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訴訟與非訴訟調研報告

關于《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改革項目》的碉研

報告

為了使調解這一解決矛盾的好方法，在訴訟或非訴訟中發揮良好的作用。特別是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調處機制中發揮其主導作用，我州部份縣市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如劍河縣委、縣人民政府制定的《劍河縣矛盾糾紛、不穩定因素和信訪突出問題排查調處化解工作方法》，就是一個多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規范性文件，也是如何解決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改革的大膽嘗試。這從以下幾個方面可清楚看出它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從而有效調處矛盾糾紛的運行軌跡。

一、參與組織領導在縣建立的綜治維穩信訪工作中心，縣法院便是成員之一，在鄉鎮成立的綜治維穩信訪工作中心，法庭負責人是其成員之一，在各村（居）民委員會成立的綜治維穩信訪工作中心，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是成員之一。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是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之一，所以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一些工作實際是人民法院工作的延伸。

二、參與非訴矛盾的處理 該工作辦法規定，對矛盾糾紛、不穩定因素和信訪突出問題的排查與處理實行歸口管理，即縣綜治維穩信訪工作中心負責全縣矛盾糾紛、不穩定因素和突出信訪問題的排查、管理和化解。這樣，縣法院、人民法庭和人民調解的有關人員便自始自終參與這些矛盾、不穩定因素和突出信訪問題的處理，為日后訴訟中處理未化解的矛盾

糾紛時，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法院、人民法庭的主要領導是矛盾糾紛、不穩定因素和信訪突出問題歸口管理的第一負責人

作為人民法院、人民法庭要解決所負責的矛盾糾紛化解，按縣里規定，無疑非訴解決是首先考慮的化解矛盾糾紛的方法，對非訴方式不能解決的矛盾糾紛，那當然只有通過訴訟手段解決，這樣法院和法庭就成了社會矛盾糾紛訴訟和非訴訟解決的紐帶和銜接劑，這的確是客觀、公平、公正處理社會矛盾糾紛的好方法。

以上是多元糾紛解決的有效辦法，也是目前各縣市用得較多的方法。但也還存在一些問題。如有的當事人既不同意調解，也不同意起訴，運用訴訟手段解決糾紛，而是企圖通過長期上訪的方式解決所面臨的矛盾糾紛。對于這類不易解決的社會矛盾，目前，除了反復做當事人的思想工作外，尚無良法解決這類社會矛盾而形成的“老上訪戶”問題，給黨政機關和法院工作帶來極大的壓力。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至于案件開庭后，將訴訟中的調解改造為訴訟和解是否有必要，如何改造比較合理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思路，值得探討與研究。雖然和解與和解只有一字之差，但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與作用卻大相庭徑，和解比調解更能促進當事人和社會的和諧。但這種做法在我州法院系統尚未開展。

第二篇：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調處機制匯報材料

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調處機制匯報材料

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糾紛解決機制，是實現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舉措。我院自開展訴訟與非訴訟銜接化解矛盾糾紛工作以來，各庭室積極加強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派出所、村委會、居委會等非訴訟部門的配合和協作，通過訴前調解、委托調解、聯合調解等銜接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和諧。

通過開展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化解矛盾糾紛工作，法院收案數穩步下降，案多人少的矛盾得到初步緩解，有力促進了執行工作的良性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為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奠定了基礎。同時，為當事人節約了訴訟費用，減少了訴累，得到人民群眾的肯定和好評。

一、我院在積極探索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糾紛解決機制的一些具體做法：

1、緊緊依靠黨委領導，積極爭取政府支持，鼓勵社會各界參與，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作用。

2、各相關庭室積極加強與當地政府、司法所等非訴訟部門的配合和協作。

3、在審判工作中全面推行全員、全程、全面調解，把調解貫穿于立案、審判、執行的整個訴訟環節；把調解工作積極向訴訟之前延伸，在法院立案庭設立人民調解窗口，在法庭設立人民調解工作室，為其他組織調處糾紛提供支持。

4、加強普法、宣傳力度。

二、貫徹落實最高院《關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及市中院的《太原市訴訟矛盾聯調工作辦法》中存在和遇到的問題。

1、化解矛盾糾紛組織結構單一，尚未形成黨委領導，法院引導，其他部門配合的大格局。目前，參與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化解矛盾糾紛的主體主要是法院、司法行政部門和人民調解組織，而與仲裁調解、商事調解、行業調解的銜接仍是空白。即使是上述幾個部門，有時也存在單兵作戰的情況，黨委及法院在該機制實際運作過程中的領導和引導地位得不到應有體現。

2、化解矛盾糾紛人員的能力層次不一。作為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主體即調解人員，除自身應具備處事公道，為人正派，群眾認可等條件外，還需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和調解技巧并具備一定書寫、表達能力，但目前同時具備以上條件的人員在數量上所占比例不大，且在知識結構、化解糾紛能力等方面，層次不一。

3、化解矛盾糾紛工作銜接流程亟需細化并規范統一。目前，雖然相關部門在開展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化解矛盾糾紛工作中相繼出臺了一些配套性規范制度，對于法院與其他相關非訴訟部門開展化解矛盾糾紛銜接工作起到了指導作

用，但在制度內容的設計上原則性較多，缺乏實際可操作性。

4、矛盾糾紛化解成功率整體水平不高。從目前調處的案件數和已達成調解協議的比例來看，化解矛盾糾紛的成功率不高。參與化解矛盾糾紛的非訴訟部門，因缺乏機制制約，思想上片面認為化解矛盾糾紛是法院一家的工作，其參與矛盾糾紛化解是為法院干工作，擔心參與化解矛盾糾紛會占用本部門其他工作的時間、精力和人力、物力，影響本部門工作業績，從而造成對參與化解矛盾糾紛工作積極性不高，而導致成功率低的局面。

三、訴訟與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相銜接存在的問題

1、各類糾紛解決機制尚未形成一個有機協調統一的整體和化解糾紛鏈。

2、在依法治國的理念下，訴訟至上的一元化思路仍占主流。

3、缺乏法律制度以及相關機制的支撐。

4、由于缺乏長效機制和經費等保障，一些制度的落實受到多方的制約和限制，實踐效果難以保障。

四、法院在參與訴訟與非訴訟糾紛解決銜接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

法院自身的規范、引導、指導作用發揮不夠。社會矛盾糾紛一旦在非訴訟環節處理不掉，將最終由法院作出處理，因此，法院要充分發揮化解矛盾糾紛的規范、引導、指導作用。但在實踐中，因化解矛盾糾紛工作不是非訴訟部門的法定職責，未列入考核范圍，造成非訴訟部門思想認識不到位，對于化解矛盾糾紛缺乏足夠重視，加上法院與非訴訟部門互不隸屬，法院引導化解矛盾糾紛的地位不能彰顯，導致出現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現象。

五、非訴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的范圍及非訴調解協議司法效力確認的操作程序

1、非訴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的范圍

（1）人民調解。即民間調解，調解的主體即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人民調解委員會、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行業協會等民間組織對民間糾紛的調解。

（2）行政調解。它分為兩種：一是基層人民政府，即鄉、鎮人民政府，包括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等對一般民間糾紛的調解。二是國家行政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對某些特定民事糾紛或經濟糾紛或勞動糾紛等進行的調解。

