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證人證言論文：我國刑事法庭證人作證的問題與完善

證人證言論文：我國刑事法庭證人作證的問題與完善

【中文摘要】證人證言是指知道案件真相的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向辦案人員所作的有關案件部分或全部事實真相的陳述。證人證言的內容包括能夠用以查清案件真相的一切事實,與案件無關的事實不能作為證人證言的內容。證人證言是一種言詞證據,一方面它能夠系統全面地證明案件事實,而且其證據源不易消失;另一方面,法律對作為言詞證據的證言筆錄的收集、保全、審查和運用明確規定一套操作規范。就證人的法律資格而言,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明確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此外,在我國當事人不是證人,證人也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單位。就證人證言的法律效力而言,我國刑事訴訟法要求證人出庭作證的同時卻給提交證言筆錄敞開大門,致使實務中證言筆錄在審判中大行其道。我國目前的證人證言制度在實務中存在以下主要問題,第一,證人出庭率低,證言筆錄替代當庭證言的現象普遍化;第二法官對證言筆錄的證據能力持開放的態度;第三,證言筆錄的證明力異常的高;第四,證人證言的證據能力附屬化;第五,偵查人員在實踐中普遍不出庭。兩大法系的傳聞證據規則和直接言詞原則提供兩種不同的規制模式,但都要求證人出庭接受詢問質證。我們的改革方案應在借鑒的基礎上,著力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明確證人出庭及其例外情形;第二,建立健全證人出庭保障制度;第三,適當探索強制證人出庭制度;第四,完善抗辯式

審判方式改革的配套措施。

【關鍵詞】證人證言 證人資格 傳聞證據規則 直接言辭原則 司法改革

【目錄】我國刑事法庭證人作證的問題與完善4-58-139-1

1引言7-8

摘要

第一章 一起貪污案件引起的反思

二、案例的評析和反思第二章 我國目前關于證人證言的二、證

一、案例簡介8-9

三、小結

11-1

3法律制度13-18人的法律資格14-16

一、證人證言的證據屬性13-1

4三、證人證言的法律效力16-18

18-2

5第三章 我國證人證言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證人出庭率

二、法官對證

低，證言筆錄替代當庭證言的現象普遍化18-19言筆錄的證據能力持開放的態度19-21異常的高21-2

2三、證言筆錄的證明力

四、證人證言的證據能力附屬化22-2

3第四章 兩大法系調整證人證

五、偵查人員不出庭作證23-25言規則的不同模式25-27

31一、英美法系的傳聞證據規則

三、傳聞證

二、大陸法系的直接言詞原則27-28

據規則和直接言詞原則的比較28-31言制度的可行方案

二、目前最新的改革33-38

結論

31-3832-3338-39

第五章 完善我國證人證

一、學者們的不同方案31-

32三、證人證言制度的具體完善措施參考文獻

39-40

第二篇：證人證言的效力問題

證人證言的效力問題

實務中我們常說“違紀處理難”，無非是說在很多情況下單位不能找到有力的證據證明單位的主張，于是很多單位試圖找本單位的員工作為證人，用以證明相關事實的存在。那么證人證言的效力到底應該怎么認定呢？證人證言不同于書證與物證，具有一定的主觀性，為此一般來講，證人需要出庭作證，并對作證的內容承擔法律責任，比如公法中刑訴就要求證人需要當庭接受公訴人或被告人的質證才能作為定案的證據。但是在私法領域如勞動法，如果證人不能出庭作證，應該出示本人的身份證復印件，以及寫成筆錄的證言簽字（蓋章）也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當然如果仲裁庭一定要求證人出庭作證否則不予采信證言也是具有合理性的。

