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環境保護的發展歷程與探索

我國環境保護的發展歷程與探索

人類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發展于自然。自人類出現以后，生物與環境、人與自然就緊密聯系在一起。生物是在與環境的對立統一中存在的，而存在決定意識，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環境問題是不合理的資源利用方式和經濟增長模式的產物，根本上反映了人與自然的矛盾沖突，究其本質是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問題。

一、人類認識和解決環境問題的探索歷程

從全球視野看，人類面對的環境問題特別是環境污染問題，主要經歷了“沉痛的代價、寶貴的覺醒、奮起的飛躍”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沉痛的代價。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強。隨著科學技術、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人類的生產力水平有了極大提高。傳統工業化在創造無與倫比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過度消耗自然資源，大范圍破壞生態環境，大量排放各種污染物，人類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相繼發生了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磯煙霧事件、英國倫敦煙霧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等八大公害。

（二）第二階段：寶貴的覺醒。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促使人類環境意識開始覺醒。在環境覺醒歷史進程中，出現過著名的3本書。第一本書是《寂靜的春天》，作者蕾切爾·卡遜是一位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這本書揭露了為追求利潤而濫用農藥的事實，因而也有人把它叫做《沒有鳥鳴的春天》。其代表性語言是，“不解決環境問題，人類將生活在幸福的墳墓之中”。第二本書是《增長的極限》，是1972年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幾十位科學家、教育家和經濟學家會聚在羅馬提出的一份報告。該報告的代表性觀點是，“沒有環境保護的繁榮是推遲執行的災難”。第三本書是《只有一個地球》，是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莫里斯·斯特朗委托經濟學家芭芭拉·沃德和生物學家勒內·杜博斯撰寫的。這本書的主要觀點是，“不進行環境保護，人們將從搖籃直接到墳墓”。

（三）第三階段：奮起的飛躍。經歷了沉痛的代價和寶貴的覺醒之后，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認識逐步深入，對發展不斷進行深刻反思。以四次世界性環境與發展會議為標志，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認識發生了歷史性轉變，期間發生了4次歷史性飛躍。

1.第一次飛躍是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世界各國開始共同研究解決環境問題。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確立了人類對環境問題的共同看法和原則。環境宣言原文引用了毛澤東主席的話：“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會議開幕日被聯合國確定為世界環境日，每年的這一天世界各國都會舉行豐富多彩的紀念活動。去年世界環境日的中國主題是“同呼吸、共奮斗”。2.第二次飛躍是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會議第一次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結合起來進行認識，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標志著環境保護事業在全世界范圍啟動了歷史性轉變。由我國等發展中國家倡導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成為國際環境與發展合作的基本原則。

3.第三次飛躍是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會議提出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必須同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相協調。

4.第四次飛躍是2012年6月20日至22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會議發起可持續發展目標討論進程，提出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正式通過《我們憧憬的未來》這一成果文件。

縱觀世界環境保護的歷史，就是一部正確處理環境與經濟的關系史。每一次重大環境事件的發生，都會推動環境與經濟關系的重新調整。這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絕路逢生型。以德國為代表。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德國國家戰略從經濟發展優先逐步調整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通過實施一系列環境法律，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告別唯經濟發展時代，嚴重的環境污染得到治理。到20世紀90年代，德國的環境質量得到很大改善，河流變清了，空氣污染減輕了。二是奮起直追型。以日本為代表。二戰后隨著工業發展，日本環境污染日趨嚴重。日本一開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礙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保護環境，結果沒有擺脫公害事件爆發的厄運。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有4件。從1970年開始，日本確立環境優先原則，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環境法律和標準，經過幾十年努力，基本解決了工業污染問題。

三是跨越發展型。以新加坡為代表。新加坡在工業化初期就開始實行城市功能分區，將工業區與居住區分離，避免市區環境污染。經過加快建設完善的城市環境基礎設施，保持了清潔和優美的環境，成為舉世聞名的“花園式城市”。

國際社會為解決環境問題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全球環境問題少數有所緩解、總體仍在惡化。生物多樣性銳減、氣候變化、水資源危機、化學品污染、土地退化等問題并未得到有效解決。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基本解決傳統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口增長、工業化和城鎮化、承接發達國家的污染轉移等因素，環境質量惡化趨勢加劇，治理難度進一步加大。

發達國家環境保護進程中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深思和汲取。發達國家曾走過了“先污染后治理、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老路，我國不能重蹈覆轍，必須努力避免，積極探索環境保護新路。基本經驗在于：一是建立以高違法成本為理念的環境法律體系，環境責任終身追究，嚴格執法。二是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必須從經濟發展中找出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三是充分發揮科技支撐作用，強化環境經濟政策激勵，推動環境成本內部化。四是政府、企業、公眾共同參與，形成全社會推進環境保護的強大合力。

二、國際環發事業的積極影響與我國環保的主動實踐

我國推進環境保護的鮮明做法，就是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既參與國際環發領域的合作與治理，又根據國內新形勢新任務及時出臺加強環境保護的戰略舉措。1972年聯合國首次人類環境會議、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2002年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和201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為我國加強環境保護提供了重要借鑒和外部條件。我國環境保護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72年召開人類環境會議時，我國正處于左傾社會主義思潮當中，當時的觀點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社會主義沒有污染”，“說社會主義有污染是對社會主義的污蔑”，我國不準備派代表參加。周恩來總理首先看到了污染的嚴重性，他強調不能將環境問題看成是小事，不要認為不要緊，不要再等了。在周總理的指示下，我國派出代表團參加了人類環境會議。會議后不久，1973年8月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32字環保工作方針。

（二）第二階段：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這一時期，我國環境保護逐漸步入正軌。1983年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把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1984年5月，國務院作出《關于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環境保護開始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1988年設立國家環境保護局，成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地方政府也陸續成立環境保護機構。1989年國務院召開第三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要積極推行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許可證制、污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三同時”制度、排污收費制度等8項環境管理制度。同時，以1979年頒布試行、1989年正式實施的《環境保護法》為代表的環境法規體系初步建立，為開展環境治理奠定了法治基礎。

（三）第三階段：從1992年到2002年。里約環發大會兩個月之后，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中國關于環境與發展問題的十大對策》，把實施可持續發展確立為國家戰略。1994年3月，我國政府率先制定實施《中國21世紀議程》。1996年，國務院召開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發布《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大力推進“一控雙達標”（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工業污染源達標和重點城市的環境質量按功能區達標）工作，全面開展“三河”（淮河、海河、遼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兩控區”（酸雨污染控制區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區）大氣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簡稱“33211”工程）的污染防治。啟動了退耕還林、退耕還草、保護天然林等一系列生態保護重大工程。