（3）仲裁調解。即仲裁機構對受理的仲裁案件進行的調解，如勞動仲裁委員會對勞動爭議的調解，調解不成即行裁決。

2、非訴調解協議司法效力確認的操作程序

1、當事人提出確認申請，2、人民法院受理，3、人民法院審查，4、作出確認與否的決定。

六、幾點建議

1、依靠黨委領導，爭取政府支持，形成黨委牽頭，法院引導，其他部門參與的化解矛盾糾紛大格局

一是通過向黨委匯報、建議，將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化解矛盾糾紛工作納入非訴訟部門的綜合治理考核中，作為部門工作考核和任用干部的一項硬指標，從而提高非訴訟部門參與化解矛盾糾紛的主動性，為化解矛盾糾紛銜接工作提供制度保障；二是爭取政府資金支持，將化解矛盾糾紛工作所需資金納入財政預算，?？顚Ｓ茫瑥亩{動非訴訟部門參與化解矛盾糾紛的積極性，為化解矛盾糾紛銜接工作提供物質保障。

2、充分發揮法院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化解矛盾糾紛工作中的引導、指導作用

通過加強對人民調解組織的指導、溝通，提高人民調解組織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和水平；通過對人民調解協議的申請確認工作，維護人民調解協議的威信，促使當事人愿意調解、尊重調解、履行調解，保證化解矛盾糾紛工作良性循環。

3、加強法院同司法行政部門、人民調解組織及其他非訴訟化解矛盾糾紛組織的聯系和配合通過召開交流會、座談會等形式，加強訴訟與非訴訟部門之間的溝通與聯系，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加強感情交流。通過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及時解決與非訴訟部門在化解矛盾糾紛銜接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4、深入調研，不斷創新、完善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化解矛盾糾紛機制

通過定期座談、調研，及時發現在訴訟與非訴訟銜接化解矛盾糾紛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有針對性的制定配套規范，從而保證化解矛盾糾紛銜接工作的不斷發展。

5、加大宣傳報道力度

積極加強與新聞媒體的聯系，開辟專欄，針對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化解矛盾糾紛工作的社會效果及實踐中的有益經驗、做法及時宣傳報道，提高非訴訟部門加強化解矛盾糾紛的思想認識，營造當事人愿意調解、尊重調解、履行調解的良好局面。

第三篇：法院訴訟調解工作調研報告

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廣東省河源市中級人民法院針對當地民情、社情和審判工作實際，成立了訴訟調解工作專題調研小組，并于最近深入6個縣區法院和5個有代表性的人民法庭，采取聽取基層法院調解工作匯報、與民商事法官及人民法庭法官座談、發放問卷調查等形式，對河源市兩級法院民商事審判開展訴訟調解狀況進行了調研，摸清了該市法院民

事訴訟調解工作的現狀及做法，分析了當前訴訟調解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提出了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民事訴訟調解工作的對策。

一、民事審判調解工作的基本情況

近年來，廣東省河源市兩級法院從促進案結事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高度出發，充分運用“和”的理念，把訴訟調解貫穿于審判工作的各個環節，積極開展訴訟調解工作，堅持當事人自愿原則、查清事實分清責任原則、調解合法原則，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一）河源法院訴訟調解結案率近幾年呈上升趨勢

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2004年全市法院共審結一審民商事案件3815件，其中調解結案790件，調解率為20.7%，比上年上升了2.4%；2005年全市法院共審結一審民商事案件3560件，其中調解結案862件，調解率24.2%，比上年上升了3.5%；2006年全市法院共審結一審民商事案件3594件，其中調解結案1114件，調解率31%，比上年上升了6.8%。2007年全市法院共審結一審民商事案件4512件，其中調解結案1993件，調解率為44.1%；2008年全市法院共審結一審民商事案件4452件，其中調解結案2558件，調解率57.4%；2009年全市法院1至4月份調解結案464件，調解結案率為63.2%，比去年同期上升26.37個百分點。在此過程中，涌現了一批調解能手，表現突出的如全國模范法官、一等功臣、調解能手——連平縣人民法院隆街人民法庭副庭長謝頂義。

（二）法官對訴訟調解工作有統一的認識

當被問到“您在辦案過程中注重調解還是判決”時，100%的被訪法官選擇了“注重調解”。沒有人認為“調解不符合現代司法要求，是司法權威不足的無奈選擇”或是“調解就是‘和稀泥’，容易使當事人懷疑法官的能力與公正性”或是“訴訟周期短，沒有時間進行調解”。這充分說明了“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要求已經深入我市法院法官心中，牢固扎根在法官的辦案意識中。其中，認為“調解有利于化解矛盾，從根本上息訴止爭”的占90%；認為“調解可以減少執行壓力”的占87%；認為“調解可以減少當事人訴累，節約訴訟成本”的占92%；認為“調解自由度大，工作量小，減輕辦案責任和風險”的占33%。

（三）法官的調解積極性較高

對于“您平均對每一件案件進行調解的努力次數”這一調查，平均努力2次的占62%，平均努力3次或以上的占28%，而只努力1次就不再嘗試調解的只占10%。對于“您認為以什么方式啟動調解程序最合適”這一調查，73%的被訪法官認為應由“法官主動建議”，認為應由“當事人申請”才給予調解的只占27%。因此，我市法院法官在調解工作中，多數人能積極投入，面對一兩次的失敗，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付諸努力。100%的被訪法官認為我國當前的調解制度是“基本合理”或“很合理”，沒有人認為“很不合理”。

（四）法官注重方式方法，將調解貫穿于審判全過程

對于“您注重在哪個階段進行調解”這一調查，63%的被訪法官注重“不分階段隨時進行”，17%的被訪法官注重在“開庭前”，10%的被訪法官注重在“庭審中”，10%的被訪法官注重在“開庭后”。對于“您通常以什么方式開展調解工作”這一調查，17%的被訪法官常是“面對面”、獨自進行，18%的被訪法官常是“背對背”、借助他人，而65%的被訪法官常是將以上兩種方式“兼而用之”。對于“調解成功的案件的結果多數是什么”這一調查，有60%是“雙方以法官的主要意見達成和解協議”，有40%則“以當事人自行提出的協議達成和解”。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我市法院法官對待訴訟調解工作，不僅積極性高，而且注重方式方法，調解水平較高，有一定的調解藝術，在訴訟當事人中有一定的權威。

（五）訴訟當事人及其家屬支持和配合訴訟調解工作

由于訴訟調解的優越性，以及隨著近年來我市法院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和對訴訟調解工作的宣傳力度的加大，訴訟當事人及其家屬對訴訟調解工作的認同感也逐漸提高。不僅多數民事案件訴訟當事人能主動提出和配合法官給予調解，而且其家屬也能積極支持法院的調解工作。如關于“您是否曾遇到訴訟代理人及當事人的親屬從中挑唆當事人不接受法院調解”這一調查，80%的被訪法官為“較少”遇到或“很少”遇到，而“經常”遇到的僅占20%。

二、在當前訴訟調解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河源市法院注重調解工

第四篇：公司訴訟疑難調研報告

公司法修訂以來公司訴訟案件審判實踐中

疑難問題的調研報告

2013-04-01 作者：楊靖 魏瑋 裴悅君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三庭對自2006年至2010年受理的公司訴訟案件進行了逐案復查，對新公司法頒布以來公司訴訟案件變化及特點進行分析，重點研究了目前審判實踐中存在的疑難問題，并從積極應對的角度，提出相應對策，最終形成本調研報告，以期提高審理公司訴訟案件的專業化水平。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全第十八次全議通過了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該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這次修訂是對公司法的全面修訂，幾乎所有條文都有修改。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分別于2006年4月28日、2008年5月12日、2011年1月27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一)、(二)、(三)(以下分別簡稱“司法解釋(一)、(二)、(三)”)，明確了具體適用新公司法的相關問題。

