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世界政黨比較研究讀書筆記

世界政黨比較研究讀書筆記

2008黨史黨建研究生班 鄒旭東

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是西方民主憲政和議會民主的產物，同時也是民主憲政和議會民主的重要標識。易言之，現代政黨是隨著選舉權的普及和政治參與的大眾化而逐步發展起來的，但同時，現代政黨又是選舉權普及和政治參與擴大進程中的主要推動者。在這個意義上講，政黨和政黨政治已經成為一種普遍性的世界現象，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和研究。政黨和政黨政治研究成為政治學研究的傳統題域之一，進而又成為現代政治學的重要分支學科之一。

——摘自張小勁《關于比較政黨研究基本路徑的歷史考察及其思考》

兩極格局解體之初，世界范圍內的政黨政治格局發生較大變化。在原蘇東地區和非洲 國家出現多黨制浪潮，世界新增大小政黨上千個，包括民族主義政黨、社會民主主義政 黨、新自由主義政黨、保守主義政黨、綠黨等。有的國家還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或是帶 有很強宗教色彩的政黨。在多黨制浪潮的沖擊下，發展中國家和原蘇東地區轉型國家一 些曾經長期執政的政黨力量和影響受到削弱，有的陷于分裂，有的走向瓦解。總的說來，這些國家的政黨格局當時多呈散亂無序狀態。各政黨力量消長起伏不定，政黨之間的 關系紛亂迷離，黨派斗爭顯得極為尖銳、復雜和激烈，有時甚至導致劇烈的社會震蕩和 沖突。一些發達國家長期形成的兩黨制格局也開始面臨“第三黨”和獨立力量的挑戰。

——摘自柴尚金《世界政黨政治的變化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它是在階級社會中，一定的階級或階層的政治上最積極的代表，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別是為了取得政權和保持政權，而在階級斗爭中形成的政治組織。

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本質上是特定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階級政治力量中的領導力量，是由各階級的政治中間分子為了奪取或鞏固國家政治權力而組成的政治組織。

我們認為，政黨本質上是特定階層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由特定階層中以部分最積極的分子組成的，具有明確政治主張，為奪取、影響和鞏固政權而開展活動的政治組織。

政黨是現代國家中有著特定政治理念的社會團體。通常有特定的政治目標和意識形態，針對國家和社會問題有各自的主張。在競爭式民主國家里(即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政黨透過在選舉中獲勝、并以執政為目標。

政黨功能：

1、凝聚階級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識。

2、集合和發展階級政治力量。

3、影響和領導社會政治。

4、培養本階級的政治骨干。

5、影響國際政治和國際事務。

——摘自百度網

當前，隨著世界政黨政治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政黨政治對當代國際關系的影響越來越大。在愈演愈烈的反全球化運動中，不少國家的左翼政黨積極躋身其中。許多跨國政黨組織對地區和國際事務的關心程度越來越高，一些世界性政黨組織和區域組織加快介入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步伐。這是世界政黨政治發展變化中值得關注的兩個問題。

左翼政黨積極參與反全球化運動

國際政黨組織積極介入地區和國際事務

政黨國際性組織在新世紀積極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目前世界上有四大政黨國際組織，即社會黨國際、基督教民主黨國際、自由黨國際和保守黨國際。

——摘自金鑫《世界政黨關注全球化》

冷戰后政黨政治的走向給我們的啟示：

冷戰后政黨政治走向的幾個特點，這對我們深化對政黨政治的思考，是十分有益的。

第一，冷戰后政黨政治面臨的新條件和新環境，使原有的政黨政治模式在許多方面已不能適應新情況的要求，各種類型的政黨都在謀求通過改革來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因此，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極化一樣，世界的政黨政治也將趨向多樣化。無論對哪個政黨來說，改革都是大勢所趨。需要強調的是，把這種趨勢理解成走向多黨制是毫無道理的。對各國來說，有生命力的政黨體制只能是符合本國實際的政黨體制。

第二，有影響力的政黨，特別是執政黨，在保證不失去原有基本群眾的條件下，將盡可能廣泛地顧及不同利益集團、特別是中間階層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努力尋求不同社會利益之間的妥協、調和而不是對抗。國家職能要求政黨擔負更多的社會協調功能，也強化了這種取向。在這種情況下，政黨提出的政策和主張往往不完全反映政黨的本質要求。所以，有時很難根據政黨的行動綱領（甚至綱領）來確切地描述該政黨。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黨的綱領作為“旗臶”，其含義已經有所改變：與其說是要表明自己的觀點，不如說是為了招徠更多的支持者，因而往往帶有濃厚的調和色彩。

第三，政黨的上述取向，在相當程度上會帶來意識形態的模糊不清。和以前政黨之間的立場、觀點、政策涇渭分明不同，政黨的政策、甚至意識形態會出現相互交錯、相互包容的現象。正因為如此，以意識形態來確定政黨關系的親疏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可以肯定，任何一個有影響的、期望執政的黨的觀點和主張，都是這個黨力圖使自己適應盡可能廣大的階層的要求的結果。由此可見，鄧小平同志關于尊重別國人民的選擇、不對別國黨的內部事務說三道

四、也不允許別人對我們黨說三道四的主張是十分正確的、意味深長的。

第四，由于各國政黨都面臨通過改革來改進黨的活動的任務，各類政黨之間的相互借鑒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應當用辯證的態度對待不同類型的政黨和政黨體制之間的比較和借鑒。一方面應該看到，各國的政黨和政黨體制之間因國情、黨情的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異，因而任何對別國模式的移植和照搬照抄都不可能成功；另一方面也應看到，由于各國政黨所處的時代相同，運作中要解決的許多問題具有相似性，某些方面的學習、借鑒又是可能的。由于復雜的主觀和客觀原因，過去我們比較強調的是前者，而基本回避了后者。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我們有必要在觀念上有所轉變。

——摘自王長江《淺談冷戰后世界政黨政治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在世界政黨數量急劇增加的同時，政黨政治還日益呈現出區域化和國際化的特點。世界政黨政治的格局正由原來的相對單一向多元化方向發展。許多政黨的階級基礎逐漸“中間化”，一些國家的政黨呈現“全民化”趨勢。世界各國的政黨在政策綱領、意識形態等方面表現出“求同存異”的愿望。

——摘自鄧曉丹、陳業林《當代世界政黨政治的新變化》

執政就是政黨對公共權力實施占有和運用的行為。政黨首先是一個為了獲得權力而組織起來的團體。因此，世界上任何政黨都想執政，并且是長期執政，但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本文試圖探討世界一些政黨爭取和保持執政的一些基本方略。

發展經濟是執政政績的關鍵 政黨要發展壯大和保持執政地位，需要有切實的政績。要獲得民眾的支持，政黨必須有切實的政績給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沒有讓民眾滿意的政績，就不可能得到民眾對政權的信任、支持、擁護和認同。當代最主要的政績是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綜合國力。一般來說，政黨政績突出時，執政地位就鞏固，反之執政地位就會削弱。如果民生凋敝、國家衰敗，政黨的執政地位肯定會搖搖欲墜。

執政政績的一個關鍵是促使經濟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的確，在一個貧窮的社會里，誰能更有效地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誰就更能代表民意。在全球化世界各國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能否使經濟有較快的發展，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問題，也是發達國家面臨的重要問題。因此，執政黨要根據國內外經濟環境和本國發展水平，尋求合適的發展模式，制定明晰的發展戰略，促進經濟發展。很多國家的執政黨都把實現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作為施政重點。

爭取民意是政黨執政的根本

執政對一個政黨的生存和發展具有巨大的意義。通過執政，政黨使得自己的綱領得以實施，滿足大多數政黨成員的政治訴求，滿足黨內精英分子的從政渴望。政黨可以借助公共權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可以利用制度的權威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號召力。政黨在執政后掌握了國家主要的經濟力量，運用公共權力就能支配相應的人力、物力、財力等。政黨在執政后意識形態方面上升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可以通過國家宣傳機器進行意識形態宣傳等。

政黨要獲得執政地位，理論上有多種途徑，主要是合法途徑、非常途徑和建國途徑。合法途徑是指在國體、政體不變的情況下，政黨遵照既有的憲法、法律和政治游戲規則，通過平等競爭獲得執政地位，成為執政黨。西方發達國家的政黨，通常是通過這種方式取得執政地位的。在這種情況下，政黨服從國家法律，依照法律行使公共權力。非常途徑指政黨不承認現存的政治體制，甚至現存的政治制度，目標是改變這種制度。這些政黨往往通過極端的手段、乃至暴力斗爭的形式取得政權。革命成功后的共產黨執政屬于這種類型。還有其他一些特殊情況下上臺的政黨也是這樣。建國途徑指在部分發展中國家，政黨在建國過程中獲得執政地位。從殖民地獨立的國家中，一些政黨因為領導獨立運動而自然成為執政黨。當代在大多數情況下，政黨需要通過合法途徑取得執政地位，尤其是通過選舉競爭取得執政地位。

一個政黨能否發展壯大和上臺執政，最根本的在于是否代表民意。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當代世界民主化潮流的洶涌，民主在縱深發展和全球擴張，民眾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要求普遍提高。這些對政黨的民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當代各種各樣政黨的興衰成敗乃至生死存亡，深刻而生動地證明這個簡約而深邃的道理。

政黨執政需要民意基礎。在多黨制民主選舉的國家，這種民意直接地、周期性地通過選舉顯示出來。選舉對西方政黨的執政是至關重要的，參加選舉是一些政黨最重要的活動。選票的張數是衡量是否代表民意的最基本的指標。順應民意的政黨才能得到選民的認可，從而發展壯大，有機會上臺執政。不能代表民意的政黨，就在選舉中失敗。而背離民意的政黨，最終走向衰落。即使在非多黨制甚至是非選舉制的國家，民意也通過各種途徑顯露出來。如果政黨不能代表民意，在突發的事件中民眾的不滿最終也會結束政黨的執政地位，甚至是政黨的存在。

爭取民意就要聯系民眾、親和民眾。西方政黨為了贏得選舉和取得議席，試圖以各種方式從民眾中多拿選票。一是組織聯系。西方很多國家政黨重視同各種社會團體的關系，通過聯席會議、俱樂部等，擴大黨與各階層群眾的對話與聯系。二是政策聯系。為了吸引民眾，許多政黨都重視施政方針的制定和完善。選舉的過程實際上是政黨政策不斷完善的過程。

