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淺談《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羅高

（中文081，070811102）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國古代諷刺文學的典范作品。在諷刺方面，主要體現在基于現實的諷刺，加之吳敬梓巧妙地運用夸張和對比手法，突出了強烈的諷刺效果。全書竭盡諷刺之能事，奠定了我國古代諷刺小說的基礎，為以后諷刺小說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關鍵詞：儒林外史，諷刺藝術，對比，夸張，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

《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舉制度弊端的現實主義長篇諷刺小說。全書共五十六回，描寫的人物眾多。吳敬梓運用樸素、靈活、幽默的地方性語言，假托明代，實際反映的是康乾時期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的功名和生活。他以獨特的視角，對封建統治階級用以禁錮人們思想而死板乏味的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可以說，吳敬梓對封建科舉制度的批判達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深度。

《儒林外史》問世之后，以其高超的藝術水平受到人們的喜愛和贊揚，尤其是它婉轉詼諧的諷刺藝術，更是令人嘆為觀止。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評價道：“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謫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 ”，甚至認為 “諷刺小說從《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謂之絕響。”

吳敬梓在繼承中國古代諷刺藝術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加以自己的創造，把中國古代諷刺藝術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作者的見解并不是直接列出來硬塞給讀者，而是在具體形象的塑造中闡明。周進和范進的中舉，匡超人的轉變，杜少卿的豪舉，馬二先生的迂腐，這一切都是通過具體的情節來表現深刻豐富的思想。吳敬梓并沒有直接向我們褒貶什么，但每個形象都飽含著巨大力量的褒貶，傳達著作者明確的正義觀。

下面將就《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特征作三點進行一個粗淺的探析。

一、對比的諷刺藝術

對比是這部小說的為了突出諷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戶對范進中舉前后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的對比。中舉前稱他為“現世寶”、“癩蛤蟆”，中舉后稱他為“賢婿老爺”、“天上的文曲星”；對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舉前說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舉后夸他“才學高，品貌好”；兩次的賀禮也不同，中舉前是“一副大腸和一瓶酒”，中舉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錢”；離開范進家的動作神態也不同，中舉前離開時是“橫批了衣裳，腆著肚子去了”，中舉后離開時是“千恩萬謝，低著頭，笑咪咪地去了”。通過對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貧愛富、趨炎附勢、庸俗自私的典型市儈形象躍然紙上。還有對眾鄉鄰的對比：范進中舉前對范家揭不開鍋，在死亡線上掙扎而不聞不問，范進中舉后趕緊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對他們嫌貧愛富的心態，進行了強烈的諷刺。對比之中寫出人性淡薄和世態炎涼，極富諷刺意味。

除了同一個人物的前后對比，作為一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還塑造了一批體現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與體現社會腐敗的反面人物進行對比。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莊紹光、遲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眾多貪污腐敗的官僚們。這一鮮明的美丑對比，大大地增強了小說的諷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顯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極致。

二、夸張的諷刺藝術

在小說中，吳敬梓對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細節加以適當的夸張，把重點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顯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給人看，這是勾畫諷刺人物的一個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東西加以放大來產生極強的諷刺效果。

吳敬梓在真實的基礎上，透過夸張這個放大鏡，把生活的黑暗擴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層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內涵，讓諷刺顯得犀利而深刻。

如人人皆知的范進中舉后因驚喜過渡而發瘋的這一幕，這種夸張的諷刺藝術可謂達到了極致。當范進面對突如其來、從天而降的大喜時，他那顆因飽經辛酸折磨而變得麻木的心靈，承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后一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著，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作者從范進幾十年的辛酸悲苦來寫這極度興奮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現象表現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邏輯，將當時的讀書人熱衷“科舉”，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癡，驚喜若狂，乃至發瘋這種社會現實加以夸張的描寫，從而達到了尖銳的諷刺效果。第五回中，寫嚴監生之死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臨時了還不忘燈盞里點的兩莖燈草，唯恐費了油，直到趙氏挑掉一莖才斷氣。透過這樣的細節描寫，恰到好處的夸張，把嚴監生那貪婪吝嗇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活靈活現。

三、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

小說在諷刺過程中，把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結合起來，挖掘現象產生的社會根源，從而在諷刺過程中起到對社會制度進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它所寫的事情是公開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足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但這么行下來，習慣了，雖也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經它特別一提，就動人。”

吳敬梓以客觀的態度去處理事情，不以主觀偏見去遮蓋對象的豐富內容。整篇小說雖以描寫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現象為目的，但并沒有因要顯露出描寫對象的戲劇性，而忽視人物的客觀真實性。在他筆下，諷刺對象并不是無惡不作的壞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著綜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這樣，諷刺才更真實、深刻。

而諷刺這一創作手法，它本身就有著嚴肅性。作者必須對社會、人生作出認真的觀察和思考。在這點上，吳敬梓對他所生活的社會現實有著敏銳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見識，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認識到封建科舉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顛倒的社會風氣，認識到生活在這一現實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們的一些病態心理。

同時吳敬梓的創作態度也是非常嚴肅的，既不是人身攻擊，也不是隨意嘲笑，而是把這司空見慣的不合理現象進行提煉、概括、典型化，從人性被壓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惡本質。他是懷著一種悲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變態過程。可以說作者是站在高處來俯瞰人生，以喜劇的形式來表現悲劇的內容。

綜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諷刺手法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在喜劇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筆鋒伸進人物最深的精神層面中，從而揭露這些悲劇性的社會原因，啟發讀者，尤其是讀書人對人生價值、對生活、對社會的深刻思考。笑中帶淚，是這部小說諷刺藝術的精華所在。

參考文獻：

[1]吳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3]魯迅.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4]李孝金.論《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1.(3)

[5]周臘生.試論《儒林外史》諷刺藝術中的對比手法[J]

第二篇：談《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新鄉市名著研究小論文

談談《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新鄉市長垣縣蘆崗鄉四中程紹碩

我讀過吳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多遍，感受頗深。在我所知道的科舉取士的時代里面，只有進業中舉，才能夠步入升官發財的坦途。于是天下的讀書人，莫不終其一生，埋頭于八股文章，什么進德修業的理想，都在追求名利的欲望之下喪失殆盡了。我認為《儒林外史》就是暴露古代知識分子的丑陋面貌的諷刺小說。

