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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中的“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該如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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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刑事訴訟中的“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該如何翻譯?

刑事訴訟中的“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該如何翻譯?

與民事訴訟中“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原則不同,刑事訴訟中確立的證據標準被稱為“排除合理懷疑”,即陪審團只有在檢方提出的證據能夠排除所有合理的懷疑之后,才可以判定被告人有罪。換言之,如果陪審員(作為一名正常的、謹慎的人)對被告人是否犯罪仍存有合乎情理的懷疑,則陪審團會認為檢察機關提供的證據還沒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就會判定被告人無罪。

例1: If the Grand Jury indicts the individual, the individual has the right to a speedy trial by jury where the state would have to prove their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如果大陪審團指控某人犯罪,則被告人有權獲得陪審團快速審判的權利,且有關州(公訴機關)必須證明該案排除了合理懷疑。

例2:In light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enalties for violating a criminal law, both the Constitution and statutory law – federal and state codes – impose strict sets of procedural rules to ensure that persons who are accused of criminal acts are tried fairly and convicted only if guilt has been establish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由于違反刑法的處罰嚴重,憲法和制定法 – 聯邦法典和州法典 – 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原則來確保被指控有犯罪行為的人得到公正的審判,并且只有達到排除了合理懷疑程度,才可做出有罪判決。

例3 Criminal defendants are presumed innocent.The state must overcome this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by proving every element of the offense charged against the defendan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o the satisfaction of all the jurors.刑事被告人是被推定無罪的。國家要想推翻這一無罪推定,必須通過證明被告人被控犯罪的每一構成要件都排除合理懷疑,從而讓所有陪審員滿意。

這就是美國法律中降低將無罪的人定罪這一風險的最主要的方法。

第二篇:刑事訴訟中被告人舉證責任研究

刑事訴訟中被告人舉證責任研究

[摘要]: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有沒有舉證責任問題,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所以,這種情況不但不利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被告人對自己有罪或無罪的辯解,而且,還往往讓人們對國家法庭判案產生懷疑,因此,有必要對此作一探討。本文正是處于這一目的,談一談筆者的認識。

[關鍵詞]:被告人舉證責任 責任分配 定義 研究

舉證責任這一術語最早見于古羅馬法典中。古羅馬法從當事人舉證活動角度來觀察分析舉證責任,認為舉證責任是當事人提出主張后必須向法院提供證據的義務和負擔。但 [1]“人們對舉證責任的認識僅限于提供證據的責任,法官不考慮待證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下,應當由誰來承擔不利后果的問題,盡管當時肯定也存在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但這些問題不是羅馬訴訟中的主要問題”,所以是主觀責任觀點。后來歐洲大陸國家承襲了這一觀點。自從德國法學家尤利烏斯·格拉查把審理案件時爭議事實真偽不明狀態與法院在此情況下如何適用實體法聯系起來,并以此為基點分析舉證責任,提出客觀舉證責任概念后,舉證責任的主客觀雙重含義說逐漸獲得普遍認同。

在我國大多數學者贊同舉證責任的二元論觀點,認為舉證責任既包括由誰提供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也包括由誰承擔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可能產生的法律后果。

雖然不同國家對舉證責任的內涵表述不一,但仔細分析,發現各國對此存在共識性理解,即都認為舉證責任具有雙重含義:(1)舉證責任同程序法上主張方的訴訟行為相聯系,為了使自己的主張得到認可,主張方必須提出證據支持其主張。這也即是舉證之負擔、提供證據的責任、主觀舉證責任、行為舉證責任的內涵。(2)舉證責任同實體法上的法律后果相聯系,當有爭議的實體法上的事實得不到證明時,對它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就可能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原理