科學執政是政黨成熟的標志

一個成熟的政黨，不僅能獲得執政地位，而且要科學執掌政權。

科學執政的政黨首先要妥善協調社會矛盾。

科學執政的政黨要處理好執政黨和政府的關系。

——摘自陶文昭《世界政黨執政的基本方略》

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給黨的建設帶來了一系列前所未遇的新情況、新問題，迫切地呼喚著黨建理論的充實和進一步發展。面對這種狀況，越來越多的黨建理論和實踐工作者認識到，要把黨建研究引向深入，十分有必要拓寬視野，把對世界各類政黨及政黨體制的研究作為黨建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積極開展對這一問題的研討。這是正確的。實踐已經表明，在當今世界政黨政治成為普遍現象、而政黨政治在發展中遇到的難題又有許多共性的情況下，研究、比較各類政黨和政黨體制的運作，總結他黨發展的經驗，吸取他黨衰敗的教訓，不但對于我們把握時代趨勢，了解政黨政治的發展規律，而且對于我們在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實踐中少走彎路，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不同政黨之間可以比較、借鑒，通過比較和借鑒從中獲得對我們黨有益的東西，這是毛澤東為首的黨的領導人在建國不久就已經明確表達過的思想。在50年代，除了向蘇聯共產黨學習早已成為全黨上下的長期共識之外，黨的領導人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態度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周恩來在一次談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的批評和監督時談到，“資本主義國家制度我們不能學，那是剝削階級專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08頁）劉少奇在1956 年黨的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舉出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車上班、華盛頓做八年總統之后退為平民、艾森豪威爾先貴為總司令、又當大學校長等例子，認為“資產階級有些制度也可以參考”。（《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647 頁）這些思想都充分肯定了不同政黨、不同政治制度之間相互比較、相互借鑒的可能性，反映了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態度。

不同政黨和政黨體制之間之所以可以借鑒、比較，就在于它們有一定共同性。政黨的階級性不同，但政黨都以取得政權或維持政權為基本目標，都要努力克服自身的缺陷以保盡可能長期地執政，都要處理好和黨的基本群眾的關系，都要依靠黨員來開展活動。因此，政黨的活動是有共同規律可循的。毛澤東當年認為斯大林破壞法制的行為在英美等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說明他也承認這些國家在操作機制上有某些可借鑒之處。

遺憾的是，這些重要思想在后來的實踐中未能得到張揚。相反，在“左”的思想（此外還有大量復雜的客觀原因）影響下，我們對幾乎所有外來的東西都越來越采取了簡單否定的態度，從而逐漸走上了一條自我封閉、教條僵化的道路。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泛濫，黨內外監督制約機制的不健全，以及實行黨政不分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都曾給我們黨帶來了極其嚴重的教訓。我們常說，我們走的是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因而犯錯誤和付出代價在所難免。但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就會發現，正是在我們出現這些失誤的同時，世界上有許多政黨在探索克服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克服過度集中帶來的弊端和建立監督制約機制的路子，有的黨還取得了較大的成果。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能堅持學習、借鑒的思想，認真吸取其他執政黨的經驗和教訓，我們黨完全有可能避免重大錯誤，為此付出的“學費”也肯定要少得多。由此可見政黨比較研究的實踐意義。在改革開放、大量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的情況下，在各國、各黨之間交往日益頻繁的情況下，在政黨操作方面遇到的問題越來越具有相似性的情況下，這種研究的意義不但不會縮小，而且將更進一步地擴大。

在了解了開展政黨比較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之后，進一步探討進行這一研究所應遵 循的基本原則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絕對不能把對別國黨的比較、學習、借鑒等同于照搬照抄它們的模式。在世界各國，任何一個對本國政治和社會進程有影響的政黨，或長期存在、有相當穩定性的政黨體制，都是在不斷適應本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因此，盡管這些政黨和政黨體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毛病和弊端，有的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制度性矛盾，但其存在本身就說明，它還有一定的生命力。承認這一點，我們才能對這些政黨和政黨體制作出比較實事求是的評價，從中汲取對我們有用的東西。然而在這里，必須明確區分這樣一點，即：承認一個政黨或一種政黨體制有它存在的理由，并不等于認為這種類型的政黨和政黨體制對我們國家也同樣適用。相反，一種政黨和政黨體制之所以長期為該國人民所接受，恰恰是因為它對于本國國情的適應。離開了國情，它就很難生存。

其次，政黨比較要貫徹尊重別國黨、別國人民歷史選擇的原則。在政黨比較中，有一些原則性的大是大非問題是需要澄清的。因為我們進行政黨比較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基本觀點必須堅持。此外，我們用來進行政黨比較的根本思想武器也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點上不應當有任何含糊。但是，澄清是非的目的不是要對別國黨及其做法蓋棺論定或施加影響，而是要通過總結別人的經驗、教訓來思考深層次的問題，以保持清醒的頭腦，做到心中有數，既不封閉自己，也不隨波逐流。就象鄧小平再三強調的那樣，黨不論大小，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這是我們黨總結幾十年歷史經驗得出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結論。

再次，政黨比較要以加強和改進我們黨的建設為落腳點。這是我們進行政黨比較的目的所在。離開了這一點，研究這一問題就失去了意義。當前，在我們黨的建設實踐中，的確遇到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但是，放眼世界，遇到問題的并不只是我們黨，也并不只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西方發達國家不少久經考驗的政黨和政黨體制的日子也不好過，甚至已經發生危機。這說明，政黨政治從總體上看處在一個變革的階段。變革階段既充滿困難，又蘊含著新的發展機遇。因此，適應這種變革的要求，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建設的新思路，黨的建設是能夠得到加強的。發展對各類政黨的比較研究，是這種探索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把這一研究的根牢牢地扎在加強和改進我們黨的建設上，這個課題就肯定會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課題。

——摘自王長江《政黨比較——黨建研究中一個亟待開拓的新領域》

以歐洲聯合為目標的跨國政黨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就已經出現。如基督教民主黨人成立了“基督教精神的民主黨國際秘書處”。[2](P.32)但其影響非常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后初期，為歐洲聯合而進行的政黨的跨國合作才漸成氣候。1940年冬天“國際基督教民主聯盟”建立；1943年6月，歐洲社會主義合眾國運動成立；1947年3月，基督教民主黨人又成立了國際新政黨。1949年5月，西歐10國成立了一個聯合機構——歐洲委員會。在該委員會下設立的一個議會性質的咨詢議會中出現了三個政治小組，也有人稱之為黨團，它們是基督教民主黨團，社會黨黨團和自由黨黨團。[3](P.82)從跨國政黨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跨國黨團的發展是一個創新，為以后類似組織的創立樹立了典范。1952年9月25日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根據部分成員國議員的建議設臵了一個代表機構——“共同大會”。1953年1月，共同大會的代表同意大會的專業委員會的構成除了反映國家的平衡外還要反映不同政治趨向的平衡。以此為契機，1953年3月，議員們自發地組建了黨團。共同大會對這一發展因勢利導，隨后制定了組建黨團的規則，并向黨團提供財政補貼。最初形成的黨團共有三個，它們是基督教民主黨團、社會黨黨團和歐洲自由黨及聯盟黨團。1958年，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歐洲大會取代了共同大會，議員們開始按黨團就座。議會中的黨團數量一直很少，直到1965年，法國的戴高樂主義者才組建了一個新的黨團——歐洲民主聯盟黨團。1973年歐共體第一次擴大，英國、丹麥和愛爾蘭加入，又出現了一個保守黨黨團。共產黨黨團也在這一年成立。除歐洲議會黨團外，各類政黨還在歐洲議會外建立了聯系。歐共體各國社會黨的最初合作是以社會黨國際章程中指導成員黨進行區域合作的條款為基礎的。在共同大會社會黨黨團的提議下，1957年共同體六國的社會黨在盧森堡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大會為政黨的跨國合作提供了一種制度支持。[4](P.84)除了代表大會外，這期間還建立了一個常設的歐共體社會黨聯絡處。基督教民主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成立的國際新政黨是面向整個歐洲的。1965年國際新政黨更名為歐洲基督教民主聯盟。盡管這個組織面向整個歐洲，但和歐共體保持著聯系。自由黨家族的政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很少有跨國合作的經歷。1947年它們才建立了自由黨世界聯盟，后更名為自由黨國際。1952年自由黨歐洲聯合運動成立。它是獨立于自由黨國際的，其成員主要來自歐共體成員國。[5](P.455-469)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除了上述三個主要的政黨家族外其他政黨在歐洲議會外幾乎沒有歐洲聯合框架下的跨國聯系。即使這三個主流政黨家族，其跨國聯系的制度化程度也是很低的。

促進各國政黨加強歐洲議會外合作的是歐洲議會直接選舉。《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第21條第3款規定，共同體大會的代表是由各國議會每年指派的或通過直接選舉產生的。[6](P.201)但由于種種原因，歐洲議會直接選舉到20世紀70年代初才提上議事日程。各類政黨因為歐洲議會選舉而加強了合作，這種合作的結果就是跨國政黨聯盟的成立。

1973年秋，歐共體社會黨常設聯絡處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該小組被授權起草關于建立社會黨聯盟的報告。1974年4月歐共體社會黨聯盟正式成立。1972年，自由黨國際巴黎大會也決定成立歐共體范圍內的自由黨跨國政黨聯盟。1976年3月26日歐洲自由民主聯盟正式成立。歐洲基督教民主聯盟在70年代初成立了一個特別的工作小組，籌備建立了一個面向歐共體成員國的政黨聯盟。1976年4月29日，歐洲人民黨——基督教民主聯盟正式成立。作為歐洲政治舞臺上的一種新生力量，綠黨在1984年也建立了一個跨國協調組織——歐洲綠黨協調。盡管它成立在歐洲議會直接選舉之后，但也被認為是對歐洲議會直接選舉的反應。[7](P.63)歐洲跨國政黨聯盟的成立被很多人看成是劃時代的大事。早在1971年，亨克〃弗列德靈就認為，隨著權力結構從民族國家層次向歐洲層次的轉移將自動出現政黨的“共同市場”。[8]而在跨國政黨聯盟成立之后，另一個學者馬昆德也發出了“政黨之歐洲”的預言。[9](P.425-445)政黨的“共同市場”和“政黨之歐洲”含義都是政黨將在歐洲層次上發揮類似其在國內政治中發揮的作用，歐洲將超越民族國家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比利時前首相、歐洲人民黨前主席萊昂〃廷德曼斯指出：只有歐洲層次的政黨才能成為跨越公眾的期望和政治的無能之間的鴻溝的橋梁，并把這些期望變成具體的政策性建議。[10](P.316)人們從跨國政黨聯盟和歐洲議會黨團身上看到了國內政黨體系中議會外政黨和議會黨團的影子。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跨國政黨聯盟的成立被視為“歐盟跨國政黨網絡”形成的標志。