和世界上別的卓越的諷刺作家一樣，吳敬梓先生描寫了中國十八世紀封建社會的卑鄙黑暗現實的時候，是混合著痛苦的憎惡和明朗的笑的。我認為這部小說的諷刺藝術主要表現為：辛辣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的高度統一。寫實是諷刺的基礎，真實是諷刺的生命。小說中所諷刺的人和事，像周進、范進的熱衷科舉，嚴監生、張靜齋的橫行無忌，王惠、湯奉的貪酷兇殘，匡超人、牛浦郎的精神墮落等等，都是作者對司空見慣的生活真實的藝術概括。這種辛辣的諷刺還投向了慳吝的地主，投向了封建地主的幫閑。嚴監生、胡三公子都是“有錢癖，思量多多益善的人物。嚴監生因為心痛燈盞里點了兩根燈草，費了油，以致臨死伸著兩根指頭，不肯斷氣。這個場面是讀過這部小說的人都不能忘記的。作者在這部小說里嘲笑了這種剝削階級的特性，而對于各種輕視金錢的人物卻給予了同情和贊揚。和高利貸剝削相結合的大地主鹽商，也是這部小說里嘲諷的對象。書中嘲諷了他們冒充風雅，忌諱自己出身的微賤，并且揭露了他們的驕奢淫逸，仗勢欺人。此外，作者還描寫了一批依附封建地主階級和鹽商生活的幫閑，一批“斗方名士”。這類人物的心理，可以用牛浦郎的想法為代表。牛浦郎在牛布衣的詩稿上看見題目上寫著“呈相國某大人”，“懷督學周大人”等等之后，就想到：“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并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牛浦郎這樣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廝，突然有此念頭，并且從此就墮落到卑鄙無恥的地步，在描寫過程上好像有些不近情理，然而作者的用意卻是想通過這些人物，從科舉制度的另一個方面來寫出當時的社會的腐敗。這樣一些人物的存在，不但有想和達官貴人往來的虛榮心，而且認為這樣就可以過無憂無慮的生活。在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群眾的上面，存在著龐大的不勞而食的官僚、地主，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寄生蟲。這正是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

真實基礎上的夸張。吳敬梓先生從人物關系及人物所處的客觀環境出發，使夸張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之上，顯得合乎情理。如周進的撞號板，正是他在屢考屢敗，受人侮辱，窮愁潦倒的經歷中產生的心酸、屈辱、絕望心境下所必有的行為。像范進的發瘋，范母一喜而死，嚴監生臨終時因點了兩根燈草而遲遲不肯斷氣等精彩描寫，都因合理的夸張而產生強烈的諷刺效果。

通過人物自身的言行矛盾，讓人物處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諷的地位，取得諷刺效果。如匡超人對人吹噓他文明五省，卻不知“先儒”二字是何含義；嚴監生吹噓自己“為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但卻強圈別人的肥豬，使其高尚的言行與卑劣的行動形成強烈反差，取得諷刺效果。

運用白描手法進行諷刺。作者往往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情節與細節進行白描，不作主觀評論，把愛憎寓于具體的描寫之中，如寫馬二先生游西湖，完全讓主人公自己行動：看到好吃的，他就羨慕得喉嚨里咽唾沫；看到仁宗皇帝的御書，就馬上磕頭下拜；看到女游客，就低頭不敢仰視；看到茶館的女招待，就轉頭離開；看到書店里自己的八股文選本，就打聽它的銷路。游了幾天西湖，他對這里的秀麗景色一無領會。靠這種白描手法，使馬二先生的思想迂腐、精神空虛自然而然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收到“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的藝術效果。

運用對比手法進行諷刺。既有人物冠冕堂皇的言辭與卑鄙齷齪的心靈的對比，又有同一個人在不同情況下對待同一對象作不同態度的對比。如梅玖在周進初到薛家集時，他“慢

慢地立起來和他相見”，而周進中舉做官后，他就向周進的長生祿位牌叩頭。胡屠戶對待范進前倨后恭，他到范家兩次賀喜，第一次是范進中了秀才，他兇神惡煞般的訓斥范進，賀禮微薄，驕橫傲慢；第二次是范進中了舉人，賀禮厚重，態度謙卑。還有同一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方面的對比，如馬二先生性格中善良敦厚的一面與迂腐可卑一面形成對比，王玉輝鼓動女兒自殺殉夫與女兒死后內心的悲傷的對比。我認為，在這些對比中，科舉制度的腐朽，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受到了無情的嘲諷和批判。

因為作者所憎惡的是八股科舉制度，而非現實中的某個人，是要通過諷刺給人留下嚴肅的思考，而非制造廉價的喜劇效果，所以他對于不同地位的人物采取不同的諷刺態度。如對王惠、湯奉、嚴監生、王德、王仁等，是無情的鞭撻；對馬純上、王玉輝等人則是既有諷刺批判又有憐憫同情。對周進、范進，在他們未中舉時，是諷刺中有同情，且以同情為主；但對他們中舉以后的所作所為，則變為辛辣的嘲諷。

魯迅先生說：“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有足稱諷刺之書。”魯迅先生給予的高度評價，真是恰到好處。《儒林外史》杰出的諷刺藝術使這部小說登上了我國古典諷刺文學的巔峰，成為一部典型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杰作。

輔導教師：田培

第三篇：論《儒林外史》諷刺藝術

論《儒林外史》諷刺藝術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杰出的諷刺小說。作者吳敬梓托明寫清，以功名仕祿為中心，描摹形形色色儒林文士的性格與命運，展現了一幅封建科舉時代的社會風俗畫卷，是一幅活生生的社會面貌圖。《儒林外史》運用人物描寫、夸張、對比等藝術手法，奠定了我國古代小說諷刺藝術的基礎，為以后諷刺小說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他以獨特的視角和鮮明的寫作手法生深刻的剖析了在科舉制度毒害下的知識分子內心，對封建社會中那些不知廉恥追逐功名的行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關鍵詞：《儒林外史》諷刺藝術對比手法

《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舉制度弊端的現實主義長篇諷刺小說。這部小說雖借明朝的歷史，但描繪的人物和敘述的故事多清朝生活中真人真事，因此，《儒林外史》在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系列生動且個性鮮明的知識分子形象，第一次對封建科舉制度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撻。小說對科舉制度毒害下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進行了深刻剖析，對封建社會中不知廉恥追逐功名的行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儒林外史》對封建社會揭露得深刻透徹，它的諷刺手法淋漓盡致，讀過此書，使人“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它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它在繼承中國古代諷刺藝術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創造，把中國古代諷刺藝術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一、用人物自身的言行來表現諷刺藝術

