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典型案例看法院對工期鑒定如何認定

從典型案例看法院對工期鑒定如何認定

來源：建筑時報 作者： 時間：2014-10-10 點擊： 259 案情

2004年2月24日，江蘇南通某建承包上海某投資有限公司的上海浦東國際機電數碼園A1、A2辦公樓工程。開工日期為2004年2月15日，合同工期總日歷天數為240天。2007年3月14日，某投資公司取得《建設工程竣工驗收備案證書》。完工后，雙方因工程造價、合同工期限延誤賠償等發生爭議。

一審法院委托上海某鑒定單位對本案訟爭工程總造價(包括工期)等事項進行了鑒定。

鑒定意見：1.關于定額工期問題，鑒定單位認為，經計算，訟爭工程合理定額工期為306日歷天(按施工圖紙計算，定額工期360日歷天，壓縮15%后得出的上述306天合理定額工期)。2.關于延遲開工推遲工期的問題，鑒定單位認為，訟爭合同約定開工日期為2004年2月15日；但A5樓等于2004年5月13日開工，比計劃開工時間延遲87日歷天；F3、F5、Q3三幢樓于2004年5月23日開工，比計劃開工時間延遲97日歷天。3.關于天氣原因應順延工期的問題，根據第三十次例會紀要，監理單位對做好冬季施工階段作出了如下要求：-3℃以下禁止泥工施工(包括砌筑、砼澆搗、粉刷等)。5℃以下禁止涂料施工。南通六建提供的氣象資料表明最低溫度在-3℃以下有5天時間因氣溫過低導致訟爭工程工期受到影響。最低溫度在5℃以下有29天。因涂料的推遲進場與分包分包延遲工期有一定的聯系，故在此不予計算。4.關于甲供料、分包延遲工期(電表箱、外墻涂料施工)的問題。雙方往來函件及工程例會紀要表明，訟爭工程在實際施工過程中存在甲供料供應不及時及專業分包隊伍進場延遲而影響工程正常施工的現象。該影響扣除其中重疊時間，共計為77天。5.關于延期支付進度款應推遲工期的問題，鑒定單位認為，如果按合同價款計算支付進度款數額，則延期支付時間為14天。如果按藍圖預算作為支付進度款依據，則影響的各號樓工期見附表。6.關于工程量變更及增加原因順延工期的問題。鑒定單位意見：工程量變更及增加會引起工期的索賠，由于訟爭合同單價是按A1、A2樓白圖計算，工程量是否變動沒有可比性。按常規，最終造價增加或減少也是有可能發生的。建議按在同等基礎上日平均工作量增加工期的50%各自承擔。

分歧：

第一種意見：1.關于工期定額問題。合理定額工期306天與合同工期240天之間被不合理壓縮的66天應予順延。2.關于工期延誤、工期順延及損失問題，應根據鑒定確定。

第二種意見：1.關于工期定額問題，訟爭工程工期以合同約定的工期為準，應為240天。2.關于工期延誤、工期順延及損失問題，鑒定只是參考，要根據當事人舉證情況，確定具體原因，最終確定是否構成工期延誤并賠償損失。

律師點評：

本案是關于工期鑒定的典型案例，涉及定額工期、工期延誤期限、工期延誤原因、工期順延等實踐中常見問題的認定和處理。建設工程工期爭議是當前司法實踐中一類新的重大爭議，承包人常以工期延誤要求發包人賠償損失，發包人常以逾期竣工對抗和抵消承包人工程款的請求。但是由于工期延誤的期限、工期延誤的因果關系、工期能否順延等問題，往往涉及工程定額、造價等專業問題，非常復雜。法院一般會借助于司法鑒定來認定和裁判。工期鑒定事項主要涉及定額工期鑒定、工期延誤期限鑒定以及工期延誤損失的鑒定。本文結合本案就實踐常見工期鑒定的有關問題加以分析和點評：

分析一：約定工期短于鑒定的定額工期，法院如何認定工期？

《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第十條規定：“建設工程發包單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價格競標，不得任意壓縮合理工期。建設單位不得明示或暗示設計單位或者施工單位違反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降低建設工程質量。”，第五十六條規定，違反本條例規定，建設單位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責令改正，處2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價格競標的；(二)任意壓縮合理工期的。

工期是指在合同中約定的承包人完成工程所需的期限。工期包括約定工期(計劃工期)、實際工期和定額工期。約定工期是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計劃完成工程的期限；實際工期是承包人實際完成工程的期限；定額工期是指在一定的生產技術和自然條件下，完成某個單位(或群體)工程平均需用的標準天數。合理工期是指在正常建設條件下，采取科學合理的施工工藝和管理方法，以現行的建設行政主管部門頒布的工期定額為基礎，結合項目建設的具體情況而確定的使投資方、各參加單位均獲得滿意的經濟效益的工期。合理工期要以定額工期為基礎確定，但不一定與定額工期完全一致，可依施工條件等作適當調整，這是因為定額工期反映的是社會平均水平，是經選取的各類典型工程經分析整理后綜合取得的數據，由于技術的進步，完成一個既定項目所需的時間會縮短，工期會提前。

判斷工期是否合理的標準，目前法律法規沒有明確規定。可以參考的是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關于貫徹執行2009年《北京市建設工程工期定額》和2009年《北京市房屋修繕工程工期定額》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招標人應當依據工期定額計算施工工期，并在招標文件中注明。招標人要求施工工期小于定額工期時，必須在招標文件中明示增加費用，壓縮的工期天數不得超過定額工期的30%。超過30%，視為發包人任意壓縮合理工期，依照《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處理。”

按照北京市關于工期定額的規定，壓縮工期天數超過定額工期的30%的，就屬于《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第十條規定的發包人任意壓縮合理工期的情形。那么，對于約定工期少于鑒定的定額工期，能否依據上述法律規定，認定約定工期無效而認定鑒定的定額工期呢？實踐中，法院一般不會認定無效，而是會尊重當事人的約定。原因在于《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雖然規定不得壓縮合理工期，但并未規定壓縮合理工期合同無效。從此條規定效力上看，應屬于管理性規定，而非效力性規定。

因此，本案中盡管合同約定工期少于鑒定結論中的定額工期，但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且合同內容也沒有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故應屬有效，本案應按合同約定確定工期。

分析二：工期延誤因果關系及工期能否順延的問題

工期延誤，通俗講就是工期超過合同約定的期限。工期順延，是指由于發包人的原因或者其他非承包人的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誤，承包人可以按合同約定或者法律規定相應順延延誤的工期。因此，工期延誤是工期順延的必要條件之一。

工期延誤的原因，可能是由發包人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承包人引起的，還可能是第三人或者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如果是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誤，工期不能順延；如果是發包人原因造成的或者非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誤，工期可以順延。

發包人引起工期延誤的常見情形主要有：未依約提供圖紙、未依約提供開工條件、基準資料錯誤、開工延遲、甲供料、分包遲延、付款遲延等。承包人引起工期延誤的主要情形：工程質量不合格返工導致的工期延誤和施工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誤。其他原因導致的工期延誤的情形：鑒定所導致的工期延誤、工程量增加、設計變更所導致的工期延誤、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所導致的工期延誤。

一般來講開工延遲、甲供料、分包遲延、付款遲延、設計變更等只是可能引起工期延誤的因素或事項，但未必一定會造成工期延誤的后果。實踐中認定工期延誤還要看這些事項與工期延誤是否具有因果關系，是否客觀造成了停工、工期延長等后果。對于設計變更或工程量增加，應查明是否增加了關鍵線路上關鍵工作的工程量，增加的，順延工期，未增加的，工期不順延。

對于工期延誤、工期順延的因果關系及損失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專業問題，法院一般會委托專業的鑒定機構進行鑒定。本案及關聯案例中對工期的鑒定，均包含了因果關系的鑒定。而鑒定機構對于因果關系的認定，一方面依賴于專業技術知識和法律規定，另一方要根據當事人提供的證明工期延誤的相關證據綜合認定。如果脫離了證據，僅從延誤事項本身出具結論，法院會參照其他證據綜合認定。本案中，鑒定單位對于延遲開工、天氣原因、甲供料、分包遲延、遲延付款、設計變更都認定為是發包人原因導致工期延誤，認為應當順延工期。法院則根據當事人舉證情況分別認定：對于延遲開工不認定為發包人的原因；對于天氣原因，認為不屬于不可抗力；認為設計變更也未必都會引起工期延誤。最終，法院只認定甲供料、分包遲延、遲延付款構成工期延誤，應當順延工期。由此可見，法院對于工期的認定，不完全依賴于鑒定機構的意見，還會結合當事人的舉證情況綜合認定。所以，工期鑒定不完全是專業問題，更多是法律問題、證據問題。當事人應注意留存引起工期延誤的證據，以便開展工期索賠。

第二篇：從典型案例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從典型案例看紀律處分條例新增“負面清單”

