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魯迅小說《孔乙己》的對比諷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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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瘋刺融于人物形象的展現

1.自命清高?????????????????????? 2.迂腐可笑 ???????????????????? 3.善良的可憐 ???????????????????? 4.自我安慰、解嘲 ????????? ???????

二、巧妙諷刺的多層性

1.主顧的哄笑 ???????????? ????? 2.“圣言”的辯解 ???????? ????????? 3.社會冷漠的批判 ??????????????????4.棍打窮秀才 ??? ?????????????????結束語 ?? ????????????????????????注釋、參考文獻??????????????????????? 2 3 3 3 4 5 5 6 6 7

論魯迅小說《孔乙己》的諷刺藝術

郝小琴

[論文摘要]

魯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是一個劃時代的作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在他的文學戰線上表現的非常突出。特別是他的小說。他寫小說的目的，是“ ‘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他的取材，“采自病態社會中的不幸的人們，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作者在藝術手法上可謂是多姿多彩千變萬化，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小說《孔乙己》，而他的小說最大特征就在于對比諷刺性，下面就本文諷刺藝術談談一些粗淺看法。具體特征表現在：巧妙諷刺的多層性、瘋刺融于人物形象的展現等獨特手法。

[關鍵詞]

魯迅，小說, 孔乙己,諷刺藝術

[正文]魯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是一個劃時代的作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在他的文學戰線上表現的非常突出。特別是他的小說。魯迅棄醫從文，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寫小說的目的，是“ ‘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他的取材，“采自病態社會中的不幸的人們，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作者在藝術手法上可謂是多姿多彩千變萬化，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小說《孔乙己》，而他的小說最大特征就在于對比諷刺性，孔乙己是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是受封建文化毒害的讀書人，是不會營生的犧牲品。本文試就其中的諷刺藝術特征作些闡述。

一、瘋刺融于人物形象的展現

孔乙己是封建科舉制度下的一個不會營生的犧牲品，魯訊的諷刺藝術已與筆下的孔乙己融為一體，此時的孔乙己表現得自命清高、迂腐可笑、善良、自我解嘲。

1.自命清高

“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臟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孔乙己雖然未曾進學，卻頗有幾分清高，喜歡孤芳自賞。孔乙己雖然餓得臉色青白，卻始終不肯脫下又破又臟的長衫，對自己認識幾個無用的廢字沾沾自喜，甚至以自己是個讀書人而自命不凡，別人取笑他時，他還要強辯幾句：“你怎么這么憑空污人清白??”，當別人問他“當真認識字么？”他卻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同時，他還固守“君子固窮” [1]的道德理念。以上諸多分析都可以說明孔乙己自視清高。這樣一個落魄的窮秀才清高又有什么可言，博得一笑而已！酒客揭短，取笑偷東西，孔乙己“力求”開脫，解釋。孔乙己的外貌描寫，初步刻畫其迂腐的性格特征。“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概括介紹了孔乙己的特殊身份、社會地位。“站著喝酒”表明孔乙己生活貧困，經濟地位與短衣幫相同。“穿長衫”含蓄說明他擺讀書人的架子，思想上羨慕上層階級，輕視勞動者，不愿與短衣幫為伍。喝酒方式與衣著的矛盾，反映了孔乙己經濟地位與思想觀念的矛盾。“唯一”點明這是孔乙己最鮮明的標志，說明只有他一人是這樣，身份很特殊。接著通過外貌、行動、語言等的描寫，給讀者一個總印象。“身材很高大”，說明他原本有謀生的條件。“青白臉色”說明平時吃不飽，營養不良。“皺紋”說明生活艱辛。“時常夾些傷痕”說明他經常遭受欺凌侮辱。“亂蓬蓬”說明他生活懶散，得過且過。“花白的胡子”說明他年歲已老，風燭殘年。“又臟又破”說明他好逸惡勞，不會自理。“滿口之乎者也”顯示自己很有學問，表現了他的書呆子氣。“教人半懂不懂”說明他不識時務，故意與別人保持距離。“綽號叫作孔乙己”他的名字無人知曉，說明 他不被人重視而差點被人遺忘，表現了強烈的諷刺、戲弄、嘲笑。“排出九文大錢”裝出有錢的樣子。“排”寫出孔乙己在只花四文錢的短衣幫面前摜派頭，表示自己比他們闊氣的得意、炫耀的神情。“竊書不能算偷”，故意買弄斯文，為自己開脫。“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自命不凡，孤芳自賞。

2.迂腐可笑

孔乙己是迂腐的，這主要表現在他的話語之中：他不回答，對柜里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么這樣憑空污人清白??”孔乙己的語言是很有特色的，明明是不爭的事實，卻還要苦苦爭辯，還動不動就是滿口“之乎者也”。在給小孩子們分茴香豆時，他有一句經典的話：“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2]迂腐的語言便是迂腐的性格的表現，極度可笑。孔乙己抱著過時的迂腐的觀念不放，生活在一個激昂不安卻已前進的社會里，難免不會顯出他的迂腐可笑。孔乙己已成為一個典型的抱殘守缺的形象。教小伙計識字，炫耀自己。“我可以附和著笑”寫“我”不分是非的愚昧落后。“掌柜是決不責備的”，寫出了恥笑孔乙己是天經地義的的權利。“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么？”寫出“我”的勢利，鄙視孔乙己。“將來做掌柜”說明孔乙己一心想往上爬，他認為小伙計地位太低。“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級還很遠呢”，說明“我”受封建等級觀念影響很深，自甘卑微，任人欺壓，沒有改變社會地位的意識。“掌柜也從不將茴香豆上帳”，表面說明茴香豆不值錢，一文錢不值得上帳，實際上寫出“我”看不起孔乙己。“長指甲”說明孔乙己懶惰。“回字有四樣寫法”，孔乙己以此來炫耀自己博學，說明他中封建教育的毒害很深。“顯出極惋惜的樣子”，寫出孔乙己自作多情，對“我”的關心，同時也說明他思想麻木，一心想出人頭地。

3.善良的可憐

“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吃，一人一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著碟子。孔乙己著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里走散了。”孔乙己雖然有諸多缺點，然而這個人的性格卻有善良的一面。關于這一點可以從他給孩子們分茴香豆這一情節中看得出來。對于一個窮困潦倒的人，仍然從自己的碗中分出不多的一部分茴香豆，如果不是一個善良的人，決難有這樣的行為。但是他的這種善良又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呢，可憐啊！可憐這樣一個善良的人已被這個食人不吐骨頭的舊封建社會制度所侵蝕了！諷刺于無形啊！

4.自我安慰、解嘲 “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在有人指出他偷書被人打時，他還極力為自己辯解，自我安慰。可以說孔乙己的一生是可悲的而又可憐的。其原因在于他沒有正確地認識自己。不過話又說回來，他的窮困潦倒的苦相，正是他精神無所寄托的表現。在這種狀態下，他只能退回到心靈深處的自我安慰中去，并在盲目的自命不凡和別人的取笑聲中自我解嘲，釋放心靈深處的壓力。當然他將一事無成，最終在貧困中死去。這是來自心靈深處的自我否定，也是自我價值的徹底崩潰后的結果。

二、巧妙諷刺的多層性

魯訊的小說諷刺藝術還表現其具有多個層面性，即從不同的用度來剖析問題：有孔乙己的同僚中舉人士的欺負與侮辱；有店里主顧的嘲笑；有儒家思想的禁錮；有社會人們的冷漠。

1.主顧的哄笑

在《孔乙己》一文中，作者多次寫到哄笑：《孔乙己》中的“笑”，表達了作者對孔乙己既批判又同情的態度，以及對麻木不仁的群眾的批判態度。孔乙己是封建教育培養出來的、四體不勤的多余人。當人們譏笑他的時候，他總是滿口文言詞語，不僅以此為武器，替自己的錯誤辯護，而且故意賣弄斯文，顯示自己知識淵博，高人一等。孔乙己自命不凡，言必圣賢，以真人君子自詡，確實可悲可笑。難怪他揮舞“君子固窮”、“之乎者也”的時候，一再引起眾人的哄笑。盡管這種笑不是善意的，但是它含有對陳舊、腐朽一類的嘲笑，帶有一定的合理性。這種“笑”，體現了作者對孔乙己的批判。小說中，被恥笑的只有孔乙己，其他人，不論大人小孩，不論富人窮人，都以各種方式笑話孔乙己。特別是在孔乙己身受丁舉人迫害而傷殘后，仍然無人管他的死活，還在一味追求自己的樂趣。狼狽不堪、垂死掙扎的孔乙己，無力反擊，只有懇切地哀求掌柜“不要取笑！”可是掌柜毫不動心，反唇相譏，咄咄逼人，兇惡可恨；眾人毫不動情，仍尋歡作樂，麻木不仁，愚昧可憎：“取笑？要是不偷，怎么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柜都笑了。這些“笑”，都是對孔乙己的羞辱、欺侮、歧視，蘊涵著作者的憤憤不平，隱藏著作者對孔乙己的同情。《孔乙己》中的“笑”，表達了作者對封建教育、科舉制度的抨擊，對封建社會的否定。孔乙己的可悲可笑，完全由封建教育、科舉制度使然。他的“身材很高大”，原有謀生的條件，可是他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鄙視勞動，好吃懶做，終于變成一個“不會營生”的廢人。孔乙己的富有個性的語言和動作，正說明他中毒極深，不能自拔。孔乙己信奉的“之乎者也”，不僅造成他的墮落，也導致他的毀滅。由此可見，對孔乙己的“笑”，也意味著對封建教育、科舉制度的譏誚。孔乙己一直生活在沒有溫暖、沒有人情的社會。他受盡了掌柜的冷酷的“笑”、眾人的冷漠的“笑”、伙計的冷淡的“笑”、孩子的冷落的“笑”，卻未見一顆熱心。在這冷冰冰的環境里，孔乙己迂腐而不覺悟，守舊而不自信，麻木而不抗爭，竟毫無一絲熱氣。整個社會，處于麻木冷卻狀態。這樣的社會，還會有什么希望？還會有什么出路？還會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孔乙己”可以說孔乙己已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笑柄了，“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著笑，掌柜是決不責備的。”、“而且掌柜見了孔乙己，也每每這樣問他，引人發笑。”、“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樣，笑著對他說”、“ 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柜都笑了”這時已不再僅僅是顧客嘲笑，店鋪里主人和雇員也摻合在嬉戲的人群中了，“ 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了。”在哄笑聲中出場，又在哄笑聲中死去。孔乙己的存在只是起到使“店內外充滿快活的空氣”的作用。“沒有他，別人也便這么過。”咸亨酒店里的酒客們的冷漠和麻木，正是魯迅所針砭的病態社會的毒瘤。當孔乙己不知去向時，掌柜的只記得“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的債務，而沒有人去關心孔乙己。逐漸地，孔乙己已被人們遺忘了。作者對病態社會異化了的人們對不幸者無動于衷的涼薄進行了解剖。

2.“圣言”的辯解

課文多次描寫他滿口“之乎者也”：“ ‘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么‘君子固窮’，什么‘之乎者也’之類。”、“對呀對呀！??回字有四樣寫法[3]，你知道么？”到了這時還在賣弄學問，這種愉悅感也只能是在小孩面前實施，然而還沒有得逞，可悲可嘆啊！“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這些充分反映他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孔乙己用“四書”“五經”中的所謂“圣言”為自己辯解，連偷書也說成“竊書不能算偷”。這些性格化的語言極能表現人物鮮明的個性，極具有強烈的諷刺性，可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戕害的多么的深，儒家的思想是多么的根深蒂固，那種“萬般階下囚，唯有讀書高”的思想尤為明顯。

