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德渤】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理念、困境與突圍

【解德渤】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理念、困境與突圍

作者簡介解德渤，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趙光鋒，山東交通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圈圈當前我國地方本科院校向應用技術大學轉型發展已經成為高等教育界廣泛關注的核心議題。這主要是因為地方本科院校在高等教育系統中占據重要地位，也是高等教育強國戰略中的關鍵環節，其發展狀況如何直接關涉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質量問題，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產業結構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然而，目前地方本科院校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可謂“荊棘叢生”：辦學定位模糊、辦學特色不夠鮮明、與地方發展結合不緊密等。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于地方本科院校的發展空間始終處于研究型大學與高職高專院校的夾擊之中，這些學校在“學術性”與“應用性”發展定位中搖擺不定，從而陷入“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辦學窘境。事實上，許多地方本科院校，尤其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其辦學定位從一開始就是應用型的，只不過在具體教育實踐中誤入他途。就此而言，地方本科院校“要不要轉”似乎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需要我們迫切解答的是“如何轉”的問題。可以說，地方本科院校轉型勢在必行，否則其發展前途令人堪憂。在此需要澄清的是，地方本科院校向應用技術大學轉型不是簡單的名稱的改變、更不是地位的下降，而是辦學理念的根本轉變。盡管“應用技術大學”這一術語是從德國引入的舶來品，但是從辦學理念上加以考究的話，美國的“威斯康星理念”（Wisconsin Idea）則為這類大學的辦學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持。

一、“威斯康星理念”的中國遭遇圈圈為實現西部開發的目標，美國林肯政府于 1862 年簽署了著名的《莫雷爾法案》。該法案規定各州通過贈地獲益的方式開辦農工學院。此法案被視為現代大學第三大職能— —直接服務社會的肇始，同時也 被認為是美國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干預。受惠于《莫雷爾法案》，一大批州立大學發 展起來，包括我們所熟知的麻省理工學院、康奈爾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等。1904 年，威 斯康星大學校長查爾斯·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在就職典禮上作了“為州服務”的主題演說。在他的 帶領下，大學通過提供專家服務與廣泛傳播知識等方式將大學的社會服務活動推向高潮。1912 年，麥卡錫（C.McCarthy）教授將威斯康星大學服務社會的實踐活動進行較為系統的總結，抽象為“威斯康星理念”。用一句話來概括，“威斯康星理念”的實質就是“大學的邊界即州的邊界”。也就是說，大學需要通過 專業化的學術活動在公共事務和政治活動中發揮廣泛參與和積極引領的作用。歷史證明，贈地學院的創 建不僅為美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插上了騰飛的翅膀，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開創了高校服務社會的先河。圈圈“過去的終將成為歷史，但歷史未必都會過去”。美國“威斯康星理念”在百余年后的中國擁有另外一種表達方式— —2013 年 6 月成立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2014年4月達成“駐馬店共識”——這些都 不是偶然的，已然是中國教育改革、社會改革行至十字路口的關鍵抉擇。毫不諱言，教育改革在相當程度上折射出時代的要求以及社會變革的訴求。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發展的轉型期，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的 調整與升級亟需大量的應用型人才。一個嚴峻的事實就是，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今天，我們仍然固守著 精英教育時代的單一的學術型人才培養模式，而忘卻了大眾化時代高等教育的多元化使命。可以說，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甚至是后大眾化時代既需要學術型人才也呼喚應用型人才。但從整個高等教育格局 來看，社會對于應用型人才的需求量更大、也更迫切。然而，現實中人才培養的“倒掛”現象就成為“威斯康星理念”的一重遭遇。圈圈高等教育體系中人才培養的“倒掛現象”有其內在的生發邏輯。必須明確的是，單一的不合理的高校評價體系形塑了地方本科院校效法研究型大學發展模式的觀念，而政府所掌握的優質資源與分配權力 則迫使地方本科院校認可評價體系及其制度觀念的正當性，從而評價體系與資源分配的“聯姻”進一步 強化了地方本科院校的實踐邏輯。具體來說，地方本科院校按照統一的學術標準培養人才致使辦學目標趨同，由此培養出的學生與就業市場需求始終處于一種“隔離”狀態，從而導致就業問題成為高等教育的“死結”。這一連鎖反應直接導致地方本科院校無法滿足地方社會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遲滯了地方發展的步伐。正因如此，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不愿投入過多的資金支持地方高校發展。這種境遇就進一步誘使著地方本科院校千方百計通過 “升格” 獲取某些社會資源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附加值，“專業升本”、“跑碩士點”、“爭博士點”等升格行為迫使地方本科院校接受研究型大學的學術規則，進而強化了辦學目標趨同化的社會事實，從而飽受社會的質疑。這也就是“威斯康星理念”在中國語境下遭遇擱淺并使得地方本科院校發展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怪圈的基本邏輯。因此，各高校發展的“趨同”現象成為“威斯康星理念”在中國語境下的第二重遭遇。圈圈應該說，當前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就是為轉變人才培養“倒掛”現象和辦學模式“趨同”現象而做出的努力。遺憾的是，許多地方本科院校的辦學者仍囿于以往教育發展的怪圈，在辦學理念上還未獲得實質性突破。那么，當前地方本科院校在服務社會過程中究竟存在哪些“理念偏差”呢？