《儒林外史》通過對形形色色儒林人物的刻畫，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現了封建社會各個方面的風貌，深刻地披露了精神空虛，道德墮落的知識分子形象。在作者的筆下，這些人物個個描繪的性格鮮明。像周進、范進、馬二先生、嚴貢生、嚴監生、匡超人、牛浦郎、楊執中、張鐵臂、胡屠戶、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瓊枝等，個個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點。作者通過人物的嘲弄，諷刺的筆法，描寫了封建社會儒林人物醉心科舉功名，把讀書中舉看成是人生惟一追求目標的種種丑態。以此來揭示對科舉考試制度的不合理，對社會腐敗黑暗現象和世態人情的揭露和批判。《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其一的表現就是用人物自身的言語行動來表現諷刺藝術。作者從未對《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做出評價。他對書中人物的愛憎感情總是隱含在對人物具體的形象的藝術的描寫之中。作者以冷靜、客觀的寫實風格，如置身事外，對書中人物未加一句臧否，讓人物在事件中自我表演，在言行中自我暴露。作者把對人物的愛憎感情隱藏在對人物的描寫和揭露中，并不憑借抽象的說明。二婁與楊執中一案，作者不動聲色，冷若旁觀地描述他們之間的那場“誤中緣”。二婁一而再、再而三地有證據確認楊執中是高人，是自己要追覓的真君子，楊執中把自己耽于讀書，以無用為高視為真古典遺脈存留，與二婁真是兩相誤來又自誤！此節讀來是引人入勝，令人捧腹，作者極盡譏諷之能事，但通篇未見一語刺辭。老嫗的誤聽、拒門、楊執中的蠢兒子搶食、楊執中摩挲銅爐度過饑餓尤其讓人印象深刻。二婁試圖像孟嘗君一樣禮賢下士，不過只得其皮毛，楊執中也不過是自視清高、返樸未

必歸真的待沽不售的廢物。作者雖然不單獨出來評價，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及作者的愛恨感情卻能栩栩如生地躍然紙上。作者描寫人物的言語行動不僅僅停留在外部的表面形象上，而是能從表到里，由淺入深的進入到要描寫人物的內心深處，進而挖掘出人物的靈魂。

《儒林外史》要控訴的是危害儒林的厄運，而不是被厄運危害的儒林。《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讓人閱讀《儒林外史》有一個審美進程，首先進入諷刺喜劇，即“丑史”的表層，進而直達社會悲劇也即儒林痛史的深層。把這兩個層次結合起來思考，我們會發現：《儒林外史》不只是令人鄙棄的儒林丑史，更是發人深省的儒林痛史，諷刺喜劇中滲透了濃烈的悲劇情思，悲喜劇融匯是它獨特的審美品。[1]人物自身的言語行動能更好的表現諷刺藝術，又如在《范進中舉》這篇文章中，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兩個人物是范進和他的岳父胡屠戶。寫胡屠戶以殺豬賣肉為生。寫他倔強、勢利，在范進中舉之前對他表現出極大的鄙視，時常抱怨自己瞎了眼，錯選了女婿，而范進中舉之后，卻一反常態，將范進奉為神明，并說：“我小老兒這雙眼睛，都是認識人的，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畢竟要嫁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再如寫胡屠戶的勢利之心，范進中從集市上回家的途中，胡屠戶“見女婿衣裳后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小說不是直接用文字寫出胡屠戶勢力，而對于胡屠戶舉止行為的前后矛盾的描寫，生動勾畫出一個市儈小人丑惡的嘴臉。這種婉曲的諷刺意味，就是魯迅所贊揚的“婉而多諷”而寫范進，主要使用了諷刺的筆法寫他的卑怯；但通篇卻也找不到“卑怯”這個詞。

《儒林外史》中的不同類型人物之間也形成了相互對比、映襯。與兩類反面人物形成對比的是作者塑造的正面人物。如“真儒”虞博士、“漢皋神女”王冕、杜少卿等，他們在世風日下、黑暗污濁的社會現實中，仍保持人格的獨立和優良的文化傳統，鄙夷功名富貴。最后的“市井四奇人”，仍是保持人格獨立，追求淡泊的王冕式的人物。作者應用如此多樣的對比、映襯手法，對我們認識人物形象，理解作者對理想失落的文人的扭曲的悲憫及對八股科舉的憤恨有很好的表現力，從而達到了辛辣的諷刺目的。作者對不同的人物給予不同的諷刺。從其中許多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從可笑的喜劇表面去挖掘其內在的悲劇意蘊，給可笑注入了辛酸，給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角度，對不同人物進行了諷刺。作者對書中四類人物“八股士”、“假名士”、“賢人”、“奇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對他們的諷刺力度也有所不同。對那些在舉業上毫無起色又迷戀科舉，轉而靠招搖撞騙、附庸風雅來討生活的假名士，作者仍是予以辛辣的諷刺，盡管其中有如馬二先生者，性格復雜遭遇也令人同情。對于八股士，作者給予他們的是無情的揭露與批判。對書中的賢人，作者批判的態度是溫和的，因這些人物身上有著作者人格理想的寄托，以及理想失落的無奈。魯迅指出：“敬梓之所描寫者??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2]《儒林外史》塑造了許多當時社會的典型人物，其以其三十萬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個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筆下，這些人物個個描繪的性格鮮明。從人物描寫來看，諷刺藝術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二、多用夸張的諷刺手法寫人議事

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善于運用夸張的手法，突出人物可笑可鄙之處，達到諷刺目的。高爾基說過：“藝術的目的是夸大美好的東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壞的——仇視人和丑化人的東西，使它引起厭惡，激發人的決心。”[3] 一個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個典型細節的刻畫，都必須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體現。否則，作品就會枯燥無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實生動地反映生活真實。《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細節來夸張描寫，將典型的細節和合理的夸張結合起來，以揭示這個人物的真實面目。