以上我們只分析了證人證言本身的效力，那么對于證人的范圍而言則有不同的認定。如單位在發生爭議以后愿意找自己單位的員工出具證言，應該說此時不管員工能否出庭作證，被采納的幾率都非常小甚至不予采納，尤其是在沒有其他實際證據支撐的時候就更難實現作證的根本目的。因為作證員工大多數還在職，與單位存在有一定的厲害關系，很可能因為受脅迫或者被誘導而出具有利于單位不利于員工的不實證言，為此，仲裁庭或法院對于只有員工證言的問題一般不予采納。

我們提醒HR注意，收集證據不能“討巧”，認為最簡潔的方式往往是最不可靠的，還是應該注意平時的管理，加強證據意識，因為只有客觀存在的事實證據才能最具有說服力。

第三篇：證人證言效力問題的研究

證人證言效力問題的研究

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是世界各國訴訟證據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民訴法也把證人證言作為七大證據之一，證人作證對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實以及保證程序公正與透明都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對證人的交叉詢問將成為法庭審理最重要的一環，因而無論從實現實體公正還是程序正義來說，證人證言都有著不可取代的現實意義，證人出庭作證是審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但在審判實踐中因為證人證言具有不穩定性的特點，審判人員對證人證言效力的確認問題上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特別是案件中的單一證言，且又是影響案件定性的單一證言的認定上更是無從下手，以至于影響到當事人的權益保護，影響到法院的公正裁判，雖然我國的法律對證人證言的效力認定作了一些相關的規定，最新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證人出庭作證作了一些比較具體的規定，但只是從證人的資格、作證的程序等方面做出了相應的規定，應如何對證人證言的效力的認定未做出明確的規定，僅有第七十八條“人民法院認定證人證言，可以通過對證人的智力狀況、品質、知識、經驗、法律意識和專業技能等的綜合分析作出判斷”，但該規定不具體，審判人員在審判實踐中難以把握，靈活性較大，特別是針對我國現在的法官的業務水普遍較低、廣大人民法律意識淡薄的實際狀況，法官很難依照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第七十八條的規定對證人證言的真實性作出準確的判斷，以至于法官只能根據自己的法律知識、社會經驗、審判實踐、知識結構進行認定，甚至會出現依照自己的意愿隨意地認定的現象，為個別法官營造了腐敗的溫床，影響了法院的公正形象。

證人證言作為向人民法院所作的能夠證明案件情況的陳述，其具有不穩定性的特點，是一種最易受客觀環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識以及各種人為因素影響的非常復雜的訴訟證據，其真偽性較其他證據難以鑒別，所以，人民法院對證人證言進行審核及其效力確認時，不但要審查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合法性，及與本案的關聯性，還要對證人的資格、證人作證的程序、與當事人有無利害關系、證人的智力狀況、品質、知識、經驗、法律意識和專業技能、證人的表達能力、證人作證的表情等方面綜合審查判斷。

一、證人作證程序的審查判斷

（一）證人應出庭作證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十五條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并接受當時的質詢……..”，依照該條的規定一般情況下證人應當出庭作證，這是證人出庭作證的原則性規定，同時民訴法第七十七條又規定了證人不能出庭作證的特殊情況，民訴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證人出庭作證確有困難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五十六條又對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情況作了具體的規定，即

1、年邁體弱或行動不便無法出庭的；

2、特殊崗位確實無法離開的；

3、路途特別遙遠，交通不便難以出庭的；

4、應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無法出庭的；

5、其他無法出庭的特殊情況。而提交書面證言只是證人確有特殊事由無法到庭的情況下采取的補救措施，是法律規定的一種例外，對當事人提交書面證言的情況必須嚴格掌握，必須符合“確有困難”“經人民法院允許”這兩個前提條件，不然會造成證人有條件出庭作證而依據該規定提交書面證言的局面，從而使證人證言的真偽性難以判斷，造成裁判不公的局面，影響法院的公信度。若當事人提交的書面證言不能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該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合法性就難以確認，人民法院應以該證人證言的作證程序不符合法律規定為由不予采信。對證人出庭作出的證言和符合“確有困難”“經人民法院允許”這兩個條件當事人提交的書面證言在審查判斷其證明力時應區別對待，證人出庭作證的證言的證明力高于當事人提交的書面證言的證明力，因為當事人提交的書面證言所證明的事實必然受到客觀環境及人為因素的影響，或者是出現對己有利的事實寫的多而細，對己不利的少些甚至不寫，從而不能客觀全面地反映事實情況，影響公正審判。既使當事人提交的書面證言同時具備“確有困難”“經人民法院允許”這兩個條件，在庭審中亦應當有其他證據予以佐證，且證據之間不相互矛盾，否則該書面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除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第五十六條規定的幾種特殊情況外，還應注意以下幾種情形：

