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推進情況的調查(一)

關于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推進情況的調查

（一）填報單位：大洼區（東風）鎮/街道（河沿）村/社區 填報人姓名：馮野 職務：網格化管理員 聯系電話：*** 審核人姓名：

職務： 聯系電話：

一、自然情況：常住人口（525）戶（1750）人；自然屯/小區（6）個。

二、工作推進情況：

1、村/社區黨總支委員會、村/居民委員會工作人員（8）人，社工編制（3）人，分工情況： 書記劉合斌負責全村全面工作；副書記張雙負責黨建工作；社會副主任雷海負責綜治維穩；農業副主任崔立占負責農業；會計官麗萍負責會計、報賬工作；網格化管理員馮野負責網格化管理；婦女主任王明俠負責婦聯；社區輔警劉延山負責駐村輔警和民兵工作。雙休日是否休息（是），安排（一）名值班人員值班；村/社區基本運轉經費是否有保障（是）；村/社區人員工資是否有保障（是）。

2、村/社區網格管理服務（黨建）中心是否有敞開式辦公場所（是），面積（30）平方米；全村/社區劃分網格（5）個，網格員（5）人，網格員職責（網格內項各

類

工

作

事

。）；配備網格管理員（1）人，職責（全村各網格聯系溝通整合信息報送等工作）；村/社區黨建中心工作人員（5）人，職責（全村黨建工作）；是否建設數字化信息平臺（是），是否與鎮/街道網格管理服務中心聯結開通（是）；本村/社區網格員本年度報送各類信息（170）條，村/社區自行解決（170）條。

3、確定的村/社區級任務清單（75）項，權責清單（13）項，便民服務事項清單（55）項，與村民/社區居民相關補貼、慰問等政策性資金清單（0）項，由村/社區辦理、與村/居民相關的各類證件清單（0）項，村/社區出具證實類材料清單（0）項；是否實現網上審批（是）。

4、警務室是否建成使用（是）；公安警察每周到村/社區（2）次；配備輔警人數（1）人，每周在崗時間（5）天，職責（負責全村治安維穩工作）。

5、村務監督委員會是否建立（是）；組成人數（3）人；主任由（劉忠剛）擔任；本年度進行民主監督和民主評議（2）次，評議的內容及評價結果的運用情況：

①宜居鄉村建設民主監督和評議 ②村水利工程民主監督和評議 ③

6、駐村/社區單位（2）個，建立駐村/社區單位黨組織（2）個。是否推行社區兼職委員制度（是）；是否落實黨員到居住地黨組織報到制度（是）；是否推進居委會下設環境和物業管理委員會工作（是）。

7、社會組織情況：行業協會商會類（0）個、科技類（0）個、城鄉社區服務類（0）個、公益慈善類（0）個，其他（0）個。各社會組織名稱：

8、本村各類工作制度名稱：

誠信承諾制度、首問責任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限時辦結制度、預約服務制度、申報登記制度、服務承諾制度、否決報備制度、監督投訴制度、違規責任追究制度、民主評議制度、衛生管理制度、信息采集及上報制度、事件處置及反饋制度、處理限時辦結制度、處理預約聯動制度、信息管理制度、遠程教育平臺管理制度、現代遠程教育終端站點工作人員制度

9、便民服務開展情況：為便于百姓辦事設置窗口接待，事項登記、政策咨詢，業務辦理。目前開展情況良好。

三、尚需解決的問題及建議：無

第二篇：持續推進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

持續推進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 2015年06月25日02:39 新聞晨報

晨報訊 中共上海市委昨天上午舉行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工作交流會，對去年市委一號調研課題形成的“1+6”文件貫徹落實情況進行總結，動員部署下一階段重點推進工作。市委書記韓正指出，以黨建為引領，持續推進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各項工作，一切要從基層實際出發。“我們推進創新的工作，總會遇到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基本的工作方法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發現問題中改進工作，在解決問題中推進工作，最終使基層有活力、管理出實效、群眾得實惠，使全市社會治理、基層建設工作開拓新局面。”

市委副書記應勇總結了上半年本市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的推進情況，并對下一階段工作進行部署。市委常委沈曉明、徐澤洲、尹弘出席，會議由副市長時光輝主持。會上，楊浦區委書記等進行了交流發言。

