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

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

【摘要】：以民事訴訟檔案為中心從法律史的角度展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是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種新視野和新思路。法律史和社會經濟史結合,給法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社會經濟史和法律史結合,透過法律的維度來看社會經濟,可以增強社會經濟史的敘事功能、解釋功能、人文關懷和整體史追求。以往的研究側重于宋代、明清時期、民國時期的民事訴訟實踐,取得了不少成果。不過,對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尚沒有展開以區域為基礎的系統、細致的研究。財產糾紛本質上是財產權利的爭議,而財產權利則是由正式的財產制度或非正式的財產制度加以確認和保護的；財產糾紛的訴訟解決,在審理程序上受到國家訴訟制度的約束,在處理依據上受到財產權利制度的約束。因此,財產糾紛及其訴訟實踐與財產權利制度以及相關司法制度等密切相關。本文通過對陽泉市法院1950年至1965年民事訴訟檔案的解讀,并結合其他資料,對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通過訴訟解決的財產糾紛是眾多財產糾紛的一部分,與未進入司法過程的財產糾紛相比較,它們在形成的原因、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影響以及解決的方法與過程等方面,都有明顯的不同。在經濟社會變革的特定歷史時空中,在沒有相對完善的民事法律制度的司法場域中,訴訟當事人是如何表達他們財產訴求的,司法權對財產權利是如何進行確認和保護的,財產訴訟解決過程中各種力量和因素是如何介入和產生作用的,等等,都從不同的方面有效而深刻

地表達著民眾之間的財產權利關系,國家權力和民眾權利訴求之間的關系,經濟社會和法律之間的關系,政策、法律構成的正式制度與以民事習慣為主要表現形式的非正式制度在財產權利保護方面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變革時期,經濟制度的不斷調整和變化、基層社會權力結構的調整、政治運動的頻繁交替、隨著舊法統的廢除而帶來的法律制度變革及其相當不完備狀態等,都對包括財產糾紛在內的民事糾紛及其訴訟實踐產生了影響。同樣,財產糾紛及訴訟實踐反映著和參與著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變革和權利觀念的發展。訴訟檔案表明,法院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的司法實踐中,在法律制度不盡完善甚至有所缺失的情況下,依據既有的法律規定、政策和習慣,結合具體案件的實際情況,實現了保障財產權利、維護社會經濟制度的功能,其經驗對于新時期的社會經濟制度完善、法律發展和司法實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男女結婚不僅創設夫妻身份關系,在經濟生活中也要發生財產關系,財產關系成為婚姻效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保障婚姻關系的經濟基礎和實現婚姻家庭的社會經濟功能,有必要對夫其財產關系加以制度化,這就形成了夫妻財產制。離婚時的財產分割是夫妻財產制的內容之一。訴訟實踐表明,離婚時當事人雙方在財產權利訴求上有所差異。一般地講,男方往往表現出對財產的強烈要求,甚至把女方退還財物作為離婚的條件；女方對財產則很少表現出如此執著的態度,而是希望盡快結束難以維持的婚姻關系。法官注意依法維護婦女的財產權利,有時也會考慮到男方的實際情況,以作出合乎法律、政策和實際的處理。離婚時財產紛爭所涉及的財產的多寡、種類等因時代經濟發展狀況和個人家庭經濟狀況而異。部分案件反映出建國初期婦女在家庭經濟生活中的困境。分家、繼承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常見現象,也是重要的社會經濟制度。在大多數情形之下,人們已經根據民間的分家習慣,對死者生前的財產進行了分配、占有和使用,同時,也預先按照均分或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對死者身后遺產之事進行了安排。只有那些通過和解、調解尚不能平息當事人不滿的案件,才不得已訴諸法庭。分家、繼承中這些麻煩案例的發生及訴訟過程,集中地反映了新的但是尚不完善的繼承制度與舊習俗之間的沖突與妥協、改造與吸納的復雜關系。在兄弟之間的分家、繼承糾紛中,法官依據法律確認的私有財產繼承權的原則,認可長久以來形成的諸子均分的習慣,并參考各個家庭人口、經濟狀況以及對大家庭的貢獻等,在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作出適當的處理。在婦女作為原告提出的繼承糾紛案件中,法官顯示出毫不妥協的立場,把保護婦女的財產繼承權作為平等、民主的新制度的基本要求和改造社會的重要途徑。對待過繼問題,則比較謹慎一些,對于那些依據習俗只是為死者“頂盆”、“搭幡”而建立的過繼關系,法官不承認過繼子的財產繼承權。作為稀缺資源的房屋、宅基地是民眾日常生活的必需的物質資料,房產權、宅基地權是關于人們相互之間信賴關系和行動選擇的制度安排。房屋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與產權在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結合在一起,使得房屋產權在個人、家庭、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價值凸顯出來。圍繞房屋產權的糾紛與訴訟,在產權界定、維護經濟交易安全和社會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房屋糾紛發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住房緊張；產權關系變動而導致產權不明；法律規范缺失而引起產權爭執；有的人意圖侵占他人財產而致訟。房屋糾紛的主要類型有房屋所有權之爭、房屋買賣糾紛、房屋典權糾紛等。國家政策、法律和民間習慣在房屋糾紛的處理過程中互相結合、彼此影響。宅基地糾紛到了1962年之后不再是所有權之爭,而是宅基地使用權以及相鄰關系的問題。民間因借款、代買物品而欠款形成的債務糾紛,絕大多數都發生在具有親戚、朋友、鄰居、師徒關系的當事人之間。由當時民眾的經濟生活水平所決定,借款、欠款數額一般較小,且均屬于無息借款和欠款。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的發生往往是因瑣事紛爭而起,出于過失的居多,故意實施侵權行為的尚屬少數。個別案件顯示,一些單位或政府機關的不負責任和濫用權力致使公民的財產受到很大的損害。盡管沒有一套詳細的法律規范來規制借款行為和侵權行為,但“欠債還錢”和“損害東西要賠償”這種“活的法律”構成了審理債務糾紛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的基本規則。法官在查明和確定有無借款、欠款的關系和事實發生,借款、欠款的數額,還款的具體方式,有無侵權行為的發生、責任在誰、損害財物的價值、賠償的方式等方面都積累了一些經驗。訴訟檔案記載的民事糾紛與訴訟實踐過程表明：除離婚案件外,法院審理了分家、繼承、房屋、宅基地、債務、賠償、買賣、合同、加工、撫養等各類案件,反映了社會經濟生活的諸多方面。基于此,將這一特定時期的民事法制歸結為主要是離婚法制是不夠準確的。民事判決作為一種結案方式,在解決重大財產紛爭的案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不宜過分夸大法院調解的意義；民眾在訴訟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牢固而強烈的私有財產權利觀念是由現實經濟生活決定的,一些超越特定歷史階段和普遍的私有權利觀念的社會變革,往往不能持久和深入人心；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和民事習慣如彩禮習俗、典權交易習慣等非正式制度在財產權利保護上發揮了各自的功能。民眾的權利觀念,以及在此觀念支配下的為維護自己權利而進行的包括訴諸于國家權力介入的訴訟程序等各種形式的斗爭,是社會經濟變革和法律發展的內在動力,同時,社會經濟變革和法律發展也在影響民眾的權利觀念和行動選擇。協調國家法和民間法的關系,為權利提供細致周到的和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是民眾的基本需求,也是中國社會經濟變革的內在需求和法律現代化的基本命題。【關鍵詞】：財產權利財產糾紛訴訟實踐制度民事訴訟檔案 【學位授予單位】：山西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2 【分類號】：D925.1;D923 【目錄】：中文摘要10-13Abstract13-18第一章導論：研究的視野、問題與意義18-361.1視野：經濟史、社會史與法律史18-231.2問題：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23-301.3意義：歷史的追尋與現實的關注30-36第二章離婚訴訟中的財產紛爭與處理36-742.1離婚訴訟中財產紛爭的概況37-412.1.1離婚訴訟的基本情況37-412.1.2離婚訴訟中財產紛爭與處理的基本情況412.2離婚訴訟中財產紛爭處理的基本依據41-442.3離婚訴訟中財產紛爭與處理的事例44-722.3.1五十年代初期

