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聊齋志異》的諷刺藝術

淺析《聊齋志異》的諷刺藝術

摘要 《聊齋志異》刻畫高尚的人物形象的同時還刻畫了一系列極具諷刺意味的人物，想象力豐富、構思奇特，蒲松齡借志怪的名義暗諷封建統治社會的黑暗。本文主要從四個方面進行分析論述其諷刺藝術。

關鍵詞 陰暗殘酷

至任至義

罪惡本質

根深蒂固

前言

《聊齋志異》是一部具有獨特的思想風貌和藝術風貌的文言文短篇小說集，深刻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民生活。作者蒲松齡愛人民之所愛、恨人民之所恨，陰暗的現實激起了他滿腔的孤憤，發而為文，或悲憫、或諷刺、或鞭撻，處處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相通。《聊齋志異》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諷刺意義的人物形象，對當時黑暗的現實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對其諷刺的內容本文主要從四個方面進行了淺略的分析：

(一)對統治者、官吏的昏暗狠毒的揭露

《聊齋志異》帶著對現實社會的悲憤情緒，揭露嘲諷貪官污吏、惡霸鄉紳貪婪狠毒的嘴臉，筆鋒尖銳的刺向封建政治制度。《促織》大膽的指出現實社會的不公平現象。統治者的驕奢淫逸、官吏的陰狠滑黠以及民不聊生的社會現象。只因為“宮中尚促織之戲”便讓官吏向百姓征收蟋蟀，使百姓苦不堪言，“輒傾數家之產”“惟思自盡”。作為一方土地的管理者，不為百姓生活操勞，卻因為巴結討好上官使百姓的生活艱難困苦。蒲松齡大膽的暴露了統治者荒淫無道和官吏狠毒自私的嘴臉，善良無辜的百姓只能成為統治者玩樂、貪官污吏壓迫下的犧牲者。成名一家的遭遇正是印證了這一點。成名本是一名忠厚老實的普通百姓，因捉不到蟋蟀而遭到官吏的嚴厲懲罰，轉側床頭，惟思自盡。在女巫的幫助下捉到俊健的蟋蟀而舉家慶賀，雖連城壁不啻。由此可見，朝廷向百姓征蟋蟀比肆無忌憚的向人民征收賦稅、征斂糧食更讓人害怕！一條活生生的人命在統治者、官吏的眼中竟然比不上一只蟋蟀。成名兒子只因為不小心打破養蟋蟀的罐子，就使全家陷入絕望，嚇得投井自殺，靈魂變成一只蟋蟀，解救了父母。因這只蟋蟀戰無不勝，能聞琴瑟之聲應節而舞，討得帝心大悅，成名一家所受賞賜頗多，“屢得撫軍殊寵，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①，真正殺死孩子的是封建統治嚴峻的壓迫。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不堪忍受黑暗的社會，靈魂幻化成蟋蟀供統治者和上官消遣取樂，使父母獲上官賞賜無數。這正是尖銳的諷刺了統治者的昏庸無道！這篇小說以跌宕起伏的情節，緊扣人民在黑暗殘暴的封建政治制度下無路可走的主線，更加辛辣犀利的突顯了封建統治機構的陰暗殘酷；貪官污吏的放肆壓迫欺詐百姓、巴結討好上級官員，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異史氏曰：“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①這也正是蒲松齡對下層人民的苦難與愿望的理解，對貧苦百姓的同情以及對陰暗的封建統治的不滿。運用幻想性與現實性相結合的藝術手法，更加犀利的突出皇帝的昏庸荒淫、里胥的滑黠、宰相的囂張跋扈、撫軍的昏聵。這就是統治百姓的封建階級系統，百姓根本不能在這種惡略的環境下生存下去，都足以發人深思。

(二)對封建科舉制度的鞭撻

在蒲松齡筆下，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真實的人物形象，受科舉制度毒害、靈魂受到腐蝕的、懷才不遇的士子形象就是其中一類。在《聊齋志異》中對封建科舉制度的弊端、仕途的黑暗的揭露諷刺正是作者內心強烈憤慨的抒發。《司文郎》這篇文章運用了高度夸張的藝術手法，尖銳的諷刺了封建科舉制度的黑暗與不合理，以及主考官的愚暗昏聵。余杭生狂悖，自認為才華橫溢，其實胸無點墨，當他把自己的文章給瞎眼和尚鑒別的時候，“僧嗅其馀灰，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隔，再焚，則作惡矣。’生愧而退。數日放榜，生竟領薦”②再次找了瞎眼和尚。“僧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熟為汝師。’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眾皆果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于鼻，棘于腹，俯眈所不能言，直自下部出矣。’”②文章極盡夸張的手法，把矛頭指向腐朽昏聵、好壞不分的試官們，痛斥試官連瞎眼的和尚都不如。這篇小說雖運用了夸張的藝術手法卻與現實社會情況相符合，統治者荒淫無道、考官昏庸無恥，貪婪成性，黜佳士而進凡腐，導致真正的人才被埋沒和摧殘，封建統治階級更加陰暗腐朽。狂妄無知的余杭生中了舉人，忠厚寬容德才兼備的王平子卻落榜了，更是變相的諷刺，也表達了蒲松齡內心對懷才而落榜的舉人的同情，以及作者內心的憤憤不平。縱然有才華，生不逢時，沒有賢明的君王、清正廉潔有才華的官員，正如千里馬不遇伯樂，只能做一匹普通的馬，碌碌無為度過一生！“去年上帝有命，委宣圣及閻羅王核查劫鬼，上者備諸曹任用”②通過現實的仕途與虛幻的陰間仕途相對比，辛辣的諷刺批判了現實的統治階級的腐朽、士子仕途道路的黑暗，對陰間考取官職的方式也正是廣大才子內心所向往的。

