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評述現行個人所得稅的不足及完善措施

評述現行個人所得稅的不足及完善措施

一、現行個人所得稅制概述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于1994年1月1日起實施。這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實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及先富帶動共富的方針政策，導致個人收入的分配的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這迫切需要對原個人所得稅法進行修訂，以拓寬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面，使個所得稅開始走向社會，不再僅限于個體工商戶、各種明星及外籍人員等高收入者。

針對我國日益擴大的個人收入分配的差距，為了緩和人民對收入分配的不滿，現行個人所得稅主要功能在于調節社會公平程度，通過再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為了統一稅政、公平稅負、規范稅制，修訂后的稅法統一了內外兩套稅制，但受國內條件的限制，現行稅制實行的是分類所得稅制，并對不同所得適用不同的稅率，如工資薪金所得適用九級超額累所得稅，對經營所得、承包租賃得適用五級累進稅率，而對其他收入則適用不同的比例稅率。在納稅申報上，稅法確立了代扣代繳制度。

受我國經濟形勢的影響，1999年我國再次修訂個人所得稅法，決定對儲蓄存款利息征稅，這在理論上是符合稅收公平原則的，既可增加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收入，有助于其收入地位的提高，以又可刺激我國低糜的消費潮、擴大內需。從實施后的效果來看，還是令人滿意的。

二、現行個人所得稅制運行狀況及問題分析

從表一中的數據我們可知，個人所得稅收入近幾年來穩定增長。一些資料表明個人所得稅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積極作用也得到了更好發揮。同時，在運行過程中也暴露了一些稅制設計上的缺陷和征管中的漏洞。我將著重從下面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實行分類所得稅制，稅負不公平。我認為目前我國的分類課征的辦法，按納稅人全年各項應稅所得分別計征，就稅制來說就是不合理的，不同類所得稅率不同，計稅方法也不同，而且費用扣除也不太合理，導致不同類所得稅負擔率不同，難以體現公平征稅、合理負擔的稅收原則。

2稅率繁多而復雜，增加征收成本。稅率設計是個人所得稅發揮調節功能的核心。現行個人所得稅制的稅率種類繁多而且復雜，既有累進稅率，又有比例稅率。累進稅率中又分九級和五級兩種，分別按月和按年計征。如此復雜的稅率設計既增加征收成本，又容易造成偷漏稅的現象，沒有達到合理調節收入的目標。

3申報不實，征管不平不高，偷漏稅嚴重。我國現階段的個人所得稅是以代扣代繳義務人的納稅申報為主，但其中仍存在納稅申報不真實，申報沒有明細表，甚至瞞報和不報等現象。受我國稅務人員素質及技術條件的限制，征管方式仍很落后，這客觀上為納稅義務人偷漏稅創造了條件。

三、關于完善我國現行所得稅制的設想

無須贅述，不論從國內現行所得稅制的運行狀況來看，還是通過與國外發達國家的比較得知，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存在種種不足和缺陷，必須進行修改和完善，為此，我擬提出以下設想。

（一）稅制設計的完善

1． 盡快放棄采用分類所得稅課稅模式，實行綜合所得稅課稅模式。考慮到我國，的國情，近期的較佳選擇為過渡的分類綜合所得稅課稅模式。對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經營收入等經常性收入實行綜合申報，并規定以年度為課征期，而對其他非經常性所得實行分類征收。

2． 逐步擴大稅基，減少扣除項目，使個人所得稅真正從“少數人的稅”變為“多數人的稅”，這是完善個人所得稅的一項重要內容。

3． 調整稅率。依據前述的分類綜合所得稅課稅模式，可仍實行累進稅率和比例稅率。我認為，對綜合所得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率，所得級距可適當縮小，為增強調節重點，可設5%、20%、35%、50%四檔稅率；對利息、紅利所得等其他非經常性所得則采用25%的比例稅率。

（二）征管方式的改進

1． 實行法人支付個人收入申報和個人收入申報相結合的雙向申報制。為加強對個人收入的有效監控，可實行法人和自然人的全國統一編碼制和實名制，進一步強化對代扣代繳單位的管理以及明確個人收入申報中的法律責任。

2． 加快金融機構和稅務系統的電腦網絡化管理步伐，稅務部門應加強與金融機構的聯系與合作。為解決個人收入隱性化的難題，我國已于2000年4月1日實行了儲蓄真名制，我們還應研究試行個人財產登記制等制度。

3． 建立一些全國性的計算機數據處理中心，使對個人的收入資料的處理與稽核實現專門化和現代化。

4． 健全我國的稅務代理制，這可適當彌補我國當前稅務部門落后征管方式的不足。

5． 貫徹“依法治稅”的方針，加大對偷漏個人所得稅行為的處罰力度，以強化公民的主動納稅意識。同時修改個人所得稅法，減少稅法上的漏洞，增強稅法的可執行性。

（三）面對個人收入來源多元化的思考

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公民個人收入來源也日益多元化，為此我們有必要對此做專門的探討。我認為稅務機關在征管改革中，還應該強化對個人收入的管理，實行個人收入賬號，推行個人支票制度。稅務機關通過銀行建立起個人收入臺賬，全國微機聯網，這樣稅務機關就可以了解到每個人的收支情況，并能正確判定其是否繳納足額的個人所得稅。此外，還應加強對實物收入的管理，可采取實物付出單位申報為主，個人自行申報相結合的辦法進行控制。鑒于我國稅務機關的信息化程度不高的現實，可以在沿海一些市場化、信息化程度高的城市先進行試點，再逐步推向全國。