公司訴訟案件狀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公司組織和行為的規范性，它與經濟發展總體水平、法制水平、信用體系密切相關。新公司法的頒布，極大地增強了公司法律關系的可訴性，更加暢通了公司法律關系當事人以訴訟手段救濟權利的渠道，由此帶來公司類糾紛不斷增多，同時呈現出訴因繁雜、主體多元、涉及利益關系交錯重疊、適用法律難度加大等特點。為進一步規范、統一裁判尺度，及時適應法律規則的變化，滿足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三庭對自2006年至2010年受理的公司訴訟案件進行了逐案復查，對新公司法頒布以來公司訴訟案件變化及特點進行分析，重點研究了目前審判實踐中存在的疑難問題，并從積極應對的角度，提出相應對策，最終形成本調研報告，以期提高審理公司訴訟案件的專業化水平。

一、新公司法背景下公司訴訟的基本情況及特點

海淀區法院受理的公司訴訟案件在北京市基層法院中數量較多，新類型、疑難復雜案件頻現，這對于公司訴訟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過對海淀區法院近5年的公司訴訟案件進行整理，可以看到新公司法頒布以來公司訴訟案件呈現的一些明顯的特點。

(一)公司訴訟案件數量受公司法修訂影響明顯

公司訴訟的數量變化與區域經濟發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對應關系，同時受到立法活動的直接影響。在海淀區，2000年開始出現公司糾紛，隨著市場經濟不斷地發展，2003年公司糾紛上升至百件以上，這種迅速上升趨勢一直持續到2005年。新公司法頒布后的第1年，其對公司組織行為的指導功能和對公司內部糾紛的防范功能得以充分發揮，公司訴訟案件在2006年有較明顯的下降，降幅達44.8％。此后，因新公司法由修訂以前的限制、管理、約束為主，逐步轉向為保障股東、公司本身、債權人的利益服務，減少了行政管理性規定及強制性規定，讓公司在較寬松的環境下自由發展，同時為公司在自由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救濟途徑，由此，大量新類型公司糾紛在此背景下出現，公司案件總體上再次呈現上升狀態。

(二)案件類型明顯增加

修訂后的公司法在明確股東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選擇管理者等三大權利的同時，更直接規定了股東為維護自身權益可提起的6種訴訟：針對股東會(董事會)決議的撤銷權訴訟(第22條)、針對公司經營管理事項的知情權訴訟(第34條)、針對公司拒不分配利潤等情況下的股權回購訴訟(第75條)、針對公司高管損害公司利益行為的股東代表訴訟(第152條)、針對公司高管損害股東利益時的直接訴訟(第153條)、針對公司經營管理困難最終無法解決時的公司解散訴訟(第183條)。這些可訴性的明文規定，不僅帶來了公司訴訟案件收案數量的增長，也帶來案件類型的變化，大量新類型案件隨之出現，如關于公司內部決策程序及決議效力的認定，小股東權益保護，公司法人組織消滅訴訟等，但總體來說，傳統的股權轉讓糾紛仍然在公司訴訟案件中占最大比例。在2006至2010年5年間，由股權轉讓引發的糾紛約占公司訴訟案件總量的三分之一。由于公司法律關系的結構錯綜復雜，加之新類型案件增多，審判經驗尚需積累，所以許多案件在審理時難度較大。

(三)公司訴訟在保護股東權利方面的趨向更加明顯

從各主要類型案件的變化情況看，股東權利的自我保護是案件基本增長點。如，新公司法規定了股東出資差額的填補責任，所以股東之間追究出資不到位違約責任的案件明顯增多，這對于實現法人財產權和保護債權人利益已經產生出良好的效果。另外，新公司法大幅下調了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允許對注冊資本實行分期繳付，擴大了股東出資的財產的范圍，改變了不同財產形式比例的規定，這些改變降低了公司設立的“門檻”，也增加了因出資而產生糾紛的案件。再如解散糾紛、清算糾紛、知情權糾紛、股東會決議效力糾紛，這些訴訟因為有了新公司法明確的請求權基礎，案件數量得以迅速增長。很多“掛名”的股東認識到，只有正確行使股東權利、承擔股東義務，才是“避免麻煩”的有效途徑。同時，辦理公司案件的法官們普遍感受到，即便是傳統的股權轉讓合同糾紛，風險分配的難度也在不斷增加。筆者在對近5年公司案件中股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件進行統計后發現，雖然糾紛原因的構成沒有大的變化，但同樣是因合同效力提起的訴訟，主張合同無效的案件在減少，以股權轉讓中存在欺詐而要求撤銷的案件在增多；同樣是因股權轉讓合同違約提起的訴訟，主張繼續履行交付義務的案件在減少，以合同目的不能實現而要求解除合同的案件在增多。發生公司糾紛的機率并沒有因為人們對公司法認識的加深而降低，股東為了維護自身權利，反而在更高的水平上開始了新一輪的紛爭。

(四)涉案利益主體多元化、法律關系交錯重疊

現代公司是多元利益的集合體，公司訴訟案件往往包含多個法律關系，既有公司內部的股東與股東、股東與公司、公司與高管人員之間的關系，又有公司外部債權人與公司、股東之間的關系；既涉及當事人承擔責任的實體問題，又涉及認定公司決策程序是否合法的程序問題，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同一訴訟中往往存在多個利益主體權利義務的交叉。此時，引發公司訴訟的原因就相對復雜，公司內部如股東之間關系破裂喪失合作基礎請求解散公司、股權轉讓人出資不實或者抽逃出資致使股東訴至法院等，公司外部如債權人要求清算組成員承擔清算責任等。新公司法實施以來，以董事(董事會)、監事(監事會)等訴訟主體起訴或應訴的案件紛至沓來，與以往公司案件糾紛主要發生于股東與股東、股東與公司之間有很大不同。而且，實踐中當事人一方人數往往在2人以上，并提出多個訴訟請求，既有確認之訴，又有給付和變更之訴。例如，在一起案件中，原告請求查閱公司賬簿，并分配利潤；被告則反訴請求確認原告不具有股東資格，多個法律關系交織在一起。又如，在公司決議撤銷或確認效力之訴中，當事人往往是公司的數個股東。

(五)案件事實認定難、調解難度大，判決比例較高

正是由于公司訴訟案件法律關系復雜，涉及的利益主體眾多，導致法院認定事實難度加大。以股權轉讓糾紛為例，許多公司未按法律規定辦理相關手續，采用掛名股東、隱名股東形式，致使出資證明書、股東名冊與工商登記上記載的股東名稱不相同，導致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沖突甚至截然相反；還有大量的股權轉讓合同訂立不規范或采用陰陽合同，使雙方就股權轉讓的對價引發爭執，致使證據審核認定困難。正是雙方甚至多方的利益沖突和對立，導致當事人之間很難形成一致的和解意見。而且，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比較激烈，往往涉及公司存亡、股東資金的進退、公司經營控制權等重大經濟利益，使得公司訴訟案件難以調解處理。新公司法施行5年來，該類案件的調撤率約為40％，明顯低于同期商事案件60％以上的調撤率。

(六)連環訴訟較多，串案現象突出

此種情況多涉及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具有封閉性和資合兼人合的法律特征，公司的設立、經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股東之間的相互信任關系來維持。但在社會誠信普遍缺失的大環境下，此種相互信任變得十分脆弱而極易發生危機，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異化、股東之間的排擠和壓榨使得股東之間的信任不復存在，股東間一旦發生矛盾，往往從知情權糾紛開始，到股東會決議效力糾紛、董事、監事、高管損害公司利益糾紛，若股東之間已合作不能，公司已無法開展正常的經營活動，股東提起解散之訴，在公司司法解散以后，往往無法自行組成清算組進行清算，又會申請法院對公司進行強制清算，這就在相同的當事人之間形成一連串相互關聯的訴訟。