二、“理念偏差”是阻礙地方本科院校辦學實踐的關鍵因素

（一）“功利化”教育傾向占據上風圈圈與 19 世紀德國洪堡大學的“純粹學術”相比，美國州立大學更加強調“應用學術”，這實際上與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傳統密不可分。可以說，威斯康星大學是將這種服務精神發揮到極致的典范。如果說，德國對世界所貢獻的大學模式是理性主義的，美國為全球矚目的大學模式是實用主義的，那么我國大學的 發展模式究竟是什么樣子的，甚至說中國有自己的大學模式嗎？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事實上，我國的大學模式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德國模式，盡管我們強調科學研究，但不是旨在“達至修養”的科學研究。我們的科研是排行榜的數字、指標，與加強人才培養、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標相去甚遠。盡管近些年來我們一直在學習美國，但是我國的大學發展模式也不能完全劃歸至美國模式的范疇。服務社會的精神并沒有走向大學辦學理念的核心地帶，僅僅成為地方本科院校辦學模式中的些許點綴品而已。盡管我國歷史上就有實用主義的傳統，但在相當程度上不是重視行為結果之功效與價值的“實用主義”，而是關注行為背后所蘊藏的利益、資源乃至權力的“實利主義”。圈圈一個無需辯駁的論點就是，今天中國的大學無一例外地加入了“經費大戰”、“生源大戰”和“排名大戰”，這是極端功利主義教育的鮮明例證。在這種“功利化”教育傾向日趨嚴重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學術掛帥”思想作祟的評價邏輯、“資源至上”辦學實踐的制度邏輯。不得不說，這是我國大學發展的嚴重誤區，也是一種為追趕世界一流大學而做出的短視行為。這種行為能夠稱得上是實用主義哲學精神指導下的教育策略嗎？ 顯然是不可以的。圈圈在這一基本邏輯下，許多地方本科院校尤其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考慮自身辦學實際情況，一味地迷戀于學術評價標準、追隨研究型大學和一些老牌的地方本科院校的腳步，而對自身的應用特色棄之如敝履。依循這一分析理路，學校往往采用“胡蘿卜加大棒”式的激勵制度與評價制度威逼、利誘身處“制度鐵籠”的教師們，使得他們無心教學而只是慌亂地為加薪晉升而發表文章、出版著作。除此之外，地方本科院校的師資來源大多是研究型大學中年輕博士們，他們已經習得了“研究至上”的游戲規則或共享思維，他們為了獲得更好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往往更為關注研究而不會對教學表現出太多的興趣。這也就使得“重科研而輕教學”的景象由研究型大學開始向非研究型大學擴散，從而成為各類高校的一種普遍現象。圈圈在制度規約與自我規訓的雙重機制下，教師很難有額外的時間與精力考慮學生的發展需求，所講授的理論知識距離學生生活較遠，難以調動起學生學習的熱情，學生為考試而學習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我們并不反對地方本科院校從事科研活動，我們排斥的是那種不顧學生需要的科研、不顧應用特色的科研。如果地方本科院校普遍從事“純粹學術”而拋棄“應用學術”的話，未免有些“越俎代庖”的諷刺意味。如此一來，地方本科院校就不免會陷入極端功利主義的泥淖中并散發著庸俗卑微的市儈氣息。更為嚴重的后果是，對學術精神的損害以及對服務社會的瀆職。

（二）“依附性”發展思維依然嚴重圈圈目前許多高校習慣于在政府的襁褓中喃喃自語、聽命于政府的指令，這應該是中國高校的通病，地方本科院校也不例外。這種依附性發展思維看似是大學對政府的一種依賴心理傾向，但深層反映出的則是一種策略空間，大學為規避風險、推諉責任而尋找到的一種“明哲保身”式的生存之道；反映出的是一種利益關系，它們總是寄希望通過政府的支持獲得辦學的合法性以及獲取資源的正當性。同時，地方本科院校的依附性發展思維還表現在企圖復制研究型大學的發展路徑。在兩種依附力量對比中，地方本科院校對政府的依賴是一種實質性依賴，對研究型大學的依賴僅僅是一種策略性依賴。歸根結底，這就說明了當前許多大學缺乏辦學自主性與使命感。圈圈實際上，這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所必須面臨的問題之一。或者說，社會經濟的轉型并未帶來我們所預期的高等教育發展理念的更新。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分工的概念還比較模糊，高等教育的供給與需求似乎總能被設計。“大政府、小社會”的政治理念比較盛行，政府包辦高等教育的雄心規訓著高校的“懶漢思維”。那時，大學的教學、管理、就業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并沒有機會得以暴露，但市場經濟的到來確實對大學造成了極大地沖擊，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則加速了市場經濟對高等教育的挑戰— —供需矛盾愈加凸顯。這種挑戰使得政府采用原有的對高校的管轄方式有些捉襟見肘。試想，如果一所大學失去了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的品格與勇氣，即便在大學排行榜上遙遙領先，距離構建現代大學制度的承諾卻越來越遠，在美國哈瑞·劉易斯（Lewis.H.）那里不過是“失去靈魂的卓越”。因此，只有 大學管理者從“依附性”發展的思維模式中解放出來，地方本科院校的獨立性和創造性才能被激發出來，服務地方發展的許諾才有望實現。圈圈完全依靠行政意志來辦學的時代逐步在褪去，社會將在未來的高校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說，大學為社會服務的精神之所以在我國難以“落地生根”，關鍵就在于大學、政府、社會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難以協調。如今高校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提出就是國家積極調整幾者關系的有利證據，這也就呼喚社會作為第三方力量參與到高校治理結構中去，用社會力量來緩沖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直接沖突，進而實現政府支持、高校自主、社會參與的高校治理理念的更新。

（三）“一次性”教育觀念尚未轉變圈圈在范海斯擔任校長的14年間（1904-1918），威斯康星大學通過大學推廣部開設和組織了各式各樣的課程與活動，從大學專修課程到普通教育補習、從理論知識研討到職業技術培訓不一而足。這鮮明地體現了美國州立大學在繼續教育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貢獻。當前我國地方本科院校“功利化”教育觀念與“依附性”發展思維致使其忽視了社會的真正需要，在長官意志與學術怪圈中難以自拔，從而限制了“終身教育”理念的現實拓展。事實上，終身教育不僅是教育的一種理想，在不久的將來更將成為一種具體實踐。這一使命將主要落在一大批地方本科院校身上。圈圈當前我國旨在統籌中央與地方經濟發展的城鎮化建設正在穩步推行，這項工程可謂為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提供了有利契機。不容否認，未來產業結構更新升級速度越來越快、周期越來越短，這一社會現實對社會工作者在學校中所習得的原有知識結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就此來說，終身教育將成為不可回避的時代話題。同時，地方本科院校在這方面又肩負著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美國州立大學的經驗已經證明其在“回爐教育”方面所發揮的重大作用。這也是地方本科院校顯著不同于研究型大學的方面。由于地方本科院校與地方行政區劃具有天然的地理優勢，從而其辦學定位也主要是立足地方、面向地方、服務地方。地方性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區位優勢。地方本科院校的辦學實踐內容主要是應用型教學、應用 型科研、應用型服務，應用性是地方本科院校的發展特色。圈圈與其他類型學校相比，地方本科院校的核心競爭優勢在于立足地方需要、發揮應用特色、面向終身教育。盡管社會上普遍認同“活到老，學到老”樸素的終身教育理念，但是人們更多地選擇企業培訓或其他的進修方式，而不是選擇地方本科院校。必須承認，我國許多高校的粗放式的專業設置與精細化的社會分工不相匹配，這是一個事實。但更令人尷尬的是，高校的陳舊的教學內容與當前的社會需求相差太遠。美國康奈爾大學圍繞牛奶的生產、運輸、營銷以及保鮮等方面開設了一系列的專業課程、開展了大量的科研活動、培訓了不計其數的社會人員，從而實現了為當地牛奶產業服務的宗旨。就我國而言，如果地方本科院校仍不顧及社會的迫切需求而獨自在象牙塔內“孤芳自賞”的話，那么“一次性”教育觀就不能及時得以扭轉。其結果是，這類高校就很難滿足地方人民的學習需要，難以得到地方人民的支持，從而自身未來的發展也必將是“步履蹣跚”。

三、“理念轉型”是實現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第一要務圈圈“威斯康星理念”的勝利不僅僅是美國的勝利，也理應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共享的精神財富。毋庸置疑，我國地方本科院校完全復制美國模式是不明智的，也是不足取的，但“威斯康星理念”中蘊涵的“實用主義”、“獨立自主”、“終身教育”的辦學思想是值得我們挖掘的文化精髓，進而可以指導地方院校的辦學實踐。