《王子安》刻畫的是一個靈魂受到腐蝕的酸腐士子形象。通過狐貍對他的調侃描寫了王子安的窘態。“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臥內室。忽有人白：‘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錢十千’”③“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錢十千’”③王子安中舉屢次打賞通報者，表達了他對科舉制度的熱衷以及對名利的渴望。“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呼無應者”③“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捶床頓足，大罵：‘鈍奴焉往！’”③犀利的描寫了王子安中舉以后追求的名利姿態。對長班的惡劣態度也暗指他名利雙收后的傲慢。“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③酒醒之時也就是他科舉夢破之時，“昔人為鬼揶揄，吾今為狐奚落矣”③這篇小說情節大膽而又奇特，一日嘗遍人生的酸甜苦辣，由中舉到夢破，情節跌宕起伏，雖篇幅較短，卻能入木三分的揭露和嘲諷科舉制度對士子靈魂的銹蝕。“異史氏曰：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竊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③蒲松齡不僅是塑造這樣一個士子形象，更深一層的含義是揭露科舉制度之弊，把秀才的悲慘遭遇描繪成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籠之病鳥、似被縶之猱、似餌毒之蠅、似破卵之鳩，運動精妙的比喻字里行間充斥著作者對士子的同情與無奈，控訴坑害文人的封建科舉制度。

（三）對狐鬼與人的對比諷刺現實

蒲松齡除了塑造現實社會中的人物外，還運用浪漫主義手法塑造了很多狐鬼形象，這類角色雖是虛幻，卻貼近生活，頗具人情味。《小翠》中的主人公狐仙小翠為替母報恩嫁給王家的癡傻兒子王元豐，王侍御偶然來看元豐，被球砸中臉“王以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俯首微笑，以手刓床”④事后，小翠憨跳如故，“以脂粉涂公子，作花面鬼④”夫人“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幾弄帶，不懼，亦不言”④小翠裝扮成宰相的樣子“夫人怒，奔女室，詬讓之，女惟憨笑，并不置一詞”④面對公婆屢次責罵，她既不生氣也不解釋，憨笑如常小翠這種戲謔的性格正是她對封建家庭、封建社會的反抗，然而這種反抗在封建人眼里確是瘋癲的。王侍御在爾虞我詐的官場與同僚相斗，在小翠的幫助下才戰勝政敵，對王家來說，她神機妙算是最大的功臣，但她從不邀功。終因失手打破一玉瓶受到公婆嚴厲斥責盛氣而出。小翠盡心盡力幫助王家與王侍御夫婦的卑劣行為相對比。正是美與丑、善與惡的對比，人當真是不如狐的。小翠沒有受到封建思想的荼毒，保持著自己的“真”，在生活中不受封建禮教的束縛，敢作敢為，也因報恩涉入官場，隱含著對現實社會勾心斗角的官場的戲謔與諷刺，官僚之間相互栽贓算計，明爭暗斗只為自己的權益，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斗爭的矛盾的黑暗現實。通過對小翠報恩過程中性格變化的描寫，表明封建家庭對小翠的反抗的不能容忍，這樣憨直可愛的人與當時的封建禮教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導致她的出走。“異史氏曰：月缺重圓，從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④表明了蒲松齡對現實社會中人的諷刺批判，通過人狐對比抒發對人性的鞭撻、鄙夷和諷刺，以及對狐鬼愛憎分明的褒揚之情。