中共中央近日印發《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本條例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這一條例堅持問題導向，針對現階段黨紀存在的突出問題，把黨的十八大以來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以及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反對“四風”方面的實踐成果轉化為紀律要求。

制度創新源于實踐創新，回顧近年來查處的典型案例，有助于廣大黨員以案釋紀，深入理解條例新增的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等６類“負面清單”，認清找準紀律的“底線”。

違反政治紀律新增“負面清單”：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等

【案例】２０１４年是山西歷史上極不尋常的一年，“系統性、塌方式”的嚴重腐敗震驚全國。７名省級領導干部被立案調查，全年處分市廳級干部４５人、縣處級干部５４５人。領導干部身陷圈子，淪為利益鏈條上的“提線木偶”，最終陷入“一端端一窩”家族式腐敗和“一倒倒一片”塌方式腐敗的泥淖。拉幫結派、搞圈子文化，教訓十分深刻。

“對抗組織審查”的案例，也不鮮見。中央紀委監察部曾通報稱，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存在干擾、妨礙組織審查的行為”。據紀檢部門的通報，十八大以來，一些人甚至“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

【點評】六大紀律，政治紀律排在首位。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證明，違反各項紀律，都會侵蝕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能力。

新版條例將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要求和實踐成果轉化為法規條文，增加了“拉幫結派”等“負面清單”，有利于解決黨員對組織忠誠這個根本問題。

違反組織紀律新增“負面清單”：非組織活動、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不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等

【案例】中紀委日前對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陽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潘逸陽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進行非組織政治活動，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為謀求個人職務調整，送給他人財物等。

十八大后，中央加強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的制度建設，從今年１月起實行“凡提必查”制度，進一步加大抽查核實力度。多地查處個人未報私自出國、家屬移居海外等事項的案件。

【點評】當前，組織紀律松弛已經成為黨的一大憂患。新版條例針對十八大以來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違背“四個服從”要求的違紀行為作出處分規定，突出了“非組織活動”“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等新問題，強調要忠誠于組織，要向組織講真話、報實情。

違反廉潔紀律新增“負面清單”：權權交易、利用職權或者職務影響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謀利等 【案例】２０１２年６月，江蘇省徐州市經貿委原副主任朱志東因犯受賄罪、行賄罪，數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１２年。經調查，朱志東腐敗案中，結識徐州市委原副書記、組織部原部長陸某，朱志東得以被任命為市經貿委副主任，并將職級提拔為正處級。權權交易，滋生了腐敗問題。

利用職權或者職務影響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謀利，同樣成為誘發貪腐的問題“導火索”。今年６月１５日，中央第八巡視組向國家電網公司反饋專項巡視情況，發現的問題包括“有的利用職務影響為親屬謀利”以及“群眾對少數領導人員動用國企資源搞利益輸送反映強烈”等。

【點評】廉潔紀律一直是十八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重點，特別是通過巡視著力發現了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等違反廉潔紀律問題。這次對條例的修訂，廉潔紀律這塊調整幅度最大，新增內容最多，其中現行廉政準則規定的“８個禁止”“５２個不準”幾乎全部納入這部分，并新增了“權權交易”等“負面清單”，有利于進一步形成“不敢腐”的氛圍。

違反群眾紀律新增“負面清單”：侵害群眾利益、漠視群眾訴求、強迫命令、辦事不公、侵害群眾民主權利等

【案例】“小官大貪”貪腐行為多發生在群眾身邊，是近年來打擊腐敗的重點之一。近兩年來，先有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家中搜出現金折合人民幣２億余元，后有北戴河供水總公司總經理馬超群家中搜出現金上億元、黃金３７公斤。２０１５年９月，山西省通報了５起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問題。其中，包括呂梁市汾陽市三泉鎮李家街村黨支部原書記、村委會原主任張建兵侵占公私財產問題。

【點評】不顧群眾意愿，盲目上項目、鋪攤子，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致使群眾利益受到損失。近年來，這類行為屢見不鮮，但大多屬于發展思路、政績觀的問題，現在則上升到了紀律的高度。

現行紀律處分條例中沒有“群眾紀律”這一提法，這次修訂繼承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關于遵守群眾紀律的優良傳統，對破壞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違紀行為作出處分規定，新增了“侵害群眾利益”“強迫命令”等“負面清單”。

違反工作紀律新增“負面清單”：黨組織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工作失職等

【案例】多名廳官，在今年因“主體責任”被免職。７月７日，湖北省紀委公開通報７起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的責任追究典型案件，其中，湖北省地稅局時任局長許建國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被免職。

無獨有偶，根據今年通報，河南省紀委立案查處了新鄉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務副市長賈全明等３名廳級領導干部，由于相關違紀違法行為主要發生在李慶貴擔任新鄉市委書記期間，河南省委研究決定，給予李慶貴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免去其領導職務。

【點評】當前，黨內存在的許多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些黨組織管黨治黨不嚴，失之于寬、松、軟，一些黨組織負責人沒有擔當起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一些紀檢監察部門執紀監督不嚴，致使黨的紀律規矩松弛。

十八大以來，一些黨委紀委負責人因落實“兩個責任”不力受到處分，彰顯了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這次修訂條例，將上述實踐轉化為制度規定，新增“負面清單”，對管黨治黨失職瀆職的違紀行為作出處分規定。

違反生活紀律新增“負面清單”：生活奢靡、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等

【案例】少數黨員干部，不能嚴以律己，落入了生活奢靡、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泥淖。今年１０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河北省委原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周本順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其被查出的問題，包括“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超標準公務接待、公款吃喝，頻繁出入私人會所，生活奢侈、揮霍浪費”。此外，在諸多查處案件中，都存在生活作風問題。

【點評】黨的十八大后，中央出臺八項規定，持之以恒反對“四風”，黨風政風為之一新。中央多次強調，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關乎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場輸不起的斗爭。這次修訂條例，把享樂、奢靡等“四風”問題納入黨紀處分范圍，彰顯了中央正風反腐的決心，傳遞了越往后執紀越嚴的信號。

第三篇：從典型案例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從典型案例看紀律處分條例新增“負面清單” 中共中央近日印發《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本條例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這一條例堅持問題導向，針對現階段黨紀存在的突出問題，把黨的十八大以來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以及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反對“四風”方面的實踐成果轉化為紀律要求。

制度創新源于實踐創新，回顧近年來查處的典型案例，有助于廣大黨員以案釋紀，深入理解條例新增的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等６類“負面清單”，認清找準紀律的“底線”。違反政治紀律新增“負面清單”：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等 【案例】２０１４年是山西歷史上極不尋常的一年，“系統性、塌方式”的嚴重腐敗震驚全國。７名省級領導干部被立案調查，全年處分市廳級干部４５人、縣處級干部５４５人。領導干部身陷圈子，淪為利益鏈條上的“提線木偶”，最終陷入“一端端一窩”家族式腐敗和“一倒倒一片”塌方式腐敗的泥淖。拉幫結派、搞圈子文化，教訓十分深刻。

“對抗組織審查”的案例，也不鮮見。中央紀委監察部曾通報稱，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存在干擾、妨礙組織審查的行為”。據紀檢部門的通報，十八大以來，一些人甚至“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

【點評】六大紀律，政治紀律排在首位。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證明，違反各項紀律，都會侵蝕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能力。

新版條例將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要求和實踐成果轉化為法規條文，增加了“拉幫結派”等“負面清單”，有利于解決黨員對組織忠誠這個根本問題。違反組織紀律新增“負面清單”：非組織活動、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不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等

【案例】中紀委日前對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陽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潘逸陽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進行非組織政治活動，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為謀求個人職務調整，送給他人財物等。十八大后，中央加強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的制度建設，從今年１月起實行“凡提必查”制度，進一步加大抽查核實力度。多地查處個人未報私自出國、家屬移居海外等事項的案件。【點評】當前，組織紀律松弛已經成為黨的一大憂患。新版條例針對十八大以來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違背“四個服從”要求的違紀行為作出處分規定，突出了“非組織活動”“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等新問題，強調要忠誠于組織，要向組織講真話、報實情。違反廉潔紀律新增“負面清單”：權權交易、利用職權或者職務影響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謀利等

【案例】２０１２年６月，江蘇省徐州市經貿委原副主任朱志東因犯受賄罪、行賄罪，數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１２年。經調查，朱志東腐敗案中，結識徐州市委原副書記、組織部原部長陸某，朱志東得以被任命為市經貿委副主任，并將職級提拔為正處級。權權交易，滋生了腐敗問題。