在對公司案件的梳理歸類中，發現存在上述情形的案件不在少數，5年來，相同當事人或同一公司與不同股東之間存在兩個以上訴訟的案件達415件，占結案總數的41％。同時，由于一些公司案件具有共同的性質，一個股東提起的訴訟，往往還有同等條件下其他的潛在當事人，當一個股東勝訴后，有相同條件的股東可能又會提起相似情形的訴訟。另外，由于工商登記部門采取形式審查主義，致使在登記文件中假冒股東簽名問題突出。由于工商備案登記的數份文件(包括股權轉讓協議、股東會決議等)中存在假冒股東簽名，致使被仿冒簽名的股東出于不同的訴訟目的就這些文件逐一提起確認無效的訴訟；還有因股權轉讓協議約定不明而引發的初始訴訟，都使得訴訟中雙方矛盾進一步激化，股東間的個人矛盾演化為一系列的非理性連環訴訟。

二、新公司法背景下公司訴訟案件疑難問題研討

公司訴訟案件類型繁多，且審理難度普遍較大，實踐中的爭議問題大量存在，我們針對此次調研的1011件案件中所反映出的幾類較為突出和集中的熱點、難點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對策及思路，希望在審判實踐中，對正確理解、適用新公司法，統一執法理念和裁判尺度有所裨益。

(一)公司瑕疵出資問題

1．瑕疵出資股東表決權行使能否受到限制，依據司法解釋(三)，受限權利不包括表決權，主要系股東的自益權，但如果瑕疵出資股東持股比例高，表決權不受限是否符合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是否利于公司穩定經營?

股東表決權的行使雖然體現各個股東的利益和要求，但由于公司的意思表示是由多個股東表決權的行使匯集而成，表決權的行使又必然介入公司和其他股東的利益，故股東表決權應屬共益權性質，這也意味著該種權利不僅表現為股東對公司經營決策的參與，而且集中體現為股東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的有機結合。我國和世界各國公司法均規定，股東表決權貫徹“同股同權”、“一股一權”的原則，公司股東享有表決權的大小與其持有股份的多少或者持股比例大小成正比。所謂同股同權，按照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基本原則理解，股東在表決權的行使方面應居于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出資瑕疵之股東與完全履行出資義務之股東在法律地位上顯屬不同。原因在于，出資瑕疵之股東對公司尚負有補足出資的法定責任，在補足出資之前，其行為明顯構成對公司利益的不當損害，亦構成對其他誠實股東的違約行為。在出資瑕疵之股東的上述違法狀態得以修正之前，如允許其自由行使表決權，不啻于變相增加公司經營風險，亦有違對其他股東以及公司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因此，我們建議，對于出資瑕疵的股東，其表決權的行使亦應受到相應限制，而這種對表決權的限制可以追溯于股東實施瑕疵出資行為之時。誠如有學者所言：“就管理權和分配權而言，股東只能就其出資部分主張權利，對其未出資的部分，即使追補了出資，也只能對此后的公司管理和公司盈余主張權利”。

2．未出資的股東或由未出資股東控制的公司能否向其他未出資股東主張追繳出資?

股東取得股東資格、行使股東權利的對價是按時足額履行對公司的出資義務。股東未出資的或者出資瑕疵的，公司或者其他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該股東補足出資。未出資股東或瑕疵出資股東對公司的資本充實責任為法定的特別民事責任。股東未履行出資義務，無論個別股東未履行抑或全體股東均未履行，均構成對公司法強制性規定的違反，導致公司資本制度無法發揮其正常功能。因此，我們認為，出于維護公司外部交易安全和債權人利益的考慮，股東不得以其他股東未履行出資義務，作為其自身不履行出資義務的抗辯理由。否則，公司股東均有可能以此作為放任其不履行出資義務的借口，甚至出現股東均不履行出資義務的責任僵局。因此，未出資的股東或由未出資股東控制的公司均可向其他木出資股東主張追繳出資，但為避免控制公司的未出資股東濫用其控制地位，保證公司資本的充實，我們建議，可在上述股東或者公司向其他未出資股東追繳出資的訴訟中，釋明被迫繳出資股東向本訴中的未出資股東提起反訴，要求該股東一并履行對公司的出資義務。同時，可以考慮將公司同時列為該案的訴訟第三人，作為雙方當事人履行出資義務的對象。

(二)股權確認糾紛問題

隱名出資人雖未經公司過半數其他股東同意顯名，但隱名出資人與名義出資人之間的代持股協議關系終止，隱名出資人的法律地位應該如何認定?

根據司法解釋(三)的相關條文，實際出資人未經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請求公司變更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記載于股東名冊、記載于公司章程并辦理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時，上述司法解釋中同時規定，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因投資權益的歸屬發生爭議，實際出資人以其實際履行了出資義務為由向名義股東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股權本身兼具財產權性質和人身權性質，且該兩方面性質的同時存在是股權的經濟和法律功能得以正常發揮的基礎。然而，上述兩項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股權的上述兩方面性質在名義股東和實際出資人之間分裂存在，即一方面名義股東無法通過股權的行使獲取實際收益，另一方面實際出資人又無法就其投資收益形成合理的控制和預期。在雙方之間股權代持協議關系終止的場合，這種矛盾現象的后果尤為突出。至于股權代持協議關系的終止，可能系因為協議有效期限屆滿且雙方無法續約，也可能因為名義 股東違反約定不履行對實際出資人的配合義務導致委托關系解除，甚至有可能是名義股東喪失行為能力或者民事主體資格的消滅等原因。無論導致股權代持協議關系終止的具體原因為何，其后果均系實際投資人無法有效通過名義股東間接實現投資權益。此種情況下，若不為實際投資人設臵相應救濟渠道，則不僅有損公司治理結構的完整性，也會限制甚至剝奪實際投資人對其投資權益的基本支配權。

針對上述情形，我們認為，實際投資人雖無法直接通過顯名方式實現股權之人身權性質與財產權性質的回歸統一，但公司法明確允許公司外部人員通過股權轉讓渠道：直接參與公司經營管理。據此，在股權代持協議關系終止的場合，可以考慮參照股權轉讓模式，使實際出資人以股權受讓人身份進入公司，只不過此種股權轉讓具有擬制性而非完全遵循意思自治原則。至于具體的操作方式，可以考慮通過法院調解促成名義股東自愿與實際投資人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或者由名義股東向實際投資人支付合理對價后，實際投資人向名義股東轉讓其相應權益。在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享有優先購買權的場合，其他股東可以主張行使該項權利阻止實際出資人進入公司，但亦須向實際出資人支付合理對價。照此模式操作的結果，實際出資人未必能實際成為顯名股東，但終歸解決了股權二重性質的分裂現象，避免出現公司治理結構的缺失或者顯名股東的道德風險，也不背離對公司其他股東合理信賴利益的保護目的。同時，實際投資人的合法權益亦由此獲得必要的基本保障。

(三)股東知情權訴訟問題

股東知情權訴訟過程中，在原告股東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告公司辦理了工商注銷手續，此種情況下原告的請求能否得到支持?