解除封建舊式婚姻中的財產紛爭與處理44-462.3.2離婚訴訟中財產的爭執與平衡46-622.3.3“借婚姻關系問題索取財物”與財禮問題62-702.3.4對服刑人員離婚案件中財產的處理70-722.4小結72-74第三章分家、繼承糾紛與訴訟實踐74-1043.1分家、繼承糾紛與訴訟的概況75-783.2分家、繼承案件審理的基本依據78-863.2.1新中國繼承制度形成的歷史實踐基礎78-803.2.2新中國成立后審理分家繼承案件的基本依據80-863.3分家、繼承糾紛與訴訟的實踐分析86-1013.3.1關于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繼承權的確認87-893.3.2兄弟之間的分家、繼承糾紛與訴訟89-953.3.3婦女繼承權的維護95-983.3.4過繼引起的繼承糾紛與訴訟98-1013.4小結101-104第四章房屋、宅基地糾紛與訴訟實踐104-1534.1房屋糾紛與訴訟實踐105-1404.1.1房屋糾紛與訴訟的概況105-1074.1.2房屋糾紛審理的基本依據107-1114.1.3房屋糾紛與訴訟的實踐分析111-1404.2宅基地糾紛與訴訟實踐140-1514.2.1宅基地制度的歷史變遷140-1414.2.2宅基地糾紛與訴訟的實踐分析141-1514.3小結151-153第五章債務、賠償糾紛與訴訟實踐153-1725.1債務、賠償糾紛案件審理的基本依據1535.2債務糾紛與訴訟實踐153-1605.2.1債務糾紛的概況153-1545.2.2債務糾紛與訴訟的實踐分析154-1605.3財產損害賠償糾紛與訴訟實踐160-1695.3.1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的概況1605.3.2財產損害賠償糾紛與訴訟的實踐分析160-1695.4小結169-172第六章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的啟示172-2046.1財產糾紛及訴訟實踐與社會發展變革的關系172-1826.1.1經濟制度的變革對民事糾紛與訴訟實踐的影響173-1766.1.2基層社會

權力結構對民事糾紛與訴訟實踐的影響176-1796.1.3政治和法律因素對民事糾紛與訴訟實踐的影響179-1826.2訴訟實踐中的財產權利觀念182-1926.2.1權利觀念的歷史發展182-1886.2.2財產權利的重要價值188-1916.2.3認真地對待權利訴求191-1926.3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中的財產權利192-2046.3.1財產糾紛處理依據的多重性192-1956.3.2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與財產權利實踐195-204結語204-205參考文獻205-215攻讀學位期間取得的研究成果215-216致謝216-218個人簡況及聯系方式2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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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宋代財產糾紛與訴訟研究論文[范文模版]

對于宋代財產法律制度，法史學界已有較深入的研究。但研究法制史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了解靜態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進一步了解它實際功能的發揮。從近幾年的法制史研究來看，學界雖已開始關注這一方面的問題，卻稍嫌薄弱，有進一步深入系統研究的必要。

本文從現有史料入手，對宋代漢族地區的民間財產糾紛與訴訟進行了梳理，力圖通過對動態的、微觀的法律現象的分析，來考察宋代民間財產關系中的矛盾沖突，國家、社會對這種矛盾沖突的調整和解決，以及涉足其中的宋代民眾對法制的支持程度。

此處所講的財產除指私人的物質財富外，還包括以物質財富為對象，直接跟個人或團體的經濟利益相聯系的民事權利。“糾紛”與“訴訟”則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二者所處時間段不同，糾紛是訴訟的前提，它有可能發展為訴訟，也有可能通過其他方式解決。為了行文的方便，筆者有時將通過這兩種途徑解決的糾紛合稱為“爭訟”。

一、宋代田宅糾紛與訴訟。

在宋代“不抑兼并”的社會背景下，加之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沖擊，田宅所有權的出讓與轉移更為經常化，這期間也夾雜著許多矛盾沖突。本部分的討論以田宅界至爭訟、親鄰優先權爭訟、買賣契約爭訟為中心而展開。

與宅院間的界至紛爭相比，因土地邊界所產生的爭訟更為常見。強勢一方的惡意包占、田宅的長期閑置以及某些特殊田界的可移動性是這類紛爭的主要起因。土地侵界事件的頻繁發生既與宋代的稅收制度關系密切，也與民戶生活息息相關。宋代以資產的高低作為國家稅收的標準，若疆界不正，土地的出產會有所虧折，難免影響到對國家賦稅的供輸。若以被侵削之田的出產供輸原有田畝的稅賦，民戶自身的生活常常難以維持，所以，為避免欠負國家稅賦，許多人是不得不爭。為解決此類糾紛，有的官員從防范抓起，重視教化；有的官員則綜合運用刑罰威懾與勸諭手法，責令轄下百姓限期改正。

學界曾對中國古代親鄰優先權問題作過細致論述，但其討論均由靜態的制度入手，與其不同，本部分著重探討宋代社會中圍繞親鄰優先權所發生的動態紛爭。通過對田宅交易中親鄰購買和收贖的優先權的考察，可以發現，宋代與親鄰權相關的民事法規的內容日趨詳備，法律對“親鄰”概念的界定呈現出逐步縮小的趨勢。其目的是盡量減少此類糾紛，為田宅交易能更快捷地進行提供法律保證。但法律對親鄰范圍日趨嚴格的限定也反映出當時田宅交易的繁榮。由親鄰權所致爭訟可以看出，除商品經濟因素外，傳統的家族觀念也是當時田宅交易頻繁發生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

