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醫療案例

刑事醫療過失探微--從一個案例說起：林東茂，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

一、案例

這是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一項判決的事實背景[1]：

「病患因為腎臟結石就診，同意接受對比劑（顯影劑）的注射。護士先讓病患填寫同意書（說明書），病患在說明書的一欄「其他過敏病史」打勾，而且表示曾有身體過敏反應。護士詢問後，得知病患對食物或藥物過敏，但沒有進一步徵詢醫師，即對病患注射對比劑。病患因對比劑過敏，休克死亡。」 桃園地院判決護士業務過失致死，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三年。

醫界有人不同意這個判決，認為注射對比劑而發生過敏性休克的機率極低，約等於飛機失事的可能性。病患死亡是意外，護士應該無罪。並以「雙效原則」為由，認為醫療行為兼具正面與負面效應，負面效應既然無可避免，刑事司法即不應該介入失敗的醫療[2]。

本文認為，針對護士的過失責任，雙效原則不是合理的說法。病患的死亡不是意外，護士既然已經知道病患有過敏病史，就應該具有特殊的認知，必須徵詢醫師的意見，然後再採取進一步的檢查措施。不這麼做，等於製造病患的生命上不受容許的風險，等於違反小心謹慎的護士該有的注意義務，所以有過失。

二、醫療糾紛與刑事訴訟

基本上，失敗的醫療才會發生糾紛。醫療糾紛走上刑事訴訟，是所有醫療人員的痛，因為必須耗掉許多時間與精神在這無謂的糾纏上。雖然很多情況下，即使被起訴，也多無罪判決，或雖有罪但宣告緩刑[3]（如本案），可是已經不勝疲憊，或蒙上陰影。所以，不要以刑法手段去對待醫療糾紛，是醫療人員的共同心聲。醫療糾紛的增多，是人民權利意識抬頭的必然結果。各個領域的工作者都面臨越來越多的訴訟糾纏，不只是醫療人員。警察在處理民眾糾紛、群眾事件、或追捕人犯時，也往往挨告。警察可能被攻擊，承受身體與生命的風險，除此之外，刑事訴訟的風險也很高。教師也面臨越來越多的訴訟威脅，學生的自主意識越高，教師就越是可能挨告。尤其是教育政策上全面禁止對於學生懲戒，教師可能動輒得咎。

依照醫界常見的說法，比起日本與美國，臺灣醫師因醫療糾紛而遭到刑事追訴的機率明顯很高[4]。即使所述為真，這裡面的「法律社會學」的現象，還要進一步觀察。

如果前述醫界的說法為真，發生醫療糾紛之後，臺灣的病患或家屬偏好刑事訴訟。我們還應當追問，是不是我們的醫療理賠遠比美國或日本為少？病患家屬在得到滿意的醫療理賠之後，是否還會執意提告？醫療糾紛發生的原因是什麼？如果病患或家屬覺得醫師已經盡心盡力，還會執意提告嗎？如果醫療上已經針對侵入性治療的相關重要事項加以說明，病患已經清楚內容並簽字同意，還會執意提告嗎？這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瞭解。

刑事訴訟是很被動的，如果沒有人提告，檢察官不會自找麻煩，找案件來辦。刑法上的過失定義很含糊，只要有一點過失，就是過失。現實上有死亡或傷害的結果，而且醫療人員確有過失的嫌疑，一旦有人提告，檢察機關即不能置之不理。司法實務上，檢察官要做成不起訴處分比較麻煩，因為無罪的理由要寫得很清楚，要對於自己的法律見解具有不可動搖的篤定，否則案子會被聲請再議，而重新偵查。所以，比較可能的情況是，有成罪的可能性就會起訴。這當然是不對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得很清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的公務員，要對於被告有利或不利的情形一律注意。除了蒐集有罪證據之外，檢察官也必須針對有利於被告的情形加以注意，例如：是否正當防衛、是否緊急避難，是否欠缺不法意識，是否欠缺期待可能性，等等。不該讓難以定罪的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否則，不但浪費司法資源，也等於製造當事人的災難。遺憾的是，司法現實上，檢察官並沒有嚴肅考慮這一點。甚至有媒體披露，有某檢察長表示，應該給被告教訓，所以鼓勵起訴。這樣的起訴，暗夜問心，能平安否？

三、醫療過失全面除罪化？

醫療糾紛全面的除罪化，是不可能的。因為確實有輕率（重大過失）而發生醫療糾紛的情形。例如：手術後，紗布或手術刀留在病患體內；剖腹生產時應該注射麻醉劑，竟然錯打止血劑，產婦因而死亡[5]；產後應該開給子宮收縮的藥，卻開給降血壓的藥；拿錯血袋輸錯血，等等。醫師或護士重大的違反醫療常規，只要稍稍注意，就不會發生錯誤，但卻出錯了，而且也導致嚴重後果。對於這些案例，如果刑法不能介入，那麼整體的過失犯罪就必須全部廢除了。

醫療上所能主張的，應該是要求比照運動比賽來處理醫療過失。運動比賽提供較大的社會利益，所以我們容忍運動員所能製造的危險範疇比較廣。在被容許的危險範圍內，一切死傷結果一概與這個危險無關，所以沒有過失。F1方程式賽車、拳擊比賽、跆拳比賽、足球比賽、棒球比賽、啦啦隊的疊羅漢與拋接人體，等等，都有相當高的危險，但這些危險都被社會容許。既然被容許，所以得到如下結論：「F1方程式賽車擦撞對手，導致死亡，沒有過失。拳擊手打死對手，沒有過失。投手的觸身球導致打者受傷，沒有過失。足球比賽剷球動作把對手的腳骨踢斷，沒有過失。啦啦隊拋接失敗，有人因而跌地頸椎折斷，隊友並無過失。」前述的這類運動，除非有明顯的惡意，否則運動員遭受傷害甚至死亡，沒有人會提告，檢察官也不會主動偵辦。

我們對於運動員如此寬厚，對於製造更大利益的救護車，又更為寬厚了。基本上，一旦發生車禍，我們不會譴責執行勤務的救護車。除非有明顯的過失，例如：救護車闖紅燈不減速，或者是還有避讓的餘地卻不避讓，而發生重大車禍。醫療行為所帶來的社會利益，不會少於運動競賽，與救護車制度相當。所以，我們對於醫療行為的危險，至少要與運動競賽的危險同等對待，甚至更寬厚的對待。醫界要努力呼籲的，應該是這一點，而不是全面的除罪化。如果全面除罪化，醫界將形同享有治外法權。

四、護士有無過失？

任何領域的過失，包括醫療過失、交通過失、產品瑕疵的過失，等等，都有共通的本質，有共通的判斷原則。駕駛人失神而追撞前車，與護士恍神而打錯藥劑，兩者的過失本質是一樣的。不同的，只是過失呈現出來的狀態。

過失是什麼？刑法只簡略規定過失的概念，那就是「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這就是一般所說的「違反注意義務」。依據這個概念定義，司法實務以及一般人多以為，只要違反注意義務，即有過失。但是，注意義務的違反，不能很精準的當作過失的判斷基礎。

舉一個例子說。喝酒開車或超速行駛，都違反法律上的規定，破壞注意義務，但是當駕駛人在十字路口與闖紅燈的駕駛人互撞，這個車禍是誰的過失造成的？應該是闖紅燈的司機。在這個案例，喝酒開車或超速行駛，都不是車禍可被歸咎的條件。法律禁止酒後開車，禁止超速，目的何在？應該是：「不要製造其他用路人的風險，駕駛人要保有正常的反應能力，並因此避免事故發生。」在這個案例，即使駕駛人沒有喝酒，沒有超速，遇上闖紅燈的司機，車禍照樣發生。這個車禍與法律的禁止目的並不相干，所以車禍只能歸咎闖紅燈的人。

我認為，在通常的情況下，注意義務的違反，可以當作過失的判準，但不能當作全面的判準。總之，刑法的規定只是一個思考的框架，在不少個案上，還要注意個案的特殊性，才能判斷周全。

所謂過失，還有其他常用的判準：結果發生的可認識性、結果發生的可預見性（日本學說的舊過失理論），結果的可避免性（日本學說的新過失理論），等等。依照客觀歸責理論，也可以恰當解釋過失的成立要件。客觀歸責理論的判斷步驟有三個：第一，行為是否製造不被容許的風險？第二，這個風險與結果的發生，是否因果流程的常態？第三，因果流程的實現，是否在法規範的禁止範疇之內？通常的情況下，客觀歸責理論判斷到第二個步驟，就可以回答有無過失。只有針對很少部分的案例，才會進入第三個步驟的判斷。

所有的判準都只能解釋比較明顯的過失案例，但遇上灰色的案例，有些判準就很難圓說。舉例而言，投手丟出觸身球，打者受傷，這個結果投手可能有認識，也能夠預見，因為即使最優秀的投手也無法讓每一球都隨心所欲的到位。如果採取結果的可認識性與可預見性，投手豈不成立過失傷害罪？但有人去追究投手嗎？所以，結果的可認識性，結果的可避免性，顯然不是優越的過失判準。觸身球的例子，依照客觀歸責理論，就可以輕鬆而且合理的解決。投手並無過失，因為沒有製造不被容許的風險。何以故？任何運動比賽都有程度不等的風險，但由於運動比賽提供比較大的社會利益，所以這些風險都被社會接納了。我們接納這些風險，意味接納可能相應而生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球員可能受傷，裁判或觀眾也可能因賽事的進行而受傷。球員自己也知道，賽事的進行，不可避免的會有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傷害。總之，運動員、裁判、觀眾以及社會人士都共同接受運動比賽所可能出現的傷害事故。假使不能接受運動傷害的發生，比賽就只能中規中矩的進行。如果真是如此，運動比賽就成了呆滯而且沒有意義的社會活動，可以取消不要了。

過失的定義及其理解，遠比許多人所想像的要難。我認為，過失的意義近乎「道」，道可道，非常道。過失的定義與理解，實在超乎語言與文字，我們都只是勉強去說它而已。所以，不能期許會有一個天衣無縫的說法或理論。理論的擁護者必須小心謹慎，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解釋上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由於意外或偶然所引起的結果，都不能歸咎特定的行為[6]。舉一個例子：「父親在公園裡扶持自己的小孩學騎單車，有年輕人滑直排輪，不慎撞到父親。父親的雙手從單車鬆開，小孩失去扶控，踩著單車搖晃衝出公園的窄門。窄門外即是車道，汽車駕駛人雖然依照速率開車，但發現小孩時，來不及煞車，直接撞擊，小孩當場死亡。」

