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案例分析論文：我國刑事案件證人保護制度的完善

以案說法課堂論文

流浪的證人

——我國刑事案件證人保護制度的完善

【摘要】：在我國,現行法律對證人的保護缺乏預防性措施，保護立法上的不足，保護方法上側重于事后保護，只有在證人被打擊報復或者因為作證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后，才能啟動法律的救濟程序。對證人的預防性保護措施不力，導致證人的作證環境越來越惡劣，潛在的證人不敢或不愿出庭作證。而我國司法改革致力于控辯式的庭審模式，引進交叉詢問制度和直接言詞原則，保障被告的質證權。證人不出庭作證導致控辯式的庭審模式無法實現。因此,在我國建立,健全證人保護制度不僅重要而且刻不容緩。

【案例簡介】案例一：2008年9月11日，淮河晨刊第十八版轉載中國青年報《舉報人因信息遭泄露被迫全家流亡》的文章：2006年，在浙江寧波市做小生意的肖敬明為一起殺人案作證，辦案民警承諾為他保密。開庭時，因法院要求實名舉證，導致信息泄露。之后，肖敬明一家遭到犯罪嫌疑人親屬和朋友的恐嚇報復，不得不東躲西藏，四處流亡，女兒因此輟學。當記者采訪時，他后悔不已：“假如時光能夠倒流，我決不會再做這樣的蠢事，可惜世上沒有后悔藥啊！”。

案例二：山東日照市東莞鎮大池莊村民胡秀娟作證證明本村村民劉桂安強奸(未遂)，劉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釋放回村后，劉就揚言報復胡秀娟:“不是你作證，我怎么會坐牢!我早晚要收拾你!”。胡秀娟和丈夫分別找過村干部和派出所尋求幫助。但面對劉的威脅，村干部和派出所也無濟于事，最后胡秀娟和8歲的兒子被殺。當公安人員調查現場的證人時，目擊證人因為怕報復，都拒絕作證。有的村民說“俺就是看見了，也不告訴你們，因為他(劉桂安)要是不死，俺就得死。”

[關鍵詞]:證人保護 制度缺陷 制度構想

證人證言是司法活動中使用最早也是最為普遍的證據之一。在當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證人作證對于保證案件事實的認定和程序的公正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司法實踐中證人不作證的現象非常多。造成證人拒絕作證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促使證人履行好義務 如何才能保障證人的權利 如何使中國的證人制度擺脫目前的困境和尷尬 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需要我們在訴訟理論上對證人制度的理論基礎進行重新思考。

一、我國刑事訴訟中證人保護的現狀

從我國目前證人保護的現狀來看，侵害證人、打擊報復證人事件屢見不鮮。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國發生的對證人、舉報人報復致殘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現在的每年2000多件。

在我國法律法規對于證人保護的規定散見于憲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憲法》第41條第二款規定:“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檢舉活動,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刑事訴訟法》第49 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應依法追究其責任,不構成刑事處罰的,應依法給予其治安管理處罰。” 該法第43條強調,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察人員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刑法》第307條第一款“妨害作證罪”和第308條“打擊報復證人罪”都做出了相關規定。此外,《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2條也規定了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處罰方式和力度。與實體相比,訴訟法的規定相對詳細。該法第56,第57條規定,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擾證人作證。第85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應保障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如果不愿公開自己姓名和報案,控告,舉報的行為,應當為他保守秘密。《民事訴訟法》第102條也有類似的規定。

上述法律條款構成了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從程序法到實體法的規范體系。確定了證人保護的范圍,保護主體,保護內容,處罰措施。但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證人保護制度還存在比較明顯的缺陷。

二、設立證人保護制度的重要性

設立證人保護制度,是我國司法制度實現公正,文明,高效目標的必然選擇。證人保護制度的完善既是證人自身安全保障的需要,也是國家規定證人作證義務的邏輯結果,更是公民憲法權利得到保障的具體體現。它對于維護證人的合法權益,促進證人出庭作證,有效地發現和打擊犯罪,進而維護司法權威實現刑事訴訟的良性運行具有重要意義。證人保護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存在對證人的恐嚇,傷害行為,這種行為使證人面臨現實的和潛在的各種威脅,它嚴重影響著刑事司法的正常運作。因此,只有對恐嚇證人的特點加以具體研究,才能有針對性地采取防范措施,使證人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證人保護制度的價值意義體現在以下方面:

（1）證人保護制度對于促進證人作證,進而提高刑事指控的成功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證人保護是維護證人合法權利的必然要求。證人參加刑事訴訟,并不是因為與訴訟有利益關系,而是與法院形成一種法律關系。在履行義務后,法院也應該履行對證人保護義務。

（2）證人保護是對打擊報復證人行為的一種遏制,是防止證人在刑事訴訟中受到傷害的必要手段。

（3）證人作證是履行對國家的義務,作證法律關系是證人和法院之間的關系,法律理應保護證人的安全。證人保護制度的目的在于維護作證證人的基本權利,促進證人制度良性循環。

三、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缺陷

在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證人不出庭作證的現象十分普遍。肖敬明的遭遇映射的是當下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尷尬。

1、規定過于原則性,缺乏切實可行的保護措施。刑訴法僅規定公檢法三機關應當保護證人及其親屬的安全,但對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哪個機關執行,采取何種措施等等真正關系到證人安全的細節都沒有做出規定。那么在實踐中,如果證人向三機關提出保護申請,又應該如何執行呢 沒有法律的明確規定,勢必會造成三機關對責任的相互推諉,指責,從而使證人的安全無法得到切實的保障。

2、側重于事后懲罰,缺乏對證人安全的保障。刑法中規定的妨害證人作證罪和打擊報復證人罪,均是建立在證人的人身,財產等各項合法權利遭受侵害的基礎上的。如果證人的安全在被侵犯之前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卻僅僅在遭受侵害后去懲罰行為人,這對于證人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如果證人作證,被告人被判處的刑罰遠遠大于打擊報復證人被定罪所判處的刑罰;而證人不作證,被告人會被從輕處罰甚至是不受刑罰處罰,這樣的情況會使被告人權衡利弊,其很可能會威脅證人及其親屬的人身安全。“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真正的保護措施應該在侵害事實沒有發生之前實施。

3、缺乏對被害人及證人親屬的安全保護。根據刑訴法規定,作為當事人的被害人不屬于證人。但實踐表明,被害人由于了解案件真實情況,經常成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恐嚇的對象。同時,刑訴法中規定對證人及其親屬實施保護,但在刑法的罪名中卻沒有提及證人的親屬,二者的規定不一致,且程序法中的規定沒有具體實施措施的規定,如此一來,當證人的親屬因證人出庭作證遭受報復侵害時,常常得不到救濟。

4、缺乏對證人財產利益的保護。證人出庭作證,不僅僅是人身安全可能存在隱患,其財產利益也會遭受損失。如證人出庭會影響正常工作,花費交通費,食宿費等額外費用。

四、完善我國證人保護制度構想

為了保障證人的合法權益,為了促進證人作證,實現刑事訴訟的良性運行,完善證人保護制度勢在必行。借鑒國外和地區關于證人保護制度基礎上,立足我國現實情況,合理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證人保護制度勢在必行。下面就完善我國證人保護制度提出以下幾點構想:

(1)設置專門證人保護機構,明確職責。我國目前證人保護任務賦予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極易造成分工不明,責任不清,相互推諉的現象。證人保護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方面的積極配合,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協調機構,證人保護工作就不可能迅速,有效地開展