契約反映的是人們在交易過程中彼此作為私有者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在宋代，經官印押的田宅契約是買賣關系成立的合法依據，亦是理斷田宅爭訟的憑據。然而，為了逃避沉重的契稅，許多交易者或偽造文契，或行用白契。為規范契據市場，宋朝廷加強了對偽契和白契的懲處力度。宋代與田宅典賣相關的官方制定法中有關稅契的強制性規定本為減少詞訟，抑止兼并，但此舉反而為兼并廣開其門，并未收到應有的積極效果，社會中因偽契和白契所致田宅爭訟之多便是對當時境況的真實反映。

二、宋代錢債糾紛與訴訟。

本部分主要討論與無息信用借貸和有息契約借貸相關的糾紛與訴訟。

宋代社會中的無息借貸多發生在鄰里親戚等較為熟悉的人們之間。其中既有生活性借貸，也有生產性和經營性借貸，借款額有大有小，借期有長有短。大多數情況下，此類借貸既不計息，也不立契，屬信用擔保借貸。由于缺乏制約性機制，無息借貸糾紛時有發生。當時雖有告官追債者，但道德譴責仍是許多出借人追債無望時的無奈選擇。為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出借方產生了吝貸心理。采用這一方式的出借方不僅要負擔有損“親誼”的風險，還常被告貸方挾嫌報復。

宋代舉息借貸一般數目較大，不僅計息，而且要訂立書面借貸契約，寫明借期、利息、中人、保人、見證人、抵押物。這類借貸的發生多起因于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大多數人是在經濟壓力下借貸，負債人常常難以支付利息與本金，每當此時，糾紛也就不可避免。其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因“倍稱之息”所致。“倍稱之息”雖為宋政府所限制，但由于百姓的極度貧困和民眾的懼官心理，國家法律的限制與社會輿論的監督并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大多數債務人身受其害，卻不敢告官爭理；少數以訴訟維權者，也很難獲得公正的裁斷。

民間的有息借貸糾紛，多發生在債務清償過程中。不以本色償還、私自追理欠負極易導致債務爭訟。這類現象的普遍存在與債權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有很大關系。在這類問題的處理上，宋代律令注重維護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對違反國家放貸、還貸法令的債權人予以限制；但由實際司法效果看，法律上的“理索”規定并未落到實處，其實際效果與立法目的相差甚遠，顯示出民眾對當時司法系統的低支持率。

三、宋代家庭中的特殊財產爭訟。

這里所說的家庭是一種介于家族和直系小家庭之間的廣義家庭。這種家庭中的特殊財產是根據其用途來劃分的：家庭中的共有財產和女性的陪嫁奩產均屬這一范圍。這類財產本應專款專用，但財利面前是非多，圍繞這些財產發生了諸多的侵權之訟。

宋代家庭中的共有財產主要包括：尚未分析的家產、父母的養老田、家族的墓祭田。共有財產的產權歸屬是全體家庭成員，個體成員無權私自處分。然而，社會經濟環境對人們觀念的作用力，是別籍異財的法禁與傳統道德的約束力所無法抗衡的。兩宋社會中紛繁復雜的共財紛爭反映出士大夫階層所倡導的“敬宗收族”的活動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一現象的出現并非孤立，它與唐宋變革背景下社會中階級關系與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密切相關。

奩產是指女子出嫁時由娘家陪送的所有物品和財產。在宋代，奩產是奠定女子在夫家地位的經濟基礎，是女性的重要財產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當奩產權受到侵害時，為人女者，為人妻者，為人子者等與奩產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家庭成員多采用訴訟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眾多女子為維護奩產權而訴諸官府，尋求法律援助的現象向我們展示出在經濟利益多元化、私有權觀念不斷深化的宋代社會中，女性權益觀念的提高和維權活動的進一步加強。

四、宋代遺產繼承中的糾紛與訴訟。

在延續宗桃的前提下，宋代家庭中的財產傳繼以法定繼承(含代位繼承)為主，戶絕繼承和遺囑繼承為輔，但圍繞家族產業的傳繼，家庭成員之間的糾紛卻是接連不斷。

宋政府制定了相當完備的遺產繼承法規，但是，在宗法制父權社會，由于法定繼承涉及到嫡子、寡妻妾、庶子、別宅子、女兒、義子、贅婿等諸多人員，而這些人擁有的對家財的繼承權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他們之間因此產生了錯綜復雜的矛盾。通過對這類紛爭的考察，我們發現，親子間及非直系血親問的遺產紛爭不僅大量存在于社會各階層中，且十分復雜。

與戶絕立嗣相關的爭訟往往涉及到戶絕之家的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員、親戚、甚至異姓，為了平衡這些關系出現了雙立現象。立嗣之后，會因雙方關系惡化、父輩好惡等影響出現遣嗣行為以及圍繞戶絕之家財產分配的糾紛與訴訟。宋代社會中圍繞戶絕立嗣所發生的種種紛爭表明，國家的立繼法令并沒有完全對戶絕立嗣及其爭訟產生應有的約束作用。同處理其他家庭財產爭訟一樣，宋代官方在處理此類紛爭時，注重保護家族利益；而家族勢力對此類糾紛的影響作用也不可忽視。在這兩種力量的影響下，戶絕之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脅和分割。

由宋代法律規定看，遺囑繼產原則上只能在沒有男性法定繼承人即戶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但宋代的遺囑繼產已不再僅限于戶絕之家，這一現象的日益普遍與人們的恥訟心理不無關系。因遺囑具有改變法定繼承人的范圍、順序和遺產份額的效力，關系到繼承人繼承權的取得和喪失，再加上與立嗣又有關聯，所以宋代圍繞遺囑繼產亦產生了不少爭訟。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背景下的宋代遺囑繼產爭訟自有其特征：

1、遺囑適用范圍的限定性使得爭訟往往與立嗣有著密切的關聯，從而使爭訟呈現復雜化、多元化的特點。

2、宋代遺囑繼產法強調義務與權利的一致性，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卻對這種權利與義務相結合的“整體性繼承”造成了某種程度的破壞，降低了民眾對國家司法系統的信任度，遺囑爭訟反而增多。

五、宋代民間財產爭訟的調處機制。

由于社會結構、文化傳統、訴訟效益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宋代民間財產糾紛中的相當一部分由民間自行調解解決，但也有一部分財產糾紛以訴訟途徑來解決，由官府調處息訟。

宋代許多民間財產糾紛在尊長、鄰里、陌生人等調解人的參與下獲得解決，并未進入訴訟領域。無形資源與有形資源是民間調解者調解成功的前提條件，民間調解人參與調解與被調解人接受調解的動機亦各不相同。民間調解雖是解決糾紛的一種重要途徑，但由于是在差序格局的社會中運作，亦不乏妥協性、不穩定性和局限性。其中，道德評價直接起作用，法律發揮間接作用。