1、當事人雙方對證詞無異議，一致同意證人可以不出庭的；

2、已經死亡的證人留下的親筆證言；

3、在開庭審理期間患嚴重疾病或行動極為不便的。但是，對確有必要到庭作證的證人，如其在短期內可以康復的，應暫緩開庭，待其痊愈或者可以到庭后再開庭審理，但須提交醫院有關證人病情的證明；

4、喪失了記憶的證人在失憶前所留下的親筆證言；

5、在開庭時已出行遠方的證人，如到國外學習、工作，短期內不可能返回，或者通訊地址不詳，無法傳喚的證人。對于這類證人應區別對待，不能因為證人不能出庭，而造成案件長期不能審結，造成當事人的訴累，應以具體情況限定舉證時限，逾期舉證的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時為了促使證人客觀反映案件事實，確保法院公正裁判，根據我國的國情和文化傳統，可以采用寫保證書或當庭宣誓的形式進行宣誓。因為證人作證不是一種任意行為，它是一種法律行為，這也就決定了它必然應當遵循一定的法律規范和程序規則。即要求證人在出庭作證時向法庭保證絕不作偽證或作虛假陳述，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這從形式上考驗了證人、設臵了一道防止證人作偽的防線，并且有助于嚴肅法庭的秩序，維護法律的權威。

（二）證人出庭作證的時間性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十四條規定“當事人申請證人出庭作證，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十日內提出，并經人民法院許可……”,依照該條的規定，當事人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的時間限制在當事人之間協商的舉證時間或人民法院限定的舉證時間屆滿前十日內提出，且須經人民法院許可，逾期提出的，人民法院對其申請應予駁回，按該當事人舉證不能處理；再者證人出庭作證應經當事人申請，我國的現行法律無明確的規定人民法院應傳喚證人出庭作證，這是由證人在訴訟中所起的作用所決定的，一方當事人申請證人出庭作證其目的是為證明其主張事實及訴訟理由的成立，是為其訴訟主張能夠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服務的，也是依照民訴法所規定的“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體現法院審理案件的透明度，如果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依職權介入證人出庭作證的訴訟程序，勢必會弱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出現雙方當事人舉證責任分配不公的局面，從而影響法院的公正形象，只有符合《民訴法》第六十四條及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第十五條規定的情形，人民法院才依職權傳喚證人出庭作證；其次當事人申請證人出庭作證須經人民法院許可，這兩個條件須同時具備，否則當事人的該項訴訟主張不能實現。設立舉證時限，若當事人申請證人出庭作證并經人民法院許可后，人民法院應當限定舉證時限，若當事人在舉證時限屆滿后不能提供證人出庭作證，由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證人資格的審查判斷

證人是指在法律上除當事人外能對案件提供證據的第三人。雖然我國的民訴法也把證人證言作為七大證據之一，但嚴格意義上來講，證人證言應作為一種間接證據來對待，其證明效力我個人認為應低于書證、物證、鑒定結論、勘驗筆錄的證明力，因為其證明的事實是通過當事人外的第三人所反映的，且易受外部環境及人為因素的影響，因此證人證言應從多方考察，庭審中應與其他證據佐印證后方可采信。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民事訴訟法的該條明確了證人的范圍為單位和個人，但須具備一定的條件：知道案件情況，能正確表達意志。