小說第五回寫嚴監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嚴監生非常富有，但慳吝成性，他一家四口，豬肉也舍不得買一斤吃，每當小兒要時，只在熟切店里買四個錢的哄哄就是了。慳吝的性格使得嚴監生臨死前還“伸著兩個指頭”不能咽氣。這兩個指頭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圍在床前不斷發問：有說是兩個人的；有說是兩筆銀子；有說是兩位舅爺不在跟前的。嚴監生聽了，直是搖頭，“那手只是指著不動了”。作者將情節放大，造成難解的跡，最后由他的妻趙氏將跡底揭開：“爺，別人都說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為那燈盞里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心去挑掉一莖。眾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將手垂下，頓時就沒了氣。這個細節屬于夸張，但它異常生動、深刻地揭示了嚴監生受財如命，辛辣地諷刺了這個慳吝的地主，寫出了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儒林外史》以寫實手法譏諷世態人心，雖然情節的鋪展是冷靜、平實，極具分寸感的，而行文卻不乏夸張甚至荒誕，對周進受辱、范進中舉、馬二先生的刻畫莫不如此。正如魯迅先生曾說《儒林外史》“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其實這也正指出了《儒林外史》與前人諷刺作品的不同。由于采用了“展示”的表現手法，讓人物以自身的言行進行人物性格的塑造，作者的影響被隱藏在小說的背后，從而打破了傳統小說一元化的視界結構，客觀性、真實性被大大強化了，諷刺性顯得更為強烈。而這被強化的內在指向正是人物的內心世界。小說開頭所寫的周進，六十多歲了，連個秀才也不是，因而備受眾人的奚落和嘲弄。當他到省城參觀貢院時，看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里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眾人把他救醒后，“周進看著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直哭到口里吐出鮮血來”。眾人將他抬出貢院，他“不顧眾人，又放聲大哭起來”。直到眾人決定出錢替他買取監生資格，他才“再不哭了，同眾人說說笑笑回到行里”。在這段描寫中，作者“直書其事，不加斷語”，沒有靜態的心理描繪，完全是事件場景的客觀描述。但周進從“哭了又哭”到“說說笑笑”，其實正反映了其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把一個對科舉抱有幻想而又備受壓抑、苦苦掙扎的老書生形象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來了，起到了較強的諷刺效果。

當然藝術的真實并不排斥夸張，在真實的基礎上夸張，是諷刺所必要的。夸張即是即把某種需要否定的東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這個人物的真實面目。例如周進撞號板；范進中舉發瘋；范母一喜而死；嚴監生臨死因點了兩根燈草而遲遲不肯斷氣；嚴貢生發病鬧船家等精彩描寫，都因為合理的夸張，而取得了強烈的諷刺藝術效果，從而更真實地暴露了問題的本質，起著深刻的批判作用。上面提到的范進因中舉喜極而瘋，在挨了一個巴掌后才清醒過來，這是故事的基本情節，是用夸張手法虛構出來的。這看來似乎離奇得很，卻如魯迅所說也是“會有的實情”，因而是可信的。理由是，當時士人熱衷于科舉，一旦功名到手就驚喜若狂，更何況范進20歲開始應試至今已有35年，在如此漫長的等待之后，他的愿望終于變成現實，又怎能不驚喜得發瘋呢!中舉，對范進來說自然是榮耀之至，但挨巴掌卻是受辱，榮而后辱，這是作者有意鞭撻他的丑惡靈魂，具有極強的諷刺意義。

三、廣泛強烈的藝術對比

吳敬梓采用廣泛而強烈的藝術對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類人物形象。他在刻畫人物時，常常并不直接說明自己的意圖，而是讓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將深藏于人物心靈深處的卑污揭示出來，造成強烈的諷刺效果。

如《范進中舉》一文中寫胡屠戶及眾鄉鄰用的就是對比手法，通過他對范進中舉前后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揭示胡屠戶及眾鄉鄰嗜錢如命、嫌貧愛富、庸俗自私的市儈性格。胡屠戶在小說中的表現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就叫做“前倨后恭”。前面非常倨傲，后面又很恭敬。正是在這種社會風氣下，才有范進不懈地跋涉在科舉的道路上的表現。作者運用對比映襯手

2法塑造人物形象，在不經意中強化諷刺效果。胡屠戶兩次“賀喜”的鮮明對比，展示了世態炎涼，把他的嫌貧愛富表現得極為真實。第一次“賀喜”：當范進考中秀才時他來了，“手里拿著一副大腸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進“現世寶”“窮鬼”，說范進中相公，是靠他“積了甚么德”，然后居高臨下地教訓范進，雖中了相公，不可在他這樣“正經有臉面的人”面前“裝大”，要立起“規矩”，不能有失“體統”。吃、喝加教訓到日西時分才離去。臨走的神態是“橫披了衣服，腆著肚子”，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第二次“賀喜”，是在范進中舉發瘋的時刻。聽說女婿中舉，立即帶著燒湯的二漢“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當眾人要他打醒范進以治其瘋病時，這個平日百般辱罵、諷刺女婿的他今日卻犯難惶恐了：女婿中了舉人，“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則閻王要讓下“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經過眾人慫恿、勸說，他連喝兩碗酒壯膽，才顫著手“打”了范進一下，卻不敢再打第二下。范進醒來，胡屠戶更怕了，“不覺那只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而且“巴掌仰著，再也彎不過來”。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回家途中，見女婿衣裳后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又高叫：“老爺回府了”。作為范進丈人的胡屠戶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范進中舉之前，家里人常常挨餓，借貸無門；中舉喜報一到，范進自己喜得發了瘋，大出洋相；眾鄰居呢，一反常態，“有拿雞蛋來的，有拿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只雞來的”。連做過知縣、橫霸鄉里的張鄉紳，也自道“一向有失親近”，立即成了“至親骨肉般的”“年誼世好”，又送銀子又贈房屋。從此，“有送田產的，有送店房的，還有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仆圖蔭庇的。”不到三個月，范進家里什么都有了。這樣，通過鮮明的對比，就輕松地、活靈活現地勾畫出了胡屠戶及眾鄉鄰庸俗勢利的市儈小人嘴臉。

