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西方政黨制度比較以顯示出中國的優越性

為什么我國必須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

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而不能實行西方的政黨制度

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黨制度，歸根到底取決于該國的具體國情。離開該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民族文化傳統和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生搬硬套某國的政治發展經驗或政黨模式而建立起來的政黨制度注定是沒有活力或沒有前途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這一制度植根于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賴以生存發展的深厚土壤，產生于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民解放斗爭的光輝實踐，發展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長期以來，這一制度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中不斷鞏固、發展和完善，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凝聚力量的顯著功能，能夠為科學發展提供強大動力。發展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評判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好壞優劣，最終都要看其能否促進生產力發展、推動社會進步。在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地位和堅強領導，保證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統一規劃和總體部署；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緊緊圍繞中心任務，充分發揮人才薈萃、智力密集、聯系廣泛等優勢，就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深入考察調研，積極獻計出力。這樣的制度設計，實現了目標方向一致性和組織形式多樣性的統一、集中領導與廣泛民主的統一、富有效率與充滿活力的統一。這一制度，能夠把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調動起來、凝聚起來，最大限度地形成統一意志，最大限度地集中社會資源，形成推動科學發展的強大合力。中共十六大以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圍繞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問題，深入考察調研，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及有關方面提出許多重大意見建議，產生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團結合作的鮮明特色，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實現政治資源整合。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要求我國政治制度具有高度的社會整合功能。在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共同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形成了“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政治格局。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依法長期執政；民主黨派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友黨，依法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在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全國各級人大代表中有黨外人士l8萬多人，各級政協委員中有黨外人士35萬多人，各級政府和司法部門中擔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黨外干部有3.2萬人。擔任行政領導職務的黨外干部，在工作中享有充分的行政管理的指揮權、處理問題的決定權和人事任免的建議權，在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奮斗目標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權中團結合作，形成了高度的政治認同，促進了政治資源的優化配置，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引導和組織整個社會沿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向不斷前進。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包容協商的豐富內涵，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要求。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匯集了各民主黨派等各界各方面人士，在社會基礎、組織構成上具有極強的廣泛性和代表性，能夠把各種社會力量納入現有政治體制，廣開言路、廣求良策、廣謀善舉，實現最廣泛的有序政治參與，推動黨和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這一制度，拓寬了反映社情民意和利益訴求的渠道，既尊重多數人的普遍愿望，又照顧少數人的合理要求，從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民主的實現。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保障參政黨民主監督職能的履行，各民主黨派通過各種形式，對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中的大政方針、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特別是各級黨委依法執政及領導干部貫徹落實中央方針政策、履行職責、為政清廉等方面進行監督，推動了社會主義民主積極穩步發展。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共創和諧的目標追求，有利于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政黨關系的團結和諧，是社會穩定與和諧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同于西方的競爭式民主，它強調以民主協商代替競爭沖突。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不是彼此傾軋，而是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礎上團結協作、共同奮斗。這就從根本上避免了政黨攻訐造成的政局不穩和政權頻繁更迭，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社會內耗，維護政治和諧穩定與國家長治久安。與一些國家盲目照搬西方兩黨制、多黨制從而導致黨爭頻繁、互相掣肘、內亂不斷、效率低下的情況相比，我國在經濟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能夠長期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與始終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及發展，有著特定的國情基礎和社會歷史條件，是中國近現代歷史演進和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人民的理性選擇。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在特定的經濟社會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近代中國社會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各階級的先進分子紛紛向西方學習，致力于改良或革命。歷史實踐表明，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不推翻腐朽的封建專制，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復興就難以實現。1911年，民族資產階級先進分子發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國社會的性質并沒有根本改變。在艱難的探索中，中國人民認識到，要完成救亡圖存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有新的政治力量以新的先進理論為指導開創新的革命道路。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勇敢地承擔起了這一歷史重任。中國共產黨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斗爭中確立了自己的核心領導地位。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力量在長期實踐中經過比較，鄭重地選擇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在解放戰爭的烽火硝煙中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黨體制雛形。隨著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建立，這一政黨體制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由此可知，是歷史與國情決定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特別是政治發展的特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則是基于這一特質的必然產物。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人民在爭取民主、反對獨裁斗爭中作出的正確選擇。辛亥革命后，中國一度模仿西方實行議會政治、多黨制。但是，由于大小軍閥的倒行逆施，由于缺乏適宜政黨民主的經濟基礎與社會環境，更由于近代中國面臨的獨特歷史任務和特殊國情基礎，在反動力量絞殺和收買的夾擊中，中國的議會政治、多黨制嘗試徹底破產。大革命失敗后，一些人試圖開辟救國救民的“第三條道路”。在民族內憂外患不斷加重的歷史背景下，為數眾多的新政黨相繼產生，它們都是按照西方民主政黨模式組織起來的，主要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利益。而與此同時，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也逐步確立起來。在這一體制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都被宣布為非法且遭到鎮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特別是在抗戰勝利前后，中國政治一度形成了國民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三方并存的局面。但是，蔣介石集團頑固推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統治，一方面使民主黨派的力量遭受嚴重損失，另一方面也將自己徹底孤立起來，受到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最終走向徹底的失敗。舊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表明：不顧國情，照搬西方政黨制度模式是行不通的；一黨獨裁，違背歷史要求和人民意志，也必然會走向覆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是在上述兩種政黨制度模式徹底失敗之后確立和發展起來的，因此是中國人民在比較鑒別的基礎上作出的合乎歷史理性的正確選擇。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各政黨共同奮斗的歷史凝結起來的偉大成果。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有著強烈的革命要求。但是，由于自身的軟弱性、動搖性等特點，他們不可能形成強大、獨立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承擔起領導革命的重任。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設獨立、富強、民主新中國的奮斗目標，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衷心擁護。而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則進一步促使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徹底丟掉了“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堅定了只有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才能實現人民民主的政治信念。中國共產黨也深刻地認識到，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極為艱巨，任何革命階級及政黨都不可能單獨完成，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組成革命的統一戰線。由此，中國共產黨確立了爭取、團結民主黨派的方針，與他們親密合作、共同奮斗。各民主黨派雖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共有所不同，但在反帝愛國、爭取民主上是一致的。八年抗日戰爭，各民主黨派為團結抗日奔走呼號；三年人民解放戰爭，民主黨派積極配合人民解放事業；新中國成立前夕，民主黨派紛紛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號召，參加新政協，參與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參加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權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是長期以來中國各政黨共同奮斗的歷史凝結起來的偉大成果。