（一）秉承實用主義的辦學理念，樹立服務地方精神圈圈“威斯康星理念”的核心在于“為州服務”，這與美國實用主義傳統一脈相承。由于知識生產模式與知識承認邏輯的差異，地方本科院校不可能完全模仿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樣式。借用美國博耶學術類型的理論框架加以分析，研究型大學的知識生產屬于“探究的學術”、地方本科院校則屬于“應用的學術”。在知識承認邏輯方面，研究型大學更加看重同行評價、同行認可，地方本科院校更加強調社會評價、社會認可。進一步來說，研究型大學堅持的是傳統的理性主義辦學理念，而地方本科院校則秉承著實用主義的 辦學理念。圈圈英國伯明翰大學首任校長約瑟夫·張伯倫（JosephChamberlain）曾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為了學者自己的學問不過是一種優雅的自私，為了州和人民的利益而做學問才是優雅的愛國主義。”這警示我們不要從趨同發展的認識誤區走向另一種截然對立的認識誤區：研究型大學只強調理論研究，地方本科院校只重視實際應用。事實上，二者都是在學術的框架內從事研究，只不過學術取向不同而已。地方本科院校就要利用大學的教育資源與研究能力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即扮演著“服務站”、“瞭望塔”的角色。“服務地方”應成為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戰略抉擇。譬如加強校企合作、加大技術轉讓、創建科技園區或 者落實產學研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圈圈我們對地方本科院校“服務地方”的發展戰略抱有積極樂觀的態度，但憂慮的是其過于講求實際、追求實利而走入功利化教育的陷阱。因此，地方本科院校的真正發展還有賴于杰出的大學校長、優秀的教 師和畢業生們，需要他們以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的偉大雄心和深謀遠慮來統攝和匡正大學對 “效用”和“功利”的強調和訴求。

（二）堅持獨立自主的辦學理念，走出特色發展道路圈圈如果按照美國著名高等教育專家伯頓·克拉克關于政府、高校、市場關系的“三角協調模式”進行解釋的話，地方本科院校肩負著既要服務地方政府又要滿足市場需要的雙重使命。這其中涉及一個原則性問題— —獨立性，即地方本科院校需要警惕淪為政府附屬機構的危險，也不能因過分市場化而損害教育的公共性。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德國應用技術大學、美國的創業型大學在教育實踐上的成功在世界 范圍內享有盛譽，近些年來我國也一直在借鑒這方面的發展經驗。倘若中國高等教育包括地方本科院校 無法突破后殖民主義時代“自我殖民化”的心理自卑情緒，那么“亦步亦趨，終為奴仆”的命運則是難以逃 脫的。因此，地方本科院校的發展需要走出依賴行政指令的誤區、走出研究型大學模式的困擾，也要避免 落入別國發展模式的窠臼。諸多實踐經驗已經宣告上述種種發展思路的破產。圈圈這就呼吁地方本科院校堅持獨立自主的辦學理念，走特色化發展道路。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一輪的地方本科院校不是也不可能全部轉型，而是地方高校根據自身條件以及在政府的政策引導下所做出的 一種自覺行為。如果地方本科院校轉型演變成一股“趨之若鶩”的潮流的話，這種行為不過是新一輪的資源爭奪而已。實事求是地說，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生命力在于與地方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它只有不斷地回應社會需求，其專業發展特色才能逐步得以凝練，方可兌現大學對社會的承諾。這是地方本科院校發展的理性選擇，也是其區別于研究型大學的特色發展道路。也許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會帶來短暫性的隱痛，但從長遠角度來看，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是其根本出路甚至是唯一的出路。這將是地方本科院校未來發展的希望所在。

（三）懷揣終身教育的辦學理念，面向未來發展方向圈圈終身教育已經成為未來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構建學習型社會已經成為該理念的具體行動方略，學習型社區、學習型企業成為落實終身教育的載體，但實施效果不太顯著。最近，MOOCs 席卷著處于全球化時代的整個高等教育系統，這一浪潮以其強大的技術支持進一步推動著終身教育時代的到來。盡管目前許多研究型大學在這場運動中“摩拳擦掌”，但地方本科院校因其應用性與區域性特點而同樣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面向學習型社會是一個帶動全局的戰略，它可以帶動形成應用型教學、應用型研究和應用型社會服務，逐步實現地方本科院校辦學定位的全面轉變。”我們之所以強調地方本科院校懷揣終身教育的辦學理念，主要是基于未來產業升級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應用型人才培養需要的考慮。這一社會使命是地方本科院校必須承擔的，也是其他類型學校無法僭越的。如果地方本科院校可以通過專門課程、技術支持以及職業培訓等方式推進地方社會的終身教育且卓有成效的話，這極可能會成為地方本科院校獲得社會認可的重要途徑，甚至成為破解高考難題的路徑之一。圈圈地方本科院校向應用技術大學轉型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但功利主義教育、依附性發展思維以及一次性教育觀念等“理念偏差”成為阻礙地方本科院校辦學實踐的關鍵因素。因此，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 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秉承實用主義、獨立自主以及終身教育的辦學理念，通過“理念轉型”實現地方本科院 校的特色發展。本文來自2015年第4期《山東高等教育》。

第二篇：課題組解讀 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研究報告

課題組解讀《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研究報告》

2013-12-31中國教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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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地方本科院校轉型 服務社會經濟發展

——《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研究報告》負責人答記者問

為貫徹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推進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提高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水平，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孫誠研究員等組成的課題組開展了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研究，歷時近一年，近日正式發布研究報告。該研究報告對在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的應用技術類型高校、推動高等教育分類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近日，本報記者就課題研究的背景及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有關問題采訪了課題組負責人——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孫誠研究員。

記者：據了解，課題組已經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新建本科院校轉型研究，進行這項研究的背景是什么？

孫誠：主要是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實體經濟的回歸對經濟發展、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挑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和產業格局的重心重新回歸實體經濟，并且主題是“低碳經濟”和“綠色增長”。我國曾為“制造大國”，然而，隨著我國土地成本、人力成本的上升，成本優勢逐漸喪失，低端制造業市場正加快向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尼、泰國等東南亞國家轉移。因此，加強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實現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轉化，是我國在國際制造業競爭中獲勝的關鍵。當前，一方面，隨著經濟的轉型升級，我國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的數量和結構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高級技工荒”難題凸顯；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同質化發展，造成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因而，調整高等教育結構，推動高等教育多樣化發展，促進人才培養結構與市場需求的匹配度，已成為當務之急。

記者：2012年全國有近700萬名大學畢業生，大學生就業難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你們為什么要把新建本科院校作為轉型研究的對象？