四、對我國今后個人所得稅發展方向的預測及政策建議

經過對個人所得稅在我國發展的預測，關于政策的選擇，我想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調整我國的稅制結構，逐步提高個人所得稅占各項稅收的比重。2． 隨著個人所得稅收入地位的提高，應將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權收歸中央，使個人所得稅成為中央的一個主體稅種，而不應下放到地方。

3． 積極研究與策劃建立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輔之以遺產稅、贈與稅和社會保障稅等財產稅種的稅收調節體系。

第二篇：現行房產稅的不足與措施

我國現行房產稅的不足與措施

房產稅是一個傳統稅種，它是以房屋為征稅對象，即以房屋形態表現的財產，按房屋的計稅余值或租金收入為計稅依據向產權所有人征收的一種財產稅。我多現行房產稅制是根據1986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設立的，已經實行了二十多年，在調節經濟發展、均衡社會財富、加強房屋管理及提高使用效率、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等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它畢竟是在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的初始階段建立起來的，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的色彩，因此，近幾年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房地產市場的繁榮，現行房產稅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缺陷。對現行房產稅制度進行改革，使其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已成為當務之急。

一、我國現行房產稅制存在的主要不足

（一）現行房產稅課稅范圍過于狹窄，而免稅范圍過于寬泛

根據1986年《暫行條例》的規定，我國房產稅制對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的營業性住房征收，而把廣大農村的所有房產都排除在外。該稅制設計的初衷是對經濟較發達、納稅能力較強的對象征收，考慮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這一規定在當時的背景下無疑是合理的，但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工業化的步伐加快，農村城鎮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尤其是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農村與城市的差異已不是很明顯。農村的房產規模急劇擴大，大批高級公寓、別墅等經營性住房出現，如果仍然按照現有規定不對這部分房產征稅，將是我國房產稅收收入的一大損失。

另外，我國房產稅把國家機關、軍隊、政府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宗教寺廟公園、個人所有非營業用等用房列為免稅的對象，在當前的背景下，范圍過于寬泛。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大批企業用房出現，同時在城市，個人購房比重逐年上升，高收入者甚至擁有多套住房。國家對這部分房產放棄征稅，不僅有損財政收入，而且使稅收的杠桿作用難以發揮，不利于國家對收入進行調節分配。

（二）稅收政策內外有別，顯失公平

我國現行房產采取“內外有別，兩套稅制并存”的政策。根據規定，對內資企業和個人按照1986年暫行條例的規定征稅，而對外資企業和涉外人員要按照1951年頒布的《城市房地產稅暫行條例》的規定征收，并且只對房產征稅，不對地產征稅。即使是同一種稅，計稅時也有較大的差別，外資企業和涉外人員繳納的房產稅全部按照房產原值扣除80%后按照1.2%的稅率征收。而對于內資納稅人在繳納房產稅時要按照區分房產的用途，如果用于出租，則需要區分公房與私房，公房稅率高。同時還對外資企業實行了全面的所得稅優惠政策，這直接導致了內外資企業稅收負擔輕重不同，使內外資企業很難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這不利于對稅收進行征收管理，也不符合稅收的公平原則。

（三）房產稅計稅依據缺乏合理性，稅率不統一

根據房產稅暫行條例的規定，房產稅的繳納要根據房產余值或租金收入來計算。一方面，按照房產余值來計稅雖然比較穩定，但是不夠合理。房產與之一般體現的是房屋的歷史成本價值，但是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房產也大幅度增值，房產余值難以體現房屋真正的市場價值。同時，按照常理先建成的房產成本要低于后建成的房產，按照房產余值的計算依據，勢必會發生稅負的轉移，使兩塊原本市場價值相當的房產因歷史成本的不同而承擔不同的稅負，這違反公平原則，一定程度上也阻止了房產的交易。

另一方面，按照房屋租金來計稅也是不夠科學的，租金是根據租賃市場的價格來確定的，與房產余值差距很大，其稅負遠遠大于按房產余值計稅。同時，房屋的租金收入目前已經列入營業稅的課稅范圍內，租賃形式的多樣化也使得租金難以確定，這就為部分納稅人偷逃稅提供了便利。

（四）房地產稅費制度混亂，費大于稅的現象普遍存在

目前我國房地產業面對的稅費項目與日俱增，而且收費項目總數遠大于征稅項目總數，有調查顯示，僅從房地產開發環節的收費項目上看，就多達幾十項，其中有些是經過中央和省級相關部門批準的合理收費，但其中也不乏違規收費。

房地產業費大于稅的現象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后果，嚴重阻礙了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開發商將費用直接轉嫁到消費者升上，提高了房價，加重了消費者的負擔，嚴重扭曲了房產的真實價值；其次，嚴重影響了房產交易市場的繁榮，一方面開發商手中大量商品房積壓，另一方面消費者們因為房價過高而買不起房，這種畸形現象在目前的房產市場中非常普遍，同時也是房地產開發商和消費者對政府行為的規范性和穩定性產生質疑，極大的限制了房地產業得正常擴張；最后，嚴重抑制了稅收調節作用的發揮，在我國當地產業涉及的稅收是地方稅，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稅收手段來控制房地產業的發展走勢，但是由于費大于稅，而且收費是由多個部門來完成的，政府就無法通過稅收來完成調控。

二、我國改革房產稅的具體措施

（一）堅持“寬稅基、少稅種、低稅率”的稅收政策

在課稅范圍方面實行寬稅基，即把公共、宗教、慈善等機構的不動產列為免稅項目。而對其他所有的不動產，無論是營業用房還是非營業用房，都征收房產稅。少稅種，是指開征不動產稅，其他房產稅種比較少。這樣，不僅有利于稅務機關的征收管理，而且有效的避免了重復征稅問題，保護了納稅人的利益。低稅率，是指對大多數稅種設置的稅率一般比較低，總體稅收負擔水平也比較低。