父親的鬆手，根本不具有刑法的意義。這是單純的反射動作，沒有任何意思決定的成分，刑法不過問。滑直排輪的年輕人撞到父親，是小孩死亡的最初條件，兩者之間有因果關係，但不是重要的因果關係。因為整體的因果流程（碰撞父親，以致於小孩從窄門衝出，然後被路過的車子撞上）太不尋常。這種因果的發展太罕見，所以是偶然，不能歸咎年輕人。至於駕駛人，在「通常的情況下」可以主張信賴保護原則[7]，而沒有過失。不是所有的悲劇，都可以在刑法裡找回公道或正義。

接下來檢驗，案例中的護士有沒有過失？或反過來看，接受對比劑注射的病患，他的死亡是不是意外？

病患在檢查同意書上表示，他有「過敏的病史」，護士也詢問過，病患是否藥物過敏、食物過敏等等。如果護士進一步徵詢醫師，考慮更合適的檢查方法，或建議採用幾乎沒有副作用但健保不給付的顯影劑，或進一步瞭解病患是否體質特殊，那麼病患的死亡是否可以避免？同意書的意義是什麼，應該是為了清楚知道病患的身體狀況，決定檢查或醫療的策略，而不全然是為了取得病患的同意。病患表示自己有過敏的病史，醫療常規上是否可以忽略不管？病患的過敏病史，是否足使一個小心謹慎的醫療人員起疑，而必須更謹慎的應對？護士沒有小心求教於醫師，就施打顯影劑在病患身上，應該是違反了注意義務。除非病患有特殊體質（即使注射健保不給付的顯影劑，依然很可能死亡），否則病患的死亡不能認為是意外。護士不能為了醫療檢查或醫療流程的暢快，而忽略了醫療安全。同意書當然還有更普遍的目的：取得病患承諾（同意）。但是，必須注意，那是取得病患承諾「願意接受結果的發生」。願意接受器官摘除、願意接受截肢、願意接受侵入性的檢查（如照胃鏡）、願意接受結紮、願意接受化療所引起的身體不適，等等。總之，是願意接受入侵性治療的身體損傷。事實上，即使沒有同意書，醫師也可以因為「業務上正當行為」而不違法。在不少情況下，除了業務上正當行為之外，也可以同時主張（為病患）緊急避難，所以不違法。告知後同意，取得病患承諾，只不過是業務上正當行為的證明而已。本案例的病患，不會預知自己竟會死亡，更不會承諾注射顯影劑之後而死亡的結果。所以，這個同意書的簽署（承諾）不能排除護士的過失。

五、業務上的中性行為

本案例，護士能否主張業務上的中性行為，而不成立過失？

有許多社會活動，都可能帶有相當程度的危險，而不只是醫療行為。F1方程式賽車、拳擊比賽、棒球比賽、啦啦隊表演、蓋房子、交通警察取締違規駕駛、賣菜刀、賣汽油、賣農藥、賣速食（如麥當勞）、賣速食麵、賣蜜餞、開車，等等，都有正面效應，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生命與身體的危險。

任何一種方便，都隱含危機。我們既要種種隱含危險的活動，就不能苛責，凡是這類危險所引發的結果，都要讓行為人承擔過失責任。行為人買農藥之後，下毒殺人或自殺，農藥行老闆不會有罪。婦人買菜刀，回家殺了自己的老公，五金行老闆也不會有罪。消費者每餐吃麥當勞或速食麵，導致心血管疾病或肝臟嚴重受損，生產商無罪。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主張「業務上的中性行為」，或主張信賴原則而不受處罰。

針對這個問題，客觀歸責理論提供了值得參考的思考素材。在可受容許的範疇裡，沒有過失。只有逾越了容許的界線，才有過失。通常的情況下，業者必須相信消費者會正常使用購買的商品，不去危害他人，也不會傷害自己。如果業者必須假設，消費者將以購買的商品傷害他人或自己，經濟交易勢必無法進行。提供生活上便利的速食，也都可能被取消。彼此信賴對方的理性，才能接納社會活動必要的危險。所以，在一般的情況下，「業務上的中性行為」沒有製造不受容許的危險。在這個可受容許的危險範圍裡，業者沒有過失。

但是，當特殊情況出現了，農藥行老闆或五金行老闆就必須提高警覺。例如：當一個婦人走進店裡，神情哀淒，用絕望而且怪異的語氣詢問：「什麼農藥最毒，喝下去最快死？」老闆就應該拒絕交易，否則就有過失。老闆不能信賴這個婦人買最毒的藥會拿去正常使用，不能主張「業務上的中性行為」而排除過失。同理，在店門口遭到老公毒打的婦人，殺氣騰騰走進五金行，要買一把銳利的鋼刀，店員應當出售這一把刀嗎？店員還可以信賴這把鋼刀是要回家殺雞用嗎？所謂「業務上的中性行為」，應該有例外。

本案例的護士，類似「業務上的中性行為」的例外。通常情況下，注射對比劑的風險在可受容許的範疇內，因為出現過敏性休克的機率與飛機失事相同。此外，護士必須信賴病患會誠實填寫同意書，並因而理解這類檢查的可能風險。可是，當病患已經表明他會藥物過敏，就已經發出了警訊；針對這個警訊，護士應該有特殊的認知。這情況猶如神情哀淒的婦人買最毒的農藥，藥店的老闆必須緩以待之，最上策則是不賣。這些警訊意味著，眼前是特殊的個案，必須特殊的處理。刑法所要過問的是這一點：為什麼不謹慎看待這個警訊？ 所有原則都有例外，一切都是動態的平衡，陰陽相濟。如果認為任何情況的賣農業、賣鋼刀、注射對比劑，等等，都是無害的，都不應該有刑法上的責任，恐怕有違事理，不是見道之言。

六、護士有無重大過失？

接下來要問，護士的過失，是重大過失（魯莽的過失，一種接近於間接故意的過失），還是一般過失？

刑法並沒有重大過失的規定，討論重大過失，對於過失犯罪的判斷沒有實務意義，只能當作量刑上的參考[8]。不過，如前文所說，醫療過失的全面除罪化並不可能，醫界應該努力的方向是，重大過失所引起的醫療糾紛才有刑事責任。所以從量刑參考上，從將來的立法政策參考上，重大過失卻有討論的價值。

針對某些犯罪類型，德國刑法上有重大過失（輕率Leichtfertigkeit）的規定。例如：刑法第345條第2項。這是關於公務員濫權執行處罰的規定。第345條第1項主要規定：「公務員職司自由刑、剝奪自由保安處分或行政機關命令的執行，依法不應執行，卻加以執行，處自由刑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第345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如果輕率而執行，處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科罰金。」公務員知道執行處罰的要件並不存在，卻予以執行，是故意濫權。執行處罰的要件不存在，公務員連最基本的注意也沒有，就加以執行，就是輕率（重大過失）濫權。例如：連人別訊問也不作，錯把不相干的人加以拘禁。

除非侵害重大價值的法益（如生命），否則刑法不處罰過失的行為。但是，針對某些侵害行為，如前述的公務員濫權，處罰重大過失，可以使行為人找不到藉口逃避處罰。公務員不能辯解，因為工作太忙碌，所以眼花，所以擺了烏龍；不能主張由於是過失，並非故意濫權，所以不被處罰。重大過失的處罰規定，正如截堵的構成要件（Auffangstatbestand）[9]，有其攔截功能。躲掉了故意濫權的指控，也逃避不了重大過失濫權的責任。

德國刑法沒有重大過失的規定（即使是一般的過失，法條也不作規定）。重大過失的解釋，只能求之於實務判決或學說。文獻關於重大過失的理解，有兩種取向，其一，認為是特殊的不法內涵；其二，認為是特殊的罪責內涵。比較多數的意見，認為重大過失屬於不法構成要件。有一種折衷的看法，認為重大過失應該從不法內涵與罪責的交互關係去下判斷，但判斷重點仍然是不法內涵[10]。

所謂重大過失，有幾個大同小異的說法，例如：「輕率是一種高度的過失，重大的違反注意義務，特別是忽略損害發生的高度可能性。[11]」或例如：「輕率是一種高度危險的行為類型，行為人同時具有更高的主觀可非難性。[12]」又例如：「違反特別重要的注意義務。[13]」

重大過失的判斷，不能只考慮行為的客觀面（不法內涵），而忽略行為的社會意義。舉一個例子說。極速行駛有發生事故的高度可能性，飆車競速與救人送醫而飆車，都有發生事故的高度可能性。如果兩種情況的飆車都肇事傷人了，我們會認為兩者都是重大過失嗎？我們可能會說，飆車競速而發生事故是重大過失，救人而飆車不是重大過失。理由是什麼？因為飆車競速是沒有社會意義的舉動，救人送醫是具有社會意義的舉動。針對具有社會意義的舉動，我們有比較大的寬容；針對毫無意義的舉動，我們的評價比較嚴苛。

醫療行為具有高度的社會意義，我們的評價態度自然應該比較寬容。這也就是不能輕易對於一般的醫療過失加以處罰的理由。但是，重大的過失，粗魯的、明顯違反醫事常規的舉動，卻不能不過問。

案例中的護士，有無重大過失？一般的情況下，注射對比劑而出現過敏性休克，可能性非常低，大約只有飛機失事的機率。護士即使知道注射對比劑有一些風險，但基於經驗，她知道注射行為並不是「從事高度危險的行為類型」，她也沒有「忽略侵害發生的高度可能性」，所以，護士沒有重大過失。

案例中，護士已經得知病患有過敏的病史，我們的判斷是否不同，認為護士有重大過失？如果「過敏病史」或「藥物過敏」這類陳述在醫療上的意義含糊，過敏病史不代表注射對比劑之後休克死亡的機率明顯升高，那麼，護士所從事的也不是「從事高度危險的行為類型」，沒有「忽略侵害發生的高度可能性」。所以，護士知道了病患有過敏病史而依然注射對比劑，也沒有重大過失。

不過，是否重大過失，還要兼顧醫療常規。如果醫療常規嚴格指示，當發現病患有特殊狀況時（如自陳有過敏病史），必須更詳細檢查才能進行下一步的醫療處置，護士忽略了這項指示，即有重大過失。何以故？醫院的嚴格指示，意味紅色警戒，事關重大，代表醫護人員的高度注意義務。護士「違反特別重要的注意義務」，即為重大過失。如果醫院沒有這項嚴格指示，護士知道病患有過敏病史，逕行注射對比劑，就只是一般過失。

