高服務質量,提高工作人員素質是搞好圖書館工作的關鍵。我國高校圖書館要狠下功夫,不斷向世界先進水平的圖書館學習,特別要學習外國圖書館員的敬業精神,以人為本的思想,以及工作人員的那種認認真真、彬彬有禮地為讀者服務,兢兢業業地埋頭工作的精神。除了借鑒，更要制定出符合我國國情的圖書館服務體系。

第三篇：圖書館對外開放

圖書館對外開放問題調查

在這個注定不平凡的假期，我們來到了兄弟院校探尋圖書館的對外開放問題。雖然不是特別熟悉環境，我們還是通過問路和指示牌順利找到了圖書館。我們一行人憑借介紹信進入圖書館進行調查，我們先是來到了圖書館辦公室找到了圖書館館長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員，談起我們一行人來的目的，館長帶我們來到了圖書館內為我們仔細介紹了圖書館的發展。

我們在館長的陪同下參觀完圖書館便回到辦公室一邊整理資料一邊繼續我們的調查。工作人員告訴我們現在圖書館對外開放最大的問題是安全問題和資源問題，而且很多的周邊居民并不知道有這回事，現在的電子閱讀給圖書館的來訪量帶來很大沖擊，來圖書館的一般都是本校的學生查閱資料和完成作業的。

經過一天的調查和走訪我們得到了一個結果，圖書館對外開放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響應，和我們學校情況相同的是來圖書館的一般都是學生，很少有校外人員到圖書館來借閱。不得不說這個結果有點讓人失望，現在的網絡設備發展正在擠壓紙質閱讀的空間，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保持一個常看紙質書籍的習慣，雖然電子閱讀可能更方便，但閱讀是需要慢慢體會深意的。明天我們的調查還將繼續，不知道結果會是如何。

第四篇：圖書館對外開放

十堰高校圖書館對外開放調查

高校圖書館作為高校辦學力量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傳統意義上，一直被認為是僅為本校教師學生提供文獻信息資源，在學校教學及科研工作中發揮輔助性作用的機構。現代社會，隨著計算機科學和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高校圖書館與校外的信息需求者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且近幾年來，國內一部分高校圖書館開始做一些有益的嘗試，主動關注社會讀者的信息需求，并實踐性地為他們提供了信息服務。我們團隊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調查，我們了解到高校圖書館對社會的開放程度有完全開放和有限度的開放,目前的狀況下,高校圖書館對社會的完全 開放在短期內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只能期待資源越來越多的時候能夠實現全民閱讀的希望。

第五篇：中外司法制度比較

中外司法制度比較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論基礎比較

司法制度是指國家體系中司法機關及其他的司法性組織的性質、任務、組織體系、組織與活動的原則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規范的總稱。

西方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權分立”理論基礎之上的，“三權分立”理論以權力分立和制衡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將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分開、并立，分別由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由此形成了獨立的司法制度。盡管西方各國的法律規范不盡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獨立性共同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司法機關的地位獨立。司法機關的設置、權限、活動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機關和個人都無權改變或撤銷。而且，司法機關的經費包括人員工資和活動經費按照法律規定實行預算單列，由國庫直接撥付。第二，司法活動獨立。司法機關按照法律規定，依照法定程序獨立行使司法權，自主進行司法活動，其他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或個人均不得行使司法權或干預司法審判活動。而且，一個法院的審判活動不受另一個法院的干涉。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不當判決，也只能依據上述程序進行變更。第三，法官獨立。西方各國一般都以法律規定法官職務終身制。法官一經法定程序任命，非經彈劾，不得被免職、撤職或令其提前退休。而且，法官在審判活動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1]

而我國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論基礎是“議行合一”，即決定和執行國家重大事務的權力由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國家的行政機關、司法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我國的司法機關雖然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的干涉，但是這種獨立不是絕對的，它最終要受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人民代表大會主要是對審判、檢察機關和司法人員公正司法的情況進行監督，受理人民群眾對司法機關的申訴和對司法人員的控告，督促他們依法辦理。