3.社會冷漠的批判

在文章的主題方面，《孔乙己》一文傾向于對社會的冷漠的批判。魯迅的小說和雜文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能夠挖出造成社會病態化的原因進行分析，以達到“治病救人”的作用。《孔乙己》一文只是借用了一個科舉考試的失敗者來作為主人公，以闡發他的小說的一貫的主題。孔乙己的人生經歷離不開笑。短衣幫的笑，掌柜的笑，小孩的笑。正是在這些笑聲中，孔乙己一步步地與人們疏遠，他走向了孤獨。他也想實現自己的價值，可沒有人讓他這么做，就連小伙計也在虐殺他。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孔乙己的悲劇是 5 社會的悲劇，這也是作者魯訊筆鋒所在。社會不肯接納他，不肯認同他。這是一個多么冷酷的社會啊！人與人之間又是多么冷漠！

4.棍打窮秀才

故事情節寫到孔乙己終于因為偷到丁舉人家里去了被丁舉人打折了腿，試想做為科舉同僚，一個只是有幸成為科舉制度的勝利品，一個卻與之失之交臂成為了科舉制度的犧牲品，卻如此的加害，一點同情都沒有，“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取笑？要是不偷，怎么會打斷腿？”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卻得不到人們的同情，反而成了被取笑的材料。且不說丁舉人如何歹毒，只要看一看人們的勢利眼，你便會明白魯迅寫這篇文章的用意了。一根棍子打折了孔乙己的腿，將他送進了墳墓。其目的在于諷刺這樣的讀書人，之所以有這樣的下場在于批判封建科舉制度。有權勢的丁舉人是科舉制度造就的。一個沿著科舉階梯爬上去的讀書人，兇狠毒辣地殘害爬不上去的讀書人，這一事實本身就深刻揭露了科舉制度的罪惡。“取下粉板，忽然說”，說明孔乙己早已被人遺忘。“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寫出掌柜無情無義，只想著十九文錢，根本不管孔乙己的死活；說明孔乙己還不如十九文錢。“哦！”寫出掌柜對孔乙己被打斷腿漫不經心，毫不關心。幾句語言描寫，表現了當時人際關系的無比冷漠。“仍然慢慢的算他的帳”，寫出掌柜的冷酷。

結 束 語

《孔乙己》一文主人公孔乙己信奉封建禮教，遵循科舉考試，信奉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一個是落魄的童生，一個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成為人們哄笑的對象。真是科舉考試造人啊！孔乙己只是封建科舉制度下的一個縮影，但無論最終結局如何，他們都是悲劇人物，他們都是社會悲劇的產兒，是封建社會必然的產物。注釋：

[1] “君子固窮”：語見《論語.衛靈公》。“固窮”即“固守其窮”，不以窮困而改便操守的意思。

[2] “多乎哉？不多也”：語見《論語.子罕》：“大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這里與原意無關。

[3] 回字有四樣寫法：回字通常只有三種寫法：回、〔外“冂”內“巳”〕、〔“面”之下部〕。第四種寫作〔外“囗”內“目”〕（見《康熙字典.備考》），極少見。

參考文獻：

[1]魯迅：《<吶喊>自序》《魯迅文集》第一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頁

[2]魯迅：《孔乙已》《魯迅文集》第一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4頁

[3] 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M]B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567頁

[4] 魯迅：《魯迅全集》第5卷.[M]B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43頁

第二篇：試論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特色

試論魯迅小說諷刺藝術特色

姓名：準考證號：

【摘要】：魯迅小說“諷刺藝術”，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諷刺藝術”有所承傳和突破，同時也廣泛地借鑒西方小說的“諷刺藝術”特點的，從現實批判的高度，對社會時弊和國民的劣根性，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諷刺藝術特色。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是豐富的藝術表現手法與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結合的產物，在中國現代諷刺文學的發展史上，是獨樹一幟的。

【關鍵詞】：諷刺傳統世界思想手法價值

魯迅不僅無愧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套話少說，要著重從魯迅的文學成就，特別是他的小說成就的角度來開頭，以引起下文的論述。）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對世界文學的借鑒，是深刻的思想性和豐富的表現手法的完美結合，在他寬廣而深邃的藝術殿堂中，小說諷刺藝術的嫻熟運用達到了爐火純青至高無上的地步，是我們寫作提供了范本。

一

魯迅從小讀的是舊書，具有深潛的古文基礎，耳聞目染，就必然影響到自己的文學好尚和創作體式上來，其中受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作品影響很大，嵇康的“帥心使氣”、“慷慨激昂”，孔融的“譏嘲筆調”，都曾得到魯迅的贊許并為之效仿。在魯迅幼年時代，曾接觸了《目蓮救母》之類的鄉間的野臺子戲，即魯迅所謂的“社戲”。引起濃厚的欣賞興趣，在十余歲時就滿懷欣喜地充當了目蓮大戲中的“業余演員”。實地體驗了戲劇藝術的操作，從此在幼小的心靈構建起一座人而鬼、鬼而人、情而理、理而情的剛毅瑰麗的藝術世界，培養起對藝術與虛構的深摯感情。《故事新編》中的“油滑”諷刺手法正是我國傳統戲曲中“二丑藝術”的繼承和發展，這種“油滑”出現在虛構的穿插性的喜劇人物身上，是對生活中類似戲劇舞臺上“二花臉”一樣“勢利小人”的靈魂發現，又是一種激憤與悲憫相交織的情感的真實流露，冷言相譏又怒目不爭是其基調。這種戲劇中繼承來的“油滑”成為魯迅小說諷刺藝術手法之一，在“插科打諢”和新奇的藝術氛圍中多了些智巧、尖刻、嬉笑怒罵、婉而多諷。《故事新編》中穿插性的喜劇人物的寫法是魯迅吸取戲曲的歷史經驗而作出的一種新的嘗試和創造，除了能對現實發生諷刺和批評的作用外，并沒有使小說整體蒙受損害，反而使作者所要著重寫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活’了。魯迅對于中國傳統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既有批判又有繼承，在《狂人日記》、《孔已己》、《阿Q正傳》的小說中，通過諷刺手法極為尖銳而又深刻地批判了等級專制制度的儒家舊禮教，體現了現代的人道精神和自由平等的觀念。儒家的積極入世精神，強烈的憂患意識，對社會對群體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又是魯迅人生選擇的指導原則。道家文化中的許多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響了魯迅，例如道家對權勢名利的蔑視，對“仁義道德”的諷刺，對庸俗市儈的嘲笑，追求自我內心自由的人生價值觀念，從否定中進行肯定的思維方式，真和美相統一的審美規范，那種汪洋恣肆的浪漫情懷都能從魯迅小說中找到烙印。魯迅七歲開始誦讀《鑒略》，少年時代喜歡《山海經》，后來又特別推薦《儒林外史》，稱贊它“蹙而能諧，婉而多諷”，魯迅認為好的諷刺手法，應該筆鋒委婉風趣，“詞微而顯，旨博而深”，魯迅的小說正是這樣。傳統文化給了魯迅深厚的藝術功底。“五四”時期。傳統的中國文化與外來的西方文化的沖突，在魯迅的精神世界中產生了空前劇烈的震蕩。在西方思想文化界中，他對叔本華、尼采、易卜生等情有獨鐘，因為這一派“剛毅不撓，雖遇外物而弗為移”。魯迅早期接受尼采哲學作為人生觀。貶視庸俗，抨擊傳統，勇猛入世，呼喚超人，是魯迅一生不斷揭露和痛斥國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狂人日記》，魯迅這篇反傳統小說受過尼采的影響最明顯，魯迅曾譯過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序。《狂人日記》所展示的真理有兩層。明顯的一層是揭示傳統中國文化的吃人主義，較深的一層是談人的進化的真正性質。在這里“救救孩子”的呼聲是一位中國進化論者對未來一代應更好些的“寓意”的祈求，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借鑒尼采的更多的是精神、思想方面的。這篇小說又借鑒了安德列夫的《紅笑》，但也有區別。1

魯迅的獨創性在反轉了《紅笑》的視象。但兩者又不同，一個是真瘋，一個更具有象征意味。魯迅對安德列夫的象征主義、果戈里、顯克維支和夏目漱石的諷刺與反諷特別有興趣。《狂人日記》的反諷結構很像是對顯克維支的《炭畫》和《巴特克的勝利》的模仿，因為它是對中國舊式傳統傳記的嘲笑。魯迅從自己革命的、愛國的立場和用意去介紹和研究果戈里的，他早在《摩羅詩力說》中就強調了果戈里作品“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的思想特色。稱贊果戈里“用平常事，平常生活”顯示人物的矛盾性、可笑性。對果戈里的諷刺也特別贊賞。由于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所以魯迅雖然對西方剛經歷了的世紀末文學思潮非常了解，但他更多地是接近俄羅斯和東歐文學，他又曾經留學日本，對日本文學當然很了解。魯迅自己曾說喜歡妥斯綏耶夫斯基：一方面是對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是對人的靈魂的關注，在魯迅的所有小說里面幾乎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影響。至于日本文學，可以很明顯看到夏目漱石的幽默和諷刺風格的痕跡。（以上要分層次地將古代、外國的諷刺藝術特點，分門別類地列出來，從中分析出，魯迅在哪些方面接收了影響，是如何傳承的，要細致分析，這樣，你的論文才有深度。譬如，魯迅對《儒林外史》的“婉而多諷”特點的欣賞、繼承和發展，對俄國文學中的“含淚的微笑”的諷刺藝術特點的吸收和發展等，要善于扣住這些特點來進行論述。對所有的引文要注明出處，下同。）

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既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同時又與中國的、外國的優秀文學遺產有著內在的深刻聯系。魯迅自己也說過，他在小說創作的準備階段，曾看了百來篇外國作品，并從中得到深刻的啟示。在魯迅一生的藝術實踐中，始終沒有把自己與世界文學隔開來。魯迅小說嚴密的結構和富有學識的反諷，是思想上和心理上承載了許多過去經驗的遺產。舊時的種種給予了他一種特殊的沉重悲愴的感情，要為創新而奮斗，要在一個承載著許多前人和種種陳規的文化傳統中創造出某種新的前所未有的東西來。魯迅小說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學的承傳突破和借鑒世界文學的同時，從時代的高度面對現實，沉思過去，眺望未來，形成自己獨特的諷刺藝術。