推進創新社會治理和加強基層建設：順勢而為，增強合力，聚焦問題，積極穩妥

韓正說，下一階段，以黨建為引領，持續推進創新社會治理和加強基層建設各項工作，關鍵要把握好四個環節：順勢而為，適應街道體制的變化；增強合力，使街鎮職能切實向服務和管理轉變；聚焦問題，深化推進網格化管理；積極穩妥，落實隊伍建設的各項政策舉措。

街道體制調整完善：各部門要主動適應新體制

“街道體制調整完善是這次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任務。調整之后如何適應？首先是要適應社會發展的變化，新問題新情況出現，都是在社會發展變化中產生的。其次要想清楚弄明白，究竟是誰適應誰。”韓正說，一方面，市、區各部門要主動適應街道的新體制，而不是街道新體制去適應上面各條線，這就對條里工作提出了新課題，即如何適應基層新變化。另一方面，街道干部要加快適應街道體制機制新變化以及對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街道內部機構調整，關鍵不在于牌子，而要看實質。

落實“1+6”文件重點難點：取消街道招商引資，轉向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

韓正指出，全面取消街道招商引資，下決心把街道職能轉向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是落實“1+6”文件的重點，也是難點。經過七、八年來的調查研究、探索實踐，從部分取消街道招商引資到當前全面取消，市委下了大決心。這件事符合改革方向、符合群眾期盼、符合特大型城市管理的規律，再不推進落實就會錯失時機。取消街道招商引資必須堅定不移，不斷提高認識，執行不允許做選擇、打折扣、搞變通。

規范基層網格化管理：重心要落在處置和解決問題上

“城市網格化管理是基層建設的基礎性平臺，關鍵是建立完善問題的發現機制和解決機制。”韓正指出，這次“1+6”文件進一步統籌規范了全市基層網格化管理，不僅注重完善問題的發現機制，更要在問題的解決機制上下工夫，重心要落在處置和解決問題上，通過街鎮綜合執法管理來及時高效解決問題。

五單位發言

楊浦區委書記諸葛宇杰：今年，區里剝離了街道招商引資職能，取消相關考核指標和獎勵。街道從事招商引資工作的400多名工作人員，除158人選調到區層面從事相關工作外，其余都加強到管理和服務崗位上。調整后，街道主要領導有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回歸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

長寧區委書記王為人:區里梳理了街道8個內設機構與區職能部門、社區各中心的工作對接關系。同時圍繞職能轉變，修訂街道工作考核評價辦法。減少了近35項考核內容，增加群眾滿意度測評分值，分值從原來的20分提高到30分。

閔行區委書記趙奇：今年將試點推進城管、房管、規土、衛監、安監、水務六支執法管理隊伍力量下沉，近1000人由街鎮管理使用。近期還將對新成立的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的執法隊伍進行整合、梳理，適時下沉部分力量，預計可增加街鎮管理力量400人。

靜安區靜安寺街道黨工委書記胥燕紅：通過項目化治理，目標任務轉化為實在的項目，在項目產生確定時，注重自下而上向居民廣泛征集意見； 在項目的受益人群上，特別注重覆蓋面；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突出黨員參與性。

金山區朱涇鎮黨委書記蔣永華：全鎮77平方公里劃分為151個網格，實現社會事務管理，做優網格中的公共服務，搭建與群眾的互動平臺。網格負責人分別由黨政班子分管領導和村居委書記擔任，既要定時巡診，又要接好門診、及時出診、看好急診、技術會診、迅速轉診。

第三篇：積極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

積極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將“社會管理”改為“社會治理”，由“管理”到“治理”，只有一字之差，但含義更深刻、內容更豐富、要求更明確。這標志著由傳統的社會體制向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現代社會體制轉變，也就是要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和管理創新逐步實現國家社會治理的現代化。這是我們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新飛躍，是社會建設理論和實踐的創新發展。

一、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基本要求

總的看來，我國現行社會體制與基本國情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大體相適應的，這是一個基本判斷，也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基本出發點。也就是說，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絕不是對現行社會基本制度的改弦易轍，而是在黨的領導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使基本制度優勢得到更好的發揮。其基本要求是，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調動社會各方面積極性，最大限度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最大限度增加社會和諧因素，不斷提高社會治理科學化、現代化水平，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整個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國家現代化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為此，需要著重推進以下七個方面創新：