利用職權或者職務影響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謀利，同樣成為誘發貪腐的問題“導火索”。今年６月１５日，中央第八巡視組向國家電網公司反饋專項巡視情況，發現的問題包括“有的利用職務影響為親屬謀利”以及“群眾對少數領導人員動用國企資源搞利益輸送反映強烈”等。【點評】廉潔紀律一直是十八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重點，特別是通過巡視著力發現了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等違反廉潔紀律問題。這次對條例的修訂，廉潔紀律這塊調整幅度最大，新增內容最多，其中現行廉政準則規定的“８個禁止”“５２個不準”幾乎全部納入這部分，并新增了“權權交易”等“負面清單”，有利于進一步形成“不敢腐”的氛圍。

違反群眾紀律新增“負面清單”：侵害群眾利益、漠視群眾訴求、強迫命令、辦事不公、侵害群眾民主權利等 【案例】“小官大貪”貪腐行為多發生在群眾身邊，是近年來打擊腐敗的重點之一。近兩年來，先有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家中搜出現金折合人民幣２億余元，后有北戴河供水總公司總經理馬超群家中搜出現金上億元、黃金３７公斤。

２０１５年９月，山西省通報了５起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問題。其中，包括呂梁市汾陽市三泉鎮李家街村黨支部原書記、村委會原主任張建兵侵占公私財產問題。

【點評】不顧群眾意愿，盲目上項目、鋪攤子，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致使群眾利益受到損失。近年來，這類行為屢見不鮮，但大多屬于發展思路、政績觀的問題，現在則上升到了紀律的高度。

現行紀律處分條例中沒有“群眾紀律”這一提法，這次修訂繼承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關于遵守群眾紀律的優良傳統，對破壞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違紀行為作出處分規定，新增了“侵害群眾利益”“強迫命令”等“負面清單”。違反工作紀律新增“負面清單”：黨組織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工作失職等 【案例】多名廳官，在今年因“主體責任”被免職。７月７日，湖北省紀委公開通報７起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的責任追究典型案件，其中，湖北省地稅局時任局長許建國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被免職。

無獨有偶，根據今年通報，河南省紀委立案查處了新鄉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務副市長賈全明等３名廳級領導干部，由于相關違紀違法行為主要發生在李慶貴擔任新鄉市委書記期間，河南省委研究決定，給予李慶貴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免去其領導職務。

【點評】當前，黨內存在的許多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些黨組織管黨治黨不嚴，失之于寬、松、軟，一些黨組織負責人沒有擔當起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一些紀檢監察部門執紀監督不嚴，致使黨的紀律規矩松弛。

十八大以來，一些黨委紀委負責人因落實“兩個責任”不力受到處分，彰顯了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這次修訂條例，將上述實踐轉化為制度規定，新增“負面清單”，對管黨治黨失職瀆職的違紀行為作出處分規定。違反生活紀律新增“負面清單”：生活奢靡、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等

【案例】少數黨員干部，不能嚴以律己，落入了生活奢靡、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泥淖。今年１０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河北省委原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周本順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其被查出的問題，包括“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超標準公務接待、公款吃喝，頻繁出入私人會所，生活奢侈、揮霍浪費”。此外，在諸多查處案件中，都存在生活作風問題。

【點評】黨的十八大后，中央出臺八項規定，持之以恒反對“四風”，黨風政風為之一新。中央多次強調，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關乎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場輸不起的斗爭。這次修訂條例，把享樂、奢靡等“四風”問題納入黨紀處分范圍，彰顯了中央正風反腐的決心，傳遞了越往后執紀越嚴的信號。條例圍繞黨紀戒尺要求,開列“負面清單”、重在立規,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用案例闡釋條例,再用條例分析案例,進一步明確了哪些事情不能做,早有前車之鑒；哪里有高壓線,一碰就會被電倒

“史上最嚴黨紀”帶來的關注熱度依然未減。

自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后,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隨即推出“《紀律處分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系列文章。繼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作出案例闡釋后,近日,“《紀律處分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系列文章又連續推出3期,分別對“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進行了解讀。

中央紀委有關負責同志在答記者問時說,條例圍繞黨紀戒尺要求,開列“負面清單”、重在立規,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

這些條例背后故事便是將不可觸碰的“底線”更加形象化。嚴守群眾紀律 保持血肉聯系

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將違反群眾紀律的行為單設為一類,恢復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關于群眾紀律的優良傳統,以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條例第一百零五條至第一百零七條明確了“侵害群眾利益”等違反群眾紀律的行為,比如“超標準、超范圍向群眾籌資酬勞、攤派費用,違反有關規定扣留、收繳群眾款物或者處罰群眾,克扣群眾財物”等,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關于這些規定,中紀委披露的案例故事是: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東山街道大里社區原黨總支書記魏田雙等4人克扣、套取群眾征地補償款。

在南京市保障房征地項目推進過程中,魏田雙就一處征地與拆遷戶談補償事宜,得知其心理價位比評估價少時,貪心開始“活絡”起來。于是,魏田雙通過偽造假單據,單獨或伙同他人克扣侵吞各類補償款。魏田雙深知一人無法“瞞天過海”,于是想方設法將居委會主任魏啟祥、副主任孫金福及兼任社區會計的黨總支副書記李德英一起拖下水。大里社區班子克扣群眾征地拆遷補償金,四位領導班子成員全部“淪陷”,嚴重損害群眾切身利益,嚴重破壞黨和政府形象。四人均被開除黨籍。

黨執政后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群眾。脫離群眾,漠視群眾利益,漠視群眾訴求,必然會引發人民群眾不滿、惡化黨群關系。

條例第一百零八條至第一百一十條明確了“漠視群眾利益”等違反群眾紀律的行為,比如“涉及群眾生產、生活等利益的問題依照政策或者有關規定能解決而不及時解決,對符合政策的群眾訴求消極應付、推諉扯皮,對待群眾態度惡劣、簡單粗暴等漠視群眾利益”等,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就這些規定來說,天津市內環建設開發公司經理潘振光便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

潘振光自己不符合購買定向安置經濟適用房的條件,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利用手里掌握著定向安置經濟適用房安排的權力,通過偽造手續,自己騙購定向安置經濟適用房1套。隨后,其又故伎重演,通過同樣的方式,偽造手續,為其姐騙購了定向安置經濟適用房1套。兩次得逞,潘振光變得有恃無恐,至2013年12月,短短3年時間,通過偽造拆遷手續,潘振光多次為他人騙購定向安置經濟適用房。2015年5月,潘振光被開除黨籍；違紀所得被收繳。

嚴明工作紀律 依規開展工作

工作紀律是黨組織和黨員在黨的各項具體工作中必須遵循的行為規則,是黨組織和黨員依規開展各項工作的重要保證。

條例第一百一十三條至第一百一十五條明確了“黨組織失職”等違反工作紀律的行為,比如黨組織負責人在工作中不負責任或者疏于管理,給黨、國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財產造成較大損失等,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教育學院原黨委書記、副院長王鵬先,就是因主體責任嚴重缺位壞了“班子”害了自己。在喀什地區教育學院新校區建設過程中,召開三次黨委會議,研究施工單位給學院“捐贈”車輛,先后收受4家中標施工企業5輛車；設立“小金庫”用于賬外開支。王鵬先明知道這些做法不符合中央有關規定,但是他不僅沒有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反而參與其中。王鵬先作為黨組織負責人,對眼皮底下的違紀行為視而不見甚至主動參與,黨的觀念淡漠、紀律意識松弛。2015年2月,喀什地區黨委決定,給予其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權力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決不能把它變成牟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條例第一百一十六條至第一百一十九條明確了“濫用職權和玩忽職守”等違反工作紀律的行為,比如在上級單位檢查、視察工作或者向上級單位匯報、報告工作時不報告或者不如實報告；黨員領導干部違反有關規定干預和插手市場經濟活動,造成不良影響等,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關于這些規定,中紀委披露的案例是:云南省瑞麗市原市委書記楊躍國干預和插手工程項目承發包等。

“要拿到項目和土地,得楊躍國點頭。”曾任云南省德宏州委常委、瑞麗市委書記的楊躍國,隨意干預和插手建設工程項目承發包、土地使用權出讓等。在土地出讓問題上,他直接帶著老板到現場看地,只要老板看中了,就安排市國土局供地。楊躍國為了規避監管,自己指定土地位置和面積,不符合規劃的就調整規劃；自己確定土地價格,相關部門圍繞他的意圖做個“象征性”的評估,然后按開發商和楊躍國談好的條件,設置一些限制性條件來保證老板拿到土地。2014年12月,楊躍國被依法嚴懲。

嚴守生活紀律 培養高尚情操

生活紀律是黨員在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中應當遵守的行為規則,涉及黨員個人品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等各個方面,關系黨的形象。

條例第一百二十六條明確了“生活奢靡、貪圖享樂、追求低級趣味,造成不良影響”屬于違反生活紀律的行為,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關于違反生活紀律行為,中紀委網站披露的案例是:某市原市委書記經常在高檔會所玩到凌晨兩三點。主政一方時,有專人幫該市委書記安排晚上去會所的活動。大多數情況下,他都會先讓人安排好地方,再根據他的要求通知參加人員,告訴他們時間地點。一起活動時,經常是大家先在一起吃飯,然后唱歌、喝酒或者打牌,再吃夜宵,一玩就到凌晨兩三點。