七、結語

醫療是雙面刃，可以排除病人的癥狀或疼痛，在一定的程度內治好疾病，但是醫療也有危險性。即使單純的用藥都有危險，更遑論侵入性的檢查或治療。醫療行為有其重要的社會利益，所以可能出現的危險，應該被寬厚的容忍與接納。不能讓每一個失敗的醫療都承擔刑法上的過失責任。由於意外所導致的失敗醫療，絕對不能歸咎醫師。由於一般的過失所形成的失敗醫療，也不能苛責醫護人員。病患及其家屬都必須接受，醫療上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正如必須接受醫師有其極限，有不少難治之癥是醫師們無能為力的。

醫療過失的全面除罪化，不是合理的主張。醫療上難免有重大的過失，例如：產婦準備開刀生產，應該注射麻醉劑，卻誤打肌肉鬆弛劑，產婦因而死亡。如果這類醫療上的重大過失沒有刑法責任，那麼其他領域的重大過失也很難有處罰的理由。如果醫療過失全面除罪化，醫師與護理人員將形同享有治外法權，這恐怕違反憲法上的平等權，也不合道理。

重大過失所引起的失敗醫療，才有刑法上的責任。醫界應該努力的方向是這個，而不是全面除罪化。法界所要努力的則是，如何正確的解釋重大過失？重大過失與普通過失可以清楚的切割嗎？這是刑法解釋學上的艱難問題。過失的本質，重大過失的範疇，都是難題。

重大過失的判斷，有一些基本的原則，那就是：「違反特別重要的注意義務」、「忽略侵害發生的高度可能性」、「從事高度危險的行為類型」。本案的護士並沒有重大過失，但是有一般的過失。注射對比劑可能引起的過敏性休克，機率很低，與遭到雷擊或飛機失事的機率一樣低。護士並沒有忽略侵害發生的高度可能性，注射對比劑也不是高度危險的行為類型，所以護士沒有重大過失。除非醫療上「嚴格指示」，當病患表明有過敏的經驗時，應該詳細徵詢醫師的意見才可注射對比劑，而護士竟然不顧，才因為違反「特別重要的注意義務」而有重大過失。至於護士有一般過失，應該難以爭辯。病人既已在同意書上表明有過敏病史，也口頭表示有藥物過敏的經驗，這意味著警訊已經出現。要求病患填寫同意書的目的，不應該只是為了獲得同意，而應該也是為了更清楚知道病患的身體狀況，排除可能發生的醫療危險。針對這種警訊，假設醫院沒有嚴格指示該怎麼處置，但是，一個小心謹慎的護士總該懷疑沒有進一步徵詢醫師的意見，難免會有醫療危險。護士放任這種危險發生，這個危險與病患死亡之間的因果流程不是嚴重的偏離常軌，所以有過失。

[1] 95(2006)年訴字第2722號判決。

[2] 王暉智，雙效原則 – 評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2722號刑事判決，發表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五十週年院慶學術研討會，臺北醫法論壇，2009年4月18日，研討會文集，第1-16頁。

[3] 根據長庚大學醫學系林萍章教授的觀察，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四年，臺灣共有十五件刑事醫療訴訟的案件，十六位醫師被判決有罪，但皆獲得緩刑宣告或得易科罰金。參閱：林萍章，醫療常規與刑事責任，發表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五十週年院慶學術研討會，臺北醫法論壇，2009年4月18日，研討會文集，第45頁。[4] 林萍章教授前述文章的第58頁，對於美國、日本與臺灣的刑事醫療訴訟做了統計分析，提到： 「醫療糾紛刑事訴訟新案件發生率：臺灣遠大於美國、臺灣遠大於日本、日本遠大於美國。統計上，臺灣刑事訴訟新案件發生率顯著高於美日兩國。」

[5] 這事情發生於1998年6月29日的臺灣新竹。護士在手術房內抽取藥劑時，將止血劑誤為麻醉劑，注射於產婦的腰椎內，止血劑立即引起產婦的不適，因急性腦水腫合併腦疝形成，而死亡。相關判決：新竹地院89(2000)年訴字第4號；臺灣高等法院90(2001)年上訴字第3468號。

這種打錯針的案例並不少見。臺北土城的一家婦幼醫院也發生這類醫療事故。甲乙兩名護士在醫院裡各有職掌，甲負責麻醉，乙負責施打疫苗等護理工作。2002年11月26日，七個新生兒接受肝炎疫苗的注射後，呼吸衰竭陷入昏迷，一人死亡，其他六人受到程度不等的傷害及後遺癥。偵查發現，乙所施打的是「肌肉鬆弛劑」，而不是肝炎疫苗。乙從嬰兒房的冰箱裡取藥時，沒有按照「三讀五對」的標準程序，所以拿錯針劑。這種肌肉鬆弛劑不該出現在嬰兒房的冰箱裡，是甲數月前放入的。甲將肌肉鬆弛劑放入冰箱時，書寫警告標語，豎立在該藥品前。但是，這個標語在幾個月間被頻頻翻動，已經失去警告作用。相關判決：板橋地院92(2003)年矚訴字第1號；臺灣高等法院91(2003)年矚上訴字第1號。評論文獻：林鈺雄，第三人行為介入之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臺灣本土法學，第79期，2006年2月，第13-31頁（上）；第80期，第21-40頁（下）。[6] 這在加重結果犯的判斷同樣適用。傷害致死罪的成立，必須行為人在客觀上能夠預見死亡的發生。如果死亡的發生是一種偶然，行為人無從預見，即不成立傷害致死罪，只成立傷害罪。最高法院97(2008)臺上3104：「刑法第十七條所謂行為人不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者，係指結果之發生出於客觀上之偶然，為行為人所不能預見者而言。」但是，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對於行為人不利。甲乙互毆，乙因為急性心肌梗塞而死亡，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仍認為傷害與死亡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成立傷害致死罪。合理的回答應該是，不成立傷害致死罪。[7] 例外的情況，又當別論了。假如駕駛人行經公園的近處，發現路旁豎立一座警示牌語：「常有小孩嬉戲，請減速！」駕駛人不能主張已經依照規定速率開車，而是必須減速到隨時可以煞車，以免危及可能從公園竄出的小孩。

[8] 最高法院96(2007)臺上2200：「被告過失情節是否重大，係屬事實審量刑時應依職權審酌之事項，非屬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

[9] 截堵構成要件（Auffangstatbestand）的譯詞，林山田教授在很早以前就使用。主要是在他「經濟犯罪與經濟刑法」一書。關於刑法裡的重大過失，可以參閱：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第10版，2008年，第173-175頁。

[10] Roxin, Strafrecht AT, I, 4.Aufl., 2006, § 24, Rn.87.(S.1094)[11] Tenckhoff, Die leichtfertige Herbeiführung qualifizierter Tatfolgen, ZStW 88(1976), S.911.[12] Volk, Reformüberlegungen zur Strafbarkeit der fahrl?ssigen K?rperverletzung im Stra?enverkehr, GA 1976, S.179.[13] Wegscheide, Zum Begriff der Leichtfertigkeit, ZStW 98(1986), S.653.

第二篇：刑事案例

案例一：

2005年4月2日凌晨，古鎮鎮古四村的鄧某與其岳母黃某、妻子李某因家庭瑣事發生爭執后惱羞成怒，沖到二樓廚房操起兩把菜刀欲砍黃某，其妻李某見狀上前阻止，鄧某不顧黃、李二人的反抗，持菜刀向二人頭部、手部等部位猛砍數十刀，致二人倒地，黃某當場死亡。接著，鄧某又向躺在廚房地上的李某頸部割了一刀，致李喉管斷裂，當場死亡。鄧某將兩把菜刀扔在現場后，來到其女兒鄧曉睡覺的房間，寫下一封遺書，將遺書帶回其位于古鎮鎮古四顧所街一巷2號的家中，并換下殺人時沾有被害人血跡的衣服鞋襪，再返回其岳母家里，準備將女兒鄧曉抱回家，女兒看到外婆、母親的死狀后受驚嚇而哭啼，鄧某即將女兒抱回睡房床上，喪心病狂地用一條掛蚊帳的尼龍繩將女兒活活勒死，然后又從廚房拿了一把菜刀竄到古鎮鎮岡南村廣厚里一巷4號蔡某家中，瘋狂地將蔡某的母親林某、妻子林阿枝和蔡某年僅四歲的兒子蔡小杰先后砍傷，最終，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鄧某死刑。

法律評析：

故意傷人罪是指故意地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這是侵犯公民人身權利中最嚴重的犯罪。本案中，鄧某與家人發生爭吵，出于憤怒，用菜刀砍殺岳母、妻子，用尼龍繩勒死女兒，對正常人鄧某來說，盡管當時的情緒比較激動，但意識是清醒的，對自己的行為具有控制能力，并能夠認識到該行為的后果，因此鄧某殺死家人的行為是出于故意，已構成了故意殺人罪。

法律鏈接：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案警示：

本案中鄧某的罪行固然應受到法律的嚴懲，但是他所造成的危害，卻不會隨著法律對鄧某的懲罰而消失。透過這宗令人發指的殺人案，我們每一個都要從中吸取教訓，我們要加強自身人格的塑造，培養“善良、忍讓、理智、法制”等良好的人生觀。同時我們也看到一個和諧的和人性化的社會環境有利于人們形成健康的性格和情感，因此我們有必要更深刻地認識到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

案例二：

楊某原為中山市小欖鎮一工廠的生產主管，平時為人豪爽，重情意，很講義氣。2005年6月4日晚，楊某剛下班回家，即聽到同廠老鄉李某說自己另一老鄉兼好友王某在廠對面的士多店打麻將時與人發生矛盾，現正被多人毆打，楊某一聽自己的朋友被欺負，二話不說拿起一支木棍就與李某直奔士多店。到后，看到江某正與王某在爭吵，楊某以為是江某與其他人毆打了王某，不分青紅皂白，揮棍毆打江某，致江某頭部受創，不治死亡。后經法醫鑒定，江某傷重不治系頭部遭受鈍器重創所致。

案發后，法院判處楊某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判處王某有期徒刑二十年，李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判處楊某、王某、李某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江某家屬人民幣10萬元。

法律評析：

楊某為人平時江湖義氣重，法律意識淡薄，文化程度不高，事情發生后，沒有冷靜地分析情況，不分是非曲直便對江某進行傷害，導致江某死亡，自己和李某、王某等人也被判刑，并需承擔江某家屬提出的賠償責任。