二

魯迅小說的諷刺表現手法靈活多樣，對比、夸張、白描等處處見鋒芒，諷刺的語言更是詼諧幽默、尖銳潑辣，令人贊嘆。

在文藝創作中運用對比手法并不為奇，但是把對比手法運用得如此出神人化卻是魯迅的獨到之處。可以說，對比手法或明或暗，或隱或現地貫穿在魯迅的全部諷刺小說中。他通過對比手法的巧妙運用，達到了增加諷刺力度強化諷刺效果的目的，產生了巨大的藝術感染力。《肥皂》通過四銘道貌岸然的假象與隱藏在內心丑惡的真實兩面對照，將一個假道學隱藏極深的卑劣情欲和骯臟靈魂暴露得淋漓盡致。作者通過從四銘在不同場所持的不同語言和行動之間的矛盾來進行的。如四銘在太太和兒女面前，道貌岸然；而當他與兩個所謂“移風文社”的好友一起時，卻一直重復著兩個光棍的下流語言。作者采用表與里相對比的手法，通過描寫他們冠冕堂皇的假象，透視他們卑鄙無恥的真相，收到了極好的諷刺效果。在《幸福的家庭》，作者處處把混亂而貧困的現實生活和人物的空想對比，形成了強烈的諷刺：“作家”要寫“幸福的家庭”，可是戰亂四起，盜賊遍地的中國連安置這個家庭的地方都沒有；“作家”在幻想著作品里主婦的風姿——“前頭的頭發始終燙得蓬蓬松松”，“牙齒是始終雪白的露著”，可是當他一回過頭去，靠左肩便立著自己家里的主婦——“兩只陰凄凄的眼睛恰恰釘住他的臉”；“作家”想象著作品主人公們“高尚優美”的生活，可是自己的生活卻充滿了白菜堆，劈柴，女兒的啼哭聲??強烈的對比，不僅強化了作品的喜劇色彩，也深化了作品的悲劇性。作者雖未多加評論，卻通過對比手法和形象的畫面，給予空想家以辛辣的嘲諷，同時也對那丑惡社會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在《補天》里，作者將高尚女神女蝸和人類中的卑劣者的言行對比，更增添了作品對人類卑劣者嘲諷的力度。《鑄劍》將黑衣人宴之敖者俠義行為與王政的暴虐進行對比，《奔月》中將英雄后羿和背叛者逢蒙對比，《非攻》中“舍身求法”，“為民請命”的戰士墨子和醉生夢死的統治者的對比，《理水》中“埋頭苦干”，“為民除害”的古代英雄大禹和那些無所事事、高談闊論的考察專員與學者們的對比，無一不更增添了作品的諷刺意義，具有強烈的藝術震撼力和巨大的審美效果以及深厚的藝術內蘊。

魯迅特別贊賞《儒林外史》“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的白描手法，認為這是諷刺藝術的上乘。他繼承和發揚了這種白描手法的諷刺藝術傳統，主要用寫實的白描語言，以最樸實的文字準確、鮮明、生動地把被諷刺對象的丑惡形象真切地勾勒出來，塑造出眾多的栩栩如生的諷刺藝術形象，給人以生動形象，豐富多彩的審美享受。在《高老夫子》中，作者通過客觀的描寫，把高老夫子的丑惡形象刻畫得活靈活現。描寫高老夫子從早晨到中午在家里備課，照鏡的情景。當他照鏡子看見眉棱上的癱痕時，想到這癱痕大概會給女學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而憤憤不平。寫他下午到賢良女校上課。高老夫子走進“賢良女學校”教員預備室時所串演的“歡迎儀式”：“阿呀！礎翁！久仰久仰??”萬瑤圃連連拱手，并將膝關節和腿關節接連彎了五六彎，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阿呀！瑤翁！久仰久仰??”礎翁夾著皮包照樣地做??這里雖然純屬白描，毫無藻飾，卻通過兩人彼此彎腰拱手連連客套的舉止和阿諛奉承的語言，把他們庸俗，無聊的丑態表現得淋漓盡致，使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寫他逃出課堂，道經植物園，卻迎頭碰在一株桑樹上，震得手里的書本也失落在地上。作者用簡潔的語言通過對他的言行和處于特定環境條件下的心理活動描寫，雖然未加片言只語的貶斥，但高老夫子這一新國粹主義者，復古派的丑惡形象卻躍然紙上，他庸俗、作假、丑惡的靈魂也被暴露無遺。在《示眾》中，有對庸眾“看客”的集體的描寫。《示眾》幾乎是《阿Q正傳》中示眾場面的重復，只是寫得更細致。技巧更圓熟。《示眾》完全舍棄了情節和心理的分析，寫的只是外部的表面現象，是魯迅“白描”技巧的光輝典范。“看客”形形色色，有小販、學生、懷抱嬰兒的女人、兒童、警察、各以自己的怪異形象被攝入特寫鏡頭。有意的表面現象形象的描寫恰恰反映了這些人內心的空虛。他們似乎并不在意那示眾的犯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卻只是在“觀景”。當他們再看不見會有什么新鮮事發生時，就失去興趣，走開去看另一個跌了一跤的洋車夫去了。這是對中國庸眾的典型敘述。《**》通過描寫趙七爺頭上那根辮子盤起，拖下的幾經變化，刻畫他威脅農民時揮拳瞪眼的丑態等，富于諷刺色彩，活畫了他頑固又狡猾，可憎又可笑的丑惡面目。在《孔乙己》里，沒有一句旁白，作者完全是通過對他滑稽言行所作的純粹客觀的描寫，刻畫出一個被封建教育毒液完全銷蝕了靈魂的落魄潦倒、無可救藥的讀書人典型形象。在諷刺藝術集中濃烈的《故事新編》里，8篇小說也主要通過白描的手法來表現的。《補天》在敘述那些虛偽無恥、狹隘自私的丑惡行經時，并沒用表示譴責抨擊的語言，而是用人類行為情態的自身否定性來達到諷刺的目的。《鑄劍》關于王政暴虐情景的描寫，《奔月》關于逢蒙背叛行為描述，《非攻》對不合理社會現實現象的反映，《采微》對逃避現實的知識分子的嘲諷，《出關》對老子“無為”哲學的諷刺，都主要是通過客觀描寫所勾畫出的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來達到諷刺現實生活不合理現象和揭示其反動本質的目的。

魯迅的敘述者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個不同。有全知的，也有深思反省的；有主觀地移情于小說中人物的，有客觀婉曲的。通過這些敘述者，魯迅把他的主人公（狂人、沒落文人、憤世者、被迫害的農村婦女、無所作為的現代知識分子等）的感情和行為鮮明地浮現出來。特別是對那些消極的、不可信賴的敘述者的運用，更是標志著魯迅已經獨特地離開了中國傳統小說的常規。這種敘述技巧給他的小說結構增加了反諷的廣度，提供了構成對立視界以及從主觀角度作說明的基礎。《孔已己》中設計了一個不可信賴的敘述者。故事是由咸亨酒店一個小伙子用某種嘲諷口氣敘述的。這個人在敘述當時的情況時已經是一個成人了。當年他做小伙計的時候顯然也和那些顧客一樣，是鄙視孔已己的。現在他作為成人回憶往事，歲月卻并沒有改變他的態度。通過這種間接的敘述層次，魯迅進行著三重諷刺：對主人公孔已己，對那一群嘲棄他的看客，也對那毫無感受力的代表看客們聲音的敘述者。他們都顯得同樣可憐，同樣缺乏真正衡量問題的意識。魯迅敘述技巧的另一個好例子是《祝福》。敘述者是一個消極被動的、無感受力的知識分子。他被作者用來和主人公的痛苦相對比。這主人公是不識字的農村婦女，她的不幸激起她提出了那個重大的人生存在的問題，但這個問題本應是作為知識分子的敘述者更應當關心的。魯迅在這里又一次通過敘述的藝術形式作了諷刺。

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之一是夸張。夸張，確是“諷刺的本領”，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但又是常見的，平時誰都不以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夸張的筆墨藝術地寫出某一群人的真實來，有意識地夸張被諷刺對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點格外突出，以達到諷刺的目的。夸張絕不能離開真實，隨意杜撰和夸大其辭。《阿Q正傳》中為抓一個手無寸鐵的阿Q動用一大堆全副武裝的人，夸張至極，極具諷刺意義。

《藥》是魯迅所寫的最復雜的象征主義小說。小說的結構是錯綜復雜地編織起來的幾條象征之

流合在一起，在一個似乎是現實主義的情節布局中述說一個寓意的故事。那對老夫婦姓華，“華”是中國古稱“華夏”的一半。他們的兒子（也是中國的兒子）病了，必須用革命者的血來治療，這革命者恰恰又姓“夏”。這樣，這兩個作為象征的姓氏就表明了兩個青年正是一對，為了一個“中國之子”使另一個“中國之子”無益地犧牲了生命。通過象征手法的表達，透露出深刻的諷刺意義。

魯迅是語言大師，運用漢語言文字真是嫻熟自如，得心應手。經常巧用反語、成語、文言文。從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贊美，而實際上是否定和諷刺，反語手法往往用來表達憎恨和憤怒的感情，具有強烈的效果。說阿Q“見識高”“完人”，這些反語令人覺得所寫人物更可笑。孔已己爭辯：“竊書不能算偷??君子固窮??者乎”之類文言文特具諷刺意味。“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細細咀嚼，“九分”這個生造的詞，既略帶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聯系上文“十分”，又鞭撻了阿Q。

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是豐富的藝術表現手法與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結合的產物，它更注重小說的內在和內涵，引起人們的思考。一九一八年五月，魯迅在《新青年》四卷五號發表了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這篇小說，由于發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魯迅小說所達到的思想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著鮮明的時代性，具有無產階級文化思想先驅的特征。魯迅小說對于勞動人民和下層人物的悲慘命運的描寫，是與眾不同的，他不是著重于敘述他們如何貧困，為何艱難，而往往把他的筆伸向人物的靈魂，剖析他們精神上的落后、麻木和愚昧。魯迅小說中諷刺，完全立足于現實生活，鋒芒所向，無一不是針對現實生活中的丑惡和痼疾。魯迅小說的諷刺并不在于追求“奇聞”和“怪現狀”而在于深刻地揭示出了那些隱藏在常見的，一般的生活現象之下的丑陋的本質，在于作品的生活真實性。魯迅曾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它不是‘造’，也不是‘誣蔑’；既不是‘揭發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惡。但這么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①，《孔已己》中孔已己；《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稱霸一方、阿Q的精神勝利法；作者都一一予于諷刺。

由于當時的黑暗背景，魯迅小說的諷刺不同于西方小說那種令人捧腹大笑的諷刺，而是一種沉重的、悲喜交加的諷刺。他諷刺中的幽默不是輕松愉快的玩笑，而是在表面詼諧甚至滑稽之下的深沉悲哀。在小說創作中，他善于運用詼諧這一更具喜劇色彩的諷刺去表現悲劇的內容，讓人物在喜笑和淚水的情感的激蕩中顯示出特有的喜劇性諷刺魅力來。這種喜劇性諷刺，首先表現為對國民麻木不仁狀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這在充滿喜劇色彩的悲劇《阿Q正傳》里表現得最為突出。《阿Q正傳》的大部分章節都充滿引人發笑的喜劇色彩。但在這喜劇外表下潛存著的卻是催人淚下的悲劇。在作品中，往往一個藝術細節同時呈現出極強烈的喜劇性和悲劇性，最末一章《大團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阿Q無端被捉，糊里糊涂被人押著畫押，他不但不申述自己的冤枉，反倒羞愧自己畫押時圈畫得不圓，這種驚人的麻木和愚昧是何等可笑，又是何等可悲。魯迅曾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他在將阿Q人生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的過程中，將喜和悲，笑和淚，哀和憤交織在一起，組成了一幕幕帶有喜劇色彩的大悲劇，使人不得不在經歷一段喜，悲交加的感情**后又燃起憤怒的火焰。在這里，豐富的情感，跌宕起伏的變化，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和強大的審美效應。《孔乙己》也是使人笑中含淚的喜劇性悲劇。小說反復突出“眾人都轟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樂的空氣”，但“可是沒有他，別人也這么過。”這就表明，人們只是把他當作取笑的材料逗弄而已。特別是他被丁舉人打折了腿之后，掌柜和酒客們仍然不肯放過取笑的機會，孔乙己也就“在旁人的說笑聲中”結束了悲慘的一生。這令人戰栗的笑聲是多么殘忍，然而人們卻從中得到了快活。如果說那些長衫主顧，掌柜以捉弄，戲耍孔乙己為樂是不足為奇的，那么短衣幫也以譏笑孔乙己的傷疤和斷腿為快，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壓抑。在作者將他們人生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我們看的嘻笑聲中，永遠也掩蓋不了孔乙己悲慘命運的辛酸和讀者對封建教育毒害性的憤慨之情。《幸福的家庭》主人公在不斷構思他小說中充滿詼諧喜劇情節的同時，現實中他家庭的悲劇正一幕幕上演。在殘酷現實對主人公漂浮理想的嘲弄中，讓人深刻地感受到喜劇性中滲透著的悲劇性。《白光》細致地描寫了陳士成的心理狀態，從追求功名的動作中揭示了他希望不勞而獲的劣根性。這一幕喜劇性悲劇，同樣讓人在喜笑之后感到無比的悲哀。《補