（一）自然人證言效力的審查 自然人作證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必須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公民，2必須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意志。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第五十七條規定“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客觀陳述其親身感知的事實……證人作證時，不得使用猜疑、推斷或者評論行的語言”，自然人作為證人必須是能夠獨立地借助其感覺器官對案件事實進行感知，從而得出有關事實的印象和感受，且該種感知須是親身感知，并且能夠把自己感知到事實較完全的通過自己的語言表述或其他方式在庭審中反應出來。對于證人非親身感受而使用猜疑、推斷或者評論行的語言或者是聽說的證言系傳聞性證言，人民法院應以證人所作的證言系傳聞不具有證明力為由不予采信；證人在庭審作證時不得向法庭宣讀事先準備好的證詞，應向法庭陳述其感受，否則該證言不予采信。

審查和確定證人資格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證人生理上有缺陷的證言效力認定，有些證人雖然生理上存在缺陷，但并不影響其感知事物辨別事物和正確表達意志，如證人是聾啞人的，其可親眼看到事物及事情的發生，其雖不能用語言表達其感受到的事實，可通過其他方式作證，盲人看不到事物，但其可聽到聲音，所以他們仍可憑其他器官感知案件情況，可作為證人作證，但對于該類證人應當分別對待，因為其作為證人其證明的事實受到某些客觀條件的限制，其證言是不完全的，應與其他證言佐印證。

二、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限制民事行為的人作證的問題，因為我國的法律未對證人的年齡未做出明確的規定，只是說明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我們應當依照《民法通則》和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有關規定區別對待，證人一般情況下應是具有完全行為民事行為能力的人，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因缺乏辨別是非的能力不能正確表達意志，故其不能作為證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人也只能是包括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可作為證人，但期待證事實應與其年齡、智力狀況、或者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但其證明的事實與完全行為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所證明的事實的效力是不相同的，因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所證明的事實受到其自身條件的限制，應與其他證言佐印證方可作為證據使用。在具體的審判活動當中，是否需要限制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出庭作證，則應根據未成年人的身體智力發育情況或精神病人的身體健康狀況以及需要他們作證的案件事實的復雜程度而定。如果限制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智力發展遲緩，精神健康狀況極差，或需要證明的案件事實復雜，他們不能正確理解和表達，就不能對他們的證人證言予以認定。間歇性精神病人，如果他在案件發生時精神病發作或在案件發生時精神狀態正常而需其出庭作證時精神處于不正常狀態，則不應準其作為證人出庭作證。

三、證人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的審查。《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并未對證人的身份做出嚴格的限制，你只要知道案件情況，無論你是當事人的近親屬還是無關的第三人均可出庭作證，這是證人的法定義務，但應當對證人的身份進行審查，證人首先能夠證明自己的身份，如身份證、戶口薄等，與當事人有無利害關系，如證人與當事人有特殊關系在作證時就會夸大或縮小事實，偏袒一方當事人，甚至會出現偽證，影響案件的公正判決。與當事人有無利害關系包括雙方當事人，即包括提供證人的當事人，也包括對方當事人，防止出現與一方當事人有矛盾或者糾紛，而給對方當事人出庭作證，借案件審理對當事人進行打擊報復的現象發生。證人與當事人有無利害關系的舉證責任應在提供證人的一方當事人，因為證據具有完整性，及包括證人的身份、與其有無利害關系、作證的能力等，如對方當事人對證人的身份提出異議，提供證人的一方當事人應舉證證明對方當事人的異議是不成立的，否則即視為證人與當事人存有某種利害關系，從而影響到證人證言的效力。同時應當注意即使證人與一方當事人由利害關系，也不能剝奪該證人作證的義務，也應當允許其出庭作證，在審查該證人的證言效力時應特別注意，應與其他證據對印證時方可使用。