孫誠：在我國現行高等教育體系中，研究型大學和高職（專科）院校的定位相對明確，而地方普通高校作為夾心層，定位常有“高不成，低不就”的困惑，其中尤以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為典型。截至2012年，我國共有新建本科學校646所，超過普通本科高校總數的50%，2012年培養的畢業生占全國非“985”、“211”普通本科高校的45%，已經成為本科人才培養的重要力量。因此，推動這類學校向

應用技術類型高校轉型，將極大地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結構的優化，推動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構建，最終服務社會經濟發展。

記者：你們剛介紹了這類學校的轉型基礎，相對于老牌本科學校，這類學校的歷史比較短，他們的轉型是否還存在很多困難？

孫誠：是的，這些學校的轉型還存在很多困難，這些困難既有外部制度因素，也有學校內部原因。外部因素主要有：一是我國教育體系頂層設計的欠缺，主要是指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貫通機制、高職與中職之間的銜接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二是現行評價機制的制約，新建本科學校評估采用的是普通高校評估標準，與研究型大學的評價標準區別不顯著；三是現行政策制度的制約，如招生制度、教師聘任制度、專業設置制度等；四是國家各部委之間缺乏信息聯動，學校缺乏清晰的市場勞動力需求信息，無法根據市場需求及時調整辦學方向。

學校內部原因主要有：一是辦學理念上，部分院校還沒有明確往應用技術類型高校發展才是學校的出路；二是學科與專業設置，新建本科院校的學科和專業設置趨同性過高；三是學校課程體系改革力度不大，課程體系建設是轉型高校未來走內涵發展道路的核心，但當前多數新建院校的課程設置較為陳舊，與傳統的“學術型”課程體系區分度不明顯，也與市場需求不相匹配；四是教師隊伍結構不合理，從我們調研來看，多數學校“雙師型”結構教師比例在30%以下；五是校企合作難以深入，學校與企業簽訂合作協議框架較多，但實質性合作不強，不少還停留在表面。

記者：那如何幫助這類學校克服困難，推動他們的轉型發展？

孫誠：歐洲的應用型大學給我們的新建本科學校轉型提供了很好的示范。結合歐洲經驗，立足我國現實，我國新建本科院校的轉型必須依靠政府和學校雙方共同努力。

政府要為學校轉型創造良好的條件：一是加強頂層設計，完善立法，明確新建本科院校在我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建立健全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擴大招生自主權，提高地方院校的生源質量，加快“雙師型”隊伍建設；二是以經費保障轉型，研究應用技術類型高校生均經費基本標準、生均財政撥款基本標準，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應該共同設立轉型示范學校專項資金；三是以信息促進轉型，收集社會經濟發展信息，及時發布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目錄，加強人才需求預測，建立就業預警機制，為高校轉型提供信息支持；四是以評估引導轉型，建立符合應用技術類型高校特點的評估標準；五是以試點帶動轉型，采用階梯式分步走的方法，選擇不同類型的辦學基礎條件較好的院校先行試點，探索新建本科院校的多種轉型路徑。

學校自身也要積極響應轉型發展：一是進一步明確應用型本科定位；二是引進企業兼職教師，推動“雙師型”結構隊伍建設；三是優化專業和課程結構，提高專業課程設置與產業結構的匹配程度；四是積極回應企業需求，形成校企合作的雙贏局面和良性循環。

總的來說，新建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是一項長期工作，會碰到很多困難，每所學校的基礎和面臨的具體困難都不同，轉型發展方式不能一刀切，可以采取多種轉型路徑。（記者 焦新）

第三篇：地方本科院校轉型面臨的主要問題

地方本科院校轉型面臨的主要問題

摘 要：新建本科高校面臨著2次轉型，首次轉型是辦學層次的轉型，是從專科學校升格為本科學校，目前又面臨第2次轉型，即辦學類型的轉型，為適應人才培養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從綜合型院校到應用型院校的轉化和發展。應用型本科院校重在“應用”，但是應用型本科院校如何確定自己的邊界，如何培養學生，培養什么樣的學生，是一個亟待研究與探索的現實問題，這也是轉型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應用型大學轉型面臨許多問題：如轉型的步驟，轉型的方法，轉型的目標，轉型的標準，很多高校還不是很清晰，轉型期政府和企業如何有效的支持和參與等問題都急需解決。

關鍵詞：應用型本科院校；轉型問題；問題

中圖分類號：G648.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600321001

長期以來，高校的人才培養重點是培養精英人才，將學生的培養目標定位于研究型人才。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和經濟的發展，人才培養不能緊跟時代的變化而發展，過去的培養方案已不能正確定位學生未來的社會角色。因此，必須改革人才培養目標，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實現學生預期社會角色的轉變。應用型人才培養改革就是有針對性、實用性的教育，使大學生能學以致用。2014年2月26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部署加快發展現代化職業教育，其中特別提到“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袁貴仁部長也強調，本科高校轉型的基本要義，是目前已經是普通本科的高校轉型發展，要促進學校緊緊圍繞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促進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增強學生就業能力和創業能力。

應用型本科院校是指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辦學定位的本科高校，大多數應用型本科院校是在1999年前后升本的地方高校，這批院校以專科教育為主，在所在區域辦學特色鮮明，辦學效果好，曾經為地方人才培養做出過較大貢獻。隨著國家大眾化教育的推廣和普及，1999年以后快速地成立或者合并了一批地方本科高校，截至2013年底我國有地方本科高校767所，這些學校的辦學方向是立足于地方經濟，辦學定位是直接為本地的行業和產業服務，促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新建本科高校面臨著2次轉型，第1次轉型是辦學層次的轉型，即從高等專科學校升格為本科院校，這些新興的高校經過10a的本科教育發展，通過教育部本科辦學水平合格評估，標志其基本完成從專科層次到本科層次轉型。目前，為了適應人才培養改革和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地方高校又面臨著第2次轉型，辦學類型的轉型，即從綜合型院校到應用型院校發展。應用型本科院校重在“應用”，其改革的核心是要求各專業緊密結合地方特色和行業發展需求，注重學生實踐水平和實踐技能的培養，培養服務于行業的應用型人才。但是新建本科院校剛剛經過10余年的發展，從專科教學剛剛適應到本科教學，完成第1次轉型不久，目前提出的第2次轉型很多院校還很迷茫，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向應用型大學轉型，轉型會遇到哪些阻力，面臨的困難是什么，學生和教師的觀念如何。只有梳理這些問題，才能及時地調整培養方向，更好更快地實現轉型，本文就目前高校轉型的阻力和問題進行剖析。政府在轉型中的定位還沒有明確，沒有搭建好校企合作的橋梁