《紅玉》中狐仙紅玉與書生馮相如暗中相戀私定終身，被馮父知曉后并未得到認同，反而被斥責“女子不守閨戒，既自玷，而又以玷人。倘事一發，當不僅貽寒舍羞！”⑤這嚴厲的羞辱令紅玉羞愧不堪，馮相如卻相當懦弱“父在不得自專”⑤紅玉決心離開，并在離開前為馮生覓得佳偶。多年后，馮生家破人亡，窮困潦倒之際，紅玉再次出現幫助馮生，“約半年，人煙騰茂，類素封家”⑤“時年三十六，腴田連阡，夏屋渠渠矣”⑤，馮生與紅玉只相處了半年，卻一生受到她的庇護與幫助，體現了紅玉富有人情味、重情重義的人格魅力，她為馮生不斷付出，卻因為馮生的卑微怯懦、膽小怕事而得不到回報。當馮生面對宋氏的羞辱，“思勢不敵，斂怒為笑，歸告翁”⑤致馮妻與馮父斃；當義士為他報仇時，“生懼禍及，抱子亡去”⑤最終被官府捉到大牢；紅玉夙興夜寐為他改善家境時，他當成理所應當，馮生雖善良卻得寸進尺、軟弱無能，與紅玉的至仁至義、執著相比顯得更加不堪。“異史氏曰：然官宰悠悠，豎人毛發，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許哉？使蘇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⑤通過善惡下場的對比，暴露了社會上丑惡庸俗的現象，表達了表達了蒲松齡對邪惡勢力的厭惡與希望善良的人得到幫助，懲惡揚善的思想感情。

（四）對封建禮教下女子命運的憤慨

在封建禮教的影響下，有很多女子被父母包辦婚姻痛苦一生，蒲松齡借助封建家庭中所產生的悲劇事件，塑造了一系列令人悲憫的女性形象。其中《云翠仙》表現了父母包辦婚姻對子女的影響，就算知道對方是個潑皮無賴也只能聽從母親委身于他。小說的開頭就描寫了梁有才的卑劣行為，“詐為香客，近女郎跪，又偽為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以及云翠仙對他的厭惡“渠寡福，又蕩無行，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為遢伎兒作婦”⑥在母親的堅持下與他成親，給與他富足的生活，梁卻不思進取、亂交濫友、沉迷賭博，把財產輸光，云翠仙只能“惟嚴守箱奩，如防寇”⑥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無疑是痛苦的，但她只能遵循封建禮教從一而終，但痛苦并不僅如此，丈夫居然想把她買為妓女，連婢女都感到憤慨“不如殺卻，何須復云云”⑥“眾眥裂，悉以銳簪、剪刀股攢刺脅腂”⑥這才是令人感到可笑的，對梁這種道德淪喪得人的諷刺鄙夷的意味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來。面對如此丈夫，她不得不背棄封建禮教，打破束縛憤然與之斷絕關系。本篇從封建社會現實出發，剖析了封建禮教對女子的束縛及梁不擇手段的剝削階級的思想的批判，在此前提下揭露封建思想的罪惡本質。梁有才的罪有應得就是蒲松齡內心憤憤不平情感的抒發，梁最終殺了引導他賣妻的損友，也是事情發展的需要，教唆人犯錯的人比實施的人更令人氣憤。

《恒娘》講述的是一個妻妾爭寵的故事，洪大業有一妻一妾，妻朱氏貌美，妾寶帶貌遠遜于妻，洪卻偏愛妾，在這劍拔弩張的形態下夫妻二人“輒以此反目”“然益劈寶帶，疏朱”⑦朱氏確認為“予句謂良人之愛妾，為其為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⑦由此可見，封建倫理道德根深蒂固，對女子毒害之深，身為正妻為得寵愛不惜為妾。后被恒娘教予馭夫之術，知曉了丈夫疏遠自己的緣由與重獲榮寵的要點。“朝夕而絮聒之，是為叢驅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⑦這便是欲擒故縱、以退為進；“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操作”“盡去敝衣，袍褲襪履，嶄然一新”⑦使朱氏的前后裝扮對比，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即新鮮感；后恒娘又教予她魅惑洪大業的方法“洪大悅，形神俱惑，惟恐見拒”⑦同時寶帶失寵“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楚。寶帶忿，不自修，拖敝垢履，頭類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⑦此篇小說正面是稱贊恒娘馭夫有道，并幫助朱氏獲得寵愛，細細品讀就會發現，朱氏雖然是這場妻妾之爭的勝利者，卻也是一名失敗者，作者暗諷封建社會女子地位低下，只能依附男人生存，以小見大，揭露了封建倫理道德對女子的壓迫，使得女子依附人格的形成，鮮明的體現了丈夫對妻妾的絕對統治權。朱氏對此并不加以反抗而是努力學習怎樣去迎合封建思想的桎梏，可見封建思想對女性精神壓迫之深。