(2)擴大證人保護對象及范圍。證人的保護的范圍不宜過窄,不僅保護證人本人而且

應當包括其近親屬;但也宜過寬,保護范圍過寬會加大我國司法活動成本上升,加重證人保護制度所承載的社會負擔。因此,應充分考慮我國的國情,適當地界定證人保護的對象和范圍。第一證人保護的對象可限定在證人及其近親屬和與其有密切關系的人,具體包括配偶,直系血親,二等內旁系血親和姻親,與證人訂有婚約或者在身份或生活上與證人有密切利害關系的其他人。此外,對于告發,檢舉者,即使沒有在以后的程序中成為證人但如果確有保護必要的,也可以與證人享受同等的保護。第二證人保護的范圍不僅限于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同樣應包括名譽權和財產權。

(3)證人保護啟動程序條件和要求。證人保護,采取以證人申請為主,證人保護委員會主動介入為輔的啟動程序。證人無論從何種渠道得知其權利可能或已經受到侵害,可以向證人權利保護委員會申請啟動保護程序,保護委員會經過審查,并根據案件實際情況,決定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一般性的保護措施由證人權利保護委員會決定,通知相關部門執行。特殊的保護措施,應經過證人權利保護委員會負責人研究決定,以將有限的資源用到必要的保護上。證人及其近親屬提出證人保護申請,應以書面方式提出,內容包括證人姓名,住址,作證案由,作證事項,請求保護理由,請求保護方式等,緊急情況下也可以先行口頭提出,事后補交書面申請。

(4)確立“直接言詞”原則。“直接言詞原則是目前許多國家的刑事訴訟原則之一。它的基本要求是:法庭審判必須以直接言詞方式進行,法官,檢察官必須在法庭上親自聽取被告人,證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陳述,案件事實和證據必須由控辯雙方辨認,質證,書面的證言不能作為法庭采納的證據。”①因此, 我國有必要借鑒國外的”直接言詞“原則, 把證人出庭作證并接受控辯雙方質證作為一項硬性規定。

(5)完善保護手段和措施。證人保護制度應當貫穿于整個刑事程序中,無論是在偵查,起訴和審判階段,直至案件完結之后,證人保護制度都在運行。具體的保護手段和措施直接關系到證人保護的效果。根據涉及案件性質和保護證人的需要,可以將保護措施分為一般保護措施以及特殊保護措施。比如對證人采取保護性隔離措施、建立證人回訪制度、申請特殊保護措施等等。

五、結語

證人的保護制度完善與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證人出庭率的高低;證人出庭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又決定著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審判方式改革能否成功,進而決定著司法公正。證人保護制度,在我國從無到有,從不完善到完善,將會遇到很多困難。但是,為了保證證人的安全,消除作證的顧慮,以便使證人能順利地配合司法機關的訴訟活動,訴訟法中有關證人出庭作證的規定得以順利實施,更為了司法公正,我們必須建立切實可行的證人人身安全保障制度和經濟利益補償制度。我國訴訟法的修改必須注意到這一點,從而適應于我國的司法需要。讓我們期待我國證人保護制度逐步走向規范和完善。

①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反思與構建 [期刊論文]-河北法學2006(6)

參考文獻：

[1] 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反思與構建 [期刊論文]-河北法學2006(6)

[2] 匡青松。”攻守結合"證人作證制度的立法設計與制度安排;求索;2008年08期

[3] 完善我國的證人保護制度——以各國立法經驗之比較借鑒為視角-法制與社會2009(2)

第二篇：淺談我國證人保護制度

淺談我國證人出庭保護制度

——法律文秘081張亞琴

摘要：證人證言是司法實踐中最常用的證據之一，尤其在刑事訴訟中，它對于案件的查明往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據調查，我國刑事案件庭審時證人到庭率為5 ～7 %，有些地方甚至只有2%。現我國對證人權利保障法律條文原則化，可操作性不強，對證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保護措施也缺乏銜接性，致使證人拒證現象愈演愈烈，讓正義所負載的成本過高。因此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證人安全保護制度，實現刑事訴訟的良性運行勢在必行。

關鍵詞：證人出庭保護制度——制度缺陷——制度構想

一、證人保護制度的意義

（一）、證人出庭在庭審中的重要性

1、有利于發現實體真實

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應以事實為依據，但是查清案件事實并非是一件易事，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揭露和證實犯罪是一個對過去的事實作回溯證明的艱難過程”。[1]crulf)但是任何刑事案件都是在社會上發生的，犯罪分子總是隱藏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犯罪事實和犯罪分子往往會被人民群眾所感知，這就是證人提供證言的客觀根據，也是公安司法人員借以查清案件事實的重要手段。證人陳述的情況多為證人親自看到或者聽到的，也有些是別人看到后轉告他的。應該說在大多情況下，證人以親自看到或聽到的情況作證要比公安機關通過偵查、推理、判斷形成的結論更容易接近于事實，特別是在證人出庭作證的情況下，法官和陪審團不僅可以聽其言詞而且可以觀其表情，有利于判斷證人證言的可信度。

2、有利于實現審判公正公開原則

我國刑訴法修改以后，檢察機關在起訴時可以不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材料和提供所有證據，而只移送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即可，也不用在庭審前將其收集的證據向辯護方展示；因此剝奪了被告人與證人、鑒定人質證的權利和機會。法官往往也會疏忽有利于被告人一面的證據。不能全面掌握案件事實。這樣，控辯雙方處于一種極不均衡、平等的地位，所以，辯護方迫切需要證人出庭作證，通過控辯雙方面對面訊問、質證，分析判斷證人證言和相關證據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同時可以對證人的感知能力、精神狀態、心理狀態等進行質疑，揭示控訴證據的矛盾，從而降低、否定控方證據的證明力，以彌補辯護方閱卷和調查取證方面的不足，也有利于法官對證人證言和其他證據作出更加全面、客觀的判斷、認定，使法官能公正斷案，正確定罪量刑，保證審判的公正。

審判公開原則是我國民主與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它包括審判結果公開和審判過程公開，既要對當事人等訴訟主體公開，也要對社會公眾公開。這一原則必然要求對一切證據的審查過程予以公開。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一方面，證人當庭作證，將證人的證詞置于旁聽群眾監督之下，通過控辯雙方的質問，法官對證據是否有效，依法當庭加以確認，并可當庭認證，能增加案件審理的透明度，增強司法工作人員的工作作風，提高司法工作人員執法水平和駕馭庭審活動的能力。另一方面，證人出庭作證，可以提高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和守法觀念，擴大社會效果，有利于提高人民群眾與犯罪行為作斗爭的積極性，從而減少犯罪和預防犯罪。

（二）、證人出庭需要保護的意義

1、證人保護制度保護了證人的人身安全，促進證人作證

證人參加刑事訴訟，并不是因為與訴訟有利益關系，而是與法院形成一種法律關系。在履行義務后，法院也應該履行對證人保護義務。丹寧勛爵曾言：“沒有一種法律制度有正當理由能強迫證人作證，而在發現證人作證受到侵害時又拒絕給予援助，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來保護證人是法庭的職責。否則整個法律訴訟就會一錢不值。”“假如案件一結束，證人就要受到那些不喜歡他作證的人的報復，那么還能指望證人自由地和坦率地提供他們應當提供的證言嗎？”所以大部分的證人只有在其人身安全與合法權益受到保護的前提下才會愿意出庭作證進而提高刑事指控的成功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證人保護制度維護了作證證人的基本權利，促進證人制度良性循環。