二、組織體系比較

中西方司法機關組織體系的構成存在明顯差異。西方國家的司法機關組織體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組織構成，而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嚴格地說，不是司法機關。就中國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以及律師組織、公證組織、仲裁機構等組織統一構成我國的司法組織體系。

就法院組織體系而言，西方國家大多實行三級制，只有少數國家是四級制(如英國)；西方國家在普通法院之外，還設有憲法法院、行政法院、稅務法院、專利權法院等等專門法院(如美國)；在一些聯邦制國家，州法院與聯邦法院并立，均有各自的組織體系，互不隸屬。而在中國，法院體制實行單一制，上下級法院之間存在嚴格的控制關系，并設有軍事法院、海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等專門法院，全國還普遍設立了人民法庭，作為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

此外，在檢察機關的組織構成上，中國與西方國家也存在較大差異。西方國家的檢察機關不是獨立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它通常附設于法院中(如法國)；在英美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則隸屬于行政機構系統(如美國)。而在中國，檢察機關與法院、行政機關并立，從中央到地方分四級設置，并可根據工作需要設置派出機構。

三、審判制度比較

審判制度也稱法院制度，是審判機關適用法律過程中的一系列有關組織和活動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設置、審判組織、法官、審判原則、審判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法官。作為國家審判權的行使者，法官如何運用法律，如何正確地實施法律，直接影響審判工作的質量，影響司法的公正。因此基本上各國都對法官的資格、任免、保障等一系列要求做出了嚴格而明確的規定。

1．法官的任職資格。即對法官在業務、政治和道德素質上的要求。英美法系國家對法官的任職資格要求較高。在業務素質上，一般要求首先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并且從事律師工作若干年，具備一定的實踐經驗。如英國的上訴法院法官從執業15年以上的辯護律師中選擇，郡法院的法官也要有7年以上的辯護律師經歷。在政治素質上，西方國家一般要求法官中立，名義上禁止參加政治活動，在道德素質上，一般需要有良好的社會評價，有良好的職業道德。

依據我國05年制定的法官法，擔任法官同樣必須具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在業務素質上，一般要求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獲得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或者非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一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在政治素質上，要求有政治上的堅定性，即忠于憲法，擁護憲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道德素質上，必須有良好的職業道德，秉公執法，公正廉潔，作風正派。

2．法官的任免與任期。西方各國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產生，主要有任命、選舉兩種方式。大多數國家的法官由國家元首或議會或政府首腦任命產生，如美國聯邦法院的所有法官都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后任命；在州法院系統中，加利福尼亞、弗吉尼亞等洲的法官由州長或州議會任命。而美國絕大數州法院的是通過選舉產生的，有28個州的法官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4個州的法官由本州立法機關選舉產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數國家實行法官終身任期制。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國的法官都是終身任職。有的國家雖有一定的任期，如瑞士為六年，但可以連任，沒有任期限制，實際上有名望的法官幾乎是終身任職。[1]

中國法官的任免權由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掌握。除了法院院長由選舉產生，其他法官均以任命方式產生；除了法院院長有任期限制(每屆任期五年，可連選連任但不超過二屆)，其他法官均可終身任職，“非法定事由，非因法院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處分”。

3．法官保障制度。即從職業、身份、工資、人身等方面對法官履行職責予以法律保障。西方國家強調司法獨立，而司法獨立的表現就是“法官獨立”。為保證法官獨立行使職權，各國都規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內容有：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他人的指示及不適當的影響，只服從法律；專職法官任期終身制，即使實行任期制，其任期往往也較長。法官非經彈動，不得被免職、撤職或提前退休；實行高薪制。除工資外，還有崗位津貼等，并有退休金、撫恤金、殘疾金；此外，還不同程度地規定了免責特權，即法官在法律規定的特定條件下，對于其履行法官職務中的有關事務，享有不受訴訟及不出庭作證的權利。只有在構成法律規定的罪行時(如德國，故意枉法罪)才負法律責任。實踐證明，西方對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中國法官法同樣對法官履行職責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法審理案件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執行國家公職人員統一的福利保險等政策和定期增資制度；法官的人身權受法律保護。在為法官提供保障機制的同時，不少國家也提供了制約機制。西方國家主要對構成主觀故意的較大的犯罪追究法律責任，而我國法官法也對法官的懲戒作了具體規定。這種法官在享有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同時，對自己的錯誤裁判承擔責任，體現了權利與責任的統一。盡管我國法官法規定，法官依法履行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并且從人身身份、工資等方面規定了保障制度。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仍然受到諸多內外因素的影響，很難做到獨立行使職權。例如，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法官不是唯一行使審判權的主體，還包括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在處理與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的關系時，法官的獨立不可能是絕對的，獨立的程度多少取決于司法工作是否真正的保證了司法公正，是否體現了法的正義，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2]