這次轉型可以說政府和高校的熱情很高，地方政府給予高校很大的投入，有22個省份已經開始了部分本科高校的轉型試點工作，比如河南省出資2億元支持高校轉型，共有10所河南高校申請轉型，河北省出資5000萬元選擇10所普通本科高校作為轉型試點，加強應用技術類專業建設，加大實驗實訓平臺建設力度。但是，要實現轉型教育中實習環節和理論環節并重，還需要企業的參與，橫向聯系能否打通，關鍵在于企業。所以還需要從國家層面調動廣泛社會力量的積極性，將企業責、權、利進行對應的規范。各級政府要依據各地實際情況制定與職業教育相關的法律、法規，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學校、企業或科研機構在實施轉型教育中所擔負的責任與義務。在明確責任、義務的同時，可制定相關的激勵與懲罰措施，進行轉型教育的推進。

目前我國地方本科高校處在轉型發展的初期階段，轉型的關鍵是提高實踐教學水平，培養學生的實踐水平和實踐技能，國家要求轉型教育中實習環節和理論環節并重，這就需要建立學校和企業之間的緊密合作，沒有企業的支撐將非常困難，只有校企合作才能使學校培養的學生能夠在行業中有用武之地。學校與企業能否實現密切合作，關鍵還在于企業的態度，而企業的意愿還需要政府主導。企業作為一個特殊的主體，主要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樣很多企業怕高校的教學干擾正常的生產秩序，影響生產效益，不愿意接受實習、實訓生，并不愿意拿先進的技術、車間、設備等資源為學生和學校服務，也不愿意派遣優秀有經驗的工程型師資參與教學實踐指導，所以學校的教學和企業的需求是脫節的。如何建立校企合作的橋梁還需要政府來牽線搭橋，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建立一定的約束與激勵機制，使企業有參與轉型教育的動力和責任。

德國是應用教學發展的典范，其校企合作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國政府去學習和借鑒。德國有由政府主導建立的非常完善的法律、法規保障體系，在德國，涉及職業教育的法律就達幾十種，法律對企業、學校、學生三者的義務、責任、權利作了非常明確的規定，這樣就形成以政府牽頭，在學校、企業之間建立良好的聯系橋梁。而我國政府并未制定相應的實施條例，只有1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它象征性、概括性規定了企業、學校開展職業教育的義務，并沒有明確企業在開展職業教育方面具體有何義務，承擔何種責任，也沒有給企業相應激勵機制，從而使企業參與轉型發展的義務流于形式。

政府還需要作為主要聯系人，建立政府、企業、學校3方的聯席會議制度，定期組織會議來協商和完善企業、學校合理的利益分配和風險共擔機制，督促高校、企業建立有效的知識、技術、信息共享平臺，建立促進產學研合作的激勵政策，建立高校轉型發展的投入保障機制、激勵機制，鼓勵高校科研人員和企業合作研發，建立完善的人才評價機制。只有政府準確定位，謀求學校、企業利益的共同點，尋求校企合作的切入點，才能保證合作的長久和共贏。

應用型大學的內涵和外延都不清楚，很多高校無指導方針

如何實現轉型，目前很多高校還沒有明確的標準，應用型大學的內涵和外延是什么，轉型的目標是什么，步驟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很多高校還是不清楚、不清晰，這就增加了轉型的阻力和困難。培養應用型人才，需要不斷探索和研究，應該有獨特的知識框架體系、課程體系、師資結構和綜合素養結構。不同類型的學校可根據地方的特色和區域特點有針對性地制定人才培養特色和目標，形成交叉、關聯、互補的內容課程體系，建立優越的應用型知識體系，切不可千校一面，千人一面。

當前應用型本科院校面臨很多挑戰：應用型本科院校處于中國教育的 “中間地帶”，前面有強勢的研究型大學，后面有高職院校，由于受舊的教育觀念和教育資源分配政策的影響，應用型本科院校往往存在定位沒有特色、定位不準等問題，有的學校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還沒有找到自身的特色和優勢；由于教學資源分配的問題，很多高校存在專業品牌弱勢、教育經費短缺、地理位置劣勢、辦學條件限制、人才培養模式滯后。所以，應用型本科院校如何界定邊界，培養什么樣的學生，如何培養學生，對學校的科學定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這也是轉型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應用型院校要以服務地方經濟、地方產業為己任，根據地方經濟建設和產業結構調整、設置和開發課程，為行業和產業培養人才。我國地域差異很大，產業結構差別大，決定了各地對人才的需求千差萬別。應用型本科院校應該推行具有區域特色的教學內容，課程體系即注重基礎理論教學又高度重視實踐教學，提高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轉型同時要解決教師個人學術發展與“雙師型”師資隊伍建設的關系。以往地方本科高校教師長期從事理論教學和科學研究，師資隊伍評價和培養偏重理論水平，與企業的需求是嚴重脫節的。這就需要一批具有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有機結合，適應以能力培養為主線的教師成長起來。需要切實有效的推行“雙師型”教師資格制度，使得“雙師型”教師的培養有制度保障，加大師資隊伍建設的力度。我國的文化教育傳統排斥“藍領”

人們一提到“應用型大學”，馬上會想到“工人”、“低水平”等概念，除此之外，談到“應用型”，有人常將其簡單等同于“技能型”或者“技校”，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認為職業教育就是培養勞動者或者工人的教育。誤認為在學生培養方案中簡單刪除基礎類、通識類課程，增加實驗、實習、實訓教學就可以實現。基于此種認識，轉型的阻力主要來源于3個方面：

阻力來自于轉型的高校，很多高校認為轉型相當于“降格”了，轉型后就等同于從地方高校降級為傳統的職業院校，轉型以后培養人才的層次也會降低，主要是培養勞動者或者工人了，所以很多地方本科高校對轉型從心里是抵觸的。中國傳統的教育重學輕術、重理論輕實踐，高校都愿意成為研究型大學，高校的專業結構、師資資源、課程體系、評價體系，都按照學術型大學要求配置，形成了所有大學都按學術型培養的常態和定勢，國家的資源撥款體系也是傾向學術型、研究型大學，這也是大多數高校不愿意轉型的直接原因。

轉型的阻力來源于教師，多數新建本科高校教師不僅存在思想觀念問題，而且也有能力欠缺問題。在長期的教育教學中，新建本科高校老師已經適應了學術型體系之下的教學模式，課堂上講講理論知識還行，真到企業一線去指導生產、研發就沒有底氣，而且教師長期從事理論教學和科學研究，不能真正的做到產學研一體化，目前教師也沒有動力去企業從事培訓和學習。

轉型的阻力還來源于學生家長對職業教育的認識誤區。中國傳統的觀念是“學而優則仕”，為人父母者更希望孩子去接受學術型教育。中國的現實和就業導向也表明學術型高校培養的學生整體就業和薪金要高，尤其是中國不重視技術由來已久，大家在骨子里認為職業教育低人一等，技術水平再高，也是三教九流，這樣的想法不只家長有、學生也有，所以在同樣的分數選擇下，大多數家長是不愿意孩子接受職業教育的，這也增加了轉型的難度。結語