（二）對內對外實行統一的稅收制度，遵循國民待遇原則

取消現行房產稅實行兩套稅制的規定，不再區分納稅人的國際和企業的資金來源，實行統一稅制。具體來說，這需要統一稅種，不在分別征收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城市房地產稅，設置統一的房地產稅。

（三）把房產的評估價值作為征收房產稅的依據

把房產的評估價值作為征收房產稅的依據，這樣是比較公正客觀的，同時便于對稅收實行統一的征收管理，也有利的保障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使其不會因為房屋的增值而承擔財政收入的損失。

（四）側重在房產的保有環節征稅，清理收費項目

目前我國房產稅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房產開發流通環節設置了多個稅種，但在保有環節課稅比較少，稅負較輕。這樣的做法導致了房產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助長了偷稅漏稅之風。若房屋在保有環節增值，政府也不能參不增值部分的再分配，市政府無法對收入進行調節分配，拉大了貧富差距。因此，我國房產稅應當重點在保有環節征收，以促進房產的流動。

同時，我國缺少統一的稅法，房產稅只是以暫行條例作為依據的，立法層次較低，全國人大及常務委員會應當加快制定稅法的進度，一遍稅收機關有法可依，加大征管力度。同時，我國的稅權過度集中在中央，不能體現房產稅是地方稅的特點，中央應當適當分權，滿足房產稅的區域性特點，更有效地對房產資源進行優化配置。

總之，我國現行房產稅制存在種種缺陷，我們需要揚長避短，市房產稅發揮在增加地方收入、調節收入和優化資源配置方面應有的作用。

第三篇：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建議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建議

一、引言

個人所得稅是國家為調節個人收入、貫徹公平稅負、緩解社會分配不公而對高收入者征稅的一個稅種，是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國開征個人所得稅以來，個人所得稅在組織財政收入、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不管是在課稅主體、課稅客體，還是在征稅方式上，均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個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拉大，對社會穩定以及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對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二、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的基本情況

從國際上看，個人所得稅的稅制模式主要分為綜合稅制、分類稅制以及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也稱為混合稅制）三種類型。目前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采用綜合稅制或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而我國實行的則是分類稅制，具體如下：

1、納稅人：個人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包括居民納稅義務人和非居民納稅義務人。居民納稅義務人是指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滿一年的個人，其從中國境內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非居民納稅義務人是指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不滿一年的個人，其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

2、征稅模式：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制度，應稅所得分為11項，具體包括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他所得等。

3、稅率：我國個人所得稅稅率包括超額累進稅率和比例稅率兩種形式。其中，工資、薪金所得適用5%～45%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投資者的生產經營所得，適用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稿酬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適用20%的比例稅率。

4、費用扣除：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采用定額扣除和定率扣除兩種方法，比較簡明易行，但對于一些情況比較特殊的家庭難以完全兼顧。

5、減免稅：為鼓勵特定納稅人或照顧部分特殊人群，個人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了若干個人所得稅減免稅政策，主要包括：省、部和軍級以上單位以及外國組織和國際組織頒發的科學、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獎金；國債利息；單位和個人按規定繳納的住房公積金、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個人轉讓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城鎮居民按照國家規定標準取得的拆遷補償款；經國務院財政部門批準免稅的其他所得等。

6、征收方式：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源泉扣繳和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兩種征稅方式。對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利息、股息、紅利等各項所得，一般由支付所得的單位和個人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但對于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從中國境內兩處或者兩處以上取得工資、薪金所得、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以及取得應稅所得沒有扣繳義務人的等情形的納稅義務人，則要求其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三、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我國現行稅制模式不合理

征收個人所得稅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調節社會各階層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個人所得稅征收的基本原則。公平原則是指征稅額與納稅人收入水平相適應以保證各納稅人之間稅負水平均衡。現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采用的是分類稅制。這種稅制模式雖然適應我國的國情，可以實現分別征收，有利于控制稅源。但隨著居民收入來源日趨多樣化，使所得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與綜合稅制模式相比，分類征稅模式難以全面、完整地體現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會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人少繳稅，而所得來源少、收入相對集中的人多繳稅的現象，這顯然有失公平原則，不利于調節收入差距。這一制度的漏洞使公民的納稅意識逐漸減弱，使國家財政收入嚴重流失。

（二）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不科學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對“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采用“定額扣除法”。首先，由于這種費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數額作為費用扣除標準，長期沒有隨收入和物價提高而調整，從而難以適應由于通貨膨脹造成的居民生活費用支出不斷上漲的實際情況，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稅征管范圍之內，增加了征管對象的數量和征管成本，影響了征管效率。其次，這種費用扣除方法對不同納稅人采用單一的費用扣除標準，沒有考慮不同納稅人之間家庭結構的差別，以及教育、住房、醫療等開支對納稅人生活費用的影響，從而會造成不同的納稅人之間稅收負擔不平衡，妨礙了稅收公平。再次，我國對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國人計算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每月稅前扣除額為4800元，比我國普通居民納稅人多了2800元。這種形式在世界其他國家是沒有的。從我國改革開放的實際情況出發，這種形式是為了吸引外資和外國人才。但從某種程度上說，它違背了稅法所倡導的公平原則。

（三）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稅率設計不公平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區分不同的項目，分別采用5%～45%、5%～35%的超額累進稅率和20 %的比例稅率。首先，本來同屬勞動所得的工資薪金和勞動報酬，工資薪金適用九級超額累進稅率，而勞務報酬適用20%的比例稅率，雖有加成征收，稅收負擔也是有差距的。這不僅違背了公平原則，也給稅務管理帶來了不便。其次，工資薪金實行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45%，與世界各國相比偏高。過高的稅率一方面會增強納稅人偷漏稅的動機，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稅率在現實中極少運用，以致于稅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層收入者，對高收入者的調節作用甚微，達不到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目標。這一稅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無實，卻使稅制空背了高稅率之名。