（一）創新社會治理理念。正確的社會治理理念是實施有效治理的前提和基礎。這里最為重要的，是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社會治理一切為了人民的理念，做到為民、親民、愛民、利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社會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隨著改革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日趨多樣化、個性化，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法治意識不斷增強，對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安居樂業的要求越來越高。當前，各種人民內部矛盾和社會矛盾中大量問題是由利益問題引發的。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積極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不同層次的社會需求，發展社會生產，優化經濟結構，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要切實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系，要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完善對維護人民權利和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切實體現公眾社會需求導向，更加尊重人的尊嚴，更好保障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二）創新社會治理主體。社會治理主體是實施治理行為的能動力量。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地位角色構成了治理的基本格局。在新的社會治理格局中，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黨委領導是根本，政府主導是關鍵，社會協同是依托，公眾參與是基礎。多元社會主體合作共治，是社會治理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在當前我國的社會治理中，重政府包攬、輕多方參與的現象還較為普遍，社會治理工作往往成了政府的“獨角戲”。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就要進一步優化社會治理主體格局，從單純重視黨委政府作用向黨委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轉變，既發揮黨委、政府的領導和主導作用，又要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包括各類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和公民個人參與社會治理，充分發揮多元主體各自應有的功能和作用，使多元主體良性互動，形成社會治理整體合力。

（三）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治理方式反映了治理行為運行的特點和規律。改進社會治理方式，不僅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方面，而且是轉變我國社會發展方式的必然要求。社會治理要講究辯證法，既要管理又不能管得太死，要做到剛柔相濟、寬嚴適度，使社會活躍起來而又有序運行。關鍵是改進社會治理方式。一要堅持系統治理，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充分發揮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二要堅持依法治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實現治理方式從單純行政管控向注重法治保障轉變。三要堅持綜合治理，實現社會治理手段從單一向行政、法律、經濟、教育等多種手段綜合并用轉變，特別要注重誠信建設，規范社會行為。四要堅持民主治理，要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五要堅持源頭治理，預防為先，動態治理，實現治理環節前移，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

（四）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構筑全面、系統、有效的供給、服務和保障體系，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方面。一要擴大公共服務體系。既要推進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發展與體制創新，也包括推進就業、住房、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事業發展與改革。特別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二要健全公共安全體系。食品藥品安全、生產安全、防災減災救災、社會治安防控、網絡安全是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內容。要抓緊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構，建立最嚴格的覆蓋食品生產、流通全過程的監管制度，健全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保障食品藥品安全。建立隱患排查治理體系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健全防災減災救災體制。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依法嚴密防范和懲治各類違法犯罪活動。特別是要主動適應社會信息化的大趨勢，健全網上網下管理體系，維護公共利益和國家網絡信息安全。三要完善應急管理體系，關鍵在于進一步完善“一案三制”。四要加強國家安全體系。既要加強傳統安全體系建設，更要加快非傳統安全體系建設，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以上這些社會治理體系建設都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在社會治理的實踐過程中構成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這就要求我們的社會治理改革創新要注重系統性、協同性和整體性。

（五）創新社會治理制度。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最根本的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創新。當前，相關制度的缺失、滯后和不規范是許多社會矛盾產生的重要根源；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舊制度接續之間出現一些斷裂、真空地帶。有效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大力推進社會治理制度改革創新：一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領域的基礎制度供給和制度設計，加快建立和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型社會治理制度體系。二要實現從傳統的重視命令式、運動式、動員式的社會治理制度向法治型、互動式、規范化的社會治理制度的轉變，顯著提高社會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水平。

（六）創新社會治理機制。當前，我國社會治理機制的主要問題是：群眾權益表達渠道不夠暢通、公眾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程度較低；矛盾糾紛的各種調解機制彼此互動銜接不夠。為此，應注重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創新。一要健全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凡是推出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都要把社會風險評估作為前置程序、剛性門檻，使重大決策的過程成為黨委、政府傾聽民意、改善民生、化解民憂的過程，最大限度地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發生。二要建立通暢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充分發揮人大、政協和人民團體、行業協會以及大眾傳媒等社會利益表達功能，完善公共決策社會公示制度、公眾聽證制度、專家咨詢論證制度；建立健全個人心理醫療服務體系，開展個人心理調節疏導工作。三要建立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綜合機制。進一步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四要改革信訪工作機制，實行網上受理信訪制度，健全及時就地解決群眾合理訴求機制；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制軌道解決，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