地方本科院校轉型被教育部相關負責人稱作“高教領域革命性調整”的改革，被寄予了“終結大學生就業難、企業用工荒的‘冰火兩重天’”等眾多期待。在此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轉向應用技術型大學也被視作高教結構調整的切入點，勢在必行。但是筆者認為目前最重要的議題就是研討“如何建設有地域特色的、服務地方經濟的應用技術型大學”，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政府的頂層設計、學校的配套政策、企業的協同配合才能更好的完成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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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民辦本科院校的轉型與發展

民辦本科院校的轉型與發展

民辦高等教育在中國經歷了從復興到初步發展、從調整規范到積極拓展的艱辛歷程，特別是26所民辦本科院校的出現不僅顯示了民辦高校強大的生命力，也折射出中國高等教育新的發展格局。面對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張和教育市場競爭的加劇，僅是對民辦教育機構盈利的質疑，或是在理論層面對民辦院校產權歸屬的探究，已遠不能滿足民辦院校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正視民辦本科院校已有的競爭優勢，重新審視民辦學校未來的發展顯得尤為重要而迫切。從戰術選擇到戰略規劃

提起民辦本科院校的發展，仍然有很多學者持懷疑甚至是否定的態度。不能否認，在民辦教育發展初期，一些民辦高校利用高等教育資源供給的嚴重不足和行政監管的松散，獲得了生存契機。如果說，民辦高校最初是在不規范中創辦的話，那么，民辦高校則是在規范中獲得了發展；特別是這些民辦本科院校從創辦到獲得獨立頒發專科學歷文憑資格，進而獲得本科授予權，在激烈的教育競爭中生存并凸顯出來，與其說是靠傳銷式的招生和粗放式的教學，不如說他們具有良好的市場適應能力，對稀缺資源的利用做出判斷性抉擇，把握了發展機遇，開創了一條適合學校發展的道路。

民辦本科院校作為獨立組織，是由一系列要素有機組合而成的。當組織能夠比競爭對手更好地使用這些要素完成某項工作時，組織就呈現出競爭的優勢，擁有了一定的競爭力。民辦本科院校競爭力的實質體現在以市場為導向的要素整合能力。無論是與公辦學校相比，還是與其他民辦高校相比，這些學校都呈現出超強的市場分析力和主體選擇性，特別是在缺乏資金資助和政策支持的條件下，仰賴的是對市場需求的積極回應。如創辦初期，作為高考補習機構，這些學校通過利用閑置教育資源和市場細分，在課程選擇、時間安排、教師聘用等方面，提供更加靈活而多樣化的教育服務；作為一種自考助學機構，學校通過借用相關商業理念吸引生源、降低教育成本、提高考試的通過率；作為本專科層次的民辦大學，它們在讓學生擁有文憑的同時獲取行業職業資格證書。透過民辦本科院校艱辛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感受到民辦院校從招生運作到畢業生就業推廣、從專業與課程設置到學生生活服務、從資金的找尋到資源的管理，無不浸透著競爭與改革的氣息。

但在承認民辦學校原有優勢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其發展也面臨巨大挑戰。盡管獲得本科授予權的民辦學校已經贏得了一定的社會認可度，但在以往競爭中民辦學校更多依靠的是一種戰術管理。面對巨大的潛在生源市場，不夠睿智或缺乏承受風險能力的學校喪失了發展契機；而那些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創辦者，盡管缺少對大學的理性認識，但敏銳地捕捉市場提供的創新機會，果斷地作出決策，征用土地、自建校舍、向銀行貸款、組建專職教師隊伍、迅速擴大招生規模，憑借著一種銳氣，創造了民辦教育發展的奇跡。應該說，沒有規模的急劇擴大就沒有這些民辦本科院校的發展，迅速擴張是中國民辦高校特定歷史時期的一種主動又無奈的選擇。26所民辦本科平均規模是1.78萬人,三年內增加萬人的學校超過一半，甚至有的學校3年內增加兩萬人，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神話。甚至就目前看，民辦本科院校在學費沒有上漲空間的條件下，保持較大的規模仍然是民辦學校的必然選擇。然而，這一神話還能持續多久？規模擴大可以幫助學校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但難以維系學校持續的發展，更不代表學校永恒的繁榮。升本后的民辦大學，競爭對手不再是那些在生存線上掙扎的民辦高等教育機構而是普通高校，已有的強勢未必是新一輪競爭的優勢，甚至原有的很多優勢將逐步消失，如靈活自主招生的權利以及靈活的用人制度等；另外，升本后獲得的統一招生錄取資格也只是形式上為學校保障了生源，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學生的報到率更無法控制流失率。隨著教育競爭的加劇，民辦本科院校需要從滿足于暫時的競爭優勢轉變到關注可持續的競爭力，從非理性擴張走向理性規劃與管理。從同質化競爭到差異化競爭

一所好的大學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獨特的教育理想和追求。創辦以來，民辦大學始終沒有擺脫生存危機，更多的呈現出對市場需求的回應，無暇進行更長遠的規劃，即使有一些規劃也或虛幻或功利，升本后的民辦高校陷入了新的發展誤區。很多院校自覺不自覺地以公辦高校或是重點大學作為追逐目標，一方面高喊著辦職業教育，一方面盲目地模仿精英教育教學模式，引進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增設科研處、爭取碩士學位點等等，然而，與公辦本科院校辦學定位和發展策略的同質化不僅不能給民辦本科院校帶來任何發展契機，相反會喪失學校原有的優勢。

英國學者波爾指出：“只有在多種產品供選擇的條件下，選擇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選擇。可以這樣說，如果所有的學校都提供同樣的服務，那就不會有任何選擇。”美國私立高等教育的繁榮與私立高校多樣化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在美國，既有像鳳凰城大學這樣的盈利性大學，也有相當數量非盈利性四年制的文理學院，還有哈佛、斯坦福大學等研究型大學。如果說私立研究型大學是以其培養人才的卓越和科研領先讓世人注目的話，那么，盈利性的私立院校則是以開放性課程和靈活的教育服務贏得社會青睞，它們同時吸引和服務雇主與學生，通過向雇主們輸送受過最前沿的專業培訓和擁有良好工作技能的高素質員工來與他們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如鳳凰城大學不是培養常青藤大學中的科研精英，而是集中培養社會職業領域實用的專業人才。以本科層次為主的私立院校之所以能夠與學費低廉的州立大學競爭，不是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學術貢獻，而是源于其更實用的專業和更有價值的課程與教學。就四年制私立文理學院而言，不同的學校定位也十分不同。由于規模小、專業設置集中，有的學校是把培養有一定專業基礎動手能力強的技師作為人才培養目標，學生從一入校就開始獲得專業教育，實踐課程堅實，學生對所學專業有很深的理解和感悟；而另外一些學校則把為研究型大學培養專業基礎扎實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作為目標。總之，科研創新不是這些學校所追逐的，提供高質量的本科教學，給每一個優秀學生或普通學生一對一的關注才是它們的教育理想與教育追求。目前，中國民辦本科院校所走的既不是真正的應用型本科教育，也不是專業基礎扎實的學術型本科教育，而是一種畸形化了的所謂理論教育。換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民辦本科院校缺乏獨特的教育理想和正確的辦學定位，導致辦學短期行為；第二，由于學校管理者和教師或退休返聘或正任職于公辦大學，很少真正來自于行業，對固有的教學模式保持著一種高度認同或是強烈慣性，習慣于沿著既定軌跡運行，短期內，這種慣性雖然使組織維持一定的效率，但從長遠看，必定會抑制學校發展。因此，民辦本科院校需要重新審視教育競爭的環境，克服組織障礙，超越暫時需求，更新辦學理念。從外在形象設計到文化內涵的充實