二、發展

歐洲議會直接選舉之后，歐盟跨國政黨網絡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除了歐洲議會黨團、歐洲跨國政黨聯盟外，又在新成立的區域委員會中出現了新的黨團。

(一)歐洲議會黨團。歐洲議會直接選舉之前黨團的特點是：

一、黨團數量少，代表性不強。由于歐洲議會議員是各國議會委派的，這就導致各國議會中的小黨無緣進入歐洲議會，使歐洲議會黨團的格局不能反映歐洲政黨結構的實際情況。二是歐洲議員具有雙重身份，且流動性太強。歐洲議員同時是國家議會議員和歐洲議會議員，他們在履行職責的時候往往會發生“效忠沖突”。同時，由于各國議會換屆的時間和任職的年限不同，歐洲議員因而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從而影響了黨團內部的協調與合作。第三，歐洲議會黨團和歐洲主要政黨家族呈明顯的對映關系，黨團具有明顯的排他性。例如社會黨黨團是由共同體各國的社會黨議員組成的，基督教民主黨團是由基督教民主類政黨的歐洲議員組成的。歐洲議會直接選舉后，歐洲議會黨團發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首先，黨團的數量增加了。歐洲議會直接選舉后，議會的席位大幅度的增加，從198席增加到410席(1979年)，而目 前更是多達625席，從而使非主流政黨有可能進入歐洲議會。同時在歐洲議會選舉過程中，大多數選民認為歐洲政治不如國內政治重要，因而他們關注的焦點是國內政治。在歐洲選舉中，選民可以投反對黨的票以表達對執政黨國內政策的不滿，而不會冒政府倒臺的風險。由于這些抗議票的存在，執政黨往往會丟失選票，而反對黨和小黨或新出現的黨則有可能獲得較好的成績。雷夫因而把歐洲議會選舉稱為二流選舉。[11]這種“二流”性質使歐洲議會中的非主流政黨的數量大增，從1979年至今，大約為8～11個。

其次，歐洲議會黨團呈現出強烈的內生發展趨向。迪韋爾熱教授把政黨的生成模式分為兩類，即由議會黨團生成的內生模式和由工會等議會外組織生成的外生模式。[12](P.1-37)根據這一理論，直接選舉后的歐洲議會黨團明顯呈現出內生特征。1.歐洲議會關于組成黨團的最低限額的規定對小黨團的影響非常明顯。當前的規則是，由全部來自一個國家的議員組成的黨團的最低限額為29人，兩個國家的為23人，三個國家的為18人，4個國家的為14人。[13]為了組成黨團，人數較少的政黨家族不得不與其它家族的政黨共同組團。2.《單一歐洲法令》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使歐洲議會的權力有了較大的增加，而要行使這樣的權力則要獲得歐洲議員的絕對多數(而不是參與投票的議員的多數)的支持才是可能的。但要獲得這樣的絕對多數并不容易。例如在1989年，歐洲議員總數為548人，其中社會黨黨團為181人，人民黨黨團為121人，歐洲自由民主與改良黨團為49人，歐洲民主黨團為34人。即使是只有20%的缺勤率也要求歐洲議會在得到占出勤人數的61%支持的情況下才能行使權力，而歐洲議會的缺勤率通常為30%。這意味著人民黨和社會黨兩大黨團要占到歐洲議會總席位的66.5%才能行使歐洲議會的權力。對由保守黨組成的歐洲民主黨團來說，它不愿意看到歐洲人民黨和歐洲社會黨兩大黨團的壟斷得以維持，但也不愿意看到由于歐洲人民黨的削弱和保守黨的邊緣化而使歐洲的法律和政策更加受到左翼的影響。這就導致了1993年1月歐洲人民黨團和歐洲民主黨團的合并。如今，除了社會黨黨團外，其余黨團的組成都受到歐洲議會規則的影響不再由單一類型的政黨代表構成。歐洲議會黨團的內生型發展趨勢說明它和跨國政黨聯盟的關系并不是國家政黨體系中議會黨團和議會外政黨的關系。

(二)跨國政黨聯盟。它成立之后并沒有發揮人們所期望的作用。首先，在起草共同的歐洲選舉綱領方面遇到了麻煩。就歐洲人民黨而言，德國黨強調建立反社會黨人的陣線，而比、荷和意三國的黨則認為這會破壞其國內政治舞臺上基督教民主黨與社會黨人的聯盟，因為在這些國家這種聯盟不僅平常，而且已經成為國內政黨體系穩定的基礎。歐洲自由民主與改良聯盟的綱領由于其規定各部分都對成員黨有約束力而被認為是聯盟主義傾向最濃的綱領。但由于多數成員黨要求保留充分的自主權，因此所謂有約束力的部分不過是各成員黨在多元主義、人權和民主等問題上普遍的認同而已。歐洲社會黨聯盟在第一次歐洲議會選舉時因意見分歧不得不放棄起草共同綱領，只達成了一個含糊的政治聲明。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各跨國政黨聯盟成員黨之間也難以進行有效的組織與協調。人們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幾乎看不到跨國政黨聯盟的影子。另外，跨國政黨聯盟的財政資源非常有限，組織機構也很不完備，專職辦公人員則只有幾個。

但隨著歐洲聯合的進展，跨國政黨聯盟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進入80年代歐共體各國為建立歐洲聯盟而進行了談判，特別是圍繞《馬約》而進行的談判和批準過程，對跨國政黨聯盟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由于進行條約談判的政府間會議的政治性強(即為歐洲政治和經濟聯盟做準備)，與會者都希望以意識形態為界尋求同盟者，而不是單純地以國家利益為中心；會議的議程由歐盟首腦會議確定，因而每次首腦會議之前的跨國政黨聯盟政黨領導人會議就成了制定共同政策的一個場所。政黨領導人會議的參加者是政黨聯盟成員黨的領導人，執政的成員黨的政府總理，政黨聯盟的主席和副主席、該政黨聯盟歐洲議會黨團的領導人以及在歐盟委員會中的委員，并且由于該會議的部分與會者將參加緊接著召開的歐洲理事會，該會議對歐盟政治進程的影響是可以想見的。政黨領導人會議的作用增強并得以制度化，這是90年代以來跨國政黨聯盟發展的一大特點。實踐證明，各國 黨需要跨國政黨聯盟這樣一個組織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尤其對各國的反對黨來說更是這樣。由于反對黨不能參加政府間會議，它們只能通過跨國政黨聯盟對政府間會議施加影響。如果一國反對黨的建議得到跨國政黨聯盟的采納，該跨國政黨聯盟中作為執政黨的他國政府首腦則在政府間會議上予以支持。

1992年簽署的《馬約》包括了一個所謂的政黨條款，為此，三個主要的跨國政黨聯盟聯合提出了一個文件，號召制定一個歐洲政黨法案。1992年11月，歐洲社會黨聯盟更名為歐洲社會黨；1993年6月，綠黨協調解散，成立了綠黨歐洲聯盟；1993年12月，歐洲自由民主與改良黨聯盟更名為歐洲自由民主與改良黨。歐洲人民黨的名稱也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即由原來的“歐洲人民黨——歐共體基督教民主聯盟”更名為“歐洲人民黨——基督教民主”，去掉了“聯盟”兩字。

(三)區域委員會中的黨團。區域委員會是由《馬約》確定建立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地方和區域當局在歐盟表達其利益的要求。如果說理事會代表了國家的利益，歐洲議會代表了歐洲公民的利益，那么區域委員會則代表了地方或區域當局的利益。區域委員會有222個成員和同等數量的候補成員。[14] 和歐洲議會一樣，區域委員會成立之后不久就成立了黨團。目前共有4個，分別是歐洲人民黨黨團、歐洲社會黨黨團、歐洲自由民主與改良黨黨團和歐洲聯盟黨團。區域委員會中的黨團的產生是歐洲跨國政黨體系的又一重大發展。

三、制度化

政黨的制度化是指“從可耗盡的組織向一種制度過渡。該組織失去了它作為工具的特點，它本身就變得有價值了，它的目標同它自身是不可分離不可區分的。這樣它存在的本身就成為它的大部分支持者的目標。”[15](P.53)歐盟跨國政黨的制度化就是指其從可“耗盡的”組織，從基本上是國內政黨的工具變為歐盟政治的一部分，國內和歐洲的政治家離開它就不能對歐盟施加影響。

歐洲議會黨團的制度化有兩個方面的含義：歐洲議會黨團是否具有穩定性，是否構成了歐盟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歐洲議會規則第29條對歐洲議會黨團的存在作了正式的規定。從前文的分析來看，盡管黨團的變動比較大，但黨團主體(三個主流黨團)仍是基本穩定，黨團的數量也大致穩定在8～11個。各黨團的組織結構也都大致相似。在經濟方面，歐洲議會有專門的黨團預算開支，這筆開支要占到歐洲議會預算的10%以上。在政治方面，根據歐洲議會程序規則，任命議會委員會委員，議會內部的領導職位，發言時間的分配都是根據黨團規模的比例來進行分配的。而向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委員會提出口頭質詢的權利、就重大緊急議題要求辯論的權利，要有黨團或委員會或29名議員一起才能獲得，黨團的優勢非常明顯。[13]為了獲得這種優勢，歐洲議員都盡量參加某個黨團，黨團的穩定性因而有了保證。其次，黨團已經成為歐洲議會重要的決策和組織機構。主要表現在：(1)黨團在歐洲議會內部的人事安排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歐洲議會中最重要的官員均由選舉產生，而選舉中黨團的作用是很大的。以黨團的名義推選的候選人更容易為其它黨團接受，黨團之間也往往會達成某種交易。(2)包括核心機構在內的議會各個機構基本上是由各黨團的代表組成的。議長會議由議長、副議長和黨團的主席組成，各專門委員會也是按黨團的比例組成的，其領導人的設臵也體現了黨團的比例。歐洲議會的司務署和秘書處的各總司的官員也來自不同的黨派。全體大會是議會的最高決策機關，也是以黨團為基本單位的。因此，可以說歐洲議會的活動主要表現為歐洲議會黨團的活動。