（四）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稅基不夠廣泛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在我國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勞務報酬所得等勞務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紅利等資本性收入也逐漸成為居民個人所得的重要來源。此外，勞保福利收入、職務補助、免費午餐及其他實物補助形式也逐漸成為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法對應納稅所得額采取列舉具體項目的規定，難以將這些新的應稅項目包含進去，使所得稅的稅基過窄。與此同時，許多公司利用這一稅制缺陷，減少現金獎金和工資的發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為員工購買商業保險、提供健身俱樂部會員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減少個人所得稅的應納稅額，侵蝕稅基。另外，由于現行減免稅及優惠名目太多，費用采用分次扣除，客觀上造成稅基縮小。

（五）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難以控制高收入者。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我國采用了源泉扣繳和自行申報兩種方法，但更側重源泉扣繳。由于稅法沒有對所有納稅人要求納稅申報，稅務機關對扣繳義務人的納稅檢查信息是單方面的，無法有效進行監督，使得源泉扣繳的執行力度在不同單位間有很大的差別，導致個人所得稅只管住了工薪階層，沒管住高收入階層。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難以提高。稅務代理制度還不完善，不能很好發揮其中介組織的作用。再次，處罰法規不完善，處罰力度不強，對違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訓、自覺守法的約束作用，對廣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懾作用，違法現象得不到抑制。因此，遵紀守法、自覺納稅的良好社會風尚難以形成。

四、完善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建議

（一）建立混合稅制模式

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個人所得稅制可考慮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它吸收了分類所得稅制和綜合所得稅制的優點，既體現了按支付能力課稅的原則，對納稅人不同的收入來源實行綜合課征，又體現了對不同性質的收入區別對待的原則，對所列舉的特定項目按特定辦法和稅率課征。按照這種混合所得稅模式，需要對不同所得進行合理分類。從應稅所得上看，屬于投資性的、沒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股票等有價證券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實行分類所得征稅；屬于勞動報酬所得和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個體工商業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財產租賃、財產轉讓等項目，可以考慮實行綜合所得征稅。實行混合所得稅制，既有利于解決征管中的稅源流失問題，又有利于稅收政策的公平。

（二）調整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綜合考慮納稅人的收入和支出

個人所得稅是直接稅，稅負是個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所以民眾、輿論很關心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的問題。

我國的個稅改革屬于小步前行，經過三次提高費用扣除標準后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額提高至現在的2000元。當年將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定為800元，主要是因當時改革開放進入中國的外企工作人員與我國居民收入懸殊，當時個稅費用扣除標準主要是針對極少數的富人。隨著經濟發展，除了價格上漲因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力也從過去的高薪人群演變為廣大的工薪族，個人所得稅的繳納給這類人群帶來相當大的負擔。我認為調高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可以刺激我國廣大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應在2000元的基礎的再次調高費用扣除標準。

（三）優化稅率，合理稅收負擔

我國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總體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較大，個稅主要影響工薪階層和中低收入者。適當降低稅率，有利于建立和穩固和諧社會。總的趨勢是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和減少稅率級次，以簡化個人所得稅稅制。應本著“照顧低收入者，培育中產階層，調節高收入者”的原則，實行“少檔次、低稅率”的累進稅率模式，應充分發揮累進稅率的調節作用，使不同收入層次的納稅人的負稅稅率不同，但調節的速度不可過于劇烈，要使稅負比較“溫和”地增長。這樣既有利于縱向公平納稅，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產生過多抵觸情緒。在盡可能擴大綜合課稅項目的基礎上，將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兩個超額累進稅率表合二為一，實行5%～35%七級超額累進稅率，綜合各項所得，按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納稅，以平衡稅負。

（四）擴大稅基

我國應當采取概括性更強的反列舉法，規定不納稅的項目。凡是能夠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應在個人所得稅征收范圍之內，對某些特殊的個人所得可采取列舉法予以減免稅收，以體現稅收上給予的優惠政策。

（五）加強稅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繳和納稅人自我申報制度相結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進稅收征管手段，建議在建立混合稅制模式的基礎上，對各類所得實行逐項扣繳、綜合申報納稅的方法，以有利于稅務機關對稅源的及時監控。其次，應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條件，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限制和減少現金支付的范圍；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以個人身份證號碼為唯一標識，建立各金融機構統一的納稅人賬戶信息共享和查詢平臺；健全個人及其家庭房地產、汽車以及金融資產等重要財產的實名登記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企業、銀行、工商、公安、證券、住房、海關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相關數據的法律義務，并逐步形成網絡共享數據庫等。再次，提高稅務征管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

五、結語

選擇適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可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激勵勞動者的積極性、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已經拉開了帷幕。我們必須以這次稅制改革為契機，制定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適合市場經濟需要的個人所得稅體系，真正發揮個人所得稅在我國稅收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篇：論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論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貝斯特李）李寬

摘要：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存在申訴與申請再審未明確區分，檢察院和法院啟動再審程序違背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再審審級不合理、審理時限及再審次數無限制等弊端，要改革和完善再審制度，必須確立“依法糾錯”、“依當事人申請，經復審而立”及“再審一審終審”的司法理念。具體而言，應將當事人的申訴權利定位為再審之訴，限制檢察院的抗訴權，并取消法院主動啟動再審程序的職權，同時對再審審級、時限及次數都作出明確的規定。