民辦本科院校都十分重視硬件投入，在校園規劃、建筑風格設計上都煞費苦心。創辦者之所以如此關注校園環境建設是因為在教育信息不對稱、學生教育選擇權不充分的背景下，校園建設是影響學生對學校選擇的重要因素。然而，這卻帶來的組織文化內涵建設和提升的忽視。硬件和軟件固然都可以彰顯學校組織文化，但更重要的是學校全體成員共有的一個價值體系。所謂組織文化核心是指“處于一定經濟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組織，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日趨穩定的、獨特的價值觀，以及以此為核心而形成的行為規范、道德準則、群體意識、風俗習慣等”。事實上，盡管企業是一種盈利性組織，但卻十分強調文化的建設，而且，越是成功的企業越關注員工的生存狀態。同一個管理者之所以可以在一家組織取得杰出業績，而在另一家組織不能取得同樣業績，很大程度上與不同組織具有不同的組織文化有關。吉姆·科林斯（JimCollins）在其經典著作《基業常青》中，通過案例對比研究發現，許多基業常青的公司都具有極為鮮明而穩定的共同價值觀。即通過組織成員對組織價值體系和目標的認同從而自覺自律地消除機會主義行為。

不可否認民辦學校在獲取外部資源、規劃校舍、健全學校制度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作為學術性組織機構，更應該重視組織文化內涵的挖掘和建設。哈佛大學三百多年的歷史昭示著幾代“哈佛人”的價值追求，同樣，美國一些以職業教育為特色的高等教育機構，也擁有厚重而持久的文化內涵。民辦學校需要從注重學校外在形象設計轉向從更深層次思考學校的未來，打造學校核心競爭力。

美國經濟學家普拉哈拉德和哈默于1990年在《哈佛商業評論》首次提出核心競爭力概念，他們認為“就短期而言，公司產品的質量和性能決定了公司的競爭力，但長期而言，起決定作用的是造就和增強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根植于組織良好的企業文化，使命、愿景和核心價值觀是企業核心競爭力中最基礎也最具魅力的部分。當組織行為出現疑惑或者沖突時，核心價值觀可以使組織成員主動調整自己，抑制沖突。核心競爭力一經提出，很快從企業管理拓展到非營利性組織的管理。很多學校認識到：現代化校園、低成本規模擴張、兼職教師隊伍、“注水”的就業率無法讓它們再現輝煌，更不能彰顯個性，甚至越來越難以成為其生存與發展的支撐。縱觀中外教育發展史，引領私立大學持續發展的不是資金、不是制度，更不是創辦者的個人魅力，而是一種組織文化和價值追求。學校的精神文化對組織成員行為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只有通過共同的價值追求才能把不同個性和有著不同追求的教師凝聚在一起，才有助于學科、學術職業和院系之間的交匯與協調，也才能真正樹立組織形象、提升組織聲望。為此，民辦本科院校要盡快從家族式經營轉向制度與文化管理，激發組織創新能力。從人事管理到人本管理

與公辦學校相比，民辦高校最大的優勢莫過于其高效率的管理。無論在有形資源配置上還是在人事管理上都呈現出很高的效率。然而，作為一種學術性機構，理性化的管理難免缺乏靈活性，不利于發揮人們的創造性和與學校長期共存的信念。杜拉克說管理之道不在管人和物，而在管理知識。因此在第二代知識管理中，并非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系統，把人套牢擠出知識，而是以人為主軸，讓人來主導知識的經營，形成一個人人愿意奉獻知識的管理系統。美國著名的鋼鐵公司Nucor實施知識管理，所倚重的不是資本，也不是信息科技，而是一套鼓勵員工不斷創造價值的制度。馬立蘭大學的Gupta教授稱之組織生態。即由人直接控管與操作的社會環境。人力資源是每一個組織最關鍵的競爭性資源，學校是傳播知識和培養人才的地方，需要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營造以人為本的制度環境。

民辦本科院校創業成功與教職工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與公辦學校相比，民辦高校專職教師更加關注學校的發展，特別是創辦之初，因規模小，加之創辦者自身的人格魅力，教職工之間彼此協作意識很強，工作盡職盡責。隨著學校快速擴張，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組織管理部門與和各種崗位的激增，校長、董事長直接管理監督教職員工被科層架構所取代。在這一過程中，學校內部管理似乎規范化了，考核目標也得到量化，但管理收益卻沒有隨著目標的精確化而提高，教師們越來越對組織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組織中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一種惰性，教師滋生出一種職業倦怠。很多教師盡管也欽佩創辦者的辦學魄力，但在他們潛意識中揮之不去的是學校是創辦者賺錢的機器；而在創辦者看來，教師是打工者，是為了薪水而來。因此，薪酬被作為調節和改善教師工作態度的唯一杠桿。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固然有教師個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學校沒有讓教師感受個人的價值，更沒有使其獲得成功體驗，教課只是他們謀生的一種手段而沒有成為一份事業，教師們缺少激情與創新精神。

從理論上說，只要支付給教師基本可以滿意的酬勞，教師就應該努力工作，并產生令人滿意的績效。但隨著教師對環境的熟悉和自身素質的逐漸提高，情況就會變化，這種假設所產生的作用依然存在，但其所占的比重會逐漸降低，有數據表明，薪金待遇在所產生的績效中所占的比重不足50%。塞基歐萬尼指出“對于教師來說，更大的動機需要是，能感受到職業上的自我價值、勝任和尊重；越來越被人們認為是有成績的人，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是有影響的專業人員，今后成為有機會發揮更大能力的有發展前途的人”。成就、認可、工作本身、責任感、發展的可能性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激勵因素。

對于民辦本科院校來說，從人事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轉軌，不僅意味著強調管理中人相對于物的優先重要性，更重要的是重視對人本身價值的挖掘，提升教師學術和精神的追求。為此，首先要尊重與關注教師，讓其煥發出激情；其次，重視對教師潛能的挖掘，賦予其充分的權利；第三，改進薪酬激勵制度。管理的目標不應是教師完成工作量的多少，而是個人價值的實現程度和對學生需求的滿足。第四，完善競爭機制。自由與約束是不可分割的，既要讓教師有其廣闊的發展空間，又要讓他們在不斷競爭中攀登更高的目標。