《儒林外史》將各種對比交錯使用，顯得搖曳生姿。對比兩項，或前詳后略；或前略后詳；或兩者皆詳；或兩者均略，靈活跳脫，絕無板滯拖沓之感。如寫周進、范進發跡的前前后后，就是用的明比。周進當童生時，雖然頭發已經花白了，卻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反而受盡欺辱和冷遇，并因此悲憤得撞過號板。一旦考中進士，立即“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請吃酒、送賀禮的人絡繹不絕。薛家集做過學堂的觀音庵里，居然供起了“周大老爺的長生牌”！他以前寫的對聯也被揭下來仔細裝裱。那個因進學在先，曾盡情奚落過周進的梅玖，竟在范進面前冒認周進為“業師”。對篇中主要人物范進，文中通過他中舉前后境遇和心態的變化，也進行了對比描寫。中舉前，范進是饑寒交迫，受盡人間白眼和嘲諷，“穿著麻布直裰，凍得乞乞縮縮”去參加鄉試，回來“家里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出榜那日，家里已經斷炊。他不得不去集上賣雞換米，鄰居找來報喜，他卻怎么也不信。而當確認“中了”后，終于喜極而瘋。然而畢竟中舉了，馬上一切都變了。醒來后的范進對平日懼怕的岳父胡屠戶也不怕了，由先前稱其“岳父”改呼為“老爹”；時常嘲弄他的眾鄰居、素不相識的張鄉紳也都來套近乎了。范進“洗了臉”，開始接受眾人的朝賀。立即，房子、田產、金錢、奴仆，不招自來。這樣，通過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態的強烈對比，把范進醉心功名、靈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來。

圍繞范進、周進這兩人命運的對比，含有兩層意思。對世人，是態度的變化：前倨后恭、先冷后熱，真實地描繪了病態社會里庸俗、勢利的人生畫卷，滿懷痛惜之情諷刺了可憐的同胞在封建重壓之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和諂上驕下的丑態。對二進，是地位變化：窮則人盡棄之，達則人皆趨之；轉眼之間，從受人白眼、生活無著變為受人尊崇、錦衣玉食。真是“一登龍門，身價百倍”！這就點穿了士子們醉心舉業的原因，也揭露了清代統治者實行科舉制度決不是要選拔什么人材，而只是籠絡士人的一種手段。周進曾因百考不中悲痛欲絕而頭撞號板；范進卻是一朝僥幸大喜過望痰迷心竅。這也是一種鮮明的對比。它諷刺了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毒害，使士子們利欲熏心、喪魂失魄，既無是非觀念，也無理想抱負，人人變得墮落無恥，糊涂愚妄而不自知。這樣的對比手法并不是吳敬梓的創造，但他運用起來，卻有自己的特色；寓分明的愛憎感情于平靜、嚴肅的敘述之中，情節的發展象生活本身一樣

3生動自然，毫無油滑或矯揉造作之弊。

通過對比使作品思想十分尖銳，針針見血。在刻畫人物時, 常常不直接說明自己的意圖, 而是通過鮮明的對比, 在字里行間透露出深刻的含義, 引導讀者一道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興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現,成為衡量全書人物的尺度, 力求達到“敷陳大義”和“隱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卻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叛逆者”。這些人物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對功名富貴采取否定的態度, 并敢于蔑視封建統治階級的權勢。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權勿用、楊執中等一批墮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偽造文書、代人考試、修妻再娶、忘恩負義。牛浦郎為了結交官府, 貪圖名利, 竟冒名牛布衣, 進行招搖撞騙,后來原形畢露。通過對比,說明這類人物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 從他們身上可以看見功名富貴腐蝕人心的惡劣影響。地主鹽商的丑惡言行與市井細民的高尚品德的對比, 顯得涇渭分明。嚴監生和胡三公子, 他們食而無厭地聚斂錢財,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鹽商宋為富恬不知恥地宣稱:“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并且飛揚跋扈, 只要一個訴呈, 打通關節, 立即就能取得訴訟的勝利。第五十五回寫了四個自食其力的奇人:會寫字的季遐年, 賣火紙管子的王太, 開茶館的蓋寬,做裁縫的荊元。他們都不是科舉場中的人物, 但他們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與前者形成顯明的對比。

總之，《儒林外史》的諷刺手法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其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杰出的現實主義的長篇諷刺小說。魯迅先生評為“如集諸碎錦，合為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作為諷刺藝術的典范，它的高明處主要在于是用真實而典型的故事情節來體現諷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對形象作如此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筆寫來，讀者卻感到心馳神迷，余味無窮。不難看出以諷刺見長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時又能運用生花的藝術之筆，遵循著藝術的規律去描寫人物、刻畫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組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從而成為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做出了廣闊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

參考文獻

[1]顧鳴塘著《〈儒林外史〉與江南士紳生活》 著商務印書館出版2005年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見《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3]高爾基：《論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414頁。

第四篇：論《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模版]

淺論《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部諷刺巨作，它的諷刺藝術歷來為人們所稱贊。魯迅先生對他的評價很高。杰出的諷刺藝術是這部小說藝術上的突出成就，整部小說的成功也正是與這一成就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魯迅說：“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又說：“在中國歷來作諷刺小說者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了。” 縱觀我國古典文學，直至吳敬梓《儒林外史》的問世，才真正達到了我國古典諷刺小說的高峰。

《儒林外史》的諷刺風格，不是劍拔弩張的“犀利”，而是娓娓道來的深沉，即如魯迅所說的“戚而能諧，婉而多諷”。它的寫作背景雖為明代中葉發生的故事，然而實際上影射著清政府統治下的18世紀的中國社會，以封建知識分子為主要描寫對象，以批判科舉制度為中心，揭露封建社會末期的各種丑惡現象。作者以嚴肅的態度、老辣的筆調、詼諧的言辭猛烈抨擊封建禮教和封建科舉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態各異、畸形發展的士林群丑圖。由此看來，《儒林外史》是我國古典小說史上具有典型意義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它的諷刺藝術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 諷刺藝術和現實主義敘述的統一

《儒林外史》中很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這就增加了文學形象的真實感。許多人情世態也都是當時社會上常見的,作者抓住了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作為文學形象，這些人物巨大的概括性，又反映了時代的真實。作品的事件與場景平平常常，作品中的形象處處保持著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形態。作者將它們加以集中概括，以客觀的態度去處理事物，不公開作褒貶，真實地、生動地描繪出儒林中可笑、可惡的情態。

諷刺的可貴之處在于諷刺必須使讀者體會到諷刺者賴以出發的理想，在于能夠面向社會，挖掘其社會根源。《儒林外史》正是這樣。它諷刺的矛頭雖然直接落在某一個人身上，卻始終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惡歸根到底是社會的產物，是制度和環境造成的罪惡。比如像周進看見號板一頭撞倒，范進聽見中舉忽然發瘋，馬二先生游西湖無心賞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八股選本的銷路，都使人感到是人心風俗如此，是環境的產物。