我國決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

多黨制是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多由兩個或多個資產階級政黨，通過競選輪流執政。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種體現了人民選擇的民主制度。而實際上，這種制度并沒有改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權是由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其中的大資本集團控制的實質。

在西方多黨制度下，依然是私人資本控制著公共權力。西方多黨制是處于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中的政治制度。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關系、產權制度從根本上決定著政治權力的形成和運行。在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經濟制度之下，經濟資源與財富的占有和分配嚴重不平等。掌握較多經濟資源的階級與集團，必然要利用其掌握的經濟資源，通過各種途徑影響進而控制社會公共權力，以保護和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恩格斯說過：“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于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權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一標準。”因此，金錢政治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痼疾。掌握巨大財富與金錢的大資本集團，把現代西方國家多黨競爭與選舉演化為一場按商業規則運作的政治推銷活動，通過對競選規則的控制，通過媒體的運作、炒作，控制公眾的信息接受，廣泛而深刻地影響社會輿論與公眾認知，進而影響選民的選擇，最終取得競選的勝利。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2004年12月14日公布的報告顯示，2004年競選一名參議院議員的平均費用約為251萬美元，最高達3148萬美元；競選一名眾議院議員的平均費用約為51萬美元，最高達904萬美元。試想，沒有大資本集團的資金支持，怎能進行權力的角逐？不依靠金錢的力量，又怎能在角逐中取勝？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哪個政黨上臺執政，實際上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和大資本集團的政治力量控制國家政權。