為了服侍好該市委書記,圈子里的人還專門為他開設了一家會所,會所風格按照他的喜好設置,裝修方案由負責幫其安排活動的人與企業老板親自商量,經該市委書記首肯后才著手實施。從2012年底到2014年年中接受組織調查前,該市委書記先后到這家會所消費達30多次,差不多每個月兩次。另外,他還頻頻出入該市其他私人會所。

黨章規定,黨員有義務發揚社會主義新風尚,帶頭實踐社會主義榮辱觀,提倡共產主義道德。條例第一百二十八條明確了“違背社會公序良俗,在公共場所有不當行為,造成不良影響”屬于違反生活紀律的行為。

河南省三門峽市盧氏縣文廣新局原局長賈建濤,就因在公共場所有不當行為,被中紀委網站“點名”。

2014年4月29日,賈建濤等人到河南廣播電臺商洽“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演出活動有關事宜。午餐期間,賈建濤違規飲酒。午餐后,賈建濤與司機到省廣電局停車場取車回盧氏縣,發現自己乘坐的車輛被另一轎車堵住無法駛離,他撥打了后車車主張某的手機,對方沒有接聽,他便直接將后車上的雨刮器掰斷扔到地上。據媒體報道,車主張某回到廣電局院內,聽說自己的車被損毀,立即攔住準備離開的賈建濤要求賠償。“醉酒的男子先是坐在車里大罵,然后下車廝打張某”。經盧氏縣委研究決定,免去賈建濤文廣新局局長職務。經盧氏縣紀委研究決定,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中紀委網站刊文稱,條例第十一章主要對“四風”問題和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的違紀行為作出處分規定,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實踐成果。

案例闡釋條例 故事明晰底線

中央紀委有關負責同志表示,此次條例的修訂不是小修小補,而是總結十幾年來管黨治黨豐富實踐經驗,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實踐成果,涉及許多重大問題的重要修訂,修改條文多,內容變化大。立規易,執紀難。條例頒布后,要在貫徹實施上下更大功夫,絕不能只是嘴上說說、紙上寫寫、墻上掛掛,要切實把紀律挺在前面,落實抓早抓小,堅持理想信念宗旨高標準,絕不允許突破紀律“底線”。

有反腐專家認為,此次條例的修訂落實了從嚴治黨、黨要管黨的要求,強化違紀查處,為黨紀“加碼”,在法律之前為黨員劃定紀律底線,從小錯抓起,不讓黨紀嚴于國法淪為空話。開列負面清單,目的在于立規執紀。而如何闡釋這些紀律規制,既不產生誤讀,又明晰邊界,并不簡單。用案例闡釋條例,再用條例分析案例,這種做法的效果在于,進一步明確了哪些事情不能做,早有前車之鑒；哪里有高壓線,一碰就會被電倒。

【《紀律處分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三)

嚴守廉潔紀律 永葆清廉本色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發布時間：2015-10-27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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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紀律是黨組織和黨員在從事公務活動或者其他與行使職權有關的活動中，應當遵守的廉潔用權的行為規則，是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重要保障。

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黨員領導干部必須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堅持原則，依法辦事，清正廉潔，反對任何濫用職權、謀取私利的不正之風，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

《條例》第八章“對違反廉潔紀律行為的處分”，主要對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以權謀私的違紀行為作出處分規定。將原《廉政準則》規定的“8個禁止”“52個不準”相關內容納入條例。增加了權權交易，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失管，贈送明顯超出正常禮尚往來的禮品、禮金、消費卡，違規取得、持有和實際使用運動健身卡、高爾夫球卡等各種消費卡，違規出入私人會所，離職或退（離）休后違規從事營利活動，違規自定薪酬或者濫發津貼、補貼、獎金等，違反規定超標準、超范圍接待或者借機大吃大喝，搞權色交易和錢色交易等違紀條款，充分體現出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

該章依次對“以權謀私行為、違規接受禮品禮金和服務等行為、違規從事營利活動行為、違反工作生活待遇規定等行為、違規占有使用公款公物等行為、違反厲行節約反對浪費規定行為、權色交易等行為”作出了明確的處分規定。

（一）以權謀私行為

權力是人民賦予的，要為人民用好權，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嚴以用權，就是要堅持用權為民，按規則、按制度行使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不以權謀私。

《條例》第80—82條明確了以權謀私等違反廉潔紀律的行為，比如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他人謀取利益等，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條例》第八十二條：縱容、默許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黨員干部本人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謀取私利，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山東省淄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原黨委書記張洪亮：全家非法斂財 6人落網

山東省淄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原黨委書記、淄博市教育局原局長張洪亮利用職務便利，單獨或伙同妻子、女兒索取、收受40多個單位或個人的房產、現金、銀行卡、購物卡等財物，折合人民幣864萬余元；貪污公款324萬余元；挪用公款1000萬元給他人用于經營活動，謀取個人利益。

張洪亮不僅自己到處伸手，而且默許、縱容家人親屬利用其職務影響收受錢財。其妻子、女兒對張洪亮嚴重違紀違法行為不僅不制止、不規勸，而且主動參與其中，伙同張洪亮收受賄賂達255萬余元，占張洪亮受賄案值近三分之一，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家庭成員合伙作案，違紀違法家族化特征明顯，結果全家人都受到了黨紀國法的懲處。其妻子借張洪亮幫助別人安排工作、為房地產商和教學儀器供應商等謀取利益，與張洪亮收受、索要汽車、房產、現金等賄賂235萬余元，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其女兒慫恿張洪亮指派市教育局所屬學校采購請托人所售教學設備，主動索賄40萬元；其妻妹長期幫助張洪亮夫婦保管、經營、隱匿違紀違法所得，并利用贓款炒房、放貸獲利；其妻兄借負責開發市教育局房產項目之機，從中獲利60萬元。

張洪亮案件涉案黨員和公職人員43人。2014年10月11日，經淄博市委批準，市及有關區縣紀檢監察機關逐一立案調查，根據情節、性質、態度和一貫表現，依紀依規作出處理：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等黨紀政紀處分25人，給予警示誡勉處理18人。

（二）違規接受禮品禮金和服務等行為

全面從嚴治黨，首先是從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破的題，成效有口皆碑，必須馳而不息、堅持鞏固深化。《條例》將黨的十八大以來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反對“四風”方面的要求，轉化為紀律條文，體現了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不是一陣風。

《條例》第83—87條明確了違規接受禮品禮金和服務等違反廉潔紀律的行為，比如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品、禮金、消費卡等，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條例》第八十三條：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品、禮金、消費卡等，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廣東省水利廳原廳長黃柏青：收受賄賂禮金近億元 6萬歐元想不起誰送的 在黃柏青擔任惠州市經貿委主任、惠州市副市長、省水利廳廳長期間，于平時逢年過節收受省水利廳、省屬有關企業、惠州市黨政領導干部與社會老板賄賂、禮金近億元。其中不少是一些老板和領導干部以“人情往來”為由交到黃柏青及其家人手里的，少則一萬兩萬，多的達成百上千萬。對于每一筆賬，黃柏青與其妻子陳某都默默記在心里。如果有一年行賄者沒有“納貢”，陳某還會覺得奇怪。

黃柏青收受的紅包禮金之多令人咋舌。專案組曾在黃家發現一個裝有6萬歐元的信封，但直到接受組織調查，夫妻二人都想不起是誰送的。而且黃柏青夫婦有一個“交往不交易”的謬論，認為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權力交易，收點紅包禮金不過是“禮尚往來”。在離開惠州后，他也收受一些老同事和當地老板的紅包禮金，認為“反正與他們已經脫離直接關系了”。然而，這些進貢者或許不追求立竿見影的回報，但最終都是為了獲得權力的庇護和回報。

2015年9月，黃柏青因違規收受巨額禮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賄賂等問題被“雙開”，其違紀所得被收繳。

（三）違規從事營利活動行為

當官發財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嚴以律己、清正廉潔，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條例》第88—91條明確了違規從事營利活動等違反廉潔紀律的行為，比如黨員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違反有關規定在該黨員領導干部管轄的區域或者業務范圍內從事可能影響其公正執行公務的經營活動等，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條例》第八十八條：違反有關規定從事營利活動，有下列行為之一，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一）經商辦企業的；

（二）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劵的；

（三）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劵投資的；

（四）從事有償中介活動的；

（五）在國（境）外注冊公司或者投資入股的；

（六）有其他違反有關規定從事營利活動的。

湖北省咸寧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周亨華：領導老板“一肩挑” 當官發財“兩不誤”