跨國政黨聯盟并不是歐盟的一個機構，因此對跨國政黨聯盟制度化的考察要從它們內部運作機制發展情況及其與歐盟機構的聯系及來看。

首先，就內部運作機制來看，跨國政黨聯盟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基本上被視為國內政黨組織在歐洲層次上的延伸，而不是某種議會外政黨。[16](P.142)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它們的決策權極為弱小。例如1993年之前社會黨聯盟執行局和代表大會僅能以多數原則通過一些對成員黨沒有約束力的建議，而具有約束力的決定必須要執行局全體一致和代表大會 的2/3的多數同意才能通過。即便如此，歐洲社會黨聯盟仍沒有執行這些決定的手段，因為它即不能開除也不能處罰任何政黨。《馬約》簽署之后，這些政黨聯盟試圖發揮傳統政黨那樣的功能。例如，1995年通過的歐洲社會黨章程規定了一系列具體的目標：在聯盟和整個歐洲范圍內加強改良運動，在各國政黨、各國議會黨團和歐洲議會黨團之間發展更緊密的合作，制定共同的歐洲政策，增強同歐洲貿易聯盟和專業協會的接觸，采取共同的歐洲議會選舉綱領等。這些目標類似于傳統政黨的目標：為政黨代表謀求政治職位，通過制度化的體系制定政策，為各層次政黨官員的合作和交流提供渠道，同傳統市民社會團體建立聯系。同時，每個跨國政黨聯盟在歐洲層次上都有常設的一系列辦公室和機關，都有一個執行委員會，它們由各國政黨的代表(通常是國際書記)和歐洲議會黨團的代表共同組成，每年開6次會；每個政黨聯盟都有一個主席和若干副主席，主席通常是國內政黨領導人，副主席有國內政黨的高級官員和歐盟機構中的高級官員；歐洲人民黨和歐洲自由民主與改良黨各有一個特別的領導委員會來管理跨國政黨聯盟的日常運營。主席、執行委員會和領導委員會在履行其職責時受到政黨聯盟秘書處的幫助。政黨領導人會議成為新的決策機構。從1974年開始，各跨國政黨聯盟就舉行非正式的領導人會議。90年代初，除綠黨外的三個跨國政黨聯盟的章程都把政黨領導人會議視為最高決策機關。

其次，與歐盟機構的聯系也得以深化。90年代之前，跨國政黨聯盟與歐盟機構聯系的渠道是歐洲議會黨團，但歐洲議會黨團并不承認自己是相應跨國政黨聯盟在歐洲議會中的代表。而政黨聯盟對歐共體機構內的政黨成員的影響幾乎不存在。90年代之后，跨國政黨聯盟與歐盟機構的關系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首先表現在它對歐洲議會黨團的控制有所加強。歐洲議會三大主要的黨團在其內部的規定中公開承認它們分別是歐洲社會黨、歐洲人民黨和歐洲自由民主與改良黨的黨團，政黨聯盟領導人會議有權批準哪個政黨或個人參加歐洲議會黨團。(注：綠黨是個例外。綠黨黨團無權參加歐洲綠黨聯盟的代表大會，而歐洲綠黨聯盟也不依靠綠黨黨團的資源。)歐洲議會黨團領導人可以出席政黨領導人會議。

跨國政黨聯盟與歐盟其它機構的聯系也取得了進展。歐盟委員會的成員全面參與了各自跨國政黨聯盟的工作。由于政黨領導人會議的出席者包括各成員黨的領導人、政府首腦和歐洲議會黨團的主席，而政府首腦又是歐盟理事會的成員，因而通過政黨領導人會議的工作對歐盟理事會的影響也在增加。歷史地看，跨國政黨聯盟與歐盟機構的關系經歷了從與歐洲議會黨團的單一聯系向與整個歐盟機構中的政黨成員的廣泛聯系的方向演變，這種變化尤其集中表現在政黨領導人會議上歐盟理事會參與角色的變化上。政黨聯盟對歐盟機構中政黨成員的行為的影響近年來不斷增強，說明政黨聯盟在歐洲層次上的制度化取得了進展，盡管總體水平仍然很低。

區域委員會中的黨團在成立后也迅速制度化，已經成為增強區域委員會的影響和作用的推動力量。在區域委員會內部，黨團在選舉區域委員會主席、各專業委員會主席和執行局的成員過程中具有較大的影響，特別在區域委員會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的人選問題上黨團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委員會的主席是由兩個最大的黨團——人民黨黨團和社會黨黨團經過協商輪流擔任。最重要的是由于黨團的存在，使區域委員會更容易形成建議，從而對歐洲建設施加影響。

——摘自王明進《歐盟的跨國政黨網絡》

西方政黨存在組織的上下分層，上級組織與下級組織的聯系總體不緊密。而中國共產黨的上級組織與下級組織聯系緊密，上下組織分明，內在聯系緊，存在著較強的制約關系。

西方政黨組織在橫向上擴展性不大，沒有整體性的交叉。而中國共產黨組織，則擴展性大，存在整體性的交叉。

西方政黨組織的內部結構，總體呈現“松散狀”，政黨組織的內部關聯不緊。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內部結構，總體呈現“緊密狀”，政黨組織內部關聯密切。

西方政黨的組織，與社會的其他組織，絕大多數不存在組織層面的聯系，更沒有組織意義上的隸屬、支配關系，政黨是相對獨立、分離的政治組織。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則不 同，與其他社會組織總體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是覆蓋、交叉、重合、包容的組織。——摘自郭亞丁《中西政黨組織結構比較分析》

第二篇：比較政黨制度

水門事件地點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或譯水門丑聞）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聞之一，其對美國本國歷史以及整個國際新聞界都有著長遠的影響，在1972年的總統大選中，為了取得民主黨內部競選策略的情報，1972年6月17日，以美國共和黨尼克松競選班子的首席安全問題顧問詹姆斯·麥科德（James W.McCord, Jr.）為首的5人闖入位于華盛頓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在安裝竊聽器并偷拍有關文件時，當場被捕。由于此事，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宣布將于次日辭職，從而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辭職的總統。有相關影視作品與此相關。

事件經過在1972年的總統大選中，為了取得民主黨內部競選策略的情報，1972年6月17日，以美國共和黨尼克松競選班子的首席安全問題顧問詹姆斯·麥科德（James W.McCord, Jr.）為首的5人闖入位于華盛頓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在安裝竊聽器并偷拍有關文件時，當場被捕。民主黨全國總部當時所在地水門大廈

事件發生后尼克松曾一度竭力掩蓋開脫，但在隨后對這一案件的繼續調查中，尼克松政府里的許多人被陸續揭發出來，并直接涉及到尼克松本人，從而引發了嚴重的憲法危機。1973年10月特別檢察官考克斯對總統尼克松的調查進入關鍵時刻，前者要求尼克松交出與水門事件有關的證據。20日，周六，晚。尼克松下令，要求司法部長理查德森罷免考克斯的職務。但理查德森拒絕了總統的要求。隨即辭職。司法部副部長拉克爾·肖斯接任司法部長后，也因拒絕罷免特別檢察官而辭職。最后司法部的三號人物博克成為司法部代理部長，才答應罷免特別檢察官。尼克松更動員FBI封鎖特別檢察官及司法長官、次長的辦公室，宣布廢除特別聯邦檢察局，把此案的調查權移回司法部。面對尼克松濫用行政權力來維護自己，招來國民嚴重指責。10月31日，美國眾議院決定由該院司法委員會負責調查、搜集尼克松的罪證，為彈劾尼克松作準備。1974年6月25日，司法委員會決定公布與彈劾尼克松有關的全部證據。7月底，司法委員會陸續通過了三項彈劾尼克松的條款。尼克松于8月8日11點35分致信國務卿基辛格宣布將于次日辭職，從而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辭職的總統。[1]編輯本段導致辭職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

從1972年6月17日詹姆斯·麥科德等5人闖入位于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總部開始，一直到1974年8月9日尼克松總統辭職，《華盛頓郵報》的兩位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對整個事件進行了一系列的跟蹤報道，正是由于他們報道的內幕消息揭露了白宮與水門事件之間的聯系，從而最終促使了尼克松的辭職。[1]在水門事件的大部分案情被揭露之后，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于1974年和1976年先后出版了兩本關于水門事件內幕的書《總統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又譯《驚天大陰謀》）和《最后的日子》（The Final Days），兩位記者在書中詳細記錄了采訪、報道以及挖掘整個事件的全部過程。[1]編輯本段詳細介紹起因

因結束越戰有功而連任的尼克松因此事垮臺

1972年6月17日晚上，美國民主黨總部的一位工作人員離開水門大廈后，偶然回頭看了看自己的辦公室，他驚異地發現，已經熄了燈的辦公室里有幾條光柱在晃動。不對呀，同事們都已經走了，誰又進了辦公室，不開燈，卻打著手電筒到處亂照。他馬上回到水門大廈，把疑點告訴了保安人員。保安人員立即搜查了有關的房間，抓到五個戴著醫用外科手套、形跡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人名字叫詹姆斯·麥科德，自稱是前中央情報局雇員。其實，他是尼克松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負責安全工作的頭頭，奉命到水門大廈民主黨總部安裝竊聽設備。第二天，《華盛頓郵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報道了這一事件。正在佛羅里達州比斯坎島度假的尼克松總統聞訊后，心里不由咯

水門公寓(3張)噔一下：如果民主黨抓住水門事件追查下去，他不但連任無望，而且馬上就會名聲掃地，有可能立即下臺。[1]他哪里還有心情度假，第二天就返回了華盛頓。白 1