Abstract: The our country current civil case's discussing again system existence to report to discuss again with application didn't distinguish analyse definitely，checking Cha hospital and court to start discussing again procedure violation and the party concerned meaning autonomy principle，discussing again to review class absurdity and taking up time limit and discussing again number of times infinite make etc.irregularity，correct with perfect discuss again system，have to establish the judicial principle of“the Jiu is wrong by law”，“depend on the party concerned application，through appeal trial but sign” and“discuss again a review final trial”.Concrete but speech, should report the party concerned a right fixed position for discuss again it tell，the anti-which limits to check a Cha hospital tells power，and cancel a court to start job power of discussing again the procedure actively，make an explicit provision towards discussing again to review class，time limit and number of timeses all in the meantime.關鍵詞：民事再審制度 不足 完善

Keywords: civil retrial system，disadvantages，improvement

引言

毋庸置疑，我國民事再審制度自確立以來，作為審判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對于糾正錯誤審判，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保障人民檢察院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保障公正司法，實現最終的司法公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展，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關于再審制度的規定已難以適應當前法制建設[1]。因此，研究和檢討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的不足，積極推進其改革和完善已成共識。

一、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的不足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是在對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期間所暴露的各種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全面修正的基礎上制定的。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法治的深化，現行民事訴訟法的問題日漸凸現，尤其是再審程序的弊端，已經引起了學界及實務工作者們的廣泛關注。無疑，反思并剖析這些問題和弊端，是完善和重構民事再審制度所必需的。

1.申訴與申請再審沒有明確區分。

申訴，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政治權利和民主權利，其權利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及追求的目的是表達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意志。而申請再審是申訴在民事訴訟中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一種訴訟權利。申請再審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申訴 權通過民事訴訟得以實現，為糾正生效裁判中的錯誤提供程序上的保證。在當事人無法申請再審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申訴的途徑來恢復自己所希望達到的權利義務上的平衡[2]。因此，兩者是不同的概念，必須明確加以區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申訴與申請再審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并沒有得到徹底的區分。如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5項規定：“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當事人又起訴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訴處理……”。筆者認為，此處本應使用“申請再審”卻用了“申訴”一詞。由于立法對二者的區別不重視，導致審判人員也常常在法律文書中將兩者混為一談。

2.人民檢察院啟動再審具隨意性。

根據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86條的規定，只要人民檢察院提出的抗訴合乎法定形式要件，法院就必須再審，也就是說此種抗訴一經提出即發生啟動再審程序的必然，同時民事判決執行程序必須中止。筆者認為，此規定反映出如下問題：其一，啟動再審程序的隨意性。不論人民檢察院提出的抗訴正確與否，只要一經提出法院就必須再審。按照現行民訴法的規定，檢察機關的抗訴權是不受制約的權力，這就很有可能導致權力的濫用。不難想象，這種權力的濫用必將造成審判的重復性和不嚴肅性，影響既判法律文書的嚴肅性和穩定性，動搖司法的權威性。其二，違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民事訴訟解決的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人身和財產方面的權利義務糾紛，而由于抗訴權的存在，檢察機關 只要提出抗訴，任何時候都可以再一次啟動再審訴訟程序以及中止生效民事判決的執行。這等于說，檢察院成為了一方當事人利益的代表。筆者認為，這不但影響和干涉了當事人的處分權，而且導致雙方當事人產生不對等。3.法院自判自糾，影響再審質量。

在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及法官構成了訴、辯、審的三角格局，法官的職責是依法公正審判案件，訴與審必須分離。然而，我國現行再審制度關于法院自主啟動再審程序的規定，使得人民法院同時具有了兩種訴訟職能：既是審判者，又是起訴者。這造成我國現行的再審制度從本質上說都是人民法院自身的一種自我糾錯行為。現實中，審監庭在法院內部與其他業務審判庭處于平行地位，這不利于再審的公正進行。再者，出于對同事、庭室的人情關系及其他因素的考慮，再審法官難免會出現盲目維持的情況。另外，受錯案追究制度等因素影響，法院和法官均不愿意承擔辦理錯案及追究責任。筆者認為，這樣的狀況會導致再審的改判尤為困難，自然地法院再審程序的“自我糾錯”的效果也會不盡人意。

4.再審程序的啟動凸現職權色彩。

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有權啟動再審程序的三類主體。其中法院和檢察院認為需要再審可以直接啟動，無需征求當事人的同意。而當事人對再審的啟動僅僅是種可能性，最終是否再審由法院決定[3]。由于法院這種決定權的行使沒有完 善的程序規制，往往導致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愿望在很多時候被司法機關以各種理由無限期擱置，申請再審權仿佛形同虛設，當事人對此諸多抱怨。試想，連公民的基本憲法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又怎談得上司法為民思想的落到實處。

5.關于審級的規定不合理。

根據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對再審受理法院的規定，原審法院及其上一級法院，不論是最高人民法院還是基層人民法院都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理再審案件。無疑地，這種規定是基于減輕上級法院工作壓力和訴訟成本的考慮。但是，這卻使得再審程序并沒有完全同第二審程序，甚至沒有同第一審程序區分開，無法充分體現再審程序的特點。一個我們無法忽略的事實是，在審判實踐中，申請再審的當事人總是以為高一級法院的審判人員比低一級法院的水平高。而實際上，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再審程序只是一種“事后救濟”程序，如果再審法院的級別還不如第二審法院的級別高，這似乎與其“事后救濟”的性質相悖，再審的質量依然值得懷疑。6.對再審時限和次數限制沒有明確規定。