一種觀點認為，按照會計法的相關規定，公司注銷后，股東對公司存續期間的會計賬冊、原始記賬憑證等財務會計憑證在法定期限內仍有保存義務。實踐中，股東知情權訴訟經常作為股東繼續提起關聯訴訟所作的前期準備而出現。如股東通過訴訟程序行使其知情權失敗，則將直接導致其在關聯訴訟中將面臨包括無法明確訴訟請求、無法計算損失數額以及舉證不能等在內的訴訟困境。基于此，公司注銷登記并不必然影響股東在公司存續期間所享有的權利主張，允許股東在公司注銷后繼續主張其知情權仍具有實際意義。另一種觀點認為，股東知情權又與股東身份直接相關。公司辦理工商注銷手續后，一方面，公司的獨立法人格不再存續，而公司的訴訟主體資格又與公司的獨立法人格直接相關。公司因注銷工商登記而喪失獨立法人格后，其訴訟主體資格亦發生消滅。另一方面，公司注銷登記也會導致原有股東身份的消滅，故股東繼續主張其享有知情權將缺乏事實依據。對此，我們認為，股東知情權是公司股東了解公司經營狀況的權利，但因公司已經注銷，故繼續進行該訴訟的事實基礎已經喪失。公司注銷后，對原公司財務會計賬簿及會計憑證的保管系清算組成員的責任，如遺失造成損失，是清算組成員未履行其法定責任的問題，股東可以據此向清算組成員提起損失賠償之訴。

(四)股權轉讓糾紛問題

1．股權轉讓協議中未明確約定轉讓對價，且雙方當事人亦無法就此達成補充協議，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如何?能否實際履行?

實踐中，對于該問題的處理意見并不統一。有的觀點認為，股權轉讓對價應系股權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該項條款缺失意味著股權轉讓協議未能成立。也有觀點認為，股權轉讓協議中雖未約定轉讓對價，但轉讓股東在目標公司的出資情況是確定的，故可以按照該出資情況來確定轉讓對價。還有觀點認為，可以按照對所轉讓股權的價值進行評估的結果來確定股權轉讓對價。問題在于，在受讓方已按照股權轉讓合同實際取得約定股權，并實際參與目標公司經營的情況下，若認定上述股權轉讓協議并未成立，顯然與目標公司股權變動的實際情況相沖突，既不利于目標公司經營管理秩序的穩定，亦增加了公司的外部交易風險。上述不同意見的存在，導致不同法院對相同或類似情況案件處理結果迥異，并沒有對現有股權轉讓交易秩序發揮積極的指引和規范作用。我們認為，對于第一種觀點，在受讓方依約取得股權的情況下，股權轉讓協議已經得以實際履行。同時，根據司法解釋(二)的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是否成立存在爭議，人民法院能夠確定當事人名稱或者姓名、標的和數量的，一般應當認定合同成立。因此，股權轉讓價格并不是上述協議成立的必備條款。據此，如果認定股權轉讓協議不成立，則該認定結論在合理性與合法性方面均有缺陷。對于第二種觀點，因股權系特定公司資產價值的動態載體，股權價值與特定公司資產價值直接相關，但股東出資情況與公司資產價值之間則并無必然聯系。由此可見，若按照股東出資情況確定股權價值，明顯違背交易常理。相對于上述兩種觀點，我們認為，按照股權價值的實際評估結果確定股權轉讓對價更具有其合理性。至于股權價值的評估范圍，則應以截止到股權轉讓協議簽訂之日的公司實際資產狀況為事實基礎。

2．股東所持公司股權被冒名轉讓后，該股權又被再次進行轉讓，至股東提起訴訟時，該股權已歸于善意第三人所有，此種情況下，被冒名股東的權益應如何救濟?

對于因股東所持公司股權被冒名轉讓而引發的股權轉讓糾紛，如果查證屬實，則上述股權轉讓將因法律行為的效力要件欠缺而歸于無效，該股東亦可以取回被冒名轉讓之股權。然而，在生效判決作出以前，被冒名股東已非工商登記的權利人，如果第三人基于對相應工商登記信息的合理信賴而有償受讓上述股權，則按照民法上善意取得制度的原理，該第三人對上述股權的取得，并不因該股權被冒名轉讓的情形而喪失其合法依據。實踐中，如果被冒名股東未能及時發現其股權被非法轉讓的情形，則該股權可能已被幾度再行轉讓，被冒名股東如欲重新取回被轉讓的股權，將面臨法律上的障礙。此種情況下，被冒名股東的權益損害應如何救濟，實為司法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按照侵權法的一般原理，被冒名股東可以就此要求冒名行為人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但關鍵在于此時被冒名股東的損失情況應如何確定。股權的價值與公司營業資產價值直接相關，與公司的持續營利能力亦有關聯，被冒名股東的損失情況可以涵蓋上述兩部分內容。其中，對于股權被冒名轉讓時的公司營業資產價值，可以考慮參照發生該轉讓時的公司營業資產價值的評估結果確定。另外，對于被冒名股東喪失的可分配公司利潤，則可以考慮將股權被冒名轉讓后公司在特定期間內的利潤分配情況作為參考依據。

(五)股東優先購買權訴訟問題

1．股權受讓方已進行了工商變更登記，并參與了經營管理，公司其他股東能否再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

盡管我國公司法并未對此作出明確規定，但一般認為，對股東優先購買權應當設臵一定的行使限制。公司法系團體法，且公司內部經營管理秩序與公司外部利益相關群體的利益密切相關，股東個體利益與公司經營秩序，以及公司外部交易安全三者應當協調一致。我國公司法目前雖未對股東優先購買權規定行使時限，但優先購買權作為一種形成權，權利人僅憑其單方意志即足以影響法律關系的變動。因此，我們認為應當對該權利的行使設定一定的限制。目前，司法實務界已有意見贊同為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行使設定時間限制。為股東優先購買權設定行使時限，能夠避免公司股權結構持續處于不穩定狀態，并控制公司內部矛盾對外部交易安全產生的負面影響。

司法實踐中，對于轉讓股東向受讓方簽訂股權轉讓協議超過合理期限后，或者股權轉讓協議已經實際履行完畢的情況下，其他股東又起訴要求行使優先購買權的，該權利主張可能無法獲得支持。關于確定合理期限的具體標準，目前司法實踐中掌握的主要標準有二：一種是該時限可以自受讓方被記載于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名冊時起算；另一種是該時限可以自轉讓股東與受讓方締約之日起算。此外，如果其他股東主張優先購買權未獲支持，則其仍可以選擇向相關責任人員另行主張損害賠償。

2．在股權受讓方系無償取得股權的情況下，公司其他股東能否主張優先購買權?

對此，應區分兩種具體情況：一是純粹贈與性質的股權轉讓；二是涉及隱性對價的股權轉讓。對于純粹贈與的場合，股權受讓方并未向股權轉讓方支付任何轉讓對價，此種情況下，所謂同等購買條件實際上系指其他股東亦無需支付任何轉讓對價。在純粹贈與的場合，股權轉讓方并未從股權轉讓中受益，而系單純向股權受讓方轉移特定的利益。出于維護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目的，可以允許其他股東行使優先購買權，但購買條件不應按無對價掌握，因為轉讓股東的贈與對象并非其他股東，如果允許其他股東無償取得股權，明顯有違贈與的合理目的，故應尊重轉讓股東向特定對象無償贈與財產的意思表示。此種情況下，為了衡平股權受贈人與其他股東之間的利益，建議將其他股東的購買條件，按照股權的實際評估作價結果進行確定，轉讓股東取得該對價后，可以轉而將所得對價贈與原股權受讓方。

對于涉及隱性對價的股權轉讓，系指股權轉讓雖無直接列明的轉讓對價，但卻附有其他形式的轉讓條件，例如免除特定債務，取得第三方股權、取得特定交易機會等。所謂隱性對價，實際并非絕對無償轉讓，只是股權轉讓對價具有非直觀性，不利于其他股東對購買條件的直接判斷。此種場合下，對于同等購買條件的認定，建議考慮其他股東是否能夠提供同等條件，或者用金錢進行補償；如果該條件不能以金錢衡量時，則可以排除其他股東對優先購買權的行使。

(六)股東派生訴訟問題

如果公司監事會(監事)應股東書面請求向損害公司利益的第三方提起訴訟，但所列訴訟請求與股東請求的事項并不一致，股東能否單獨提起訴訟?或者能否允許股東直接加入訴訟?