證人保護制度遏制了打擊報復證人行為，防止證人在刑事訴訟中受到傷害。且證人作證是履行對國家的義務，作證法律關系是證人和法院之間的關系，法律理應保護證人的人身安全與財產安全。

二、國外證人保護制度

由于證人受到打擊報復的嚴峻形勢，20世紀以來，如何保護證人一直以來都是各國刑事司法系統的重要任務。考察一下世界主要法治國家在此方面的立法，就不難發現，他們在規定證人出庭作證是證人的一項義務的同時，也為證人提供了完善的保護機制。

（一）、美國

《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在一切審理中，證人證言應于公開法庭上以口頭提供，但國會通過的法律或本規則、《聯邦證據規則》或最高法院通過的其它規則另有規定者除外”。根據上面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證人有時候也不愿出庭，但是法院發出的傳喚書是具有強制力的，所以證人不出庭將會受到法律的懲治。同時為了確保證人能夠安心的出庭，美國建立了證人保護制度。其于1970年制定了《有組織犯罪控制法》，其中規定了 “證人保護計劃”(WitnessProtectionProgram，簡稱WWP)，其中規定了“證人保護計劃”，以保護證人及其親人之安全；1982年通過了《被害人、證人保護法》，通過建立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對證人提供保護。它是最早以制定法的形式保護證人的國家。

（二）、德國

為了保護證人的安全，德國在1998年前有關證人的保護規定散見于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及警察法中，德國《刑事訴訟法》第68條規定：“如果告訴住所則證人、其他人員將受危險之虞的，可以許可證人不回答住所問題，而是告訴他的就業、公務地點或者其他一個可以傳喚的地址。在審判中，如果公開了證人的身份、住所或居所則對證人或其他人員的生命、身體或者自由造成危險之虞時，審判長可以許可證人不對個人情況問題做出回答或者只是告訴以前的身份。可以確定證人身份的文件要存放在檢察院保管。只有當危險消除時，才能將他們納入案件檔案。”第247條規定：“在審理期間，被告人在場可能對證人的心理造成損害的，可以命令被告人退出法庭。”

三、我國證人出庭保護的現狀與缺陷

（一）、立法方面

1、立法對證人出庭作證的矛盾態度

其一是保護主體過于籠統，沒有明確責任。《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均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相提并論，沒有具體分工到位。“大家負責”成為“無人負責”，這種指派責任的方式或導致資源浪費，或造成相互推諉。其二是在證人保護范圍上不同法律立法還存在矛盾，作為實體法的《刑法》保護僅限于證人本人，《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保護范圍是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這兩者之間沒有很好地銜接起來，也使得作為刑事法的《刑法》和作為行政法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相脫節。這必然會使那些對證人近親屬打擊報復的行為逃

脫應有的懲罰，或者懲罰力度不夠。此外，現行法律過于注重對人身安全的保護，卻忽視對財產、名譽、心理方面的保護，這也是一個漏洞。其三保護手段和措施有限，主要限于對證人遭受打擊報復后的事后補救，缺乏預防性保護。

2、立法中缺乏對證人拒絕出庭作證時的應對措施

我國法律將證人到庭作證規定為法定義務，但對證人不履行作證義務的法律后果卻缺少相應的規定，缺乏強制手段和制裁措施。因此，即使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作了證，但如果證人明確表示不愿出庭作證，控辯方及法院均難以強制其到庭作證，使國家法律和人民法院的權威均受到極大影響。

3、立法中證人保護制度的嚴重缺陷

（二）、司法機關自身

1、片面追求效率

對于公訴人來說，證人的缺席就會導致被訴方的辯護律師無法與其質證，進而影響整個審判的格局和案件的進展，增加公訴方勝訴的概率。故公訴人為減輕工作難度而對證人出庭作證持消極態度。而對于法院，證人出庭必然會增加案件審判的難度，而且對于雙方的交叉詢問，需要法官有較高的法律能力，這無疑就對法官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有的法官為了圖省事和追求訴訟效率，也傾向與讓證人不出庭或少出庭。

2、重實體輕程序

司法工作人員深諳證人不愿出庭的原因，但是在具體的司法操作過程中，這些認識似乎沒有產生任何的作用。我國的司法實踐表明，由于證人普遍不愿出庭，一般都采取簡易程序或認罪速決程序，這些程序一定程度上無需證人出庭作證。但是簡易程序適用范圍本來就狹窄，而本應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沒有適用，反而適用普通程序審理之。在我國“被告人認罪的案件比率較高，但是按普通程序審理的認罪案件占50％左右，認‘罪快速程序’只能處理大約5％的刑事案件，占被告人認罪案件的極少部分。所以，這種避輕就重，用普通程序審理簡易程序案件的做法豈不與我國證人不愿出庭的現實相矛盾?豈不加重了解決我國證人出庭問題的難度?

所以，一個運作良好的證人保護制度對我國法制建設來說十分重要。

四、完善證人保護制度的構想

證人安全問題在訴訟中普遍存在，尤其在刑事訴訟中，由于大多數案件的被告人都是基于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被訴，其結果將關系到重大人身利益甚至生命，被告人對不利于已的證人實施報復行為的可能性比民事訴訟更大，特別是在控方證人的證言不利于被告人的時候，極易引發被告人對證人的仇恨，從而對證人進行一些非理性的行為。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一個行為的決定過程同時也是利益的選擇過程。證人是否作證、是否出庭作證，通常會從作證行為帶來的后果和作證對案件可能造成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權衡，作出相應的價值判斷。一方面是對人身安全的需求，一方面是對司法正義的要求，對二者而言，有多少人能做到舍生取義呢？因此在強調證人作證義務的同時，也應保障證人的安全，尤其是證人及家人的人身、財產安全，這樣證人才能放心地作證。為了保障證人的合法權益，為了促進證人作證，實現刑事訴訟的良性運行，完善證人保護制度勢在必行。下面擬就完善我國證人保護制度提出初步構想。

（一）、確立證人權利保障制度

1、證人有獲得經濟補償的權利

法律應當明確規定證人有獲得經濟補償的權利和補償的具體程序，并保證其依法執行。如因作證所需要的交通費、住宿費、誤工費等國家都有義務支出。

2、證人因作證將受或已受到的所害，國家應給與不同程度的保護

國家應制定專門的有關證人保護方面的法律，明確規定證人及其近親屬在遇到何種危險時可以申請何種程度的保護。如當證人遇到難以排除的現實的即時的危險時，可以要求證人保護機關立即給予貼身保護；存在嚴重的長期的威脅證人安全的情況時，證人保護機關應當為證人提供變更身份、異地安排住所等保障措施。同時應當單獨設立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

（二）、確立完善的配套監督制度，提高司法機關重視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 再好的法律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執行力，也必將是一紙空文。證人出庭率不會因為完備的法律而突然提高，它需要司法機關在司法活動中，認真履行職責，努力提高刑事證人出庭率。

參考文獻：[1]歐 園：刑事證人出庭作證問題思考[J]，法制與社會，2010.3；

[2]韋 靜：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作證法律問題的思考[J]，法制與經濟，2007（7）；

[3]湯金云：淺議刑事訴訟中的證人證言與證人出庭作證[N], 六盤水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10；