宮，總統辦公室。已經是深夜了，尼克松還在與幾個最親密的助手們緊急商討應對措施。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大家都沉默了下來，有的猛抽著雪茄，有的端著咖啡杯卻久久不送到嘴邊，目光都集中到尼克松身上。尼克松思考再三，終于發話了：“不是有三個古巴人嗎，麥科德以前也參與過‘豬灣事件’，那么就把水門事件解釋成古巴人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而進行的竊聽活動。霍爾德曼，你去見一見中央情報局局長，叫他出面，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不要讓聯邦調查局插手。叫那幾個被抓的人不要開口，多花一點錢沒關系。還有，白宮里的人在大陪審團那里不要再胡言亂語了，這事由迪安負責。” [1]尼克松的競選對手喬治·麥戈文

助手們分頭行動，尼克松自己也赤膊上陣，在第一次競選連任的記者招待會上，信誓旦旦地向美國公眾表示：“白宮班子和本屆政府中，沒有一個現在受雇用的人卷入這一荒唐事件。”他還故作鎮定地表示，“令人痛心的不在于發生了這類事，因為在競選中一些過于熱心的人總會做些錯事。如果你企圖把這類事掩蓋起來，那才是令人痛心的。” [1]一系列的活動，特別是總統的表演，暫時欺騙了公眾。大選結果，尼克松以少有的壓倒性優勢擊敗了民主黨候選人喬治·麥戈文，獲得連任。正當尼克松和助手們彈冠相慶、得意忘形的時候，一封又一封匿名信寄到法院，密告水門事件還有隱情。[1]民主黨占優勢的國會，決定成立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對總統競選活動進行徹底調查。果然，1973年3月23日，麥科

德在法庭上將白宮法律顧問迪安暴露了出來。尼克松決定棄車保帥，讓迪安當替罪羊。迪安可不是任人宰割的角色，他不甘心束手就擒。在得知他的罪行可判四十年徒刑時，他主動向檢察官做了三小時的交待和揭露，想將功贖罪，換取赦免。[1]

發展

為了挽回局面，尼克松再次發表聲明，表示事先不知道水門事件，事后也沒有任何阻撓調查的行為，并為竊聽活動辯護，說這些都是為了國家安全，是合法的、必要的，從羅斯福

總統時開始，每一個總統都這么干。他企圖再次利用美國人民對他的信任來蒙混過關。[1]水門丑聞曝光后的尼克松接受采訪

不幸的是，一枚更大的定時炸彈爆炸了。水門事件委員會掌握了一個新的情況：尼克松從1971年年初起，為了記錄與手下的談話和電話內容，下令在白宮辦公室里安裝竊聽系統。委員會要求尼克松交出有關的錄音帶和文件資料。尼克松以行政特權為理由拒絕交出，并將事情鬧到上訴法院。不料，在經過三星期的考慮后，多數法官認為總統也要受法律的約束，必須交出錄音帶和文件資料。[1]尼克松惱羞成怒，下令免去調查水門事件的特別檢察官考克斯的職務。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美國各電視網立即中斷正常節目，向美國公眾報告這一爆炸性新聞。公眾的反應就像火山開始噴發，抗議電報像雪片一樣鋪天蓋地，輿論將尼克松與希特勒相提并論。連宗教界和原先支持尼克松的出版物，都憤怒地指責尼克松。血氣方剛的大學生則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整個美國像開了鍋一樣，群情激憤。在民意的推動下，眾議院決定對總統進行彈劾。尼克松決心頑抗到底，他一面銷毀錄音帶上對他不利的內容，一面繼續強調行政特權，表示“將遵循從華盛頓到約翰遜歷屆總統所遵循與捍衛的先例，決不做任何削弱美國總統職位的事情”。他交出的電話記錄千瘡百孔，大量重要的內容被諸如聽不見、無情報價值等字眼代替。尼克松的行為進一步激怒了公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裁決尼克松必須交出有關的錄音帶。[1]

真相

美國華盛頓水門公寓

新任命的特別檢察官在白宮被迫交出的錄音帶中找到了新證據，有一盤錄音帶上清楚地記錄著水門事件發生后六天，尼克松指示他的助手，讓中央情報局阻撓聯邦調查局調查水門事件，這是尼克松掩蓋事實真相的鐵證。整個白宮被驚得目瞪口呆，他們一直相信總統的清白，一直超出自己的職權范圍來保護總統，而總統卻從一開始就掩蓋真相，并欺騙他的顧問、公眾、國會甚至自己的家庭達兩年之久，每個人都感到被出賣了，就連共和黨的一批參議員、眾議員也建議他辭職，尼克松終于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1]編輯本段事件結果1974年8月8日晚上，尼克松不得不向全國發表電視演說，宣布辭去總統職務，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因丑聞而中途下臺的總統。[1]編輯本段社會影響水門事件之后，每當國家領導人遭遇執政危機或執政丑聞，便通常會被國際新聞界冠之以“門”（gate）的名稱，如“[2]”、“拉鏈門”、“虐囚門”等。編輯本段監督特征監督指向

橫向監督[3]

特點

一、這種監督模式是雙向的、互相的監督，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制衡的監督關系，權力監督關系的各個主體之間的地位是平行并列的。形象地說，這種權力監督機制是橫向左右式的，其基本要領是“職能分工，互相制衡”。在西方歷史中，沒有中國古代那種“高高在上”的御史監察系統，但其司法系統發達，政權也早已有所分化，近代以來更有立法、行政、司法三大職能的劃分。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中，不同職能的權力主體相互監督制約，普通民眾也能對官員以及政府甚至國王提起司法訴訟。[3]

二、在監督的范圍方面，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職權有明確的劃分，監督者不能代行、更不能取消被監督者的職權，也即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職能是不同質的，彼此不能互相代替。由此決定了這種監督模式是一種程序性監督，在具體的監督手段上，主要是運用特定的程序對被監督者的行為進行糾察，并不從實體上代替監督對象的職能。因而，在這種監督模式下，人們特別重視監督程序的設計。[3]

三、由于是相互的監督和制衡，因此不需要更多高層級的監督者來行使層層遞進的監督權，也不會產生一個不受任何監督的“終極權力”。這種監督模式側重于權力的橫向分工，而不是縱向的級別劃分，政權的縱向組織相對簡單。同時，任何一級權力都是分立的，所以不會有一個不受監督的終極權力。[3]

利弊趨向

橫向監督模式雖然在權威性和效率方面有所欠缺，但它的權力運行系統是正義的，不太容易出現專制，對普通民眾來說它是安全的。所以，這種模式的最大優勢在于它的目的正當性，它能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侵犯。這是近代憲政制度的“終極價值”。“憲政體制可以理解為一種寧可多支出一些時間與資源成本（等于犧牲一些效率），也要盡可能維護法律的客觀性與公平性，并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制度。”這種模式之下，公民的權利受到某一政府部門的侵犯，更容易獲得其他部門的救濟。[3]普遍地看，橫向模式下的各級官員，比縱向模式下的同聊具有更強的獨立性，唯上是從、阿諛奉承、拉幫結派等官場惡習可以減少到最低程度。這都是制度使然，而非其人道德特別高尚。因為政務官員的進退升降取決于多種因素、多個機構，而不只是其直接上司，因此下屬官員可以表現出較強的獨立性。經過多種因素的長期博奕，人們逐漸傾向于遵循一種公正的理性，而不是某種長官意志或強勢重壓。長期的熏陶與感染，使人們養成“以理服人”的理性政治思維，而不是“以勢壓人”的威權政治規則。[3]

事件解讀

上述的為官理念在“美國訴尼克松”案中，有非常生動的體現。在“水門事件”最緊張的時候，尼克松總統命令其司法部長理查森解雇“不識大體”的特別檢察官考克斯（隸屬于司法部），理查森不愿從命并請求辭職，副部長洛克肖斯同樣不肯干。尼克松只好請司法部第三號人物鮑克解雇考克斯，鮑克猶豫再三勉強答應。于是一夜之間，白宮宣布解除理查森和洛克肖斯的職務，任命鮑克出任代理司法部長。鮑克隨即簽署命令，解雇特別檢察官考克斯，并查封特別檢察官辦公室，扣押全部調查文件。這一事件被新聞媒體稱為“星期六之夜大屠殺”，引發了嚴重的憲政危機，是最終導致尼克松下臺的直接原因。[3]那么，在這場辭職**中，司法部長理查森為什么寧肯丟官去職，也不肯解雇特別檢察官呢？或者說，美國政府中的官員為什么會有如此堅強的原則性和良好的法治觀念？理查森的所作所為與美國憲政體制中的制衡和監督機制有直接關系。美國政府行政部門的重要官員，雖由總統提名，但必須經過參議院批準。在審批過程中，參議院可以要求被提名的官員作出某種承諾，作為批準任命的條件。這樣一來，國會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行政官員的人事任命權，政府高官若想官運亨通，不僅要聽命于總統，同時也要顧及國會的態度。原來，理查森也是在“水門事件”中被任命為司法部長的。在國會舉行的任命聽證會上，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特意要求理查森承諾不非法干涉特別檢察官的決定和行動。如果理查森言而無信，隨意撤換特別檢察官，將對他的個人信譽和未來的政治前途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實際上，理查森的行為后來得到了回報。水門案后，福特總統于1975年重新啟用理查森，他先后出任商務部長和駐英大使等要職，得到了極高的聲望。相形之下，1987年里根總統提名時任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的鮑克出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時，遭到了參議院的無情否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在“水門事件”中的不光彩表現。[3]道德上要求官員堅持原則固然非常重要，“但只有制度性的監督和保障，使耿直守法之士善終，令趨炎附勢之徒失意，才能真正在各級官吏中形成堅持原則、奉公守法的操守和風氣。” 橫向的權力監督模式，正是這樣的制度安排。[3]詞條圖冊更多圖冊水門公寓(3張)

詞條圖片(7張)

事件

白宮啟動政府關門應急計劃

美國白宮官員7日說，由于政府臨時預算到期日將至、兩黨談判尚無結果，白宮方面當天啟動應對聯邦政府關門的應急計劃。

白宮下屬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副局長杰弗里·津茨當天在白宮例行記者會上說，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當天下午開始向政府各部門發出通知，告知一旦預算到期、聯邦政府在8日后被迫關門的話，必須采取哪些措施，又有哪些行為應避免。聯邦公務員也開始陸續收到“放大假”的通知。

美國總統奧巴馬7日中午在白宮召見隸屬共和黨的眾議院議長約翰·博納和參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領導人哈里·里德，但沒有達成協議。根據白宮方面提供的消息，如果政府關門，大約80萬公務員將“放大假”，受影響的包括白宮、各部委、國會和聯邦法院，美軍軍餉也將停發。