未能在民間調解階段解決的糾紛，極有可能進入官方的訴訟程序。宋代法律并未規定訴訟前調解為官方審理案件的必經程序，但不少官員都把調解作為其解決民事財產訴訟的首選方法。為息訟，主張以調解結案的官員們除采用“情”與“理”的教化方法外，多從訟累入手進行勸諭，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國法的存在，與民間調解相比，官方調解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自有其特色。

由前述對民間調解與官府調解的討論，我們發現，宋代的調解基本上建立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并貫穿始終。由國法在民間調解和官府調解中的作用所決定，調解的非強制性傾向較為明顯。而且，官方主持下的調解不僅受到時限的制約，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六、宋代民間財產爭訟案件的執行狀況

宋代的民事執行包括私力救濟和公力救濟(即對民事判決的執行)兩種。前者是一種個人行為，后者則是由國家司法機關根據判決實施的行為。宋代的兩部法典《宋刑統》和《慶元條法事類》中，有一些散見的關于民間私力救濟(主要是民間私債的追償問題)方面的法律條文，但結合具體史實來看，這些法規與法律實踐之間卻存在著差距：債務人違契不償時，不少債權人自行違法追償。強牽財物過本契、限制債務人及其族屬人身自由等違法收貸現象禁而不止。這一狀況的出現是多種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宋代對民事判決的執行有其較為固定的形式，存在一些共性。以財產訴訟案件為例，其執行條件有二：生效的給付之判和敗訴方拒不履行生效判決。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的特點所決定，宋代在民事執行權的配置上實行的是混一制的執行主體。其執行方式有：當廳執行、案后執行、限期執行和協同執行，既可單獨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宋代財產案件的執行標的物包含物質和禁令兩方面。另外，當時還出現了永久性的中止執行程序——執行終結。

不可否認，宋代司法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其民事訴訟程序中執行環節亦不乏強制性，但由于傳統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義輕利”觀念的影響，其民事執行行為卻體現出濃厚的倫理法色彩，它也是當時民事執行難的思想根源。宋代的司法行為附屬于行政行為的制度上的缺陷，是這類現象大量存在的制度根源。已判決案件的執行不得力、司法缺乏有效監督的制度弊病、頻繁的大赦、社會成員法律意識的淡薄、民事執行人員素質的參差不齊等因素則使宋代民事執行呈現出非規范化特征。

六、宋代民眾在財產爭訟中展現的法律觀念。

通過對宋代民間財產糾紛與訴訟由發生到解決的全過程的考察，我們發現，在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上，宋代民眾的法律價值觀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對法制的支持并非毫無保留。具體而言：

宋代士大夫階層中具有務實精神者已將無法實現的傳統的“無訟”理想轉化為“息訟”理念，并以多種方法付諸實施，這一變化是對民眾維護自身權益而興訟的合理性的承認。但由于傳統“無訟觀”的作用，官方息訟思想的消極作用不僅存在，且對民眾的法律觀念與法律行為產生了重要影響。這與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價值取向和影響悠久的法律傳統密不可分，自有其社會、文化和政治根源。

人們的法律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們對法制系統的支持程度。宋代民眾所掌握的法律知識是參差不齊的，其法律觀也因人而異。雖有不少人放棄了通過訴訟解決財產紛爭的意愿。然而，處于唐宋變革期的宋代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此相適應，意識形態領域亦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整個社會心理變得越來越重利。在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宋代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均表現出對財產問題的重視：為維護合法權益而訴諸司法已成為許多人的共識。

結語：

宋代社會中財產紛爭的多發性與其時代背景密不可分。與前代相比，宋代財產訴訟當事人的構成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這一變化不僅反映出民眾漸漸蘇醒的法律意識，同時也說明了當時發達的商品經濟帶給社會的緊張關系。它與宋代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與商品經濟繁榮狀態下的經濟利益多元化趨勢有很大關系。

宋代社會中，傳統的畏訟心理與新興的“好訟”之風并存，成為中國法文化中一道獨特的風景。二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傳統厭訟、賤訟文化的積淀，宋代司法運行中的不公正現象，確實讓不少宋人畏訟；然而宋代又是一個有著無窮之變的社會，其政治結構、經濟關系等方面的社會變革影響和改鑄著宋代的司法傳統，商品經濟的功利思想也為社會各階層包括士大夫群體中的許多人所接受，所有這些都為民眾提供了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外部條件與內部動力。

社會成員對法律的支持，是實現和發揮社會法制系統效能的決定性因素。雖然宋人的法觀念、法心理、法意識和法行為都有了改變，維權意識日益增強，但宋代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息訟”“厭訟”等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法律背景和條件，司法體制始終受到行政權威的干預。在敬畏訟累的宋代民眾心中，法律神圣且難以觸及，具有這一心態的宋代民眾對法律的認知狀況是參差不齊的，當然不可能在意向和行為上對宋廷的法制予以足夠的支持。

受材料的限制，本部分論述以南宋為切入點。這一結論雖得自《名公書判清明集》，僅限于南宋這一較短時段內，不能完全反映整個宋代民事判決執行的面貌，但也不能否認北宋不存在這類情形。再加上法律本身具有延續性，我們基此可以多少推知北宋時期民事判決執行的狀況。

第三篇：彩禮與婚約財產糾紛裁判案例精選

彩禮與婚約財產糾紛裁判案例精選

2015-12-07 何文駿 承鳳家事 承鳳家事

2015年11月25日，《人民法院報》刊載文章“為婚外情人買車買房，分手后能要回來嗎？——法院判決：有違公序良俗，駁回訴訟請求”，法院審理認為，兩起案件中，雙方之間的財物往來均系基于雙方之間的不正當男女關系，有違社會公德，為社會主義法治下的公序良俗觀念所不允許。王飛、杰克作為不法行為的當事人，不應享有相應的追償或要求返還權利。此文一經發布，又一次引發了關于彩禮、婚約財產糾紛等問題的討論，本文就此相關問題，檢索部分案例予以分享。

宣某與祝某甲、祝某乙等婚約財產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浙民申字第1484號

本院認為：本案系婚約財產糾紛。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的規定，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法院應當支持。宣某與祝某甲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所給付的彩禮應當予以返還。由于雙方已按當地習俗舉行婚禮，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宣某亦未能提供證據證明系因女方過錯致其解除婚約，結合宣某醫療就診情況以及農村風俗習慣等情節，原審酌情確定祝某甲等返還彩禮75000元，并無不當。現宣某提交診斷證明一份作為新證據，以證明其無性功能障礙，原審認定事實有誤，應全額返還彩禮。因該診斷證明不能否認宣某曾因性功能障礙接受治療的事實，且身體病癥只是原審考慮彩禮返還金額的眾因素之一，原審是在綜合考量各種因素之后對彩禮返還金額作出認定。故該診斷證明不屬于再審新的證據，宣某的該再審理由不能成立。