（二）審判方式

在審判方式上，西方國家實行兩種不同的原則。英美法系國家一般實行四級三審終審制度。多采用當事人主義的審判模式。在庭審中，強調起訴方與被起訴方力量的均衡，法官居中公斷，是消極的“仲裁者”，舉證責任由起訴方承擔，特別重視證據法。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地位平等，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庭審的作用極大。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實行三審終審制度。多采用職權主義的審判模式。庭審過程中，法官處于主導地位、起訴方與被起訴方地位相對弱化，在刑事訴訟中。雖然規定控辯雙方地位平等，但控方為國家檢察機關，控辯雙方自然不持衡。

中國實行四級兩審終審制，采取類似于職權主義的審判模式。而且具有自身特色：公、檢、法機關在刑訴中分工負責、相互配臺、相互制約，檢察機關不僅是公訴機關，更是法律監督機關。在庭審過程中，法官居于審判主導地位，控訴雙方職能相對弱化。法官在法庭調查中成了主要舉證人，可主動調查取證，不受起訴方證據的限制；而且在開庭前，受理案件后即進八實質審判階段。

中外司法制度改革

當今的司法改革有三個發展趨勢：第一，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開始淡化；第二，民族意識、宗教沖突和本土文化興起；第三，貿易自由化使各國在法律方面的交往日益方便，國外的法學知識對中國的影響也日益廣泛。中國的司法改革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中國司法改革的特點是社會主義因素占主導地位；第二，職業主義的興起是過去10年最令人矚目的現象；第三，外來知識持續引入，但不斷受到本土文化的阻卻，表現在：訴諸人心的觀念、官方權力的過分依賴及后現代法學思潮的影響。

國外司法改革

一、公正與效率兼顧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動追求的兩個基本目標

在刑事司法領域,世界各國解決訴訟遲延問題的舉措是簡化訴訟程序,擴大簡易程序適用范圍,規定舉證期限和審判期限。首先是簡易程序的采用。如美國的辯訴交易,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實行的處刑命令,各國刑事程序中的簡易裁判程序。其次是減少訴訟環節,如英美等國的罪狀認否程序,常常導致法官直接定罪和處刑,從而簡略了組織陪審團進行聽證和辯論程序。最后是對特殊程序的采用,如交通案件速決程序、少年案件程序。當然這些都是在堅持公正的前提下進行的。在民事司法領域,作為訴訟超級大國的美國主要面臨訴訟案件數量大幅度增加和訴訟費用高昂。1990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民事司法改革法》對法院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1998年10月通過了世界第一部專門的ADR立法《替代性糾紛解決法》,規定聯邦地區法院應當允許在所有案件中使用ADR。在美國,民事訴訟證據開示程序、審前會議、公共政策性案件等使美國的法官已從超然裁判者,轉變為類似于行政人員的“案件管理者”。而在德國,目前民事司法改革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以有限的資源投入在較合理的時間內處理好不斷增加的訴訟案件。德國《民事訴訟法》自1877年頒行以來,已經進行了近百次修改。晚近幾次大的修改,其核心內容主要是簡化程序,加快訴訟的進程,加大審理的集中程度。例如, 1976年12月3日的《簡化與加快訴訟程序的法律》、1990年12月17日的《簡化司法程序法》以及最近一次(2001年)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英國, 20世紀90年代的民事訴訟改革以“接近正義”為目標,在負責這項改革的沃爾夫勛爵發表的《接近正義》中期報告(1995)和最終報告(1996)的基礎上,英國于1998年公布了新《民事訴訟規則》,并于1999年4月26日正式施行。截至2008年6月30日,該規則共進行了46次修改。針對程序復雜、耗費較大、訴訟拖延等方面弊端,沃爾夫勛爵提出的司法改革原則以及新的分配正義訴訟哲學主張,都體現在英國新《民事訴訟規則》中。