奧巴馬政府向國會提交的2011財年（始于去年10月）預算案一直沒有獲批，聯邦政府一直在臨時預算案下運行。共和和民主兩黨已就此多次談判，但迄今未能達成共識。

美國政府關門為哪般

為什么會關門？政府把預算花光了

美國政府關門是有法可依的。《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九款規定“除依照法律規定撥款外，不得從國庫中

提出任何款項，一切公款的收支報告和賬目應定期公布”。

針對憲法的該款規定，美國1870年通過了《反預算過度法》（ADA），明確了政府應該如何獲得和使用預算，禁止政府超預算花錢，任何聯邦公務員違反ADA將被處以最高兩年的監禁并罰款5000美元，當政府提出的預算得不到國會批準時，政府應當關門（緊要部門除外）。

說白了，政府關門就是因為“差錢”，把預算花光了，沒錢支付公務員工資，只有關門大吉。

美國總統是聯邦政府的大老板，政府“差錢”，按照通常的理解就是總統“沒本事”向國會要錢。

美國總統到外地考察，地方政府官員沒有陪同的義務，甚至連見都不見，根本不給總統什么面子。

美國任何級別的公務員哪怕是總統，都沒有財政撥款權，即使花費一美元，也要到國會去申請。

政府如何關門？緊急部門依法運轉

政府關門并非所有部門都關門。根據法律，在政府關門期間，“在緊急情況下，如果某個部門不履行職責，會造成對人民生命和財產的直接危害”，這些部門要保持運轉。政府關門期間，以下部門和人員不受影響：

負責國家安全及與國家安全或人民生命財產有關的外交部門公務員；對一些預算沒用完的政府合同；醫院負責治療、護理、門診及公共健康的醫護人員；維護空中管制和其他交通安全、保護交通設施的人員；邊境警衛和海岸巡邏，保護聯邦政府的土地、建筑、河流等財產的安全人員；獄警和其他被監禁人員的看守；維護社會治安和犯罪偵查人員；急救和救援人員；發電站和供電部門；聯邦政府的貨幣儲備系統、稅收和財政部門；政府科研機構的安全警衛人員。

政府關門期間放假回家的公務員是沒有工資的，但公務員的健康保險在關門期間繼續有效，聯邦政府支付政府應付的保險費，公務員自己支付自己應付的保險費，或者在政府關門期間暫時欠著保險費，當復工時從工資里扣除。

關門有哪些后果？很多公共服務被暫停

政府關門雖然“教訓”了政府，讓政府“長了記性”，時刻提醒政府花錢時一定要精打細算，避免浪費，但社會也要為政府關門擔負一些成本。

2004年9月20日，美國國會調研局就政府關門的影響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報告，該報告對1995年12月16日～1996年1月5日政府關門造成的影響進行了評估。

健康衛生。一些政府財政支持的醫療機構不接收新病人，疾病預防控制部門也停止了檢測。

公共安全。酒類、煙草、武器和爆炸物品的申請程序延緩或停止，對犯罪兒童的救助及矯正工作暫停。

公園、博物館、紀念館。關閉了368個國家公園的景點，每天損失1420萬美元旅游收入，關閉的博物館和紀念館也損失了200萬參觀者。

簽證、護照。每天有2萬～3萬個簽證無法處理，20萬份護照申請延誤。

公民服務。40萬名新加入老年醫保體系的人因政府關門推遲登記，36萬次診所就醫被延誤，80萬次免費電話醫療咨詢沒有應答。

第三篇：《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讀書筆記

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

馬克垚

學林出版社

1.對封建社會的認識

從嚴復起，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把封建社會單純的理解為一種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會和經濟的內容。

陶希圣著《中國封建社會史》，主張周代的中國即封建社會，春秋之際，封建制度開始瓦解，但封建經濟卻一直延長到1500年。

瞿同祖著《中國封建社會》，以西方封建社會來比照、分析中國的封建社會，他認為“封建社會之綜合要點是土地所有權的有無以及主人與農民的關系”，封建社會只是以土地組織為中心的而確定權利義務關系的階級社會而矣。

杜學勝（臺灣學者）認為，周人封建的本質，乃是繼攻伐征服之后的武裝殖民，所以唯物史觀的封建制度與傳統的封建不相干。

西方學者更多的視封建制度為一種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鳩在其《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在“封建法律”的題目下，分析了西歐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臣關系、采邑制度、農奴制度等。亞當·斯密則認為封建法律是領主統治權、裁判權，其推行原是為了加強王權，但結果王權并未加強，領主權力依然過大，形成了封建等級制。西方的大多數史學家強調西歐的封建社會包括三方面的內容：第一、封建主之間形成的特有的封君封臣關系；第二、形成了與封君封臣關系相適應的封土制度；第三、國家權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領地內取得獨立的行政、司法權力。

2.關于西方封建社會的結束時間

觀點：西歐的封建社會，不應該截止于15世紀，也不應該截止于17世紀，而應該截止于18世紀。

理由：封建社會由于其生產力低下、發展緩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應該長一些。

現在人們往往認為哥倫布一航行，東西方就連成一片，資本主義在西方也就冉冉升起，大部分乃至所有的教科書也說的盡是資本主義萌芽、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之類。其實，西歐的進步遠遠沒有那么迅速，直到工業革命以前，西歐主要仍是一個落后的農業社會。資本主義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動，但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卻日益衰落。17世紀。歐洲發生了經濟危機，人口減少、疾病流行、農業停滯甚至倒退，工商業在有的地方也出現危機。在政治方面，到處都充滿了封建的統治。19世紀中期，托克維爾在他的《舊制度和大革命》中指出，“18世紀的歐洲，各地都充滿了封建特權···而且它們在歐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國沉重的多（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71頁）”。英國雖然革命了，但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在1688年政變之后，英國資產階級方才成為統治階級的微末的得到承認的一部分，一人是貴族地主的政治。至于東歐，則16到18世紀是封建統治的時代，更是沒有疑問的了（《馬恩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399頁；第二卷）。” 法國的史學家，中古史權威勒高夫在其著作《主張一個擴大的中世紀》一文中論證西歐中世紀應該延長。他的理由大致有三個：1.文藝復興不能算是中世紀與近代的分界，從古代到近代中間有多次的文藝復興，如8、9世紀的加洛林文藝復興，12世紀的文藝復興，大文藝復興在意大利為12至14世紀，在歐洲的其他地方為15到16世紀，還有后來的18-19世紀的文藝復興。2.歐洲的基本結構，從4世紀到19世紀一直未變，以馬克思的封建生產方式來說，也是從羅馬帝國滅亡直到工業革命。3.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內容還有，基督教在意識形態中的統治，一直延續到19世紀；英、法國王具有神奇的治病的功能，也一直到18世紀；把社會分為教士、貴族、第三等級的三等級論，也是到法國大革命為止。所以勒高夫主張，中世紀應該分為：早期中世紀，即4-9世紀，是古代世界衰落和封建制度形成時期；中期中世紀，即10-14世紀，為大發展時期；晚期中世紀，即14-16世紀，是危機時期；封建制衰落期，即舊制度時期，從英國革命到法國革命。

馬克思給資本主義社會以一個明確的定義：資本家剝削雇傭勞動者，攫取剩余價值的制度。馬克思研究了資本主義在西歐興起的問題，提出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理論，但馬克斯將西歐資本主義的開始定的很早，認為是在14、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的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而16世紀則開始了資本主義的時代。這種觀點極大的影響到人們對西歐封建社會的結束時間的確定。

3.中西封建社會初步對比

如果拿一個擴大的中世紀西歐封建社會來和東方封建社會進行比較，我們會看到，在主要方面，它們是相同的、可比的。在經濟方面，農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人力，畜力為主要動力，也有簡單的機械。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而且是越來越發展，說封建時代是自然經濟統治的時代，可能并非事實。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的結合。在政治方面，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國家形態主要是君主制的統治，其發展趨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官僚機構越來越健全。分裂割據的勢力時有出現，但不能說封建國家是主權分割的國家（西歐的封君封臣制只是當時西歐社會內部的一種支離破碎的政治結構，不足以成為組成國家的框架，正如中國的周到封建體現宗法制原則，但中國古代立國的原則并非宗法制）。當然，封建的中國和西歐，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也有許多的不同之處：如以生產力說，則中國古代偏重于經營精耕農業，西歐偏重于經營粗放農業；在封建田產的經營上，中國流行的是佃客分種制田莊，而西歐一度流行的時農奴勞役制田莊；在土地所有權上，中國的封建主對自己的地產有較大的處分權，而西歐封建主的地產往往有封受而來，對其地產的處分權，要受到上一級封主的一些限制。以這種獨立的地產相適應，西歐的一些城市也是獨立城市或者是自治城市，具有很大的獨立性，而中國的封建城市則是受到國家管轄、統治的。中國自秦漢以來就建立起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合理的官僚行政體制，而西歐的國家形態比較落后，諸國的官僚機構發展緩慢，國家大臣與國王的家臣長期不易區分，影響中央權力的集中等等。

4.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先決條件

韋伯在分析中國為什么沒有像西歐那樣出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時，提出了西歐資本主義存在的六個先決條件，即六項特征：合理的資本會計制度；自由市場；合理的技術；可預測的規律（即資本主義企業可以預測其運行規律以便于管理）；自由勞工；經濟生活商業化。

5.西歐重商主義盛行的原因

有一種比較簡單、直接的觀點：重商主義是西歐中世紀時期各國國王們解決他們所面臨的一個基本矛盾的產物：財政收入的來源十分有限，而政治軍事的花銷浩大。中世紀的秀的國王都很窮，因為他們的征稅權受到很大的限制。開始時，國務支出一般來自于王室領地。建立系統的稅收制度很困難，只有商稅、海關稅等是受到反對較少的稅收項目，而且還會隨著商業的發展而較快的增加，所以國王們經常把建立城市、扶植工商業、發展海外貿易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而中國的封建統治者一般有比較穩定的稅收來源，而中國歷代封建政府的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農業、土貢以及禁榷（專賣權），海關所帶來的收入始終在帝國的收入中只占到很少的一部分。所以無論從商業需要，還是從財政需要，商業的發展與否對政府是“無關緊要”的。

