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訴訟中被告方的證明責任

證據法結課論文

【摘要】：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的分配是訴訟證明理論中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刑事實體法規范落到實處的關鍵所在。長期以來，我國立法及訴訟理論均強調除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及非法持有屬于國家絕密、機密的文件、資料、物品罪以外，刑事訴訟的證明責任都應由控方承擔，辯方不承擔任何證明責任。這體現了對被告人方權利的尊重和保護，卻對事實真相的發現及訴訟效率的提高注意不夠，使實體與程序難以結合。那么如何在保障被告人方獲得充分的辯護的同時，也能符合常理的完成控訴任務？從刑事一體化的角度全盤考慮，在刑事訴訟證明責任方面合理的分配，讓被告人方也有所承擔不失為一重要的解決途徑，這是基于更多因素，如公平、效率以及常理的考慮，也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需要。

【關鍵詞】：刑事訴訟 被告 證明責任

一、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方的證明責任負擔的考察

（一）、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的定義分析

關于證明責任的定義目前我國訴訟法學界還沒有統一的認識，這主要是因為“證明責任”和“舉證責任”兩者是一個概念還是不同的范疇，我國法學界尤其是刑事訴訟法學界一直存在爭論。一種觀念認為證明責任和舉證責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相互混用。陳一云教授主編的《證據學》（第二版）認為：“根據我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和司法實踐經驗，我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可界定為司法機關應當收集證據證明其所認定的案件事實，某些當事人應當提供證據證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張，否則將承擔其認定與主張不能成立的危險的責任。其中，當事人應當提供證據證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張，否則將承擔其認定與主張不能成立的危險的責任，又稱舉證責任。”也有學者認為證明責任和舉證責任是兩個獨立的概念,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前后關系。為方便起見,筆者在此采納第一種觀點,并結合本文認為刑事訴訟證明責任是指訴訟當事人為了主張并證明某種訴求而向法庭提供證據的責任,控訴方對自己的指控要承擔說服的責任,否則就要承擔敗訴的風險。

（二）、在不同訴訟模式中刑事訴訟被告人方的證明責任負擔

一般而言，證明責任主要由控訴方承擔，但在某些情況下，被告人方也負有證明責任。羅馬法還明確的提出了證明責任的原則：證明的責任由積極主張的人負擔，不是由消極否定的人承擔。即：每一方當事人對其陳述中所主張的事實，有提出證據證明的義務，否認的一方沒有證明的責任，雙方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都提不出足夠的證據，負證明責任的一方敗訴。在糾問式訴訟中，犯罪不必由被害人提起控訴，司法機關可以主動進行追究。原告方有舉證責任，被告人方更有舉證責任。由于當時實行的是法定證據制度，而被告人方的坦白被

認為是“證據之王”，據此就可以定罪。因此刑訊逼供就被認為是最可靠的證明方法，對被告人方廣泛采用刑訊。到了近現代，在刑事訴訟證明責任問題上，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態度不完全相同：英美法系國家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主要由控訴方承擔，但在一定條件下轉到被告人方身上；大陸法系國家奉行職權主義原則，大多數刑事案件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起訴，檢察官應當證明自己的控訴，但也必須顧及被告人方無罪或罪輕的情況，法院根據職權積極主動地收集，調查證據，不受檢察官或被告人方舉證的限制。

從證明責任的歷史沿革中可以發現，被告人方承擔證明責任自有訴訟以來就一直存在，區別僅在于其在訴訟證明中的地位不同。近現代訴訟，由于受人權、民主思想的影響，司法的文明、人道以及民主成為近現代訴訟的主要標志，進而被告人方的地位逐步得以提升，為了使被告人方不至于在訴訟中過于弱勢，維護司法公正與文明，法律專門規定有罪推定原則、沉默權以及反對自我歸罪等特權。即便如此，考慮到諸多類犯罪難以偵破，存在很多被告人獨知的事實以及舉證的公平等因素，法律并沒有完全取消被告人方的證明責任，這也讓我們認識到司法的天平不僅追求當事者之間的平衡，也在更高的層面追求人權保障與犯罪控制之間的平衡。中性的司法恰如社會的平衡器，理應不會偏私地成為任何一方的利用工具。

二、我國刑事訴訟被告人方分擔證明責任的合理性

我國上述的證明責任分配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因為這有利于充分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然而現實并非如此，不加區別地規定刑事案件的事實都由控方承擔證明責任雖有利于保護被告人方的權利，卻不利于發現案件事實和處罰犯罪者。

首先，證明責任既是一種權利，也是一項義務。因為“刑事訴訟過程不過是憑借案件遺留在時空中的痕跡（即證據），認定案件事實，進而做出裁決的過程。為保證這一過程的順利展開，準確及時地懲罰犯罪，法律設定了舉證責任，要求訴訟當事方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或認定的案件事實，因而舉證責任是法律為訴訟當事方設定的義務。另一方面，訴訟當事方獲得勝訴的關鍵，也恰恰在于有效地實現舉證責任。因為在訴訟中，誰能提供充分確鑿的證據，誰就有勝訴的可能。于是，舉證責任又具有權利的屬性。總而言之，舉證責任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權利和義務本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更好的理解證明者在訴訟中的地位。因此被告人也可以運用證據進行辯護說明，更可以運用證據進行證明自己無罪或者輕罪或者減輕、免除處罰等。

其次，被告人方分擔證明責任符合現代刑事訴訟證明責任制度的國際化潮流。世界各國和地區對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方分擔證明責任都加以規定，不論是明確的規定還是司法實踐所形成的不成文的規則，該項原則已經為各國訴訟所遵循。我國當然也不能例外。隨著WTO的加入，國際全球化趨勢步伐的加快，我們有必要在法律制度建設上加快全球化的步伐，以更好的和國際法律接軌。