二、司法民主化與專業化并進

司法的民主化改革是世界各國的一個共通的特點。例如,在日本,作為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于2004年5月正式通過了《裁判員參加刑事裁判的法律》;之后,又于2007年7月通過了《裁判員參加刑事裁判的規則》。根據日本司法改革的進程,上述立法確立的裁判員制度將于2009年5月正式生效并付諸實踐。日本裁判員制度是一種頗具特色的國民參與司法的制度。在裁判員選任方面,它吸收了英美等國陪審團制度的經驗;在裁判員職權方面,它借鑒了德、法等國參審制度的做法。日本的檢察審查會制度是國民參與司法的又一重要制度,由公民審查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決定是否妥當,以便對檢察官的起訴裁量權進行監督和限制。為了提高監督實效,修改后的《檢察審查會法》則規定:檢察審查會作出起訴決定后檢察官仍不起訴的,檢察審查會可以再次決定起訴,并由裁判所指定的律師代替檢察官提起公訴。此外,韓國國民參與刑事裁判制度也富有特色。為了提高司法的民主性和正當性,韓國于2007年6月1日制定頒布并2008年1月1日實施的《關國民參與刑事訴訟的法律》(法律第8495號)在刑事訴訟中正式引入陪審團審判制度。在俄羅斯,廣大民眾把陪審制的重建看作是刑訴制度改革乃至全部司法改革的“核心”和“中心環節”。“立法者力圖通過由普通民眾組成的陪審團取代職業法官來裁斷公民是否有罪,以確保法庭審判不再僅僅淪為對偵查結果的草率審查,而成為完全意義上控辯兩造的理性對抗的新格局。

專業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在民事司法中,從私力救濟到公力救濟的糾紛解決發展過程也是糾紛解決的專業化程度提高的過程。公力救濟的權威源于其專業而不僅僅是強制。在刑事司法中,近代以來,世界各國開始出現專門負責犯罪偵查/刑事公訴/刑事審判的刑事司法官員,以及專門負責刑事辯護的律師等,這也是刑事司法職能的獨立化,刑事司法人員的職業化,刑事司法工作的正規化;而且,隨著刑事司法工作越來越專業化,刑事司法人員在不同層面上出現專業化分工。一方面,專業化是推廣法治原則的要求,要求司法行為“中規中矩”;另一方面,專業化也是回應糾紛新類型和犯罪智能化、技術性的要求,要求司法技能“與時俱進”。

三、限制權力與保障權利結合

尊重人權和保護人權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以權利為本位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則。根據現代法治的精神,權利是權力的本源,權利應該優于或高于權力;而權力應該是權利的后盾和保障。而且,在社會生活中,權力很容易膨脹和濫用,并成為權利的侵害者,因此,為了保障權利,必須制約權力。法治的基本目標是要以法的精神為基礎,建立一種穩定且良性運轉的社會秩序。法治的基本內涵包括兩個重心和一個基本點。所謂“兩個重心”,包括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實施。所謂“一個基本點”,就是治官限權,即“為官者不得違法”。這首先“有良法可依”,還要堅持“依法辦案”的原則。“依法辦案”之要旨就在于依照法定的程序辦案。各國的刑事司法改革總體上體現出從傳統的注重打擊犯罪到現代的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權的目標轉向。例如,《俄羅斯刑事訴訟法》最主要的特點是在司法價值取向上由同犯罪作斗爭轉向保護公民的自由與權利,擴大了追訴對象和辯護人的權利。改革后的刑事辯護制度實現了根本性的轉變,辯護人的地位也獲得了大大的提高。其一,擴大辯護人參與訴訟的范圍:辯護人不僅可以在公民被提起訴訟之時起,就可以獲得辯護人的幫助,而且對于經濟困難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免除其法律幫助的全部或部分費用。其二,增加辯護人的訴訟權利:介入訴訟后的會見權不受時間和次數的限制;辯護人有權在提起控訴時在場,參加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調查活動;同時,辯護人有權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的案件的材料和證據材料。