汪永存與代延生婚約財產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青民申字第266號

本院認為，2013年9月，代延生與汪永存通過婚姻介紹所相識并建立戀愛關系后，代延生分兩次給付汪永存彩禮款共計57000元的事實清楚，應予確認。代延生與汪永存雖舉行了結婚儀式，但未領取結婚證，屬非法同居，不受法律保護，汪永存所收受彩禮依法應予退回。二審法院將汪永存的陪嫁物品酌情認定價值2000元，從汪永存應退還的57000元彩禮中予以扣減，并無不當。汪永存關于其父收取彩禮46000元，但未參與訴訟活動，遺漏了案件當事人的申請再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系婚約財產糾紛，不屬于離婚案件，汪永存關于代延生未參加訴訟活動，違反了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的申請再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納。一審法院認為代延生與汪永存在戀愛期間，代延生為汪永存購買衣物、汪永存為代延生購買手機屬贈與行為，相互不再返還正確。

黃某甲、黃某乙、陳某甲與鄧某甲婚約財產糾紛案二審民事判決書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達中民終字第269號

一審法院認為，原告鄧某甲與被告黃某甲雖已同居生活，但并未辦理結婚登記，且同居生活時間較短，原告方給付的彩禮金額較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第一款“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之規定，被告方應當返還原告彩禮。原告給付的彩禮雖由被告黃某甲、陳某甲各收取了部分，但被告黃某乙與被告陳某甲系夫妻關系，與被告黃某甲系父女關系，應視為被告方家庭的共同行為，應當承擔共同返還責任，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還彩禮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鑒于原被告已經同居生活，可酌情返還30000元。給付彩禮前提是基于締結婚約關系而形成，返還彩禮則是解除或未締結婚姻關系，原告作為締結婚姻關系的一方當事人請求返還彩禮，其主體資格適格；同時，介紹人楊某某僅是見證人而已，因此被告辯稱原告鄧某甲的訴訟主體資格不適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二審院認為，被上訴人鄧某甲為與黃某甲締結婚姻關系而給付上訴人彩禮，后鄧某甲與黃某甲雖然舉辦了婚禮、同居但未登記結婚，黃某甲也已于2013年與他人結婚，鄧某甲因未能與黃某甲締結婚姻關系請求返還為締結婚姻關系給付的彩禮，其糾紛符合婚約財產糾紛的特征，因此原審人民法院將本案案由確定為婚約財產糾紛正確。鄧某甲的父親鄧某乙給付上訴人彩禮的行為，是一種代理行為，鄧某甲作為締結婚姻關系的一方當事人請求返還彩禮，主體適格。上訴人稱原審案由確定錯誤、被訴人主體不適格的理由不成立。

上訴人認為《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針對的是雙方并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但是在婚約財產糾紛案件中，當事人請求返還以結婚為條件而給付的彩禮，如果未婚男女雙方確已共同生活但最終未登記結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雙方共同生活的時間、彩禮數額并結合當地農村的風俗習慣等因素，確定是否返還及返還數額。原審法院沒有將本案中禮尚往來贈予性質的財物確定為彩禮，確定為44000元的彩禮又酌定返還30000元已經充分考慮了本案的各種因素。因此，上訴人上訴稱鄧某甲同居前給付黃某甲的婚約彩禮沒有納入法律保護范圍因而不應返還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汪某甲、汪某乙與林某婚約財產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榕民終字第1834號

本院認為，根據民間風俗習慣，在訂立婚約時男方會給付女方一定的彩禮，通常情況下接受彩禮的是女方父母，彩禮由女方父母保管，用于女方辦置嫁妝的費用以及結婚時的其他開銷等等。因此，婚約財產糾紛與女方及其父母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一審法院將女方汪某甲之父汪某乙共同列為本案當事人符合案件實際情況和民間婚俗習慣。現上訴人主張一審法院將汪某乙列為本案一審被告是錯誤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周某與汪某一案二審民事判決書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終字第2530號

一審認為，本案為婚約財產糾紛。雙方同居或戀愛期間，一方以結婚為目的贈與另一方較大數額財物，分手后請求另一方返還贈與財物的，應視為附條件贈與行為，如果條件不成就或者條件消失，給付方可請求返還該財物。本案中，原告轉款行為發生在原告龐某與被告周某戀愛期間，且原告在銀行轉款時已經明確該款項為訂婚彩禮，故原告龐某向被告汪某的付款行為應視為附條件的贈與。被告雖抗辯稱原告轉給被告的80萬元并不是結婚彩禮，但被告并未提供相關證據予以證明，而原告在該筆款項的轉賬備注列明為：龐某訂婚彩禮。被告的抗辯主張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原告龐某與被告周某分手后，該80萬元贈與所附條件已經消失，原告作為給付方要求收受人返還該款項，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張被告支付80萬元彩禮的利息，無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連民初字第1393號民事判決書

本院認為，婚約財產糾紛中的彩禮是以締結婚姻關系為目的，按照民間風俗習慣，婚前由男方給付給女方的數額較大的金錢和物品。給付財禮是一種附條件 的贈與行為，既不為法律所提倡，也不為法律所禁止。當婚約雙方未能締結婚姻關系或者解除婚姻關系，符合法定條件時，彩禮可予酌情返還。本案原告給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飾三件均系原告為達到與被告黃某甲締結婚姻關系的目的而給付的，且數額較大，均應認定屬彩禮范疇，被告辯解首飾不屬彩禮無據，本院不予采納。本案雙方對原告給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飾三件的事實沒有爭議，雙方爭議的焦點系被告是否應當返還彩禮。對此，本院認為，原告與被告黃某甲經人介紹訂立婚約，并于2014年3月14日登記結婚，婚后共同前往南安市水頭鎮同居生活數月有余，而且被告黃某甲在雙方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確有受孕事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的規定，原告主張全額返還已支付的聘金，于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但考慮到原告與被告黃某甲共同生活時間尚短，雙方尚未建立持續穩定的夫妻關系，未能達到原告希望通過訂立婚約、給付彩禮締結美好婚姻的意愿，原告支付的彩禮可予酌情返還。因本案雙方均未能提供確實證據證實雙方對解除婚姻關系的過錯程度，且原告也未能提供首飾的具體品牌、型號、重量大小等價值因素，本院結合原告系農村居民及農村訂婚等習俗附帶的見面禮、親屬紅包等支出情況，并考慮首飾的現金價值和避免執行爭議，酌情確定被告方應返還原告彩禮人民幣8000元。