再次，符合刑事訴訟效益。刑事證明活動的價值是多元的，它不僅要追求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也要講究效益和效率。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對某些案件中某些事實和情節的證明，公安、檢察機關可能耗費極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耗時多日，倒不如被告人輕易地提供一個證據。由于被告人對某些證據享有證據信息優勢，由被告人提供這些證據可以節省司法成本和資源，有利于迅速及時地查明案情。同時，證明的難易也有不同，如某些被告人獨知的事實，被告人不提出的話，有可能使得法庭無法知道事實，不能形成爭議和抗辯，增加查明案件的難度和時間，也增加錯判的可能，從而損害被告人的權益。

最后，被告人承擔證明責任并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強調的是被告人也應擁有正常人的權利、強調定罪的法定性。被告人僅承擔提供證據的責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僅是對自己無罪的一種證明，查明事實真相的需要，有罪證明必須有控訴方來承擔。

三、完善刑事訴訟中被告的證明責任的制度。

（一）、明確規定被告人方證明責任的證明標準低于控訟方。

刑事證明標準又稱證明要求、證明任務，是指在刑事訴訟中承擔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提供證據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法律規定的程度。也就是說，承擔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提出證據進行證明所應達到何種程度方能確認待證事實的真偽，從而卸除其證明責任。當訴訟主體提供的證據達到了證明標準，這就意味著完成了證明責任，其證明的事實成立；當訴訟主體提供的證據未能達到證明標準，這就意味著其未完成證明責任，其證明的事實也就不能成立。

刑事訴訟關涉到國家刑罰權的實現及被告人方的生命、自由等根本性權利，控方擁有雄厚的訴訟資源和廣泛的訴訟手段，因而控方證明標準一般要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對于疑難案件采取“疑罪從無”原則。即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和情節都必須查清，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在質和量的方面證據都要確實充分，當用以證明的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或對于被告人犯罪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時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它要求提出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控方承擔，控方履行證明責任必須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或者不存在合理懷疑的程度，如果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或證明達不到法律的要求，則應判定被告人無罪。具體指達到以下標準：（1）據以定案的每個證據都必須查證屬實；

（2）每個證據必須和待查證的犯罪事實之間存在客觀聯系，具有證明力；（3）屬于犯罪構成各要件的事實均有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4）所有證據在總體上已足以對所要證明的犯罪事實得出確定無疑的結論，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而被告人方所擁有的訴訟資源和訴訟手段都很有限，且受到無罪推定和不得強迫自我歸罪原則雙重保護，因而我認為其證明標準在現階段只需達到“蓋然性占優勢”或“合理懷疑的證據優勢”，即對于形成爭議的案件事實，被告人只需對控訴方的指控提出證據來確立可能的優勢或能夠形成對指控的合理懷疑，即視為達到法定標準，證明責任已履行完畢。控方要想推翻這一認定，其證明標準必須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否則即使其證明標準超過被告人方的證明標準也不能認定其反證成立，而必須推定被告人方辯護理由成立。另外，要強化被告人方的調查取證能力。證明是以調查取證為前提的，要求被告人方承擔一定范圍的證明責任就必須賦予其相應的調查取證能力。

（二）、要完善刑事實體法的立法技術。

對部分犯罪的某些構成要件明確規定由被告人方承擔證明責任。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是互為表里、互相關聯的，只有互相配合，才更有利于發揮其懲罰犯罪、保障人權的功能。而我國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在立法時是絕然分開的，程序法的立法只考慮犯罪的查證而不考慮待查證的犯罪要件的不同，實體法的立法只考慮犯罪要件的設立不考慮不同的要件在查證上特別是在證明責任分配上有何不同。這導致了我國幾乎所有犯罪的要素必須由控方承擔證明責任，被告人方的證明能力未得到充分調動，從而不僅損害了國家對犯罪的控制，還損害了被告人方的合法權益。因此有必要對一些特殊的犯罪，立法時就明確規定被告人方對某些要件必須承擔證明責任，從而有效調動控辯雙方的舉證積極性，更準確、更有效地查清犯罪事實。

注釋：

[1] 陳永生,論刑事訴訟中控方舉證責任之例外.2010.09.[2] 訴訟法大辭典,四川人民出版,1982.[3] 陳一云,證據學.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11.[4] 譚世貴,刑事訴訟原理與改革.法律出版社2002.02.[5] 樊崇義,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6] 宋英輝,刑事證據的一般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09.[7] 羅本琦,刑事被告人舉證責任范圍.安慶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7.11.

第二篇：試論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的倒置研究與分析

試論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的倒置

黃永 張子翼

在刑事訴訟中，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主要由控方承擔，而辯方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但是，公正和效率的雙重要求并不贊成這種簡單、機械的劃分方法。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進行辯護時可能提出相關的、甚至是至關重要的證據，這種情況是否是證明責任的倒置呢?如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證據的行為不是證明責任的倒置，那么這種行為是何種性質的責任呢?

一、證明責任倒置概述

所謂證明責任倒置是指在訴訟中由于特殊的案件理由，將原本由控方承擔的證明責任責令辯方承擔。證明責任倒置是相對于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言的，是證明責任分配的例外情況。證明責任倒置并不能改變舉證責任與不能舉證結果的因果關系，在責任倒置后不能完成證明責任的一方當事人，仍然要承擔敗訴的后果。

如果在刑事訴訟中存在證明責任的倒置，倒置的狀態就會改變訴訟中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證明犯罪行為構成要件的方式，控方承擔證明責任需要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成立，證明責任倒置后，辯方則應承擔證明構成要件不成立的證明責任。由這一點來看，證明責任的倒置是包含了一種事實假定的。即在倒置情況下，控方主張的事實是被假定成立的;二是在倒置的情況下，控辯雙方證明責任的發生順序產生換位，即控方證明責任在辯方證明責任之后發生，兩者在時間關系上發生逆轉。三是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由被告人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即被判有罪或者法院確定與被告入主張相反的事實。典型舉證責任倒置發