二 運用白描的手法達到諷刺的目的這種諷刺手法是一種比較冷靜的諷刺風格，是指作者在敘事描寫的過程中，不做主觀的情緒流露，“直書其事，不加斷語”，語言含蓄有味，不落一字褒貶，對人對事，純以白描出之。所謂“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比如，第二十回，匡超人對這景蘭江和蔣書辦攻訐曾經給過他許多幫助的潘三說：“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對這番話，作者只是悠悠道來，并無著意用力之處，但這種口氣越是隨便冷靜，在讀者的心目中激射起來的反差情緒就越強烈。作者在描寫假“名士”楊執中、權勿用、景蘭江、支劍峰等人時，通過幾次“名士”聚會的集中描寫以及其他分散的漫畫式的勾勒，暴露了他們自命風流、幫閑幫兇和招搖撞騙的丑態。

三 運用人物言行的自我矛盾強化諷刺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能針對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諷刺。像描寫范進在湯知縣家里吃大蝦仁丸子就是這樣。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常采用當面揭穿法，讓諷刺對象處在很尷尬的境遇中。如第四回嚴貢生正在對范進，張

靜齋吹噓自己“為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一個蓬頭赤足的小廝就跑進來說：“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里吵哩。”第二十回匡超人吹噓自己的文章選得好，名氣大，說：“現在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桌上香火蠟燭，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當即笑著對他說：“先生此言差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也。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

四 悲劇性和喜劇性的統一

吳敬梓善于“從悲劇中發現喜劇”，作品中的喜劇性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些悲劇性特點。悲喜結合是《儒林外史》諷刺藝術的主要特點之一。周進讀了幾十年書，考了幾十年，卻屢試屢敗，胡子都白了，還是個童生。因未進學，不得不卑躬屈膝，忍受著新進學的梅三相公的嘲笑；因未進學，當中過舉人的王惠來學堂避雨時，更是曲意逢迎、低聲下氣，唯恐怠慢了貴客，給王惠準備豐盛的晚餐，而周進自己卻是“一碟老茶葉，一壺熱水”下飯。第二天，客人揚長而去，留下的是一地的“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使“昏頭昏腦”的周進“掃了一早晨。”然而，周進盡管精神上一次次受到創傷，受盡了輕蔑和侮辱，他仍然按捺性子去支撐尋扭曲了的靈魂。以至參觀貢院時，見了號板痛器，“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直器到口里吐出鮮血來。”當人們可憐他，要湊銀子為他捐個監生時，他爬到地上磕了幾個頭，說：“勞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臉，這就是科舉制度下知識分子的丑惡形象。作者通過“周進撞號板”這個令人啞然失笑的行動，以悲喜結合的手法辛辣地諷刺了科舉制度的罪惡。

還有從作者頗具匠心設計的“范進中舉發瘋”等典型情節中，充分展現了封建社會文人醉心舉業的心理狀態。屢試屢敗給儒生們帶來自卑感，但一旦考中，轉眼間一步登天，升官發財，“榮宗耀祖”、“顯親揚名”。好些“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相與。”深刻揭露了“功名”與“富貴”的關系。此外，諸如王玉輝鼓勵女兒殉夫，當女兒絕食而死，他不僅沒有悲哀，反而“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魯編修的女兒魯小姐用全部心血去教四歲的兒子學八股文，以使將來兒子得了功名，討個“封誥”；馬二先生游西湖，不是想喝茶吃東西，就是讀墨卷，看請仙，拜御書，對西湖的秀麗景色一無興趣等等。這一切無不是令人拜會腹大笑的喜劇。同時它又是人性被毀滅的社會大悲劇。使我們在大笑之余，認識了封建科舉制度的罪惡，認識到科舉制度和封建禮教對人的靈魂的腐蝕，如何使人愚昧無知和精神麻木的。它帶給我們的是流著眼淚的笑。

五 針對不同的人物作不同程度的諷刺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能針對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諷刺。他對于王惠、湯知縣、嚴氏兄弟、王德、王仁等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是無情地揭露和嚴厲地鞭撻。對于馬二先生則既有批判諷刺，也有表揚贊譽。對他的迂腐、庸俗、無知，迷信科舉，作了譏諷、揶揄；而對于他急人之難和誠篤善良的品格又予以肯定和稱贊。有時作者還能隨著人物的社會地位和思想品格的變化分別采取不同態度。范進在中舉之前，境遇相當可憐。作者對他雖然有譏刺，但憐憫的成份多。范進中舉發瘋的描寫直使人感到作者是飽含熱淚在抒寫這個被科舉制度扭曲了的形象。等到范進中了舉，做了官，變得虛偽惡劣，作者的態度也隨之改變，那嘲諷是辛辣的，譏刺是冷峻而嚴厲的。再比如，關于匡超人的描寫也是有層次而富于變化的。作者隨著匡超人墮落的過程，對他的態度也越來越疾言厲色。這些都反映了作者嚴格的現實主義精神，他的諷刺是從生活的真實出發，而不是

從概念和公式出發。

吳敬梓將矛頭指向罪惡的社會制度,體現了現實主義諷刺藝術的高度成就。《儒林外史》在繼承中國古代諷刺藝術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創創造，把我國古代諷刺藝術推向了新的高度，寫出了這部“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它不但奠定了我國古典諷刺小說的基礎，還為以后諷刺小說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第五篇：《儒林外史》的諷刺

《儒林外史》的諷刺

盛世的悲歌——《儒林外史》的諷刺|張國風《儒林外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貢獻是它的諷刺藝術。而諷刺是分層次的，《儒林外史》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高層次的諷刺。