（四）第四階段：從2002年到2012年。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提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讓江河湖泊休養生息、推進環境保護歷史性轉變、環境保護是重大民生問題、探索環境保護新路等新思想新舉措。2002年、2006年和2011年國務院先后召開第五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第六次全國環保大會、第七次全國環保大會，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決策部署。把主要污染物減排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完善環境法制和經濟政策，強化重點流域區域污染防治，提高環境執法監管能力，積極開展國際環境交流與合作。

（五）第五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要求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科學論斷和戰略抉擇，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昭示著要從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高度來認識和解決我國環境問題。

建設生態文明，是我們黨創造性地回答經濟發展與環境關系問題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為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是我們黨積極主動順應廣大人民群眾新期待，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戰略部署；是我們黨充分吸納中華傳統文化智慧并反思工業文明與現有發展模式不足，積極推進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貢獻；是我們黨深刻把握當今世界發展綠色、循環、低碳新趨向，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拓展和升華。我國生態文明理念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在2013年2月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第27次理事會上，被正式寫入決定案文。

生態文明是人類為保護和建設美好生態環境而取得的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是人與自然、環境與經濟、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的社會形態。它既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升華，又是對未來持續發展的美好向往和憧憬。生態文明不是不要發展，不搞工業文明，放棄對物質生活追求，回到原生態的生產生活方式，而是在吸收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工業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為統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問題，提供了全新的指導理念和實踐取向，開辟了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

環境保護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陣地和根本措施。建設生態文明主要目的是解決環境問題，最大制約因素是環境問題，薄弱環節和突破口是環境保護，成效最先體現也是環境保護。環境保護取得的任何成效、任何突破，都是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貢獻，直接決定著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

三、我國環境保護取得的主要成效

近年來，尤其是“十一五”以來，在建設生態文明、探索環保新路的引領下，各地各部門辛勤努力工作，廣大人民群眾積極主動參與，我國環境保護從認識到實踐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一）強力推進污染減排。國家把節能減排作為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約束性指標。通過強化目標責任考核，狠抓工程減排、結構減排、管理減排，全國城市污水處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2012年的85％，燃煤電廠脫硫機組比例由14％提高到90％。“十一五”期間，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分別下降14.29％和12.45％。2012年全國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分別比上年減少3.05％、4.52％、2.62％和2.77％。

（二）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全面推進規劃環評，完成環渤海等五大區域重點產業發展戰略環評，開展西部大開發戰略環評。嚴格建設項目環評，采取“區域限批”、“行業限批”等措施，2008年以來，我部拒批332個、總投資1.1萬億元涉及“兩高一資”、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項目。制定實施環境經濟政策，初步建立起包括綠色信貸、保險、貿易、電價、證券、稅收等在內的環境政策框架體系。現行國家環境保護標準達1374項。

（三）解決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2012年發布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共74個城市496個監測點位已按新標準開展監測，并于2013年1月1日開始實時發布數據。強化飲用水源保護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組織全國地級以上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源環境狀況評估，編制《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積極落實《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中央財政增設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2010~2012年累計下達資金75億元，支持重點防控區綜合防治。強力推進歷史遺留鉻渣治理，全國堆存長達數十年甚至半個世紀的670萬噸鉻渣基本處置完畢。

（四）深化污染防治。國務院先后批復《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15年）》、《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深入推進讓江河湖泊休養生息，建立重點流域跨省界斷面水質考核制度，完善考核指標體系。全國七大水系好于Ⅲ類水質比例由2005年的41％提高到2012年的64％；劣Ⅴ類水質比例由27％下降到12.3％。開展水質較好湖泊生態環境保護試點，截至2012年底，中央財政安排35億元，支持云南洱海、山東南四湖等27個湖泊生態環境保護。建立和完善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新機制，有效保障了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期間的環境質量。

（五）加強生態保護和農村環境保護。國務院成立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批準《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意見》、《關于做好自然保護區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近期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安排》。截至2012年底，全國累計建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363個，已有15個省（區、市）開展生態省建設，1000多個縣（市、區）開展生態縣建設，53個地區開展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工作。2008年以來，中央財政共安排農村環保專項資金135億元，實施“以獎促治、以獎代補”政策措施，支持2.6萬個村莊開展環境綜合整治，5700多萬農村人口受益。當前和今后，我們主要抓好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是以PM2.5為主的大氣污染治理；第二是以水污染治理為主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第三是農村鹽田整治和土壤污染治理的行動和計劃。環境保護的難點就是如何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我們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特點的環境保護新路。這個新路就是要遵循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基本要求。

環境保護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業。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需要與時俱進的巨大勇氣和創新精神。我們將以對人民群眾、對子孫后代高度負責的態度，敢于擔當，攻堅克難，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切實改善環境質量，早日實現環保人天藍水凈地綠的夢想，為建設美麗中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光添彩。

第二篇：最新我國環境保護的發展歷程與探索（全）

最新我國環境保護的發展歷程與探索（全）

人類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發展于自然。自 人 類出現以后，生物與環境、人與自然就緊密聯系在一起。生物是在與環境的對立統一中存在的，而存在決定意識，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環境問題是不合理的資源利用方式和經濟增長模式的產物，根本上反映了人與自然的矛盾沖突，究其本質是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問題。

一、人類認識和解決環境問題的探索歷程

從全球視野看，人類面對的環境問題特別是環境污染問題，主要經歷了“沉痛的代價、寶貴的覺醒、奮起的飛躍”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沉痛的代價。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強。隨著科學技術、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人類的生產力水平有了極大提高。傳統工業化在創造無與倫比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過度消耗自然資源，大范圍破壞生態環境，大量排放各種污染物，人類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從 20 世紀 30 年代開始，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相繼發生了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磯煙霧事件、英國倫敦煙霧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等八大公害。

(二)第二階段：寶貴的覺醒。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促使人類環境意識開始覺醒。在環境覺醒歷史進程中，出現過著名的 3 本書。第一本書是《寂靜的春天》，作者蕾切爾·卡遜是一位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這本書揭露了為追求利潤而濫用農藥的事實，因而也有人把它叫做《沒有鳥鳴的春天》。其代表性語言是，“不解決環境問題，人類將生活在幸福的墳墓之中”。第二本書是《增長的極限》，是 1972 年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幾十位科學家、教育家和經濟學家會聚在羅馬提出的一份報告。該報告的代表性觀點是，“沒有環境保護的繁榮是推遲執行的災難”。第三本書是《只有一個地球》，是 1972 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莫里斯·斯特朗委托經濟學家芭芭拉·沃德和生物學家勒內·杜博斯撰寫的。這本書的主要觀點是，“不進行環境保護，人們將從搖籃直接到墳墓”。

(三)第三階段：奮起的飛躍。經歷了沉痛的代價和寶貴的覺醒之后，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認識逐步深入，對發展不斷進行深刻反思。以四次世界性環境與發展會議為標志，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認識發生了歷史性轉變，期間發生了 4 次歷史性飛躍。