生在民事訴訟當中，例如民法通則規定的產品質量責任訴訟、環境污染訴訟等。在行政訴訟當中則是由被告一方承擔證明行政行為正當的證明責任。如果用形象的話來說明，在行政訴訟當中，關于事實問題是完全的舉證責任倒置。那么在刑事訴訟中是否存在證明責任倒置的情況呢?這就需要根據特殊的情況加以說明。

二、刑事訴訟中被告人舉證的幾種情況

在刑事訴訟中，可能增加被告人證明責任的情況一般要求案件必須為特殊類型的案件。導致被告人承擔更多證明責任的案件或者要求被告人證明一定事實的案件包括如下幾類：

(一)持有型犯罪。持有型犯罪是指由于被告人占有某種法律禁止或者違反法律規定的物品而認定被告人犯罪的。我國刑法中規定的持有型犯罪包括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持有毒品、持有槍支彈藥等幾類。持有型犯罪是一種特殊的犯罪行為類型，因為持有型犯罪的“持有”行為本身只是一種狀態，并不需要一定的作為;但是持有行為本身是由特定的作為行為引起的，必須因為一定的作為活動才導致被告人的持有行為。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必然有獲取財產的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和作為行為(有時也可能是一種不作為，如他人秘密將財產置于被告人的支配范圍內，被告人發現后據為己有而沒有歸還或交出的);私藏槍支彈藥的一般應當有制造、販賣或購買的行為為前導。持有本身是不需要身體動作的，因此是一種不作為，但是有些學者將其視為作為和不作為之外的第三種獨立的形態。由于持有行為的消極性，控方證明被告人的非法行為有時是存在困難的，因此要求被告人對自己的持有作出合理的說明，有利于減輕控方的證明責任。最經常用于分析舉證責任倒置的例子是關于刑法第395條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根據該條規定，如果被告人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不能說明來源的，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由此可見，對于自己的財產或支出中明顯超過收入的那一部分，被告人負有說明其合法來源的證明責任。這無疑減輕了控方的證明責任。但是，在這一條中是否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倒置了呢?有些學者認為這已經產生了證明責任倒置的問題，因為被告人承擔了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如果被告人不能證明自己的財產來源合法，或者起碼證明自己財產另有其他合法或非法但是明確的財產來源，被

告人就被認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成立。這種認定雖然對打擊犯罪來說可以取得效率，但是從實體公正的角度來講，卻可能與罪刑相適應原則根本違背。而且，這種舉證不一定會不利于被告人。

(二)危險犯罪。是指被告人的行為雖然沒有造成實際的危害，但是帶有一定的危險性。也就是說，這種犯罪具有帶來實際危害的潛在后果。危險犯罪一般存在于特殊類型的案件當中，有些甚至涉及比較專業的領域，而且危險本身也是犯罪的構成要件。法律一般要求檢察機關證明被告人的行為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要件，比如排污、向社會投放不衛生的食品。而不需要檢察機關證明由于被告人的行為造成的實際危害，比如食用不衛生產品的人的健康已經受到威脅或者傷害，被告人則要證明自己的行為根本不會帶來危險，否則，在食品不符合衛生標準的情況下，就應當承擔危害公共衛生罪的責任。在訴訟中，法院也并不必然要求控方證明被害人死亡與排污之間或者投放不衛生產品的必然因果關系，而只要證明存在這方面的危險。比如根據危害公共衛生罪的規定，在證明存在一定的危險的，即可定罪，但是法律并不必然要求控方證明存在這種顯然的危險。因此《刑法》第330條規定的危害公共衛生罪，并不需要證明確實有危險，而只要有該條規定的各種具體行為即可構成犯罪，除非被告人證明白己的行為并不存在造成嚴重后果的危險。

(三)嚴格責任的犯罪。嚴格責任犯罪是指對于一些特殊的構成要件或犯罪，法律不要求控方加以證明而直接認定被告人有罪。例如英美刑法當中出售香煙給未成年人，并不要求被告人查明買煙者的身份或明知其為未成年人，即使其相信買主為成年人，仍然要定為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煙的犯罪，以表明銷售者的注意義務如何強調均不過當。我國是否存在嚴格責任的犯罪，仍是個需要爭論的問題，證明自己在當時確實不可能知道被害人年齡未滿十四周歲，如果被告人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點，當然應當承擔從重處罰的結果。嚴格責任的犯罪主要是為了考慮兩種情況，一是認定被告人為犯罪，從而強調被告人在行為過程當中的注意義務或者社會責任，避免有些被告人沒有過失但是對社會造成危害的行為;二是讓被告人承擔一定的證明責任，從而減輕控方的證明責任，便于控方提起訴訟。因為這些犯罪具有特殊的性質，比如涉及到被告人對自己行為的認識等主觀問題，控方很難收集和提供這方面的證據。當然，嚴格責任主要是英美法系刑事法中的概念，在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很少有這些方面的規定。類似于英美法系國家嚴格責任犯罪的行為，在大陸法系都是通過行政處罰的方式進行制裁的。但是，在這種犯罪中的證明責任分配無疑會對我們帶來一些借鑒意義。

(四)違法阻卻和責任阻卻事由。在被告人提出證據證明自己存在違法阻卻事由或者責任阻卻事由的情況下，被告人應當被免除刑事處罰或者刑事追究。比如：精神病辯護、責任年齡辯護、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甚至在一定的情況下還包括對犯罪行為的否定，比如不在現場、被欺詐而不知真相等。出現了這些辯護，被告人就應當提出一定的證據證明可能存在這些方面的事由。這些證據在提出時并不需要對其證明力進行審查，也不需要證明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如果被告人沒有這方面的證據，可能就會出現當事人動動嘴、法官跑斷腿的局面，對訴訟的效率是極其不利的。至于檢察院，如果在偵查和審查起訴中發現了這些方面的證據，恐怕就不會提起刑事公訴，更談不上在法庭上承擔證明責任的問題了。所以，被告人舉證是必然的，但是只需提出表面成立的證據。