合理的分配證明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應綜合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誰主張,誰舉證”。古羅馬法初期,法學家就曾提出分擔舉證責任的兩條原則:一是原告有舉證之義務,原告不盡舉證責任時,應裁判被告勝訴;二是主張的人有證明的義務,否定的人沒有證明義務。這兩條原則的概括就是“誰主張,誰舉證”。據此,在刑事訴訟中,公訴方必須對其指控事實負證明責任,被告人也應對其在訴訟中的積極主張進行證明。提出事實主張是承擔舉證責任的前提,只有當被告人在訴訟中提出事實主張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但被告并非對所有基于辯護權而提出的事實主張都要承擔舉證責任,如被告人只是消極的否認控訴方的事實主張,如聲稱自己沒有殺人,對這一事實主張就不承擔舉證責任,即不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只有當被告提出具有積極辯護意義的具體事實主張時,舉證責任才轉移給被告人。也就是說,如果被告人不僅說自己沒有殺人,還說被害人是某某人殺的,以此證明自己沒有殺人,那么,被告人對這個具體的事實主張才須承擔舉證責任。法律保護被告人的辯護權,賦予其提出積極辯護主張的權利,但法律亦要求被告人在提出積極的事實主張的同時須承擔對該事實主張的舉證責任,這是符合司法證明規律的。既然被告人提出一個具體的事實主張,他也就應該提出相應的證據支持其主張,而且他顯然也處于舉證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人可以隨便的提出一個事實主張,而后由控訴方舉證反駁,自己卻不承擔任何舉證責任,那顯然違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則,也會極大地降低司法證明的效率。

2、“無罪推定” 規則。根據這一刑事法基本規則,在法院判定為有罪前,被告人應被推定為無罪。因此,公訴方應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即客觀的證明責任,證明被控犯罪的每個因素和因此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責任,自始至終歸于起訴方。而且起訴方還要使陪審團相信對所指控的犯罪全部要素的證明都已經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而被告方一般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

3、刑事訴訟構造的特點。在刑事訴訟中,作為控方的公訴機關與弱小的被告人之間處于天然的不平等狀態,為保障訴訟能夠公平地進行,應使證明責任的承擔與證明主體的證明能力相適應?,F代刑事訴訟中的許多原則、規則和制度都旨在對這種不平等狀態加以平衡,使追訴方負有特定義務,同時使處于被追訴地位的被告人享有一系列的訴訟權利。立法規定由公訴機關負 “客觀的證明責任”正體現了這種訴訟價值觀。在犯罪日趨復雜的現代社會,要求控訴機關在法定期限內對所有的刑事案件承擔客觀的證明責任,既不可能也不科學,在特殊領域里要求被告人在其證明能力范圍內就特定的案件事實進行證明,是符合訴訟規律和公正價值的合理選擇。

三、刑事訴訟中被告人舉證責任的特征

1、被告人在審判中舉出證據證明自己罪輕或無罪屬于法律賦予被告人的辯護權,是權利,而不是義務

被告人的舉證責任不是舉證證明自己有罪的責任,而指舉證證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責任,即消極性的舉證責任”或“防御性的舉證責任”。

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辯護權,也可以不行使辯護權,而且不能僅僅因為其不行使辯護權,就得到對其不利的事實認定或裁判結果。但在某些情況下,[2]“根據立法上的規定或司法上的要求,對于犯罪的某些要素或犯罪構成要件以外而與犯罪構成密切相關的(從而影響定罪量刑)要素,以及某些程序性要素,控訴方不需要舉證證明, 或者僅需間接證據證明,即可推定這些要素的存在時,如果被告不對此提出證據進行辯解,就要承擔不利法律后果。即被告不負證明自己有罪的責任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但被告不負證明自己無罪、罪輕的責任是相對的、有條件的。”

2、對被告人的舉證責任的證明標準應做較低的要求 由于控方擁有獨立的訴訟主張才啟動訴訟程序,因而必須提出相應證據證明其所提出的訴訟主張能被法官接受而開始審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控方舉證具有絕對性。而辯方若無獨立的主張則可以不承擔舉證責任,并且,可以對控方提出的全部事實或其中一部分事實提出獨立的主張舉證,相對于控方顯示出相對性。這種相對性使其舉證的證明標準只需達到優勢證據程度即可,而無需達到客觀真實標準。

[3]“在英美法國家,控訴方的舉證必須達到使法官和陪審團不存在任何懷疑的程度,而對被告的舉證只要求所證明的蓋然性與對方相當即可?!痹谖覈?基于控訴方和被告的力量對比和在訴訟中的控辯地位, 大多數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沒有獲得辯護律師的幫助,控訴方和被告方的力量對比以及在訴訟中的控辯地位仍存在不對等性,所以,法律應對被告人的舉證責任的證明程度同樣應予以較低的要求,即證明標準相對于控訴方的要求較低,其證明并不要求必須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即可。