[4]何金鵬：刑事證人出庭作證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分析[N]，阿廣捂電丈雩季報，2008.5.20

第三篇：證人保護制度

申論模板: 證人保護制度

一、現狀，問題：尋找證人難，找到證人他們出庭作證更難，有這樣一個數字： 10%，據

統計，目前我國給類訴訟案件中證人出庭作證率不超過10%，在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作證，對于打擊犯罪、保障人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證人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必然引起證人作證特別是出庭作證率下降，而證人作證率下降，必然使大量的案件流產，庭審書面化、形式化，最終不利于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破壞了社會秩序和損害了公共利益。

二、原因：

1.證人受傳統落后的思想影響，主觀上不愿出庭作證。

2.執法人員執法水平不高，沒有充分認識到證人出庭作證的重要性。

3.現行立法不能滿足證人保護需要：立法簡單分散，保護范圍狹窄，保護措施不具體，保護手段匱乏。

三、政策：

1.加強群眾思想教育及法律教育。

2.改變執法人員固有觀念，使其充分理解證人作證的重要性以及證人保護的重要性。

3.完善證人保護的立法。

四、措施：

1.加強法制宣傳，從思想上改變人們對出庭作證的錯誤看法。增強公民的法制觀念，增

強公民的正義感。消除他們舊的世俗顧慮，真正地使公民成為正義的、理性的現代法制公民。

2.加強執法人員的素質教育，提高他們的法律專業水平。

3.健全法律制度。

1、完善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的制度。

2、完善證人出庭作證的費用補償制度。

3、完善證人的保護制度。

4、完善證人家屬和親友的保護制度。

五、論文：

一、證人保護亟待制度跟進

我國沒有專門的證人保護立法，僅有的幾條證人保護的規定散見于《刑法》、《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中，體系分散、內容狹窄、操作性不強，遠遠不能適應保護證人的需要。司法實踐中證人因自己切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而不愿作證、證人受到侵害的現象非常突出。

一、證人在訴訟中的作用至關重要。

無論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在訴訟中，證人所提供的證據都是被應用得最為廣泛、最為普遍的一種證據。在有些案件中，證人甚至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關鍵。英國的丹寧勛爵指出，“每個法院都必須依靠證人，證人應當自由地、無所顧忌地作證，這對執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美國甚至有“沒有證人就沒有訴訟”的說法。另外，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我國的訴訟模式從傳統的糾問式轉向對抗式，而證人出庭作證，接受控辯雙方的盤問是對抗式訴訟模式的要求，證人在訴訟中所起到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二、證人保護形式嚴峻。

法治國家都非常重視證人保護制度。美國、英國、德國等許多國家都設立了相應的證人保護制度，對證人的保護措施向前延伸，而我國社會普遍存在著過分強調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國家價值、社會價值的現象，反映在法律上就是對個人的利益及價值缺乏應有的立法與司法層面上的重視和保護。具體到我國的訴訟法，在規定證人義務與權利方面是不銜接的，僅規定證人的作證義務，而缺乏相應的權利保障。實踐中打擊報復證人的現象屢見不鮮，證人害怕自身利益遭受損失而拒絕作證的現象突出，據統計我國證人出庭作證率不到10%。完善我國的證人保護制度，是司法實踐的需要和要求，勢在必行。

三、現行立法不能滿足證人保護需要。

1、立法簡單分散。我國沒有專門的證人保護立法，僅在刑訴法第49條、民訴法第102條、刑法第308條籠統性地規定了證人保護的內容，對證人的保護范圍、保護程度、保護手段、保護程序等諸多方面均未規定。

2、保護范圍狹窄。（1）缺乏對證人作證的經濟補償規定。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內容不僅應包括人身權利的保護，而且還應包括對財產權利的保護。證人因出庭作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失，如誤工費、交通費、住宿費等，對此，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有關規定均未明確是否應當補償、由誰來負責補償又如何補償。最高法院頒布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第54條在證人補償制度方面邁出了積極的一步。但是，一方面這僅僅是司法解釋，證人補償制度尚未以國家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另一方面，這樣的證人補償制度也是很不完善的，證人作證費用如何支付以及補償原則等問題都未涉及。而在許多國家都規定了證人作證的經濟補償制度。如德國有專門的《證人、鑒定人補償法》，美、日、英、法等國也有證人領取作證經濟補償的規定。（2）對證人人身權利的保護不完備。刑事訴訟法將保護主體擴展到證人的近親屬，但刑法的規定卻僅限于證人自身，將證人的近親屬排除在外。（3）缺乏對證人財產權利的保護規定。損害證人人身權利的，我國法律雖然規定的很簡單，但畢竟已有所規定，而對損害證人財產權利的行為如何處理，法律卻缺乏明確具體的規定。

3、保護措施不具體。我國法律雖然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但沒有具體的保護措施、沒有專職的保護人員和行之有效的機制，對證人的保護只停留在事后保護、人身保護、口號式保護范圍內，側重于事后對傷害證人的行為實施懲罰，忽視了對證人事先預防性的保護。

4、保護手段匱乏。我國司法部門的證人保護手段基本上是空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但具體要怎樣保障？如何實施？并沒有什么具體手段。反觀英美等國的證人保護，有為證人改姓易名、遷移住所、實行人身24小時全程監護等諸多手段。

由此可見，制定證人保護法已經是刻不容緩了。我們認為，證人保護立法在體例上應具體明確以下幾點：

1、保護范圍。保護主體應當包括證人及其近親屬。保護的內容應當包括證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

2、保護方式。在必要范圍內為證人及其相關人員的情況保密；為證人及其相關人員變換身份并幫助他們移居到其它安全的地區定居；對證人及其相關人員就業的保障措施；對證人作證的經濟補償，考慮我國實際情況，對證人出庭補償費的范圍不可規定過大，可限定在交通費、住宿費、誤工費、必要生活費等直接損失范圍內，并明確規定補償標準。政府撥出專項經費用于經濟補償。同時規定，證人作證期間，其工作單位不得因此扣發證人的工資及其它正常收入。及時制止并懲罰任何打擊報復證人的行為等等。

3、保護機構。初步設想是在公安部內設立證人保護司，負責證人保護的國內協調工作和對外交涉工作；各省、直轄市、自治區設立派出機構，負責證人保護的具體工作，可在機構內設立不同的部門，分別主管對請求保護申請的審查、保護的實施、接受證人的申訴和控告等等。證人保護派出機構直接歸屬公安部領導，在執行保護的過程中，任何機關、團體、組織和個人有義務協助，對保護不予協助、配合或者進行妨礙者，予以懲處。

4、保護程序。首先，由證人及其相關人員提出申請或者辯護律師、偵查機關、檢察機

關、法院等代其提出申請，證人保護派出機構審查后，決定是否對其實施保護、保護的方式和等級、保護的期限等等。在執行保護時，由證人保護官員會同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或者法院成立個案的證人保護小組，并由證人保護官員指導證人保護小組的工作。如果對證人實施保護的條件不復存在或者證人主動要求解除保護，則可以由證人保護派出機構決定解除對證人的保護。

5、法律責任

一是刑事責任。將刑法第308條擴展為：“侵害證人及其近親屬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是民事責任。對尚不構成犯罪的，但已實施終了的侵害證人及其近親屬合法權益的行為，應當根據情節輕重予以民事法律制裁。