三、被告人舉證并不說明證明責任已經倒置

我們可以看到，在上述幾種特定類型的犯罪中，控辯雙方的證明責任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根據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理論，證明犯罪構成要件成立的證明責任，應當由控方承擔，而被告人一方則只需證明違法阻卻事由和責任阻卻事由存在的可能。當然被告人也可通過證明刑法分則構成要件的不成立，推導出自己無罪的結論。但是，在上述犯罪中，被告人的證明責任明顯比普通犯罪中的要重，而且，本來應當由控方證明的犯罪事實，也不需要控方證明了，也就是說，控方的證明責任減輕了。但是這種情況并不導致在這類犯罪中證明責任的倒置。

首先，在這些特殊的犯罪證明中，刑法的特殊規定改變了證明對象的范圍。在上述幾種犯罪中，明顯存在一些對于案件事實的推定，比如在危險犯罪中，只要行為足以造成一定的危險，就認定該行為構成犯罪。環境污染的犯罪就是一個例證，只要被告人排放的有害物質超標，就認為污染環境后果的存在;在持有型犯罪中，只要認定了被告人持有法律禁止持有的物品，則認定其持有行為是故意的，也認為其知道持有物的性質，而推定該物品系以其非法行為獲得;嚴格責任犯罪中，則是對被告人的直接的認識和意志狀

態的認定，只要發生了法律規定的情況，則認定其具有明知的事實，而且也認為他存在至少是疏忽的主觀心態，而不論其實際上是否知道或可能知道。

這幾種情況，實際上涉及刑法中的實體要件推定。即只要能夠證明甲種情形的存在，則推定乙種事實成立。如根據持有的事實推定被告人知道持有物品的性質且有持有之意圖;根據某些特殊的行為推定危險的存在;根據—定的條件推定嚴格責任者的主觀認識和犯罪心態以及嚴格注意義務的存在和疏忽。這些推定有些是因為前提事實和推定事實之間在經驗法則上的必然聯系，有些是因為特殊價值的追求，如經營者的嚴格注意義務等。作為一種實體法上的排定，其法律關系一經實體法規定，則成為不可推翻的邏輯關系，即只要有的行為，就應當認定后行為。這種邏輯關系因為涉及對犯罪構成要件的分析，是一個法律問題而不是事實問題，如果要推翻被指控的事實，只能提出證據推翻作為前提的事實。

因此，在刑法的規定中這種關于實體事實的推定，實際上減輕了刑事訴訟中控方證明責任的范圍。也就是說，在刑事訴訟中，如果要控告被告人實施了上述犯罪，不用證明這些被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的事實，而只要證明作為前提的事實。或者干脆說，刑法在構建這些犯罪的構成要件時，實際上在構成要件的某些方面降低了要求，只是規定了認定犯罪成立的一些更容易證明的條件的存在。例如，根據被告人財產超過合法來源的事實，認定其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實際上，這種推定縮減了刑事訴訟中某些構成要件的證明過程，或者根據特拉伊寧的話說該犯罪的構成要件屬于“截斷的犯罪構成”。但是這種截斷的構成并不因此改變證明責任的承擔順序。

首先應當看到的是，在這類案件中的一些基礎要件的證明責任仍然是存在而且由控方承擔的。例如，對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主體、主觀方面的證明責任仍然由控方承擔;環境污染犯罪中排放有害物超標的事實;在奸淫幼女犯罪中被害人年齡未滿十四周歲的事實(或者如國外售賣香煙給未成人犯罪中買香煙者為未成人的事實等)均應先由控方證明。另外在刑事訴訟中作為上述條件的一些前提性事實也必須由控方承擔。如持有物的性質、財產超過合法收入等。只有在這些事實已經證明的情況下，被告人才會承擔證明責任。

而且，這些特殊案件中，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并沒有改變。一是如上所述，在兩者的舉證責任的分配上，被告人的證明責任并沒有先于控方的證明責任而發生。根據無罪推定原則控方的證明責任承擔先于辯方的證明責任而產生。在訴訟的啟動、訴訟請求的證明等方面，控方都首先要承擔證明責任。二是在這類犯罪中，控方的證明仍然以推翻無罪推定為要求，而且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例如，控方不能提出充分的證據證明被告人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其合法收入，法官不能認定被告人持有巨額財產的情況下，被告人不需說明自己財產的來源。而且，被告人可以不證明自己財產的來源，而提出證據證明控方的指控不實。如果控方明知存在財產來源(無論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證據，他也不能提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指控。在這種情況下，時間維度上的證明責任的單向性并沒有改變，犯罪成立的證明責任首先由控方承擔，而且，被告人的證明責任仍然是在法官形成暫時心證的情況下的邏輯結果。再者，在事實不明的情況下，被告人并不承擔事實真偽不明的不利訴訟后果。即使被告人的證據不能證明自己的財產存在明確的來源，法官也要首先審查控方的證據，不能依據被告人的證明不能來認定被告人有罪。根據證明責任的原理，認定犯罪不成立和不能確定犯罪是否發生以及是否系被告人所為，都只能導致一個結果，即無罪判決。因此，我們不能認定在刑事訴訟中存在證明責任的倒置，在上述案件類型中，也根本不存在舉證責任的倒置。我們充其量把上述情況叫做在法官形成心證情況下證明責任的轉換，而且我們在這里所說的證明責任只是推動訴訟的責任。