天》在詼諧之中，隱含著抑制不住的憤慨。《奔月》在嘲笑中流露出極度的輕蔑。《理水》嘲諷之中掩蓋不住對反動文人和昏庸官員的激憤。《鑄劍》在滑稽之中飽含對王政暴虐的憤恨。《非攻》既有對墨子兼愛學說的嘲諷，又有對不合理社會現實諷刺中的憤怒。其他幾篇，同樣在詼諧和嘲諷之中，飽含著復雜的情感。而正是這些富于變化而飽滿的情感，賦予了作品極高的藝術欣賞價值以及深刻的社會意義。（第二部分基本上可以。）

三

魯迅的作品是現實主義的，他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敗。魯迅從事小說創作有著政治上、思想上、藝術上和創作實踐上等多方面的堅實基礎和準備，這使他的小說很自然地具有了非凡的劃時代意義。魯迅不是一般地描寫被壓迫人民的不幸，而總是發掘出更為深刻的政治內容，深入到反映對象的靈魂中去，探討他們受難的原因，考慮他們擺脫悲劇的道路；挖掘出主人公精神的火花，以此照亮前進的方向，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杰作。（套話少說，這一部分要對第二部分的分析，進行理論總結，要從中概括出魯迅小說諷刺藝術的特色、特征，譬如：戰斗性、批判性、情感性、政論性、時代性等等，這樣，你的論文就有深度了。0

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國新文化的方向。是指引青年應當如何生活如何行動的。魯迅用諷刺的火光去照見人物心靈深處的腐爛，用幽默的筆尖劃破社會上的腫瘤。聯系到當今社會，魯迅小說跨時代的諷刺藝術更有價值，我們社會的“腐爛”與“腫瘤”有多少：一邊在大會上大講反腐倡廉，一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腐敗分子有多少，見了上司，比奴才還恭順；見了百姓，比虎狼還兇暴，社會制度是否健全，民主監督是否齊全，老百姓們為了生存，像阿Q似的奴性形象大有存在。我們需要像魯迅一樣的人，揭露事實，指引道路。社會的下崗工人、農民、殘疾人等弱勢群體，需要魯迅，我們的社會永遠需要魯迅的“諷刺”之匕首為我們吶喊！

最后引用《文藝報》的一段評論作為這篇論文的結束語：“作家的責任是歌頌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頌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會漸次擴大，遲早要釀成大患。諷刺是及時施行手術，刮骨療毒，治病救人。是，它的手段也許太厲害一些，可是良藥苦口利于病，治病有時候需要下猛藥。擁護我們的社會制度不等于隱瞞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惡與不合理。文藝追求并闡明真理，不該敷衍、粉飾。為了真理，我們歌頌先進的人物，鞭撻落后的人物。”②

注釋：

①吳子敏、徐迺翔、馬良春編、《魯迅論文學與藝術》中《什么是“諷刺”》、魯迅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849頁

②1956年7月30日《文藝報》第十四期

參考文獻：

1、《魯迅作品集》、魯迅、北岳文藝出版社、2004年10月

2、《魯迅作品精選》、魯迅著、雪崗編、少年兒童出版社、2004年4月

3、《魯迅與中國新文學的精神》、姜振昌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4、《魯迅讀書記》、何錫章、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5月

5、《魯迅研究新探》、沈欣、研究出版社、2005年5月

6、《鐵屋中的吶喊》、李歐梵、岳麓書社、1999年9月

7、《魯迅論文學與藝術》、吳子敏、徐迺翔、馬良春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8、《魯迅研究史稿》、杜一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

9、《魯迅研究》、鄭擇魁、錢文斌、張頌南等、杭州大學

總的來說，論文初步定型，選題、立論、行文均基本上可以，但還比較粗糙，需要精加工。要扣住“諷刺藝術”的特點、意義來論述，尤其是扣住魯迅的諷刺小說創作，以及他對中國現代小說創作所作的貢獻來進行論述，你的論文就比較有特色了。

請根據我的提示，作進一步的修改！祝寫作愉快！

黃健2006.09.03杭州

第三篇：淺析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特色

戚而能諧 婉而多諷

——淺析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特色

漢語言文學專業07級 學生：楊俊琴 準考證號：412708100068 【摘要】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諷刺藝術”有所承傳和突破，同時也廣泛地借鑒了西方小說的“諷刺藝術”特點，從批判現實的高度，對社會時弊和國民的劣根性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諷刺藝術特色。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是豐富的藝術表現手法與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結合的產物，在中國現代諷刺文學的發展史上是獨樹一幟的。

【關鍵詞】諷刺

傳統

世界

思想

手法

價值

魯迅小說

諷刺藝術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魯迅的小說創作先后結成《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三個短篇小說集。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對世界文學的借鑒，是深刻的思想性和豐富的表現手法的完美結合。在他寬廣而深邃的藝術殿堂中，小說諷刺藝術的嫻熟運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一、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學的承傳突破和對世界文學的借鑒

魯迅從小讀的是舊書，具有深厚的古文基礎，耳聞目染，就必然影響到自己的文學風格和創作體式上來。其中受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作品影響很大，嵇康的“帥心使氣”、“慷慨激昂”，孔融的“譏嘲筆調”，都曾得到魯迅的贊許并為之效仿。魯迅幼年時代曾接觸了《目蓮救母》之類的鄉間的野臺子戲，即魯迅所謂的“社戲”。引起濃厚的欣賞興趣，在十余歲時就滿懷欣喜地充當了目蓮大戲中的“業余演員”。實地體驗了戲劇藝術的操作，從此在幼小的心靈構建起一座人而鬼、鬼而人、情而理、理而情的剛毅瑰麗的藝術世界，培養起對藝術與虛構的深摯感情。《故事新編》中的“油滑”諷刺手法正是我國傳統戲曲中“二丑藝術”的繼承和發展。這種“油滑”出現在虛構的穿插性的喜劇人物身上，是對生活中類似戲劇舞臺上“二花臉”一樣“勢利小人”的靈魂發現，又是一種激憤與悲憫相交織的情感的真實流露，冷言相譏又怒目不爭是其基調。這種戲劇中繼承來的“油滑”成為魯迅小說諷刺藝術手法之一，在“插科打諢”和新奇的藝術氛圍中多了些智巧、尖刻、嬉笑怒罵、婉而多諷。《故事新編》中穿插性的喜劇人物的寫法是魯迅吸取戲曲的歷史經驗而作出的一種新的嘗試和創造，除了能對現實起到諷刺和批評的作用外，并沒有使小說整體蒙受損害，反而使作者所要著重寫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 “活”了。魯迅對于中國傳統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既有批判又有繼承，在《狂人日記》、《孔已己》、《阿Q正傳》的小說中，通過諷刺手法極為尖銳而又深刻地批判了等級專制制度的儒家舊禮教，體現了現代的人道精神和自由平等的觀念。儒家的積極入世精神，強烈的憂患意識，對社會對群體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又是魯迅人生選擇的指導原則。道家文化中的許多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響了魯迅，例如道家對權勢名利的蔑視，對“仁義道德”的諷刺，對庸俗市儈的嘲笑，追求自我內心自由的人生價值觀念，從否定中進行肯定的思維方式，真和美相統一的審美規范，那種汪洋恣肆的浪漫情懷都能從魯迅小說中找到烙印。魯迅七歲開始誦讀《鑒略》，少年時代喜歡《山海經》，后來又特別推薦《儒林外史》，稱贊它“蹙而能諧，婉而多諷”，魯迅認為好的諷刺手法，應該筆鋒委婉風趣，“詞微而顯，旨博而深”，魯迅的小說正是這樣。傳統文化給了魯迅深厚的藝術功底。“五四”時期。傳統的中國文化與外來的西方文化的沖突，在魯迅的精神世界中產生了空前劇烈的震蕩。在西方思想文化界中，他對叔本華、尼采、易卜生等情有獨鐘，因為這一派“剛毅不撓，雖遇外物而弗為移”。魯迅早期接受尼采哲學作為人生觀。貶視庸俗，抨擊傳統，勇猛入世，呼喚超人，是魯迅一生不斷揭露和痛斥國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狂人日記》，魯迅這篇反傳統小說受過尼采的影響最明顯，魯迅曾譯過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序。《狂人日記》所展示的真理有兩層。明顯的一層是揭示傳統中國文化的吃人主義，較深的一層是談人的進化的真正性質。在這里“救救孩子”的呼聲是一位中國進化論者對未來一代應更好些的“寓意”的祈求，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借鑒尼采的更多的是精神、思想方面的。這篇小說又借鑒了安德列夫的《紅笑》，但也有區別。魯迅的獨創性在于反轉了《紅笑》的視象。但兩者又不同，一個是真瘋，一個更具有象征意味。魯迅對安德列夫的象征主義、果戈里、顯克維支和夏目漱石的諷刺與反諷特別有興趣。《狂人日記》的反諷結構很像是對顯克維支的《炭畫》和《巴特克的勝利》的模仿，因為它是對中國舊式傳統傳記的嘲笑。魯迅從自己革命的、愛國的立場和用意去介紹和研究果戈里的，他早在《摩羅詩力說》中就強調了果戈里作品“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的思想特色。稱贊果戈里“用平常事，平常生活”顯示人物的矛盾性、可笑性。對果戈里的諷刺也特別贊賞。由于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所以魯迅雖然對西方剛經歷了的世紀末文學思潮非常了解，但他更多地是接近俄羅斯和東歐文學，他又曾經留學日本，對日本文學當然很了解。魯迅自己曾說喜歡妥斯綏耶夫斯基：一方面是對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是對人的靈魂的關注，在魯迅的所有小說里面幾乎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影響。至于日本文學，可以很明顯看到夏目漱石的幽默和諷刺風格的痕跡。

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既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同時又與中國的、外國的優秀文學遺產有著內在的深刻聯系。魯迅自己也說過，他在小說創作的準備階段，曾看了百來篇外國作品，并從中得到深刻的啟示。在魯迅一生的藝術實踐中，始終沒有把自己與世界文學隔開來。魯迅小說嚴密的結構和富有學識的反諷，是思想上和心理上承載了許多過去經驗的遺產。舊時的種種給予了他一種特殊的沉重悲愴的感情，要為創新而奮斗，要在一個承載著許多前人和種種陳規的文化傳統中創造出某種新的前所未有的東西來。魯迅小說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學的承傳突破和借鑒世界文學的同時，從時代的高度面對現實，沉思過去，眺望未來，形成自己獨特的諷刺藝術。