三是行政責任。主要是在訴訟開始之前及訴訟終結之后，對加害人尚未構成犯罪的行為進行治安處罰。

6、建立免證制度。我們既要強調公民的作證義務，又要重視公民有正當理由可拒絕作證的權利。要求證人作證，是為了實現司法的公正。但在強迫作證會損害另一種法律保護的利益時，根據利益權衡原則，法律可以賦予有關主體拒絕作證的權利。主要有三種情況： 一是公務特權。根據法律的明確規定，公職人員有權利也有義務拒絕某些可以導致泄露國家秘密的作證。二是職業特權。醫師、律師、宗教人員、會計師等專業人員，因業務知悉他人秘密的，有權拒絕作證。三是個人特權。即公民享有“不自證其罪”的權利，因此，如作證可能導致個人罪責，該公民可以援引這一特權拒絕作證。同時，對行使拒證權應作出公共利益需要例外的規定。

二、證人保護亟待制度跟進

一、證人不出庭作證的原因

（一）、證人受傳統落后的思想影響，主觀上不愿出庭作證。自古以來，百姓進衙門都被人們認為是不好的事，同時，“家丑不可外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更是影響甚深。有些人法律意識不強，認為作證就是在人家背后下“黑手”，不是光明正大行為，會被人恥笑。而有些人則缺少正義感，“不關己事，高高掛起”，總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怕給自己帶來不便，得不償失，很少考慮到被害人的感受。同時，證人也害怕出庭作證會遭到打擊和報復，給家人帶來不安全。處于以上原因，證人主觀上都不愿出庭作證，甚至不愿作證。

（二）、執法人員執法水平不高，沒有充分認識到證人出庭作證的重要性。目前很多的執法工作人員沒有認識到證人出庭作證的重要性，認為證人證言的書面材料和證人出庭作證的法律效力都是一樣的，在讓證人出庭作證就是多此一舉，浪費時間了。所以，他們在工作中，往往只要求有證人證言備錄在案，開庭是卻不要求證人到庭出庭作證。法庭質證階段時，質證工作也只是走走過場、走形式。即使被告人和其辯護人對證人證言提出疑義時，也不聞不問，這不但損害了被告方的合法訴訟權利，同時也挫傷了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感，他們更加不愿意出庭作證了。

（三）、法律對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相關規定不健全，這是最關鍵的原因，也是前兩條原因的原因。法制上不健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我過目前缺乏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的措施。法律上雖然明文規定證人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是對于拒絕出庭作證的證人卻缺乏相應的法律后果的規定。相反卻為其找解脫。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29條：“當事人提供的證人在人民法院通知的開庭日期，沒有正當理由拒不出庭的，由提供該證人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就是一個例子。證人出庭作證既然是一項法定義務，如果證人拒絕出庭作證就理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是，由于缺少懲罰措施的規定，作證義務成了一紙空文。同時，法律規定，對于證人只能是通過通知方式傳喚到庭，而不能拘傳到庭。所以，在實踐中，執法工作人員對不出庭作證的證人也無計可施，就算采用違法行為將其帶到法庭，不說本身違法，就是證人也會有抵抗情緒，不配合庭審工作。

2、我國缺乏對證人補償制度的規定。我國一直以來都沒有對證人應出庭作證而遭到的損失進行補償的規定，這與我國一直倡導“集體主義”思想為主喲很大的關系。在這種思潮之下，證人出庭作證是他應對國家無條件履行的一種義務，因此，即使個人利益受到一定的損失，也是其分內之事，因為刑事訴訟的目的是為了打擊犯罪，保護國家和集體的利益，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體利益。每個公民都應該自覺同犯罪行為作斗爭，應當自覺出庭作證而不索取任何回報。但是，這種思想在現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情況下是不必須要改變的。現在的人都是有著強烈經濟觀念的“經濟人”，如果出庭作證只能給自己帶來損失而不能得到任何補償和回報，許多人都是不會干的。而現在，很多證人都是在上班時間出庭作證，他們不但要自己承擔交通費、住宿費、誤工費等損失，而且可能會應為沒有上班而受到工作單位的處分，甚至有可能失去工作。對于這些，法律都沒有規定應該得到賠償。雖然，有些法院按照誰舉證，睡負擔的原則要求訴訟當事人來補償證人的損失，但是又沒有強制規定，結果，有形的損失都得不到補償，更不用說無形的損失了。這些都導致了證人不愿冒險出庭作證。

3、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規定極其不完善。首先，法沒有規定預防性的保護制度。《訴訟法》對證人的人身權利保障方面做了規定，但是側重的是事后的保護。但是，證人在事前就潛在在危機。雖然，證人的身份在庭審之前是保密的，但也有可能被他人所知，這時，證人就會面臨巨大的生命財產安全問題。其次，沒有明確保護證人的具體責任人。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但由于缺乏具體而規范的保護措施，在實踐中，互相推委，不肯承擔保護責任，結果證人實質上還是沒有人來保護。從而證人因害怕打擊報復而不愿、不敢出庭作證。再次，對于證人的家人和近親屬缺少效的保護。很多時候，執法者只保護證人，而沒有有效地保護好證人的家屬，致使證人在出庭作證是有很多的顧慮，也不愿出庭作證。

以上原因導致了證人不愿、不敢出庭作證，致使我國的訴訟活動陷入困境之中。證人不出庭作證嚴重影響到了打擊犯罪，維護被害人權益的工作，長此以往，必不利于社會的穩定發展。

二、解決的措施

1、加強法制宣傳，從思想上改變人們對出庭作證的錯誤看法。加強對公民的法制教育，特別是在農村，要全面貫徹普法教育工作。從而增強公民的法制觀念，增強公民的正義感。消除他們舊的世俗顧慮，真正地使公民成為正義的、理性的現代法制公民。

2、加強執法人員的素質教育，提高他們的法律專業水平。對司法部門的內部進行改革，可以規定，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不但要確保證人的證言記錄在案，而且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一定要證人出庭作證；而法院在開庭審理案件的時候，如果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證人沒有出庭作證，那就應該當庭作出裁定，裁定該證人證言沒有法律效力。

3、健全法律制度。

首先，要完善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的制度。法律不但要規定證人有義務出庭作證，而且，對于那些沒有正當理由而拒絕出庭作證的證人可以采取強制措施拘傳其到庭作證。如果證人任拒絕并反抗作證，可以依照情節對其進行罰款，情節嚴重的還可以采取拘留以懲戒之。

其次，要完善證人出庭作證的費用補償制度。證人因出庭作證而損失的交通費、住宿費、誤工費都要補償，除了這些，證人因出庭作證而遭到打擊報復而形成的損失也要補償。一定時候，還應該給證人一定的報酬，以刺激證人出庭作證的主動性、積極性。除了這些可以看的見得有形損失要補償，那些看不見的無形的損失也要補償，如期待利益，當然，這一部分不

好把握，但還是應該合理地適當作以補償。至于，這些補償有誰來承擔，我人為“誰舉證，誰承擔”的原則很合理。因為，舉證者是利益得到者，理應有他承擔，并且必須承擔。再次，要完善證人的保護制度。這是證人客觀充分地提供證據，自覺履行出庭作證義務，及時懲罰犯罪分子的重要條件。保護工作要從偵查工作一開始就要開始進行。現在的立法只是側重事后保護，這會給證人帶來很大的安全隱患。所以，保護工作要從一開始就進行，一直到證人死亡為止，以防遭到犯罪分子的打擊報復。對于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更是要作好證人的保護工作。必要時，可以讓證人更名換姓，改變住的地方，甚至還要派專門的偵查人員進行貼身保護。