1.第一次飛躍是 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世界各國開始共同研究解決環境問題。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確立了人類對環境問題的共同看法和原則。環境宣言原文引用了毛澤東主席的話：“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會議開幕日被聯合國確定為世界環境日，每年的這一天世界各國都會舉行豐富多彩的紀念活動。去年世界環境日的中國主題是“同呼吸、共奮斗”。

2.第二次飛躍是 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會議第一次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結合起來進行認識，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標志著環境保護事業在全世界范圍啟動了歷史性轉變。由我國等發展中國家倡導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成為國際環境與發展合作的基本原則。

3.第三次飛躍是 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會議提出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必須同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相協調。

4.第四次飛躍是 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會議發起可持續發展目標討論進程，提出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正式通過《我們憧憬的未來》這一成果文件。

縱觀世界環境保護的歷史，就是一部正確處理環境與經濟的關系史。每一次重大環境事件的發生，都會推動環境與經濟關系的重新調整。這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絕路逢生型。以德國為代表。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德國國家戰略從經濟發展優先逐步調整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通過實施一系列環境法律，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告別唯經濟發展時代，嚴重的環境污染得到治理。到 20 世紀 90 年代，德國的環境質量得到很大改善，河流變清了，空氣污染減輕了。

二是奮起直追型。以日本為代表。二戰后隨著工業發展，日本環境污染日趨嚴重。日本一開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礙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保護環境，結果沒有擺脫公害事件爆發的厄運。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有 4 件。從 1970 年開始，日本確立環境優先原則，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環境法律和標準，經過幾十年努力，基本解決了工業污染問題。

三是跨越發展型。以新加坡為代表。新加坡在工業化初期就開始實行城市功能分區，將工業區與居住區分離，避免市區環境污染。經過加快建設完善的城市環境基礎設施，保持了清潔和優美的環境，成為舉世聞名的“花園式城市”。

國際社會為解決環境問題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全球環境問題少數有所緩解、總體仍在惡化。生物多樣性銳減、氣候變化、水資源危機、化學品污染、土地退化等問題并未得到有效解決。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基本解決傳統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口增長、工業化和城鎮化、承接發達國家的污染轉移等因素，環境質量惡化趨勢加劇，治理難度進一步加大。

發達國家環境保護進程中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深思和汲取。發達國家曾走過了“先污染后治理、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老路，我國不能重蹈覆轍，必須努力避免，積極探索環境保護新路。基本經驗在于：一是建立以高違法成本為理念的環境法律體系，環境責任終身追究，嚴格執法。二是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必須從經濟發展中找出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三是充分發揮科技支撐作用，強化環境經濟政策激勵，推動環境成本內部化。四是政府、企業、公眾共同參與，形成全社會推進環境保護的強大合力。

二、國際環發事業的積極影響與我國環保的主動實踐

我國推進環境保護的鮮明做法，就是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既參與國際環發領域的合作與治理，又根據國內新形勢新任務及時出臺加強環境保護的戰略舉措。1972 年聯合國首次人類環境會議、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2002 年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和 2012 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為我國加強環境保護提供了重要借鑒和外部條件。我國環境保護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從 20 世紀 70 年代初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72 年召開人類環境會議時，我國正處于左傾社會主義思潮當中，當時的觀點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社會主義沒有污染”，“說社會主義有污染是對社會主義的污蔑”，我國不準備派代表參加。周恩來總理首先看到了污染的嚴重性，他強調不能將環境問題看成是小事，不要認為不要緊，不要再等了。在周總理的指示下，我國派出代表團參加了人類環境會議。會議后不久，1973 年 8 月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 32 字環保工作方針。

(二)第二階段：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 1992 年。這一時期，我國環境保護逐漸步入正軌。1983 年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把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1984 年 5 月，國務院作出《關于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環境保護開始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1988 年設立國家環境保護局，成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地方政府也陸續成立環境保護機構。1989 年國務院召開第三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要積極推行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許可證制、污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三同時”制度、排污收費制度等 8 項環境管理制度。同時，以 1979 年頒布試行、1989 年正式實施的《環境保護法》為代表的環境法規體系初步建立，為開展環境治理奠定了法治基礎。

(三)第三階段：從 1992 年到 2002 年。里約環發大會兩個月之后，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中國關于環境與發展問題的十大對策》，把實施可持續發展確立為國家戰略。1994 年 3 月，我國政府率先制定實施《中國 21 世紀議程》。1996 年，國務院召開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發布《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大力推進“一控雙達標”(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工業污染源達標和重點城市的環境質量按功能區達標)工作，全面開展“三河”(淮河、海河、遼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兩控區”(酸雨污染控制區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區)大氣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簡稱“ 33211 ”工程)的污染防治。啟動了退耕還林、退耕還草、保護天然林等一系列生態保護重大工程。

(四)第四階段：從 2002 年到 2012 年。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提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讓江河湖泊休養生息、推進環境保護歷史性轉變、環境保護是重大民生問題、探索環境保護新路等新思想新舉措。2002 年、2006 年和 2011 年國務院先后召開第五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第六次全國環保大會、第七次全國環保大會，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決策部署。把主要污染物減排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完善環境法制和經濟政策，強化重點流域區域污染防治，提高環境執法監管能力，積極開展國際環境交流與合作。

(五)第五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要求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科學論斷和戰略抉擇，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昭示著要從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高度來認識和解決我國環境問題。

建設生態文明，是我們黨創造性地回答經濟發展與環境關系問題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為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是我們黨積極主動順應廣大人民群眾新期待，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戰略部署;是我們黨充分吸納中華傳統文化智慧并反思工業文明與現有發展模式不足，積極推進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貢獻;是我們黨深刻把握當今世界發展綠色、循環、低碳新趨向，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拓展和升華。我國生態文明理念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在 2013 年 2 月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第 27 次理事會上，被正式寫入決定案文。

生態文明是人類為保護和建設美好生態環境而取得的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是人與自然、環境與經濟、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的社會形態。它既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升華，又是對未來持續發展的美好向往和憧憬。生態文明不是不要發展，不搞工業文明，放棄對物質生活追求，回到原生態的生產生活方式，而是在吸收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工業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為統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問題，提供了全新的指導理念和實踐取向，開辟了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

環境保護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陣地和根本措施。建設生態文明主要目的是解決環境問題，最大制約因素是環境問題，薄弱環節和突破口是環境保護，成效最先體現也是環境保護。環境保護取得的任何成效、任何突破，都是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貢獻，直接決定著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

三、我國環境保護取得的主要成效

近年來，尤其是“十一五”以來，在建設生態文明、探索環保新路的引領下，各地各部門辛勤努力工作，廣大人民群眾積極主動參與，我國環境保護從認識到實踐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一)強力推進污染減排。國家把節能減排作為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約束性指標。通過強化目標責任考核，狠抓工程減排、結構減排、管理減排，全國城市污水處理率由 2005 年的 52 %提高到 2012 年的 85 %，燃煤電廠脫硫機組比例由 14 %提高到 90 %。“十一五”期間，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分別下降 14.29 %和 12.45 %。2012 年全國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分別比上年減少 3.05 %、4.52 %、2.62 %和 2.77 %。