此外,被害人的權利保護也不應被置于“被遺忘的角落”。在有些情況下,被害人的利益與打擊犯罪的社會整體利益并不一致,因為在具體案件中某個被害人所強烈追求的未必都是社會全體成員對打擊犯罪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講,刑事司法系統所面對的是一種三角形利益關系,即社會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利益。刑事司法的發展方向就要在這種三角形利益關系中尋求平衡,全面合理地保護人權。

不過,在某些國家也存在著相反的趨勢,例如, 9·11事件后,美國政府為了有效地打擊和遏制本土的恐怖犯罪活動,在刑事訴訟領域展開了一系列的變革。變革的基本方向是擴大聯邦政府的刑事偵查權力,這使得公民的憲法權利遭到侵蝕,進而改變了社會安全與人權保護兩大價值目標之間既有的平衡關系,同時也影響了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基本憲政結構。尤其是2001年9月國會通過的“愛國者法”,對恐怖主義犯罪和恐怖分子做了模糊界定,擴大了打擊和追訴對象的范圍;賦予行政執法部門羈押外國人幾乎是無限的權力;擴展了聯邦執法部門在刑事偵查活動中的權力范圍,使刑偵手段更加靈活多樣,更加富有效率。又如,英國2002年7月《司法改革白皮書》強調對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實的查明,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將是以犧牲被告人的利益為代價的。

四、訴訟主體合作與程序多元互補

現代社會多元的價值需求決定了司法程序的多樣化。為了應對犯罪高峰和訴訟爆炸,司法效率某種程度被擺在了“優先”的地位。作為美國法律制度核心的對抗制訴訟的社會價值是將訴訟主導權賦予當事人(通過其代理律師)行使,但是也有其零和博弈的底蘊。因此,出現了通過“合作”訴訟緩和對抗制模式的實踐范式,在摒棄零和博弈之不利后果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放大對抗制所獨具的社會效用,或者以當事人在依然保留對訴訟結果的主導權的前提下提高替代訴訟的協作型糾紛解決機制的應用;或者在對抗制模式常見的競爭框架范圍內強化合作。辯訴交易是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美國每年大約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辯訴交易的方式結案解決的。這種方式盡管備受質疑,但是它有利于實現更高層次的社會效益,大大提高了辦案的效率,節約司法資源,這使得辯訴交易在美國由地下轉向合法(直至20世紀70年代,聯邦最高法院才在判例中予以認可),并且由一國推廣至英國、加拿大、俄羅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等國家。

司法和諧的價值也促進了司法模式的多樣化。例如,近年來,一些國家嘗試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引入調解的機制,而且從系統的角度采取各種措施來實現“恢復性司法”,即促使那些因一念之差或其他偶然因素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回歸健康正常的社會生活。一些特殊程序的設立也體現了程序多元的特點。例如,在日本,少年訴訟程序、強制醫療程序以及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都是對常規程序的補充。

在民事司法方面,英國以公正審理權(或正當程序權)為國民的程序基本權,在憲法和普通法中皆有表現,不僅包含公正審判的權利,而且包含訴諸法院的權利, 1999年實施的新《民事訴訟規則》的首要目標就是確保法院公正地審理案件,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訴訟成本、實施法律援助政策、加強法官對案件的管理、設置多元訴訟程序等。加拿大、美國等國也都采取了多種形式加強法院對案件的管理。可見,在某種程度上,程序的規范化從公正審判轉移到保障訴權,從對抗制轉化為管理制,強調當事人對抗與法官管理、普通程序與多元程序相輔相成。