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遼審三民申字第23號再審民事裁定書

本院認為，雙方當事人對于程浩給付彩禮款55000元，及收取返還的彩禮款25000元的事實沒有異議，一、二審判決認定案件基本事實具備證據證明。對于返還25000元的性質是否為雙方對返還彩禮問題的合意，屬于適用法律范疇，并非認定事實錯誤。劉長生、韓玉書、劉小艷主張程浩接收部分彩禮是同意其處理彩禮的意見，對此并未提供雙方經協商一致達成合意的證據，返還部分彩禮僅是其單方意思表示，不足以代表對方意愿。對彩禮的處理方案，應由雙方共同協商，由單方作出后強加給對方明顯與法律規定相悖。程浩在婚約解除，彩禮自然應當返還的情況下，接收對方返還的部分彩禮，符合日常經驗法則，不能將此隨意擴大理解為同意對方的彩禮處理方案。而要求程浩拒絕接收才能代表不同意部分返還，也有悖常理。況且，程浩及時提起返還之訴，也證明其不同意對方的彩禮處理方案。因婚約而給付彩禮的行為是一種附條件的贈與，因此在婚約解除時，受贈人拒不返還的則構成民法上的不當得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人民法院應當支持。二審法院根據當事人的具體情況判決適當返還彩禮，適用法律正確。關于訴訟主體問題，按照農村婚姻習俗，收取彩禮的主體往往是以家庭為單位，并不僅僅限于婚約的一方。結婚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彩禮也不會由結婚的雙方占有，而由收取彩禮一方的家庭成員占有。因此，程浩要求取得不當利益的劉長生、韓玉書、劉小艷返還財產，訴訟主體適當。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川民申字第123號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主要為種某某是否應當將楊某某主張的“彩禮”予以返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的規定：“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楊某某主張雙方在婚后并未共同生活，進而要求種某某返還彩禮，則應當舉證證明其支付了種某某彩禮以及請求種某某返還彩禮符合以上司法解釋規 定的情形。楊某某主張支付種某某禮金共計11余萬元，但種某某除認可收到楊某某購買的相機及電腦以外，對其他款項均不予認可。楊某某提交的短信記錄、取款憑證等證據不能夠證明楊某某已將相應的款項以彩禮的形式支付給種某某。同時，即便按照楊某某的主張，其婚前為種某某購買了相機、電腦，將自己的銀行卡交與種某某，種某某取款60000余元，給付種某某5000元用于償還銀行按揭貸款，婚后給付種某某母親40000元，但支付、使用以上錢款及物品也并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釋規定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性質。綜上，楊某某提交的證據不能證明其已向種某某支付彩禮，也不能證實其返還彩禮的請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規定的應予返還的情形。楊某某要求種某某賠償其工資及獎金損失38000元，因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依法不能支持。

張增彬、顧秀蘭、馮睿睿婚約財產糾紛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086號

張增彬與馮睿睿于2004年9月30日在新加坡相識，后雙方產生感情，于2006年1月26日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登記結婚。張增彬于2005年4月11日給付馮睿睿50,000新幣（合294,570.44元人民幣），2005年6月22日給付馮睿睿33,000美元（合273,124.50元人民幣），2005年12月給付馮睿睿183,000美元、2006年4月19日給付馮睿睿125,000澳元、2006年5月25日給付馮睿睿50,000澳元、2006年6月5日給付馮睿睿75,000澳元（合2,949,050.66元人民幣）。張增彬提出馮睿睿婚后以各種借口不與其共同生活，自2007年7月10日雙方發生矛盾后就未在一起共同生活過。張增彬以顧秀蘭與馮睿睿（系母女關系）為共同被告，以借婚姻索取財物為由，要求二被告返還前述款項。

經過撫順中院一審、遼寧省高院二審、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認為，張增彬請求返還的財產并不完全是在婚前給予女方，大部分是在婚后支付的，其請求返還的主體是顧秀蘭，馮睿睿則應對此承擔連帶返還責任。案涉財產雖為張增彬婚前和婚后所給付，但無據證明系馮睿睿以結婚為條件而索取。張增彬雖然向撫順中院提交了相關的錄音證據，但其內容并不能證明顧秀蘭、馮睿睿自認了借婚姻索取財物的事實，張增彬亦無其他證據證明該事實。因此，張增彬關于顧秀蘭返還財產并由馮睿睿承擔連帶責任的主張缺乏事實依據。因此，張增彬要求返還財物的請求未得到支持。

第四篇：關于探究擔保法與貸款審查及訴訟實踐[講稿]

探究擔保法與貸款審查及訴訟實踐［講稿］

探究擔保法與貸款審查及訴訟實踐［講稿］ 作者 張要偉

一、擔保法概述

1、擔保法［96條］及司法解釋［134條］；［七章］

2、國外擔保立法例及擔保法出臺前后；［民法典］

3、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判例［保證6件、抵押2件、借款合同12件、擔保糾紛25件［存在重復］］

4、擔保法律體系。

二、保證有關問題

1、獨立保證（寶豐縣趙莊鄉企業委）［最高法院理解］［保證合同有效的雙重制約因素（主合同和本身）］

2、保證合同變更：（1）內容變動：不承擔加重部分，減輕同時減輕；（2）履行期間變動：原期限不變；（3）變動未實際履行，仍按原約定承擔責任。

［只要不增加保證人的保證金額，本保證不受借款人和銀行對借款合同進行任何修改、補充、刪除的影響（中國工商銀行陜西省分行營業部與中國航空工業供銷西北公司等借款擔保合同糾紛上訴案）］

3、保證合同轉讓：（1）債權轉讓［保證人責任不變（約定特定債權人或者禁止轉讓的除外）］（通知義務及通知方式：寶酒集團借款香寶擔保案件）；（2）債務轉讓［未經保證人書面同意不再承擔責任，未轉讓部分仍然承擔］

4、保證期間與保證合同訴訟時效：（1）保證期間的性質；（2）未約定時保證期間的推定［6個月］；（3）本息清償完畢視為兩年；（3）約定長短的疑問（超過兩年）；（4）時效為保證期間催收日，與借款合同不同。

5、無效保證：（1）國家機關［例外］；（2）學校、幼兒園、醫院等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公益目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概念）；從事經營活動的可以保證］；（3）企業法人分支機構未經授權（分支機構合同效力的誤解；寶豐縣建行擔保案件）；（4）企業法人職能部門。

6、無效保證保證人的法律責任：［無效保證的錯誤認識］

（一）主合同有效而擔保合同無效：

（1）債權人無過錯，擔保人和債務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2）債權人、擔保人有過錯，不超過不能清償部分二分之一。