3、對誰有利誰舉證

第一,對控訴方的舉證責任不能作無限制的要求,只要控訴方完成了對犯罪構成各要件的舉證證明責任,其舉證責任就已基本解除,因為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舉證證明的完成也就意味著被告人有罪證明的完成。被告人此時事實上已被證明構成犯罪,在這種情況下,后續的舉證責任就應當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即對控訴方有利時,控訴方應繼續承擔舉證責任;對于被告人的辯護有利時,被告人應承擔舉證責任。例如在控訴方已證明被告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控訴方已完成了對作為受賄犯罪的構成要件的舉證責任,至于被告人收受的財物是用于個人消費還是私下用于本單位的業務招待、送禮,也即贓款的用途和去向,不是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因為被告人利用職權收受了他人的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即構成刑法規定的受賄罪的既遂狀態,贓款的用途和去向是犯罪既遂之后的事實,自然是犯罪構成之外的事實。因此,如果被告確實是私下用于本單位業務招待等支出的,只能在量刑時酌定從輕處罰。但對此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

第二,被告對構成要件外部分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也是訴訟經濟的要求。刑事訴訟法既有社會保障的功能,也有人權保障的功能,其人權保障功能往往是以犧牲訴訟效率為代價的,所以,對于人權保障功能不應無限制的強化??卦V方既然已經對犯罪構成要件等事實承擔了舉證責任,被告人已被證明有罪,說明國家已經公正地履行了人權保障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訴訟經濟和效率應更加予以強調。如果要求將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外的事實的舉證責任完全由控訴方承擔,將使控訴方不堪重負,耗費大量的司法資源。如要求控訴方證明每一筆贓款的用途和去向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由被告人證明則相對容易。

4、不能因為舉證責任的倒置減輕甚至否認控方的舉證責任。

法庭上,檢察機關作為控方必須提出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因為從理論上講不能要求被告人證明自己有罪。這是基于這樣一個前提:法律不能強迫一個人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一個人沒有做,他對客觀外界沒有影響,往往很難舉出證據,此時要求被告人舉證就違背了法律精神。即使在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形中,控方首先必須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基本“犯罪”事實的存在。如在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犯罪中,控方必須首先證明其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在非法持有型犯罪中,控方首先必須證明被告人確實持有某種特定物品。在正當防衛中,控方首先必須證明被告人“犯罪”行為及“危害”結果的存在等等。只有在被告人對上述行為作“積極抗辯”時,舉證責任才轉移到被告人身上。

四、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所負舉證責任的范圍

首先,被告人應就其主張的某些程序法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如被告人申請有因回避時,應提出相應證據證明被申請人符合法律規定的回避情形;如果被告人沒有進行合理的證明,將產生不利的后果:被告人程序法事實上的主張不被采納。其次,被告人應對刑事訴訟中有關的實體法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從當前世界各國的普遍規定來看,可分為兩類:其一,被告人在訴訟中應對其主張的特定的實體法事實承擔主觀的證明責任,即當被告人依據某種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實而提出辯護主張時,他必須證明他所依據的事實證據,否則,其主張不被承認。被告人在訴訟中承擔的這類證明責任大致分為兩種:第一,根據實體法,某種行為在特定情形下并非違法,此時被告人如果主張“免除行為違法性”,就應當證明其行為符合法律的規定,如有合法授權、正當理由等;第二,如果被告人主張行為免責,應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如被告人提出自己的行為屬職務行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意外事件、行為時精神失常或未成年時,應當提出證據予以論證。其三,當法律允許作 “罪錯推定”時,被告人應負客觀的證明責任。在刑事訴訟中,為維護某種更為重要的利益,同時根據被告人的證明能力,法律允許在特定情況下,由公訴方首先進行基礎證明后,證明無罪的責任便轉移到被告人身上。如果被告人不能證明或沒有合理證明,則可能承擔有罪的訴訟結果。

1、非法持有性的犯罪。如刑法所規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彈藥罪;持有、使用假幣罪;非法持有國家絕密、機密文件、資料、物品罪;非法攜帶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品參加集會、游行、示威罪等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2、職務經濟犯罪中對贓款去向的證明。

3、共同犯罪中,案件的主要事實或基本事實業已查清,且有確鑿充分的證據,認定全案已無問題。在這樣的前提下,進一步涉及共同犯罪中的一些內部情況,如誰提出犯罪意圖,如何糾集同伙,如何分工、分贓,誰是主犯等,應由被告人負舉證責任,否則,均依主犯處斷。