法律鏈接：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

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刑法》第二十五條：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

《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二人以上共同侵權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本案警示：

本案中的楊某靠自己的勤勞在工廠打工，并做到主管，本應過上比較安穩的日子，但由于其重江湖意氣，遇事不沉著、冷靜，不分青紅皂白就出手傷人，結果不僅和朋友都進了監獄，更使江某丟了性命。因此，大家在幫助朋友時，一定要弄清是非，而不只是意氣弄事，否則，只會害人害己。

案例三：

何小明，四川某地人，從小隨打工的父母在中山讀書，因為父母工作忙，沒有時間管，何小明在學校成績差，紀律差，經常成為老師們投訴的對象。2004年，17歲的何小明中學畢業，進入工廠打工。何小明與一群比他大的社會青年經常一起玩到深夜，并且看誰不順眼就要生點事。有一天晚上，他們六、七人在一起喝得醉熏熏的，聽他們的“大哥”許小堅要去收拾“大哥”女朋友的哥哥鄭小雄。何小明就高高興興地跟去了。“大哥”用力捅了鄭小雄，何小明用拳頭也幫著打了幾下，鄭小雄當場暈倒，血流

滿地，被拉到當地醫院急救，雖免于生命危險，但經司法鑒定為重傷，并造成終身殘疾。何小明等人最后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人民檢察院經審查后以故意傷害罪對何小明等人提起公訴。

法律評析：

本案中，許小堅、何小明等人構成故意致人重傷，帶頭的徐小堅被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何小明因為講哥們義氣，參與進去，人民法院依法對其處以一年半的有期徒刑，主要由于其不滿18歲，且沒有使用武器，情節比較輕微，屬于從犯，否則，后果將會更加嚴重。

法律鏈接：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故意傷害罪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刑法》第一十七條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負刑事責任，屬完全刑事責任的年齡；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的，負刑事責任，除這8種以外的其他危害社會行為，不負刑事責任；不滿14周歲的不負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刑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從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第二款規定：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本案警示：

希望廣大青年朋友，能吸取教訓，提高自控能力，避免類似悲劇發生。切忌：哥們義氣莫濫用，害了人來又害己。

案例四：

王某與吳某為夫婦。2003年上半年，吳某患病，經治療好轉。2005年1月，吳某生育一女后病情加重，王某帶其到縣人民醫院就診，經確診為系統性紅班狼瘡和腎臟病。王某見吳某病情嚴重，且難以治愈，產生逃避心理，遂以外出打工為名于同年4月離開吳某。2005年7月，王的父母與吳的父母為付醫療費發生爭執，王的父母亦對兒媳吳某棄置不顧離家外出。吳的父母只好對吳繼續治療。2005年10月1日，吳某病死于醫院。吳某家人將王某遺棄的情況反映到縣婦聯等單位，在社會上產生較大影響。2006年6月7日，經檢察機關批準，該縣公安局將在南京打工的王某抓獲歸案。2006年8月8日，該縣檢察院以王某涉嫌遺棄罪對其提起公訴。2006年9月29日，該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王某犯遺棄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

法律評析

本案被告人王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明知其妻吳某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卻以打工為名外出。其主觀上有不愿承擔法定扶養義務的故意，客觀方面表現為在吳病重、病危及死亡期間，王實施了不管不問的遺棄行為，且情節惡劣，構成遺棄罪，要承擔刑事責任。但王某即使承擔了刑事責任，亦不免除其民事責任，即由其岳父母墊付的其妻的醫院費用。鑒于雙方達成調解，王某及親屬一次性賠償被害人吳某父母醫療費等各項經濟損失2萬元，并取得被害人父母的諒解，法院對王某從輕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

法律鏈接

《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對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情節惡劣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婚姻法》第二十條：夫妻有互相扶養的義務。一方不履行扶養義務時，需要扶養的一方，有要求對方付給撫

養費的權利。

本案警示

由于醫藥費用的快速增長，不少家庭對醫院產生畏懼心理，對疾病采取聽天由命的態度，尤其在農村出現了一定數量的惡性遺棄案件，受害者多是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及受歧視的未成年女孩子。我們一方面呼吁社會醫療保障機制早日健全，惠及百姓；一方面提醒各位公民增強法律觀念，加強法律知識的學習，須知親屬生重病不予醫治，涉嫌構成遺棄罪。遺棄行為不僅違反社會道德，為人所不齒，嚴重的可能觸犯刑律，將受到嚴厲的制裁。

案例五：

我市某鎮黃偉與李螢是一對夫妻，育有一子黃豆豆。豆豆多動、頑劣，不肯聽父母管教。父母為了教育好豆豆殫精竭慮，方法用盡，但豆豆不但不見好轉，又養成了偷拿父母零錢的壞習慣。一天早晨，黃偉起床后發現口袋里的10元錢不見了，聯想到豆豆近日的表現，不由怒從心起，發誓一定要借機好好教訓一下豆豆。黃偉騎上摩托車將正在學校上課的豆豆強行帶回家，與李螢一同將豆豆綁在自家院內的一顆樹上進行管教，但豆豆不但不聽父母之言，還用腳踢父母。氣急敗壞的黃偉拿來一瓶煤油倒在豆豆站立的地面上，恐嚇要放火燒豆豆。李螢拿來炭火假裝著引燃地面上的煤油，以此恐嚇豆豆，逼豆豆屈服。由于李螢不小心，引燃了自己的衣袖，在慌亂撲打中，不慎將火種濺到豆豆身上，可憐的豆豆立時變成了火人，被燒至重傷不治而亡，親子被焚，慘案就此釀成。黃偉與李螢觸犯過失致人死亡罪，雙雙入獄。

法律評析：

行為人只要因其過失行為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就可以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過失致人死亡一般發生在日常生活或勞動等場合，常常

由于行為人對他人的生命安全缺乏應有的注意而致人死亡。過失致人死亡的“過失”通常分為兩種,第一種：過于自信的過失致死，即指行為人是憑借某種客觀條件如能力、經驗、環境等，輕信可以避免死亡結果的發生。因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死亡結果的心理態度。第二種：疏忽大意的過失致死，即行為人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后果，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以致發生死亡的后果。豆豆的父母正是由于過于自信的過失而失手釀成火燒愛子的慘案，同時觸犯刑法第二百三十條受到了法律的嚴懲。

法律鏈接：

《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過失致人死亡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案警示：

（1）尊重生命、關愛他人。切不可做可能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危險事情。遇事謹慎，不沖動，不莽撞，思而后行，力避“一失足成千古恨”。

(2)為人父母，要擯棄“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惡俗。

案例六：

一天深夜，王某駕車一路狂奔，突然撞倒一行人，王某停車查看，發現行人身受重傷，但是尚未死亡。王某看到事發地點比較偏僻，并且四周無人。王某為逃避法律追究，心生惡念，將行人搬上車，載到一山邊，將行人拋棄在叢林里，隨即逃之夭夭。行人被發現時已經死亡。公安機關經偵查后，將王某抓獲歸案。檢察院以王某涉嫌“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法院經審理，判王某犯“故意殺人罪”，處無期徒刑。

法律評析：

本案中，王某撞傷行人的行為按《刑法》133條規定應為交通肇事罪，但王某因怕承擔責任，把受傷的行人拋棄在山林，使行人因沒有得到及時救治而死亡，這就使王某的犯罪性質發生了轉變，即王某主觀上對行人的傷亡由過失轉化為故意，按《刑法》第232條,王某已構成故意殺人罪。

法律鏈接：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為交通肇事罪。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以故意殺人罪處罰。

本案警示：本案案發之初，只要王某積極采取救護措施，即使行人死亡，也只會按交通肇事罪追究其責任，但王某卻為逃避責任，將行人棄之山林而不顧，最終，法網恢恢，只能在監獄度過余生了。

第三篇：刑事案例分析

101、關于單位犯罪，下列選項錯誤的是：

A．甲注冊某咨詢公司后一直虧損，后發現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可以盈利，即以此為主要業務，該行為屬于咨詢公司單位犯罪

B．乙公司在實施保險詐騙罪以后，因為沒有年檢而被工商管理局吊銷營業執照。案發后對該公司不再追訴，只能對原公司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

C．丙虛報注冊資本成立進出口公司，主要從事正當業務經營，后經公司股東集體討論，以公司的名義走私汽車，利益均分。由于該進出口公司成立時不符合法律規定，該走私行為屬于個人犯罪

D．丁等5名房地產公司領導以公司名義非法經營煙草業務，所得利益歸5人均分。該行為屬于單位犯罪

答：ACD.（參總結）

102、甲受國有事業單位委派，擔任某農村信用合作社主任。某日，乙找甲，說要貸款200萬做生意，但無任何可抵押財產也無擔保人，不符合信貸條件。乙表示若能貸出款來，就會給甲10萬元作為辛苦費。于是甲囑咐該合作社主管信貸的職員丙“一定辦好此事”。丙無奈，明知不符合條件仍然放貸。乙當即給甲10萬元，其余190萬元貸后用于揮霍，經合作社多次催收，乙拒絕歸還。甲、乙、丙的行為觸犯的罪名?