二、沉重的、悲喜交加的諷刺和靈活多樣的諷刺手法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高度評價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戚而能諧”，指在諷刺的笑聲中包含著深沉的憂郁，表現了作者深厚的愛憎感情。“婉而多諷”，是指對諷刺對象不作公開的表態，把諷刺的鋒芒隱藏在委婉曲折的真實描寫之中。他在1935年寫的《什么是“諷刺”?》一文中說：“一個作者，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夸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地寫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群人，就稱這作品為‘諷刺’。”還對諷刺的真實性和藝術性作了強調和解釋，最后對諷刺提出“善意”的要求。魯迅小說的諷刺表現手法靈活多樣，對比、夸張、白描等處處見鋒芒，諷刺的語言更是詼諧幽默、尖銳潑辣，令人贊嘆。

在文藝創作中運用對比手法并不為奇，但是把對比手法運用得如此出神人化卻是魯迅的獨到之處。可以說，對比手法或明或暗，或隱或現地貫穿在魯迅的全部諷刺小說中。他通過對比手法的巧妙運用，達到了增加諷刺力度強化諷刺效果的目的，產生了巨大的藝術感染力。《肥皂》通過四銘道貌岸然的假象與隱藏在內心丑惡的真實兩面對照，將一個假道學隱藏極深的卑劣情欲和骯臟靈魂暴露得淋漓盡致。作者通過從四銘在不同場所持的不同語言和行動之間的矛盾來進行的。如四銘在太太和兒女面前，道貌岸然；而當他與兩個所謂“移風文社”的好友一起時，卻一直重復著兩個光棍的下流語言。作者采用表與里相對比的手法，通過描寫他們冠冕堂皇的假象，透視他們卑鄙無恥的真相，收到了極好的諷刺效果。在《幸福的家庭》，作者處處把混亂而貧困的現實生活和人物的空想對比，形成了強烈的諷刺：“作家”要寫“幸福的家庭”，可是戰亂四起，盜賊遍地的中國連安置這個家庭的地方都沒有；“作家”在幻想著作品里主婦的風姿——“前頭的頭發始終燙得蓬蓬松松”，“牙齒是始終雪白的露著”，可是當他一回過頭去，靠左肩便立著自己家里的主婦——“兩只陰凄凄的眼睛恰恰釘住他的臉”；“作家”想象著作品主人公們“高尚優美”的生活，可是自己的生活卻充滿了白菜堆，劈柴，女兒的啼哭聲??強烈的對比，不僅強化了作品的喜劇色彩，也深化了作品的悲劇性。作者雖未多加評論，卻通過對比手法和形象的畫面，給予空想家以辛辣的嘲諷，同時也對那丑惡社會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在《補天》里，作者將高尚女神女蝸和人類中的卑劣者的言行對比，更增添了作品對人類卑劣者嘲諷的力度。《鑄劍》將黑衣人宴之敖者俠義行為與王政的暴虐進行對比，《奔月》中將英雄后羿和背叛者逢蒙對比，《非攻》中“舍身求法”，“為民請命”的戰士墨子和醉生夢死的統治者的對比，《理水》中“埋頭苦干”，“為民除害”的古代英雄大禹和那些無所事事、高談闊論的考察專員與學者們的對比，無一不更增添了作品的諷刺意義，具有強烈的藝術震撼力和巨大的審美效果以及深厚的藝術內蘊。

魯迅特別贊賞《儒林外史》“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的白描手法，認為這是諷刺藝術的上乘。他繼承和發揚了這種白描手法的諷刺藝術傳統，主要用寫實的白描語言，以最樸實的文字準確、鮮明、生動地把被諷刺對象的丑惡形象真切地勾勒出來，塑造出眾多的栩栩如生的諷刺藝術形象，給人以生動形象，豐富多彩的審美享受。在《高老夫子》中，作者通過客觀的描寫，把高老夫子的丑惡形象刻畫得活靈活現。描寫高老夫子從早晨到中午在家里備課，照鏡的情景。當他照鏡子看見眉棱上的癱痕時，想到這癱痕大概會給女學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而憤憤不平。寫他下午到賢良女校上課。高老夫子走進“賢良女學校”教員預備室時所串演的“歡迎儀式”：“阿呀！礎翁！久仰久仰??”萬瑤圃連連拱手，并將膝關節和腿關節接連彎了五六彎，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阿呀！瑤翁！久仰久仰??”礎翁夾著皮包照樣地做??這里雖然純屬白描，毫無藻飾，卻通過兩人彼此彎腰拱手連連客套的舉止和阿諛奉承的語言，把他們庸俗，無聊的丑態表現得淋漓盡致，使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寫他逃出課堂，道經植物園，卻迎頭碰在一株桑樹上，震得手里的書本也失落在地上。作者用簡潔的語言通過對他的言行和處于特定環境條件下的心理活動描寫，雖然未加片言只語的貶斥，但高老夫子這一新國粹主義者，復古派的丑惡形象卻躍然紙上，他庸俗、作假、丑惡的靈魂也被暴露無遺。在《示眾》中，有對庸眾“看客”的集體的描寫。《示眾》幾乎是《阿Q正傳》中示眾場面的重復，只是寫得更細致。技巧更圓熟。《示眾》完全舍棄了情節和心理的分析，寫的只是外部的表面現象，是魯迅“白描”技巧的光輝典范。“看客”形形色色，有小販、學生、懷抱嬰兒的女人、兒童、警察、各以自己的怪異形象被攝入特寫鏡頭。有意的表面現象形象的描寫恰恰反映了這些人內心的空虛。他們似乎并不在意那示眾的犯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卻只是在“觀景”。當他們再看不見會有什么新鮮事發生時，就失去興趣，走開去看另一個跌了一跤的洋車夫去了。這是對中國庸眾的典型敘述。《**》通過描寫趙七爺頭上那根辮子盤起，拖下的幾經變化，刻畫他威脅農民時揮拳瞪眼的丑態等，富于諷刺色彩，活畫了他頑固又狡猾，可憎又可笑的丑惡面目。在《孔乙己》里，沒有一句旁白，作者完全是通過對他滑稽言行所作的純粹客觀的描寫，刻畫出一個被封建教育毒液完全銷蝕了靈魂的落魄潦倒、無可救藥的讀書人典型形象。在諷刺藝術集中濃烈的《故事新編》里，八篇小說也主要通過白描的手法來表現的。《補天》在敘述那些虛偽無恥、狹隘自私的丑惡行經時，并沒用表示譴責抨擊的語言，而是用人類行為情態的自身否定性來達到諷刺的目的。《鑄劍》關于王政暴虐情景的描寫，《奔月》關于逢蒙背叛行為描述，《非攻》對不合理社會現實現象的反映，《采微》對逃避現實的知識分子的嘲諷，《出關》對老子“無為”哲學的諷刺，都主要是通過客觀描寫所勾畫出的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來達到諷刺現實生活不合理現象和揭示其反動本質的目的。

魯迅小說中的諷刺大都是含蓄而隱藏的，在人物和場面的敘述、描寫中流露出來。《長明燈》中寫吉光屯各類人物商議處置要熄滅長明燈的叛逆者——“他”。在其伯父、地主四爺家，郭老娃提出將“他”關在四爺府上。四爺想占有“他”的住房，又怕關在自己府上，于是慢騰騰地問道：“廟里就沒有閑房???”有意地提示和點撥眾人把“他”關到廟里，既能使自家清靜，又可逃避責任，達到逐侄占房的卑鄙目的。作者在真實的敘述、描寫中不加評議，卻使讀者看出四爺的貪財、奸險的面目。《肥皂》中對四銘再三復述孝女的行乞和光棍的買肥皂“咯吱咯吱”下流話，流露出念念不忘的光棍的話里所包含的猥褻心理。當他的太太戳穿他“都不是什么好心思”時，他立即臉紅出汗了。四銘借著表彰封建倫理道德的名義，掩飾其內心骯臟的欲望，揭露他是假道學、真流氓。在《示眾》中，描寫看客圍觀示眾的犯人的熱狂，把諷刺的筆鋒指向一群精神麻木的人群，含意深沉。魯迅的敘述者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個不同。有全知的，也有深思反省的；有主觀地移情于小說中人物的，有客觀婉曲的。通過這些敘述者，魯迅把他的主人公（狂人、沒落文人、憤世者、被迫害的農村婦女、無所作為的現代知識分子等）的感情和行為鮮明地浮現出來。特別是對那些消極的、不可信賴的敘述者的運用，更是標志著魯迅已經獨特地離開了中國傳統小說的常規。這種敘述技巧給他的小說結構增加了反諷的廣度，提供了構成對立視界以及從主觀角度作說明的基礎。《孔已己》中設計了一個不可信賴的敘述者。故事是由咸亨酒店一個小伙子用某種嘲諷口氣敘述的。這個人在敘述當時的情況時已經是一個成人了。當年他做小伙計的時候顯然也和那些顧客一樣，是鄙視孔已己的。現在他作為成人回憶往事，歲月卻并沒有改變他的態度。通過這種間接的敘述層次，魯迅進行著三重諷刺：對主人公孔已己，對那一群嘲棄他的看客，也對那毫無感受力的代表看客們聲音的敘述者。他們都顯得同樣可憐，同樣缺乏真正衡量問題的意識。魯迅敘述技巧的另一個好例子是《祝福》。敘述者是一個消極被動的、無感受力的知識分子。他被作者用來和主人公的痛苦相對比。這主人公是不識字的農村婦女，她的不幸激起她提出了那個重大的人生存在的問題，但這個問題本應是作為知識分子的敘述者更應當關心的。魯迅在這里又一次通過敘述的藝術形式作了諷刺。在魯迅小說的諷刺人物畫廊中，還有《高老夫子》中的高老桿，常與黃三等流氓一起“打牌、看戲，喝酒，跟女人”；卻改名“高爾礎”去當歷史教員，為了“去看看女學生”。小說揭露了這個下流無恥的惡棍。《**》中的趙七爺是茂源酒店的主人，他威脅說：“沒有辮子，該當何罪？”“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你能抵擋他么”?描寫趙七爺色厲內荏、心虛膽怯的可笑形象，非常生動。《幸福的家庭》中的青年作家為了“撈幾文稿費維持生活”，想寫作《幸福的家庭》，但在妻子忙家務、孩子的吵鬧下，無法安靜寫作，表現他追求幸福生活而不可得的虛榮心。這些諷刺人物形象表現了魯迅“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的諷刺筆法，寄托著他的愛和憎、同情和憤怒、希望和抗爭的思想感情。

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之一是夸張。夸張，確是“諷刺的本領”，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但又是常見的，平時誰都不以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夸張的筆墨藝術地寫出某一群人的真實來，有意識地夸張被諷刺對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點格外突出，以達到諷刺的目的。夸張絕不能離開真實，隨意杜撰和夸大其辭。《阿Q正傳》中為抓一個手無寸鐵的阿Q動用一大堆全副武裝的人，夸張至極，極具諷刺意義。《藥》是魯迅所寫的最復雜的象征主義小說。小說的結構是錯綜復雜地編織起來的幾條象征之流合在一起，在一個似乎是現實主義的情節布局中述說一個寓意的故事。那對老夫婦姓華，“華”是中國古稱“華夏”的一半。他們的兒子（也是中國的兒子）病了，必須用革命者的血來治療，這革命者恰恰又姓“夏”。這樣，這兩個作為象征的姓氏就表明了兩個青年正是一對，為了一個“中國之子”使另一個“中國之子”無益地犧牲了生命。通過象征手法的表達，透露出深刻的諷刺意義。