按理，既然選擇了人民公仆，就須斷了發財的念頭。但看著別人下海經商，有聲有色，湖北省咸寧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原黨組成員周亨華坐不住了。為了掩人耳目，周亨華與“老下屬”兼本姓人咸安區財政局副局長、經管局局長周某某合謀，由周某某出面成立公司，而周亨華利用權力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進行后臺運作，賺了錢后，大家五五分成。

2009年3月，周亨華以妻弟的名義與周某某各出資25萬元的苗圃基地正式開業，周亨華實際占有50%股份。至此，周亨華“舞權”的戲臺正式搭建起來。2010年、2011年，周亨華兩次受周某某請托，利用職權或職務上的影響，幫助周某某的弟弟周元發在未經招投標程序的情況下，承接了咸寧開發區一道路綠化工程和咸寧開發區污水處理廠綠化工程。因這兩項綠化工程在施工過程中使用了周某某與周亨華共同經營的苗圃基地里的苗木，工程完工結算后，周元發支付給周某某苗木款130萬元。周某某收款后，按照之前約定，先后6次通過他人將收到的一半苗木款共計65萬元轉交給周亨華。

因違規從事經營活動及其他問題，2015年3月，周亨華接受組織調查。9月，經湖北省紀委常委會議審議并報湖北省委批準，決定給予周亨華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四）違規占有、使用公款公物等行為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要克己奉公，多做貢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亂花；公權為民，一絲一毫都不能私用。領導干部必須時刻清楚這一點，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嚴格自律。

《條例》第94—97條明確了違規占有、使用公款公物等違反廉潔紀律的行為，比如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侵占非本人經管的公私財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錢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財物，或者無償、象征性地支付報酬接受服務、使用勞務等，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條例》第九十四條：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侵占非本人經管的公私財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錢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財物，或者無償、象征性地支付報酬接受服務、使用勞務，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云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長謝新松：喜新厭舊貪心不足 長占民企車輛直至案發

手里已經占了一輛車，用舊了就想把別人新的換過來。云南省昆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謝新松長期占用民營企業車輛，受到嚴肅查處。

2009年，時任昆明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的謝新松以工作繁忙、公車接待不方便為由，要求所轄業務范圍內的某公司為其配置一輛車。該公司遂購置了一輛帕薩特，供謝新松個人長期使用。

2012年，昆明市委派出一名工作人員到該公司任幫辦。該公司為其配備了一輛新款帕薩特。看到別人開著新車，謝新松又“眼紅”了，便找到上述公司，要求調換過來。于是他又將這輛新款帕薩特占為己有，一直用到案發。

“勤廉奉業甘風雨，讀罷春秋好回家!”這是網上流傳的謝新松的詩作。這位文采過人的官員嘴上說著“勤廉奉業”，背后卻是另一套。2015年10月，謝新松因違反廉潔自律規定，長期占用民營企業車輛；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行賄人民幣7萬元；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賄賂人民幣500余萬元，產生孳息100余萬元等問題被開除黨籍、行政開除，違紀所得被收繳，涉嫌犯罪問題由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編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廉潔自律準則》緊扣廉潔自律主題，重申黨的理想信念宗旨、優良傳統作風，堅持正面倡導、重在立德，為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樹立了看得見、摸得著的高標準。《紀律處分條例》把黨章對紀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開列負面清單，重在立規，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突出強調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加大反腐懲惡力度，強化巡視監督，切實解決好管黨治黨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豐富的實踐為黨內法規制度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從今天開始，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和客戶端推出“《紀律處分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系列文章，用案例故事還原邏輯，以圖表對比解讀條文，對六大紀律分章解讀，推動學習貫徹。

【《紀律處分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一）要把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排在首位

政治紀律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和政治行為方面必須遵守的規則，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根本保證，政治紀律嚴明，全黨才能在政治上高度統一、行動上步調一致，才能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

嚴明黨的紀律，要把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排在首要位置。在黨的紀律中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紀律，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重要基礎。不管違反哪方面紀律，任其發展，最終都會侵蝕黨的執政基礎，破壞黨的政治紀律。新修訂的《紀律處分條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把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放在首要位置，以政治紀律為綱，帶動其他紀律的執行，體現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

《條例》堅持以黨章為遵循，把黨章中關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要求進行細化、具體化。《條例》第六章“對違反政治紀律行為的處分”，主要對反對黨的領導和反對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的違紀行為作出處分規定，將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要求和實踐成果轉化為紀律條文，增加了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等條款。

該章依次對“發表危害黨的言論，破壞黨的團結統一，損害中央權威、妨礙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實施，對抗組織審查，組織和參加迷信活動，叛逃及在涉外活動中損害黨和國家尊嚴利益，違反政治規矩”等違反政治紀律行為作出了明確的處分規定，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成果。

（一）破壞黨的團結統一等行為

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加強紀律建設，越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確保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搞了就是違反政治紀律。

《條例》第48條—第52條明確了“破壞黨的團結統一”等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比如“組織、參加反對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針政策的集會、游行、示威”等，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條例》第五十二條：在黨內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培植私人勢力或者通過搞利益交換、為自己營造聲勢等活動撈取政治資本的，給予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某市原公安局局長：把市公安局當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

在某市公安系統，熟悉該局長的人用“三無”，即“目無黨紀國法、目無組織、目無群眾”來給他畫像。他的口頭禪是：“我就是黨委，你最終還不是聽我的。”他選用公安系統內自認為靠得住的人，替他經營、打點企業。該局長兩名下屬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這位局長實際控制的企業，在獲取企業用地、核撥工程資金、承攬交通設施工程等企業經營方面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巨額賄賂。據該局長另一名下屬交代，有一段時間他成了這位公安局長的司機和“馬仔”，陪他打網球和高爾夫球，為他準備打球的衣服、裝備等。

有人總結，這位公安局長打擊人有一套，“團結”人也有一套。他用小恩小惠籠絡干警，拉進圈子為他服務。一名下屬利用主管公司財務工作的便利，經這位公安局長同意或個人擅自決定，先后多次挪用公司巨額資金，借給其親屬的公司用于償還貸款、購買設備、資金周轉等營利活動。在擔任市公安局局長期間，這位局長先后兩次大面積提拔干部，竟然不上報市委組織部和市委政法委，把市公安局當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為了個人野心，這位公安局長還善于找人為自己抬轎子、吹喇叭。他讓人制作、錄制個人先進事跡材料，到市直機關各部門，甚至街道辦事處和企業進行宣傳。為了尋求官階上升，他讓手下人組織公安局干部寫聯名推薦信，呼吁提拔他，目無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到了何等地步。

（二）損害中央權威、妨礙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實施行為

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最核心的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覺維護中央權威。《條例》第53條—第56條明確了“損害中央權威、妨礙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實施”等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比如“拒不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以及決策部署，故意作出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以及決策部署相違背的決定，擅自對應當由黨中央決定的重大政策問題作出決定和對外發表主張”等，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條例》第五十三條：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給予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一）拒不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以及決策部署的；

（二）故意作出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以及決策部署相違背的決定的；

（三）擅自對應當由黨中央決定的重大政策問題作出決定和對外發表主張的。

山西某縣縣委書記：探頭對準舉報箱 干擾巡視被嚴處

巡視是黨章賦予的重要職責，是加強黨內監督的戰略性制度安排。中央巡視組在巡視過程中，一些被巡視單位和部門出現了干擾、對抗巡視工作的行為。比如，“到9月份一律不許打高爾夫……”有的國有企業在巡視組進駐之前就開會“部署”，提醒下屬注意一言一行；有的單位在巡視組入駐前一周，把各部門主要負責人換掉，導致巡視組在談話中無法掌握具體情況；有些單位領導要求下屬與巡視組談話結束后，回來匯報談話情況；還有一些領導干部，拉關系、托人情，試圖找巡視組組長、副組長打聽消息。中央巡視組代表的是中央，這些行為妨礙中央巡視工作的開展，損害了中央權威，嚴重違反了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地方巡視組也遇到過類似情況。2014年9月，山西省某縣委接到了關于山西省委巡視組即將進駐的通知。該縣委書記在安排巡視進駐準備工作時竟強調“要能保證舉報箱的位置在監控可視范圍內”，以此掌握舉報人和舉報情況。10月中旬，省委巡視組按時進駐該縣開展巡視，該縣公安局把縣委和信訪局附近的2個攝像頭，對準省委巡視組設立的2個舉報箱，并安排人巡邏值守縣賓館的舉報箱。后來，省委巡視組根據群眾反映到實地查看，發現這一情況后，責令該縣委立即改正。該縣委書記擅自安排將巡視組舉報箱置于監控探頭可視范圍內，影響了干部群眾依法行使檢舉權，干擾了巡視工作的正常開展，嚴重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2014年底受到嚴肅處理。