四、本案的審判人員、書記員、鑒定人員及訴訟代理人不能兼作證人，我國民訴法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因此上述人員一不列外，因此在訴訟開始前，本案的審判人員、書記員、鑒定人員及訴訟代理人不應參與本案的審理，應作為證人出庭作證，履行公民的作證義務，如即參與本案的審理，又履行作證義務，其作證的意圖受到案件審理的誘導，影響案件的公正裁判。

五、證人的知識層次，證人是把自己感知到事實在庭審中較完全的通過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因為證人知識水平的不同，其語言表達能力以不同，所以要針對不同知識水平的證人法官要有所側重，對文化水平較高的證人要求其要把事件的表達清楚；對文化水平較低的證人只要把事情的重點表述明白就可以了，不應要求其做到面面俱到。

六、證人的來源，證人到庭作證是否系證人自愿，又無脅迫、賄買、當事人對證人作證的內容有無事先說明等問題查明，以便正確判斷證言的效力。

七、證人在該糾紛中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如離婚案件中的彩禮問題，一般情況下當事人只能提供媒人這唯一的證人來證明雙方的彩禮來往，媒人系雙方彩禮來往的主要見證人和經手人，考慮到其在糾紛中所起的作用，對其證言應予采信。

八、看證人當時所處的環境，如天氣情況、能見度、證人位臵和距離。在天氣晴好條件下能見的情況，天氣惡劣時不一定可見。

九、證人在離案發現場距離較近的一般比距離較遠的感受的信息多。

十、要看案件事實的強度系數，即案件事實對證人可能造成的印象程度。一件比較重大的事情，給證人留下的印象肯定比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更深刻。

（二）證人證言效力的確認

證人證言的效力認定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特別是直接影響到案件定性的單一證言的認定關系到當事人訴訟主張是否能夠成立，其認定問題更加難以操作，這就要求法官不但具有較高的業務素質，法官還應具有全面的社會知識及審查判斷能力、綜合分析能力，不應因為證人證言易受認為、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否定其證明力，應依據具體案件的情況對其效力予以確認。

1、一方當事人提供了兩個以上五利害關系的證人證言，對方有異議，但無證據予以推翻的，應但確認其證明力。

2、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人證言，對方有異議，且有足夠證據予以推翻的或提出異議的理由正確，證言有明顯不實或不符合常理的，應確認該證言無效。

3、一方當事人提供了一個無利害關系的證人證言，且無其他證據印證，應綜合全案情況確認其證明力。

4、一方當事人提供了兩個以上五利害關系的證人證言，但其受作證能力的限制，應與其他證據相印證，如無矛盾的，應但確認其證明力。

5、一方當事人提供的的證人證言，對方當事人提出其與本案有利害關系，但無相應證據推翻的，應但確認其證明力。

6、一方當事人提供多份相互矛盾證言，且證言重疊即證言反復，法院又無法查清的，應確認證言無效。

7、一方當事人經法院允許提交了書面證言，庭審中證人又到庭作證，其書面證言與其當庭陳述相互矛盾的，應確認該證言無效。

8、證人在第一次庭審中作證庭后又反悔，在第二次庭審中又推翻其證言，如果無相應證據證明的，應對其在第一次庭審中作證的證言為準來確定有無證明力。

9、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言，對方有異議，但當庭無證據反駁，需下次開庭提交的，法院審查后，應限定舉證時限，在舉證時限屆滿仍不能提交的，對該證言應確定其證明力。

（三）單位證言效力的確認

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民事訴訟法的該條明確了作證義務主體為單位和自然人，但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十五條“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并接受當時的質詢……”的規定相矛盾，因為證人必須是能夠獨立地借助其感覺器官對案件事實進行感知。而單位作為法人或非法人機構，不具有自然屬性的社會組織，既沒有獨立的意識，也沒有感覺器官，是無法認識客觀事物的。它必然借助特定的自然人的生理本能對案件事實進行感知，從而得出有關事實的印象和感受。因此，單位具有證人的適格性是不科學的和符合證人的本質要求。雖然單位不能作為證人，但單位證明作為某些案件查明事實的依據，仍可作為證據使用，這就對單位證明的作證范圍做了限制，1、該單位必須是現存的合法單位，非法設立或被撤銷取締的單位不能作證。