魯迅小說諷刺藝術的另一個特點，是把喜劇同悲劇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笑聲里潛藏著深沉的憂傷。《阿Q正傳》寫阿Q自欺自慰的“精神勝利法”的種種表現是異常可笑的：他向吳媽下跪求愛，結果被趕出未莊：他要革命，想象中的革命完全是滿足自己的報復意愿和生活需求的大喜劇，結果是被槍殺的悲劇。《孔乙已》中的孔乙已的一生，同樣是在引人哄笑和丁舉人之類的折磨中結束的。在喜劇性描寫和悲劇結局的交織里，人物的悲劇命運更加令人同情。這是一種有情的諷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諷刺。

魯迅是語言大師，運用漢語言文字真是嫻熟自如，得心應手。經常巧用反語、成語、文言文。從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贊美，而實際上是否定和諷刺，反語手法往往用來表達憎恨和憤怒的感情，具有強烈的效果。說阿Q“見識高”“完人”，這些反語令人覺得所寫人物更可笑。孔已己爭辯：“竊書不能算偷??君子固窮??者乎”之類文言文特具諷刺意味。“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細細咀嚼，“九分”這個生造的詞，既略帶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聯系上文“十分”，又鞭撻了阿Q。

魯迅小說的諷刺藝術是豐富的藝術表現手法與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結合的產物，它更注重小說的內在和內涵，引起人們的思考。一九一八年五月，魯迅在《新青年》四卷五號發表了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這篇小說，由于發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魯迅小說所達到的思想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著鮮明的時代性，具有無產階級文化思想先驅的特征。魯迅小說對于勞動人民和下層人物的悲慘命運的描寫，是與眾不同的，他不是著重于敘述他們如何貧困，為何艱難，而往往把他的筆伸向人物的靈魂，剖析他們精神上的落后、麻木和愚昧。魯迅小說中諷刺，完全立足于現實生活，鋒芒所向，無一不是針對現實生活中的丑惡和痼疾。魯迅小說的諷刺并不在于追求“奇聞”和“怪現狀”而在于深刻地揭示出了那些隱藏在常見的，一般的生活現象之下的丑陋的本質，在于作品的生活真實性。魯迅曾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它不是‘造’，也不是‘誣蔑’；既不是‘揭發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惡。但這么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①，《孔已己》中孔已己；《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稱霸一方、阿Q的精神勝利法；作者都一一予于諷刺。

由于當時的黑暗背景，魯迅小說的諷刺不同于西方小說那種令人捧腹大笑的諷刺，而是一種沉重的、悲喜交加的諷刺。他諷刺中的幽默不是輕松愉快的玩笑，而是在表面詼諧甚至滑稽之下的深沉悲哀。在小說創作中，他善于運用詼諧這一更具喜劇色彩的諷刺去表現悲劇的內容，讓人物在喜笑和淚水的情感的激蕩中顯示出特有的喜劇性諷刺魅力來。這種喜劇性諷刺，首先表現為對國民麻木不仁狀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這在充滿喜劇色彩的悲劇《阿Q正傳》里表現得最為突出。《阿Q正傳》的大部分章節都充滿引人發笑的喜劇色彩。但在這喜劇外表下潛存著的卻是催人淚下的悲劇。在作品中，往往一個藝術細節同時呈現出極強烈的喜劇性和悲劇性，最末一章《大團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阿Q無端被捉，糊里糊涂被人押著畫押，他不但不申述自己的冤枉，反倒羞愧自己畫押時圈畫得不圓，這種驚人的麻木和愚昧是何等可笑，又是何等可悲。魯迅曾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他在將阿Q人生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的過程中，將喜和悲，笑和淚，哀和憤交織在一起，組成了一幕幕帶有喜劇色彩的大悲劇，使人不得不在經歷一段喜，悲交加的感情**后又燃起憤怒的火焰。在這里，豐富的情感，跌宕起伏的變化，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和強大的審美效應。《孔乙己》也是使人笑中含淚的喜劇性悲劇。小說反復突出“眾人都轟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樂的空氣”，但“可是沒有他，別人也這么過。”這就表明，人們只是把他當作取笑的材料逗弄而已。特別是他被丁舉人打折了腿之后，掌柜和酒客們仍然不肯放過取笑的機會，孔乙己也就“在旁人的說笑聲中”結束了悲慘的一生。這令人戰栗的笑聲是多么殘忍，然而人們卻從中得到了快活。如果說那些長衫主顧，掌柜以捉弄，戲耍孔乙己為樂是不足為奇的，那么短衣幫也以譏笑孔乙己的傷疤和斷腿為快，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壓抑。在作者將他們人生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我們看的嘻笑聲中，永遠也掩蓋不了孔乙己悲慘命運的辛酸和讀者對封建教育毒害性的憤慨之情。《幸福的家庭》主人公在不斷構思他小說中充滿詼諧喜劇情節的同時，現實中他家庭的悲劇正一幕幕上演。在殘酷現實對主人公漂浮理想的嘲弄中，讓人深刻地感受到喜劇性中滲透著的悲劇性。《白光》細致地描寫了陳士成的心理狀態，從追求功名的動作中揭示了他希望不勞而獲的劣根性。這一幕喜劇性悲劇，同樣讓人在喜笑之后感到無比的悲哀。《補天》在詼諧之中，隱含著抑制不住的憤慨。《奔月》在嘲笑中流露出極度的輕蔑。《理水》嘲諷之中掩蓋不住對反動文人和昏庸官員的激憤。《鑄劍》在滑稽之中飽含對王政暴虐的憤恨。《非攻》既有對墨子兼愛學說的嘲諷，又有對不合理社會現實諷刺中的憤怒。其他幾篇，同樣在詼諧和嘲諷之中，飽含著復雜的情感。而正是這些富于變化而飽滿的情感，賦予了作品極高的藝術欣賞價值以及深刻的社會意義。

三、非凡的劃時代現實主義的諷刺藝術

魯迅的作品是現實主義的，他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敗。魯迅從事小說創作有著政治上、思想上、藝術上和創作實踐上等多方面的堅實基礎和準備，這使他的小說很自然地具有了非凡的劃時代意義。魯迅不是一般地描寫被壓迫人民的不幸，而總是發掘出更為深刻的政治內容，深入到反映對象的靈魂中去，探討他們受難的原因，考慮他們擺脫悲劇的道路；挖掘出主人公精神的火花，以此照亮前進的方向，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杰作。

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國新文化的方向。是指引青年應當如何生活如何行動的。魯迅用諷刺的火光去照見人物心靈深處的腐爛，用幽默的筆尖劃破社會上的腫瘤。聯系到當今社會，魯迅小說跨時代的諷刺藝術更有價值，我們社會的“腐爛”與“腫瘤”有多少：一邊在大會上大講反腐倡廉，一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腐敗分子有多少，見了上司，比奴才還恭順；見了百姓，比虎狼還兇暴，社會制度是否健全，民主監督是否齊全，老百姓們為了生存，像阿Q似的奴性形象大有存在。我們需要像魯迅一樣的人，揭露事實，指引道路。社會的下崗工人、農民、殘疾人等弱勢群體，需要魯迅，我們的社會永遠需要魯迅的“諷刺”之匕首為我們吶喊！

最后引用《文藝報》的一段評論作為這篇論文的結束語：“作家的責任是歌頌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頌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會漸次擴大，遲早要釀成大患。諷刺是及時施行手術，刮骨療毒，治病救人。是，它的手段也許太厲害一些，可是良藥苦口利于病，治病有時候需要下猛藥。擁護我們的社會制度不等于隱瞞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惡與不合理。文藝追求并闡明真理，不該敷衍、粉飾。為了真理，我們歌頌先進的人物，鞭撻落后的人物。”②

注釋：

①吳子敏、徐迺翔、馬良春編、《魯迅論文學與藝術》中《什么是“諷刺”》、魯迅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1956年7月30日《文藝報》第十四期

參考文獻：

1、《魯迅作品集》、魯迅、北岳文藝出版社、2004年10月

2、《魯迅作品精選》、魯迅著、雪崗編、少年兒童出版社、2004年4月

3、《魯迅與中國新文學的精神》、姜振昌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4、《魯迅讀書記》、何錫章、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5月

5、《魯迅研究新探》、沈欣、研究出版社、2005年5月

第四篇：略論魯迅雜文諷刺藝術

略論魯迅雜文諷刺

魯迅的雜文取材廣闊，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語言精煉，達到了內容和形式的有機結合和完美統一，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其中諷刺是其雜文藝術的重要特征，經常與夸張、反語、幽默等結合起來，巧妙運用，使之表達深刻的道理和高度的思想內容。

魯迅認為“‘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誣蔑’；既不是‘揭發隱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又說：“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那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蔑而已”。魯迅的雜文以寫實為基礎，往往抓住現實生活中某一類人或集合并提煉某一集團論調的特點，或勾勒動物形象，或采集社會事件加以概括，進行諷刺。

魯迅雜文的諷刺藝術之一是夸張。“甚至于夸張，卻確是‘諷刺的本領”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但又是“常見的，平時誰都不以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夸張的筆墨”藝術地寫出某一群人的真實來，有意識地夸張被諷刺對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點格外突出，以達到諷刺的目的。夸張絕不能離開真實，隨意杜撰和夸大其辭。例如《偶成》針對國民黨以“施行教育”為名，整頓茶館，籌辦刊物，向讀者灌輸所謂“正當輿論”而寫。國民黨的所謂“正當輿論”不得人心，失去群眾。魯迅由這件事聯想到前清光緒初年，他的家鄉紹興有一個戲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實，戲做得非常壞，鄉民把這種情況編了一首歌來諷刺：臺上群玉班／臺下都走散／連忙關屆門／兩邊墻壁都扒塌／連忙扯得牢／只乘下一把餛飩擔。群玉班的戲竟能讓觀眾把兩邊的墻壁扒塌，最后只乘下一擔餛飩，顯然是夸張，這就用夸張的手法來表現了人們對群玉班的憎惡，堂堂的群玉班竟連一個觀眾也留不住，以此來諷刺國民黨粉飾自己，偽造輿論，卻不過是枉費心機。

魯迅雜文的諷刺藝術之二是用反語。從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贊美，而實際上是否定和諷刺，這種手法往往用來表達憎恨和憤怒的感情，具有強烈的效果。他說：“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如《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幾匹是咱們中國的叭兒狗，這也是一種國光。”這里的“國光”實際上指“國恥”。“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國粹所在，妙不可言。”這里用桃花之艷，乳酪之美來形容國粹，顯然都是反語。《紀念劉和珍君》中“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于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這里的“文明人”、“偉大”、“偉績”、“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都是反語。殺人者自鳴得意，以創建了“偉績”、“武功”的勝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臉上都濺有中國人民的血污，真是厚顏無恥，可悲、可笑之極！再對三個女子由衷贊揚、崇高評價的同時，“對中外反動派，則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諷刺，表達出對他兇殘而又卑怯的反動本質的極大輕蔑。”表達了“先生那樣悲痛，那樣憤激??非有徹底巨大變革，中華民族是沒有出路的恨透了殘酷反動的軍閥統治”的感情思想。“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很多，簡直一個再天上，一個再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深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然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撣到地上最不平凈的地方去。”毛澤東先生們的理論在“地下”卻是中國人民極力擁護的，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求得獨立、解放的只航明燈；而托派分子“天上”的理論卻是賣國賊的理論，日本侵略者所歡迎，通過“天上”、“地下”、“高超”對托派進行諷刺，徹底揭穿了其“理論”的本質，活畫出了一群“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的丑惡面目。