諷刺的第一個關鍵是諷刺的武器。諷刺針對的是負面的人物或現象，是否成為負面的判斷，涉及判斷者的價值觀。價值判斷是諷刺的題中應有之義。吳敬梓的價值觀，基本上屬于儒家。《儒林外史》褒貶人物的標準，依然是儒家的標準。或者說，吳敬梓諷刺的武器是儒家的思想。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吳敬梓發揮了儒家固有的關心現實、關心社會、批評現實的精神；從消極的方面來說，吳敬梓依然沒有沖破儒家思想的樊籬。當然，這么說未免過于簡單。吳敬梓從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中汲取了批判的精神，這種思想的深度并非“儒家思想”四個字可以概括。但是，究其根源，究其核心，依然不脫儒家思想的樊籬，重點仍在倫理性的批判。必須說明的是：這個標準受到了政治態度的牽制。吳敬梓從儒家的倫理規范中悄悄地將“忠”字剔除，獨取孝義誠信，并處處強調孝義誠信與功名富貴之水火不相容。吳敬梓把王冕樹為儒林的榜樣，而王冕視功名富貴如瘟疫，王冕的母親說：“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吳敬梓的政治態度由此可見一斑。吳敬梓生在一個文字獄最為猖獗的時代，他的政治態度沒有非常直接的表白，但比曹雪芹要明顯得多，至少還寫到了一樁文字獄。曹家與政治的關系太直接，問題太敏感，涉及到了清王室骨肉相殘的斗爭，曹雪芹不能不竭力地回避政治的描寫。《儒林外史》特種郵票一套6枚，通過勾線填色、逐層暈染等藝術手法，生動展現了《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王冕畫荷》《杜少卿夫婦游山》等6個故事。諷刺的第二個關鍵是選擇諷刺的對象。這一問題與前一個問題密切相關。《儒林外史》諷刺的對象，集中于勢利與虛偽這兩種社會現象。儒家講仁，又講尊卑名分，本質上就是一種虛偽；但吳敬梓身為17世紀的一個知識分子，還認識不到儒家思想本質上的虛偽。盡管如此，儒家講誠，講信義，而且以此為據，譴責虛偽和勢利的社會現象。儒家以道德取人，不以貧富取人。貧富是社會等級最明顯最簡單的劃分，科舉是一般讀書人最關心的事情，勢利是最明顯的社會病態，范進中舉之所以成為《儒林外史》里最膾炙人口的故事，給所有的讀者以難忘的印象，其原因就在這里。吳敬梓沒有將批判的鋒芒局限于對勢利現象的諷刺，而是將諷刺的解剖刀深入到了人物的內心深處。吳敬梓的諷刺、批判的目光不再局限于道德評判，而是提高到了制度的層面。具體來說，涉及到了對于科舉制度的批判。就讀書人而言，科舉制度提供了改變自身社會地位的可能性。在功名富貴的誘惑下，讀書人或者變成除了八股一無所能的廢物，或者僥幸獲取功名，進入官場的染缸。吳敬梓對科舉制度產生的種種弊病作了獨到的觀察和分析，將其當作諷刺的主要對象。從諷刺所針對的人物而言，《儒林外史》的諷刺對象非常廣泛，上自翰林、太保，下至三教九流。中心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尤其是秀才這個群體。這是吳敬梓最熟悉的群體，也是《儒林外史》中寫得最好的群體。從諷刺所針對的現象而言，圍繞著“功名富貴”四個大字。凡是追逐、艷羨、自負其功名富貴者，即成為《儒林外史》的諷刺對象，而不論其社會地位之高低貴賤。如果僅此為止，則《儒林外史》并無與眾不同之處。對名利之徒的諷刺自古就有，對世態炎涼的感慨史不絕書。吳敬梓最感興趣的諷刺對象是：虛偽勢利、利欲熏心而又自以為忠孝仁義或欲掩其真相，而使他人認為是忠孝仁義者。正是在這一點上，《儒林外史》表現出它的與眾不同，吳敬梓表現出他出色的諷刺天賦。這一天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對此類人物和現象的高度敏感、精心觀察，準確捕捉其特征；二，對此類人物“良好的自我感覺”進行繪聲繪色而又不動聲色的描寫。