4、在刑訊逼供案件中,可以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規定由被告人(即被指控有刑訊逼供行為的執法人員)承擔舉證責任。對于是否存在刑訊逼供進行舉證時,主張刑訊逼供的犯罪嫌疑人承擔一些表面證據,使法官有理由相信刑訊逼供存在的可能,如果被指控有刑訊逼供行為的執法人員,即刑訊逼供案的被告人,不能用充分證據證明自己沒有刑訊逼供,就判其承擔刑訊逼供的法律責任或后果。這樣可以強化對刑訊逼供行為的約束機制,五、對我國有關被告人舉證責任的建議和思考

被告人能否切實行使舉證權、有效地履行舉證義務,還需要有配套措施,尤其是要賦予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實現舉證責任所必須的權利,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援助。其一,舉證以調查取證為前提,被告人的舉證責任通常是通過辯護律師來實現。調查取證工作十分復雜,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經濟條件與法律專業知識外,還需要借助法定權利。但從現行刑訴法的有關規定來看,控辯雙方并不享有同等的調查取證權。刑訴法第45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而根據該法第37條,律師收集與本案有關材料必須“經過證人或有關機關同意”,在某些情況下還要“經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許可”。顯然,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權有法律保障,而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則不然,甚至受到作為控方的檢察機關的約束。這種現象若得不到妥善解決,被告人實現舉證責任的可能性將大大下降。

其二,刑事被告人為維護其合法權益,需要借助于辯護律師的幫助。但不少被告人根本無力支付由此所應當支付的費用。我國雖已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不能解決律師辦案經費的困難,于是接受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往往無法深入調查取證,投入保障刑事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工作。法律援助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完善我國法律援助制度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三,法庭應予協助。即對被告人的抗辯進行判斷,確定其是否應負舉證責任:一是在被告人被羈押中且無律師幫助的情況下,向法庭提出證據線索即可,法官要充分行使庭外調查權,根據被告人提出的證據線索深入調查,并將調查的證據經控辯雙方質證。二是在被告人未被羈押或有律師幫助的情況下,針對有關證據調取不能且向法庭申請幫助時,法官要給予協助。三是法庭對被告人的證明標準應作較低的要求,并應及時將被告人反駁公訴方的證據意見轉移至公訴方,要求公訴方作出回應。注釋:

[1](陳榮宗.舉證責任分配與民事程序法[Z].臺北:臺灣大學法律叢書編輯部.6.)[2](卞建林,郭志嬡.刑事證明主體新論[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1).)[3](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H].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163~164)

第三篇:刑事訴訟中的證人保護

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人保護的完善

摘要:

關鍵字:證人保護存在問題各國立法制度構建

證人證言是刑事訴訟中運用最為廣泛的證據之一,對于司法機關準確、及時查明案件事實,正確運用法律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發展,對證人提供保護的重要性也受到重視。出庭作證是證人的基本義務之一,世界各國普遍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但是我國司法實踐中證人不出庭卻成了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究其原因但由于我國法律規定的不健全,很多證人的權利和生活沒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證人保護是整個證人作證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證人在履行作證的義務之后得不到相應的權利保障,將會對國家的司法制度喪失信心而不再愿意做證,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證人證言的現代刑事訴訟面臨無人作證的尷尬境地。即使法律以嚴刑重罰強迫證人作證,這種有為人性和權利義務對等原則的法律也只會引起更大的厭惡和反感。

一,我國建立證人保護制度的必要性

(一)概述

一直以來,我國特別情調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但對證人作證的權利卻未給予足夠重視,雖然證人拒絕作證、拒不出庭或者作偽證的原因是復雜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證人和近親屬的區里得不到有力的保護。雖然出庭作證是公民應盡的義務,但如果證人的訴訟權利得不到有力的保障,使其因為作證而付出極大的代價,這勢必會影響證人作證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以及證言的客觀性和真實性。