（七）創新社會治理能力。要全面提高各個社會治理主體的治理能力，包括黨委政府創新社會治理的能力、各類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社會自我調節的能力和社區、居民自治的能力。這樣整個國家社會治理體系才能更加有效運轉。為此，要圍繞提高全社會的治理能力，加強和創新干部教育培訓的形式和內容，加快建設一支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和志愿者隊伍；注重運用云計算、物聯網、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化手段開展基礎信息采集工作和分析處理，在學習借鑒國外先進信息技術的同時，加強社會治理信息技術自主研發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制定社會治理領域信息技術系統和平臺的行業標準。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社會治理規則體系，加大社區居民自治知識的宣傳教育力度，搭建和營造良好的社會治理框架和環境氛圍。

二、著力把握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五個關鍵環節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社會的深刻社會變革，需要從多方面著力，特別應當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層自治、社會法治、全民德治五個關鍵環節。

（一）政府善治：創新政府治理方式，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治理要“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應當說，將之前的“政府負責”改為“政府主導”，是對建立現代化政府、實現政府善治的更加明確要求。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制定相關社會治理規制、政策和標準體系，制定與實施社會建設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提供社會治理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服務，依法行政和依法監管，維護社會良好秩序、保障公共安全等。目前，我國政府治理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在地方還大量存在，政府社會治理缺位現象還較為普遍；公共權力運行不夠規范，依法監管意識和能力薄弱。為此，要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推廣政府購買服務，凡屬事務性管理服務，原則上要向社會放權，都可以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還要建設效能型政府，增強政府公信力、執行力和服務力，建設人民滿意政府。

（二）合作共治：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發揮社會組織的橋梁作用。社會組織是現代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體，是解放和激發社會發展活力的重要能量。現代社會治理需要更加重視充分調動和發揮社會組織的橋梁作用，實現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共治。現階段我國社會組織管理體制存在不少弊端，解決這些問題，一要加快實施政社分開，規范發展現代社會組織體系，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二要加快形成現代社會組織體制，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使之做到權責明確、依法自治。三要營造良性社會生態，發展合作關系，在國家與社會、政府與社會、社會組織與社會組織、社會組織與公眾之間建立一種廣泛、平等的合作關系，構建開放型現代社會組織生態系統。四要加快社會組織立法進程，優化社會組織發展制度環境。特別要抓緊研究制定指導、規范各類社會組織發展的基本法律——《社會組織法》，保障合法權益，實行依法監管。同時，要強化各類企事業單位的社會治理責任，使它們發揮在社區建設、安全生產、處理勞資關系、發展公益事業、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基層自治：重視基層社會自治，發揮群眾參與的基礎作用。群眾參與社會治理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基本要求。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治理首先需要社會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這是維持社會和諧穩定和社會安全秩序的自動調節機制。要積極探索社會治理新途徑、新形式，形成社會治理人人參與、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一要健全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增強基層社會自治功能，擴大群眾參與范圍和途徑，豐富自治內容和形式，努力實現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實現政府治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二要加強和改進城鄉社區建設，注重發揮社區作用，規范和提升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水平，夯實基層民主制度建設，使之更好地適應和服務于社會治理創新的發展趨勢和要求。三要大力推動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建立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平等合作關系，提高社會組織自治與服務社會的能力。四要建立健全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保障，搭建多樣化、多層次的參與機制，并從組織、人力、財力、設施等方面創造條件保障基層自治。

（四）社會法治：推行法治社會建設，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法治是社會治理的基本準則和手段，全面推行法治，是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最重要標志。要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與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與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立法、執法、司法、遵法、守法普遍提升。一要加快社會領域立法進程，尤其要加大規范社會組織、城鄉社區、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立法力度，建議抓緊制定《社會穩定法》。二要深化執法、司法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包括深化執法、司法公開，提高執法司法透明度，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切實維護人民權益。三要大力增強全社會法治觀念和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社會宣傳教育，使廣大干部和群眾做到“學法、知法、遵法、用法、守法”，在全社會樹立法律至上的基本信念和行為準則，顯著提高全社會的法治水平。