總之，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由控方承擔是證明責任承擔的基本原則。但是這并不妨礙被告人和辯護人提出證據，也不妨礙法官在特定的案件當中責令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供相應的證據。只不過，這種提供證據的行為并不意味著證明責任的倒置，控方仍然要針對犯罪構成要件等案件的核心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在刑事訴訟中根據刑事實體法的要求或者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要求被告人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只不過適當減輕控方舉證的障礙，以推進訴訟有效地進行，防止真正的犯罪人逃脫法網。

第三篇：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 地位及責任

內容摘要：“在我國，多年來刑事辯護制度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之中”。(1)律師進行刑事辯護風險大、困難多、效果差。風險大表現在刑事辯護中，自刑訴法修改實施后近幾年來，全國不斷有刑辯律師在辯護中被錯捕錯押。困難多表現在會見難，特別是偵查階段提供 法律 幫助的律師，偵查機關在會見時間，會見次數及了解案情方面給律師設置種種障礙，使律師不能更好地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效果差表現無論是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還是審判階段、辯護律師的意見總不能得到足夠重視，一致存在著許多你辯你的，我判我的現象辯護效果較差。據不完全統計，刑事辯護案件幾年來有逐年下降的趨勢，這與我國法制化的 發展 極不適應。

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關于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規定存在缺陷以及這些存有缺陷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也因公安司法機關的限制干預而難以落到實處。同時，也和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及責任不明確有關，筆者又對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及責任問題進行探討、分析，以更好地促進律師刑辯業務的發展和維護法律的公平、公正。

一、我國律師的職業屬性

目前，我國刑事辯護判度最大的立法缺陷就是律師和法院、檢察院關系依舊沒有理清，律師獨立自治的自由法律職業者身份始終沒有得到立法的明確承認。(2)我國對律師職業屬性的認識，是與我國法制建設尤其是律師建設進程有密切聯系，幾經變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師制度初建，律師設置于人民法院內部，我國的規范性文件沒有對律師的職業屬性作出明確規定，但從當時 政治 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對律師的認識可以看出律師被當作國家司法干部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律師政治和物質上的待遇比照國家機關干部待遇的規定辦理”(3)。五十年代未，剛起步幾年的律師制度被廢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該條例規定： 律師是國家的法律工作者。在當時情況下，立法將律師的職業屬性界定為“國家的法律工作者”。賦予了律師與公安司法人員同等的社會政治地位，對于我國律師制度的恢復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隨著我國政治 經濟 體制改革不斷地深入和發展，從1986年起，我國的律師管理體制及組織形式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一是有些地方開始試辦合作制律師事務所，后又出現合伙律師事務所和私營律師事務所；二是國家出資設立的律師事務所(即國辦所)逐漸擺脫行政機構管理模式而實行依法自主開展業務、自收自支，自負盈虧的管理模式。此種情況使得對律師是“國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漸失去了制度基礎以及現實合理性，以無法準確反映律師的職業特點。這一時期，律師界、法學界對律師的職業屬性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出現了“國家法律工作者”“社會法律工作者”“自由職業者”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1993年，司法部出臺了《關于深化律師改革方案》。該方案第一次明確地把我國律師職業屬性界定為：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工作者，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中得到進一步確認。該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該法頒布后，法學界、律師界幾乎一致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2條內容是對我國律師屬性的定性，并認為這一定性準確、科學、全面。如有的學者認為，《律師法》“對律師的定性是恰當的，定點是甚至無需從邏輯上或經驗上加以推演和證明”(4)。還有的學者認為，《律師法》高度概括了作為律師的必備條件，從而使律師區別于國家工作人員；由于律師必須依法取得執業證書，才能從事業務活動，因此，我國律師亦不同于自由職業者；由于律師不再是國有的法律工作者可以不占國家編制，不需國家核撥經費。因此，律師隊伍可以根據社會需要和現實可能性，盡快發展起來。(5)研究律師的職業屬性，首選需要揭示律師執業特點，并應在與法官檢察院等官方法律職業的比較中揭示律師的職業屬性。結合律師職業特點，筆者認為，《律師法》第二條的規定，表述了實行律師執業資格準入制度與律師工作的內容兩個方面含義，是對律師職業外在特征與律師工作的內容兩個方面含義，是對律師職業上在特征的描述，并未把律師的本質屬性挖掘出欄。未能揭示律師這與法官、檢察官這些官方法律職業人員的獨立性以及律師不同于這些官方法律職業人員不同的執業方式，后者才具有根本意義(6)。故，《律師法》第二條并未對律師職業屬性作出科學準確的界定，因此，法學界關于《律師法》對律師職業屬性的界定“是恰當的”，這一定性準確、科學、全面的認識值得商榷。應如何科學界定我國律師的職業屬性呢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清理整頓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的通知》〈國辦法(1999)92號〉精神。司法部于2000年8月在天津召開了全國司法行政系統中介機構脫鉤改制工作會議，要求所有已實行自收自支的國資律師事務所；掛靠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 企業 的律師事務所于2000年10月31日之后與政府部門及其所屬單位徹底脫鉤改制。律師事務所脫鉤后，改制為合伙律師事務所或者合作制律師事務所。從以上規定可知，律師事務所已成為合伙制非企業單位。律師則辭去公務員身份，人事檔案交人才交流中心代管。在行政管理方面與主管單位司法行政部門無關系，而在事實上變成了社會自由職業者。從律師執業活動的方式來看，律師按照“律師法”規定，承辦各類法律事務，都屬于個人勞動，律師在一般情況下，對某一法律事務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接受(法律援助機構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除外)，具有自由選擇特點。律師接受委托后，以什么樣的方式維護委托人的利益，也完全由律師決定。這些都與西方國家律師的自由職業者并無根本區別。因此，對我國律師職業屬性也宜界定為“自由職業者”。對我國律師職業屬性的這一界定，符合律師職業特征，能準確揭示律師職業的本質，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目前，我國律師社會地位低下律師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的發揮，既有律師素質較低，法治水平不高以及制度的原因，也與對律師職業屬性未有正確認識有關。如社會各界尤其 “領導層及政法等部門對律師認識并未因律師制度的改革而改變，他們仍然認為，律師與警察、法官、檢察官一樣是政法單位及工作人員”，以至于律師法頒布實施后，仍把律師、律師事務所當作政法單位及工作人員，硬性規定讓律師、律師事務所參加每的“人民滿意政法單位”評比活動。有的司法行政部門不讓專職律師辦理法律事務，抽出和其他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去搞一些與執業活動無關的事情。因此對律師的期望值很高，往往對律師提出一些很難做到的，甚至不屬于律師執業范疇的要求，對律師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對律師職業屬性未有正確的認識，還給律師業務活動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礙。“例如，將律師活動看作一種公務性質的職務行為因而個別地方出現了律師受賄的案例，其實律師作為自由職業者其工作不具有公務性，而只具有業務性，沒有職業的便利可以利用，因而不可能成為職務犯罪(貪污受賄罪)的主體”(8)。轟動全國的哈爾濱某一律師以貪污而逮捕，后人民檢察院移送到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人民法院經庭審調查，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認定律師沒有職業上的便利，從而認定該律師無罪后被釋放。“以上這些問題，只有從律師是自由職業這一定位出發，才能得到妥善解決。”(9)在立法上對律師自由職業者屬性予以明確界定賦予并保障律師廣泛的訴訟權利以及其他權利，確保其自由執業，將有力地促進我國律師辯護制度和整個律師業的健康發展。