多黨競爭具有擴大社會分歧的傾向，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多黨競爭必然要爭奪選民，爭奪選民首先要“切割”選民，將選民的利益分歧公開化、對立化，從而形成競爭黨派各自的政治基礎。加之在多黨制度下，各個政黨以奪得或控制政權為唯一目標和根本價值，在權力爭奪中不擇手段、相互攻訐，結果必然是形成擴大和深化社會分歧的政治機制。這一缺陷在西方國家處于工業化社會轉型期時表現得尤為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竭力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嚴重后果，使不少本來已經邁向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的社會紛爭，更使一些國家內戰頻發、民不聊生。造成這種不幸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處于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大多處于社會矛盾的多發期、易發期，而從西方輸入的多黨制造成了社會矛盾的顯化、激化，成為這些國家社會矛盾升級的導火索和加油站。這是造成當今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長期動蕩不寧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決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而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現階段，我國正處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也正處于發展的“黃金期”與社會矛盾的“凸顯期”。在這個時期，各種人民內部矛盾伴隨著因社會快速發展而出現的社會不平衡大量產生、發生。當前，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團結一致、抓住機遇、實現發展。為此，需要把人民內部的利益分歧與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圍，使之不影響大局。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決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決不能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錯誤道路，因為那是取亂之道、取禍之道。我國需要的是從本國實際出發，汲取世界各國的經驗教訓，走出一條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事實上，我國已經找到并走上了一條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首先，這條道路有利于形成反映中國人民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針政策。在我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代表，因而能夠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條件和要求，正確把握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出正確的方針政策，努力做到使全社會、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其次，這條道路有利于統籌兼顧各方利益。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在運行中既能夠反映人民群眾中不同群體的意見和呼聲，又能夠從全局出發將人民群眾的各種意見集中綜合起來，使國家的法律與政策能夠兼顧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協調人民內部的局部利益、個別利益與整體利益、根本利益。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能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目標把中國共產黨 和多黨派合作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廣泛參與和集中領導的統一，社會進步和國家穩定的統一，充滿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統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政治制度穩定的成就，充分彰顯出我國政黨制度的優越性。

第二篇：如何認識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優越性

如何認識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優越性

作者：周振國網站編輯：楊賓日期：2006-03-10

當今世界，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政黨制度。判斷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究竟好不好，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而要從它的國情，從它的實踐效果來分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符合我國國情，在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具有獨特的優勢。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伴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進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共同創造，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同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相結合的一個制度創新。它的顯著特征就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為了共同的目標，形成親密的友黨關系，而不是執政黨與反對黨或在野黨的關系。因此，它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有著本質區別。

這一制度有利于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證。通過這一制度，各民主黨派選派代表直接參政議政，或者以政黨形式參與民主協商、監督，并以其所聯系的群眾為依托，廣泛吸納和反映來自社會各方面、各階層的意見建議，有助于保障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體現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要求和獨特優勢。

這一制度有利于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政黨制度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我們實行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建立在公有制占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能夠在廣泛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同時，確保對國家的統一領導、快速決策，集中力量辦大事。正是靠著這一點，才使中國這個人口眾多、經濟落后的大國，克服種種困難和風險，在較短的時間內，保持了較高的發展速度，實現了經濟騰飛和社會全面進步。

這一制度有利于保持國家政局的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我國政黨制度的本質是團結和合作，各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因此，各政黨之間既不爭權奪利，也不互相傾軋。這種獨特的黨際關系具有很強的社會整合功能，便于協調各種利益關系，使不同群體的愿望和要求以合法的形式表達出來，使矛盾和問題在現有體制框架內得到妥善化解，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這一制度有利于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總體上說，我國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多黨合作的政治架構和民主協商的制度保證，有助于擴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參與，使各方面利益的發展與社會整體利益的發展方向保持一致，努力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來源：《解放軍報》）

第三篇：中國的政黨制度

20110630急診科學習資料

——組織者：郭小平

正確認識中國的政黨制度

——不搞多黨輪流執政就不民主嗎？

中國實行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競爭制，也有別于有的國家實行的一黨制。這一制度在中國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搞多黨輪流執政就不民主嗎？

有人認為，西方多黨輪流執政的制度最民主，各國都應當照搬這種制度，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也應當朝這個方向發展。這一看法值得商榷。