我國《公司法》第152條在賦予股東提起派生訴訟權利的同時，亦規定了股東提起此類訴訟前向監事會(監事)提出書面申請的前臵程序。司法實踐中，股東與公司監事會(監事)在公司利益受損之救濟方面的利益取向未必完全一致。特別是在公司控股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損害公司利益的場合，上述人員在公司中的實際影響力可能直接影響公司監事會(監事)原有職能的正常發揮，甚至可能操縱公司監事會(監事)的行為，以怠于提供證據、進行不實陳述等虛假訴訟的形式規避股東正常提起派生訴訟的可能。為避免上述情形發生，如果公司監事會(監事)與股東就公司利益受損情形及損失賠償范圍存在不同訴訟主張的場合，建議不宜以公司監事會(監事)的訴訟主張直接替代股東的訴訟主張，否則可能影響股東派生訴訟制度的功能發揮，甚至可能導致監事會(監事)變相淪為加害人逃避法律責任的避風港。因此，對于股東請求與監事會(監事)訴訟主張并不一致的情形，可以考慮擴大解釋《公司法》第152條第2款的規定，視為監事會(監事)拒絕根據股東的書面請求提起訴訟的場合。

至于具體的訴訟形式，如果允許監事會(監事)與股東同案進行訴訟，因雙方訴訟主張存在沖突，可能加劇案件審理過程的復雜性。同時，因上述股東與監事會(監事)提起訴訟的事實基礎和法律依據均不一致，二者起訴所依據的請求權基礎及訴訟標的亦屬不同，如列為共同原告則違背一案一訴的基本要求，也不符合必要共同訴訟中關于共同訴訟標的之要求。此外，在監事會(監事)作為原告提起訴訟的場合，因訴訟結果與公司利益直接相關，故允許公司以第三人身份參加訴訟。此種情況下，如將上述股東追加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似乎亦屬不妥。原因在于，股東對于監事會(監事)起訴的訴訟標的并無獨立請求權，其系為公司利益提起訴訟，但公司已作為第三人在訴訟中出現，故上述股東以該身份參加訴訟并不符合民事訴訟法關于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法定要件。因此，我們建議，可以考慮允許股東就該部分訴訟主張另案單獨提起派生訴訟，但可以視具體案情考慮采取合并審理，即采取所謂的普通共同訴訟形式，兩個訴在實質上相互獨立，其中一原告的訴訟行為對其他共同訴訟人不發生效力。

(七)公司解散糾紛問題

公司解散訴訟中，法院在當事人雙方或股東之間同意回購或收購一方股份的情況下，是否可徑行裁決以合理價格回購或轉讓該股權?

公司的經營資產(包括無形的商譽)作為一個整體的價值通常要比解散后高。鑒于公司解散的消極作用，解決公司僵局的首要思路是以股東離散代替公司解散，即應盡量達成由股東收購退出方股份的調解方案，維持公司的注冊資本不變，避免公司收購股東股份后可能發生的減資程序。司法實踐中，已有一些公司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成功地避免公司遭遇強制解散。但是，在公司解散訴訟階段，能夠達成收購協議的案件畢竟是少數，確定被收購股份價格的過程是一個長期的、反復協商的過程，如果沒有將收購股份的調解意向及時固定下來，雙方股東可能會因價格因素而反悔，浪費大量時間。對此，我們建議應當確定雙方協商的期限，并根據雙方的協商結果分別作出不同處理。具體而言，如在期限內雙方能就股價達成一致意見，則法院可以直接出具以股份收購方案為內容的調解書。該調解書的具體內容可以包括：股權的出讓方和收購方，擬收購股權的數量和比例情況，股權收購的對價，對價的具體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內容。上述調解書的內容對雙方當事人而言均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如協商期限屆滿后，雙方對股價仍有分歧。則可以首先通過簽署調解協議的方式將股東之間股份收購的意思表示固定下來，明確由公司或股東收購退出方股東的全部股份。在此基礎上，依法釋明原告可變更訴訟請求，要求法院裁決收購的合理價格。然后，由法院組織雙方當事人進入股權評估階段，待專業機構作出評估結果后，再由法院通過判決最終確定股份價格。在調解過程中，對股權定價合理性的顧慮往往會影響當事人對股份收購調解方案的接受程度。當事人對于會計師事務所這樣的專業機構做出的股權評估結果往往存在較大爭議，評估機構對股權價格的客觀評估不會考慮股東行為對股權價格的影響以及股東損害公司利益應當對公司承擔的賠償責任。因此，我們認為，應將確定被收購股份合理價格的權力交給法院，由法院在評估結果的基礎上，就各方股東是否濫用公司資產、是否存在損害公司合法利益的交易行為等事實進一步查明并明確責任，最終綜合確定股權價格。

(八)非公司制企業的法律適用問題

審判實踐中，如股份合作制企業、合伙企業等非公司制企業，涉及到股東代表訴訟、知情權訴訟、損害企業權益、企業解散、清算及清算責任人賠償責任的承擔等案件，是否可參照公司法適用?

非公司制企業具有獨立的市場主體法律主體，亦具備獨立的訴訟主體資格。實踐中，由于目前公司制度和公司立法日趨完善，上述企業在經營管理制度方面往往仿效公司制企業，例如，在民辦學校中設立股東會、董事會，在股份合作制企業或者合伙企業章程中規定股東或者合伙人對企業財務狀況享有知情權等。此外，在非公司制企業停止營業的場合，債權人也援引公司法相關規定要求進行強制清算，或者追究企業投資者和開辦者的清算責任等。上述現象的存在雖與非公司制企業法律制度尚待完善有關，但因制度供給不足而產生的相關糾紛仍需及時予以解決。一般而言，按照公司法的明確規定，其調整對象限于有限責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對上述非公司制企業直接適用公司法存在制度障礙。實踐中，目前比較常見的做法系根據非公司制企業章程的規定內容，從合同法視角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此種做法雖有一定合理性，但尚有無法解決的問題存在。例如，雖然非公司制企業的章程中仿照公司制度規定有相關權利義務，但在約定內容不明確或者不完整，尚需在裁判過程中進行解釋或判斷的場合，是否可以將公司法的相關理念、原則和制度內涵作為解釋或判斷的依據。再如，在非公司制企業拒不履行清算義務的場合，直接調整此類企業的單行立法中并未就清算組成員責任制度作出專門規定，出于保護債權人合法權益的目的，是否可以考慮參照適用公司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中的規定內容。針對目前非公司制企業制度供給不足的現狀，我們建議可以考慮在司法裁判過程中運用公司法一般原理作為論理依據，但不宜直接援引公司法的條款內容。

第五篇：關于加強訴訟調解工作的調研報告

關于加強訴訟調解工作的調研報告

編者按：訴訟調解是審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和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統一的有效形式，最高法院和省法院都很重視這項工作，為此楊照民院長對此項工作的調研專題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全市兩級法院把加強訴訟調解工作列入議事日程抓緊抓好，抓出成效。在滕副院長指導下形成的《關于加強訴訟調解的調研報告》，提供了紅河中院和幾個基層法院的成功經驗、指出了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提出了加強訴訟調解的意見和建議，對于全市兩級法院抓訴訟調解工作有較好的指導作用，現根據楊院長的批示予以印發，望認真學習參考。為認真貫徹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實現辦案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根據楊照民院長的安排，由滕鵬楚副院長牽頭，組織研究室等部門到紅河中院以及彌勒、河口、個舊、富源、麒麟等基層法院對訴訟調解工作進行了專題調研。