(二)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全面推進規劃環評，完成環渤海等五大區域重點產業發展戰略環評，開展西部大開發戰略環評。嚴格建設項目環評，采取“區域限批”、“行業限批”等措施，2008 年以來，我部拒批 332 個、總投資 1.1 萬億元涉及“兩高一資”、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項目。制定實施環境經濟政策，初步建立起包括綠色信貸、保險、貿易、電價、證券、稅收等在內的環境政策框架體系。現行國家環境保護標準達 1374 項。

(三)解決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2012 年發布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共 74 個城市 496 個監測點位已按新標準開展監測，并于 2013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時發布數據。強化飲用水源保護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組織全國地級以上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源環境狀況評估，編制《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積極落實《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中央財政增設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2010~2012 年累計下達資金 75 億元，支持重點防控區綜合防治。強力推進歷史遺留鉻渣治理，全國堆存長達數十年甚至半個世紀的 670 萬噸鉻渣基本處置完畢。

(四)深化污染防治。國務院先后批復《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15 年)》、《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深入推進讓江河湖泊休養生息，建立重點流域跨省界斷面水質考核制度，完善考核指標體系。全國七大水系好于Ⅲ類水質比例由 2005 年的 41 %提高到 2012 年的 64 %;劣Ⅴ類水質比例由 27 %下降到 12.3 %。開展水質較好湖泊生態環境保護試點，截至 2012 年底，中央財政安排 35 億元，支持云南洱海、山東南四湖等 27 個湖泊生態環境保護。建立和完善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新機制，有效保障了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期間的環境質量。

(五)加強生態保護和農村環境保護。國務院成立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批準《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 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意見》、《關于做好自然保護區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近期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安排》。截至 2012 年底，全國累計建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363 個，已有 15 個省(區、市)開展生態省建設，1000 多個縣(市、區)開展生態縣建設，53 個地區開展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工作。2008 年以來，中央財政共安排農村環保專項資金 135 億元，實施“以獎促治、以獎代補”政策措施，支持 2.6 萬個村莊開展環境綜合整治，5700 多萬農村人口受益。

當前和今后，我們主要抓好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是以 PM2.5 為主的大氣污染治理;第二是以水污染治理為主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第三是農村鹽田整治和土壤污染治理的行動和計劃。環境保護的難點就是如何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我們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特點的環境保護新路。這個新路就是要遵循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基本要求。

環境保護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業。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需要與時俱進的巨大勇氣和創新精神。我們將以對人民群眾、對子孫后代高度負責的態度，敢于擔當，攻堅克難，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切實改善環境質量，早日實現環保人天藍水凈地綠的夢想，為建設美麗中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光添彩。

第三篇：環境保護的發展歷程

1972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會議通過了著名的《人類環境宣言》(通稱《斯德哥爾摩宣言》)、《人類環境行動計劃》和其他若干建議和決議。《人類環境宣言》主要包括兩個部分：

宣布對與環境保護有關的7項原則的共同認識 ? 公布了 26項指導人類環境保護的原則

其中第21項原則對國際環境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該項原則首先肯定了各國開發自己資源的主權，但是同時也強調各國有責任保證在他們管轄或控制范圍內的活動不會損害其他國家或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地區的環境。

該宣言本身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屬于“軟法”的范疇，但是由于它反映了國際社會的共同信念，對國際環境法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宣言第一次概括了國際環境法的原則和規則，其中某些原則和規則成為后來國 際環境條約的有約束力的原則和規則。

? 盡管這些原則和規則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它們為國際環境保護提供了政治和 道義上所應遵守的規范。

? 為各國制定和發展本國國內環境法提供了可資遵循和借鑒的原則和規則。

這次會議還建議成立一個專門協調和處理環境事務的機構。同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建立一個專門處理環境事務的新機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斯德哥爾摩會議促進了國際環境條約的制訂，隨后又有許多重要的國際公約制訂出來，內容涉及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瀕危野生動植物保護、大氣污染、海洋生物資源保護和臭氧層保護等。這個時期是國際環境法的發展較為活躍的時期，一些基本的原則、規則已經形成，國際環境法的框架基本形成。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又稱“地球會議”。為紀念斯德哥爾摩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召開20周年，1992年6月3日，聯合國在巴西的“里約中心”組織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6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及100多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在大會上發言，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出席大會并講話。這次大會是繼1972年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之后，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一次國際會議。大會的會徽是一只巨手托著插著一支鮮嫩樹枝的地球，它向人閃昭示“地球在我們手中”。這次會議的宗旨是回顧第一次人類環境大會召開后20年來全球環境保護的歷程，敦促各國政府和公眾采取積極措施協調合作，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為保護人類生存環境而共同作出努力，會議通過了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熱內盧宣言》和《21世紀行動議程》，154個國家簽署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48個國家簽署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還通過了有關森林保護的非法律性文件《關于森林問題的政府聲明》。

“里約宣言”指出，和平、發展和保護環境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世界各國應在環境與發展領域加強國際合作，為建立一種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關系而努力。巴西聯合國環發大會之后，各國為履行環保承諾，作出了許多努力。2002年10月，為紀念聯合國環發大會10周年，聯合國在南非召開環境會議，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出席會議并講了話。

2002年8月18-20日南非約翰內斯堡全球法官專題討論會通過的 法律的作用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約翰內斯堡原則