法國1975年頒布的新《民事訴訟法》,突破1806年拿破侖時期《民事訴訟法》的觀念,強調訴訟中的“合作”精神,即:一是實施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保護保險制度,保證平等行使訴權;二是減輕上告的負擔。后者包括:(1)強制實行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律師制度;(2)在1967年設置調查法官制度協助主審法官基礎上于1984年又新設調查官減緩上告法官審判任務過重的問題;(3)1978年在最高法院設置選擇系屬制度對上告理由進行判斷而直接作出受理、駁回或者撤銷的簡易處理。這三項措施以既存上告制度為前提,還推出意見照會制度(如同我國的請示答復制度)對上告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三是簡化訴訟程序和手續,防止訴訟遲延;四是以豐富多元的ADR制度對仲裁和訴訟進行有益補充,等等。通過這些措施尋求法官權力和當事人權利之間的平衡。

德國百余年來經過百余次修改的民事司法的發展方向從當事人進行主義到當事人自由逐漸被限制、法官干預逐漸加強,這分別體現了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法律的特點。2002年1月1日新《民事訴訟法》正式生效。新一輪改革的主要內容,一是通過增加法官的闡明義務、擴大獨任審理來實現一審程序的強化;二是重新構建了上訴條件和方式,由此重構審級功能,增強初審法院裁判對當事人的影響力,限制上訴數量;三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推廣應用。該法第278條規定強制性的“和解辯論”程序,即所有的民事訴訟在口頭辯論之前必須有一個善意和解的協商程序。

在民事司法中,現代西方各國“簡易程序”名目各異,大致包括:(1)小額訴訟程序,適用范圍是以支付金錢為訴訟標的的案件;親自訴訟、口頭進行、非專業化;職權主義介入較多,注重調解;較低的訴訟費用標準;賦予當事人選擇權;法官的司法權和當事人程序保障權兩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當事人一般不允許反訴,原則上實行一審終審制。簡言之,小額訴訟與普通訴訟程序完全分離,小額訴訟程序與其說是一種訴訟程序,毋寧說是一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2)大陸法系國家的“簡易普通程序”,即普通程序的簡化形態。(3)大陸法系用于分流金錢訴訟的督促程序。(4)普通法系國家用于分流形式性問題和程序性事項的即決判決程序和與之類似的“根據訴答狀作出的判決”及“作為法律事項的判決”。當然,各種簡易程序也是在一定理念基礎上根據或單一或多樣的不同價值取向進行設計的。20世紀,各法治國家圍繞著怎樣更好地保障社會成員利用司法的權利,掀起了接近正義運動的“三次浪潮”,從創立和完善訴訟周邊制度到現代型訴訟(擴散性利益司法保護)再到構建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ADR),糾紛解決的功能逐漸從法院向社會化的ADR轉移,形成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與訴訟之間一定意義上的“競爭”關系。指導ADR運動的兩大方向,一是接近司法或正義指向ADR,從量上對訴訟進行分流;二是自治或自律指向的ADR,從質的角度改善和緩和司法和訴訟的固有弊端。總體而言,ADR除了具有緩解訴訟壓力還有社會合作和自治的意義,并且對司法起著量的分流和質的改善的作用,不過正式的訴訟和非正式的ADR之間面臨著正式的程序正義和自由裁量的個別正義之間的適度平衡,ADR的運作及其對司法及法治的積極作用,從根本上只能是一個相對合理和不斷調整的過程。ADR的發展與司法改革的互動發展,促生新型非正式司法程序的發展如簡易程序、小額程序、社區法院等,使法院承擔促進、協調和制約監督ADR職能,促進傳統訴訟文化向合作和解性轉化,促進當事人在糾紛解決程序中的參與程度,以及改變法律教育和法律職業傳統思維方式等。無論是美國迅速發展的司法ADR制度、英國的民事司法以“盡可能避免訴訟”為基本目標的改革方案和ADR具體措施的逐步應用、德國的自治取向的起訴前調解前置,還是日本的以行政主導建構而形成的司法與行政合一體制的管理型糾紛解決模式,都表現了ADR機制與訴訟制度的相互補充。