⑥

結語 魯迅曾指出：“明末志怪群書，大抵簡略，又多荒怪誕而不情，《聊齋志異》獨于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非復人。”⑧蒲松齡善于在生活中取材，捕捉生活中現象與本質矛盾、不協調的事物，加以藝術加工，塑造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諷刺意味的藝術形象，進而剖析人性與封建社會。表面上是志怪，實則揭露、諷刺當時的社會禮教的束縛、危害。抒發了蒲松齡勸善懲惡的生活理想。他或借幻化的情節表達諷刺之意；或以極其夸張的漫畫是筆法進行諷刺；或以善惡對比加深諷刺含義；或以剖析人性自然而然流露諷刺之意。諷刺方法多種多樣，運用生動傳神的筆墨勾勒出一個個豐滿的人物，針砭封建社會之弊，讓讀者心領神會、回味無窮。

注釋

①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2007（05）197頁 ②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2007（05）418頁.419頁 ③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2007（05）470頁.471頁 ④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2007（05）377頁.378頁.379頁 ⑤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2007（05）99頁.100頁 ⑥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2007（05）288頁.289頁 ⑦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2007（05）534頁.535頁 ⑧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1952,22篇

參考文獻

[1] 李厚基 韓海明.人鬼狐妖的藝術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03）[2] 盧今.聊齋志異名篇欣賞.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1987（03）[3]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 [4] 馬瑞芳.狐鬼與人間.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5]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2007（05）[6] 蒲松齡研究集刊 第三輯.齊魯書社出版發行.1982（07）[7] 周先慎.聊齋志異欣賞.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08）

文獻綜述

前言

近年來，有很多學者對《聊齋志異》進行了研究，范圍涉及到蒲松齡的生平、著作、創作動機、哲學宗教思想、藝術手法、人物形象等方面。《聊齋志異》是一部深刻反映現實、反映人民生活的獨特小說集，同時還廣泛收錄了民間傳說，浪漫驚異虛幻世界是故事發展的前提。內容涉及封建政府、殘暴官吏、科舉之弊、封建思想、女子社會地位、狐鬼花妖的人性等。

一、高寶立對《聊齋志異》的諷刺散論

蒲松齡所著《聊齋志異》是一部充滿強烈批判精神的孤憤之書，對當時的政治弊端、科舉制度的黑暗以及社會風氣的頹敗，都有深刻的揭露和抨擊，批判社會現實，抒發作者的不平之氣，構成了《聊齋志異》諷刺的主要內容。它在諷刺藝術的表現上又有其鮮明的特色。這就是：幻想的奇異性、內容的喜劇性、情節的突然性、語言的幽默潑辣、表達方式的抒情直露以及較高的諷刺格調。

二、李云峰對《聊齋志異》諷刺手法的理解

《聊齋志異》諷刺筆法嫻熟，深化主旨、發人深思，增強了藝術魅力。對諷刺手法的理解即雙關，表面是寫鬼寫妖的志怪故事，實則抒發自己對黑暗現實的孤憤悲愴；夸張，運用豐富的想象力，對事物進行極端的的描述，諷刺意味也就越強烈；反語，在雙關的基礎上說反話，強化了諷刺效果；對比，通過對比，有力的譏笑社會的頹俗之風、惡德敗行，加深文章諷刺意味。

三、梅顯懋對《聊齋志異》諷刺藝術的管窺

他認為《聊齋志異》運用諷刺的筆法鞭撻貪官污吏、抨擊科舉制弊端、譏評頹風薄俗惡德敗行，或幽默詼諧妙語解頤；或辛辣犀利發聾振聵；或嬉笑怒罵痛快淋漓，或以嘲諷謔笑之筆墨抒發內心深沉的悲哀。運用的諷刺藝術分為寓諷刺于精心構造的幻化情節中；捕捉生活中現象與本質矛盾的事物，構成具有強烈諷刺意味的藝術形象；畫龍于壁，點睛即飛和漫畫的筆法。

四、張成文對《聊齋志異》中諷刺小說研究

《聊齋志異》從內容上可分為悲劇性的揭露諷刺小說和喜劇性的勸戒諷刺小說。蒲松齡善于選取“小題材”來反映、揭露黑暗社會的“大現實”。也即以小喻大，諷刺時弊。張成文認為，它的揭露性諷刺小說主要為兩類。一類是揭露科舉制度的弊端及其對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毒害，抨擊八股取士制度的腐朽性和虛偽性的科舉批判小說，這些篇章大都凝聚著作者濃厚的感情。另一類揭露性諷刺小說主要是暴露封建政治的黑暗腐敗，譴責封建統治著和邪惡勢力壓迫人民的罪行，同情被壓迫者的不幸遭遇并歌頌他們的復仇、反抗。

結語

通過對他人論文的研讀，我知道《聊齋志異》是我國文學史上頗有成就一部文言小說集，它犀利的揭露現實社會，運用諷刺的筆法指桑罵槐抒發自己內心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憤懣不滿。我的論文將從小說集中挑出幾篇不同方面的小說進行分析琢磨，從揭露封建統治者官吏的狠毒、鞭撻封建科舉制度、人鬼花妖與人對比、暴露封建思想對女子的荼毒這四個角度進行分析《聊齋志異》的諷刺藝術。