二、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

辯護律師的訴訟地位問題是刑事訴訟法學一個重大理論問題，辯護律師在訴訟的地位是指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所處的位置。其具體定位“關系到訴訟模式的構建和辯護律師具體訴訟權利的設置如不能科學地對辯護律師的角色進行定位結果必然是辯護律師權利的限制。”(10)該問題的關鍵是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是否是訴訟主體，在我國，由于辯護人律師的訴訟地位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得不明確，因此理論界對此問題認識存在著不同觀點。其中一種觀點認為，辯護律師不屬于訴訟主體，其主要理由是，訴訟主體必須與訴訟結果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必須是刑事訴訟基本職能的主要承擔者，必須能決定刑事訴訟的進程。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訴訟主體是指偵查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和自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辯護律師是經國家授權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他既不能代表國家，也不能以自己的名義參加訴訟，與訴訟結果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具有對利益的無關性，律師作為辯護人參與刑事訴訟，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法院指定，因而從根本上看，辯護律師是被動輔助被控告人執行辯護職能的。他既沒有完整的主體權利，也不承擔特定的義務。故不符合訴訟主體的特征，不成為訴訟主體，但辯護律師具有獨立訴訟地位的訴訟參與人。

對此，筆者認為，為了適應 現代 民主與法治的要求，促進我國律師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將辯護律師定位為訴訟主體比較合適。首先，刑事訴訟是控訴、辯護、審判的三方結構。

第四篇：試論刑事訴訟中的證明對象

試論刑事訴訟中的證明對象

研究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要解決的中心問題即恰當地確定證明的范圍。明確證明對象是為了明確在辦案中需要查證的范圍，有利于及時全面地查明案情，避免分散精力或遺漏應該證明的重要環節，使辦案人員分清主次和緩急，從而有重點、有次序地安排自己的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明確證明對象對實際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關于證明對象的概念

公安部政治部編《刑事證據學》（人民警察高等教育規劃教材）關于證明對象表述為：證明對象又稱“待證事實”，是指在訴訟中需要有司法人員和當事人使用證據加以證明的事實。

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材《刑事訴訟法學》表述為：證明對象是指必須用證據加以證明的案件事實的范圍。

全國統編教材《證據學》表述為：證明對象是指案件中必須由司法人員或當事人依法運用證據予以證明的案件事實。

《刑事證據理論》表述為：證明對象就是刑事訴訟中需要用證據加以證明的問題，也就是辦案中需要查明的案件總和。

以上表述基本概括了證明對象的特點：第一，證明對象是表現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是受法律規范調整的；第二，證明的主體是特定的，僅指司法人員和部分當事人；第三，證明對象是要用證據案加以證明的；第四，證明對象是案件中需要證明的有關情況。

二、關于證明對象的范圍

《刑事證據學》認為：證明對象包括有關犯罪的事實、被告人的一貫表現、有無犯罪前科和犯罪后的態度、案件中涉及程序法方面的事實、案件中的某些證明材料四類。

《刑事訴訟證據制度》認為：證明對象可分為七個方面：（1）案件是否發生；（2）誰犯罪、犯何罪、危害結果如何；（3）被告人刑事責任年齡和刑事責任能力；（4）有無免除被告人行為的違法性和可罰性情況；（5）有無從重、加重、從輕、減輕、免于刑事處罰的情節；（6）犯罪的原因、環境、背景和被告人身份；（7）證據之間可互為證據、互為證明對象。

《刑事訴訟證據制度》認為：證明對象包括實體方面的事實、程序方面的事實和證據事實。

《刑事證據》認為：證明對象包括：主要事實、次要事實、被告人履歷情況和案件的證據材料。

（一）案件事實（或稱實體法事實）是基本的、首要證明對象，是全部證明對象任務中最核心的內容。

大致應包括兩方面的內容：

1、有關犯罪的事實。具體有：（1）犯罪事實是否確已發生；（2）犯罪是否為被告人實施；（3）犯罪嫌疑人是什么人，姓名、性別、年齡、國籍、職業、身份等，如是共同犯罪，還應查明各個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應承擔的責任；（4）犯罪的時間、地點、環境、條件、手段、使用了什么犯罪工具及犯罪的具體情節和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5）犯罪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6）被告人是否達到責任年齡、有無責任能力；（7）被告

人犯罪的故意或過失、動機和目的；（8）行為是否屬于正當防衛、緊急避險；

（9）是否有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10）行為人是否有從重、加重、從輕、減輕、免除處罰的法定情節。