（三）對抗組織審查行為

黨章規定，對黨忠誠老實是黨員必須履行的義務。黨員必須服從組織決定，不得違背組織決定，遇到問題要找組織、依靠組織，不得欺騙組織、對抗組織。比如，在組織調查后不主動說明情況，反而搞攻守同盟、轉匿贓款贓物，就是對抗組織調查，就是嚴重違反政治紀律行為。

【《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條例》第五十七條：對抗組織審查，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給予警告或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一）串供或者偽造、銷毀、轉移、隱匿證據的；

（二）阻止他人揭發檢舉、提供證據材料的；

（三）包庇同案人員的；

（四）向組織提供虛假情況，掩蓋事實的；

（五）有其他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

深圳市水務局原局長張綺文：訂立攻守同盟 財產證據轉藏老家 2015年7月22日下午，深圳市紀委在對深圳市水務局原局長張綺文案重要涉案人員、包工頭蔡某某進行調查時發現，蔡某某與一男子談笑風生地走出大樓，當調查人員迎面向蔡亮明身份時，發現與蔡把手言歡的男子竟然就是張綺文！事后，二人交代，他們當時聊得那么高興，是因為剛剛訂立完攻守同盟，蔡某某表示“打死也不會出賣兄弟”，張綺文認為蔡某某“靠得住”。當蔡某某在市紀委協助調查后，張綺文還是擔心自己違紀違法的行為暴露。他從辦公室保險柜中將大量銀行卡、存折、對外借款借條、投資協議、相關銀行憑證、股票賬戶信息等財產證據材料取出，用文件袋密封好，專程移送至廣東河源紫金老家，安置在老家的金屬箱內，并交代弟弟張綺龍妥善保管。后來，張綺龍將上述證據材料藏匿于岳母家中臥房的床底下。

隨著調查的進一步深入，發現多年前張綺文就在老家通過偽造材料騙取公安機關辦理了另一個身份“張潤成”。7月28日，當調查人員再次出現在張綺文辦公室時，他自知情況不妙，離開辦公室時，在將自己的常用手機交給調查人員后，又偷偷將自己口袋中的另一部手機丟到走廊的花盆之中。而這一切并沒有逃過調查人員的眼睛，調查人員將張綺文丟棄的手機打開一看，其中有一條發出的信息：“我怕我頂不住，要做好走的準備。”張綺文后來交代，該手機專門用來“搞關系”、“找門路”，他當時已經考慮用張潤成的身份出逃了。2015年10月，深圳市紀委對張綺文嚴重違紀問題進行立案審查。

（四）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等行為

在黨內一些組織中無原則一團和氣之風盛行。班子成員看到問題不批評，相互之間你好我好他也好……久而久之，帶壞了風氣、損害了集體、危害了個人。一團和氣的“好人主義”滋長黨員干部不負責任的態度和作風，是缺乏黨性原則的表現，全面從嚴治黨決不允許搞無原則一團和氣。

《條例》第61條—62條明確了“黨員領導干部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等錯誤思想和行為放任不管，搞無原則一團和氣，造成不良影響”，“違反黨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等黨的規矩，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響”等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行為，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條例》第六十一條：黨員領導干部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等錯誤思想和行為放任不管，搞無原則一團和氣，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

湖北省地稅局原黨組書記、局長許建國：不動真碰硬 自己就要被處理

近年來，湖北省地稅系統的黨風廉政建設頻頻亮紅燈。所屬有的地稅局違規發放節日補助被通報，有的地稅局興建豪華辦公樓被曝光，甚至還有一位地稅局的干部在陪領導喝酒后猝死。地稅系統問題頻發，省紀委監察廳有關領導對許建國進行約談，督促其切實擔負起主體責任。

2015年4月至5月，湖北省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檢查組在抽查中發現，全省地稅系統領導班子成員辦公用房面積超標問題十分突出，超標率竟然超過60%！中央和湖北省委三令五申要求清理整改辦公用房面積超標問題。而湖北省地稅局原黨組書記、局長許建國，也曾做出了一些表面反應，會也開、話也講；對于系統內的一些問題，他也批評教育、誡勉談話，但是板子高高舉起，每每輕輕放下。許建國是個學者型官員，在工作業務上他的能力還是被認可的。但是在對稅務系統黨員干部的監督管理上，卻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對有問題的領導干部放任不管，有了問題不嚴肅處理，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班子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影響極壞。

2015年6月26日，許建國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執行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精神不到位，被免去職務。對于這樣的結果，許建國后悔不已。

【《紀律處分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六）嚴守生活紀律 培養高尚情操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發布時間：2015-11-07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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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紀律是黨員在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中應當遵守的行為規則，涉及黨員個人品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等各個方面，關系黨的形象。

《條例》第十一章“對違反生活紀律行為的處分”，主要對“四風”問題和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的違紀行為作出處分規定，將十八大以來黨中央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反對“四風”的要求和實踐成果轉化為紀律條文，增加了生活奢靡、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等違紀條款。

該章條款依次對“生活奢靡、貪圖享樂、追求低級趣味”“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利用職權、教養關系、從屬關系或者其他相類似關系與他人發生性關系”“違背社會公序良俗”“嚴重違反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等違反生活紀律行為作出了明確的處分規定，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實踐成果。

（一）生活奢靡，貪圖享樂，追求低級趣味

當前我們黨面臨“四大危險”“四種考驗”。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弘揚艱苦奮斗的精神，越要反對貪圖享樂、驕奢淫逸的思想，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條例》第126條明確了“生活奢靡、貪圖享樂、追求低級趣味，造成不良影響”屬于違反生活紀律的行為，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條例》第一百二十六條：生活奢靡，貪圖享樂，追求低級趣味，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某市原市委書記：經常在高檔會所玩到凌晨兩三點

生活方式不健康，經常在高檔會所玩到凌晨兩三點……談到這位市委書記，熟悉他的人會不約而同地提到這個細節。

主政一方時，有專人幫該市委書記安排晚上去會所的活動。大多數情況下，他都會先讓人安排好地方，再根據他的要求通知參加人員，告訴他們時間地點。一起活動時，經常是大家先在一起吃飯，然后唱歌、喝酒或者打牌，再吃夜宵，一玩就到凌晨兩三點。

該市委書記喜歡喝高檔紅酒，嗜好野味，吃飯或宵夜時，通常會特意安排一些野味。據參加者后來透露，他們在一起吃過的有穿山甲、燜蛇、金錢龜、東青斑、金槍魚，等等。當然，所有這些消費都是由企業老板買單。

為了服侍好該市委書記，圈子里的人還專門為他開設了一家會所，會所風格按照他的喜好設置，裝修方案由負責幫其安排活動的人與企業老板親自商量，經該市委書記首肯后才著手實施。從2012年底到2014年年中接受組織調查前，該市委書記先后到這家會所消費達30多次，差不多每個月2次。另外，他還頻頻出入該市其他私人會所。

（二）違背社會公序良俗，在公共場所有不當行為

黨章規定，黨員有義務發揚社會主義新風尚，帶頭實踐社會主義榮辱觀，提倡共產主義道德。《條例》第一百二十八條明確了“違背社會公序良俗，在公共場所有不當行為，造成不良影響”屬于違反生活紀律的行為，并對處分情形作了明確規定。

【《條例》背后的案例故事】

《條例》第一百二十八條：違背社會公序良俗，在公共場所有不當行為，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河南省三門峽市盧氏縣文廣新局原局長賈建濤：酒后尋釁滋事損壞他人車輛

2014年4月29日，三門峽市盧氏縣文廣新局原局長賈建濤等人到河南廣播電臺商洽“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演出活動有關事宜。午餐期間，賈建濤違規飲酒。午餐后，賈建濤與司機到省廣電局停車場取車回盧氏縣，發現自己乘坐的車輛被另一轎車堵住無法駛離，他撥打了后車車主張某的手機，對方沒有接聽，他便直接將后車上的雨刮器掰斷扔到地上，然后跑到河南廣播大廈的10樓辦公室尋找張某，并在辦公區域大聲喧嘩。隨后，保安趕來，將其帶下了樓。

據媒體報道，車主張某回到廣電局院內，聽說自己的車被損毀，立即攔住準備離開的賈建濤要求賠償。“醉酒的男子先是坐在車里大罵，然后下車撕打張某。”一些目擊者稱，張某被扯拽了20多米，胳膊多處淤青紅腫。

此事被河南廣播電臺及網絡媒體報道后，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4月30日，經盧氏縣委研究決定，免去賈建濤文廣新局局長職務。通過調查取證、核實其違紀情況后，經盧氏縣紀委研究決定，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第四篇：從四則案例看

從四則案例看“以物抵債”的效力

(2015-01-16 14:04:58)

2015-01-16李文科法治地平線

之前“法治地平線”公眾號曾撰文《“打架”的最高法公報案例——以買賣合同擔保借貸合同的效力分析》對以買賣合同擔保借貸合同的效力進行了分析，實踐中常見的與此相近的是“以物抵債”的交易形式，那么“以物抵債”的效力如何呢？本文將結合案例予以分析。