答：甲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違法發放貸款罪，且甲的行為屬于一般受賄，因為斡旋受賄中應是利用非同一部門的他人或下級的職權。乙的行為構成受賄罪（10萬）+貸款詐騙罪（200萬），詐騙后再行賄，兩個法律關系。丙的行為構成違法發放貸款罪。

103、案情：瓜農王某在自家田地里種了5畝西瓜。因在西瓜成熟季節經常被盜，王某便在全村喊話：“西瓜打了農藥（其實沒有打藥），偷吃西瓜出了人命我不負責”，但此后西瓜仍然被盜。于是，王某果真在西瓜上打了農藥，并用注射器將農藥注入瓜田中較大的5個西瓜內，并在西瓜地里插上寫有“瓜內有毒，請勿食用”的白旗。鄰村李某路過瓜地，雖然看見了白旗，但以為是嚇唬人的，仍然摘了一大一小兩個西瓜，其中大的西瓜是注入了農藥的。回家后，李某先把小的西瓜吃了，然后出門干活。當天，正好家里來了3位客人，李某的妻子趙某見桌子上放著一個大西瓜，以為是李某買的，就用來招待客人，結果導致2個客人死亡，1個重傷。

問題：

1.王某的行為構成犯罪還是屬于正當防衛？為什么？

答：王某的行為構成投放危險物質罪。

? 2.李某的行為觸犯了哪些罪名？

答：李某的行為觸犯了過失致人死亡罪+過失致人重傷罪。過失犯罪以結果認定具體罪名。

? 3.李某觸犯的數個罪名是否構成數罪？為什么？

答：不構成數罪并罰，過失致人死亡和過失致人重傷屬于想像競合。

? 4.李某觸犯的數個罪名應當如何處理？

答：因為屬于想像競合，應該按照擇一重處罰的原則，只定過失致人死亡罪。

? 5． 趙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為什么？

答：無罪。趙某的行為在主觀上并沒有犯罪的故意或過失，因此應認定為意外事件。

127、犯罪主體，正確的是C

A甲女43 吸毒后威脅孫某之長女19 因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的主體只能是男性，故甲無罪

（強迫賣淫罪的犯罪對象無限制，強奸罪的對象只能是女性）

B乙15歲攜帶自制火藥槍奪取婦女張某的挎包，因乙未使用該火藥槍，故應當構成搶劫罪 C丙15歲在幫助李某扣押被害人汪某索取債務時導致王某死亡，（過失），并不應當負刑事責任

（丙，在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從重，非法拘禁暴力致人死亡的定故事殺人罪14~16相對負刑事責任的罪名：）

D丁是司法工作人員，也可以構成放縱走私罪

（主體必須是海關工作人員）

126、被告人趙某與被害人錢某曾合伙做生意（雙方沒有債權債務關系）。2009年5月23日，趙某通過技術手段，將錢某銀行存折上的9萬元存款劃轉到自己的賬戶上（沒有取出現金）。錢某向銀行查詢知道真相后，讓趙某還給自己9萬元。

同年6月26日，趙某將錢某約至某大橋西側泵房后，二人發生爭執。趙某頓生殺意，突然勒錢某的頸部、捂錢某的口鼻，致錢某昏迷。趙某以為錢某已死亡，便將錢某“尸體”縛重扔入河中。

6月28日凌晨，趙某將恐嚇信置于錢某家門口，謊稱錢某被綁架，讓錢某之妻孫某（某國有企業出納）拿20萬元到某大橋贖人，如報警將殺死錢某。孫某不敢報警，但手中只有3萬元，于是在上班之前從本單位保險柜拿出17萬元，急忙將20萬元送至某大橋處。趙某蒙面接收20萬元后，聲稱2小時后孫某即可見到丈夫。

28日下午，錢某的尸體被人發現（經鑒定，錢某系溺水死亡）。趙某覺得罪行遲早會敗露，于29日向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交待了上述全部犯罪事實，并將勒索的20萬元交給公安人員（公安人員將20萬元退還孫某，孫某于8月3日將17萬元還給公司）。公安人員李某聽了趙某的交待后隨口說了一句“你罪行不輕啊”，趙某擔心被判死刑，逃跑至外地。在被通緝的過程中，趙某身患重病無錢治療，向當地公安機關投案，再次如實交待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問題：

1．趙某將錢某的9萬元存款劃轉到自己賬戶的行為，是什么性質？為什么？

盜竊罪

2．趙某致錢某死亡的事實，在刑法理論上稱為什么？刑法理論對這種情況有哪幾種處理意見？你認為應當如何處理？為什么？

故意殺人罪的既遂因果關系里的認識錯誤的事前故意采用法定符合說，丁故意殺人既遂

3．趙某向孫某索要20萬元的行為是什么性質？為什么？

敲詐勒索詐騙罪（虛構事實，認識錯誤（），主動處分（不是民法上的處分權）財產）敲詐勒索和詐騙罪的想象竟合，從一重罪處罰

Eg：一成年男子拿一包糖換取3歲小孩兒脖子上的珍貴項鏈，定盜竊罪

4．趙某的行為是否成立自首？為什么？

不成立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又逃跑的，不成立自首”只針對不回來的，而趙某后來又回來了，成立自首，即使是公安機關發出通緝令也算自首。自首后翻供，一審前又如實供述的，依然算自首。

5．孫某從公司拿出17萬元的行為是否成立犯罪？為什么？

挪用公款，3個月為限，而孫某未超過3個月。

Eg：甲于2011.1月挪用公款，2月案發，不成立犯罪

甲于。。。。，3月之內還上了，6月被告發，不構成甲炒股，挪用了10w，然后每個月重新挪用補上個月的空缺，6月案發，發現5月的挪用公款依然沒有還上

甲為母治病。。。。。。。。。。。。。。。。。。

甲乙預謀修車后以假幣騙付。某日，甲、乙在某汽修廠修車后應付款4850元，按照預謀甲將4900元假幣遞給乙清點后交給修理廠職工丙，乙說：

122甲、乙用假幣支付修車費被識破后開車逃跑的行為應定的罪名是A

A持有、使用假幣罪把假幣送于別人也是假幣，將假幣拿去注冊資本不算使用假幣 B詐騙罪

C搶奪罪

D搶劫罪

對于丙的重傷，甲的罪過形式是：故意

123故意（直接故意+間接故意）有木的的故意（直接故意）

124關于致使丙重傷的行為，下列選項錯誤的是A、B

A乙明確叫甲停車，可以成立犯罪中止

B甲、乙構成故意傷害的共同犯罪

C甲的行為超出了甲乙共同犯罪的故意，對于丙的重傷后果，乙不應當負責

D乙沒有實施共同傷害行為，不構成犯罪

Eg：甲實施犯罪行為，讓乙望風，在中途，乙勸說放棄，甲不ting，乙走了

共謀共同正反（處罰原則和共同正犯一樣，雖然乙走了，但只要實行行為人完成了犯罪行為，甲、乙都定罪）

Eg：實行犯完成犯罪，幫助犯走掉了幫助犯不是共謀的共同正犯，定犯罪過程的中止 125、對于甲的定罪，錯誤的是ABCD

A搶奪罪 故意傷害

B詐騙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C持有、使用假幣罪，交通肇事罪

D搶劫罪，故意傷害罪

121，關于賄賂罪，下列選項十錯誤的（）

行賄罪和受賄罪并不是一一對應的A、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收受其財物而構成受賄罪的，請托人當然構成行賄罪

第四篇：刑事案例1

書記員 刑事案件庭審劇本

書記員：公訴人、辯護人、證人、被告人已在庭外候審。書記員：請旁聽人員保持安靜，現在宣讀法庭規則：

一、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應關閉尋呼機、手機；

二、未經允許不得錄音、錄像和攝影，經允許可以攝影的人員不得使用閃光燈；

三、不得隨意走動和進入審判區；

四、不得發問、提問、鼓掌、喧嘩、哄鬧和實施其他妨礙審判活動的行為；

五、愛護法庭設施，保持法庭衛生，不得吸煙和隨地吐痰；

六、旁聽人員違反法庭規則的，審判長可以口頭警告、訓誡，也可以沒收錄音、錄像和攝影器材，責令退出法庭或經院長批準予以罰款、拘留；對于哄鬧、沖擊法庭，侮辱、誹謗、威脅、毆打審判人員等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七、旁聽公民通過旁聽案件的審判，對法院的審判活動有意見或建議的，可以在閉庭以后書面向法院提出。

以上法庭規則，旁聽人員必須認真遵守。書記員：請公訴人、辯護人入庭。書記員：請審判長、審判員入庭。書記員：（轉身）報告審判長，公訴人、辯護人已經到庭，被告人劉貴已提到候審，法庭準備工作就緒，可以開庭。審判長：（敲法錘）現在開庭，傳被告人劉貴到庭。

被告人劉貴就個人基本情況進行陳述

劉貴：我叫劉貴，1975年 4月 11日生，漢族，河北省太原市人，初中文化，現住太原市塢城路663號。

審判長：被告人劉貴，起訴書副本有無收到？何時收到？ 劉貴：2011年9月2日收到。

審判長：太原市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52條的規定，今天在這里依法公開開庭審理由太原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被告人劉貴故意傷害案。

合議庭由審判員楊翰、張莎莎、倪佳妮組成，由楊翰擔任審判長，書記員趙亞惠擔任法庭記錄；

太原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常曉宇、陳紅、林振鋒出庭支持公訴；

受被告人劉貴委托，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璐、鄧筠庭出庭為被告人劉貴辯護。

審判長：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4、159、160條的規定，當事人、辯護人在庭審中享有下列權利：

（1）可以申請合議庭組成人員、書記員、公訴人回避；

（2）可以提出證據，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重新鑒定或者勘驗、檢查；

（3）被告人可以自行辯護；

（4）被告人可以在法庭辯論終結后作最后陳述。審判長：上述各項權利，被告人聽清楚了嗎？ 劉貴：挺清楚了。

審判員：被告人劉貴，你是否申請回避？ 劉貴：不申請回避。

法庭調查階段

審判長：現在開始法庭調查，先由公訴人宣讀起訴書。

起訴書：

太原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石檢刑訴（2009）第99號

被告人：劉貴；性別：女；年齡：34；1975年4月11日；籍貫：河北省石家莊市；民族：漢；文化程度：初中文化；單位：無業；住址：太原市塢城路663號。

被告人劉貴、徐廣山、徐廣平、徐廣水故意傷害，故意損壞財物以及非法侵入住宅罪一案經太原市公安局偵查起訴，經依法審查查明：

2011年8月23日下午六時，被告人劉貴與受害人羅益因麻將欠款一事發生糾紛，扭打在一起，被圍觀群眾拉開。后因受害人羅益再次找到被告人劉貴對其進行辱罵，并且進行威脅，被告人劉貴不服，半夜闖入羅家進行報復，造成羅益身上多處受傷，后經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醫鑒定，羅益身上被打成重傷，劉貴砸壞羅家家具、家電等物品，造成重大損失。上述犯罪事實，由被告人供訴，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

一、被告人劉貴毆打被害人羅益致其傷害，其行為已經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34條構成了故意傷害罪。

二、公訴人認為劉貴在其他人實施故意傷害過程中，砸壞羅家家具、家電等物品，造成重大損失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45條構成故意損壞財物罪。

被告人劉貴犯罪情節嚴重造成危害極其嚴重。本院為維護法律的尊嚴保護廣大人民的利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34條提起公訴，請法院依法嚴懲。

此致

太原市人民法院

檢察員：+++

2009年12月3日

審判長:下面由原告訴訟代理人宣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代理詞。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代理詞：

太原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被害人的委托，經指派由我擔任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代理人。在接受委托后，我進行了調查和閱卷工作，今天又參加了法庭調解。我認為被告人劉貴故意傷害一案，已構成犯罪，且嚴重侵犯了被害人羅益的合法權益，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現就本案發表如下代理意見。