2002年8月18日至20日,來自全世界司法機關的成員聚集于約翰內斯堡,參加了由南非首席大法官阿瑟查斯 卡爾森主持,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環境署)贊助的法律的作用與可持續發展全球法官專題討論會.專題討論會結束時,與會法官通過了以下聲明: 我們申明,我們堅守世界各國領導人在聯合國大會2000年9月通過的《千年宣言》中發出的誓言,將“不遺余力,使全人類,尤其是我們的子孫后代不致生活在一個被人類活動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壞,資源已不足以滿足他們的需要的地球”, 我們堅信,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問題會議以來逐步發展起來的國際和國家法律律架構為結解決當今主要的環境威脅,包括武裝沖突和對無辜平民的攻擊提供了可靠的基礎,為此,應該進一步作出更堅定,協調和持續的努力,運用和貫徹執行這些法律制度,實現這些制度的各項目標, 我們強調我們對《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人權宣言的承諾,同時認識到上述宣言與可持續發展和維護法制息息相關, 我們回顧《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宣言》通過的各項原則,申明我們將恪守這些確立了可持續發展的各項基本原則的原則, 我們申明,獨立的司法機關和司法程序對于運用,發展和加強環境法至關重要,而司法機關的成員和國家,區域和全球各級為司法程序出力的人士是促進遵守,運用和貫徹執行國際和國際環境法的重要伙伴, 我們強調必須和平解決爭端,以避免出現讓戰爭武器通過毒劑,輻射,地雷和物質破壞直接造成環境惡化和無法挽救的損害的局面,避免出現讓戰爭武器間接破壞農業和造成人民大規模流離失所的局面, 我們認識到環境保護方面的多邊環境協定,國家法規和章程的迅速演變越來越需要法院依照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解釋和運用新的法律文書, 我們強調,全球環境脆弱的現狀要求司法機關成為法制的監護人,勇敢而無所畏懼地運用和執行各項適用的國際和國家法律.在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領域,這些法律將有助于減輕貧困和維持持久的文明,確保當今一代人將能夠享受并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素質,同時并確保今后幾代人的固有權利和利益不會受到損害, 我們一致認為,司法機關可以發揮關鍵性的作用,通過在國際和國家各級加強尊重法制,將聯合國《千年宣言》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團結,容忍,尊重大自然和共同承擔責任等共同價值觀變成行動,將上述人類價值觀融入現代全球文明, 我們確信,司法機關由于十分了解環境法界限的迅速擴展,同時意識到司法機關在促進運用,發展和貫徹執行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法律,規定和國際條約方面的作用和責任,因而在增進公眾對于健康和安全環境的關注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我們認識到,必須確保環境法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法律在學校課程,法律學習和各級培訓中占據突出的地位,特別是在法官和參與司法程序的其他人士中占據突出的地位, 我們確信,缺乏對環境法方面的知識,有關技術和資料的了解,是造成運用,發展和貫徹執行環境法不力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們深信尤其迫切需要通過司法程序,加強法官,檢察官,立法機關成員以及在國家一級運用,發展和貫徹執行環境法,包括在多邊環境協定進程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所有人士的能力, 我們認識到,受環境惡化影響最嚴重的是窮人,因此,迫切需要加強窮人及其代表捍衛環境權力的能力,從而確保社會地位較差的那些群體不會因環境的惡化受到不利影響,并使之能夠享有在一個尊重和增進窮人尊嚴的社會和物質環境中生活的權利, 我們還認為,強國與弱國在保護共有的全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相對能力和機遇不平等的情況將保護全球環境的責任更多地賦予了前者, 我們確信,正如1997年2月理事會第十九屆會議通過的《內羅畢宣言》和環境署理事會2001年2月通過的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蒙得維的亞環境法發展和定期審查方案(蒙得維的亞第三方案)所表明的,運用和進一步發展旨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國際環境法,貫徹執行商定的國際準則和政策,加強參與促進環境法的運用和執行的人士的能力,是環境署在環境法領域工作方案的基石.我們就下列原則達成了一致意見,這些原則應能指導司法機關通過運用法制和民主進程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各項目標: 1)通過運用,發展和貫徹執行法律和維護法制與民主進程的司法職責,全面承諾致力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各項目標, 2)實現聯合國大會《千年宣言》各項目標,這些目標有賴于運用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而建立的國家和國際法律制度, 3)環境法領域迫切需要一種協調和可持續的工作方案,這一法案注重教育,培訓和信息的傳播,包括注重區域和分區域的司法學術報告會, 4)區域內和跨區域司法機關成員和參與司法程序的其他人士之間進行合作,對于使遵守,運用,發展和貫徹執行環境法的狀況得到重大的改善至關重要.為實現上述原則,我們提議工作方案應包括下列各項: a)加強參與促進,運用,發展和貫徹執行環境法進程的法官,檢察官,立法機關人員等人士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和具備必要的技術,資訊和材料的情況下履行職責的能力, b)加強公眾對環境決策的參與,得到公正的審判以解決環境糾紛和捍衛與運用環境權利以及公眾獲得相關資料的程度, c)為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共同利益加強分區域,區域和全球各級的合作和各國司法機關間的信息交流,以便從對方的知識,經驗和專門知識中獲益, d)加強學校和大學的環境法教育,包括實現可持續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研究和分析, e)讓遵守,貫徹執行和發展環境法的情況有持續的改善, f)加強爭取讓公眾在充分掌握情況的基礎上進行參與的那些組織和倡議,其中包括媒體的集中關注與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有關的問題的能力, g)應由一個由代表各地理區域,法律體系和國際法院和法庭法官組成,由南非首席大法官領導的特設法官委員會審查并公布新產生的環境方面的判例,并提供有關的資料, h)環境署及其伙伴機構,包括民間社會組織應對特設法官委員會履行任務提供支助, i)發達國家政府和捐助社會,包括國際金融機構和基金會應優先考慮對實施上述原則和工作方案提供資助, j)環境署執行主任應繼續在蒙得維的亞第三方案的架構內對擬定并執行旨在改進環境法的運用,發展和貫徹執行的方案的工作給予領導.在根據多邊環境協定和國家法律而適用的環境損害責任和賠償法律的范疇內,這包括軍事活動與環境,以及貧困與環境惡化之間關系的法律方面, k)本聲明應由南非首席大法官提交聯合國秘書長,作為全球法官專題討論會對即將召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的貢獻,并供隨后向聯合國會員國散發.2002年8月20日于南非約翰內斯堡通過.

第四篇：我國工傷保險發展歷程

我國工傷保險發展歷程

在我國，立法始于50年代初。此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經濟體制、經濟結構的改變，工傷保險制度經歷了逐步發展和改革的過程。大致可分為首次立法及其適用時期（20世紀50—80年代）、改革探索時期（20世紀90年代）和重大發展時期（進入21世紀以來）等三個階段。

（一）首次立法及其適用時期（20世紀50—80年代）

1951年2月，政務院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條例》（于1953年1月重新修訂）。這部勞動保險綜合法規對各項勞動保險待遇作了明確的規定，并將工傷保險列在各項保險項目之首。該條例對于工傷保險的制度構成做了原則性的規定，例如：在保險費的征繳方面確立了雇主責任原則； 在工傷保險待遇給付方式方面，確立了勞動保險基金與雇主分擔責任的原則 在工傷待遇方面，包括了醫療和康復待遇、傷殘待遇和死亡待遇三大部分，并確立了收入保障與就業保障相結合的原則。

根據《勞動保險條例》的規定，當時工傷保險的實施范圍主要是國營、公私合營、私營及合作社經營的廠、礦，以及鐵路、運輸、郵電、工礦、交通事業和國營建筑公司等；實施對象包括了上述企業職工、學徒工、臨時工和試用人員。