雖然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對當事人申請再審規定了兩年時間的限制，但對再審的次數卻沒有作出限制性的規定，導致任何一方當事人在終審裁決兩年內可以無數次提出再審申請，使得相對方當事人的權利在這兩年內始終處于一種不穩定狀態，形成事實上的訴累[4]。另外，對法院決定再審以及檢察院抗訴也沒有時 間限制，容易導致司法腐敗、監督權行使泛濫。盡管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31日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對民事案件發回重審和指令再審有關問題的規定》的司法解釋中規定：“同一人民法院就同一案件憑職權決定再審或者依當事人申請進入再審只能一次，并且上級人民法院認為下級人民法院作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再審判決、裁定需要再次進行再審的，上級人民法院應當提審。”不置可否，該規定對再審不受次數限制的現象會有所抑制，但卻是不徹底的，表現在：對抗訴再審是否受次數限制未作規定；同一人民法院對同一案件只能再審一次，而沒有規定不同法院是否受次數限制。筆者認為，這不僅加大了法院的工作量，也嚴重影響了司法的權威性，不利于及時、公正地審查當事人的再審申請。

二、民事再審司法理念的重構

筆者認為，改革和完善我國現行民事再審制度，首要的任務是重建一種新型的現代民事再審司法理念。如果沒有司法理念的重新確立，那么構建符合時代要求和現代司法理念的民事再審制度只能是一句空話。

（一）從“有錯必糾”過渡到“依法糾錯”的司法理念。由于受傳統法律文化及原蘇聯、東歐立法理論的影響，我國民事訴訟理論及司法界一直強調程序的外在價值，即絕對工具論，認為訴訟以發現客觀真實為唯一目的[5]。因此理所當然，“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成為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立法和司法理念。不可否認，其有積極的一面，它重視保護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充 分體現了實體公正，意圖使每一個案件都得到正確的處理，使每一個錯案都得到徹底糾正。這無疑是正確的，也是非常理想的，但是有錯必糾是難以實現的[6]。這一司法理念過分強調了裁判的絕對正確性，而忽視了訴訟公正的相對性；過分強調了錯誤裁判的可救濟性，而忽視了訴訟程序的安定性和民事法律關系的穩定性；過分強調了法院的客觀公正性，而忽視了司法的被動性與中立性，且與國際上公認的民事訴訟理論和制度相悖，違背了現代訴訟理念。因而，筆者認為，應嚴格依照司法的特殊性與訴訟的規律性來設計再審程序，對“有錯必糾”的再審指導思想重新定位。筆者的觀點是：重新確立訴訟目的為當務之急。民事訴訟的目的首先應是確保當事人程序權益的實現，確保程序內在價值的完全實現，確保當事人在公正的氛圍中行使其權利，這樣才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也真正有利于實現實體的客觀公正[7]。“依法糾錯”正好與這一要求不謀而合。“依法糾錯”司法理念的確立，意味著只有當生效裁判存有依照法律規定應當且必須糾正或可能糾正的錯誤時，才可以啟動再審程序，從而有限制地糾正生效裁判的錯誤。因此，以“依法糾錯”替代“有錯必糾”作為民事再審程序的指導思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確立“依當事人申請，經復查而立”的民事再審司法理念。

筆者認為，民事再審制度應將程序的內在價值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充分考慮和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在重新構建我國民事 再審制度的司法理念時，應確立符合當事人利益和目的的程序價值取向。筆者認為，將“依當事人申請，經復查而立”作為民事再審的司法理念較為恰當。“依當事人申請”，即要求“不告不理”。受民法調整的法律關系的當事人對其訴訟只要不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就可以在私權范圍內自由處分訴權，有權主張是否提起訴訟，向哪些主體主張權利，主張什么權利等，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充分尊重。對于人民法院已經生效的裁判，如果當事人未提起再審申請，一般則表明即使該裁判存在錯誤，但其基于訴訟成本等因素的考慮，已承認了該判決的效力，雙方間的糾紛歸于消滅。而“經復查而立”，即對當事人基本符合形式條件的再審申請均予以立案復查，口頭或書面答復當事人，符合再審立案條件的再審予以立案，不符合的予以駁回。同一級法院對當事人再審之訴的立案復查以一次為限，避免當事人纏訴上訪。筆者認為，該理念不僅符合私法性質，也充分體現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所以對于屬于私法領域的民事訴訟及其再審制度，沒有理由采取過多的職權干預而不采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司法理念。

（三）再審案件一審終審理念。

筆者贊同民事再審程序應實行一審終審制，再審作出的裁判，一經作出即發生法律效力，不得上訴。理由：一是理順了其作為特別救濟程序在性質和審理對象上與普通程序的區別，不必再重復設置上訴程序。二是實現其作為特別救濟程序的公 正價值。法院對再審案件極為審慎，審理前要經過復查階段，應當說，經過再審已經足以保證案件能夠得到正確處理。沒有理由認為審理的次數越多，案件的處理結果必然越公正。三是有利于在實現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訴訟效率，盡快實現裁判的既判力和穩定性。