一、刑事部分

被告人劉貴的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應該依法承擔相應刑事責任。公訴機關的證據證明，被告劉貴半夜闖入被害人家中，被告人攜帶兇器，故意傷害羅益致其重傷已觸犯我國刑法，構成故意傷害罪。

二、民事部分

（一）被告人劉貴侵害致原告受傷，根據公訴人向法庭提交的證據和公安機關的筆錄，和傷殘鑒定，表明被害人的傷由，被告人對其實施了傷害行為所致，應承擔民事責任。

（二）應對原告下列經濟損失賠償：

1、醫療費：受害人羅益于案發當日即被送往醫院緊急搶救，首次住院治療10天，醫療費4373.82元，鑒定費550元；

2、誤工費：受害人羅益過去一直在煤礦工作，被告人應當予以賠償31950元。有原告的工資表證實；

3、護理費：受害人羅益所受傷害系全身多處受傷，按每8小時換一人一天24小時也要3個人從事護理，共計650元；

4、住院伙食補助費：受害人共住院10天，住院伙食補助費共計780元；

5、營養費：受害人羅益受到損傷，一直竭盡所能的為其增加營養，購買補品及營養品花費已超過100元；

6、交通費：733元；

7、住宿費：400元；

通過被告在公安機關所作供述及相關證人陳述，不難看出，被告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行為，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太原律師事務所

律師：****

2011年9月6日

審判長：被告人，公訴人剛才宣讀的起訴書聽清楚了嗎？

劉貴：聽清楚了。

審判長：被告人劉貴，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有無意見？ 劉貴：有，我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不構成犯罪。審判長：下面由公訴人對被告人進行訊問。

公訴人：被告人劉貴，公訴人今天在法庭上就本案事實再次對你進行訊問，你必須如實回答。聽清楚了嗎？ 劉貴：聽清楚了。

公訴人：被告人劉貴你與被害人羅益第一次發生爭執時誰處于上風？

劉貴：羅益打了我好幾拳，并且言語不干凈，對我進行多次辱罵，一開始我并沒有想跟他打起來。

公訴人：半夜你去羅益家時是否有帶兇器？ 劉貴：有，帶了一個水果刀，只是防身用。

公訴人：審判長，公訴人對被告人劉貴的訊問暫時到此。

審判長：被告人劉貴的辯護人是否需要對被告人劉貴進行發問？ 辯護人：有的。

辯護人：被告人劉貴，你在第一次與羅益發生的爭執是如何挑起的？

劉貴：是羅益挑起的，他在玩牌時賴了我的錢，我跟他要他不但不給還態度蠻橫，他先推我一下，我們才開始互相動手的。

辯護人：被害人羅益再次對你進行辱罵時你動手了沒有？

劉貴：沒有，當時想的是對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后來他越說越難聽了，我實在氣不過了，他還揚言威脅我，不但說不給錢，還打算打我，然后把手機搶走，我說我要報警他才離開的。辯護人：審判長，辯護人發問暫時到此。審判長：現在由公訴人舉證。

公訴人：公訴人請求法庭傳證人李勇到庭作證。審判長：請法警帶證人李勇到庭作證。審判員：（李勇上后）李勇，你就自己的身份情況陳述一下。

李勇：我叫李勇，今年32歲，高中文化，住本市小店區，現待業在家。審判員：與本案當事人的關系？ 李勇：我跟羅益是哥們。

審判員：今天在法庭上，你對所知道的事實必須如實陳述，否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聽清楚了嗎？

李勇：知道了，我一定會如實講的。審判員：請證人在保證書上簽字。

（由法警將保證書拿到證人席，待簽字后交回審判長）審判長：先由公訴人進行詢問。

公訴人：李勇，你把上午發生的事情經過再講述一遍。

李勇：好的。那天他們兩打牌，后來起沖突了，羅益要打劉貴，我就幫忙攔著劉貴。

公訴人：羅益為什么要打劉貴你知道嗎？ 李勇：不大清楚。

公訴人：那你為什么要阻攔劉貴？

李勇：我是羅益的朋友，肯定要幫他攔住這個人的。公訴人：你有沒有打劉貴？

李勇：沒有，就是抓住他不讓他過去。公訴人：審判長，公訴人發問完畢。

審判長：辯護人可以對證人進行發問。被告人劉貴的辯護人是否需要進行發問？ 辯護人：有的。證人，羅益再次對劉貴進行辱罵時你是否看見？ 李勇：看到的。

辯護人：你能否在法庭上描述一下？

李勇：當時羅益有點不服氣就又找到劉貴，說的也不是很嚴重無外乎就是說沒有賴他的錢，別污蔑他，當時雙方都挺生氣的就是。辯護人：羅益是怎么毆打劉貴的？ 李勇：拍巴掌，用拳頭打等。辯護人：打得厲害嗎？ 李勇：一點也不厲害的。辯護人：審判長，發問完畢。

審判長：被告人劉貴，你對證人李勇的證言有沒有意見？ 劉貴：沒有。

審判長：請證人李勇退庭。

下面由公訴人繼續舉證。

公訴人：公訴人請求法庭傳證人趙剛到庭作證。審判長：請法警帶證人趙剛到庭作證。

審判員：證人趙剛，今天在法庭上，你對所知道的事實必須如實陳述，否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聽清楚了嗎？

趙剛：知道了，我一定會如實講的。審判員：請證人在保證書上簽字。

（由法警將保證書拿到證人席，待簽字后交回審判長）審判員：下面你將當天你的所見所聞在法庭上陳述一下。

趙剛：我叫趙剛，是梧桐街道人，今年39歲了，在市大地公司工作，2011年8月23日下午六時，我在文昌路路邊的天天小吃店吃飯，突然聽到有人在喊救命，便走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只見被告人（手指劉貴）背著書包對羅益講：“你玩牌賴我的錢什么時候給我啊？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啊！”后來旁觀的人多了起來，羅益便對劉貴講了一句：“我就是沒有，你敢動我一下試試！”后轉身離去。這就是我當時所看到的和聽到的真實情況。我愿意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審判員：被告人劉貴，證人趙剛的證言聽清楚了嗎？有無意見？ 劉貴：聽清楚了，沒有意見。

審判員：辯護人有無意見？ 辯護人：沒有。

審判長：請證人甲退庭。（退庭后）

請公訴人繼續舉證。

公訴人：宣讀證人孫磊的證言（我叫孫磊，本市人，今年35歲了，在大發大社區自己經營的公用電話亭，在，2011年8月23日下午六點左右，我當時在亭里看書，突然聽到馬路對面有人大聲在吵，我便出去望了一下，看到的情景是：羅益在毆打劉貴，要劉貴把錢交出來，李勇呢拉住了劉貴的左臂，后見劉貴拿出一把水果刀對李勇講：“你讓開，是他欠我的錢，這沒你什么事”，李勇講：“你小子敢用刀我就打死你”。我怕要出事，剛要跑過去拉住他們時，見劉貴向李勇捅了一刀但是沒碰著。接著，他扔下水果刀邊朝我這邊跑邊喊：“報警！報警！”我就趕緊回到電話亭報了“110”。打完電話后我又跑出電話亭，只聽見羅益在喊“打死你”，又聽見劉貴在討饒，我腿不好，跑得慢，跑過去想阻止羅益時，又看到劉貴從地上摸索到一把刀刺了羅益，然后滿臉是血，手里拿了刀子坐在地上。五分鐘后“110”來了。偵查三卷第6頁。

審判長：被告人劉貴，公訴人剛才宣讀的證言聽清楚了嗎？有無意見？ 劉貴：聽聽清楚了，沒有意見。審判長：辯護人有無意見？ 辯護人：沒有。

審判長：請公訴人繼續舉證。公訴人：宣讀鑒定書兩份。

第一份：太原市公安局活體損傷鑒定書，石公刑法字（2009）第78號，被檢驗者：羅益，男40歲，太原市橋西區人。

分析意見：根據人體重傷鑒定標準，被檢驗者羅益之損傷符合第七十二條之規定，構成重傷。

鑒定結論：李四之損傷為重傷。

檢驗人：馬永杰（副主任法醫師）楊柳（法醫師）2009年12月1日 偵查三卷第18頁。

第二份：活體損傷鑒定書，石公刑活體檢字（2009）第29號

被檢驗者：劉貴，男，34歲，本市人；

分析意見：根據人體輕傷鑒定標準，被檢驗者劉貴之損傷符合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構成輕傷。

鑒定結論：劉貴之損傷為輕傷。

檢驗人：馬永杰（副主任法醫師）楊柳（法醫師）；2009年12月1日，偵查三卷第20頁。

審判長：被告人劉貴，公訴人剛才宣讀的鑒定書聽清楚了嗎？有無意見？ 劉貴：聽清楚了，沒有意見。審判長：公訴人繼續舉證。

公訴人：宣讀提取筆錄：2011年8月23日下午，我局值班民警吳風、費天亮接到報警稱本市發生暴力案件，民警吳風、費天亮立即趕赴現場，見兩人倒在地上（羅益和劉貴），但兩人傷勢并無大礙，而后24日凌晨接到鄰居報案稱瑞祥小區發生重大刑事案件，二人趕赴現場后發現羅益傷勢嚴重，并立即送往醫院，羅益家中混亂不堪，并從現場提取水果刀一個。后經鑒定，刀上有羅益血跡，刀柄有劉貴指紋。太原市公安局刑事偵查大隊，2011年8月26日。（并向法庭出示該水果刀，由法警出示給被告人、辯護人，后交回公訴人）。偵查三卷第6頁。

審判員：被告人剛才公訴人宣讀的證人證言聽清楚沒有？證物看清楚了沒有？

劉貴：是的

審判員：辯護人有無意見？ 辯護人：沒有。

審判長：公訴人繼續舉證。

公訴人：宣讀抓獲經過：2011年8月24日凌晨2時，我局值班民警吳風、費天亮接到報警稱本市大發大發生暴力案件，二人趕赴現場后發現羅益傷勢嚴重，并立即送往醫院，羅益家中混亂不堪，并從現場提取水果刀一個，將劉貴隨車帶回調查。經查，劉貴正是行兇嫌疑人，遂對其采取強制措施。偵查三卷第7頁。