總之，如果說民辦教育的整體發展取決于良好的制度環境，那么，民辦學校自身競爭優勢的獲得則首先決定于它對市場的適應，民辦本科院校核心競爭力的打造取決于對大學理性的認識和教師精神境界的提升，需要他們在適應中有所超越。

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2006教育部青年專項課題項目《民辦本科院校競爭優勢及其形成機制研究》的部分成果，課題編號為EIA060219。

http://baike.baidu.com/view/2568461.htm?f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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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推動地方本科高校發展轉型勢在必行

推動地方本科高校發展轉型勢在必行

8月31日上午，在2013年暑期我校工作研討會上，福建工程學院黨委書記吳仁華應邀蒞校作題為《推動地方本科高校發展轉型勢在必行》的專題報告。

吳仁華書記在報告中，分析了推動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向應用技術大學類院校轉型的緊迫性，闡述了地方高校轉型需要明確的四個基本觀念，以及工程學院在這方面的思考和實踐。校黨委書記潘玉騰指出，吳仁華書記的報告既是一場高端的政策解讀，也是一次深入的實踐指導，對我們進一步了解高等教育發展形勢、了解國家政策，推動學校轉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現將報告內容摘選如下：

2013年6月28日，教育部在天津召開中國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與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研究中心成立大會，正式啟動了“應用技術大學改革試點戰略研究”項目。

一、推動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向應用技術大學類院校轉型的緊迫性

1、產業升級對培養高素質應用型技術人才的迫切要求

伴隨技術革命對生產力格局和生產方式變革的急速推動，我國進入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許多企業開始經歷從低端制造到中高端制造的轉型，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比如在石油、電力行業，數字化、自動化裝備的引進和使用，使得生產操作一線對技能型基礎工種的需求量激增；在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一帶，機器人“入侵”制造業，很多企業面臨機器人生產研發、維修等工程人員的難求之苦。

因此，適應產業升級培養高素質的應用型技術人才，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發展提出的迫切要求。

2、高等教育大眾化帶來人才供求關系的逆轉

隨著高等教育從精英化到大眾化，再到即將進入普及化階段，人才供求態勢發生逆轉，2011年至2020年，大學每年畢業700萬人，進入白領崗位的比例繼續降至55%左右，也就是說，比例接近一半的大學畢業生需到“灰領”、“藍領”崗位就業。據教育部對2012年畢業生就業率統計排名的結果是，第一“985”高校，第二高職院校，第三“211”大學，第四獨立學院，第五科研院所，第六地方普通高校。

為什么會出現結構性失業？

社會進步需要越來越多具有實用技能的高技術人才和熟練專業人才，需要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做知識技能型的工人、農民和第三產業從業者。然而，中國高等教育現有的人才培養結構變化與此背向而行。

一些院校特別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定位模糊、辦學同質化；加之辦學經費與條件所限，大量舉辦文科類、管理類學科，造成人才培養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脫節，培養的學生缺乏核心競爭力，既造成大學生就業結構性矛盾日漸突出，又造成產業轉型升級瓶頸難以突破。

因此，對高等學校加強分類指導、分類改革，引導地方新建院校轉型為應用技術大學是優化高等教育結構布局和建設工業強國的迫切需要。

應用技術類型本科院校，是培養高層次應用技術人才，融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于一體的新型大學。目前，對于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認識還有不一致，政府對于轉型發展的支持政策體系還沒有形成。因此，建設應用技術大學，在當前還迫切需要加強戰略發展層面和具體推進層面的研究。

二、建設應用技術大學需要明確的幾個觀念 1．應用技術大學的發展要遵循大學的本質

大學主要有四大功能，即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文化傳承與創新。以應用技術大學為轉型目標，同樣是要實行高標準、高要求，通過引進高端人才，加強與高水平企業合作、建設高水平雙師型師資、引入先進實訓技術裝備、構建先進辦學體制和人才培養模式等，來不斷提升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的層次和水平。

2、應用技術大學并非高職高專的延伸

我們要清晰地認識，高職高專與應用技術大學擁有自身特定的歷史使命和服務面向。應用技術大學不是高職高專的延伸或升級，兩者各有側重、各司其職、互為補充，滿足社會對不同發展方向、不同層次定位人才的需求，不可相互取代，更難以簡單跨越。

應用技術大學定位在本科層次上，強調用開放的視野和先進的理念辦學治校，以學科建設帶動師資隊伍建設、學科專業調整、實驗室建設、科學研究、服務社會等各方面工作，促進教育教學質量的提高和人才培養水平的提升，其人才培養以知識運用為重點，培養目標是具有一定的應用性技術創新能力。除了人才培養外，應用技術大學還要成為支撐產業升級和技術積累的重要戰略平臺。

3、應用技術大學必須同樣要重視科學研究

衡量應用技術大學的水平，是以技術積累創新和服務產業實際貢獻為價值基準，因此，科學研究對應用技術大學水平的提升同樣至關重要，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在人才培養上，應用技術大學強調解決實際問題，著力培養產業結構需要的實際應用型人才。在科學研究上，應用技術大學更關注“腳下”，積極創造新的技術、新的方法，圍繞服務企業增強技術能力，著力于推動生產管理一線的技術進步及區域產業升級，同時努力在開展產業發展關鍵核心技術和共性技術的研發及產業化方面發揮自身作用。

建設高水平應用技術大學，要建立起更為有效的推進科學研究的激勵機制，鼓勵教師將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與教學過程相融合，將科學的思想方法、治學態度和創新精神向教學轉化，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訊息向學生傳輸，帶領學生到地方企業和行業真實的工作環境中去錘煉。

4、應用技術大學更強調關注區域內群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 應用技術大學強調的是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緊密結合，要求培養的人才更加符合區域產業發展的要求，對于校企合作開展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于校企合作開展技術創新特別是重大技術創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堅持爭取國家項目不放松的同時，加大力度推進與企業、與地方的深度合作。一般意義上，應用技術大學類院校是教學型大學。圍繞技術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不斷提升應用型人才培養質量，是這類大學的最本質任務。就業率高，就業質量好，是這類大學好壞的最重要標志。

要面向全體學生，認真審視現有專業的社會適應性，對于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專業要下決心調整或者重新思考專業建設方向，對受到社會和企業歡迎的專業要切實建設好，嚴格控制專業數量，著力保證每個專業的教育質量都能達到較高水平，深入推進已經確定的教育教學改革項目開展起來并努力取得實效，把“以生為本”的理念落實到學生教育質量的提高上。

圍繞建設高水平應用技術大學，要堅持推進學科分類發展，進一步集中資源，將具有一定優勢和已經呈現一定潛力的學科建設得更強更好；要大力推進學生因材施教，通過加強科技創新活動、強化優秀學生參與科研、調動專業教師指導優秀學生積極性等多種方式，創造鼓勵優秀學生脫穎而出的良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