一、值得借鑒的做法

（一）制定規則，規范實施。為加強訴訟調解工作，紅河中院、個舊市等法院制定并實施了《審判流程管理實施辦法》，明確規定了訴前調解的啟動程序、調解員職責，要求將調解程序貫穿于民商事審判過程的各個環節；麒麟區法院制定了《民商事案件繁簡分流的實施意見》，明確進入立案程序的所有案件實行繁簡分流，在立案庭設立速裁組，簡單案件由速裁組速裁。紅河中院在2003年全市法院院長會上明確提出“刑事案件抓規范，民事案件重調解”，在制定相應規范的同時，要求各基層法院要積極采取措施，使民商事案件的調解結案率達到總結案的80%。

（二）完善調解程序，實行調解前置。紅河州部分縣市關于訴訟調解的規范意見的亮點在于實行調解前置，增設調解法官。即在立案庭內設立專門的調解機構，由立案法官、人民陪審員（即將實行）或受委托的調解員、法官助理、書記員主持開展庭前調解工作，立案庭設有證據交換法官的，也可由證據交換法官主持調解（實踐中，個舊市法院是將證據收錄和證據交換職能放在立案庭）。在調研的過程中，這些法院普遍反映，審前準備階段即進行調解，可以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并能使案件有效繁簡分流，達到“精審判”的目的。其訴前調解的啟動程序是：對雙方當事人同時到庭要求調解處理糾紛的，可以當即立案，由立案庭組織調解；其他案件，立案庭在首次送達訴訟文書給當事人時，應同時送達調解建議書及空白回執，當事人應在三天（或五天，各法院規定不一）內將是否同意在庭前調解的回執交回法院，或者以其他方式表達調解意愿。一審案件當事人表示調解意愿的，由立案庭在一定期限內組織調解；二審案件當事人表示調解意愿的，可由立案庭組織調解。如此規定，既能體現法院營造和諧社會的努力，進行訴訟調解的主動性，又不違背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自愿調解的意愿。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三）明確訴訟調解的范圍，動員社會各種力量參與訴訟調解。不能因為法院的裁判而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凡屬重大、疑難案件，可能導致不穩定因素的群體性案件、國有企業改制案件及纏訴案件必須強調調解結案。具體辦法是：此類案件堅持巡回開庭，增加案件的透明度；動員社會各種力量，如找到當事人所在單位、家屬、親友，在公布案情的基礎上，共同參與做調解工作，使一些纏訴案件迎刃而解。關于調解的范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二條以排除法的方式對不予確認的調解協議作了明

確規定，因此，該問題沒有列為調研的重點。

（四）將訴訟調解與人民調解工作聯系起來。凡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案件，嚴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2〕29號《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執行，即對已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處達成協議的案件，當事人反悔而訴到法院的，經法院審查調解協議沒有違背法律規定的四種情形的，均確認調解協議的效力。

（五）從訴訟投入上鼓勵當事人自行和解或進行調解。凡經調解達成協議的案件，訴訟費用在報請院長批準后可減半收取（該條款未對社會公開，僅在法院內部針對特定案件予以掌握）。

（六）將訴前調解延伸到刑事附帶民事案件賠償部分中去，這是個舊市法院目前正在探索的新舉措。由于該院立案庭負責各類案件的證據收錄和證據交換，這就給刑事附帶民事案件賠償部分的庭前調解提供了保障和便利。

（七）關于訴訟調解的司法統計口徑問題。紅河州兩級法院對于當事人主動申請撤訴的案件，如雙方當事人已達成庭外和解或人民法院在充分行使釋明權后當事人撤訴的案件列入調解結案。

（八）崗位目標責任制及考核。為鼓勵干警進行訴訟調解，加大案件的調解力度，紅河州法院規定：調解一件折抵案件兩件。其中個舊市法院特別針對立案庭的訴前調解明確規定：全年收案的20%必須進行訴前調解，調解成功率必須達到進入訴前調解案件的95%以上。對于干警全年的目標任務考核，我們所到法院的考核指標不盡一致，但個舊市法院、蒙自縣法院對于干警的考核均以庭室為單位，以“四率一限”為標準進行考核。

二、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案件速裁和訴訟調解相結合的問題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以及在民事案件中加大訴訟調解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已先后頒行了《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和《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部分法院對這兩個規定如何有機結合作了積極的探索。如個舊市法院《審判流程管理實施辦法》規定，凡立案庭受理的民事案件，如給雙方當事人送達調解建議書后，如當事人同意調解，則由立案庭組織程序法官予以調解，當事人不同意調解或調解不能達成協議的，則依照審判流程管理的相關規定，將案件迅速移交業務庭審理。而我市麒麟區法院專門規定了《關于民商事案件繁簡分流的實施意見》明確規定：立案庭收案后，對案件事實基本清楚、案情簡單、權利義務關系明確、證據比較單

一、當事人爭議不大的簡易民事案件，直接在立案庭速裁。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可以大幅度縮短簡易案件的庭審時間，提高審判效率，避免當事人訴累。但實際操作中仍然存在問題：一是繁簡案件劃分難以把握，主觀隨意性較大，且容易受立案人員自身素質的影響；二是立案庭與審判業務庭協調困難，速裁案件轉為普通程序審理較難。在案件進入速裁組速裁后，發現案件依法應適用普通程序，審判業務庭往往對“簡單案件被速裁而接受復雜案件”有情緒，不愿接手速裁不了的案件。

調研小組認為，人民法院的審判運行機制經過第一個五年改革后，“立審分立，審執分立”作為改革的有效成果，已成為一項新的審判運行機制予以推廣施行。但由于調解與判決共存

于同一訴訟結構之中，法官如兼任調解員與裁判員的雙重角色，當事人的“合意”就無法避免地被強制，如麒麟區法院的速裁模式，就可能導致裁判法官和調解法官身份的競合。只有實行裁判法官與調解法官身份上的適度分離，才能有效避免作為調解員的法官利用審判權“以判壓調”。對于二者的結合，調研小組認為，可在立案庭設置相應的合議組（或調解組），專門針對雙方當事人同意庭前調解的案件進行庭前調解，如調解不成，即應按照審判流程管理的規定，及時將案件移交業務庭審理。

（二）關于崗位目標責任制考核問題

所到的紅河州兩級法院，其崗位目標責任制及年底考核，均基本采用“四率一限”模式，這種考核模式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容易形成平均主義及“吃大鍋飯”局面，不利于調動廣大法官和干警辦案的積極性。誠然，在立案庭實行審前調解，業務庭法官必然會產生簡單案件被立案庭調解，復雜案件分流到業務庭審理的抵觸情緒。但是，加強訴訟調解特別是設立庭前調解制度，是人民法院強化審判職能、落實司法為民、減輕當事人訴累、提高審判工作效率、及時消除當事人矛盾和糾紛、營造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現實舉措，不能因法院內部管理問題而因噎廢食。如果因為法院內部的崗位目標責任制而使庭前調解工作難以開展或成效不大，完全可以通過修改崗位目標責任制來促使這項工作的開展。