2、該單位必須在其經營的范圍內提供證明，如企業須由工商行政機關出具的有關登記證明、事業單位須在依法確定的范圍內出具證明、行政單位須在依法確定的職責范圍內出具證明等。

3、單位出具證明材料須加蓋單位公章，且有法定代表人的簽名，或在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下進行。只有同時具備上述三條，才對單位證明的效力予以確認。否則對單位證明的效力不予認定。

（四）有關國家機關對雙方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所做筆錄的效力問題

在訴訟開始前，有關國家行政機關依其職權對某些事件進行調查處理，除對雙方當事人依法進行調查外，為查明事實還需對案外人進行調查，并制作筆錄，如人身傷害案件中派出所對旁觀人的詢問筆錄、交通事故案件中交警部門對乘坐人或者旁觀人的詢問筆錄等。在訴訟開始后，案外人的筆錄能否直接作為證人證言采用呢？審判人員對這個問題存有分歧，有的人認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十五條 “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并接受當時的質詢……..”的規定，在訴訟過程中，雙方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應作為證人，履行證人作證的義務，應當出庭作證，不應把其在有關國家行政機關所作的筆錄直接作為證人證言使用,而免除其作為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在庭審中若該證人不能出庭作證，將由承擔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不能成立，有關國家行政機關對當事人及案外人所作的筆錄，是依其職權所進行的，也是在該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為查明案件事實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對于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所作的調查，因事件發生時間短，第三人印象較深刻，且受人為因素、外界因素影響較小，該筆錄能夠較全面、較客觀的反應案件的真實情況。而在訴訟開始后與事件發生時存有時間間隔，甚至在事件發生后較長時間后，當事人才提起訴訟，有的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受年齡、智力等因素的制約，且易受人為因素、外界因素影響，使其在庭審中出庭作證時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不能客觀的反映案件的真實情況，且有關國家機關對雙方當事人及第三人所做筆錄，一般情況下當事人不能直接提供給法院，而是經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一條“摘錄有關單位制作的與案件事實有關的文件、材料，應當注明出處，并加蓋該制作單位或保管單位印章,摘錄人和其他調查人員應當在摘錄件上簽名過這蓋章……”、第七十七條“人民法院就數個證據對統一事實的證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則認定：

（一）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依職權制作的公文書證的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書證……”的規定，有關國家機關對第三人所做筆錄在庭審時不應是證人證言性質，應屬書證類，應依照證據認定的原則，即如對方當事人有異議，但無相應證據推翻的，應確認其證明力，務需證人出庭再次作出。

院勝坨法庭副庭長）

（作者系墾利縣人民法

第四篇：書證與證人證言（范文模版）

書證與證人證言（書面式）有什么區別？

詢問筆錄是書證，請問為何不是證人證言？書證與證人證言（書面式）有什么區別？

書證是以一定的物質材料作為載體而存在的，并以文字、符號、圖畫等記載的內容和表達的思想來證明案件事實的書面文件。

證人證言則是指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向人民法院所作的能夠證明案件情況的陳述，一般是以口頭方式表達的，并要求證人接受雙方當事人及其律師的詢問和質證，對相關的作證背景作出回答，但若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經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提交書面證言。

因此，證人證言有兩種表現形式，即口頭證言和書面證言。書面證言和書證確有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但這是兩種不同種類的證據，其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書證是伴隨著案件事實的發生而產生的，其制作過程與有關案件事實相聯系。而書面證言是證人對所了解的案件事實向公安等司法機關所作陳述的書面形式表述。