第一，世界政黨制度具有多樣性，沒有統一模式。任何政黨制度都是本國政治發展的結果。它既體現人類政治文明的進步，又符合本國國情。否則它就無法在本國生存發展。因此世界各國政黨及其發展趨勢具有多樣性。即使同一社會制度的國家，其政黨制度也不完全一樣。美、英、法、德和日本都各有其特點。盡管多黨自由競爭、輪流執政是其共同之處，但是日本自民黨也曾在二戰后幾十年中一黨單獨執政。中國和蘇聯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中國的政黨制度就和蘇聯有所差別。

第二，西方多黨輪流執政的民主模式具有局限性，并不適合所有國家。每個政黨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依靠這些人的支持上臺執政。這樣贏得選舉、上臺執政的黨，必然維護乃至偏袒其支持者利益，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和維護。由于利益攸關，各黨及其利益集團都不惜血本進行競選，結果必然造成競爭過度。政黨因長期爭斗而勢不兩立，社會因支持不同政黨而分裂對立。這種民主模式在西方已有數百年歷史，是西方社會的產物。但如果將其照搬到歷史、政治傳統和國情完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必然導致政黨紛爭、社會動蕩和分裂。蘇東劇變后一些非洲國家照搬這種模式，并沒有帶來民主，反而是混亂。

第三，中國的政黨制度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中國的政黨制度是歷史發展的產物。這種政黨制度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各民族黨派的支持，符合中國的國情。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共產黨推薦自己的一部分成員經過民主選舉擔任人大代表，同時，共產黨廣泛集中民意，包括聽取各民主黨派的意見，向全國人大推薦國家主席和政府、最高法院、檢察院領導人員的候選人，以便全國人大選舉產生國家和政府的領導人。各級政府也依據同樣原則選舉產生。每屆人大和政府都有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擔任領導職務。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原則。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堅持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認真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共產黨高度重視黨內民主建設，不斷完善各項民主制度。進一步改革和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一些地方試行縣黨代會的常任制和各級黨代表的任期制，使其能夠更好地履行職責，發揮作用。近年來，積極推行基層干部公推直選，改進候選人提名方式和介紹方式，加大了黨內民主選舉改革的力度。同時，加強了各級領導班子的集體領導和民主決策制度建設。總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中國的政黨制度依然體現了民主。這個民主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

第四篇：中國政黨制度的意義

中國政黨制度的意義

政黨自從誕生起就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它們在政治舞臺上極為活躍，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政治理念參與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人們通常依據一個國家政黨制度的利弊得失和成敗優劣去評價這一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因此，全面地考察世界各國優秀的政黨制度，客觀而又科學地總結歸納出一個較為普遍的衡量政黨制度的標準，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和政黨的一個重要課題。這對于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民主政治建設和構建政治和諧化社會有著十分重要意義。世界各國政黨林林總總，政黨制度也是千差萬別，沒有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和另一國家完全相同。為什么造成這種情況？一國的政黨制度由其發展歷史、社會經濟基礎和文化傳統等具體情況所決定。即使相同類型的政黨，但是它們的模式也有天壤之別。由本國民主革命歷史發展而來的政黨制度，因其適合本國國情，它們是本國民主革命在歷史時期形成和發展的結果，在形成和發展中有著本國民主革命的烙印，符合本國實際國情和經濟文化情況，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符合我國的歷史發展趨勢。民主黨派是中國政治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的歷史，曾出現過“朋黨”的現象，但這與近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和政黨現象在實質上相去甚遠。1905年，孫中山創建“同盟會”，成為我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政黨，開始了我國政黨制度艱難曲折的探索和實踐歷程。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的-1-