1953年1月，勞動部制定了《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其中對工傷保險等問題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同期還頒布了全國總工會制定的有關管理章程、衛生部制定的職業病名單和管理規定等一系列配套規章。此后，國務院及勞動部、衛生部等主管部門又多次就我國工傷保險的實施做了補充規定。1957年2 月衛生部頒布了《職業病范圍和職業病患者處理辦法的規定》，將危害職工健康比較嚴重的14種職業病納入工傷范圍，享受因工傷殘和死亡的相關待遇。1978 年5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對退休、退職工傷人員的待遇做了調整。1987年衛生部、勞動人事部、財政部、全國總工會聯合發布的《職業病范圍和職業病患者處理辦法的規定》，將職業病劃分為職業中毒、塵肺、物理因素職業病、職業傳染病、職業性皮膚病、職業性眼病、職業性耳鼻喉病、職業性腫瘤和其他疾病等9大類，共99種。

《勞動保險條例》是在我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制定的一部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行政法規。自該條例規定并實施工傷保險制度以來，對于保障企業工傷職工權益、安定社會和促進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是這一制度也存在諸多不足或較大的缺陷，諸如：工傷認定范圍過窄且不規范，待遇標準偏低而不符合基本保障和補償的要求，傷殘等級鑒定缺乏統一標準和鑒定機構不健全，缺乏工傷補償與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的有機結合等等。

自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已經平穩運行了15年的體系受到政治沖擊而崩潰。工傷保險制度也進入了非正常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負責企業職工社會保險管理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被停止活動，社會保險體系在中央政府宏觀

管理層面上出現“真空”；“文革”的發生，打破了企業正常的繳費機制，原有的社會保險制度無法正常運轉。1969年2月，財政部發出《關于國營企業財務工作中幾項制度的改革意見（草案）》，要求“國營企業一律停業提取勞動保險金，企業的退休職工、長期病號工資和其他勞保開支在營業外列支。”其后果是，包括工傷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險行為及其責任衰變為企業行為和責任。

此后，雖然《勞動保險條例》的有關規定仍然是企業處理工傷問題的法律依據，但由于勞動保險基金被取消，工傷保險費用在企業之間的少量調劑也不復存在，使得我國的工傷保障險機制喪失了其應有的社會性和互濟性功能，在某種意義上從社會共濟制度蛻變為雇主責任制度。工傷者的醫療待遇、經濟補償待遇和工資待遇全部由企業負擔。企業的工傷風險難以分散，抵御風險的能力十分脆弱。

（二）工傷保險制度改革的探索時期（20世紀90年代）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在經濟結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經濟體制、勞動工資、用人制度、生活費水平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有的工傷補償制度覆蓋范圍窄、缺乏社會互濟和分散風險功能、工傷認定標準模糊、缺乏降低工傷事故發生率的有效手段、不利于勞動力合理流動等的弊端也日益顯露，難以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要求。建立社會化的工傷保險制度已勢在必行。

? 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政府開始進行工傷保險制度改革。

? 1990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綱要》，明確提出“改革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制度”。

? 1991年4月9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會議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綱要》中，提出“努力改革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制度”。

2．《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的實施

進入90年代，我國逐步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經過前十年的改革，我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已經或者正在發生重大的改變。隨著經濟和社會形勢的發展變化，建立與完善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的迫切任務便提上了議事日程。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提出了“要努力改革工傷保險制度”的任務。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總體思路和框架，其中包括“普遍建立企業工傷保險制度”的目標。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把工傷保險制度作為五項社會保險之一規定下來，并適用于我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這些都是改革工傷保險制度的法律依據和政策依據。

1996年8月，在總結各地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勞動部發布了《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同年3月，國家技術監督局頒布了《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

殘程度鑒定》（GB/T 16180—1996）。標志著對多年沿用的舊的工傷保險制度開始了一次全面的改革。

《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在我國首次把工傷預防、工傷康復和工傷補償三項工傷保險的任務結合起來，明確了我國工傷保險制度的主要任務：其一，實行社會統籌，變“企業保險”為社會保險，分散工傷事故風險，使企業處于平等競爭的地位。其二，擴大實施范圍，突破“全民執行、集體參照”的局限，把工傷保險覆蓋面擴大到各類企業及全體職工。其三，規范待遇項目和標準，使工傷處理有所遵循，維護有關各方當事人的權益，減少工傷爭議。其四，實行工傷保險與安全生產相結合的原則，建立工傷預防機制，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實行行業差別費率和企業浮動費率。這些工傷保險改革的重要突破，為工傷保險事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是《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在施行中還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立法層次較低。《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作為部門規章，其強制力較弱，缺乏全面推行工傷保險制度的權威。主要表現是：各地方開展工傷保險的進度先后不一，覆蓋范圍和保障水平參差不齊，天津、上海和西藏尚未實行社會統籌，對非國有企業約束力不強；近幾年職工參保人數基本上在4300萬左右徘徊，參保率未達到城鎮職工的50%。

其次是制度不規范。全國僅海南省和廣東省由地方人大立法，頒布了工傷保險地方法規，[25] 其他地區多以政府部門的規定或規章實施；不少省份僅是原文照轉，沒有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具體實施意見。因此出現了一系列管理的問題：一是組織機構和人員編制不到位，甚至工傷保險無專人管理；二是認定程序不健全，工傷非工傷界定不嚴格，各地掌握的標準不統一，工傷爭議較多，處理難度大；三是分散風險的社會化機制未充分發揮作用，一些應該由統籌基金開支的保險項目仍由企業負擔；四是差別費率不規范。

第三，覆蓋面仍然過窄。覆蓋范圍仍主要集中在國有和集體企業，絕大多數地區工傷保險不包含鄉鎮企業。而城鎮集體企業、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大多數沒有參加保險。一些高風險的行業或大型企業沒有納入社會統籌。在未參加工傷保險基金社會統籌的企業中，大部分國有企業仍在繼續執行勞動保險制度規定的工傷待遇。非國有企業的職工則缺乏必要的保障，對工傷職工只支付極低補償金的現象仍大量存在。特別是在外資、私營、鄉鎮企業，職工缺乏勞動保護、訂立“生死合同”的現象屢見不鮮。

第四，基金統籌層次過低。全國各地方普遍實行以市縣為單位的基金統籌，調劑力度小，抗風險能力弱。一方面，由于產業分布不均衡，一些高風險度行業（如采礦、化工等）企業集中的市縣費率過高。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更大范圍的資金調劑，各市都想留有足夠的資金以防備大事故后的補償，一些地區因而將某些必要的待遇排除在保險項目之外，造成工傷保險基金結余過高。

第五，差別費率和浮動費率機制沒有完全形成。有些地區沒有按照不同行業特征和事故發生的管理確定差別費率，而是簡單地按國有、集體、其他類型企業或工業、商業等類型確定不同費率，浮動費率也沒有真正浮動起來。目前各

地實行的工傷保險制度的主要功能仍停留在經濟補償和分散風險上，工傷補償與工傷預防相結合的機制還未充分發揮作用。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工傷保險制度改革探索，為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國工傷律制度奠定了基礎。