最后，還要完善證人家屬和親友的保護制度。保護證人致關重要，保護證人的家屬和親友也十分重要。只有這樣，證人才能沒有顧慮的出庭作證。所以，凡對于證人的家人和親友有打擊、報復、威脅以及其他違法行為的，都要從嚴處理。情節嚴重的一定要追究其刑事責任。

三、結束語

雖然，現在我國的證人不出庭作證現象很嚴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阻礙了我國法治社會建設的進程。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們全社會一起努力，深入開展法制宣傳工作，健全我們的法律制度，在將來，這種現象一定能夠杜絕。

三、證人保護亟待制度跟進

車禍現場無人作證、圍觀群眾無人援手、經濟糾紛不肯作證，諸多現象表明：證人舉證困難。認真分析證人舉證困難的原因，我們不難發現，怕被打擊報復是證人不敢作證的一個重要原因。有效的解決證人保護問題，科學合理的構建證人保護制度，成為我們打好“證人舉證困難”攻堅戰，重塑社會新風尚，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舉措。

目前，我國的證人保護工作尚處于初期探索階段，各種制度、體系尚不完善。資料顯示，04年8月，深圳市安寶區人民檢察院開始啟動證人保護制度，這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尚屬首創。此次證人保護制度將保護分為3個階段，即偵查中保護、起訴中保護和起訴后保護，同時對特例個體實施24小時貼身保護。但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06年3月，當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報道了李文娟舉報國稅違規違紀的事件后，李全家受到了全天24小時的監視。24小時的貼身保護，24小時的全天監視，鮮明的數字對比讓我們切實感受到：證人保護亟需制度跟進，證人保護制度亟需完善。

證人保護制度的完善，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我們政府、司法部門統一思想、高度重視、綜合協調、真抓實干，需要法律學者和社會各界人士認真思索、細心求證、創新思路、轉變觀念，需要廣大公民積極配合、積極參與。只有這樣，才能推進證人保護制度的全方位發展。證人保護制度的完善，要將預防性保護和防打擊性保護相結合。證人舉證困難的原因之一是證人害怕打擊報復。因此，有效的實施預防性保護和防打擊報復措施將解決證人的后顧之憂。這需要我們司法部門加大對證人階段保護的研究力度，積極借鑒國外先進的證人保護模式，重點加大事前對當事人人身、財產、名譽等的保護，認真做好證人信息保密工作，發現侵害時，司法機關要立即介入，及時保障證人安全。

證人保護制度的完善，要將立法保障與制度保障相結合。立法機構要在認真調研的基礎上，完善《刑法》中相關證人權利保障，明確界定證人的權利及行政、司法部門的職責權限；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出臺相關專門證人保護法律。行政、司法部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摸索，借鑒國外的證人保護制度的優點，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證人保護制度，以制度地形式將證人保護保護工作推向前進。

證人保護制度的完善，要將保護制度與打擊犯罪體系相結合。行政、司法部門要在充分保護

證人權利的基礎上，及時偵破各種案件，加大對犯罪分子、打擊報復者的處罰力度，對打擊報復者依法處罰直至追究刑事責任。

證人保護制度的完善，要將保護制度與表彰工作相結合。證人保護是一種行政的被動行為，即行政方被動的去保護證人安全，從而達到鼓勵證人舉證的作用。我們要在證人保護的基礎上，主動地表彰一些見義勇為的集體和個人，以正面激勵的形式鼓勵更多的人站出來弘揚社會正義，營造一種“奉法者強”的社會環境。

打擊與防護并舉，保護與表彰并重，系統性的證人保護制度將會使我們的證人保護工作更加完善。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們以社會主義的榮辱觀引導廣大群眾、以科學的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我們的證人保護工作一定會趨于完善，我們的行政、司法工作一定會開創新的局面。

第四篇：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摘要：證人證言是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證據種類之一。由于本身所具有較強的中立性、客觀性及不可替代性，且較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更為生動、具體、形象，對案件事實真相揭露得更為深入，在刑事訴訟中頗為重視。但我國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作證的卻少之又少，大多以控辯雙方宣讀證人證言的形式參與法庭質證，這大大降低了證人證言的可信度和證明力，不利于查明事實和真相。導致該現象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國缺乏系統的證人保護制度，現規定過于籠統無法達到保護證人的作用。因此，如何加強和完善證人保護制度業已成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中有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證人保護證人保護制度

一、我國有關證人保護制度的立法現狀

我國法律規定，“凡是知道案件真實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基于該法律條款，我國法律制訂了相關的證人保護的制度。《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責任 不構成刑事責任的,依法給與治安管理處罰。第56條、第57條規定,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其次,我國《刑法》第307條規定了妨害作證罪,以暴力、威脅、誘買等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條規定了打擊報復證人罪,對證人進行打擊報復的,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2011年8月24日至26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初次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了對證人出庭保障措施的內容。第61條（草案第23條）規定：“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采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

（一）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

（四）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證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司法機關提出予以保護的申請。”第62條（草案第24條）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及誤工損失，應當給予補助。對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克扣或者變相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另外，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0條也規定了對證人打擊報復的處罰方式。

二、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缺陷

同國外法治國家的證人保護機制相比，我國的證人保護機制還存在一些缺陷，總體上來說就是關于證人保護的立法過于原則、籠統，可操作性差。僅僅依靠上述的籠統規定，但卻沒有指定保護的責任機關、保護程序，依照先行法律及相關規定很難達到保護證人的理想效果。具體來說存在以下缺陷：

（一）證人保護機構分散，權責不明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雖然規定了三個保護主體，但卻規定得過于籠統，沒有明確規定在偵查、起訴及審判等各個訴訟階段三個主體對證人保護的職責。導致在證人保護問題上大多情況下協調配合不到位，不能及時有效的保護好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此外，在這種權責不明的情況下，容易造成三個司法機關之間的相互推脫。

（二）證人保護范圍立法上的不協調

我國《刑法》第307、308條只規定了對證人進行打擊報復的行為施以刑罰，而對證人的近親屬或者與之有密切關系的人沒有相關的保護規定。盡管《刑事訴訟法》第49條將證人及其近親屬都納入保護范圍，但仍導致法院在作出對針對證人近親屬所進行的打擊報復行為進行處罰的決定時，找不到實體法上的依據。

（三）證人保護制度的操作性不強

我國《刑事訴訟法》僅規定了應該保護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但至于如何保護、能夠采取哪些具體的措施或手段來保護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卻沒有了任何的規定或解釋說明。且刑法規定的對證人打擊報復可追究刑事責任這種原則性的條款，卻沒有明確對何種形式及程度的打擊報復行為應給予何種處罰。當證人或其近親屬被騷擾的程度未達到犯罪的程度時，該對其如何進行處置，司法機關難以作出認定。從上述觀點上看，我國證人保護的相關立法存在過于原則化、籠統，可操作性不強。

（四）沒有將事前保護和事后保護相結合我國法律關于證人保護的相關規定都沒有體現對證人的事前保護，僅有的保護性規定只在證人已然受到打擊報復的情況下才能適用，缺乏預防性的保護措施。

（五）未明確對證人經濟補償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勢必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除了造成工資等損失外, 還要花費交通費、食宿費、通訊費等,根據權利義務對等原則，這些費用和物質利益損失應得到合理補償。盡管我國最新的修正案(草案)對證人的經濟補償作出了規定,但是對于補償的標準支付主體以及方式和程序等并未明確,有待完善。