統治，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中國人邁出了探索近代政治發展的步伐。中國近代第一個政黨“同盟會”也誕生了，孫中山等人力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黨治國”，但這些理念、制度最終因水土不服而夭折。隨著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國民黨逐漸在全國建立起***的統治。由于這種一黨制實行賣國、內戰、獨裁、專制的反動統治, 代表和維護一小撮大地主、大買辦、大官僚的利益和特權, 違背了中國人民要求民主、和平、團結、進步的愿望, 不能反映并實現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利益和政洽參與要求。直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才有了中國特色政治文明的發展。先進的知識分子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并與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專制統治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符合我國的國情。當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國共合作的又一次失敗，國內階級力量走向“兩個極端化”的時候，一些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為了爭取“和平、民主”，抗日救國，在國共兩黨之外成立“第三黨”，并逐步形成民主黨派。這就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制度的形成提出了現實需求。同時，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同盟者、合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和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政治民主等方面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共同的奮斗目標，他們的政治主張與中共民主革命時期的政治綱領基本吻合，他們在成立初期就有向工農尋求支持與合作的強烈的政治愿望，并在以后長期的政治斗爭中，經過比較、自覺地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成為了與中共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他們以更加自覺的態度同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和衷共濟，共同致力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匯聚了強大合力，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歷史基礎，從而最終確立了“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標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凝聚力量的顯著功能，能夠為科學發展提供強大動力。發展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評判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好壞優劣，最終都要看其能否促進生產力發展、推動社會進步。在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地位和堅強領導，保證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統一規劃和總體部署；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緊緊圍繞中心任務，充分發揮人才薈萃、智力密集、聯系廣泛等優勢，就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深入考察調研，積極獻計出力。這樣的制度設計，實現了目標方向一致性和組織形式多樣性的統一、集中領導與廣泛民主的統一、富有效率與充滿活力的統一。這一制度，能夠把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調動起來、凝聚起來，最大限度地形成統一意志，最大限度地集中社會資源，形成推動科學發展的強大合力。中共十六大以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圍繞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問題，深入考察調研，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及有關方面提出許多重大意見建議，產生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60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完善，已經成為比較成熟的政治制度。但也必須看到，同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不相適應、需要完善的方面。比如，如何建立健全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機制？如何進一步發揮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民主監督方面的作用？怎樣充分發揮人民政協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如何進一步拓展政治協商的范圍和領域？如何進一步創新政協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這都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加以改進。

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必須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使黨的領導在團結合作和民主協商中得到加強，確保多黨合作的正確政治方向。必須始終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充分調動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更好地發揮各參政黨作用。充分發揮各民主黨派的自身優勢和重要作用，廣泛聯系各界群眾，及時反映社情民意，拓寬民主監督渠道，完善民主監督機制。充分發揮人民政協在多黨合作、政治協商中的重要作用，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不斷探索多黨合作的新方式新機制。要支持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高政治把握能力，更好地履行參政黨職能，推進我國多黨合作事業發展。

同舟共濟創偉業，薪火相傳向未來。只要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斷推進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促進執政黨建設和參政黨建設，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就一定會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

第五篇：正確認識中國的政黨制度

正確認識中國的政黨制度

中國實行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競爭制，也有別于有的國家實行的一黨制。這一制度在中國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認為，中國共產黨長期一黨執政，缺乏民主，是腐敗的根源，中國應當實行西方式的多黨輪流執政的制度。對此，需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一、不搞多黨輪流執政就不民主嗎？

有人認為，西方多黨輪流執政的制度最民主，各國都應當照搬這種制度，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也應當朝這個方向發展。這一看法值得商榷。

第一，世界政黨制度具有多樣性，沒有統一模式。任何政黨制度都是本國政治發展的結果。它既體現人類政治文明的進步，又符合本國國情。否則它就無法在本國生存發展。因此世界各國政黨及其發展趨勢具有多樣性。即使同一社會制度的國家，其政黨制度也不完全一樣。美、英、法、德和日本都各有其特點。盡管多黨自由競爭、輪流執政是其共同之處，但是日本自民黨也曾在二戰后幾十年中一黨單獨執政。中國和蘇聯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中國的政黨制度就和蘇聯有所差別。

第二，西方多黨輪流執政的民主模式具有局限性，并不適合所有國家。每個政黨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依靠這些人的支持上臺執政。這樣贏得選舉、上臺執政的黨，必然維護乃至偏袒其支持者利益，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和維護。由于利益攸關，各黨及其利益集團都不惜血本進行競選，結果必然造成競爭過度。政黨因長期爭斗而勢不兩立，社會因支持不同政黨而分裂對立。這種民主模式在西方已有數百年歷史，是西方社會的產物。但如果將其照搬到歷史、政治傳統和國情完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必然導致政黨紛爭、社會動蕩和分裂。蘇東劇變后一些非洲國家照搬這種模式，并沒有帶來民主，反而是混亂。