三、完善民事再審制度的具體建議 1.建立再審之訴。

我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當事人對生效裁判不服，享有申請再審的權利。但長期以來，由于民事訴訟法對再審程序缺乏訴訟權利方面的具體規定，盡管理論界都認為當事人申請再審是發動再審的渠道之一，然而司法實務中卻并非如此，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權一直得不到應有的對待，甚至受到漠視，當事人對此極為不滿。筆者認為，根據現代司法理念應將當事人對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訴權利定位于再審之訴。所謂“再審之訴”，是指民事訴訟的當事人認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和調解書有錯誤，基于訴權，向原審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次審理的行為。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78條對此作了明確的規定“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認為有錯誤的，可以向原審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但不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筆者認為，在我國確立再審之訴制度，強化當事人在再審程序中的主體地位，這不僅可以規范再審程序的運行，改變現在發起再審的主體過多且不 合理的狀態，而且也有利于當事人訴權的行使，從程序上更有效地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8]。而要建立再審之訴，應當弱化國家干預民事訴訟的職能，淡化越職權主義色彩，重視當事人在訴訟中的作用。同樣，根據私法自治原理和法律對訴權、處分權及實體利益作出安排，法院應當尊重當事人的選擇。民事訴訟解決的糾紛屬于“私法”領域的權利義務，當事人理應有自我決定的權利。因此，立法應當完全將申請再審作為一種規范的訴來規定，并用構建再審之訴來規范當事人發起再審的權利。

2.應限制檢察院提起民事再審抗訴的權力。

人民檢察院作為啟動再審程序的主體，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9]，其進行監督的主要方式是民事抗訴。抗訴是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或裁定，認為有錯誤，依法提請人民法院重新審理的訴訟行為[10]。因此，我們對檢察院的民事再審抗訴權不應完全否定，但對其監督的范圍應加以必要限制，即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再審僅限于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領域，而不能插足到純屬私人的領域。理由是：由于民事訴訟解決的是雙方當事人之間人身與財產關系的私權糾紛，因此按照民法私權自治的原則，我們理應充分尊重當事人在私法范圍內的處分權。當事人對此有提起再審或放棄再審的權利，只要他們對私權的處分不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他人 利益，不違反社會善良風俗，國家公權就不應強行介入。但對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其仍賦有監督抗訴權，負有國家法律監督職責的檢察院，應當代表國家公權予以干預。

3.取消法院依職權發動再審程序。

法院作為居中裁判者，扮演的是被動、消極的角色，如果又充當再審提起人，就混淆了訴訟權和審判權，與訴審分離相矛盾。人民法院依職權發動再審，一方面違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則，是對當事人處分權的侵犯。在處理民事訴訟中的國家權力與當事人權利的關系問題上，國家權力應當受當事人處分權利的約束，當事人不主張、不爭執的事項，法院就不應當進行審判[11]。因為裁判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決糾紛，而對方當事人也有可能出于種種因素的考慮而互作讓步，以至息訟服判，如果法院強制干預啟動再審程序，不僅違反了民事訴訟中的處分原則，也有悖于民事訴訟的目的；另一方面違背了判決的拘束力，縱使判決有不當或違法之瑕疵，法院也不得自行廢除或者變更，否則判決將始終處于不穩定狀態[12]。因而既然規定了當事人有權申請再審，國家司法機關依職權啟動再審就沒有重復規定的必要。

4.關于民事再審的審級。

根據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的案件，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由第一審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所作出的判決、裁定，當事人可以上訴；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由第二審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程序審理，所作的判決、裁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由此可知，原審法院與其上一級法院對已生效的裁判均有權進行審查和審理。筆者認為，這種規定混淆了再審程序與一、二審程序的階段性區別，回避了當事人對原裁判及其原審判機關的矛盾和恐懼心理，不利于真正化解這些矛盾，進而不能體現再審的司法公正性。因此，筆者的觀點是：再審案件應一律由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的上一級法院受理，最高法院終審的案件由最高法院進行再審。5.再審時限和再審次數。

一方面，由于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的審限規定，便時常導致案件的審結無期限，當事人訴累和對法律的抱怨，因此，規定再審案件的審理期限便顯得十分必要。筆者認為，再審案件的審理期限應參考一、二審案件的審理期限，以六個月為宜，且不允許有延長審限的事由。另一方面，再審程序作為一種有限制的救濟程序，不應當是無止境的，否則既不利于維護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也嚴重損害了社會公眾對我國法律及司法的信任。應當說，一件訴訟案件在經過再審程序后，案件的審判質量已經足以得到保障。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能夠顯示，再審的次數越多，案件的質量就越高。筆者的觀點是：對一個法制國家來說，所追求的司法公正，只能是法律上的公正，“實事求是”不應作為審判工作的指導思想。因此，從維護再審裁 判的既判力以及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的角度出發，應當對再審的次數作出一次為限的規定，即規定已經經過再審程序的案件不得再次申請再審。

參考文獻: [1]徐峙.論民事再審制度的不足及對策[A].達縣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6期,2005（11）:25.[2]顧韜.對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反思及改良建議[M].司法制度改革，2003（3）：25 [3]余其營·淺議民事再審程序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A].載于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7卷第1期，2005（3）：92

[4] 顧韜.對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反思及改良建議[M].司法制度改革，2003（3）：24 [5] 顧韜.對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反思及改良建議[M].司法制度改革，2003（3）：23 [6] 方恒才.對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的理性思考[J].載于河海大學學報第8卷第二期（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6）：30 [7] 顧韜.對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反思及改良建議[M].司法制度改革，2003（3）：24 [8]謝素君.淺議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改革[A].前沿第12期，2006：161

[9]胡昭瀟.試析我國的民事再審制度[A].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3期，2006（3）：65 [10] 謝素君.淺議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改革[A].前沿第12期，2006：162

[11]劉學在.我國民事訴訟處分原則的檢討[J].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1（2）

[12] 謝素君.淺議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改革[A].前沿第12期，2006：162

第五篇：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小議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小議

個人所得稅是國家為調節個人收入、貫徹公平稅負、緩解社會分配不公而對高收入者征稅的一個稅種，是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國開征個人所得稅以來，個人所得稅在組織財政收入、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似乎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目前個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拉大，對社會穩定以及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對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已顯得非常重要。