一、何為以物抵債

以物抵債，簡單舉例來說，就是原本欠別人一定數額的金錢，但期限屆滿后無法償還，便約定用某物來抵債，或者在借款時就約定若按期無法償還，將用特定物來抵債。從設立的時間來看，以物抵債有兩種情況：一是債務履行期屆滿前就約定將來若無法如約償還債務就以物抵債，二是債務履行屆滿后雙方再經協商約定以物抵債。

目前直接見于法律規定的以物抵債多發生在執行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01條規定：“經申請執行人和被執行人同意，可以不經拍賣、變賣，直接將被執行人的財產作價交申請執行人抵償債務，對剩余債務，被執行人應當繼續清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第19條第1款規定：“拍賣時無人競買或者競買人的最高應價低于保留價，到場的申請執行人或者其他執行債權人申請或者同意以該次拍賣所定的保留價接受拍賣財產的，應當將該財產交其抵債”。除了上文明確認可的以物抵債，其他情況下以物抵債的效力如何，則取決于其本質所歸屬的法律制度。

二、相關的法律制度

實踐中以物抵債的形態多樣，特定形態的以物抵債的合同效力認定離不開對以下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流抵契約 流抵契約（流押、流質契約），是指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前，擔保權人與抵押人或者出質人達成協議約定，如果債務人在債務履行期滿后不履行債務，擔保權人可以取得擔保物的所有權。該法律制度我們并不陌生，我國《物權法》第186條、第211條明文規定禁止流押、禁止流質。這主要是考慮到流抵契約的對象是擔保物的所有權歸屬，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無需對擔保物的價值進行評估、清算，債權人便可直接取得擔保物的所有權，即使事后債務人清償債務，亦無法重新取得擔保物的所有權。如此，很有可能出現擔保物的價值超過被擔保債權的數額，從而導致擔保物提供者的利益受到損害，故我國法律明確禁止流抵契約，協議中出現的相關條款將毫無疑問地被認定為無效條款。

(二)讓與擔保

讓與擔保，是指債務人或第三人為擔保債權人的債權，將擔保標的物之所有權轉移給擔保權人，在清償債務后，標的物的所有權再返還給債務人或第三人，債務不履行時，擔保權人可以就標的物受償。在讓與擔保法律制度中，是先轉移擔保物的所有權給擔保權人，但擔保權人取得所有權是暫時的，若債務清償，標的物所有權應返還于讓與擔保的設定人；若債務不履行，擔保權人始得就標的物受償。與流抵契約無需清算、直接取得擔保物所有權不同的是，在就擔保物受償時，仍需履行變賣標的物或協議估價的清算程序。作為一種非典型擔保（未被民法、物權法明確規定的擔保方式），學術界對讓與擔保的效力頗有爭議，有學者主張其因違反“物權法定原則”而無效，亦有學者主張其“不抵觸物權法定主義的立法宗旨和已構成習慣法上的擔保物權”而應肯定其效力。目前，為了適應經濟活動豐富多彩性之需求，實踐中多肯定讓與擔保的效力，以避免物權法定原則過于僵化而限制經濟的發展。

（三）代物清償

代物清償，是指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給付而使合同關系消滅的法律行為。根據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規定，代物清償的成立，必須具備四個條件：必須有原債的關系存在；必須有雙方當事人關于代物清償的合意；他種給付必須與原定給付不同；須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給付。可見，具有以物抵債的合意是代物清償的前提，但代物清償為實踐性法律關系，還需要履行給付行為。

三、相關案例

（一）債務履行期屆滿前達成以物抵債協議，但未轉讓擔保物物權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紹

2008年10月26日，天驕公司與南通三建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由南通三建承建天驕公司的某別墅樓工程，付款方式為天驕公司每月按形象進度的70%付款，驗收合格時付至工程款的80%，余款在保修期滿后三個月內結清。隨后，南通三建即開工建設。2009年1月，因天驕公司未能如約支付工程款導致南通三建拖欠農民工工資，雙方產生爭議。2009年1月3日，經當地政府部門介入協調，雙方達成補充協議，約定：天驕公司承諾給付南通三建工程款300萬元，如其在2009年1月14日前不能按時給付300萬元，則天驕公司將項目土地使用權以500萬元的價格一次性轉讓給南通三建。補充協議簽訂后，天驕公司仍未按約付款。南通三建公司便訴至法院，要求天驕公司履行補充協議，將涉案土地變更至自己名下。

2、法院判決

該案件審理一波三折，一審認為補充協議合法有效，雙方約定的土地使用權轉讓條件已成就，故判決南通三建自判決生效之日起取得天驕公司項下的土地使用權，天驕公司協助辦理權屬變更登記手續。天驕公司不服上訴。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天驕公司在向高院申請再審被駁回后，申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補充協議中以土地抵工程款的約定系流抵契約，根據相關規定屬于無效條款，遂裁定指定高院再審。

總結：當事人在債權未屆清償期之前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雖然并非直接約定成立擔保關系，且抵債有對價，但究其本質，仍為擔保債權的實現。由于雙方未明確在債務不履行時就抵債標的物進行清算，其性質上仍為流抵契約，故應認定為無效。

（二）債務履行期屆滿前達成以物抵債協議，且已轉讓擔保物物權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紹

朱延凱向韓先進借款，雙方口頭約定朱延凱將其在鴻凱公司的股份轉讓給韓先進，作為借款的擔保。2010年9月13日，鴻凱公司形成股東會決議，內容為朱延凱將其在鴻凱公司的350萬元股權（占公司注冊資本70%）轉讓給韓先進。同日，雙方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約定：朱延凱將持有的鴻凱公司的70%股權以350萬元價格轉讓給韓先進，韓先進以貨幣方式于協議簽訂當日一次性支付給朱延凱。二人持上述股東會決議及股權轉讓協議到工商局辦理了股權變更手續，將股東變更為韓先進。同年9月14日，朱延凱與韓先進簽訂借款協議，約定：“朱延凱向韓先進借款100萬元（具體金額以借據為準），借期3個月；朱延凱以鴻凱公司的資產作為抵押（借款時從工商局辦理過戶手續，還款時韓先進無條件過戶還給朱延凱）；朱延凱在借款前的所有債務與韓先進無關；朱延凱如到期不能按時歸還借款則鴻凱公司的所有資產歸韓先進所有。”朱延凱出具借條，內容為借到韓先進30萬元，承諾于2010年12月14日前一次性還清，如到期不能償還，愿按逾期天數承擔每日5000元違約金。9月16日，朱延凱出具借條，內容為借到韓先進50萬元，承諾于12月16日前一次性還清等。對于上述借款協議中的資產，朱延凱與韓先進均稱與股權轉讓協議中的股權系一個意思。后朱延凱向法院訴稱：雙方辦理的股權變更實際是為借款的抵押行為，雙方之間不具有真實的股權轉讓關系，請求法院確認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無效，并要求被告韓先進返還股權。

2、法院判決

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雙方陳述及借款協議上的內容，能得出被告為了保證自己的債權得以實現，要求債務人將股權轉讓給自己，當債務到期且得到清償后，再將股權歸還債務人。該行為實質上是通過讓與股權所有權的方式擔保債務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權轉讓行為，雙方約定以轉讓股權的方式作為債務的擔保，系雙方當事人合意，未違反法律及行政法規關于合同效力性的強制性規定，此種擔保方式合法有效。現債務已到期，原告未能完全清償的情況下，要求確認股權轉讓協議無效、被告返還股權，此請求與當事人約定相悖，且無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借款協議中第4條約定“乙方如到期不能按時歸還借款，則鴻凱公司的所有資產歸甲方”，該約定為流質條款，是無效條款，原告在依法清償債務后，有權要求被告歸還股權。（見（2013）淮商初字第0295號民事判決書）

總結：本案審理法官認為，讓與擔保作為一種現實經濟需求催生的非典型性擔保，“其實質上就是一種受契約自由原則和擔保之經濟目的雙重規范的信托行為之債之關系，外加所有權的轉移，是擔保權人負有清算義務的一種擔保形式，只要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當事人可以契約自由原則約定之。”即在債務履行屆滿前不僅達成以物抵債協議，且轉移了擔保物物權，構成讓與擔保的，該以物抵債協議有效。

（三）債務履行屆滿后達成以物抵債協議，但未轉讓擔保物物權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紹

2009年9月9日，陳某向廖某借款4.5萬元，約定2009年9月14日償還。2009年9月15日，因債務無法清償，雙方達成房屋買賣合同，約定借款轉為購房款，但只有陳某在《存量房屋買賣合同》上簽字，陳某向廖某出具收到5萬元購房款的收條。2010年，陳某將房屋產權證及鑰匙交予廖某，2011年，廖某訴至法院，要求辦理過戶手續。