第三，中國的政黨制度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中國的政黨制度是歷史發展的產物。這種政黨制度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各民族黨派的支持，符合中國的國情。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共產黨推薦自己的一部分成員經過民主選舉擔任人大代表，同時，共產黨廣泛集中民意，包括聽取各民主黨派的意見，向全國人大推薦國家主席和政府、最高法院、檢察院領導人員的候選人，以便全國人大選舉產生國家和政府的領導人。各級政府也依據同樣原則選舉產生。每屆人大和政府都有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擔任領導職務。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原則。

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堅持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認真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共產黨高度重視黨內民主建設，不斷完善各項民主制度。進一步改革和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一些地方試行縣黨代會的常任制和各級黨代表的任期制，使其能夠更好地履行職責，發揮作用。近年來，積極推行基層干部公推直選，改進候選人提名方式和介紹方式，加大了黨內民主選舉改革的力度。同時，加強了各級領導班子的集體領導和民主決策制度建設。總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中國的政黨制度依然體現了民主。這個民主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

二、一黨長期執政必然產生腐敗嗎？

有人認為一黨長期執政必然產生腐敗，中國出現腐敗現象就是因為共產黨長期一黨執政。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第一，不能把貪污腐敗的原因簡單歸結為政黨制度。古今中外，歷朝歷代都存在腐敗現象，只不過不同歷史條件、不同國情，腐敗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腐敗產生的原因十分復雜，不能簡單歸結為政黨制度，更不能認為中國的政黨制度必然產生腐敗。事實上，多黨輪流執政的體制下，也存在很嚴重的腐敗現象。例如西方國家流行的政治獻金、金權交易、貪污公款、違法違規操作等等，不少政治家都與此有關聯，有的甚至因此而身敗名裂。既然如此，為什么沒有人把貪污腐敗的原因簡單歸結為多黨輪流執政的民主制度，而否定這種制度？即便多黨輪流執政的制度不斷出現丑聞，有些人依然將其奉若神明，到處推廣，強加于人。與此相反，他們卻把中國腐敗的原因簡單歸結為共產黨一黨執政。這是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西方敵對勢力一直利用其占優勢地位的軟實力，美化、神化多黨輪流執政的模式，而丑化、妖魔化中國的政黨制度。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和正確的態度。

第二，腐敗產生的原因比較復雜。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五六十年代新中國，都是共產黨一黨執政，腐敗問題為什么不突出。其原因在于，各級各類干部都經過艱苦環境的考驗，思想覺悟和政治素質比較高，自我約束比較嚴，抵御腐敗的能力比較強。同時，在計劃經濟體制和相對封閉的環境下，物資匱乏，生活必需品實行計劃供應，貪污腐敗的誘導因素相對比較弱。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集體和個人的財富不斷增加，中央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財源不斷擴展、支配公共資源的權力越來越大。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拜金主義有所滋長，金錢、財富、奢華的生活開始驅動一些干部追求財富，以權謀私，進行權錢交易。與此同時，相關的制約機制建設還沒完全跟上，有些體制機制性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又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驗不足，一些具體制度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這些因素難免影響防治腐敗工作。一些腐敗現象，發展中國家都存在，并不是中國特有的，更不是中國的政黨制度必然造成的。

第三，共產黨防治腐敗決心大，措施嚴厲。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一直高度重視防治腐敗工作，嚴厲查處各類腐敗案件。不管案件有多大、涉案人員職位有多高，一經查實，一律依法處理。相關的制度、體制、法律和監督檢查措施逐步完善。對此，西方敵對勢力卻視而不見。令人奇怪的是，它們一方面宣揚中國的政黨制度必然造成腐敗，指責中國防治腐敗不力，另一方面卻以保護人權、維護民主原則為借口，千方百計地保護中國的外逃貪官，拒絕將其遣返回中國接受審判。這充分暴露其人權、民主宣傳的虛偽性。當前，中國防治腐敗工作將一如既往地、堅定不移地進行下去。但無疑只有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才能有效地推進這一工作。