2、被告人的個人情況及有無前科和犯罪后的態度，是否自首等。

（二）證據事實

證據事實是否為證明對象，觀點各一。

一種觀點認為：證據（對象）事實是證明對象。理由是：任何證據事實，其本身不能證明自身的真實性，必須通過與其它證據的對照，比較才能確認某一證據是否真實可靠。因此，證據既是證明的手段，同時也應當是需要證明的對象。

另一種觀點認為：證據事實不是證明對象。理由是：首先，從證據事實與案件事實的關系方面看，兩者作為證明對象，有些是重合的。直接證據事實與案件主要事實有重合的情況，間接證據事實與案件事實也有重合的情況。既已重合就沒有必要再把它列為證明對象。其次，從證據事實的作用看、證據事實歸根結底只是證明實體法和程序法事實的手段。從證明過程看，它雖然屬于第一步需要查明的事實，但就證明的最終目的而言，它只是一個中間環節，是證明手段，而是證明對象。對判斷證據真偽有意義的事實亦屬此類。再次，從證據事實的取舍而不查，如重復的事實等。

本人認為：證明對象是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一切事實。證明對象是要靠運用證據來加以證明的。證據事實只是證明的手段，不是證明的目的，而查明與案件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才是最終目的。所以不能把手段與最終目的相混淆。誠然，所有的證據事實都需要查明屬實，但查明屬實的目的還是為了最終證明與案件有關的事實。所以，對證據的查證屬實只是一個中間環節，這一中間環節的屬性只是辦案人員的思維加工、審查判斷的認識過程，是對證據綜合分析的一個判斷過程。從保證整個訴訟證明活動的連續性，完整性和保證性過程的目的性上說，不宜把證據事實作為證明對象。

（三）案件中涉及程序方面的事實

對于程序法事實是不是證明對象的問題存在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程序法事實是證明對象。理由于：我國刑訴法對以上所列舉的程序法事實都有明確規定。把程序法事實列為證明對象，既有法律根據，又有實際意義。但是，程序法與實體法雖同為證明對象，二者仍有所區別：（1）在作用方面，實體法事實關系到定罪量刑；程序法事實則關系到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2）在證明責任方面，對實體法事實的證明只有司法人員和自訴案件的原告人一方負有證明責任。（3）在證明要求上，對實體法事實要求通過收集證據加以確鑿地證實，不能有半點含糊，證據不足不能定罪。但對程序法事實的證明，就可以靈活一些。有時事實一時難以查清，可以斟酌情況，先解決程序問題以免影響案件的審理。

另一種觀點否認程序法事實是證明對象。其理由是：如果把程序法事實列為證明對象，可能導致辦案人員注意力分散，影響辦案效率，還可能把舉證責任轉嫁到被告人身上。因為以程序立法的目的和任務來看，是為了保證實體法準確、及時地實施。在案件的處理上，它始終處于從屬地位。以程序法事實對案件本身的影響看，案件涉及的實體法事實對確定被告人罪與非罪、罪輕罪重以及最后量

刑的問題，雖有一定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從程序法事實的證明主體看，不一定是司法人員，也有時可能是被告人，因為有些程序事實，只有被告人才能證明清楚。但是，根據證明責任的理論，我們認為任何時候也不能把證明責任轉嫁到被告人身上。

本人認為：程序法事實應屬于證明對象的范疇。因為證明對象是指需要證據加以證明的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一切事實。而程序法事實與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密切相關。（1）如該回避的沒有回避，就可能影響到對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2）我國刑訴法第138條規定了二審法院發現一審法院審查具有違犯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理。這說明違反法定程序，有時就可能影響正確判決。（3）再如應當公開審判的沒有公開，不應公開的反而公開。（4）依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的案件，沒有另行組成合議庭審理。（5）收集證據不依法。（6）剝奪、限制被告人的辯護權等。這些程序法事實都與刑事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緊密相關，如不加以證明，其結果必然影響到判決的正確性。此外，采取強制措施中出現患有嚴重疾病，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情形而需要改變強制措施的，執行中出現某種訴訟問題，需要改變執行的，這些程序法事實的有無、真假都需要加以證明。同時，把程序法事實作為證明對象，有利于司法人員依照法定程序辦案，有利于克服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

有人認為把程序法事實作為證明對象，就會使被告人負有舉證責任。舉證責任是指證明有罪無罪的責任，被告人當然不負這種舉證責任。這里所說的程序法事實，不是指被告人有罪無罪本身，而是讓被告人對有關程序法事實就自己所了解的情況提出證據。這種提證責任并非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因為被告人所提證據要證明的是司法機關是不違犯了訴訟程序，從證明的主體、證明的目的、證明的任務等各方方面，均與解決被告人是否有罪、罪責輕重的證明責任完全不同。許多國家也把程序法事實列為證明對象。如德國、日本等國有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之說。這種說法是1926年由迪茨恩首先提出，后經小野清一郎結合構成要件論發展起來的。這種分類是根據需要用何種方法和程序進行劃分的。現已被普遍采用。自由證明是指根據證明力和證明調查的要件不完全充足的證據而說出的證明。嚴格證明是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所認定的證據力，而且是根據在公審庭上經過合法的證明調查的證據而說出的證明。一般認為公訴犯罪事實符合構成要件事實，需要用嚴格證明。對上述情況以外的事實可采用自由證明，即根據某種證據或某種程序進行即可。日本把程序法事實作為法定的證明對象，但對程序法事實究竟采用嚴格證明還是采用自由證明則存在分歧和爭議。普遍觀點認為，關于訴訟上的事實，并不需要嚴格證明，即使對那些為決定證明力所需要的事實，采取自由證明也就夠了。但是對于那些左右坦白任意性的事實，應給予當事人以爭辯的機會而必須適用嚴格證明。與此相反的觀點是：終審中有無認定的事實，則需要關于構成證據力前提的事實和證明力的事實，則需要嚴格證明，除此之外的其他事實，可以采用自由證明。