中國司法改革

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一)司法機關受地方行政影響

由于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法官、檢察官通常是由本級黨委組織部門或政府人事部門考察推薦，由本級人大選舉或者本級人大常委會任命的，上級司法機關雖然也可以參與一定意見，但是最終還是由地方黨政說了算。這就使得地方黨政機關及其領導干部能夠通過掌握用人權，對司法機關的工作形成實際控制，使司法官員在行使職權時不能不有所顧忌，從而受地方保護主義和當地行政機關的左右，影響司法公正；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準。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制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2] 司法權地方化。我國憲法設定的是人民代表大會領導下的“一府兩院”模式。事實上司法機關不具有和政府相并列的地位。司法機關的財政權和人事權受制于其他國家機關和組織。特別是由于地方司法機關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權力機關和地方黨政委,由此導致了司法權的地方化。

從財政上看,我國自1980年以來,基本上實行的是以“分灶吃飯”為主要內容的財政體制。這種財政體制雖然調動并刺激了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性,在某些領域或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但與此同時,在“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下,一方面我國的行政機關掌握著整個國家的財權,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必須由同級政府決定;另一方面司法機關在裝備、辦公條件、辦案經費等方面會因各地經濟發展及財政收入狀況不同而大相徑庭。而且在職工住房、工資、福利待遇方面也會因地區經濟發展及財政狀況不一而出現大的差異。這樣一來,司法部門的經濟利益,司法人員的個人物質利益同地區經濟利益融為一體,息息相關。因此在這樣的經濟利益結構中,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在審理案件(尤其是經濟案件)執行判決時,都有一種基于部門和個人利益考慮的主觀愿望,希望本地當事人勝訴, 本地的企業正常經營、盈利、不虧損,本地銀行里的錢不被劃走。于是司法活動中違背法律規定,搶管轄、濫用職權、枉法裁判、偏袒本地當事人、不作司法協助等司法地方保護主義行為就順理成章地出現了。

地方司法機關除了在財政上依賴于地方政府外,在人事制度方面,還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黨委。在實踐中,地方黨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門擁有地方司法機關主要領導干部的推薦權或指派權。實際上是由同級黨委組織部門內定,通過同級人大履行一下選舉或任免手續。這種權力機構和權力隸屬、權力依賴關系,使得地方司法機關無力抗衡地方政權的權力干預,當然不可能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這就決定法院及法官在審判活動中只有與地方政權合作,才能正常開展工作。一些案件的處理明知不合法、不公正,但如果堅持原則、秉公執法,頂撞了地方政權及其有關領導人,法院的經費來源就可能被切斷、砍掉,工作就無法開展。法官的司法行政職務及審判職位晉升就面臨威脅,甚至可能會被無端免職、調離、遭到政治上的打擊報復。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法院及法官違法濫用司法權,搞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確實有些迫不得已。可以這樣說,司法機關與地方政權機關只是在職能上分開了,但是在體制上依然是難舍難分的。這是司法機關無法充分實現憲法賦予的獨立行使司法權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權行政化

司法模式行政化。現代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政治、文化傳統和司法傳統的影響,我國的司法體制、法院機構設置、法官制度、司法運行過程都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審判權與行政權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行政機關可以對行政事務進行積極而主動的干預,而法院則不應該采取主動的方式。法院是一個是非的判決者,法官只能坐在法庭上行使權利,不能到處出擊主動提供服務。但在現實中,我們的法院所承擔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司法職能。這是由于我們對法官和法院的職能定位以及權力運行特點并不十分清楚。這樣的局面主要是體制問題造成的,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法院就永遠擺脫不了“受制于人”的尷尬境地。

從法院的設置來看,基本上是走行政區劃的路子,這種體系無法擺脫司法和行政的各種關聯,產生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因素。從法院內部結構來看,法院從院長、副院長、庭長到普通法官形成了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體系是按行政官員的階次加以套用的,行政性官員甚至已經成為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衡量器。從法院內部上下級關系來看,不同層級的法院之間不是單純的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而是具有行政意義上的上下級領導關系。上一級法院有權對下一級法院的工作進行指導,甚至對個案進行所謂“提前介入”的干預,而下一級法院主動就案件的判決向上一級法院請示匯報,這種關系為司法不公提供了溫床。這種司法體制本身的行政化,是導致當前我國審判不能真正獨立、公正以及司法腐敗的重要原因。

（三）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并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后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后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于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于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5]