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已經開始顯現出一些問題，主要分析如下：

（一）現行稅制模式欠合理

征收個人所得稅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調節社會各階層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個人所得稅征收的基本原則。現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采用的是分類稅制。這種稅制模式雖然適應我國的國情，可以實現分別征收，有利于控制稅源。但隨著居民收入來源日趨多樣化，使所得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分類征稅模式難以全面、完整地體現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會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人少繳稅，而所得來源少、收入相對集中的人多繳稅的現象，這顯然有失公平原則，不利于調節收入差距。

（二）現行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欠科學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對“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采用“定額扣除法”。這種費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數額作為費用扣除標準，難以適應由于通貨膨脹造成的居民生活費用支出不斷上漲的實際情況，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稅征管范圍之內，增加了征管對象的數量和征管成本，影響了征管效率。其次，這種費用扣除方法對不同納稅人采用單一的費用扣除標準，沒有考慮不同納稅人之間家庭結構的差別，以及教育、住房、醫療等開支對納稅人生活費用的影響，從而會造成不同的納稅人之間稅收負擔不平衡，妨礙了稅收公平。

（三）現行個人所得稅稅率設計欠公平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區分不同的項目，分別采用了超額累進稅率和比例稅率。首先，本來同屬勞動所得的工資薪金和勞動報酬，工資薪金適用超額累進稅率，而勞務報酬適用20%的比例稅率，稅收負擔也是有差距的。不僅違背了公平原則，也給稅務管理帶來了不便。其次，工資薪金實行的七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45%，與世界各國相比偏高。過高的稅率一方面會增強納稅人偷漏稅的動機，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稅率在現實中極少運用，以致于稅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層收入者，對高收入者的調節作用甚微，達不到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目標。這一稅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無實，卻使稅制空背了高稅率之名。

（四）現行個人所得稅稅基不夠廣泛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在我國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勞務報酬所得等勞務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紅利等資本性收入也逐漸成為居民個人所得的重要來源。此外，福利收入、職務補助及其他實物補助形式也逐漸成為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法對應納稅所得額采取列舉具體項目的規定，難以將這些新的應稅項目包含進去，使所得稅的稅基過窄。與此同時，許多公司利用這一稅制缺陷，減少現金獎金和工資的發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為員工購買商業保險、提供會員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減少個人所得稅的應納稅額。

（五）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難以控制高收入者。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我國采用了源泉扣繳和自行申報兩種方法，但更側重源泉扣繳。由于稅法沒有對所有納稅人要求納稅申報，稅務機關對扣繳義務人的納稅檢查信息是單方面的，無法有效進行監督，使得源泉扣繳的執行力度在不同單位間有很大的差別，導致個人所得稅只管住了工薪階層，沒管住高收入階層。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難以提高。再次，處罰法規不完善，處罰力度不強，對違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訓、自覺守法的約束作用，對廣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懾作。因此，遵紀守法、自覺納稅的良好社會風尚難以形成。

完善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建議

（一）建立混合稅制模式

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個人所得稅制可考慮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它需要對不同所得進行合理分類。從應稅所得上看，屬于投資性的、沒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股票等有價證券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實行分類所得征稅；屬于勞動報酬所得和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個體工商業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財產租賃、財產轉讓等項目，可以考慮實行綜合所得征稅。實行混合所得稅制，既有利于解決征管中的稅源流失問題，又有利于稅收政策的公平。

（二）調整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綜合考慮納稅人的收入和支出

個人所得稅是直接稅，稅負是個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所以民眾、輿論很關心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的問題。我國的個稅改革屬于小步前行，經過幾次提高費用扣除標準后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額提高至現在的3500元。當年將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定為800元，主要是因當時改革開放進入中國的外企工作人員與我國居民收入懸殊，當時個稅費用扣除標準主要是針對極少數的富人。隨著經濟發展，除了價格上漲因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力也從過去的高薪人群演變為廣大的工薪族，個人所得稅的繳納給這類人群帶來相當大的負擔。我認為適當調高個稅費用扣除標準也是可以的。

（三）優化稅率，合理稅收負擔

我國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總體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較大，個稅主要影響工薪階層和中低收入者。適當降低稅率，有利于建立和穩固和諧社會。總的趨勢是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應本著“照顧低收入者，培育中產階層，調節高收入者”的原則，使不同收入層次的納稅人的負稅稅率不同，但調節的速度不可過于劇烈。這樣既有利于縱向公平納稅，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產生過多抵觸情緒。在盡可能擴大綜合課稅項目的基礎上，將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兩個超額累進稅率表合二為一，實行5%～35%七級超額累進稅率，綜合各項所得，按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納稅，以平衡稅負。

（四）擴大稅基

我國應當采取概括性更強的反列舉法，規定不納稅的項目。凡是能夠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應在個人所得稅征收范圍之內，對某些特殊的個人所得可采取列舉法予以減免稅收，以體現稅收上給予的優惠政策。

（五）加強稅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繳和納稅人自我申報制度相結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進稅收征管手段，建議在建立混合稅制模式的基礎上，對各類所得實行逐項扣繳、綜合申報納稅的方法，以有利于稅務機關對稅源的及時監控。其次，應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條件，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限制和減少現金支付的范圍；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以個人身份證號碼為唯一標識，建立各金融機構統一的納稅人賬戶信息共享和查詢平臺；健全個人及其家庭房地產、汽車以及金融資產等重要財產的實名登記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企業、銀行、工商、公安、證券、住房、海關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相關數據的法律義務，并逐步形成網絡共享數據庫等。

小結

選擇適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可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激勵勞動者的積極性、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必須進行，以這次稅制改革為契機，制定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適合市場經濟需要的個人所得稅體系，真正發揮個人所得稅在我國稅收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