我國臺灣學陳陳樸生認為：程序法事實是證明對象，亦稱自由證明的對象。他認為：應該嚴格證據的事實包括：犯罪事實、刑罰事實、處罰事件事實、間接事實、自由任意性之基礎事實、特別經驗法則。以經自由證明為已是的自由事實是指程序法上的事實。包括形式裁制上事實和訴訟程序事實在內。主要內容有：免訴事由之有無，訴訟應否受理，管轄之有無，補助事實，其他訴訟程序上的事

實，發回避事實。

綜上所述，本人認為證明對象范圍包括實體法事實和程序法事實兩大部分。

三、關于無須證明的事實問題

司法實踐中，有些問題是無須證明的確鑿事實，因而司法機關就不必為證明這些問題去浪費時間和精力。在有些國家的訴訟中，對于無須證明的事實作了明確規定，有些國家雖無這方面的明確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已形成了某些慣例，通常可以按照習慣的做法來加以確認。在我國，刑事訴訟目前尚無這方面的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也常遇到類似情況，因而研究這個問題，對于進一步明確證明對象的范圍，提高辦案效率，具有一定意義。

由于不需要證明的事實司法機關可以直接確認，因此，對其限制是很嚴格的，從各國及我國的司法實踐看，下列事實不須使用證據加以證明即可直接確認。

1、眾所周知的事實及自然規律和科學定理。

關于“眾所周知”各國標準并不一樣。英美法系國家以一般人知曉為標準，大陸法系國家以法院知曉為標準。比較來說，一般人知曉者，法院也能知曉，而法院知曉者，一般人未必知曉。因此，一般人都知曉作為“眾所周知”的標準。臺灣學者陳桿生所著《刑事證據學》也持此觀點。他把經驗法則分為一般經驗法則和特別經驗法則。一般經驗法則是指一般人由日常生活或法律生活所能知之事實所形成的法則；特別經驗法則是具有特別知識或經驗者所說知之事實形成的法則。前者沒有證明的必要，不是證明對象，后者則須經過嚴格的證明程序加以證明。

科學原理和生活經驗所確認的事實也屬于“眾所周知”的事實范圍。

2、司法人員職務上熟知的事實。

所謂“司法人員職務上熟知的事實”是指國家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政府各部門的設置及某些政策、措施等。凡屬于此類事實，當事人可以不舉證，一般可由辦案人員直接加以“認知”。但也有例外，如對于外國法律、國際條約、地方性法規和各地的風俗習慣等并非司法人員熟知的事項，就不能作為無須證明的事實。

3、預決的事實

預決的事實是指已經由人民法院重效判決所確定的事實。如犯罪前科對于認定累犯就有預決的效力。而不能對原先的這罪量弄再產生爭議。同樣，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刑事判決部分對其后處理民事賠償問題就產生預決的效力，而不必再對被告人的行為是否侵權，責任大小之類的事項加以證明。必須指出的是：刑事訴訟中的這種預決的事實，僅存在于人民法院的兩個判決之間，而其他機關所認定的事實，對于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則是沒有預決效力的。

美法規定它是從特定的事實或情況產生的一些合理的推論。情況證據即屬此類。事實推定是指在有足以反駁這些推定的證據時，這些推定可以反駁。我國法律對推定也有規定。如未滿14歲以下不負刑事責任、宣告死亡、失蹤等。

第五篇：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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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的分配

★★

一、證明責任的負擔原則

(一)證明責任負擔的原則

證明責任，即舉證責任的負擔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也就是說，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的并作為證明對象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

(二)證明責任負擔原則的派生規則

在民事訴訟中，“誰主張，誰舉證”原則通常還可以派生出以下兩個證明責任規則：

1.證明責任的免除。即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屬于法定無須舉證證明的對象時，則免除當事人就其主張事實的相應舉證責任。

2.證明責任的轉移。即在訴訟過程中，當訴訟主張在當事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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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發生轉移時，對該主張的證明責任也會隨著訴訟主張在當事人之間的轉移而隨之轉移。

★★★

二、證明責任負擔的例外——舉證責任的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是侵權糾紛案件中為了維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而設置的一種特殊規則。

(一)證明責任倒置情況下的舉證

雖然證明責任倒置原則的確立有利于維護訴訟的公平原則以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但是并不意味著在證明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全部證明對象的證明責任均由對侵權行為持否定態度的被告承擔，而是將侵權案件中較難以舉證的證明對象的證明責任倒置于被告。

在侵權訴訟中，通常有三大事實需要證明：第一，受害人的損害事實;第二，侵權者的過錯、違法行為;第三，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在上述三大事實中，原告僅就自己所遭受的損失負證明責任，而其他兩個對原告而言較難舉證的事實則由被告承擔證明責任。

(二)證明責任倒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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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證據規定》第4條的規定，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證明責任：

1.因新產品制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產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承擔舉證責任。

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損害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4.建筑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對其無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過錯或者第三人有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6.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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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8.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有關法律對侵權訴訟的舉證責任有特殊規定的，從其規定。

三、法院裁量證明責任的負擔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證據規定》第7條的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四、其他案件中證明責任的負擔

《證據規定》第5 條規定，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終止、撤銷的一方當事人對引起合同關系變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對合同是否履行發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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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務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對代理權發生爭議的，由主張有代理權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

《證據規定》第6條規定，在勞動爭議糾紛案件中，因用人單位作出開除、除名、辭退、解除勞動合同、減少勞動報酬、計算勞動者工作年限等決定而發生勞動爭議的，由用人單位負舉證責任。

來源：（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的分配http://s.yingle.com/ss/486832.html）訴訟知識.相關法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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