（五）全民德治：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發揮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既要靠法治，又要靠德治，做到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二者并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是全社會一致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它把涉及國家、社會、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靈魂作用，為此，要積極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壯大主流思想輿論陣地，增強人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激發廣泛的社會共鳴；要加強社會思潮動態分析，強化正面引導，凝聚社會共識；要樹立“全民德治”觀念，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公民道德建設，加強公民道德教育，使之成為公民行動的準則。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推進國家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一項極為復雜、艱巨、長期的系統工程。我們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以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弘揚改革創新精神，凝聚改革共識，深入開展社會治理創新理論研究，積極投身社會治理創新實踐，為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為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院長

第四篇：廣東省推進社會管理創新調查

強綜治 創平安 促發展：

廣東省推進社會管理創新調查

○建立鎮街綜治信訪維穩中心，調處矛盾糾紛成功率達94％

○構建“五個一網”，公安運用信息化手段進行社會管理和服務

○實施居住證制度，3000萬流動人口和諧融入廣東城鄉5月，南粵大地，蒼翠蔥蘢。流動人口達3000多萬，網民近5000萬，新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日益增多……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省經濟轉軌早，社會轉型早，無論是社會矛盾還是治安問題暴露得更早、更充分，社會管理的新問題也來得早、來得多、來得快。

近年來，廣東政法綜治、公安和各有關部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迎難而上，強綜治，創平安，促發展，大膽進行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創新。

重心下移 源頭治理

鎮街建“綜治信訪維穩中心”

目前，廣東全省1584個鎮街和19個鎮級農場(管理區)建立了“綜治信訪維穩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同時，鎮街中心開始上伸下延——在縣區設中心，在社區、村和規模企業設“綜治信訪維穩工作站”。

“社區排查的每一起矛盾糾紛，在網上都有記錄，我們可以全程跟蹤矛盾處理情況。”5月8日，在深圳市南山區招商

街道“中心”，黨工委書記、中心主任黃立新指著電腦屏幕說。招商街道實行網格化管理，街道分80多個網格，配備管理員、協管員、督導員，“一格三員”全天候“掃街”、“掃屋”，排查處理矛盾糾紛和其他社會隱患。他們還研發出一套綜治信息系統，全程跟進每一起問題隱患的處理。

有了鎮街中心，“把矛盾解決在基層”有了體制機制保障。在廣州市獵德街，川籍打工妹在中心幫助下拿到了3840元欠薪；在汕頭市潮陽區文光街道，由于中心調解，579名職工領到補償款253萬元；廣珠輕軌橫穿中山市南頭鎮，中心提前介入做群眾工作，190戶居民順利拆遷……

2009年，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廣東維護社會穩定的壓力驟然增加。針對多數社會矛盾產生在基層、原有鎮街綜治部門“綜而不合，合而不力”的現象，廣東省委、省政府決定推行鎮街中心建設。中心全面整合綜治、信訪、維穩、司法行政、公安、法庭、勞動、流動人口和出租屋服務管理等部門資源，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大手段，以“六聯”機制為抓手，實施矛盾綜合調處、治安綜合治理、社會綜合管理。鎮街中心“一個窗口服務群眾、一個平臺受理反饋、一個流程調處到底、一個機制考核落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鎮街中心調研時認為，中心沒有增加人員，沒有增加編制，綜合以后，實現了“1＋1＞2”的效果。他說:“綜治信訪維穩中心建設是解放思想、改革創新的成果，也是轉變作風、狠抓落實的結果。”“傳統的管理體制重心在上面，鎮街中心實現重心下移，整合基層維穩力量，改變以往各自為政、孤軍作戰的局面。”在廣東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廳廳長梁偉發看來，“整合”、“重心下移”、“體制轉變”、“機制完善”是鎮街中心創新的關鍵詞。

基層穩則全局安。廣東全省鎮街中心建成以來，共受理各類信訪和矛盾糾紛191325件，已調結180299件，調處成功率達94.24％。民轉刑和民事案件下降，群體性事件數量逐步下降。2009年全省八類嚴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下降25.1％，全省進京上訪人數下降69.4％。