魯迅雜文的諷刺藝術之三是比喻。他的雜文雖有政治的特點，單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樣全

面系統地進行論證，而是經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達自己的態度，運用比喻進行諷刺，比抽象的說理更鮮明、更生動、更深刻。在魯迅的雜文里，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媚態的貓”、“比主人更厲害的狗”、“雖然是狗，有很象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的叭兒狗，“聳身一搖，將水點撒得人們一身一臉”的落水狗，“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餓得精疲”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吸人血要先哼哼地一發通議論的蚊子”、“嗡嗡地鬧大半天，停下來也不過舐一點油汗，又總喜歡一律扯上一點蠅頭”的蒼蠅，“脖子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知識階級的徽章”的山羊等。用這些動物來比喻那些“壞種”、“屠殺者”、洋奴買辦、正人郡子、幫閑文人、自由人、文壇魂魅、政治流氓、文化特務、社會渣子、小資產階級等，比喻生動、恰當、形象，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和諷刺意味，加強了理論的說明能力。在《一點比喻》指出一伙買辦資產階層的人所謂的“指導”“青年”，不過是象走在羊群里的山羊一樣，脖子上掛著一個代表知識階級微章的小鈴鐸，力圖將青年引向死路。還辛辣地諷刺了統治階級的上統社會的“風習”，好象豪豬一樣，彼此間保持一定的距離，而對人民則總是進攻的。

魯迅雜文的諷刺藝術之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用對方的話來攻擊對方，找出對方相矛盾的說法和行為來諷刺對方。如：《逃的辯護》中說道學生請愿時，“到得首都，頓首請愿，卻不料‘為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部恰巧‘碰’在刺刀和槍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魯迅把反動派的造謠污篾之詞拿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發揮了極為強烈的效果。再如，《學生和玉佛》摘引了《申報》的兩則電訊：一則是北平玉佛南運，一則是不準北平學生逃難，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錢”，這就諷刺了國民黨反動派既要趁國難之機打發橫財，還要保持騙人的面子。由于敵人的虛偽的尊嚴被撕破，假裝的正經被揭穿，所以發揮了巨大得力量。還如“英國有許多先前的文章不流傳，我想這是總會有的，但竟沒有想到她們的消滅乃因為不寫永久不變的人性。現在既然知道了這一層，卻更不了解她們既已消滅，現在的教授何以看見，卻居然都斷定他們所寫的都不是永久不變的人性了”上海的教授們武斷地認為歷史上一些文學消滅了，是因為沒有寫“永久不變的人性”。魯迅抓住了他們的信口開河，追問：“它們既已消滅，現在的教授何以看見”——“這真是所謂‘你不說我倒還明白，你越說我越糊涂了’”，一針見血，揭穿了其理論的荒唐可笑。魯迅雜文的諷刺藝術之五是諷刺往往和幽默連在一起。不過幽默指的是一種輕松的諷刺，也就是用詼諧有趣、含蓄有力的語言進行批評。如：《登錯的文章》指出印給少年們看的刊物上往往有描寫岳飛呀，文天祥呀的故事，“不過這兩位，卻可以勵現任的文官武將，愧前任的降將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是為辦給大人老爺們看的刊物而寫的文字，不知怎麼一來，卻錯登在少年讀物上了，要不然，作者是決不至于如此低能的。”這段話諷刺了國民黨反動派言行不一的丑態，對他們出賣祖國、屈膝投降的罪行進行了猛烈的鞭笞，而寫得卻非常幽默。

魯迅雜文的諷刺藝術還表現在其語言上面。他的雜文篇幅往往比較短小，但分析問題透徹，容量很大。特別是在語言上尖銳潑辣、準確優美、含蓄有力，形成了獨特的語言特色。“每一個破衣服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相罵聲中失土地，相罵聲中捐銅錢；失了土地捐過錢，喊聲罵聲也寂然。文的牙齒痛，武的上溫泉，后來知道誰也不是岳飛或秦檜，聲明解釋前嫌，大家都是好東西，終于聚首一堂來吸雪茄煙 ”比喻生動，語言辛辣精煉，深刻有力。

縱觀魯迅的雜文，是新民主主義時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應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對于新的事物，則竭力加以排擊”，“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語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的雜文已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最高峰，其諷刺藝術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第五篇：論《儒林外史》諷刺藝術

論《儒林外史》諷刺藝術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杰出的諷刺小說。作者吳敬梓托明寫清，以功名仕祿為中心，描摹形形色色儒林文士的性格與命運，展現了一幅封建科舉時代的社會風俗畫卷，是一幅活生生的社會面貌圖。《儒林外史》運用人物描寫、夸張、對比等藝術手法，奠定了我國古代小說諷刺藝術的基礎，為以后諷刺小說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他以獨特的視角和鮮明的寫作手法生深刻的剖析了在科舉制度毒害下的知識分子內心，對封建社會中那些不知廉恥追逐功名的行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關鍵詞：《儒林外史》諷刺藝術對比手法

《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舉制度弊端的現實主義長篇諷刺小說。這部小說雖借明朝的歷史，但描繪的人物和敘述的故事多清朝生活中真人真事，因此，《儒林外史》在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系列生動且個性鮮明的知識分子形象，第一次對封建科舉制度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撻。小說對科舉制度毒害下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進行了深刻剖析，對封建社會中不知廉恥追逐功名的行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儒林外史》對封建社會揭露得深刻透徹，它的諷刺手法淋漓盡致，讀過此書，使人“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它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它在繼承中國古代諷刺藝術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創造，把中國古代諷刺藝術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一、用人物自身的言行來表現諷刺藝術

《儒林外史》通過對形形色色儒林人物的刻畫，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現了封建社會各個方面的風貌，深刻地披露了精神空虛，道德墮落的知識分子形象。在作者的筆下，這些人物個個描繪的性格鮮明。像周進、范進、馬二先生、嚴貢生、嚴監生、匡超人、牛浦郎、楊執中、張鐵臂、胡屠戶、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瓊枝等，個個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點。作者通過人物的嘲弄，諷刺的筆法，描寫了封建社會儒林人物醉心科舉功名，把讀書中舉看成是人生惟一追求目標的種種丑態。以此來揭示對科舉考試制度的不合理，對社會腐敗黑暗現象和世態人情的揭露和批判。《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其一的表現就是用人物自身的言語行動來表現諷刺藝術。作者從未對《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做出評價。他對書中人物的愛憎感情總是隱含在對人物具體的形象的藝術的描寫之中。作者以冷靜、客觀的寫實風格，如置身事外，對書中人物未加一句臧否，讓人物在事件中自我表演，在言行中自我暴露。作者把對人物的愛憎感情隱藏在對人物的描寫和揭露中，并不憑借抽象的說明。二婁與楊執中一案，作者不動聲色，冷若旁觀地描述他們之間的那場“誤中緣”。二婁一而再、再而三地有證據確認楊執中是高人，是自己要追覓的真君子，楊執中把自己耽于讀書，以無用為高視為真古典遺脈存留，與二婁真是兩相誤來又自誤！此節讀來是引人入勝，令人捧腹，作者極盡譏諷之能事，但通篇未見一語刺辭。老嫗的誤聽、拒門、楊執中的蠢兒子搶食、楊執中摩挲銅爐度過饑餓尤其讓人印象深刻。二婁試圖像孟嘗君一樣禮賢下士，不過只得其皮毛，楊執中也不過是自視清高、返樸未

必歸真的待沽不售的廢物。作者雖然不單獨出來評價，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及作者的愛恨感情卻能栩栩如生地躍然紙上。作者描寫人物的言語行動不僅僅停留在外部的表面形象上，而是能從表到里，由淺入深的進入到要描寫人物的內心深處，進而挖掘出人物的靈魂。

《儒林外史》要控訴的是危害儒林的厄運，而不是被厄運危害的儒林。《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讓人閱讀《儒林外史》有一個審美進程，首先進入諷刺喜劇，即“丑史”的表層，進而直達社會悲劇也即儒林痛史的深層。把這兩個層次結合起來思考，我們會發現：《儒林外史》不只是令人鄙棄的儒林丑史，更是發人深省的儒林痛史，諷刺喜劇中滲透了濃烈的悲劇情思，悲喜劇融匯是它獨特的審美品。[1]人物自身的言語行動能更好的表現諷刺藝術，又如在《范進中舉》這篇文章中，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兩個人物是范進和他的岳父胡屠戶。寫胡屠戶以殺豬賣肉為生。寫他倔強、勢利，在范進中舉之前對他表現出極大的鄙視，時常抱怨自己瞎了眼，錯選了女婿，而范進中舉之后，卻一反常態，將范進奉為神明，并說：“我小老兒這雙眼睛，都是認識人的，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畢竟要嫁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再如寫胡屠戶的勢利之心，范進中從集市上回家的途中，胡屠戶“見女婿衣裳后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小說不是直接用文字寫出胡屠戶勢力，而對于胡屠戶舉止行為的前后矛盾的描寫，生動勾畫出一個市儈小人丑惡的嘴臉。這種婉曲的諷刺意味，就是魯迅所贊揚的“婉而多諷”而寫范進，主要使用了諷刺的筆法寫他的卑怯；但通篇卻也找不到“卑怯”這個詞。

《儒林外史》中的不同類型人物之間也形成了相互對比、映襯。與兩類反面人物形成對比的是作者塑造的正面人物。如“真儒”虞博士、“漢皋神女”王冕、杜少卿等，他們在世風日下、黑暗污濁的社會現實中，仍保持人格的獨立和優良的文化傳統，鄙夷功名富貴。最后的“市井四奇人”，仍是保持人格獨立，追求淡泊的王冕式的人物。作者應用如此多樣的對比、映襯手法，對我們認識人物形象，理解作者對理想失落的文人的扭曲的悲憫及對八股科舉的憤恨有很好的表現力，從而達到了辛辣的諷刺目的。作者對不同的人物給予不同的諷刺。從其中許多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從可笑的喜劇表面去挖掘其內在的悲劇意蘊，給可笑注入了辛酸，給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角度，對不同人物進行了諷刺。作者對書中四類人物“八股士”、“假名士”、“賢人”、“奇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對他們的諷刺力度也有所不同。對那些在舉業上毫無起色又迷戀科舉，轉而靠招搖撞騙、附庸風雅來討生活的假名士，作者仍是予以辛辣的諷刺，盡管其中有如馬二先生者，性格復雜遭遇也令人同情。對于八股士，作者給予他們的是無情的揭露與批判。對書中的賢人，作者批判的態度是溫和的，因這些人物身上有著作者人格理想的寄托，以及理想失落的無奈。魯迅指出：“敬梓之所描寫者??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2]《儒林外史》塑造了許多當時社會的典型人物，其以其三十萬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個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筆下，這些人物個個描繪的性格鮮明。從人物描寫來看，諷刺藝術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二、多用夸張的諷刺手法寫人議事