參考文獻：

[1] 高寶立.《聊齋志異》諷刺藝術散論.蒲松齡研究.1995 [2] 李云峰.淺談《聊齋志異》的諷刺手法.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期.2008(07)[3] 梅顯懋.《聊齋志異》諷刺藝術管窺.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5 [4] 張引群.《聊齋志異》的諷刺藝術.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02)

第二篇：儒林外史與聊齋志異諷刺藝術之比較

《儒林外史》與《聊齋志異》諷刺藝術之比較

――寒假作業之讀書筆記

“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儒林外史》以其深刻的思想內容和高超的藝術技巧,為我國諷刺文學的典范。“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精練地概括了《聊齋志異》在諷刺藝術方面的高超成就。二者一個以“儒林文人”為對象，進得行辛辣的諷刺，一個以鬼神妖怪的世界來映射世人；一個冷峻，給人以悲劇感覺，一個熱烈，給人以喜劇的印象。但二都雖都是從現實出發，通過夸張變形，借以批判現實，但所達到的藝術效果卻是不同的。

首先，在題材的選取上，《儒林外史》著重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題材，而《聊齋志異》則選“小”題材，以小見大，諷喻時弊。

《儒林外史》所寫盡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萬，這樣選擇有有代表性的題材極其重要。許多人情世態也都是當時社會上常見的,作者抓住了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進在發跡前受盡冷落,向胡屠戶借錢, 被胡屠戶一口唾沫啐在臉上, 罵了個狗血淋頭, 一旦范進中舉,胡屠戶馬上改口他為“賢婿老爺”, 還夸獎他“才學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頭張府、周府那些老爺, 也沒有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前倨后恭，刻劃出當時的世態。蒲松齡善于選取“小題材”反映、揭露黑暗社會的“大現實”。《促織》就是最杰出的一篇。因“宮中尚促織之戲, 歲征民間”, 于是層層官吏借此斂財。最后落到里正成名身上。他捉不到促織, 又“不敢斂戶口”, 被抓去打得“濃血流漓”,“惟思自盡”。后經“巫”指點, 幸得金翅促織, 又被子弄死, 子懼投井。然而, 其子魂化促織, “輕捷善斗”,遂獻宮中,“上大嘉悅”, 成名因而暴富, 竟“裘馬過世家”。情節跌宕起伏, 驚心動魄。作品通過一個小小的促織, 把皇帝的昏庸, 社會的黑暗, 官吏的諂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盡至, 這已不是一般的刺貪,而是直刺最高統治者——皇上。其次，在諷刺手法的運用上，也有不同。《儒林外史》采取廣泛而又強烈的藝術對比手法, 從正面進行諷刺抨擊。《聊齋志異》則采用較為曲折的方法，諷刺的力度更強。

通過對比使作品思想十會尖銳，針針見血。在刻畫人物時, 常常不直接說明自己的意圖, 而是通過鮮明的對比, 在字里行間透露出深刻的含義, 引導讀者一道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興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現,成為衡量全書人物的尺度, 力求達到“敷陳大義”和“隱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卻是

封建統治階級的“叛逆者”。這些人物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對功名富貴采取否定的態度, 并敢于蔑視封建統治階級的權勢。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權勿用、楊執中等一批墮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偽造文書、代人考試、修妻再娶、忘恩負義。牛浦郎為了結交官府, 貪圖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進行招搖撞騙,后來原形畢露。通過對比,說明這類人物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 從他們身上可以看見功名富貴腐蝕人心的惡劣影響。地主鹽商的丑惡言行與市井細民的高尚品德的對比, 顯得涇渭分明。嚴監生和胡三公子, 他們食而無厭地聚斂錢財,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鹽商宋為富恬不知恥地宣稱:“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并且飛揚跋扈, 只要一個訴呈, 打通關節, 立即就能取得訴訟的勝利。第五十五回寫了四個自食其力的奇人:會寫字的季遐年, 賣火紙管子的王太, 開茶館的蓋寬,做裁縫的荊元。他們都不是科舉場中的人物, 但他們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與前者形成顯明的對比。

而《聊齋志異》剛指桑罵槐，含沙射影即明指甲而真意罵乙, 是一種非常隱晦曲折的諷刺手法。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跡, 滿清王朝無可奈何, 而讀者心領神會,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其“殺傷力”極強。請看《畫皮》。太原王生, 路遇女郎,竟領入家中“寢合”, 道士告訴他是妖,他將信將疑。后來,他“窗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鋪人皮于榻上,執彩筆而繪之;??披于身,遂化為女子。”最后,女鬼終將王生害死。作品明寫女鬼, 實則暗罵那些衣冠楚楚、高居顯位、光環照人的達官貴人, 他們搜刮民財、荼毒百姓,都是一群披著“畫皮”的惡鬼。《夢狼》也是此種諷刺手法之精品。在陰間的官府上,只“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入視墀中,白骨如山。”“忽一巨狼,銜死人入。”竟“聊充庖廚。”作者用陰間惡狼當道的衙門, 影射貪官污吏殘害百姓的社會現實, 在那個想說不能直說,想寫不能直寫、文網密布的反動王朝,讀來實在令人痛快淋漓、妙不可言。