熱衷名利之人，常有冰雪之語。假惡丑者，依然需要一種內心的平衡，需要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到倫理的依據，以消解心中的負疚，達到內心的平靜，甚至站到道德的制高點上，獲得道德高尚的滿足。吳敬梓諷刺的對象，往往具有良好的自我感覺。翟買辦，一個小小的衙役，本是一個狐假虎威的小角色，他卻自認為是知縣跟前叫得響的人物。因為他心里作如此想，所以想不通一個知縣叫不動一個百姓的道理。時知縣的本心，是要用王冕的畫作為禮物去巴結危素，但他卻把自己的下鄉想象為“屈尊敬賢”的高尚行為。難怪他吃了閉門羹便要勃然大怒。夏總甲一個基層小吏，卻頤指氣使，“和眾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大有“官到尚書吏到都”的氣象。范進的丈人不過一介屠戶，卻沒有把中了秀才的窮女婿看在眼里，更不必說那些“做田的、扒糞的”農戶。梅玖不過是一個新進的秀才，卻仗著“我們學校的規矩”，趾高氣揚，將老童生盡情地挖苦一頓，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王德、王仁貪的是妹夫嚴監生的銀子，可這一對兄弟的原則性最強：“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功夫！”是所謂義形于色，當仁不讓。妹妹還沒有斷氣，他們就催著嚴監生扶妾為正。嚴貢生貪婪狠毒，親弟嚴監生尸骨未寒，他就雄赳赳地打上門去，要奪弟弟的遺產。可他一口咬定趙氏是妾，并揚言：“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都是差錯不得的！”儼然是禮教的捍衛者。這個儒林中最惡劣的分子，卻總能抓住理。他的名聲很臭，刁鉆刻薄，連族長都怕他怕得要命，卻自許為“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于心無愧”。嚴貢生一生口是心非，卻句句不離道德名分。他處處要占人便宜，卻說自己“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平日常做虧心事，卻居然能夠做到“半夜敲門心不驚”。陳和甫整日奔走權門，打秋風，討一口剩菜殘羹，可他自己卻坦然地說：“晚生只是個直言，并不肯阿諛趨奉。”不承認是仰人鼻息的人。王惠分明是一個酷吏，衙門里一片“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爺的利害，睡夢里也是怕的”，他卻自認為“而今你我為朝廷辦事，只怕也不能不如此認真”。婁家公子結交了一批不三不四的“名士”，卻自以為是禮賢下士的豪舉。楊執中、權勿用、張鐵臂一個個出乖露丑，使兩位當代信陵大為掃興。八股本是無用之物，可是魯翰林卻認為，八股通了，一通百通；八股不通，一切等于零。他是科場上的勝利者，充滿著一種勝利者的優越感。這份自豪傳給了他的女兒魯小姐。女婿不懂八股，致使魯小姐有誤我終生之憾。八股本是賺取功名的敲門磚，而馬二先生卻把八股視為學問，對自己選文的眼光非常自豪。因為他心里藏著這一份自豪，所以當他看到匡超人的桌子上放著一本“他新選的《三科程墨持運》”，立即就對其產生了好感。當他看到書店里擺著自己的選本，不免心里歡喜，立即上前去打聽此書的銷售情況。趙雪齋攀龍附鳳，借著說詩，帶出中翰顧老先生、通政范大人、御史荀老先生，沒見他有什么驚人之作，可他卻以詩人自居，儼然是杭城詩壇的風雅主持。匡超人發跡以后，變成一個無恥卑鄙的名利之徒。潘三東窗事發，沒有把匡超人供出來。而匡超人卻不領這份情，他堅決不去探望入獄的潘三，自說“便是我當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一副公而忘私的模樣。人物假惡丑的本來面目與他真善美的自我感覺的錯位，造成了一種喜劇的效果。為了制造良好的自我感覺，可以吹牛，可以撒謊。斗方名士會吹，官吏會吹，衙役會吹，鹽商、屠戶、和尚、山人，也都精通此道。梅玖吹他進學前，夢見太陽落在他頭上。王惠吹他科考時如有神助的鬼話，哄哄老實的周進。匡超人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教習，他卻自吹說“學生都是蔭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名利之徒的吹牛撒謊，沽名釣譽，達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馬二先生經不起蘧公孫的糾纏，讓他站上了《歷科程墨持運》的封面；牛浦借著偷來的詩稿，冒充牛布衣；在牛玉圃那里，吹牛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一種上了癮的嗜好。權貴和富翁，似乎都是他的摯友，他一開口就說是“二十年拜盟的朋友”。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不但是騙人，而且是自欺。一部《儒林外史》，簡直就是一部吹牛大全。良好的自我感覺背后，是信仰的缺失。真正有信仰的人，如杜少卿的父親，則被高翰林看做呆子。《儒林外史》中的幾位真儒，一個一個地被邊緣化。不是優勝劣汰，而是一種“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負淘汰。我們在《儒林外史》里看到了封建社會晚期的信仰危機。統治者也不愿去遵守自己制定的倫理規范，這一現象最容易摧毀一般人對倫理的信仰。當人人都在做假的時候，誠信還有什么意義！人人戴著假面，真正變成了人生如戲。可悲的是，如魯迅所說：“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于是這出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他們反以為掃興。”（《馬上支日記》）著力描繪諷刺對象的自我感覺，而不去直揭對象的可惡，使諷刺獲得了一種含蓄的風格。辛辣的諷刺融化在似乎是無動于衷、不動聲色的描繪之中，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燭幽索隱，物無遁形”。中國古代最強勢的文體是詩歌和史傳，恰恰這兩種文體都追求一種含蓄的風格。吳敬梓的諷刺青睞于含蓄的風格，是受到了傳統文化潛在的影響。從讀者的感受來看，小說越是渲染被諷刺者良好的自我感覺，諷刺的意味就越是濃郁，諷刺的效果就越強烈。發跡前的周進，只是讓我們覺得他的迂腐可憐。他的提攜范進，也會得到讀者的好感，沒有多少諷刺。當梅玖嘲笑周進的時候，我們只覺得周進的可憐，諷刺主要落在梅玖的身上。周進的冬烘，可笑的成分少而可憐的成分多。他的貢院發瘋，更是讓人唏噓不已。在科舉制度的誘惑和毒害之下，多少讀書人變成空虛愚昧，除了八股一無所知也一無所能的人。范進的故事也與此類似。我們讀范進中舉的故事，一開始，沒有覺得作者對范進有多少諷刺，只覺得他老實而可憐。諷刺的筆墨主要落在胡屠戶的身上。作者用不無夸張的筆墨，寫出他的前倨后恭，造成了強烈的諷刺效果。范進中舉以后，他的自我感覺逐漸地好起來，我們看到他一面忸怩作態，裝出守孝的模樣，一面“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里”，看到他身為學道，不知蘇軾是何人，才覺得諷刺落到了他的身上。吳敬梓像吳敬梓從名門子弟墜落至一貧如洗的平民，這一段慘痛的經歷，來自上流社會的蔑視和排斥，無疑培養了他對世態炎涼的痛徹體驗，培養了他對勢利和虛偽的敏感和痛恨。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乾隆時代，也正是一個統治者自我感覺良好的時代。春風得意的乾隆，自詡為“十全老人”，認為他的文治武功古今無人可比。他不但不允許有什么權臣，甚至也不承認有什么名臣，更不承認有帝王師之類的人物。乾隆不甘心僅僅做一個守成之主，他要做一個中興之主。乾隆時期御纂、御注、欽定的經典之多，不僅說明了最高統治者對儒家學說的重視和提倡，而且說明了乾隆兼君主和教主于一身的內心愿望。當然，傳統文化的習慣，如魯迅所說，“掛起招牌就算成功了”，這種重視和提倡并沒有多大的效果。吳敬梓的晚年，已經淪為一餐一飯都難以為繼的赤貧。他對所謂的盛世不會有什么好感。他早已被社會邊緣化。正是這種邊緣化的社會地位，這一份難得的孤獨和寂寞，使他在盛世保持了一份難得的清醒。憑著這份清醒，吳敬梓看清了盛世背后的暗潮洶涌，看透了世情的勢利和虛偽。可貴的是，吳敬梓的邊緣化也是他自己的選擇。他曾經有機會從統治者的宴席上分得一些剩菜殘羹，可是，吳敬梓放棄了。他像陶淵明一樣，像嵇康一樣，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因為他對盛世的否定，所以他要在小說里塑造一個莊紹光這樣的人物。莊紹光那種蔑視富貴、淡泊功名、獨立不羈的人格，深為作者所景仰。邊緣化的地位，甘于寂寞、淡泊功名的思想，貧困帶來的憤激與悲涼，加強了吳敬梓批判的力度，使《儒林外史》中處處迸發出諷刺的火花。在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盛世，吳敬梓帶著他的憂憤和悲涼，完成了他不朽的諷刺巨著，使后人永遠記住了這一位文化巨人的名字。(《文史知識》2016年第2期）（欄目：文化史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