2、書證的內容因其載體的特定化而固定，而書面證言則有可能因主客觀的原因發生變化，這也正是法院要求書證提交原件而對故意作偽證的人進行處罰的原因。

3、書證的內容如有不真實，其后果僅是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但當證人提供虛假證言時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因此，雖然書面證言因其表現形式的書面化而具有書證的某些證據法上的特征，但兩者是有本質區別的。其區別的直接后果是這兩種證據在訴訟中適用不同的證據規則：書證適用有關書證的證據規則對其真偽、證據力作出判斷；書面證言則適用有關證人證言的證據規則。

第五篇：簡論我國刑事訴訟證人作證的制度探析

簡論我國刑事訴訟證人作證的制度探析

一、證人作證制度概述

（一）證人的概念

據有關學者考證，證人一詞最早源于古希臘語martis和martyr，其原意是指見證殉道者的人，所謂殉道的人大部分都是有冤情的人，這些人在信仰被沖擊的時候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其靈魂的純潔則要依靠他人的回憶和陳述，而這些人就是我們現在意義上所謂的證人。從相關的歷史事件和歷史文獻中也可以看到，證人在這類事項中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近現代歷史中對證人的理解一般分為以下幾個層面：首先，證人必須是親身感知案件事實的人；其次，證人是為模糊的事情進行證實或者厘定界限，我們今天所使用的證人的概念，也都是以此為基點而發展起來的。

和其他大部分法律都是舶來品不同，證人這一概念，在我國傳統的法制文化中就一直存在，只是由于我們一直沒有進行過很好的歸納和總結，導致我們無法在理論的研究上占據制高點，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對此卻進行了很好的梳理。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德國對證人做了如下的定義：凡是應該在應在法官面前陳述其對案件的感知和認識的人，而七本人又不具有其他參與訴訟人員身份的人都是證人。我們的近鄰日本的法律認為，證人是指依照規定應當向法院陳述其所知的有關事實的第三者。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都在重申一個要點，那就是證人不包括當事人，僅包括向法院陳述其感官體驗的案件事實的人。英美法系由于其判例法的傳統，以及相關因素的差異，在證人規定上與大陸法系略有不同，他們認為，不論其在訴訟中的地位如何，只要能提供與案件相關信息的人都可以叫做“證人”，即便是被告人也可以被當做證人來使用，其所作出的證言證言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我國既不屬于大陸法系也不屬于英美法系（港澳臺地區除外），法律上對證人的概念也缺乏明確的界定，但是理論研究和實務上更多的認為我國的證人概念和大陸法系的規定更為相似，因為我們都是采用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是密切相關的。我國證人的概念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在訴訟過程中，因知道案件的情

況并負有作證義務從而向公安等司法機關陳述的不具有其他訴訟主體身份自然人。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在訴訟中具有其他身份的人不能作為證人，單位不能作為證人。

（二）證人作證的意義

證人作證，是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法治社會必然是懲惡揚善的社會，對于一些罪大惡極而又缺乏證據難以追訴的犯罪嫌疑人，證人出庭作證對其予以指認無疑是對社會秩序的最好維護，同時證人出庭作證在我國目前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未盡完善的情況之下，也是非常之必要的，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質證權的保護上。

但是縱觀現在的案件審判，但凡涉及到需要證人出庭作證的，其出庭作證的概率非常之低。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對此，國內的相關學者給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并且給出了一些列的對策分析，這些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正如陳瑞華教授所指出的我國目前的法學研究現狀似乎正處以一種“對策法學”的研究誤區。為此，筆者打算在發實證學的角度，以學者們提出的對策為研究對象，通過對證人不出庭作證對策的層層剖析，盡量指出我國證人為何不出庭作證的更深層次的原因，進而分析證人到底是為什么不出庭作證，最后提出自己的一些見解。

二、證人不出庭作證的原因

證人不出庭作證一直以來都是困擾我們司法審判的一個重要因素，相關的原因也有很多文獻做出了很多的探討，筆者不想繼續承襲這種固有的研究路徑，而是打算在實證主義法學的角度來重新審視證人不出庭作證的原因：