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由于裁決文書過去簡單機械，說理性不強，論述不深入，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導致了另一層面上的審判透明度不高，也導致個案判決可借鑒性較差。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6]

（四））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五）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準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準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于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六）“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制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干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雇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二、針對我國司法制度的不足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并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后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愿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三）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五)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公正司法裁判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的價值判斷。為此,建議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法官隊伍的素質:

第一,嚴格規范法官的輸送渠道與選拔條件,提高法官隊伍的資質水平。一方面,要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員進入法院;另一方面,要嚴把法院進入關。今后應明確規定,以高等教育政法院校和法律專業的畢業生為法官的主要來源,無法律專業大專畢業以上學歷者不能作為法官的選拔對象。目前存在的復轉軍人和黨政機關分流人員進入司法機關的作法應當嚴加控制,盡快消除這種現象。對現有法官進行專業知識考試,合格者統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法官資格,頒發法官資格證。對考試不合格者,堅決淘汰出法官隊伍。這樣才能使得提高法官待遇,確保法官身份獨立的各種保障既成為必要又成為可能。這樣既有助于防止司法腐敗,又能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健全法官考核與淘汰制度。健全對法官的考核制度,既要考核業務知識和辦案質量,也要考核政治品質和職業道德。要以考核結果作為法官提職、晉級和加薪以及淘汰的依據,真正實現能者上、庸者下,以激發法官隊伍的進取精神和自我約束意識,從而形成以制度塑造法官的道德人格,以法官的道德人格支持制度的管理機制。

第三,改善法官的工資、福利待遇,提高法官職業的社會地位。法官職業極具創造性,是一種專業化和道德人格要求很高的特殊職業,法官的職業活動是一種復雜勞動,社會應給予法官相應優厚的工資與福利待遇。這樣不僅有助于增強法官的職業責任和使命感,也有利于培育尊重法官、崇尚法律權威的社會風尚,這是一個法治社會應當具備的。

總之,司法改革是制度的改革,更是人的改革,司法改革要樹立正確的司法理念,積極探尋現代司法模式,以適應我國4 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干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四)改革合議制和審委會制,建立法官獨立審判制。法院嚴格、公正執法依賴于法官嚴格執法和公正裁判,而法官公正執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官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即法官享有獨立審理和裁決案件的權利,同時對自己的錯誤裁決承擔全部責任。但“兩制”的實行情況往往是審判與裁決相分離,這種以取消法官獨立審判為特點的體制,消弱、虛化了司法責任制度,直接導致法官隊伍進取精神萎縮,政治、業務素質下降,從而與嚴格、公正執法的法治要求相距甚遠。因此,必須改革完善這種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審判規律和法律規定的管理模式。一是要充分發揮審判長和獨任審判員的作用;二是強化合議庭的作用;三是審委會應把絕大部分案件的審判權下放給審判長和合議庭;四是認真落實審判責任制,真正做到權責的統一

(三)改革監督機制,強化司法監督。對司法權進行有效的監督,是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目前主要應當強化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強化此監督的首要任務是在制度上真正落實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力,賦予國家權力機關對一定范圍內的案件具有準司法權。在國外,議會賦予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最高司法行政長官準司法權。當然,賦予國家權力機關準司法權,并不意味著國家權力機關替代司法機關,國家權力機關也沒有必要介入所有的司法案件。

因此,國家權力機關行使司法權時,應當把握一個“度”的問題。從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進行監督的角度上看,國家權力機關可以對下列案件行使準司法權:一是涉及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濫用權力的案件,包括司法機關以及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和司法訴訟錯案的賠償案件;二是對法律適用產生異議而需要作出立法解釋的案件。這對于強化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制約監督,確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除國家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制約外,還要健全司法機關的內部監督機制。在法院內部實行立、審、執“三分離”制度,即立案權、審判權、執行權分別由三個職能部門行使,三者之間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的機制,避免由于權力的過分集中而失去制約。同時,要制訂、實行一系列監督制度:實行法官與當事人隔離制;改革現行陪審制,建立專家陪審制;建立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制;制定法官道德法等等。總之,對司法權的監督制約,不僅要建立一套監督機制,而且這套監督機制必須具備科學性、權威性和有效性。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