審判員：被告人劉貴，公訴人剛才宣讀的抓獲經過聽清楚了嗎？有無意見？ 劉貴：聽清楚了，沒有意見。審判員：辯護人有無意見？ 辯護人：沒有。

審判長：公訴人請繼續舉證。公：舉證完畢。

審判員：被告人是否有證據向法庭出示？ 劉貴：沒有。

審判員：辯護人是否有證據向法庭出示？ 辯護人：沒有。

審判長：法庭調查結束，現在開始法庭辯論。

法庭辯論階段

審判長：首先由公訴人發表公訴詞。

公訴人：審判長、兩位審判員，今天我們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出席本法庭，對太原市人民法院在此公開開庭審理的被告人劉貴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案出庭支持公訴，同時履行法庭監督的職責。通過剛才的法庭調查以及從公訴人出具的證據來看，本案事實是清楚的，證據是確實、充分的，下面就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發表如下意見：

首先，被告人劉貴犯罪時均已滿18周歲，且沒有精神病等癥狀，被告人都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符合故意傷害罪的主體構成要件。

其次，被告人劉貴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用水果刀猛刺被害人羅益左肋部，造成被害人羅益左心耳創裂，至今尚未出院。被告人在主觀上具有傷人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傷人的行為并造成了相應的嚴重的后果，其行為已分別構成故意傷害罪和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罪。其中被告人劉貴的行為具有防衛性質，但是其防衛行為明顯超過了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損害，屬防衛過當。

量刑方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被告人劉貴的行為，應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承擔處罰金；被告人劉貴在案發后能主動要求報警，應認定為自首。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以上意見，請合議庭評議時予以考慮。

公訴意見暫時發表到此。

審判長：下面被告人可以為自己辯護，首先由被告人劉貴自行辯護。

劉貴：我認罪，但是確實是羅益辱罵我在先，我是太氣了屬于一時沖動才拿刀刺他的，我也不想傷他這么重。具體意見由我的辯護人為我發表。審判長：下面由被告人劉貴的辯護人發表辯護詞。辯護人：審判長、審判員：

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第一款的規定，我接受劉貴故意傷害罪與破壞 6 財產罪一案的犯罪嫌疑人劉貴的委托，擔任他的辯護人，為他進行辯護。

二、在此之前，我研究了太原市橋西區人民檢察院對本案的起訴書，查閱了卷宗資料，會見了犯罪嫌疑人，走訪了有關證人，并且對現場進行了勘查，獲得了充分的史實資料和證據。

三、我認為起訴書存在疑點，難以定案。理由如下：

1、被告人劉貴與原告羅益因打麻將債務糾紛扭打在一起，羅益對被告人也造成了一定傷害并對其進行多次的辱罵，被告人劉貴受到了一定的傷害，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劉貴被打之后非常氣憤一時沖動，難免對原告羅益造成一定的傷害，情節輕微，沒有主觀傷害的惡意。

2、被告人劉貴身體也一直不好，這對他的身體也造成了一定的傷害。而且被告人在遇到問題時，沒有用正確的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而是通過出氣這種形式以致把事情鬧大，是因為被告人缺少法律知識和法律思維的表現。設置刑罰的目的除了懲罰功能之外還有對廣大公民的教育功能，那么對于本案的被告人徐廣平這樣一個因缺少法律知識在沖動之下作出的行為，我作為辯護人認為法庭在運用法律的天平進行衡量的時候，應適當的考慮到這個情節，以達到對被告人最大的教育作用以及對其今后的工作生活帶來最低的負面影響。

2、被告人劉貴案件發生后，及時對原告進行了賠禮道歉，并提出了進行賠償，其認錯態度真誠，但原告不同意。

3、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對于被告人劉貴，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劉貴在此事件也受到了一定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其主觀惡性，客觀危害都較輕，具體罪行較輕，情節不嚴重，沒有直接造成嚴重后果，且被害人所欠被告的錢一直尚未歸還，我請求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被告人劉貴免除處罰或從輕，減輕處罰。

4、本案事實不清，認定被告人劉貴采集證據不足，人民法院在采證過程中不可不慎。

辯護人：+++++ 2009年12月9日

審判長：公訴人可以進行答辯。

公訴人：公訴人剛才聽取了被告人和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有不同觀點需要說明，下面就被告人的情況答辯。

本案被告人劉貴之所以對被害人羅益光進行了故意傷害行為以及對其家財產進行了破壞，是因為，羅益在與劉貴關于賭債的問題因口角而扭打在一起，看似是日常瑣事，但是反映出了很大的問題，兩個人都有賭博的壞習慣，不但沒有收斂，還對于其中的賭債問題發生爭執實在不應該。雙方都有責任，并不能說明其中一方處于被動，雙方都為自己過激的行為付出了代價，被告人劉貴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公訴人希望旁聽人員能從本案中吸取教訓，一時的沖動換來的是血的代價。公訴意見發表到此。審判長：被告人劉貴是否還有新的意見？ 劉貴：沒有。

審判長：被告人的辯護人是否還有新的辯護意見？ 辯護人：沒有。

審判長：法庭辯論已進行兩輪，公訴人和辯護人的意見已充分闡述，法庭也已記錄在案。現在法庭辯論結束。

被告人劉貴，現在你可以就本案的事實、證據，罪行有無及輕重，對犯罪的認識以及定罪、量刑方面的要求等，作最后的陳述。

劉貴：審判長、各位審判員，我對我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感到十分后悔，只因一時的沖動，對 7 于他人的傷害是無法彌補的，我希望審判長可以給我一個重新改過的機會，我一定會好好改造，不再做觸及法律的事情。

審判長：休庭五分鐘，待合議庭評議后當庭宣判。審判長：（五分鐘后，敲法錘）現在繼續開庭，本案經合議庭合議，現在宣告口頭判決：

一、被告人劉貴犯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判決執行之日起算。判決執行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一日，扣除先行羈押的15日，即自2011年9月9日起至2016年月25日止）。

二、被告人劉貴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羅益醫藥費、鑒定費、誤工費、護理費、營養費、交通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繼續治療費、殘疾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共計人民幣250648.81元（已給付3萬元，余款220648.81元于判決生效后7日內之性清）。

今天是口頭判決，內容詳見判決書，判決書在五日內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北省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審判長：被告人聽清沒有？ 劉貴：聽清楚了。審判長：現在閉庭。

第五篇：刑事文書案例

鄧幫良等販賣毒品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2002）刑復字第135號

被告人鄧幫良，男，1977年1月17日出生，漢族，海南省文昌市人，初中文化，住文昌市文城鎮角園村，無業。1999年8月26 日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因本案于 2001年4月27日被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陳貽波，男，1980年9月12日出生，漢族，海南省文昌市人，小學文化，住文昌市馮坡鎮貝山村，無業。2001年4月27日被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黃有森，男，1979年9月21日出生，漢族，海南省文昌市人，小學文化，住文昌市馮坡鎮昌里村委會鳥歌山村，無業。2001年4月27日被逮捕。現在押。

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海口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鄧幫良、陳貽波、黃有森犯販賣毒品罪一案，于2001年11月6日以（2001）海中法刑初字第 91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鄧幫良、陳貽波、黃有森犯販賣毒品罪，均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被告人鄧幫良、陳貽波、黃有森均不服，分別提出上訴，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16日以（200

1）瓊刑終字第184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本院核準。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復核。現已復核終結。

經復核確認：2000年下半年以來，被告人鄧幫良、陳貽波、黃有霖、伙同何昌育（同案被告人，已判刑）、潘德乙（另案處理）結伙在海口市販賣毒品海洛因。潘德乙負責聯系毒品貨源，交給被告人鄧幫良，再由鄧幫良交與陳貽波、黃有森、何昌育等人分包、零售，所獲贓款交給鄧幫良，由鄧幫良收齊后與潘德乙結算。

2001年2月12日，被告人黃有森用被告人何昌育提供的身份證租下海口市萬華路2號新興大廈401房，作為分裝毒品的窩點，由鄧幫良提供天平秤以及剪刀、塑料袋等分包工具，并通過手機、尋呼機聯系銷售毒品。

同年3月27日上午8時左右，被告人鄧幫良在海口市沿江飯店607房收到潘德乙提供的海洛因，遂安排黃有森、何昌育分包，安排陳貽波負責銷售，并將其手機交給陳貽波以便與買毒人聯系。10時20分，何昌育駕駛車牌號為瓊CU0428的摩托車與黃有森一起攜毒品前往新興大廈401房，途經機場東路時，遇公安人員設卡臨時檢查，二人棄車逃跑，后被抓獲，并查獲黃有森隨身攜帶的海洛因4包重550.3克、何昌育隨身攜帶的海洛因9包重8.85 克。當晚，公安人員在海口市沿江飯店610房將鄧幫良、陳貽波抓獲，同時，對新興大廈401房進行搜查，繳獲海洛因3包重0.93克、天平秤一臺、砝碼一套、剪刀一把、毒品包裝物四片，并在該包裝物上提取陳貽波的指紋四枚。

上述事實，有繳獲的毒品海洛因及鑒定結論、天平秤等販毒工具、證人證言及同案被告人的供述等證據證實。被告人陳貽波、黃有森亦供認不諱，足以認定。本院認為，被告人鄧幫良聯系毒品貨源，提供分裝工具，指使其他被告人分裝毒品、送貨、收款，其行為己構成販賣毒品罪，販賣毒品數量大，且曾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刑，刑滿釋放后又進行毒品犯罪，依法應從重處罰；被告人陳貽波、黃有森與他人共同分包毒品并進行銷售的行為，巳構成販賣毒品罪，販賣毒品數量大，應依法懲處。

一、二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對被告人鄧幫良的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但對鄧幫良再犯毒品犯罪適用累犯條款不當；且根據本案的具體情節。對被告人陳貽波、黃有森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一）、（三）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二款第（一）項、第三百五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核準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1）瓊刑終字第184號刑事判決中維持一審以販賣毒品罪判處被告人鄧幫良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部分；

二、撤銷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1）瓊刑終字第184號刑事判決和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2001）海中法刑初字第91號刑事判決中對被告人陳貽波、黃有森的量刑部分；

三、被告人陳貽波、黃有森犯販賣毒品罪，均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本判決送達后即發生法律效力。

審 判 長薛淑蘭

代理審判員李亞飛

代理審判員常朝暉

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最高人民法院代宜寧等人販賣毒品案刑事裁定書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