（二）主合同無效導致擔保合同無效：

（1）擔保人無過錯，不承擔民事責任；

（2）擔保人有過錯，不超過不能清償部分的三分之一。

7、企業破產中保證的處理：

（1）債權人既可以申報也可以向保證人主張權利；（2）未受清償部分保證人仍承擔保證責任；

（3）要求保證人承擔責任，在破產程序終結后6個月內提出；

（4）債權人知道破產未申報也未通知保證人，在能受清償范圍內免責。［申報期限］

三、抵押有關問題

1、房屋：所有／共有［所有；共有（共有人同意，應當以登記為準）］

2、土地：國有／集體

（1）集體［擔保法34、36條］：鄉（鎮）村企業廠房等建筑物抵押；經發包方同意的四荒（荒山、荒溝、荒丘、荒灘）

（2）國有：出讓／劃撥

出讓：使用年限［國有使用集體土地證］［土地評估］ 劃撥：登記+審批（司法解釋）出讓金［國土資源部令］

3、國有企業關鍵或者成套設備（全民所有制企業法、司法解釋）

4、特殊單位［國家機關（交警隊、武裝部）［無效］／學校、醫院、幼兒園［非公益設施+自身債務］］（寶豐縣人民醫院）

5、抵押部門原因無法登記［解釋58條］（趙莊林木抵押）（無法登記證明+權利證書）

6、在建工程抵押（登記、評估價值確定）

7、工程款及稅款［合同法、稅收征收管理法］（寶豐縣土地開發中心）

8、抵押期限：（1）擔保法本身規定（債權消滅、抵押物滅失）；（2）當事人約定、主管部門要求登記（汝州注銷抵押）；（3）解釋規定第12條規定；（4）超時效與未超時效的區別［起訴時要求優先受償權］

9、抵押財產涉及的幾種情況：（1）查封、扣押、執行；（2）贈與、繼承；（3）轉讓；（4）征收、征用、滅失、毀損；（5）出租；（6）抵押物價值減少。查封、扣押、執行：不影響，但應及時主張； 贈與、繼承：不影響；

轉讓［通知抵押權人+告知受讓人］：仍然可以行使；

征收、征用、滅失、毀損：抵押權滅失，但對補償金、賠償金、保險金可優先受償（寶豐縣醫藥公司）；

出租：（1）先出租后抵押：實現抵押，租賃在有效期內仍然有效；（2）先抵押后出租：實現抵押，租賃合同對受讓人無約束力。抵押物價值減少：

（1）有權要求恢復原狀或者另行提供擔保；

（2）可以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也可以請求提前行使抵押權。

10、破產中別除權。積極主張。

11、抵押登記機關：

1、無地上定著物的土地使用權；

2、城市房地產或者鄉（鎮）村企業的產房建筑物［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規定部門（與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相吻合）建設部規定與法不符（國有企業土地評估問題）］；（3）林木；（4）航空器、船舶、車輛；（5）企業設備和其他動產；（6）其他財產。

12、無效抵押

1、抵押財產不符合法律規定：

（1）土地所有權：國有／集體［轉換途徑：征收和互換］

（2）集體土地使用權［除鄉（鎮）村企業產房占用土地和“四荒”］［特殊的是集體宅基地房產抵押］（3）學校、醫院、幼兒園等公益設施；（4）所有權、使用權不明或者有爭議的財產；（5）依法被查封、扣押、監管（指海關）的財產。

2、流質抵押（與典當區別）

3、全部或大部抵押［解釋69條］喪失履行其他債務能力

4、未經共有人同意的抵押［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5、國家機關設定的抵押；

6、破產立案前6個月為原先沒有抵押重新設定抵押；

7、違規違章建筑物抵押；

8、列入公告拆遷范圍的房地產；（湖南嘉禾縣拆遷事件）

9、國有劃撥土地未經審批；

10、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股東或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抵押。

11、越權或者違法批地問題。

四、質押有關問題

1、主要質押標的：存款單和票據［票據貼現與票據質押的區別］

2、存款單核押：核押即使虛假，金融機構仍然承擔責任；

3、票據質押應注明“質押”字樣；

4、不轉移占有不生效；返還質物不能對抗第三人；

5、存款到期質權的實現（商酒務信用社實例）［注明情況、余款續存、通知出質人］

五、擔保的訴訟及管轄問題

（一）訴訟問題：

1、法人分支機構擔保：追加法人參加［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分支機構除外］；

2、連帶責任訴訟：債權人可單獨或者同時起訴債權人和保證人；

3、擔保物權訴訟：債務人和擔保人應作為共同被告。

（二）管轄問題：

1、同時提起訴訟，根據主合同確定管轄；

（2）連帶責任單獨起訴保證人，以保證人住所地法院管轄；（3）主合同和擔保合同約定不一致，根據主合同確定管轄。

六、以貸還貸

1、以貸還貸的含義［息轉本］

2、鬧店社案例［雙方惡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新疆案例］

3、辯駁理由：（1）合同法關于無效的規定；（2）法無明文規定；（3）人民幣利率管理規定允許計收復利［最高法院借貸解釋］；（4）貸款通則屬于規章，且相關規定已廢除。

4、法律根據：解釋39條

5、實際情況涉及借款人、保證人變更：（1）均未變更：不存在問題；（2）保證人變更，需填寫實際借款用途或出具情況說明；（3）借款人變更，出具承貸證明，原債務人與新債務人達成協議，信用社加蓋公章同意。

6、［北京朝陽區工行以貸還貸案例］信用社在以貸還貸中需要注意的付款義務問題：

1、借款合同雙方權利義務辨析；

2、出現的問題［個人／單位］；

3、貸款收回憑證不能加蓋“現金收訖”印章；

4、單位出具情況說明。

7、需要注意的問題：［濟南分行文件認定為違規］

1、掩蓋真實貸款狀況；

2、養成信貸人員惰性；

3、容易出現息轉本；

4、容易由活轉死。

七、貸款催收協議書

1、超過時效和沒有超過時效［沒有超過時效的法律后果：借款合同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開始計算］

2、對于超過訴訟時效保護的法律依據：

（1）法釋（1999）7號《關于超過訴訟時效期間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單上簽字或者蓋章的法律效力問題的批復》；

（2）擔保法解釋第35條；

（3）法釋（2004）4號《關于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認定保證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后又在催款通知書上簽字問題的批復》。

3、催款通知單有必要重新設計；要素必須齊全［信用社未簽章］。

第五篇：解除婚約的財產糾紛的處理

解除婚約的財產糾紛的處理

——法學111班 張三1638297685 摘要：

婚約并非婚姻契約，而是以將來締結婚姻為目的的男女預約，訂立婚約，收送聘禮（彩禮）作為結婚前奏在許多國家都是普遍的民事習慣，在我國更是根深蒂固，在漫長的古代法制過程中一直受到尊祟和保護。雖然婚約在今天對當事人已沒有強制性的約束力，但仍然廣泛存在，因解除婚約引發的財產爭議仍然市場發生，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禮金額也在不斷提高，加之人口流動大，導致因解除婚約而產生的財產糾紛更是屢見不鮮。

關鍵詞：

婚約 解除婚約 彩禮 借婚索財買賣婚姻 財產糾紛

引言：

婚約，是指男女雙方以今后締結婚姻關系為目的所做出的一致意思表示，即婚姻預約。在一些地方又稱為訂婚或訂媒。婚約成立后，男女雙方即為人們俗稱的未婚夫妻。發展到近現代的婚約，已不再是結婚的必經程序，解除婚約時需要解決的問題僅為違約人是否應當承擔違約責任。所謂的“彩禮”可以是看作是證明婚約的成立并以將來應成立的婚約為前提而敦厚其因親屬關系所發生的互相間的情誼為目的的一種財產往來。同時，借婚索取財物和買賣婚姻的狀況也不斷出現，影響著“彩禮糾紛”的處理與解決。本文將重點分析最基本的解除婚約的財產糾紛，并將合法婚約與非法婚約予以區分對待。問題引入：