6.財政對政體的影響

中國在封建社會定型時期，已經形成了財政專權體制，春秋時期的王、公等已經擁有了比較充分的稅權。正是這種對財政的控制，為后世中國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的形成、強化奠定了基礎。秦、漢朝時期，財政有專人或者部門執掌，當這些官員、部門都是為皇帝負責的，這是初步形成了中央集權專制制度，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人們對于財政在國家政權運行中的意義和作用有了更加明確地認識，“財賦，邦國之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系焉”。正因為如此，隋、唐、宋、元諸朝對財政管理均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關注與控制。之明清兩代，財政體制更加完備，財權更加集中。中國封建專制集權政體經過兩千多年的強化，達到了它的頂峰。

9世紀以前的歐洲，法蘭克西王國和英格蘭王國都建立了君主政體，但君主的收入主要來自于個人的領地，偶爾征收全國性賦稅，必須征得某一權力集體的同意。由于財力單薄，君權軟弱，難以形成專制政體。9世紀以后，新興君主國陷入嚴重的割據局面。法國國王僅有王室財政，而與之并存的則是眾多的封建主的私人財政，因為在他們的領地內，封建主就是政府。這一財政的分散狀況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無法比擬的，所以國王只是眾多封建主的一員，其勢力甚至不及一個大封建主（學術界為說明這種君主制的軟弱，稱之為“格局時期的君主制”，恩格斯甚至稱之為“貴族民主制”，應該說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君主制的特點）。在英國，由于稅收由貴族大議會執掌，國王必須征得它的同意，且須與納稅人具體協商，王權隨雖較法國強些，但比之中國，則遠為弱小。

13、14世紀之交，英法兩國的政體發生了重大轉折，造成這一轉變的基本原因是兩國都形成了等級代表組織——議會，而這一原因的核心之點是議會掌握了國家的財政，并由此經一部的控制力王權，從而形成西方封建社會獨具特設的等級君主制。在封建社會晚期，由于國會成功的利用了財權，并通過財權的行使進一步獲得了立法等方面的權力，英國沒有形成君主專制，傳統所說的都鐸專政，事實上很難成立，因為它不具備專制政體的基本特征，王權還受到法律等多重因素的限制。與英國議會不同，法國的三級議會沒有始終如一的控制財權，而是在百年戰爭中將之拱手讓與國王。這一看似平常的事件對法國的歷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三級議會放棄了自己的職責，結局可以預見：三級議會停開了，而王權卻因時移世易不再恢復會議產生前的老樣子，國王擺脫了身上的緊箍，開始向專制的道路大步邁進。道格拉斯·諾斯注意到法國財政對政體的影響，指出：“三級議會喪失課稅權的影響是嚴重的。法國議會機關實際上已經衰敗了，而在路易十一治下，他們對國王的所作所為在政治上根本沒有任何約束力···法國國王所獲得的自由的程度和其英國對手比起來是大相徑庭的。這種區別在這兩個國家后來兩個世紀的經濟發展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關于財權對政體形式的影響作用，英法兩國13——15世紀的歷史可以說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例證。兩國文化背景基本相同，現實條件基本相似，而由于控制財權的議會制度的產生，雙雙確立了等級君主制；又由于對財權的不同的處理方式，分別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一個繼續沿著等級君主制的道路發張，王權雖有一定加強，政體形式卻無實質性的變化；另一個則又等級君主制迅速發展成為專制君主制，從而導致兩國權力集中的顯著差別。然而，法國擺脫了全國三級議會的控制，卻沒有剖掙脫地方三級議會的羈絆，政府要征稅仍然要征求地方三級議會的意見，這又是王權對財權的控制不完全的特點。顯而易見，這一特點仍由前一階段三級會議對財政的控制所決定。地方三級議會是全國三級議會的基層組織，其代表接近與=于納稅人，許多甚至本身就是納稅人，因而對財權十分珍惜而不會輕易出讓。而正是基于此，路易十四時代處于巔峰狀態的王權，其集中強大的程度，仍遠不及中國。

第四篇：世界上有這樣一個政黨

世界上有這樣一個政黨，它領導全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從黑暗走向光明；它帶動人民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從貧困奔向小康。它是黑暗中的火炬，它是大海中的航標，它就是我心中經常呼喚的中國共產黨！

小時候我常常聽到一首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那強有力的節奏，動人心魄的旋律，深深地銘刻在我幼小的心靈，我于是牢牢記住了“中國共產黨”這個名字。

“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做主站起來”，這首美麗動聽的歌曲唱出了億萬中華兒女的心聲！大家都知道，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舊中國淪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在死亡線上。中國一批又一批的愛國志士和人民大眾，不甘心國家的淪亡，前仆后繼地奮起抗爭，但都以失敗告終。中華民族從此就淪沒了嗎？不，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給人們送來了黎明的曙光，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從此走上了充滿希望的征程。無數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大眾一起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實現了民族的獨立和新中國的成立，千百萬被奴役被壓迫的勞苦大眾昂首闊步揭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新篇章。九十年的光輝燦爛，使我們的黨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事業的領導核心，他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帶著深深的渴望，帶著多少的夢魂牽系，我們迎來了二十一世紀。那是怎樣的一個歷程，是中國共產黨堅實臂膀，把中華民族的豐碑訇然扛起。是中國共產黨用她宏偉的構思，把中華民族的發展道路打扮得如此壯麗。

我們把黨比做母親，他用乳汁哺育我們長大；她把幸福留給我們，把苦難留給自己。為了新中國的解放，黨是永不駐足的行者，在漫漫征途中高低求索。黨就是一面飄揚的旗幟，一盞指路的明燈，一顆不落的太陽。我想，沒有什么華麗的辭藻，沒有什么美麗的衣裳可以用來裝飾我們的黨，因為它就是那樣的樸實而又莊重。黨從客觀實際出發，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美是一個臨時的歷史進程，制定了有中國特征的社會主義道路，集合表現了全國各族群眾的利益。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五大，從拔亂反正到變革關閉，總是不停地在探索中發展，在變革中進步，一步一個腳印，逐步豐厚和完美自我。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以及“三個代表“理論思想的提出，黨在指導變革關閉和社會主義古代化建立進程中不斷發展和創新反動理論。正是這巨大理論，指引中國跨上了波濤壯闊、宏偉絢麗的歷史征程！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在行進的道路上具有波折和失誤是難免的。但黨從不粉飾本身具有的不足。文明大反動以后，黨痛定思痛，保持腳踏實地的原則，做到有錯必糾。在當前，黨內具有著一定程度的腐敗景象，黨又旗幟明顯地提出與腐敗分子作斗爭，整頓黨風，嚴肅黨紀。正是由于勇于正視本身不足，展開批判和自我批判，黨在群眾心中的抽象不只沒有受損，相反卻更讓我們看到希望。

如今，以胡錦濤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人正帶領中國人民走向更輝煌的美好未來，實現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中國共產黨——一個年輕而又充滿希望的政黨，在新的世紀，提出了以“堅持科學發展觀、建立和諧社會”，樹立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和發展觀。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需要，是學校加強德育工作的必然要求。當前，在社會上存在著是非不明、黑白混淆、道德缺失等不良風氣和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現象，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潮盛行一時，一些青少年在不良風氣和思潮的沖擊下，出現了理想的迷茫、道德的彷徨。在我校，也有少數同學的心靈受到侵蝕，他們整日渾渾噩噩，不思進取，好逸惡勞，貪圖享樂，喜歡以自我為中心，自私冷漠，不守校紀，泡網吧、談戀愛、偷盜錢物、打架斗毆等丑陋現象時有發生，反映出人生信念的迷失和價值觀的扭曲。胡總書記關于“八榮八恥”講話的發表，準確及時，簡潔明了，對于廣大同學明確是非美丑善惡界限，樹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共產黨——中國擁有你，有了一個光明的前程，我們擁有你，便有了一個不舍的信念、不棄的追求。

黨啊！您是一盞明燈，永遠照亮我們前進的路；黨啊！您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哺育著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們；

黨啊！您偉大的功績將雕刻在中國歷史的豐碑上將永遠留在我的心中。

我們要努力學習，奮發向上，以優異的成績，為黨爭光，為黨添彩！

黨在我心中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支柱，人們以當上共產黨為榮，自從有了共產黨，從我們學生的角度來說，是生活，學習，衣食住行，而從大了來說是國家的發展，國家的進步，在世界中的地位，中國共產黨，引領著中國人民，創造了太多的奇跡。

在我眼中，共產黨的力量是強大的，從我們的教育不是那么完整，而現在已經實現了9年義務教育，每一個孩子，都可以享受、擁有自己快樂的學習生活，而且給我們所有學生免去了學雜費，讓更多的孩子接受到了教育，是黨讓我們這些祖國的花朵，更加幸福，更加快樂，更加無憂無慮，而好的學習生活及環境，我們就越應該珍惜，用我們自己的一份力量，來回報黨與祖國給我們創造的美好生活。

在我眼中，共產黨的力量是強大的，就從我身邊居住的環境說起，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以前一家能有50平米就不錯了，就只有一兩個房間而已，幾家用一個衛生間，看一臺電視機，而現在每個家庭都擁有自己的電視機，衛生間，黨對人民是無私的，人民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為了人民美好的生活，寧愿自己受苦的，也只有中國共產黨了吧！

在我眼中，共產黨的力量是強的的，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了8.0級大地震，一時間悲痛，祈福的氣氛充滿了整個中國，中國霎時間沉寂在了悲痛中，中國人民的心仿佛在此刻停止了，而就在中國陷入進悲痛中時，中國共產黨又在人民最需要他的時候出現了，在災區，隨處可見共產黨的身影，在屋頂上，看見他們正在安撫被壓在下面的傷者，給他們喂水，陪他們聊天，減輕痛苦，而他們許多人中，累暈倒在自己的崗位上，或許自己還不知道家里人是否受傷，在這么珍貴的72小時的黃金營救時間里，他們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所有，奉獻給了國家，奉獻給了人民，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生的希望留給了人民，把死留給了自己，這多讓人們可歌可泣呀!而不在災區的共產黨員，卻以自己的力量與方式為災區人民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們在全國乃至世界上，積極組織捐款，發動所有中國的力量來幫助災區，共產黨為了保護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把自己的生命拋至不顧。