第三，在人物的塑造上，《儒林外史》及成功地塑造出性格復雜的典型人物。《聊齋志異》則塑造出分形象生動的人物。

《儒林外史》這種對人物揭露正反面復雜特征的描寫是罕見的。正面人物并不都好,反對人物并不都壞。如馬二先生,瑕瑜互見,若不是就全書批判的主要傾向而論,很難說他是反面人物。他作為一個“選家”,熱衷科舉,專研制藝, 言必稱朱熹,對科舉制有一系統的理論,一心想做官發財。特別是馬二先生游西湖, 遇到女人不敢仰視;見到皇帝的字, 慌忙磕頭;他贊美西湖的美景時,用了《中庸》中的一句話, 牛頭不對馬嘴;看到酒店里的雞鴨魚肉,直咽唾沫。馬二先生的迂闊、無知、鄙俗, 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可馬二先生在朋友蘧馬先夫急難的時候, 傾囊相助,免去其一場官司。連敲竹杠的公差也為之感動, 小說借一個人物的口, 稱贊他是有義氣、有肝膽的骨肉朋友。在馬二先生的身上,缺點這樣突出,優點亦如此。

可見吳敬梓沒有把馬二先生簡單化, 他也是性格復雜的典型人物, 作者運用這種極為“不協調”的筆法, 逼真地予以描繪,就形成強烈的諷刺。《儒林外史》往往描寫丑的事物自認為美或冒充為美, 同時又巧妙地戳穿其美的外衣,讓讀者看到其丑陋不堪的本質, 其諷刺手法極為豐富多變, 魯迅稱它為“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 是非常恰當的。《儒林外史》的問世, 體現了現實主義諷刺藝術的高度成就。

《聊齋志異》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更是要人叫絕。《勞山道士》,慕道入山求仙的王生, 生性嬌惰, 經受不住艱苦生活的考驗, 入山不久便“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但又不甘空手而歸,便向師父提出“略授小技”的請求。師父傳授給他穿墻之術, 并讓他當場試驗, 果然“虛若無物”。王生大喜, 回家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在妻子面前吹開了, 說自己“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并且當場“去墻數尺,奔而入”。結果卻“頭觸硬壁,驀然而踣”。《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屢試不售,“入闈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時, 醉入夢鄉。忽聞“報馬來”,王踉蹌而起:“賞錢十千!”家人因其酒醉, 便騙他說:“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美夢便繼續做下去。一會兒又有人來報:“汝中進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錢十千!”家人騙之如前。最后夢見自己殿試翰林, 便“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 于是大呼長班,長班稍稍來遲,他便破口大罵, 甚至大打出手。結果傾跌床前,妻兒“粲然皆笑”, 方才“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這兩個人物就非常形象，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同時也增強了作品的諷刺力度。

第四，兩部作品所形成的氣氛不同。

《儒林外史》在他的諷刺人物的喜劇性行動背后,幾乎都隱藏著悲劇性潛流,只不過吳敬梓喜劇中的悲劇筆觸不像一般悲劇那樣濃烈、哀慟欲絕,慷慨悲歌,而是一種辛酸的,悲愴的哀怨之情。如范進因中舉而發瘋時的種種丑態，讓人感到好笑的同時還有一種酸楚。《聊齋志異》有高度的藝術性,充滿了幽默和詼諧, 在令人噴飯之余又拍案叫絕。從而達到針砭時弊、抑惡揚善之目的。如《罵鴨》全文僅一百二十三字,就痛快淋漓地懲罰了一個盜鴨者。某民盜鄰鴨,烹之,至夜,膚生鴨毛,觸之則痛。入夢,有人告曰:須得失者罵方愈。而鄰翁素雅量,不罵,再三勸說,“翁乃罵,其病良已。”那盜鴨者受到惡報的丑態,實在大快人心,是對一切貪官污吏的諷刺和警告。整部作品喜劇氣氛很濃。

通過上面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儒林外史》與《聊齋志異》同是諷刺性作品，但是它們的風格是不同的。雖然運用相似的手法，可是達到的藝術效果也是不同的。但它們無論怎樣都是我國古典小說中諷刺藝術的高峰，給我國的文學史添上的精彩的兩頁。

2006年2月

第三篇：《聊齋志異》諷刺官府

在《聊齋志異》之中，諷刺官府的故事是數不勝數。在這里我就不一一例舉了。但是，無一例外，這些故事都諷刺了一個事實，當時的官府都十分的昏庸無能。在當時的官場上，惟利是圖的小人遍地都是，并且個個都是有奶便是娘。