全警用網 服務群眾

信息化引領公安創新

“感謝永安警務室，白燕街得救了！”

在佛山最具人氣的C2000論壇上，你能看到這樣一個網友帖子。去年3月，佛山市公安局禪城分局永安派出所在C2000論壇開設“永安警務室”。根據網友投訴反映，派出所及時整治“偷扒”活動比較嚴重的白燕街，受到網友稱贊。2008年12月，廣州番禺公安分局在互聯網上首建了“華工警務室周sir博客”，發布警情提示，與大學城師生開展網上互動。博客開通以來，華工社區詐騙警情同比下降13％，入室盜竊警情同比下降67％。

治安、戶籍、出入境、消防……公安機關承擔大量社會管理工作。在互聯網迅猛發展新形勢下，廣東公安通過信息化建設引領社會管理創新。從2007年開始，他們在全省構建包括公安指揮中心平臺、警務綜合信息系統在內的“一平臺

三系統”，推行以視頻監管一網控、辦案辦公一網通、情報信息一網綜、服務措施一網辦、工作執法一網考為內容的“五個一網”。

公安民警學網用網，運用信息手段進行社會管理，在廣東逐步成為普遍現象。

5月7日，在廣州市出入境管理服務大廳，市民黃佩嫻在一臺叫“辦證易”的機器面前，不到2分鐘，就自助辦理了赴港澳再次簽注申請。去年，廣州市出入境辦證量是350多萬件，其中通過電話、上網等各種自助系統辦理的超過80％。在東莞市，建設工程從消防設計審核、備案到消防竣工驗收等11項消防審批項目，都可通過互聯網辦理來節約時間。廣東省公安消防總隊防火部副部長肖蓉介紹，以前是內網上辦公，現在是互聯網上辦公。從去年5月至今，全省消防業務網上受理件數占到總數約78％。

信息化建設為“情報主導警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日前，廣州警方通過網上輿情分析發現，在迎亞運的“穿衣戴帽”外觀裝飾工程中，一些群眾對工程質量、工期拖延和引發入室盜竊等問題不滿，出現不穩定苗頭。他們一邊將輿情研判意見送到警情高發的公安分局，指導打防管控；一邊將情況通報市建委等有關部門，改進工作，疏導群眾情緒，避免了發生影響社會穩定的事件。

通過信息化建設，廣東公安社會管理的基礎信息的完整率、準確率不斷提升，信息情報實現了共享。今年以來，通過“網上作戰”，抓獲逃犯7928名，同比上升55.5％。2009

年，國家統計局廣東調查總隊調查表明，廣東省公眾安全感達到87.9％，同比提升1.4％；公眾治安滿意度達到86.8％，同比提升0.5％。

告別暫住證 破解二元化

流動人口實現“一證通”

流動人口服務和管理是當前社會管理的一大難題。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流動人口不斷增多。1982年廣東暫住人口不足50萬人，現有2749.5萬人，實際超過3000萬人，居全國各省份之首。流動人口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也給社會管理和社會治安帶來壓力。

去年7月30日，《廣東省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經省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通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廣東實行近20年的暫住證制度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全省通用的居住證。流動人口在省內流動，不用像過去那樣每到一地就辦一張暫住證，只要辦理居住地址變更就可以了。從“暫住證”到“居住證”，一字之差，在理念和體制上卻是變化巨大。

居住證“一證通”制度在深圳先行先試。5月8日，深圳中興通訊公司的川籍員工羅亞瓊告訴記者:“有了這個證，就有了一種歸屬感。孩子上學不再需要交納借讀費，在深圳直接辦理港澳通行證，不用再回老家。”

“辦了沒好處，不辦沒壞處”，以前暫住證制度強調強制辦證，一些流動人口抵觸辦證，辦證率低，管理功能弱。現在，政府為辦理居住證的流動人口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公共就業服務、傳染病防治等7大類公共服務。辦理了居住證的流動人口還可以享有在居住地申領機動車駕駛證、辦理機動車注冊登記手續等4大類公共服務。