在我眼中，共產黨的力量是強大的，在21世紀，中國完成了太多世界交給我們的使命，從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到成功開展奧運會，奧委會主席對中國的贊賞，是一屆無與倫比的奧運會，而這離不開共產黨的支持，共產黨的奉獻，共產黨一直在為全世界人民營造一個美好的、快樂的奧運會的環境，在想想上海世博會，中國在5個月的時間里，為世界呈現了一個完美的世界，從低碳、環保，中國隨時隨刻都在跟著世界進步，從再次利用到凈水機，這次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而中國真的做到了，既然人們快樂的體驗與參與世博會，也讓全世界人民體驗到真正的低碳生活，懂得了低碳生活的重要性，在世博園中隨處可見，每一個國家館門口都有白色的棚子，這是供游客們在排隊時因怕太陽曬而準備的，在很多棚子下面，會時時噴出水霧，這是怕很多游客因為感覺太熱，而特意設置的，世博會的成功舉辦，離不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辛勤奉獻。

在我眼中，共產黨的力量是強大的，中國共產黨永遠是人民的支柱，而現在美好的中國都是

由共產黨來創造的，共產黨用自己的雙手，用自己的智慧創造了如今美好的中國，讓我們這樣一代80、90后，生活在如今繁榮而又充滿生機的這樣的一個時代里，中國人民的快樂是你們創造的，我們的痛苦由你們來承擔，你們在我們眼中就永遠是“鐵人”，永遠沒有生病的時候，永遠沒有勞累的時候，永遠都是精神煥發。

在我眼中，共產黨是我們中國人民的“母親”，我們愛您，黨在我心中，在中國每個公民的心中，頓時在我耳邊響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員成立90周年

當我背著書包邁入學校門檻的時候，學會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老師告訴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是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把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為了你們這一代能坐在溫暖的教室里讀書，有多少共產黨人在敵人的屠刀下、在槍淋彈雨中出生入死，視死如歸”。老師的話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雖然我還不懂中國共產黨是什么樣的組織，中國共產黨員是什么樣的人，但我對中國共產黨充滿了無限的愛，優秀的共產黨人就是我心中崇拜的偶像。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行動指南，是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是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進一步走向繁榮富強的黨。

九十年前，嘉興南湖的游船上，誕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九十來，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幼稚到成熟，不斷發展壯大，從建黨之初的五十幾名黨員，逐步發展成為在全國執政六十多年，擁有七千八百余萬黨員的大黨。這九十年，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這九十年，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領導我們創造性地實現了由新民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發展，實現了中國社會變革和歷史進步的巨大飛躍。這九十年，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了獨立的和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開創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這九十年，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飛速發展，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與日俱增。這九十年，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而不斷追求真理、開拓創新的九十年，是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不斷艱苦奮斗、發奮圖強的九十年，是為完成肩負的歷史使命而不斷經受考驗、發展壯大的九十年。

認真追溯黨的發展歷程后，我更加深深地體會到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愧為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創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近幾年，隨著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的召開，我國改革發展的宏偉藍圖正在我們面前逐步繪就。中國，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世界發展的潮流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樹起了一座里程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篇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上了新的征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展現新的前景。

滄海桑田，神州巨變，八十八年征程歲月崢嶸，八十八年征程金光燦爛。如今，南極上空早已飄揚著我們的五星紅旗，太平洋上出現了我們強大的海軍艦隊，神

州5號也帶著剛強的氣勢沖向了太空；如今，一座座現代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個個商廈、工廠、高科技企業正遍地生花??香港回來了，澳門回來了，那些曾經蔑視我們為東亞病夫的列強，一個個低下了自命高貴的頭，就連大洋彼岸那個自恃天下第一的超級大國，也不得不一次次為他們的傲慢和無禮道歉。我們這個曾經饑寒交迫的民族，已經可以驕傲地告訴世界：一個偉大的黨正帶領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實現小康，走向富裕。請問，世界上還有哪一個政黨能夠創造出這樣的奇跡。

50多年前，新中國成立伊始，美聯社一位記者在香港發出電訊說：“這個國家太大了，又窮又亂，不會被一個集團統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還是共產黨人。”時光荏苒。50年后，當人類跨入新世紀，回首百年歷程時，一組關于中國的長篇報道出現在《紐約時報》的頭版。這組報道的總標題赫然寫著：“中國半個世紀--壯麗、驕傲與渴望”。

90年風云變幻，90年潮起潮落，中國共產黨歷久彌新，青春常在，是什么賦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來，滄海橫流，征途漫漫，中國共產黨又靠什么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緊緊把握時代潮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永葆黨的先進性和青春活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90年成功的真諦。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文化知識水平的提高，對中國共產黨史和中國革命史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舊社會，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使國民經濟、科學、文化等得到迅速發展，人民生活上了一個新臺階，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并且中國共產黨從她延生于中華大地就以極其崇高的理想和科學的理論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為社會主義建設英勇奮斗、不怕犧牲的共產黨人。他們可歌可泣的事跡、無私奉獻的精神在我心中豎起了不朽的豐碑。

走進新世紀，面對多極化的世界格局，我們黨在瞬息萬變中追求著不變，同時也在不變中追求著千變萬化。又是一個七月，一個聲音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這項民心工程，更讓黨的先進性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得到充分體現。實踐證明，不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困難和挑戰，中國共產黨人都將無所畏懼，勇往直前，永遠是時代的中流砥柱。

第五篇：比較教育學讀書筆記

《比較教育學》讀書筆記

云南省玉溪工業財貿學校賴靖怡

這本《比較教育學》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的“教育科學分支學科叢書”中的一本。這套叢書從教育科學分類學的觀點出發，比較系統地從教育科學分支學科的角度反應教育科學發展的歷史與現狀，試圖勾勒教育科學的概貌。在教育學科分類中，比較教育學屬于教育科學中以教育活動為研究對象，采用被運用學科的方法直接分析教育活動的一種學科，本書就是該套叢書中由盧曉中所著的《比較教育學》。

本書一共分為八章。第一章，導論；第二章，比較教育學的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第三章，國際教育；第四章，發展教育；第五章，當代比較教育學發展的時代趨向；結語，當代中國比較教育學發展的問題。本書的作者并沒有按照以往國內外的一些比較教育教科書的體系結構來寫，而是重點探討了比較教育學的理論與方法問題，并以當前國際比較教育學發展的兩個主要方向，即國際教育和發展教育作為兩個主要部分。本書的最后還討論了當代比較教育學發展的狀況和趨向，特別對當代中國比較教育學的發展問題進行了探討。

第一章是全書的導論，主要闡述比較教育學的概念界定以及比較教育學的產生與發展。通過這一章，我了解了目前學術界對比較教育學是學科還是研究領域的爭論，同時也看到了本書編寫者對比較教育學的理解與界定。作者將比較教育學界定為“一門正在建設和發展中的學科”，即比較教育學是研究當代世界和不同國家或不同地區的教育現實問題，尋求世界教育發展的共同規律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教育差異，以促進和推動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的經驗學科，它是教育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同時通過這一章，我還了解了比較教育學發生發展的歷史軌跡以及自1817年法國朱利安的研究工作使科學比較教育學得以產生以來的學科演變過程。同時也了解了現代比較教育學的分類及本書的研究體系。

第二章是比較教育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這一章主要討論的是比較教育學的基本理論、理論基礎、方法論原則以及方法體系。在這一章中我主要了解到：

1、比較教育學研究的性質是實證性、比較性和跨地域性。比較教育學研究的目的是服務教育實踐；探索教育發展的規律和規則，進行教育預測；探討世界教育發展的共同問題和一般趨勢，促進國際間教育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促進比較教育學科的發展。

2、比較教育學研究的理論基礎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和現代化理論、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解釋主義理論。

3、比較教育學研究的方法論原則是系統性原則、發展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和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原則。

4、比較教育學研究的方法體系主要是確定研究問題；建立研究假設；收集研究數據和資料；整理和比較分析研究數據和資料；驗證研究假設，得出并闡釋研究結果；討論研究結果和獲得研究結論。

第三章是國際教育。這一章主要選擇了教育的民主化、教育的私營化、教育的國際化、教育中深化和教師教育的專業化這五個當代國際教育發展的重要問題進行了探討。

教育民主化主要討論了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問題；教育私營化主要討論的是其界定和高等教育的私營化問題；教育國際化主要講了教育國際化的國際性趨勢，教科文組織視野中的當代高等教育國際化以及對中國教育國際化問題的探討；教育終身化則主要了解了教育終身化的國際性趨勢以及對中國終身教育發展問題的探討；教師教育專業化則主要追溯了教師教育專業化的歷史，展望了其國際趨勢并探討了中國教師教育專業化的發展。

第四章是發展教育。這一章包括了“在發展理論分析框架下的社會發展”、“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教育現代化”、“教育現代化中的普適性和特色化”以及“教育現代化的可持續發展”等四節內容，主要探討在發展理論的分析框架下的社會發展與教育發展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著重以可持續發展理論為理論主線，比較用功地探討了教育發展問題。

第五章是當代比較教育學發展的時代趨向。從本章中我了解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比較教育學經歷了由蕭條到復興的發展時期，到了90年代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態勢。從形式動態來看，專業團體大量增多，研究成果日益豐碩，開設比較教育學課程的大學越來越多，培養了大批研究人員，壯大了研究隊伍；從學科動態來說，實證主義比較教育學研究方法進行了自身的修正，以解釋主義為方法論基礎的質的研究方法開始崛起，學科研究的領域。當代比較教育學正呈現較好的發展態勢。當然，比較教育學學科發展同樣存在不少問題，比如數據的可靠性、力量整合、客觀性等實際問題，同時比較教育學研究為教育決策服務的問題同樣存在。但不管怎樣，當代比較教育學發展仍然不斷前進，在這個過程中，比較教育學學科理論問題仍將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論題，比較教育學將致力于服務教育實踐，同時，比較教育學的研究領域將在不斷地發展中日益寬泛。

最后是結語“當代中國比較教育學發展的問題”，在這一部分作者將其對中國比較教育學發展的幾個問題所作的初步探討作為本書的結語。

通過《比較教育學》這本書，我了解了比較教育的內涵，認識了相關理論以及研究的方法體系，了解了比較教育的發展歷程，同時也對當前的國際教育、發展教育有了更深的了解，為我學習比較教育這門課程打下了很好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