《促織》便是一個諷刺官府的好例子。這個故事諷刺了當時社會的昏庸、腐敗。一只小小的蟋蟀，可以遠遠超過一個小孩的生死性命；一只小小的蛐蛐，既可以讓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也可以讓人受盡榮華富貴，幾世不愁吃穿。故事中，成名之前屢試不中，但是當他獻上了一只好蛐蛐時，皇帝龍顏大悅，縣官不但免去了他的苦差事，而且還想方設法讓他成為了秀才。從這兒，縣府的昏庸也就可見一斑了。蒲松齡借此強有力的諷刺了當時封建社會的殘忍、墮落、昏庸、無情。

作者出生在滿清中期。那時的官府對底層人民的壓迫極重。皇帝和官吏找盡各種方法來搜刮民脂民膏。生活在最底層的人民苦不堪言。當時，蒲松齡經歷了家族的由興到衰的過程，此經歷讓他深深感受到當時在底層生活人民的艱辛和不易。并且他也是屢試不第，心中早已對官府萌生了恨意。但他有恨卻不能隨意發泄只有在書中披露官府的所作所為來諷刺官府的腐敗、昏庸。

蒲松齡在諷刺官府之時，也向我們揭露了當時社會現象。封建社會是等級分明的，各個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差距極大，層次分明。在朝廷之上，人們又勾心斗角，實在讓人不忍直視。

第四篇：淺談《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淺談《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羅高

（中文081，070811102）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國古代諷刺文學的典范作品。在諷刺方面，主要體現在基于現實的諷刺，加之吳敬梓巧妙地運用夸張和對比手法，突出了強烈的諷刺效果。全書竭盡諷刺之能事，奠定了我國古代諷刺小說的基礎，為以后諷刺小說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關鍵詞：儒林外史，諷刺藝術，對比，夸張，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

《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舉制度弊端的現實主義長篇諷刺小說。全書共五十六回，描寫的人物眾多。吳敬梓運用樸素、靈活、幽默的地方性語言，假托明代，實際反映的是康乾時期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的功名和生活。他以獨特的視角，對封建統治階級用以禁錮人們思想而死板乏味的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可以說，吳敬梓對封建科舉制度的批判達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深度。

《儒林外史》問世之后，以其高超的藝術水平受到人們的喜愛和贊揚，尤其是它婉轉詼諧的諷刺藝術，更是令人嘆為觀止。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評價道：“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謫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 ”，甚至認為 “諷刺小說從《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謂之絕響。”

吳敬梓在繼承中國古代諷刺藝術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加以自己的創造，把中國古代諷刺藝術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作者的見解并不是直接列出來硬塞給讀者，而是在具體形象的塑造中闡明。周進和范進的中舉，匡超人的轉變，杜少卿的豪舉，馬二先生的迂腐，這一切都是通過具體的情節來表現深刻豐富的思想。吳敬梓并沒有直接向我們褒貶什么，但每個形象都飽含著巨大力量的褒貶，傳達著作者明確的正義觀。

下面將就《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特征作三點進行一個粗淺的探析。

一、對比的諷刺藝術

對比是這部小說的為了突出諷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戶對范進中舉前后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的對比。中舉前稱他為“現世寶”、“癩蛤蟆”，中舉后稱他為“賢婿老爺”、“天上的文曲星”；對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舉前說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舉后夸他“才學高，品貌好”；兩次的賀禮也不同，中舉前是“一副大腸和一瓶酒”，中舉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錢”；離開范進家的動作神態也不同，中舉前離開時是“橫批了衣裳，腆著肚子去了”，中舉后離開時是“千恩萬謝，低著頭，笑咪咪地去了”。通過對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貧愛富、趨炎附勢、庸俗自私的典型市儈形象躍然紙上。還有對眾鄉鄰的對比：范進中舉前對范家揭不開鍋，在死亡線上掙扎而不聞不問，范進中舉后趕緊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對他們嫌貧愛富的心態，進行了強烈的諷刺。對比之中寫出人性淡薄和世態炎涼，極富諷刺意味。

除了同一個人物的前后對比，作為一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還塑造了一批體現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與體現社會腐敗的反面人物進行對比。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莊紹光、遲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眾多貪污腐敗的官僚們。這一鮮明的美丑對比，大大地增強了小說的諷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顯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極致。

二、夸張的諷刺藝術

在小說中，吳敬梓對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細節加以適當的夸張，把重點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顯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給人看，這是勾畫諷刺人物的一個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東西加以放大來產生極強的諷刺效果。

吳敬梓在真實的基礎上，透過夸張這個放大鏡，把生活的黑暗擴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層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內涵，讓諷刺顯得犀利而深刻。