三、中國政黨制度的優勢在哪里？

盡管國內外都有人質疑中國的政黨制度，但不可否認，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實現了國家獨立，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輝煌成就；共產黨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其黨員從其創建時的幾十人一直發展到現在的近八千萬人。因此，就連一些西方學者也不得不拋棄意識形態偏見，承認并認真研究中國政黨制度的優勢。中國政黨制度的優勢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西方的政黨都具有鮮明的烙印，只代表一個特定的階層、群體和利益集團，為其利益服務。而多黨競爭、輪流執政實質上就是這些特定階層、群體、利益集團的政治代表之間的博弈。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革命戰爭、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強調共產黨主要是代表廣大工人、農民的利益，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多種經濟成分的并存和發展，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尤其是新興階層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相應調整了自己的方針政策。強調共產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注意擴大和鞏固其社會基礎。相關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把私營企業家和個體工商戶確定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積極吸收他們中間符合黨員條件的人加入共產黨組織。從歷史上看，各民主黨派都代表特定的階級、階層和群體。改革開放以來，他們原來所依托的階級、階層和群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興社會階層，新的社會群體發展很快，人數不斷增加，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各民主黨派在共產黨的支持和引導下，相應調整了各自的依托對象，進一步明確了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的群眾基礎，以及壯大組織、發展成員的目標范圍。這就使中國的政黨制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具有更加廣泛的代表性。

第二，堅持協商一致原則。協商一致是中國政黨制度的優良傳統，也是其優勢所在。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代表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既代表各自所聯系的階層和群體的利益，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這就使各黨派的協商一致具有了可靠的社會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各級政協和各民主黨派，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及時反映各自所聯系的群眾的呼聲和利益，提出各自的意見和建議。這些意見和建議既可以提交給執政黨、政府各部門，也可以在各級政協會上集中表達。國家的發展規劃，包括五年和中長期發展規劃、方針政策、預算結算，都要通過政協的民主討論。黨和政府要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并相應對規劃和方針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除了政協之外，執政黨還定期或不定期地就黨和國家的人事安排、政府工作報告、國家發展規劃等重要問題，直接征詢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的意見，主動接受各民主黨派的監督。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國任何制度的建設和改革，任何重大方針政策的出臺，都是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協商一致的結晶，執政黨和參政黨都為此進行了努力，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第三，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的政黨制度既堅持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從而使中國的政黨制度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有了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中國的政黨制度才能健康發展。共產黨是執政黨也是領導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在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參政議政，積極發揮自己的功能和作用。各民主黨派緊緊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共同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努力奮斗。執政黨和參政黨之間及其各政黨內部都努力發揚民主，允許不同意見的討論和爭論，但不允許派別斗爭。派別斗爭影響和破壞各政黨的團結和協商一致，危害中國政黨制度的健康發展，要高度警惕和堅決反對。

第四，實現領導班子制度化交接。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實現了中國共產黨長期穩定領導和新老領導班子制度化交接的有機結合。正是這種有機結合，保障了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和穩定性，使政治體制的運行充滿活力而又平穩有序。共產黨長期執政，有利于保持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以及政策的連貫性，但也容易產生領導班子老化乃至最

高領導人實行終身制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廢除了領導干部的終身制，實行干部的任期制，這無疑是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一大進步。隨著我們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的不斷深化，以及相關制度的建立健全，黨的最高領導人和中央高層領導班子的新老交替，實現了制度化。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任期都通過黨章和其他制度加以嚴格規范。同時，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干部選拔和任用制度進一步完善。這就保障了黨內領導力量的正常新陳代謝，黨內優秀人才能夠被推薦、選拔、選舉到領導崗位。與西方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相比，這種領導的制度化交接更能保持社會和政治的穩定，可以有效地防止因過度競爭帶來的政治派別之間相互爭斗、勢不兩立、分化分裂等各種消極后果。這也使政治體制的運作實現低成本、高效率，避免了西方多黨競爭、輪流執政過程中巨大的金錢和資源的投入與浪費。這無疑更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已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和各種風浪的考驗，是符合中國國情，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政黨制度。但這一政黨制度仍然需要通過改革進一步發展完善。例如，如何進一步完善民主選舉制度，如何進一步加強各民主黨派對執政黨的監督制約，如何進一步有效的防治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李景治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當代國際政治》教材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