證人出庭作證,必須得到國家的保護。對證人作證問題做出過深入思考的英國的丹寧勛爵勇氣經典的賦予哲理的司法意見表達了對證人進行保護的必要性,他指出:“每個法庭都必須依靠證人,證人應當自由的、無所顧忌的作證,這對執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案件一結束,證人就要受到那些不喜歡他的做證的人的報復,那么還怎能指望自由的和坦率的提供他們應當提供的證據呢”,“強迫證人作證的法律有責任保護證人免遭報復”,“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來保護證人是法庭的職責,否則整個法律訴訟就會一文不值”。南非共和國司法部長DullahOmar 再國民議會上介紹《南非1998年證人保護法》時指出:“實行了嚴重犯罪的人在阻止事實真相在法庭上的揭露方面有著既得利益。與這些人有聯系的個人、團體常常會從事恐嚇、威脅證人的活動,有時候,他們會超出恐嚇和威脅的程度。證人的財產被破壞、損毀,更嚴重的是,證人遭受到身體上的傷害,他們的家庭受到威脅,某些時候,證人甚至被殺害。”“眾所周知,沒有證人的證據,刑事司法系統就會崩潰。許多公訴案件的失敗就是因為眾人收到恐嚇或威脅或者其他原因感到恐懼而不能提供證據”。①下面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簡要論述:

(二)我國法律中關于證人保護的相關規定

證人保護,是治國家在履行證人作證義務的同時所給予的人身及財產方面的法律保障。我國《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中都有保護證人的規定,具體如下:

我國《憲法》第41 條規定:“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薄缎谭ā返?07對“妨害作證罪”的規定“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員犯前款罪的,從重處罰;第308 條對“打擊報復證人罪”的規定“對證人進行打擊報復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訴訟法》除規定吸收證人協助調查和為證人保密外,第49 條還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

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第56、57 條也明確規定:“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第85 條也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應當保障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如果不愿公開自己的姓名和報案、控告、舉報的行為,應當為他保守秘密”。05 年《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0 條規定:“違反治安管理,對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證人打擊報復的,從重處罰”。

(三)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中證人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

基于以上規定,應當看到我國立法所規定的證人保護制度事很不完善的,其中《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過于籠統,只是規定公檢法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沒有規定任何具體可行的保護措施,在司法實踐中難以操作,特別是當證人申請保護時,公安司法機關無法采取切實有效地手段。其結果就對證人出庭作證后的保護問題很難落到實處。其次,立法中對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保護主要立足于對已實施的報復行為進行事后懲罰,缺乏預防性保護。這意味著只有證人實際被打擊報復或者因罪證已經付出沉重的代價,法律才予以保護。此外,刑法中規定的“妨害作證罪”,“打擊報復證人罪”,起保護對象僅限于證人,對證人近親屬的保護沒有規定。最后,現行法律注重保護證人的人身和名譽權利,卻不涉及證人財產權利保護的內容,而對財產權益的侵害正是對證人打擊報復的重要內容。

現有證人保護制度在實踐中實施的效果也不甚理想。比如:由于事前沒有及時保護證人的人身安全,使證人的生命受到威脅、身體受到傷害甚至家人遭到打擊報復;由于沒有做好嚴格的保密措施,泄露了證人的姓名、身份,使證人受到歧視;由于沒有保障證人的合法權益,使證人因作證而影響工作和人事關系;由于證人未能享有客觀作證的條件,使證人在作證時受到各方面的干擾等等。

可以說,我國對證人保護的存在著范圍過窄、種類過少、保護的機制不健全、責任不明確等問題,有學者通過實踐研究發現:證人不愿做證原因之一是對證人的保護無法落實,證人普遍害怕遭到打擊報復。②

國家應當制定對證人出庭作證后安全保護的法律措施,明確對證人實施安全保護的機關,對證人安全保護的時間、范圍,對打擊、報復、威脅證人的情形出現時的受理查處機關,以及對證人安全保護的經費保障等等,只有法律規定了明確的具有現實可操作性的安全保護措施,證人出庭作證才有現實的基礎。證人保護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完善我國證人保護制度,是司法實踐的需要和要求,勢在必行。

二、國外有關證人保護的相關規定

(一)美國

美國是最早以制定法的形式保護證人的國家。早在1970 年的《有組織犯罪控制法》中就有“證人保護計劃”,以保護證人的安全。實際上,經過30 多年的努力,美國的證人保護制度已經成為世界上投入最多,運行最為嚴密的證人保護制度。