三、對完善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建議

（一）明確證人保護機構

只有設立專門機構才能，明確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這三大司法機關之間的職責與權限，這樣才能實現三者之間的合理分工，實現司法資源的最大化的利用，繼而能夠更好的保護證人。與此同時，亦可避免三部門都管都不管的尷尬。

（二）明確證人保護的對象和范圍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人保護的對象是證人及其近親屬，而我國刑法卻之規定了對證人本人的保護，兩者保護范圍的不一致。對于這種實體法與程序法在范圍上的分歧，理應消除。此外，我國法律應在證人保護對象的范圍上加以修改與限制，尋求一個合理的限度，讓司法資源的配置與證人的保護達到一種相對合適的狀態。具體范圍增加包括一下兩個方面：

1、我國證人保護范圍應為“證人及其近親屬和有限的與其關系相當密切的人，因為如果只保護證人本人，與證人有著密切關系的人也可能成為報復泄憤的對象。

2、我國現行法律主要保護證人的人身安全，而忽略了證人的財產方面的權利，這點我國法律應該補充。

（三）立法明確證人保護的手段

我國司法部門的證人保護手段的空白使得我國相關的證人保護規定成為了一紙空文，僅有的證人保護原則性的規定難以得到好的貫徹實施。按照相關的法律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但具體要怎樣保障, 如何實隨身保護并沒有什么具體措施,反觀以上各國和地區,如：英國對證人的保護主要包括對證人身份進行保密、變更證人住所和身份、派專人對證人進行保護、以及采取隱蔽作證方式進行作證。美國證人保護手段主要包括：隱藏身份、安置住所和變更身份、人身保護、作證手段變更保護。德國訴訟法保護證人方法主要有：審判不公開、保密身份、變更作證方式、律師幫助等。我們應當結合我國實際,借鑒外國證人保護的相關規定，在必要范圍內做好證人及其相關人員的保密、變換身份并幫助他們移居和就業保障等工作。

（四）預防性保護和事后保護結合發生侵害證人事件后對犯罪者進行懲罰固然重要, 但是這對證人而言已經意義不大了, 應注重證人的預防性保護，這樣才能真正減少證人的恐懼感。即應改變以前強調事后保護的狀態，建立健全事前預防性保護措施，主動避免證人被侵害，并且建立對證人的立體保護措施。“防治結合、以防為主”，主動出擊，將危害結果遏制在萌芽階段，以防止給證人的合法權利造成實際損害。從國外立法發展經驗來看，設立危險報告制度不失為一項有效的措施。對于可能受到現實威脅的證人, 有權將其所面臨的危險通知保護機關, 要求后者采取適當的預防方法，以應對隨時突發狀況。

（五）明確對證人的經濟補償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定會花費時間和精力，這些物質和利益損失理應得到合理補償。盡管我國2011年8月24日至26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初次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了對證人出庭經濟補償的內容，但是對于補償的標準支付主體以及方式和程序等并未明確,仍有待做出進一步的調整和完善。

四、對“證人保護”問題的思索

傳統的證人保護研究認為，造成證人保護不力的原因主要包括：立法過于原則、立法缺乏明確的保護階段和保護措施、司法實踐中重視事后保護而缺乏事前預防、經濟補償的缺失。①但僅僅制定一部證人保護法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完善的不只是立法，還有更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陳瑞華教授將證人保護的客體抽象為證人的社會安全和法律安全，前者涉及的是一般意義上的證人保護（一般是指由于違法、犯罪對證人人身、財產甚至生命等權益所造成的侵害），這種保護主要通過政府機構的“積極作為”來加以實現；后者則是特殊意義的證人保護（通常是指由官方，如追訴機關，通過發動拘留、逮捕、羈押、起訴等刑事追訴行為而侵害證人的合法權益）。陳教授深刻分析了刑事訴訟中證人可能遭受（主要是追訴方）侵害的主要原因，并對司法實踐中“檢警機構抓證人”、錯案追究對追訴者態度的影響等問題作出了較為客觀的實證分析，進而提出了一種應對思路：（證人）法律安全的保護只能通過加強對法院、檢察機構和警察機構權力的限制來解決，要防止對證人的任意追訴，避免有關追究偽證罪的活動演變成為赤裸裸的職業報復。“但所有這一切，僅僅靠刑事訴訟法本身的修改或者刑事證據規則的制定，是根本無法實現的。證人法律安全的保護，以及禁止對證人隨意實施刑事追訴問題，只能通過大規模的司法改革才有可能得到解決”。②

司法實踐中，證人作證的環境要比我們想象中復雜得多，證人遭受打擊報復比比皆是、證人遭到控方惡意追訴也經常有發生，有的甚至在成為證人之前便遭遇不測。種種原因，致使證人保護問題便成了一個相當嚴峻卻又遲遲無法有效解決的司法難題。

參考文獻：

【1】何家弘,張衛平.外國證據法選譯[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2】吳丹紅.證人保護制度探析[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3

【3】何家弘.刑事訴訟證據法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①參見肖進成：《建立我國刑事證人保護制度的思考》，《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唐亮、朱利江：《美國證人保護制度及其啟示》，《人民檢察》2001年第12期.②參見陳瑞華：《法治視野下的證人保護問題》，http：／／review．jcrb．com／zyw／n425／ca315103．htm，2009—9—1.

第五篇：淺析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

淺析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

論文摘要 社會調查制度通過調查未成年人的個性特征、一貫表現、成長經歷等現實情況，分析其走向犯罪道路的各種因素，考察其人身危險性，并進而尋求對未成年罪犯的最有利于其回歸社會的處理方式。在我國健全與完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對減少刑事司法程序對未成人的負面影響，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論文關鍵詞 未成年人 社會調查 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長、能否在違法犯罪后獲得有效矯正，不僅關系到個人前途榮辱，更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民族的興旺發達。未成年人由于心智發育尚不健全，更易被不良環境和社會習氣所影響，從而引發違法犯罪問題；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其心智也更具有可塑性，便于通過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回歸社會。在刑事訴訟中，對犯罪未成年人的改造、教育、保護更應該細致、完善，在法治發展歷程中，刑事訴訟中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以下簡稱社會調查制度）由于在維護刑事訴訟中未成年人權益、對其進行科學改造過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漸獲得理論和實務界的廣泛認可，社會調查已成為保護未成年人相關機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已在法治發達國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廣泛應用。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概念

（一）含義

社會調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中，通過走訪，深入了解未成年罪犯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誘使其犯罪的主客觀因素，在必要時，還可以通過心理矯治對未成年罪犯進行心理引導和心理測試，以期對未成年罪犯的品格和成長、改造環境做出科學的分析，使公、檢、法機關能夠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對犯罪未成年人選擇恰當的處理方式。