（2005）刑復字第84號

被告人代宜寧，男，1974年5月18日出生，漢族，湖北省武漢市人，高中文化，無職業，住武漢市江漢區天門墩路406號4樓2號。2000年12月29日被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趙立彬，男，1975年4月4日出生，漢族，黑龍江省嫩江縣人，初中文化，農民，住嫩江縣門魯河鄉金嶺村。2000年12月29日被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呂小莉，女，1974年10月26日出生，漢族，四川省樂山市人，初中文化，農民，住樂山市五通橋區橋溝鎮橋溝街7組。2000年12月29日被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董芝英，女，1982年9月6日出生，漢族，廣西壯族自治區鐘山縣人，小學文化，農民，住鐘山縣城廂鎮芋苗塘村1號。2000年12月29日被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張雪娟，女，1970年4月7日出生，漢族，浙江省溫嶺市人，小學文化，農民，住溫嶺市箬橫鎮白水田村。2000年7月27日被逮捕。現在押。

浙江省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臺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代宜寧、趙立彬、呂小莉、董芝英、張雪娟犯販賣、運輸毒品罪一案，于2001年10月23日以（2001）臺刑一初字第74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代宜寧、趙立彬、呂小莉、董芝英、張雪娟犯販賣毒品罪，分別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代宜寧、趙立彬、呂小莉、董芝英、張雪娟不服，均提出上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30日以（2001）浙刑一終字第393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本院核準。我院于2003年11月6日以（2003）刑復字第140號刑事裁定，撤銷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01）浙刑一終字第393號刑事判決和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1）臺刑一初字第74號刑事判決中對被告人代宜寧、趙立彬、呂小莉、董芝英、張雪娟的定罪量刑部分；發回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此案，于2004年2月10日以（2004）臺刑一重字第1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代宜寧、趙立彬、呂小莉、董芝英、張雪娟犯販賣毒品罪，分別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代宜寧、趙立彬、呂小莉、董芝英、張雪娟不服，均提出上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14日以（2004）浙刑一終字第139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本院核準。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復核。現已復核終結。

本院認為，二審法院重新審理被告人代宜寧、趙立彬、呂小莉、董芝英、張雪娟販賣毒品一案時，未能另行組成合議庭對此案進行審理。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裁定如下：

一、撤銷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04）浙刑一終字第139號刑事裁定；

二、發回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本裁定送達后即發生法律效力。

審判長 杜偉夫

代理審判員 程永生

代理審判員 董朝陽

二00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書記員 李秀元

陳政平金融憑證詐騙罪案第二審裁定書

江西省九江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書

（2005）九中刑二抗字第07號

抗訴機關九江市潯陽區人民檢察院。

原審被告人陳政平，又名陳華杰，男，1941年6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連江縣，漢族，初中文化，捕前系福建省連江縣琯頭鎮醫院退休醫生，家住福建省連江縣琯頭鎮琯福大道3號樓210室。因本案于2003年6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5日被逮捕。2003年9月2日因患病被取保候審。2004年10月15日被逮捕。現羈押于九江市看守所。

辯護人郭能生，江西亞都律師事務所律師。

九江市潯陽區人民法院審理九江市潯陽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陳政平犯金融憑證詐騙罪一案，于2005年3月16日作出（2005）潯刑二初字第12號刑事判決。九江市潯陽區人民檢察院以量刑不當為由，向本院提出抗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5年5月31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九江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閔炯出庭履行職務，原審被告人陳政平及其辯護人郭能生到庭參加訴訟。期間，經九江市人民檢察院申請、本院準許延期審理一個月。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判認定，被告人陳政平于2002年12月從“秋萍”處買來偽造的中國銀行福州支行陳政平本人的3000萬美金定期存單及存款證明各一份。2003年6月22日，被告人陳政平攜帶假存單和存款證明來九江，讓在九江做生意的同鄉張振鋒、林雅容等人誤認為其有此筆存款。張振鋒和林雅容為籌集資金提出以該存單抵押貸款，被告人陳政平不置可否，并將偽造的存單和存款證明交于林雅容。次日，林雅容到中國銀行九江市分行公司業務部咨詢以存單抵押貸款事宜，得到答復是銀行對存單核保后，由存單戶主提出申請。同年12月27日上午，被告人陳政平明知是假存單，仍陪同林雅容等人到中國銀行九江市分行要求為林雅容抵押貸款1000萬元人民幣，銀行按規定對存單予以復印進行核查，一行人離開銀行。同日下午，被告人陳政平一行人再次來到銀行要求盡快申請辦理存單抵押貸款，已從中國銀行福州市市中支行獲知查詢結果的銀行工作人員一邊以查詢為由拿到被告人陳政平持有的假存單和存款證明原件，一邊向公安機關報案。接到報警的公安人員迅速趕抵現場將被告人陳政平等人當場抓獲。

原審認定上述事實有原審被告人陳政平的供述、偽造的3000萬美元的外幣定期存單和存款證明、中國銀行福州市市中支行營業部關于確認存單真偽的回函和證明、證人何中清的證言以及辨認照片、辨認筆錄、證

人林雅容、張振鋒、劉昌仁、王堅強的證言、戶籍證明等證據證實。

原審認為，被告人陳政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明知是偽造的銀行存單而使用，意圖詐騙金融機構錢款，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其在犯罪過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犯罪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鑒于被告人陳政平有一定的悔罪表現且年齡較大，根據本案的事實和情節對其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二款、第二十三條、第七十二條的規定，判決被告人陳政平犯金融憑證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5萬元。

九江市潯陽區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稱，一審法院適用刑罰明顯不當，減輕幅度過大，重罪輕判，且被告人陳政平無悔罪表現，在取保候審期間又實施其他犯罪行為，只是因證據不足，未予指控，故對其適用緩刑錯誤。

原審被告人陳政平對其持有假存單及存款證明無異議，但辯稱其持有假存單的目的是作為承接工程的保證金，其本人未向銀行申請貸款1000萬元人民幣，且已告知貸款人林雅容等該存單無法貸款，林雅容等也只是向銀行咨詢能否貸款。其辯護人除同意原審被告人陳政平的辯解意見外，提出：（1）原審被告人陳政平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2）偽造的銀行存單格式上明顯錯誤，屬于手段不能犯，不構成犯罪；（3）即使原審被告人陳政平的行為構成犯罪，原審判決并無錯誤。

經審理查明：原審被告人陳政平于2002年12月在福建省福清市汽車站從一自稱叫“秋萍”的女子處以150元的價格買來偽造的中國銀行福州支行陳政平本人的3000萬美金定期存單及存款證明各一份。2003年6月22日，原審被告人陳政平攜帶假存單和存款證明來九江，讓在九江做生意的同鄉張振鋒、林雅容等人誤認為其有此筆存款。林雅容為籌集資金提出以該存單為其公司申請質押貸款，被告人陳政平不置可否，并將偽造的存單和存款證明交于林雅容。次日，林雅容、張振鋒、劉昌仁、王堅強到中國銀行九江市分行公司業務部咨詢以存單質押貸款事宜，銀行答復如存單屬實，可以貸款；另告知林雅容將公司的法人證明等辦好。同年12月27日上午，林雅容、張振鋒、劉昌仁、王堅強、陳政平五人到中國銀行九江市分行要求開設外匯帳戶，并再次提起質押貸款事宜。銀行悄悄復制了銀行存單和存款證明，并告知他們到中國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去辦理開戶核準手續。隨后，五人離開。中國銀行九江市分行當即向中國銀行福州市市中支行營業部進行了核實，確認該存單及存款證明均系偽造。同日下午，原審被告人陳政平等一行人再次來到銀行，張振鋒要求盡快申請辦理存單質押貸款，已從中國銀行福州市市中支行獲知查詢結果的銀行工作人員一邊以查詢為由拿到原審被告人陳政平持有的假存單和存款證明原件，一邊向公安機關報案。接到報警的公安人員迅速趕抵現場將原審被告人陳政平等人當場抓獲。

上述事實，有下列證據予以證明：

1、書證蓋有中國銀行福州分行章載明陳政平存入美元3000萬元的外幣定期存單和存款證明各一份，經原審被告人陳政平辯認無異議，并供述系其從“秋萍”處購買所得，來九江后交予林雅容辦理質押貸款。

2、書證中國銀行福州市市中支行營業部關于確認存單真偽的回函和證明均證實了中國銀行九江市分行要求其確認的外幣定期存單及存款證明書，確系偽造。

3、證人中國銀行九江市分行公司業務部副主任何中清的證言以及辨認照片、辨認筆錄證實原審被告人陳政平一行人持假存單和存款證明來銀行要求辦理假存單質押貸款的事實經過情況及其經核查得知存單系偽造后予以報警，并獲取了原始憑證的事實。

4、證人林雅容、張振鋒、劉昌仁、王堅強的證言均證實他們只知道原審被告人陳政平有3000萬元美金存單，并不知道存單的真偽情況，故意圖辦理質押貸款的事實。

5、原審被告人陳政平的供述與上述事實相符。

6、戶籍證明證實原審被告人陳政平的年齡等情況。

本院認為，原審被告人陳政平明知自己所使用的屬于偽造的銀行存單，仍決意使用為他人提供擔保，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提供偽造的銀行存單并陪同他人去申請質押貸款1000萬元人民幣的行為，已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的規定，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其在犯罪過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犯罪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一審法院對其適用減輕處罰正確。關于一審法院適用刑罰明顯不當，減輕幅度過大，重罪輕判的抗訴意見，經查，對于適用減輕處罰的幅度問題，法律對此沒有明確規定，一審判決并無不當，故此抗訴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關于原審被告人陳政平無悔罪表現，在取保候審期間又實施其他犯罪行為，故對其適用緩刑錯誤的抗訴意見，經查，原審被告人陳政平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承認自己的錯誤，其對犯罪性質進行的辯解并不影響對其具有悔罪表現的認定，抗訴機關提出的陳在取保候審期間又實施其他犯罪行為，此情節因證據不足，未予指控，故不宜作為量刑的情節，一審法院綜合其犯罪情節和社會危害性，決定對其適用緩刑并無不當，此抗訴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關于原審被告人陳政平及其辯護人提出的原審被告人陳政平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辯解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與認定的犯罪事實不符，不予采納；

關于其辯護人提出的偽造的銀行存單格式上明顯錯誤，屬于手段不能犯，不構成犯罪的辯護意見，經查，金融憑證詐騙能否得逞，與受害人的鑒別能力有直接關系，本案不屬于因迷信或愚昧無知而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發生危害結果的情形，不影響犯罪構成，故此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關于其辯護人提出的即使原審被告人陳政平的行為構成犯罪，原審判決并無錯誤的辯護意見與事實和法律規定相符，應予采納。原審判決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量刑并無不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判長 田中松

審判員 張志偉

代理審判員 蔡報剛

二00五年六月九日

書記員 徐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