在現代的婚約中婚前給付彩禮的現象在我國還相當盛行，已經形成了當地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甚至還有著比較統一的標準并且禮金數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我國1950年、1980年、2001年《婚姻法》對婚約問題均未作規定。

我國《婚姻法》體現的是婚姻自由，雙方自愿原則，“男女雙方結婚應當以愛情為基礎，不主張也不支持結婚以給付彩禮為條件。”在我國，婚約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由于婚約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因此婚約的解除也不需經過法定程序。但由于婚約的解除，往往引起給付財物一方與收受財物一方彩禮方面的糾紛，彩禮屬于財產的范疇，訂立婚約的男女雙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是我國民法調整的對象，因此，對于婚約財產糾紛案件法院會依照法律規定進行審理。

在處理解除婚約的財產糾紛的時候，必須要將作為“非法婚約”的借婚索取財物和以婚約遮掩買賣婚姻的目的這兩個行為區分對待。

法律關系分析：

1、婚約財產糾紛問題分析。

婚約財產按其性質應分為兩類不同性質的財產。一類是當事人基于訂立婚約而由一方贈與另一方或由雙方相互贈與的財產，被稱為“贈與財產”，包括食品、煙酒、化妝品、衣物、禮尚往來的數額較小的禮金等。另一類是當事人依據當地的風俗習慣，而由當事人出于非內心自愿的意思表示而不得不為的一種民事行為，如給付對方大量現金、大量衣物、其他貴重物品等，另一方當事人因該民事行為所取得的財產是一種事實上的占有行為，它并不發生財產所有權的轉移，它在物權法上表現為用益物權，也被稱為“他主占有”即非所有人占有，這種占有權依據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滅，占有權消滅之后，所有人依據返還占有物請求權可要求占有人返還不當利益，財產占有人負有返還不當利益之義務，因此，收受彩禮的一方當事人取得占有的財產應屬于“因不當得利所取得的財產”。

2、借婚姻索取財物的財產糾紛分析。

借婚姻索取財物是指一方當事人借助優勢地位而不是僅僅依風俗習慣脅迫或欺詐另一方交付一定的財產，方可訂立婚約或締結婚姻，該行為違反了《民法通則》第58條的規定，屬于無效民事行為，也可理解為廣義的侵權行為，在當事人之間產生侵權行為之債，其法律后果當然是視情形返還全部或大部份財產，不能返還的應賠償損失。

3、借婚約之名，行買賣婚姻行為的財產糾紛分析。

對于借訂立婚約而進行買賣婚姻的財物，其本質上就是一種違法行為。婚約給付財產只是一種實現買賣婚姻的手段，確保不法分子通過該行為獲取物質利益的一種方式，其利益必然不應該受到保護。簡單概括其處理結果為：非法所得應追繳；

4、以訂婚為名而詐騙錢財的財產糾紛分析。

對于以訂婚為名而詐騙錢財的，其性質相比于買賣婚姻更為惡劣。婚姻成為了詐騙犯罪分子獲取利益的一種不法手段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還要追究責任人的刑事責任，對于不法所得，應將詐騙所得退還受害人。證據收集：

首先是：證明原、被告身份關系的證據，用于證明原、被告的基本身份信息。一般這類證據有身份證、戶口薄、出生證明、居住證、駕駛證、軍人證、工作證、公安機關的證明、居民（村民）委員會的證明等。

其次：在婚約財產案件中，證明彩禮的有效證據就是媒人的證人證言。因為，經手彩禮，是不可能打條子，而且本身是喜事，參與的也都是親戚朋友，而且一般都為至親。這就牽涉到訴訟中的證據效力問題—媒人做證效力問題。而婚約財產糾紛案件最有利的證據就是媒人作證和被告自認。

再次：在婚約財產案件中，證明彩禮的有效證據還包括：現金取款記錄、物品購買發票、彩禮收據、現場視頻資料、當事人錄音、證人證言。以上種種僅僅為簡單列舉，在具體的實踐和生活中根據不同情況會有不同的證據，重要的是有保留證據的想法。

法律措施：

1、常見的婚約解決方法

A、對于互贈或贈與對方父母、親屬的某些財物，一般數額較小，且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應按贈與合同來處理，一般不予返還，當事人自愿返還的不受此限制。應當注意的是，婚約財產的贈與應屬于實踐性民事法律行為，與具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不同，它必須是實際交付財產，若僅僅是當事人雙方約定的口頭贈與，并未交付財產，受贈人不得請求交付，贈與人也無交付的義務。因此，婚約的解除也就意味著贈與合同的終止。

B、對于依據當地的風俗習慣，而由當事人出于非內心自愿的意思表示而不得不為的財產給付。依據傳統民法，不當得利人應返還的利益不僅指返還原物或原物價額，還應包括原物所生孳息。但由于婚約財產糾紛案件中收受財物一方當事人是基于當地風俗習慣而取得的財產占有，其并無主觀惡意(如非“索要”)。因此，對于除贈與物外的彩禮除適用不當得利的法律規定外，同時根據不同的情況，適當考慮適用“公平原則”酌情減輕應返還不當利益一方當事人的返還責任，即并非由不當利利人返還全部利益。

2、買賣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財物的財產處理辦法

買賣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財物的行為盡管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是以索取財物為共同特征，其行為都具有違法性，且符合《民法通則》和《婚姻法》規定的無效民事行為的要件，是無效民事行為。比較起來，處理此類財產糾紛有較可靠的法律原則，解決較為容易。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一方借婚姻向對方索取的財物，另一方可以向對方請求全部或部分返還，同時在一方要求另一方全部返還財物問題上，可以考慮戀愛終止或者結婚時間較短雙方離異，或者因索要財禮造成對方生活困難等因素，根據有關司法解釋精神酌情返還

3、以訂婚為名而詐騙錢財財產

對欺騙婚約而形成的婚約財產，因該行為無意以婚姻為目的，直接導致另一方財產和精神受損害。因此，對這類詐騙財產的行為，雙方解除或離婚后，無過錯一方除請求追究對方刑事責任外，還可以附帶請求追究其民事責任，如返還被詐騙的財產，請求精神賠償等。

法條索引：

1、《民法通則》第六十一條

民事行為被確認為無效或者被撤銷后，當事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產，應當返還給受損失的一方。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的損失，對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雙方惡意串通，實施民事行為損害國家的、集體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應當追繳雙方取得的財產，收歸國家、集體所有或者返還第三人。

2、《民法通則》第九十二條

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不當利益返還受損失的人。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條

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

（二）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

適用前款第（二）、（三）項的規定，應當以雙方離婚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