（二）社會調查的內容

社會調查報告并非越完備越好，限于社會調查員的精力和調查的必要性，社會調查并非要對未成年人的一切成長環節都做非常詳細調查，社會調查的重點，應當是：對未成年罪犯犯罪產生重大影響的各種因素；未成年罪犯的個性特點及矯治現實可能性；未成年再社會化的條件，包括：（1）身心狀況。如健康狀態、心理發育、智力程度等。案發前的身份和社會經濟地位，如是否為學生，有無輟學、流浪等情況。（2）性格及不良習性。包括個人性格、興趣愛好、社會交往等情況。特別要考察有無小偷小摸、迷戀網絡游戲、酗酒、打架、欺壓他人等不良嗜好，閱讀不良讀物、瀏覽不健康網站等。（3）學校表現或工作表現。包括在校學習、表現情況，學校教育管理是否得體，學校周邊環境。如已參加工作，則重點考察其工作期間工作表現、同事之間人際關系、工廠附近環境秩序等。（4）家庭成員構成，父母是否健在，家庭關系和睦與否，家庭是否完整。（5）居住地社會環境及鄰里關系，如鄰里關系正常與否、鄰里評價等。

社會調查制度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已經試行多年，各地司法機關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工作，新刑事訴訟法 中也第一次對這一制度予以明確規定，在隨后出

臺的相關司法解釋中對其給予了進一步細化。但作為一項訴訟制度，新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社會調查制度的規定仍有不完善之處。制度制定如何，直接影響其司法實踐的效果，制度的缺失之處必然影響其規范社會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對社會調查制度進行探討，明細問題所在，提出完善建議。

二、我國社會調查制度的缺陷

在我國由于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簡單，社會調查制度并不完備，其中存在的問題，總結如下：

（一）社會調查制度設置不合理

我國刑事訴訟法將社會調查作為一項可選擇程序規定，這極有可能造成在司法實踐中，各地司法機關不愿花費人力物力進行社會調查，有多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會進行社會調查是一大問題。在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前各地進行的試點中，調查模式各不相同，調查員的選定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調查報告的質量難以實現調查制度設計的初衷。

（二）異地調查缺失

進行社會調查的試點地區，針對的對象都是具有本地戶籍的未成年人被告人，而在戶籍不在犯罪地的未成年被告人，鮮有開展相關調查。例如北京市法院每年審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外地戶籍的未成年人已經占到未成年被告人總數的75%左右，但對外地戶籍未成年罪犯的調查工作除海淀區人民法院以外，基本未開展。公平正義是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標之一，由于社會調查報告可能成為對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的重要輔助資料，因而這一現狀將會間接產生對本地戶籍和外地戶籍未成年罪犯在逮捕、量刑方面的不平衡。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日益引起民眾廣泛關注的情況下，異地調查制度的缺失難免引起民眾對未成年司法公正的正確認識。

（三）調查員業余化

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將可以進行社會調查的主體規定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共青團、婦聯等單位和團體，調查主體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在各地的社會調查試點中，各地進行試點的司法機關結合自身實際進行了不同的摸索，調查主體比較混亂，如律師、學生志愿者、教師、公益機構、青少年保護委員會、專職的社會調查員在各地的社會調查中都發揮著作用。除專設社會調查員外，其他社會組織的成員自身法律素養如何難以保證，調查能力也因人而異，且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無法全身心投入到社會調查中。社會調查工作內容多、條件辛苦，這要求調查員應具有較高的自身修養，除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識外，還應具備一定的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經驗、掌握統計調查所需的基本能力。現階段，我國社會調查主體還難以達到這樣的要求。亟需建立高素質的調查員隊伍，實現調查主體的職業化、專業化。

三、我國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

（一）明確社會調查為必經程序

現階段，將社會調查規定為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的必經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訴訟成本，降低訴訟效率，但與順利改造犯罪未成年人相比，這樣的代價是

值得的，現有人力物力財力能夠承受這樣的“額外負擔”。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啟動社會調查由案件承辦人或承辦機關決定，這不利于對未成年罪犯的平等保護。而許多國家將社會調查作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處理的必經性前置程序，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全面考察未成年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和幫教條件。因此，建議將社會調查制度確立為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的必經程序，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訴訟保護程序，全面維護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

（二）社會調查主體專業化

在我國社會調查主體呈現多元化的特點。這樣規定雖有利于社會調查的開展，但是缺陷亦很明顯：一方面，控辯雙方基于各自訴訟職能，各自進行的調查難免有失偏頗，難以保證客觀和全面；另一方面，委托其他社會團體調查，雖可避免上述立場問題，但社會團體成員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職責，社會調查只能是在不影響其本職工作的前提下進行，難以全身心投入調查工作，勢必影響調查工作的全面開展，且調查人員的法律素養、調查能力、調查積極性都無法得到可靠保證。調查工作難以做到專業、精準，調查報告難以保證客觀性。基于此，可借鑒國外社會調查員專職化的經驗，在法院內部，獨立于審判法官，設立專職社會調查員。社會調查員實行和法官一樣的選撥、任免制度，并且定期進行專業技能提升培訓，不斷提高調查員的社會調查能力。

（三）規范社會調查程序

社會調查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為處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參考，讓不必進入刑事審判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通過其他途徑得以處理，如撤銷案件、不起訴、暫緩起訴。為了充分發揮社會調查的這一功能，應將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提前到偵查階段，在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同時，應通知法院指派調查員進行調查，社會調查和偵查同步進行，各有側重。調查員將調查報告及時提交偵查機關，以便及時準確判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以決定是否提請逮捕、是否起訴、是否暫緩起訴、量刑時參考等。

社會調查員接到調查任務后，應當立即著手進行調查。如果通過實地調查難以判斷犯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險性或人格特性的，可以采用心理測試、精神鑒定等方法進行測試，并結合實地調查資料，制作出嚴謹的社會調查報告。此外，在建立外地戶籍未成年犯罪人的社會調查過程中，可采用委托犯罪未成年人戶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法院來進行異地調查工作的方式，既節約調查成本又可提高調查質量。

日本《少年法》規定，在調查、審判的全過程，法官要與調查官保持充分的聯絡，借此監督調查活動的不當之處，保障法律正當程序的要求。為了保證社會調查報告的真實性，節約調查力量，調查員的調查活動應接受檢察院的監督，如果調查員存在失職、瀆職等行為時，檢察機關應及時給予指導、糾正，構成違法犯罪的應及時給予相應的紀律或刑事處分。對調查員，應當參照刑事訴訟法，實行回避制度，以保證調查報告的真實性。

（四）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使用

調查報告的目的在于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習性，因此，應在不泄露未成年人個人隱私和相關信息的前提下，提供相應的查閱、復制服務，方便律師、監護人采取有效的手段維護未成年人的利益，便于社區矯正機構、監獄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習性，以實施有針對性的改造。如披露的信息不利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則不應予以披露。

調查報告制作者出庭接受質詢。調查員出庭時間可確定在法庭調查之后、法庭辯論之前，在這個階段調查報告的內容不會影響法庭調查的正常進行，同時也方便后面的法庭辯論中控辯雙引用調查報告內容支持己方觀點。在庭審中，調查員出庭宣讀報告時的身份我國法律并未明確規定，有學者認為，在庭審中應當將社會調查員看作是獨立的、特殊的訴訟參與人，在訴訟中獨立于控辯雙方之外，以其獨立的地位參與訴訟，行使自己的權利。在我國，應為調查員出席庭審設置相應席位，該席位可參考蘭考縣法院做法，將其置于證人席旁。此外，對調查報告的采用，應當在刑事判決書中寫明，在判決書中寫明調查報告的相關內容不會對未成年人產生不利影響，反而有利于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有利于使未成年人感受到社會的關愛，有利于社會公眾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可以參考青島市法院的做法，在判決文書中，在審理查明的指控事實之后，單獨一段書寫通過社會調查查明的未成年被告人個人情況，重點分析被告人人格情況和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