（三）工傷保險制度改革的重大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

1．我國職業安全與衛生保障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早期的工傷保險制度是針對工人賠償而建立的。然而，事后的賠償無法改變和消除損害的事實，無法遏制職業傷害事件的蔓延，也無力改變因失能而導致受傷害者及其家庭在社會生活中日益邊緣化的結局。現代工傷保險的功能已不僅僅限于對工傷者給予賠償，而是把它與工傷預防和全面康復結合起來。職業衛生與安全保障的水平，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社會發展與進步程度的標志。

進入21世紀以來，國家為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加快了職業傷害保障方面的立法步伐，發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在安全生產方面，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2002年）、《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2001年）、《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2002 年）、《使用有毒物品作業場所勞動保護條例》（2002年）以及鐵路運輸、民用航空等特定領域安全生產方面的條例。在職業病防治方面，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2001年），以及《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職業健康監護管理辦法》、《職業病危害事故調查處理辦法》、《職業病危害因素分類目錄》、《第一批國家職業衛生標準》《職業病目錄》等一系列行政規章和標準（2001—2002年）。在《職業病目錄》中，我國法定職業病由原來的9類 99種增加到10類115種。我國職業安全與衛生保障法律框架已初步形成。經過長期發展，職業傷害保險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立法最為普遍、發展最為完善的社會保險險種，形成了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若干通行原則，主要有：雇主責任原則，無過錯賠償原則，賠償與預防、康復相結合原則，科學鑒定標準和因工原則。其中“雇主責任原則”可謂職業傷害保險的立法淵源和理論基石。在雇主責任原則下，職業傷害保險呈現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關系的特征：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性。即雇主承擔全部繳費和賠償的義務，受雇者享有獲得完全賠償的權利。

2．《工傷保險條例》的制定

2001年9月，勞動保障部根據國務院的立法計劃，起草了《工傷保險條例（送審稿）》呈送國務院。在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組織下，條例送審稿先后征求了最高人民法院、中華全國總工會、國家經貿委、民政部、財政部、農業部、衛生部等30多個中央單位以及北京、上海、廣東等2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意見，多次聽取企業、醫療機構以及專家學者的意見。經過數十次協調和討論，形成了《工傷保險條例（草案）》。國務院領導也多次聽取起草工作情況匯報。2003年4月，國務院第5次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工傷保險條例》，并以國務院令第375號發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國務院各有關部門還制定發布了《工傷保險條例》的若干配套規章或政策文件，各地方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地方性法規。2010年12月12日，國務院頒發586號令，對《工傷保險條例》若干條目進行了修改，并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工傷保險條例修改，體現了對勞動者保護傾斜的立法理念，勞動者在發生工傷后能夠得到及時、充分的補救措施，有利于維護勞動者的健康權利，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工傷保險條例》是在總結我國建立勞動保護法律制度幾十年以來的實踐經驗、特別是貫徹《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若干年來的經驗的基礎上，從經濟結構和就業形式多樣化變動的現實狀況出發，參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通行準則，制定的一部規范職業傷害保險關系的行政法規。《工傷保險條例》提高了工傷保險的立法層次，增強了強制力和約束力；擴大了適用范圍，將境內各類企業和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納入其中；把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以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明確了用人單位和職工的責任，科學地規范了相關的標準和工作程序。《工傷保險條例》的頒布，是我國社會保障法制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標志著工傷保險制度改革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對于保障職工權益、促進安全生產、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

經過長期發展，職業傷害保險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立法最為普遍、發展最為完善的社會保險險種，形成了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若干通行原則，主要有：雇主責任原則，無過錯賠償原則，賠償與預防、康復相結合原則，科學鑒定標準和因工原則。其中“雇主責任原則”可謂職業傷害保險的立法淵源和理論基石。在雇主責任原則下，職業傷害保險呈現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關系的特征：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性。即雇主承擔全部繳費和賠償的義務，受雇者享有獲得完全賠償的權利。

《工傷保險條例》。首先，國家強制雇主為勞動者提供職業傷害賠償。其次，工傷保險適用于所有雇主和受雇者，表明職業傷害的預防和救濟是各類雇主的普遍義務。第三，國家以社會保險方式，強制雇主之間建立“分散風險、互償損失”的風險分散機制和共濟機制，保障勞動者應當獲得的賠償不受用人單位支付能力的限制，不因用人單位虧損、破產、解散和存續形態的變更而減少或中斷。第四，雇主單方繳費，體現了雇主單方責任原則，以及雇主的直接責任和完全責任。第五，雇主對職業傷害事件不僅承擔過錯責任而且承擔無過錯責任（如因職工的疏忽而發生的傷害、在途事故等），體現了無過錯原則及雇主的絕對責任。第六，當工傷認定有爭議時，雇主負有舉證責任，體現了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在我國，一個以《職業病防治法》《安全生產法》和《工傷保險條例》為主體，以國家法律制裁的強制力為后盾，包括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在內的，事前預防、事中保護、事后補償相輔相成的職業安全與衛生保障法律體系已初步形成。其中，安全生產法律規范側重于生產活動中事故傷害的事前預防和勞動保護，職業病防治法律規范側重于生產過程中職業病特殊危害的預防和勞動保護，工傷保險法律規范針對勞動者在職業活動中遭受事故和職業病傷害的事實為勞動者提供事后的補償。三個方面互為補充、互相銜接、相輔相成，是我國勞動法律體系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第五篇：我國物業管理發展歷程

我國物業管理發展歷程

任彬

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遇到許多機遇，面對更多的挑戰。

關鍵詞：物業管理 歷史 問題 趨勢（寧夏大學醫院環境學院寧夏銀川西夏區賀蘭西路498號750021）摘要：我國物業管理從舊中國開始萌芽，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蒜素發展，逐漸開始追趕世界的腳步，發展過

物業管理是房地產綜合開發的延續和完善，是現在城市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際上非常流行并得到蓬勃發展，被人們視為現代化誠實的朝陽企業。我國物業管理是在住房制度改革帶來房屋產權格局變化，房地產綜合開發帶來大規模住宅小區建設，從而推動房屋管理體制變革的大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1我國物業管理發展歷史

1.1我國物業管理誕生發展

19世紀中葉到上世紀20年代，舊中國房地產業誕生。在這個時期，上海、天津、武漢、廣州、沈陽、哈爾濱等城市建造了許多八九層，甚至10層以上的建筑。在當時，已經出現了代理租賃、清潔衛生和保安服務等專業性的經營公司，這是我國物業管理的萌芽時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逐步深入，開始逐步實行市場經濟。現代化的物業管理才從香港引入。1988年伴隨著深圳住房制度改革，房管制度的革新也陸續展開，此后的十幾年內深圳的物業管理迅速發展，從小到大，從涉外商品房到普通商品房，由傳統的房管式逐步發展為專業化、企業化和一體化招投標的三化一體的物業管理模式。

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房地產業的不斷發展，物業管理行業也日趨成熟，物業管理越來越規范化，科學化，專業化。