2、法院判決

一審法院認為雙方的房屋買賣合同關系已經成立，且系雙方真實合意，合同應繼續履行，故判決陳某應協助廖某辦理房產交易手續。陳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當事人在債務已屆清償期后約定以物抵債，其本質為代物清償，而代物清償為實踐性法律行為，不僅需要當事人的合意，還需要履行物權轉移手續。本案中，雙方之間存在的是借貸關系，雙方達成以物抵債協議后，雖然交付了房產證和鑰匙，但因未辦理物權轉移手續，即未“交付”，故以物抵債協議尚未成立。陳某不履行以物抵債，廖某不得要求其履行，當然，其可以另案起訴陳某，要求陳某償還借貸債務。

總結：債務清償期屆滿后當事人約定以物抵債，但未辦理物權轉移手續的，如債務人反悔，債權人要求繼續履行以物抵債協議的，法院應不予支持。但經釋明，要求履行原債權債務合同的，應予支持。

（四）債務履行屆滿后達成以物抵債協議，且已轉讓擔保物物權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紹

1994年，紅古鄉政府為扶持轄區內鄉鎮集團企業某焊材廠，先后向供銷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借款155萬元，并約定了年利率。后由于無力償還，紅古鄉政府（甲方）于1999年1月4日與供銷公司（乙方）簽訂了《產權整體移交協議書》，約定：“雙方協商自1999年1月1日起由甲方將所屬“焊材廠”整體移交給乙方，產權歸乙方所有；甲方從李某等6人處借的155萬元本金及利息等由乙方承擔，并負責償還；其余發生在乙方接受前的該企業一切債權債務由甲方承擔，協議生效后，該企業所發生的一切債權債務由乙方承擔……”同年1月8日，紅古鄉政府將焊材廠全部資產登記造冊整體移交給供銷公司。同時，雙方在焊材廠資產移交明細表上蓋章簽字確認。之后，供銷公司即接管了焊材廠，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之后，雙方發生糾紛，供銷公司主張其與紅古鄉政府之間的《產權整體移交協議書》是無效協議。（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終字第148號民事判決書）

2、法院判決 一、二審法院均認為《產權整體移交協議書》及《補充協議》，具有以資抵債的性質，雙方意思表示真實，協議不違反國家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應為有效合同。

總結：本案雖然不是典型的以物抵債，但從廣義的角度看，以資抵債亦包含在以物抵債的范圍內，從本案中，可以看出最高院對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且已經辦理物權轉移手續的法律行為持肯定態度。

上文分析了不同情況下以物抵債的效力，值得注意的，若債權人、債務人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損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權益，第三人可以依法行使撤銷權，若債權人、債務人惡意串通，第三人還可主張以物抵債的約定無效。

作者單位：北京市地平線律師事務所

第五篇：從四個案例看行政許可

從四個案例看行政許可

尚小萍 徐金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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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許可法》實施在即。這篇文章設計了四個案例，通過分析和說明，幫助大家了解究竟誰有權準予行政許可，誰在什么情況下可行使申請行政許可的權利，行政許可之后的責任以及行政許可追求的目標是什么。

批準征地與聽證申請

例一：

某市開發區征用集體土地 1000畝，其中有基本農田 200畝。在開發區征地過程中，不斷有村民向上級主管部門反映，說征地單位沒有就此次征地行為予以公告和組織聽證，違反了《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和《行政許可法》的有關規定，要求上級部門查處。上級部門調查后發現，征地單位的確在征地前沒有公告和聽證。那么，征地過程中的聽證是否適用《行政許可法》的規定呢？

《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征用土地方案經依

法批準后，由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縣人民政府組織實施，并將批準征地機關，批準文號，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圍、面積以及征地補償標準、農業人員安置辦法和辦理征地補償的期限等，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鄉（鎮）、村予以公告。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權人、使用權人應當在公告規定的期限內，持土地權屬證書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辦理征地補償登記。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根據經批準的征用土地方案，會同有關部門擬訂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鄉（鎮）、村予以公告，聽取被征用土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報市、縣人民政府批準后，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實施。這就是“兩公告一登記”制度。對此在《征用土地公告辦法》（國土資源部第 10號令）中有更具體的規定。由此可見，本案中征地單位在征地過程中未公告的行為違反了《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和《征用土地公告辦法》中的有關規定。

征用土地審批屬于在上下級政府之間進行的審批，沒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因而不屬于行政許可法規定的行政許可事項，也就不適用《行政許可法》的有關規定。但可以適用自 2004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國土資源聽證規定》（國土資源部第 22號令）的有關規定。《國土資源聽證規定》第十九條規定，擬定擬征地項目的補償標準和安置方案的，主管部門在報批之前，應當書面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如果當事人申請聽證而主管部門未予聽證，則違反了《行政許可法》的規定。

行政許可主體與相對人

例二：

一企業未經批準，占用耕地 2000平方米建廠房。國土資源管理部門發現時，主體工程已經完工。國土資源管理部門作出限期自行拆除違法建筑的行政處罰，該企業置之不理。國土資源管理部門申請法院強制執行，但申請發出近3個月，法院遲遲未采取行動。國土資源管理部門的強制執行申請是否屬于申請行政許可的范疇？

依《行政許可法》第二條規定，行政許可是指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經依法審查，準予其從事特定活動的行為。從行政許可的概念可以看出，行政許可的申請人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而被申請人是行政機關，也即行政許可的實施機關是行政機關。

在本案中國土資源管理部門申請強制執行的行為，申請人是行政機關，即國土資源管理部門，被申請人是司法機關，即人民法院，不符合行政許可的構成要件。因此說，國土資源管理部門的強制執行申請不屬于申請行政許可，法院作出的強制執行決定也不是行政許可行為，而是一種司法行為。

行政許可與行政效率

例三：

某國有企業新上一項目，計劃用地 100畝。項目獲上級主管部門審核通過后，該企業向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提出用地申請。半年后，企業的用地申請仍沒有通過。原因是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每次都會要求該企業提交新的用地申請材料。后來，該企業訴至法院。法院認為國土資源管理部門違反了《行政許可法》的有關規定，判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敗訴。那么，本案中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有何違法之處呢？

《行政許可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行政機關對申請人提出的行政許可申請，認為申請材料不齊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應當當場或者在五日內一次告知申請人需要補正的全部內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請材料之日起即為受理。本案中，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多次要求該企業提交新的用地申請材料，而不是一次告知申請人需要補正的全部內容，該行為違反了《行政許可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同時，也違反了《行政許可法》的便民原則，即實施行政許可，應當遵循便民的原則，提高辦事效率，提供優質服務，這是行政許可追求的目標之

一。對于此類行為，應依《行政許可法》第七十二條的規定，由其上級行政機關或者監察機關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行政許可與過錯責任

例四：

某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根據村民王某報上的材料，在未進行實地勘測的情況下，為其辦理了集體土地使用證。不久，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接到舉報，稱王某占用耕地建房。國土資源管理部門現場調查后，發現舉報屬實，擬對王某作出拆除房屋并復墾的行政處罰。王某認為用地四至都已經在上報的材料中寫明，現在的問題是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在辦理集體土地使用證中工作失職所致，如果要拆除房屋，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必須承擔辦證中的過錯責任，賠償其損失。

在本案中，宅基地審批是否屬于行政許可范疇？如果是，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應當承擔什么責任？王某在申請過程中沒有說明用地性質，如果他事先知道所用土地為耕地，其行為是否有騙取行政許可的嫌疑？

判斷宅基地審批是否屬于行政許可范疇，首先要明確行政許可的概念，再分析宅基地審批的性質，以此來判斷是否屬于行政許可。依《行政許可法》第二條規定，行政許可是指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經依法審查，準予其從事特定活動的行為。《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農村村民住宅用地，經鄉（鎮）人民政府審核，由縣級人民政府批準。由此可以看出，宅基地審批，是先由農村村民提出申請，再由行政機關即縣級人民政府依法審查后予以批準的行為，符合行政許可的構成要件，應屬于行政許可范疇。依照《土地登記規則》規定，土地登記依照下列程序進行：

（一）土地登記申請；

（二）地籍調查；

（三）權屬審核；

（四）注冊登記；

（五）頒發或者更換土地證書。而本案中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未經過地

籍調查即直接頒發證書，屬明顯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依《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規定，違反法定程序作出準予行政許可決定的，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行政機關或者其上級行政機關，根據利害關系人的請求或者依據職權，可以撤銷行政許可，如果撤銷行政許可，使被許可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賠償。

然而，在本案中，王某實為占用耕地建房，但在申請宅基地時并未說明這一點，其行為有騙取行政許可的嫌疑。依《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以欺騙手段取得行政許可后又撤銷行政許可的，被許可人基于行政許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護。由此看來，在這一行政許可實施過程中，行政機關和申請人都有過錯，應共同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