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善于運用夸張的手法，突出人物可笑可鄙之處，達到諷刺目的。高爾基說過：“藝術的目的是夸大美好的東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壞的——仇視人和丑化人的東西，使它引起厭惡，激發人的決心。”[3] 一個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個典型細節的刻畫，都必須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體現。否則，作品就會枯燥無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實生動地反映生活真實。《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細節來夸張描寫，將典型的細節和合理的夸張結合起來，以揭示這個人物的真實面目。

小說第五回寫嚴監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嚴監生非常富有，但慳吝成性，他一家四口，豬肉也舍不得買一斤吃，每當小兒要時，只在熟切店里買四個錢的哄哄就是了。慳吝的性格使得嚴監生臨死前還“伸著兩個指頭”不能咽氣。這兩個指頭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圍在床前不斷發問：有說是兩個人的；有說是兩筆銀子；有說是兩位舅爺不在跟前的。嚴監生聽了，直是搖頭，“那手只是指著不動了”。作者將情節放大，造成難解的跡，最后由他的妻趙氏將跡底揭開：“爺，別人都說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為那燈盞里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心去挑掉一莖。眾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將手垂下，頓時就沒了氣。這個細節屬于夸張，但它異常生動、深刻地揭示了嚴監生受財如命，辛辣地諷刺了這個慳吝的地主，寫出了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儒林外史》以寫實手法譏諷世態人心，雖然情節的鋪展是冷靜、平實，極具分寸感的，而行文卻不乏夸張甚至荒誕，對周進受辱、范進中舉、馬二先生的刻畫莫不如此。正如魯迅先生曾說《儒林外史》“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其實這也正指出了《儒林外史》與前人諷刺作品的不同。由于采用了“展示”的表現手法，讓人物以自身的言行進行人物性格的塑造，作者的影響被隱藏在小說的背后，從而打破了傳統小說一元化的視界結構，客觀性、真實性被大大強化了，諷刺性顯得更為強烈。而這被強化的內在指向正是人物的內心世界。小說開頭所寫的周進，六十多歲了，連個秀才也不是，因而備受眾人的奚落和嘲弄。當他到省城參觀貢院時，看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里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眾人把他救醒后，“周進看著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直哭到口里吐出鮮血來”。眾人將他抬出貢院，他“不顧眾人，又放聲大哭起來”。直到眾人決定出錢替他買取監生資格，他才“再不哭了，同眾人說說笑笑回到行里”。在這段描寫中，作者“直書其事，不加斷語”，沒有靜態的心理描繪，完全是事件場景的客觀描述。但周進從“哭了又哭”到“說說笑笑”，其實正反映了其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把一個對科舉抱有幻想而又備受壓抑、苦苦掙扎的老書生形象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來了，起到了較強的諷刺效果。

當然藝術的真實并不排斥夸張，在真實的基礎上夸張，是諷刺所必要的。夸張即是即把某種需要否定的東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這個人物的真實面目。例如周進撞號板；范進中舉發瘋；范母一喜而死；嚴監生臨死因點了兩根燈草而遲遲不肯斷氣；嚴貢生發病鬧船家等精彩描寫，都因為合理的夸張，而取得了強烈的諷刺藝術效果，從而更真實地暴露了問題的本質，起著深刻的批判作用。上面提到的范進因中舉喜極而瘋，在挨了一個巴掌后才清醒過來，這是故事的基本情節，是用夸張手法虛構出來的。這看來似乎離奇得很，卻如魯迅所說也是“會有的實情”，因而是可信的。理由是，當時士人熱衷于科舉，一旦功名到手就驚喜若狂，更何況范進20歲開始應試至今已有35年，在如此漫長的等待之后，他的愿望終于變成現實，又怎能不驚喜得發瘋呢!中舉，對范進來說自然是榮耀之至，但挨巴掌卻是受辱，榮而后辱，這是作者有意鞭撻他的丑惡靈魂，具有極強的諷刺意義。

三、廣泛強烈的藝術對比

吳敬梓采用廣泛而強烈的藝術對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類人物形象。他在刻畫人物時，常常并不直接說明自己的意圖，而是讓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將深藏于人物心靈深處的卑污揭示出來，造成強烈的諷刺效果。

如《范進中舉》一文中寫胡屠戶及眾鄉鄰用的就是對比手法，通過他對范進中舉前后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揭示胡屠戶及眾鄉鄰嗜錢如命、嫌貧愛富、庸俗自私的市儈性格。胡屠戶在小說中的表現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就叫做“前倨后恭”。前面非常倨傲，后面又很恭敬。正是在這種社會風氣下，才有范進不懈地跋涉在科舉的道路上的表現。作者運用對比映襯手

2法塑造人物形象，在不經意中強化諷刺效果。胡屠戶兩次“賀喜”的鮮明對比，展示了世態炎涼，把他的嫌貧愛富表現得極為真實。第一次“賀喜”：當范進考中秀才時他來了，“手里拿著一副大腸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進“現世寶”“窮鬼”，說范進中相公，是靠他“積了甚么德”，然后居高臨下地教訓范進，雖中了相公，不可在他這樣“正經有臉面的人”面前“裝大”，要立起“規矩”，不能有失“體統”。吃、喝加教訓到日西時分才離去。臨走的神態是“橫披了衣服，腆著肚子”，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第二次“賀喜”，是在范進中舉發瘋的時刻。聽說女婿中舉，立即帶著燒湯的二漢“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當眾人要他打醒范進以治其瘋病時，這個平日百般辱罵、諷刺女婿的他今日卻犯難惶恐了：女婿中了舉人，“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則閻王要讓下“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經過眾人慫恿、勸說，他連喝兩碗酒壯膽，才顫著手“打”了范進一下，卻不敢再打第二下。范進醒來，胡屠戶更怕了，“不覺那只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而且“巴掌仰著，再也彎不過來”。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回家途中，見女婿衣裳后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又高叫：“老爺回府了”。作為范進丈人的胡屠戶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范進中舉之前，家里人常常挨餓，借貸無門；中舉喜報一到，范進自己喜得發了瘋，大出洋相；眾鄰居呢，一反常態，“有拿雞蛋來的，有拿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只雞來的”。連做過知縣、橫霸鄉里的張鄉紳，也自道“一向有失親近”，立即成了“至親骨肉般的”“年誼世好”，又送銀子又贈房屋。從此，“有送田產的，有送店房的，還有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仆圖蔭庇的。”不到三個月，范進家里什么都有了。這樣，通過鮮明的對比，就輕松地、活靈活現地勾畫出了胡屠戶及眾鄉鄰庸俗勢利的市儈小人嘴臉。

《儒林外史》將各種對比交錯使用，顯得搖曳生姿。對比兩項，或前詳后略；或前略后詳；或兩者皆詳；或兩者均略，靈活跳脫，絕無板滯拖沓之感。如寫周進、范進發跡的前前后后，就是用的明比。周進當童生時，雖然頭發已經花白了，卻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反而受盡欺辱和冷遇，并因此悲憤得撞過號板。一旦考中進士，立即“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請吃酒、送賀禮的人絡繹不絕。薛家集做過學堂的觀音庵里，居然供起了“周大老爺的長生牌”！他以前寫的對聯也被揭下來仔細裝裱。那個因進學在先，曾盡情奚落過周進的梅玖，竟在范進面前冒認周進為“業師”。對篇中主要人物范進，文中通過他中舉前后境遇和心態的變化，也進行了對比描寫。中舉前，范進是饑寒交迫，受盡人間白眼和嘲諷，“穿著麻布直裰，凍得乞乞縮縮”去參加鄉試，回來“家里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出榜那日，家里已經斷炊。他不得不去集上賣雞換米，鄰居找來報喜，他卻怎么也不信。而當確認“中了”后，終于喜極而瘋。然而畢竟中舉了，馬上一切都變了。醒來后的范進對平日懼怕的岳父胡屠戶也不怕了，由先前稱其“岳父”改呼為“老爹”；時常嘲弄他的眾鄰居、素不相識的張鄉紳也都來套近乎了。范進“洗了臉”，開始接受眾人的朝賀。立即，房子、田產、金錢、奴仆，不招自來。這樣，通過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態的強烈對比，把范進醉心功名、靈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來。

圍繞范進、周進這兩人命運的對比，含有兩層意思。對世人，是態度的變化：前倨后恭、先冷后熱，真實地描繪了病態社會里庸俗、勢利的人生畫卷，滿懷痛惜之情諷刺了可憐的同胞在封建重壓之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和諂上驕下的丑態。對二進，是地位變化：窮則人盡棄之，達則人皆趨之；轉眼之間，從受人白眼、生活無著變為受人尊崇、錦衣玉食。真是“一登龍門，身價百倍”！這就點穿了士子們醉心舉業的原因，也揭露了清代統治者實行科舉制度決不是要選拔什么人材，而只是籠絡士人的一種手段。周進曾因百考不中悲痛欲絕而頭撞號板；范進卻是一朝僥幸大喜過望痰迷心竅。這也是一種鮮明的對比。它諷刺了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毒害，使士子們利欲熏心、喪魂失魄，既無是非觀念，也無理想抱負，人人變得墮落無恥，糊涂愚妄而不自知。這樣的對比手法并不是吳敬梓的創造，但他運用起來，卻有自己的特色；寓分明的愛憎感情于平靜、嚴肅的敘述之中，情節的發展象生活本身一樣

3生動自然，毫無油滑或矯揉造作之弊。

通過對比使作品思想十分尖銳，針針見血。在刻畫人物時, 常常不直接說明自己的意圖, 而是通過鮮明的對比, 在字里行間透露出深刻的含義, 引導讀者一道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興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現,成為衡量全書人物的尺度, 力求達到“敷陳大義”和“隱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卻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叛逆者”。這些人物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對功名富貴采取否定的態度, 并敢于蔑視封建統治階級的權勢。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權勿用、楊執中等一批墮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偽造文書、代人考試、修妻再娶、忘恩負義。牛浦郎為了結交官府, 貪圖名利, 竟冒名牛布衣, 進行招搖撞騙,后來原形畢露。通過對比,說明這類人物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 從他們身上可以看見功名富貴腐蝕人心的惡劣影響。地主鹽商的丑惡言行與市井細民的高尚品德的對比, 顯得涇渭分明。嚴監生和胡三公子, 他們食而無厭地聚斂錢財,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鹽商宋為富恬不知恥地宣稱:“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并且飛揚跋扈, 只要一個訴呈, 打通關節, 立即就能取得訴訟的勝利。第五十五回寫了四個自食其力的奇人:會寫字的季遐年, 賣火紙管子的王太, 開茶館的蓋寬,做裁縫的荊元。他們都不是科舉場中的人物, 但他們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與前者形成顯明的對比。

總之，《儒林外史》的諷刺手法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其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杰出的現實主義的長篇諷刺小說。魯迅先生評為“如集諸碎錦，合為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作為諷刺藝術的典范，它的高明處主要在于是用真實而典型的故事情節來體現諷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對形象作如此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筆寫來，讀者卻感到心馳神迷，余味無窮。不難看出以諷刺見長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時又能運用生花的藝術之筆，遵循著藝術的規律去描寫人物、刻畫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組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從而成為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做出了廣闊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

參考文獻

[1]顧鳴塘著《〈儒林外史〉與江南士紳生活》 著商務印書館出版2005年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見《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3]高爾基：《論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4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