1.2我國物業管理發展的特點

國內物業管理從產生初期的感性、無序，到迅猛發展的中期，再到平穩和理性的后期，走過了風風雨雨30年發展歷程。目前，中國的物業管理市場已經日漸成熟。國內物業管理從產生初期的感性、無序，到迅猛發展的中期，再到平穩和理性的后期，走過了風風雨雨30年發展歷程。目前，中國的物業管理市場已經日漸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物業管理法規更加完善，政府監管日趨規范；經過不斷的行業重組，物業管理企業實力增強，市場化行為更加理性規范；專業技術重組使得物業管理的專業技術服務基本實現專業化、社會化；業主維權行為趨于理性；業主委員會的運行逐步規范并開始納入政府監管范圍。[1]

2我國物業管理存在的問題

2.1人力資源隊伍建設滯后于物業管理發展水平

目前，我國有相當數量的物業管理企業的人力資源隊伍在專業結構、知識結構等方面與物業管理的發展要求有較大差距。非專業人員做物業管理成為我國物業管理行業的奇怪現象之一。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分流人員、傳統房管局（所）的轉型人員等在一定程度上依舊充斥著物業管理市場，管理人員普遍素質低，服務不到位。《物業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中第 33 條規定：從事物業管理的人員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取得職業資格證書。但實際從事物業管理的人員中取得物業管理員職業資格的人數并不多，具備高級管理資格（如物業管理企業經理、部門經理、“三總師”等）的人員更是鳳毛麟角，這種人才不足的局面，已經嚴重影響了物業管理行業向高水平發展。

2.2業主的物業知識缺乏

一方面，輿論宣傳缺乏明確的政策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某些媒體為了吸引觀眾、讀者，缺乏職業精神與職業道德，肆意擴大物業管理中的矛盾報道，或者受企業恩惠為企業搖旗吶

喊。熱衷于典型事件的吵作，而缺乏對社會、對企業、對業主的理性引導和宣傳，甚至缺乏公正而深刻的思考。

2.3物業管理收費難是物業管理企業發展的羈絆

《條例》中規定業主的義務之一是按時交納物業服務費用。在物業管理中也應該貫徹“誰享用，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以形成物業管理資金的源泉。但是，傳統的福利住房消費觀念還有相當的慣性，服務標準與收費標準不符等現象時有出現，許多物業公司收費范圍和價格透明度低，有的公司收取物業費后，一些維修工作仍需要繳費，而物業公司提交的物業收費預算、決算等財務報告也存在問題，收費難問題依然困擾著各物業管理企業，這些都極大的影響了物業管理的健康發展，同時，也使物業管理主體雙方產生了后續的不良連鎖反應，也遏制了物業管理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

2.4物業管理企業規模小，缺乏市場競爭力

據資料顯示，1997 年底我國約有物業管理企業 7 000 家，至 2003 年底達 2 萬余家，增長速度極快。建設部 2003 年頒布的一級資質物業管理企業只有 78 家。盡管物業管理企業數量較多，但市場份額普遍較小，經營管理水平更是參差不齊，企業缺乏創新能力，相互模仿嚴重，既不利于自身發展，也不利于抵御港澳臺地區及外國同行的“入侵”。

2.5物業管理法制建設仍需進一步完善

隨著我國住房制度的改革，從福利分房轉向個人購房，隨之而來產生居民小區的物業管理問題，但由于我國的相關法律體系尚未出臺，近兩年引發多起群體糾紛。雖然 2003 年國務院出臺了《物業管理條例》，相關部門又陸續頒布了《物業服務收費管理辦法》和《前期物業管理招標投標管理暫行辦法》等行政規章，但現有的物業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一種剝奪業主選擇權、強迫業主接受有資質（甚至沒有資質）的物業管理公司管理模式，據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社區管理”課題組對北京 70 個居民小區的調查結果顯示，住房質量引起嚴重糾紛的小區占 22.8%，與物業管理公司發生嚴重糾紛的小區占 80%，隨意修改規劃的小區占 34.2%，產生肢體沖突與暴力沖突的占 37%，在所有這些糾紛中因公用財產被嚴重侵占的占 60%，這充分說明現有管理模式存在著弊端。

2.6地區間發展不平衡

從我國物業管理的發展實踐看，南方地區、經濟發達地區、沿海城市和大城市物業管理開展比較早、發展快；北方地區、經濟不發達地區、內陸城市和中小城市相對較慢。深圳市是全國物業管理發展較好的城市，在建設部公布全國第一批 40 家物業管理資質一級企業中深圳占了 18 家；全市有 146家住宅區獲得“全國城市物業管理優秀小區”稱號，占全國的 1/7.據不完全統計，2002 年底全國實施物業管理的覆蓋面已占物業總量的 38%，經濟發達城市已達 50%以上，這說明，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不發達地區在物業管理方面的差距相當大。[2]

3我國物業管理發展趨勢

近些年來，我國房地產業迅速發展，物業服務伴隨著房地產的發展也在不斷尋求突破。市場的需求正交匯于一點，那就是物業管理將不僅僅局限于安防、綠化、維修等產業鏈的末端服務，還要求物業服務企業能給客戶提供更多的對物業資產管理方面的有效支持。

物業管理升級是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物業管理專業化，最根本的目標其實在于降低管理成本并使物業保值增值，這也正是對物業進行資產管理的價值所在。

資產管理，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特指證券市場范圍的資產管理業務，在此不贅。廣義上則是指資產管理人接受資產委托人的委托，依照委托人的意愿或請求，對委托資產進行管理運作，以實現特定目標的行為。這種特定目標可能是資產保值、增值，也可能是其他目標。對不動產的物業管理，即住宅區、寫字樓及其他樓盤的業主委托專業機構管理，是最

典型的資產管理。

將物業管理上升為資產管理，不僅能使擁有的物業資產保值增值，更能通過一系列資本運作，使其成為一種新的資本，增強資產的流動性，成為新的利潤增長點。況且物業服務企業進行資產管理具有一定優勢。

鑒于中國房地產業的蓬勃發展，物業管理作為其后續產業，必將隨之不斷成熟。成熟的物業管理市場，是由成熟的房地產市場、成熟的開發商、成熟的客戶（業主）以及成熟的物業服務企業來共同實現的。資產管理作為物業管理未來的發展趨勢，還需要各方面做進一步探討。

21世紀，是中國物業管理行業由發展、完善到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階段，物業管理行業將要進入一個市場競爭激烈、管理趨于完善、服務理念不斷提升的時期。對物業管理行業而言，面臨質量理念和品牌理念的角逐、市場環境的變化、競爭格局的形成、高新技術的應用以及消費觀念的更新等問題，要求物業管理企業從服務觀念到服務方式，從經營理念到市場定位，各方面都要作出相應的變革，才能適應市場發展的需要。

參考文獻：

[1] 回顧我國物業管理行業發展的30年歷程

[2] 湯宜林 我國物業管理存在的問題與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