（三）過分強調調解率可能出現的問題

調解結案固然是化解矛盾糾紛的好辦法，可以較好地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做到“案了事了”。但是如果過分強調調解率，甚至列入業績考核，就可能會誘使法官在調解問題上的舞弊行為，如“以判壓調”、“勉強調解”等，其結果當事人也不會滿意。因此，調解工作要正確引導，既積極又依法，不能盲目追求調解率，對違背當事人意愿的“調解”而造成不良后果的，應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三、加強我市法院調解工作的意見建議

（一）訴訟調解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1、自愿原則。調解的本質特征是始終尊重當事人意志，使當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調解，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從而使糾紛得到解決。如果當事人不能自主地選擇解決糾紛的方式及決定協議的內容，而是不得不聽從外界的指令，那么合意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合意。因此，自愿原則反映了訴訟調解的本質屬性，對法院調解活動具有指導作用，處于核心地位。其包括當事人實體上的自愿和程序上的自愿，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1）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自由處分權，是否申請調解以及是否結束調解，由當事人提出；首次調解不成，是否進行第二次調解，由當事人申請；（2）調解需當事人雙方及其代理人到場，不得事先不通知就徑行組織當事人調解；（3）調解法官嚴守中立原則，調解方案一般由當事人提出，法官在當事人提出的方案的基礎上組織當事人調解，但可適度預測訴訟的走向，以促使當事人以務實的態度進行調解；（4）調解協議法律后果的告知義務，調解法官應告知當事人在調解協議上簽字后的法律后果。

2、合法原則。根據私法自治、意思自治原則，基于合意而終結訴訟的調解程序，其著眼點就在于當事人的處分權，這種柔性程序決定了在適用法律上能夠體現隨機應變地根據案件的特殊性和實際情況來進行調整，以達到靈活機動地處理糾紛的功能。與此相反，判決所強調的是法律適用的統一和穩定。因此，合法原則要從寬松的意義上去理解，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二條：調解協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確認：

（一）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

（二）侵害案外人權益的；

（三）違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

（四）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禁止性規定的。

3、效力原則。訴訟調解是實現司法公正與效率平衡的最佳手段，能夠最大限度地縮短訴訟周期，節約訴訟成本，提高審判效率，促使當事人息訴止爭，在遵循自愿原則和合法原則的基礎上，在訴訟的各個階段，以最佳的程式設計和高效的運行機制，積極開展訴訟調解工作，體現調解的獨立價值，使案件及時、高效的審結，最大限度地發揮訴訟調解定紛止爭的積極作用。

4、關于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所謂訴訟調解，應包含“調和解決”之意，其含義本身就包括對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實和責任含糊不究，互諒互讓，以達到既解決糾紛又不傷和氣的目的，在沒有查清事實、分清責任的情況下，當事人雙方達成了調解協議，是既處分了自己的實體權利，又處分了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訴訟權利，法官完全沒有必要依職權侵犯當事人的自主處分權，而強令其放棄這一訴訟權利。可以說，“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是判決的前提，而非訴訟調解的基礎。但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了附條件調解、案件訴訟請求的部分合意而達成的調解等內容，實際上是對“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的突破，使訴訟調解更符合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

（二）完善訴訟調解制度，推行庭前調解

對調解制度改革的重點，莫過于實行調解前置，將調解移至審前準備階段，完善庭前調解的程序，由立案庭專門負責審理前準備的法官主持調解和促使當事人和解。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六條給立案庭進行庭前調解及庭前調解的期限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對于庭前調解程序的啟動，完全可以參照現行法律規定，對雙方當事人同時到庭要求調解處理糾紛的，可以當即立案，當即由立案庭組織調解；其他案件，立案庭在首次送達訴訟文書給當事人時，應同時送達調解建議書及空白回執。當事人應在三至五天內將是否同意在庭前調解的回執交回法院，或者以其他方式表達調解意愿。一審案件當事人表示調解意愿的，由立案庭在一定期限內組織調解；二審案件當事人表示調解意愿的，可由立案庭組織調解。如此規定，既能體現人民法院拓展審判職能、加大訴訟調解的主動性，又不違背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自愿調解、私法自治的意愿。

（三）加大司法救助力度，鼓勵當事人進行訴訟調解

部分法院為從減少訴訟投入上鼓勵當事人自行和解和進行訴訟調解，實行了訴訟費減半收取的司法救助措施，但這一措施突破了人民法院的訴訟收費辦法，不便公諸于眾，而由法院內部自行掌握，這實際上又形成了法院內部的一個新的暗箱操作，違背了司法的公開、公正、透明。為進一步落實司法為民的要求，確保經濟有困難的當事人能夠依法、方便、快捷、及時地行使訴訟權利，實現訴訟權利。完全可以結合最高人民法院4月6日公布的《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規定》，針對其公布的十四種情形，加大其在訴訟進程中自行和解的訴訟調解的力度，對訴訟費用給予較為寬松的減、免救助。這十四種情形分別是：追索贍養費、撫養費、撫育費、撫恤金的；國家規定的優撫、安置對象；追索社會保險金、勞動報酬和經濟補償金的；交通事故、醫療事故工傷事故、產品質量事故或者其它人身

傷害事故的受傷人，請求賠償的；因見義勇為或為保護社會公共利益致使自己合法權益受到損傷，本人或者近親屬請求賠償或經濟補償的；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領取失業保險金，無其它收入的。

（四）延伸訴訟調解職能，推行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調解

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被害人或其家屬陷入了經濟危機、生活困難和對被告人的仇視心理，而被告人往往都有主動賠償減輕罪責的想法和初衷，人民法院將訴前調解引入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既保護了被害人或其親屬的合法權益，減輕了其對被告人的仇視心理，又可結合被告人履行賠償義務這一特征，對被告人予以酌情處罰，保護了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還可在一定程序上減少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判決以后所帶來的執行難。

（五）營造訴訟調解的良好氛圍，健全審判激勵機制

訴訟調解以其解決糾紛的根本性，調解程序的簡易性和處理的高效性而成為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引導雙方當事人協商解決糾紛，以緩解社會紛爭，節約審判資源，提高工作效率的訟爭解決機制。而把訴訟調解做好做大，關鍵在人，在于現有的法官是否盡職盡責、在審判機制能否調動積極性。目前，現有的崗位目標責任制及干警的考核制度，已明確規定了調一件抵兩件的激勵機制，但對庭前調解的運行及考核，對立案庭崗位職能劃分，對刑事審判實施刑事審判賠償部分調解的功能及目標考核都應重新定位，以適應新形勢對訴訟調解工作的需要。

作者:[滇東鴻雁] 分類:[法理] 時間:[10:43:59] | 評論(2)| 閱讀(998)

文章評論

1.評論者：匿名用戶 時間：2006-04-20 04:57:24

對中國的法律不滿如何，我畢竟生活在這個國度，國外的撫養費就兩周可以判下來，我的女兒的要求卻整整5個月還不知結果如何，判下來拿的到錢嗎，？禱告，向上帝祈求，他的安排可能有他的美意，我能如何，求助宗教給自己一個退路，人間的判決不公證，聽說人死的時候，上帝會給所有人一個正義的判決，想象這樣，我只能安然去睡了，想笑，想哭。只有無奈?。?！

2.評論者：匿名用戶 時間：2006-04-20 04:57:44

對中國的法律不滿如何，我畢竟生活在這個國度，國外的撫養費就兩周可以判下來，我的女兒的要求卻整整5個月還不知結果如何，判下來拿的到錢嗎，？禱告，向上帝祈求，他的安排可能有他的美意，我能如何，求助宗教給自己一個退路，人間的判決不公證，聽說人死的時候，上帝會給所有人一個正義的判決，想象這樣，我只能安然去睡了，想笑，想哭。只有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