(一)法院不需要證人出庭作證

證人雖然也在偵查機關作證，但是那畢竟是單獨作證，無法達到質證的效果，我們所謂的證人作證更多的意義上說的是證人出庭作證，這樣做有助于法官更好的審查清楚案件事實真相，但是在我國的實踐來看，審判機關根本不需要證人出庭作證。這是因為首先，法官在庭審前沒有真正的做到與案件的隔離，其可以預先通過閱讀卷宗了解案情，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在庭審時便已經有了一定

意義上的主觀判斷。無需再叫更多的人來闡釋之前已經了解的東西；其次，我國法律中并沒有關于要求當庭宣告判決的規定，在中間的這一階段法官可以要求公訴機關提交所有的材料，而這種材料對法官的影響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這使得證人出庭作證失去了實質上的意義，難以影響案件的判決。再次，由于長期以來法官一直是和公安機關以及檢察機關共同作為打擊犯罪的機關，法官對公訴人提交證據的信任度高于被告人所做的與公訴人提交證據不同的供述，公訴人只要宣讀相關的證言筆錄便可以獲得法官的信任，而不需要證人親自作證。

（二）公訴機關不需要證人出庭作證

從我國司法實踐來看，公訴人在證人不出庭當面向法庭作證的情況下也可以順利完成指控犯罪的職能，首先，大量傳聞證據的使用，使得證人根本無需出庭，只要宣讀證人證言即可，而法院也認可公訴人宣讀庭前的證人筆錄，即便被告人不認可，也由于多種因素無法得到與證人當面質證的機會。其次，檢察院和法院天生就是一家，相互之間也多了很多默契與容忍，些許的證言瑕疵也不會影響到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最后，證言具有易變性，為了防止庭審出現差錯，導致控方顏面或者利益受損，他們也不希望證人出庭作證。

三、證人出庭作證的改革思路

2012年3月14日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特定情形下證人可以被強制出庭作證的規定，這一規定，對于我們改善證人長期不出庭作證的局面，并進而使被告人的質證權得到真實形式都有莫大的好處，但是從上面的分析來看，證人不出庭作證除了有主觀方面的原因，客觀上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法院和檢察院長期以來形成的在沒有證人出庭作證的情形下進行判決的習慣，如何改善這一現狀，筆者試圖提出以下觀點。

（一）建立質證權意義上的交叉詢問機制

證人出庭作證在查清案件事實并發現真相，并使案件得到正確的認定，具有重大意義，但是我們也知道法律是一門追求程序正義的學問，尤其是在當下這一點顯得特別重要，而我們過去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結果中心主義的影響下來考

量的，現在我們或許更應該在程序價值的角度來考慮這一問題，我們應該認識到片面強調證人出庭作證的實體價值是不合理的。我們同樣不該忘記的是我們對程序正義的追求。尤其是在大力強調程序正義的今天，以及我們在一味追求所謂的“真實”的路上有漸行漸遠的趨勢（聶樹彬冤案的影響至今仍是我國司法進程之痛）。這種要求顯得更加急迫。

（二）建立證人保險制度

在此要強調一點，本文講證人出庭作證并不是所有的證人都要出庭作證，而是關鍵證人需要出庭作證，相關學者提出了對于關鍵證人可以建立證人保險制度，也就是在證人的人身和財產受到侵害的時候，除了可以申請國家賠償之外，還可以保證人的人身和財產為保險標的，建立證人保險，以此作為國家賠償的一種輔助性手段，為證人提供及時性的物質保障。這一提法具有相當的新意，但是筆者認為還應該在以下方面予以完善：在證人同意作證以后，如果證人認為其作證行為可能因觸犯控訴機關的利益而害怕被追究責任是，可以要求保險，保險費用由國家支付，受益人為證人。這樣便可以在經濟上和人身傷害可能性上給證人出庭作證做好雙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