如人人皆知的范進中舉后因驚喜過渡而發瘋的這一幕，這種夸張的諷刺藝術可謂達到了極致。當范進面對突如其來、從天而降的大喜時，他那顆因飽經辛酸折磨而變得麻木的心靈，承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后一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著，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作者從范進幾十年的辛酸悲苦來寫這極度興奮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現象表現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邏輯，將當時的讀書人熱衷“科舉”，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癡，驚喜若狂，乃至發瘋這種社會現實加以夸張的描寫，從而達到了尖銳的諷刺效果。第五回中，寫嚴監生之死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臨時了還不忘燈盞里點的兩莖燈草，唯恐費了油，直到趙氏挑掉一莖才斷氣。透過這樣的細節描寫，恰到好處的夸張，把嚴監生那貪婪吝嗇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活靈活現。

三、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

小說在諷刺過程中，把詼諧的諷刺與嚴肅的寫實結合起來，挖掘現象產生的社會根源，從而在諷刺過程中起到對社會制度進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它所寫的事情是公開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足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但這么行下來，習慣了，雖也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經它特別一提，就動人。”

吳敬梓以客觀的態度去處理事情，不以主觀偏見去遮蓋對象的豐富內容。整篇小說雖以描寫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現象為目的，但并沒有因要顯露出描寫對象的戲劇性，而忽視人物的客觀真實性。在他筆下，諷刺對象并不是無惡不作的壞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著綜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這樣，諷刺才更真實、深刻。

而諷刺這一創作手法，它本身就有著嚴肅性。作者必須對社會、人生作出認真的觀察和思考。在這點上，吳敬梓對他所生活的社會現實有著敏銳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見識，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認識到封建科舉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顛倒的社會風氣，認識到生活在這一現實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們的一些病態心理。

同時吳敬梓的創作態度也是非常嚴肅的，既不是人身攻擊，也不是隨意嘲笑，而是把這司空見慣的不合理現象進行提煉、概括、典型化，從人性被壓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惡本質。他是懷著一種悲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變態過程。可以說作者是站在高處來俯瞰人生，以喜劇的形式來表現悲劇的內容。

綜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諷刺手法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在喜劇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筆鋒伸進人物最深的精神層面中，從而揭露這些悲劇性的社會原因，啟發讀者，尤其是讀書人對人生價值、對生活、對社會的深刻思考。笑中帶淚，是這部小說諷刺藝術的精華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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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臘生.試論《儒林外史》諷刺藝術中的對比手法[J]

第五篇：《燈下漫筆》諷刺藝術

《燈下漫筆》的諷刺藝術

魯迅一生寫了大量的雜文，他的雜文特點是詩化的政論，是政論化的詩。其中諷刺藝術是雜文中的重要特征，語言簡潔峭拔，充滿幽默感。

在《燈下漫筆》中，魯迅以諷刺的藝術手法，揭露了封建社會的吃人本質。在《燈下漫筆》中，魯迅用諷刺藝術之一是反語，從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贊美，而實際上是否定和諷刺，這種手法往往用來表達憎恨和憤怒的感情，具有強烈的效果。他說：“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例如“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很平坦的把國民的階級性反映了出來，又具有幽默簡單的語言諷刺了當時人們的無知與惰性。魯迅說過“諷刺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誰都不以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現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

《燈下漫筆》反映了北洋政府時代生活中一件大家時都曾遇到的小事，所以魯迅用諷刺藝術手法之二是比喻。他的雜文雖有政治的特點，單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樣全面系統地進行論證，而是經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達自己的態度，運用比喻進行諷刺，比抽象的說理更鮮明、更生動、更深刻。如“于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正是窮人和不屈服者的生命和鮮血成就了闊人們的幸福生活，這樣的社會怎能讓它繼續下去！可惜，中國的民眾還不覺悟，還在那里鑒賞殺人的盛舉，或者企圖借先行者的血來療就自己的疾苦，自覺不自覺地維護者吃人的社會，甚至自覺不自覺地跟著吃人。要改變這個病態的社會，其艱辛和代價可想而知。這一比喻不在于形似，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魯迅先生思想的深刻和憂思的深廣。

魯迅雜文的諷刺藝術之四是語言富有力度，他的語言具有無比的力度，像匕首，似投槍，刺向敵人，無法招架。在《燈下漫筆》中他將中國人兩個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總共20個字，就道出了千百萬中國人所經過的歷史；它高度濃縮，勝過某些史學家的“巨著”；語言力度還表現在用字用詞上，如“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的“溜”字，“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小玩藝”的“鬧”字，“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中立”等字詞在作品中俯拾即是，它們準確形象，入木三分，概括了現象，揭示了本質，顯示了語言的威力。縱觀魯迅的雜文，諷刺藝術的巧妙運用，使得文章的主題淋漓盡致的發展下去，同時使得魯迅的雜文在中國社會思想上有了深度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