在廣州市番禺區大龍街道辦事處，前來辦理居住證的人可以獲贈一份保額為20萬元的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番禺區出租屋流動人員管理辦公室主任黎梓華介紹說:“首次辦證免費，提供配套服務，外來人員主動辦證的積極性很高。”在提供服務的同時，管理水平也上去了。在每一張居住證上，都記錄著該居民的詳細住址。在記者所到的城鄉，通過出租屋的登記管理，每間出租屋都有一個固定編號。廣東省政法委副秘書長、綜治辦主任陳少波說，實行居住證制度，由過去單純的“以證管人”向“人、屋、業、證”四位共管的格局轉變，實現了“三實”(實有人口、實有房屋、實有就業)同管。管理機關對流動人口基本做到“情況明、底數清”。

目前，全省已經發放居住證近1300萬張。從最初被稱為“外來工”，到現在被稱為“新市民”；從強制性辦理暫住證，到引導辦理居住證；從自我謀生存，到享有基本公共服務……3000萬流動人口正和諧融入廣東城鄉，共享發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園、共創平安和諧。

第五篇：創新社會治理

如何推動社會治理創新

一、什么是社會治理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小標題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話，闡述了一個新的執政理念——社會治理。此前，經常使用的一個類似概念是“社會管理”。新的“社會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問題：什么是社會管理？什么是社會治理？社會管理與社會治理是什么關系，兩者之間有什么區別？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為什么要用社會治理取代社會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紀后半期隨著新公共管理理論的風行而得到學界和政界的青睞。上個世紀90年代，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的界定是：“個人和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其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個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規章條例，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為基礎，而以調和為基礎。其三，治理同時涉及公、私部門。其四，治理并不意味著一種正式制度，但確實有賴于持續的相互作用。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段對“治理”特點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煉出四個關鍵詞，即“過程”、“調和”、“多元”和“互動”。

按對“治理”的理解來看“社會治理”，是否可以作這樣的界定：在社會領域中，從個人到公共或私人機構等各種多元主體，對與其利益攸關的社會事務，通過互動和協調而采取一致行動的過程，其目標是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行和滿足個人和社會的基本需要。

參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對比“社會治理”和“社會管理”這兩個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會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會治理必須強調“過程”。在這里，“過程”的涵義是：社會治理的動態性、發展性和延續性——社會治理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經濟背景下進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規章條例，試圖在任何時空條件下都以不變應萬變；同時也不能靠一場“運動式”的大轟大嗡，試圖在短時間內一蹴而就。而這兩者，恰恰是以往“社會管理”的最顯著的特點。

社會治理必須倡導“調和”。社會本身是一個有自組織能力的有機體，通常處于一個生機勃勃的過程中。所以，不能試圖用某種強力乃至蠻力去“支配”社會。而是要讓社會本身發揮其自我生存、自我發展乃至自我糾錯、自我修復的功能。所以，社會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藝術”，在收放張弛之間拿捏得恰到好處。而以往的社會管理的缺陷，恰恰是過于迷信強制力量。

社會治理必須兼顧“多元”。社會是由各個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構成的，不同的階層和群體的經濟利益、社會地位和政治訴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會治理必須非常重視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不論多數少數，不論強勢弱勢，不論公立民營，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共同分享發展成果。而以往的社會管理常常錯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賜惠當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極具“社會排斥”的色彩。

社會治理必須注重“互動”。要引導全社會達成利益共識，尤其是針對長期目標的利益共識，就要建立一個適合多元主體參與的治理框架和社會機制。使多元主體都能夠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然后在溝通交流、相互妥協、協商一致的基礎上達成社會共識。在行動上，也應該是互動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會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視而只顧眼前利益。綜上所述，以往的社會管理已經暴露出很多的認識誤區和制度缺陷，諸如一刀切、運動式、壓制型、堙堵式、恩賜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這恐怕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要用一個新的概念，其實也是一種新的理念——社會治理來取代以往長期使用的社會管理一詞的根本原因。

具體而言，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就是要在承認個性化、多元化的基礎上，通過互動和調和——溝通、對話、談判、協商、妥協、讓步——整合起各社會階層、各社會群體都能接受的社會整體利益，最終形成各方都必須遵守的社會契約。

二、為什么要創新社會治理體制

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社會治理體制占有重要位置，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已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要實現“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目標要求，就必須重視社會治理創新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實現社會治理的“五個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思維視角從“國內”到“全球”的轉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國把社會治理當成純粹的國內事務，沒有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會治理問題。進入21世紀，我國的社會治理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和國際合作的日益頻繁，加劇了各國的文化沖突，極大改變了政府社會治理的環境；大規模的人員、資源、信息、資本快速跨國流動，加速了風險傳播，放大了危機影響，增加了社會治理難度；民主行政、責任行政、服務行政、回應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沖擊著政府社會治理的傳統觀念，對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形成挑戰。在這一潮流下，任何一國的社會治理都不可能孤立進行，“全球治理”給“國家治理”帶來了新的沖擊。這就要求社會治理體系從一個封閉式的治理結構轉向開放式的治理結構，并從“全球”的角度來考慮社會治理問題。經濟全球化給社會治理帶來的影響是雙面的，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社會治理理念推動我國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樹立“全球”思維的同時，還要主動防范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社會風險。這就要求我們，在國內要進一步加強社會意識形態管理，深化公民國家意識、社會整體意識，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安全體系，形成法律法規、社會道德、文化傳播多位一體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國際上，要進一步加大中國現代社會治理理念的宣傳力度，樹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國內社會治理的問題上堅持原則，堅決杜絕任何外來勢力干涉，依據本國法律法規妥善處理。

實現社會治理主導理念從“利益”到“價值”的轉變。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會性決定了其價值取向與單純的經濟管理活動追求個人利益、部門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國過去30多來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質利益為導向的公共管理，實施的是“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方式，實施社會管理過程中，沒有完全做到以人為本。在利益導向的社會治理理念下，社會風險不斷增加，社會矛盾不斷累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靈狀況。在此背景下，建立實現多元價值追求的復合治理，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治理的制度建設和治理實踐工作中，形成科學有效的訴求表達機制、利益協調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和諧成為應然選擇，調整社會關系、協調社會利益、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善治”的社會治理目標。

實現社會治理功能定位從“維穩”到“維權”的轉變。“維穩”與“維權”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兩者是辯證統一的。“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由于特殊的國情，實踐中，我國社會治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單純地強調“社會的穩定性”指標，忽視了“社會的公正性”“社會的參與性”等維度，雖然在一段時間內有效維護了我國社會的基本秩序和穩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會活力的釋放，導致了影響社會和諧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當前，必須順應公民權利意識大大提高的現實情況，公平保護公民利益，堅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從實體、程序和時效上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要求，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真正防止因為“維權”而產生的“維穩”問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實現社會治理主體構成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管理主體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構在一定階段產生過一定積極效應。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大政府的管理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社會整體發展。現實中，政府負責等同于政府包攬，從觀念到制度都排斥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管理，其結果一方面導致社會自治發展緩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發展緩慢，另一方面導致了權力尋租和腐敗現象的發生。實際上，社會治理除了國家和政府之外還應強調社會組織、企業、公民個體等社會力量的參與。社會需求是多樣化的，不同類型的主體有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擅長，因此需要主體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格局，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前提下，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為公眾提供高質量、差異化的社會公共服務，實現從政府單一主體的單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推動社會治理從國家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從“剛性”到“柔性”的轉變。社會治理既可以憑借法律約束、紀律監視、強迫控制等剛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組織、協調、激勵、感召、啟發、誘導、協商等柔性方法。長期以來，政府在實施社會管理時，往往習慣于行政處罰等剛性措施，而對于柔性方法則較少采用和考慮。現代社會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維，變硬約束為軟引導，變強制服從為服務感化，變堵截民情為疏解民心，變應急管理為預防治理，變事后干預為事前預防，合理引導社會輿論，適時干預社會情緒，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風險。

三、如何創新社會治理

十八大提出，為了推動社會治理創新，必須做到：

（1）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

（2）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加強對社會組織和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理，引導它們依法開展活動。

（3）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使群眾問題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權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復議體制，健全行政復議案件審理機制，糾正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建立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綜合機制。

改革信訪工作制度，實行網上受理信訪制度，健全及時就地解決群眾合理訴求機制。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構，建立最嚴格的覆蓋全過程的監管制度，建立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保障食品藥品安全。深化安全生產管理體制改革，建立隱患排查治理體系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災減災救災體制。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依法嚴密防范和懲治各類違法犯罪活動。

堅持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的方針，加大依法管理網絡力度，加快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確保國家網絡和信息安全。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