隨著刑事司法系統對受害人和證人逐漸重視,證人保護也從特殊案件的保護而走向一般案件的保護。1976 年,美國律師協會刑事司法部門創設了被害人委員會。美國于1970 年制定了《有組織犯罪控制法》,其中規定了“證人保護計劃”(簡稱WPP),以保護證人及其家人的安全。在它的推動下,美國于1982 年通過了《被害人和證人保護法》。隨后,在1984 年通過《被害人法》和《證人安全改革法》,1990 年的《被害人權利和補償法》。此外,美國司法部在1995 年頒布了《被害人和證人援助守則》,作為司法部為聯邦案件的證人和被害人提供服務與保護的主要依據和準則?,F在,美國各個州都有有關證人保護的法規,有29 個州在自己的憲法中增補了有關證人保護的條款。美國證人保護由檢察官執法辦公室負責審批和管理的。由法警局負責保護證人的具體工作。美國證人保護程序自建立以來到1997

年已經有6700 多位證人參與到這個程序中,目前每個月大約增加20至25 位證人,每安置一個證人費用大約是15 萬美元。1997 年證人保護費用達到6180 萬美元,占該執法局的預算費(14224 萬美元)的43.4%,約占聯邦財政支出(14326 億美元)的0.05‰。③除了官方證人保護的工作外,美國證人保護的民間組織亦相當活躍。1975 年成立了全美被害人援助聯盟,在保障被害人和證人安全,提供法庭服務上的工作絲毫不遜色于官方機構。現在美國的各個州也基本上都有了關于證人保護的法規。

(二)德國

德國證人保護制度主要用于重大刑事案件。1998 年以前有關規定散見于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和警察法,1998 年12 月專門的《證人保護法》生效。該法首次明確可以對不出席法庭的證人進行錄像詢問;易受傷害的證人可以獲得指定律師的幫助;允許利用有線電視系統于別室對證人進行詢問。德國聯邦警察局承擔保護證人的任務,保護的范圍涉及證人的親屬及最親近的人,保護程序上采用“階層理論”,即對受害的證人根據危險程度實行層層遞進式保護,因而證人拒絕陳述的很少。

(三)英國

英國證人保護制度的建立比美國要晚,1997 年英國工黨上臺執政后,隨著對易受傷害和恐嚇證人的“新政”的實施,以及相關部門間的密切配合,證人保護制度取得了重大進展。1999 年《青少年司法和刑事證據法》中的8 項特殊措施可謂是英國證人保護工作的經驗總結。2002 年7 月,為了建立一個以被害人和證人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英國內務大臣、大法官、總檢察長向英國上下兩院提交了一份具有準法律性質的《司法改革白皮書》[1]。此報告中明確指出在司法程序的運轉中,必須保障被害人和證人的公正待遇和合法權益。2002 年,蘇格蘭政府發布了一份咨詢案,即《重要的聲音———幫助證人出庭作證》,對證據法中保護易受傷害和恐嚇的證人的規定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旨在為將來的法律改革提供依據④。

(四)其它國家

除上述國家外,其他國家或地區有關證人保護的立法也很多。如澳大利亞的證人保護制度比較全面,除了有適用于全國的證人保護計劃之外,各州還有自己的證人保護法。加拿大于1996 年通過了《證人保護項目法》。旨在為證人保護項目之設立與實施擬定條文,以便涉及特定詢問、調查和檢控的特定人員能夠受到相應的保護。保護措施可以包括:受保護人的遷移、住所的提供和身份的改變,以及為確保受保護人的安全或便利受保護人的恢復或對自身需求的滿足而為其提供的咨詢及財政支持。⑤南非的證人保護制度在近年來發展很快,其立法也備受矚目。1997 年6 月,南非共和國司法部頒布了“證人保護計劃”。1998 年11 月,南非共和國國會制定的《1998 年證人保護法》公布,成為南非歷史上第一部保護證人的法律。

三、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構建

(一)擴大證人保護的對象和范圍

對《刑法》做出補充規定,明確:無論行為實施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還是其家庭成員、其他親屬以及犯罪組織的其他成員,只要通過暴力、威脅、侮辱、誹謗以及恐嚇等方法,干擾或阻止證人履行作證義務,或事后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打擊報復,影響、損害和破壞其人身、名譽和財產安全,情節嚴重的就應該以“妨害證人作證罪”、“妨礙司法公正罪”或者“打擊報復證人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對尚不構成犯罪的,證人有權要求公安機關對行為人予以懲罰,公安機關應按其他有關規定予以及時處理。

現階段證人保護的對象范圍不應過窄,也不應過寬。因為范圍過窄,則無法體現證人保護的價值;范圍過寬,則有可能導致司法資源的嚴重緊張。因此,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證人保護對象應當包括證人、被害人、證人和被害人的近親屬以及與其有密切關系的人。具體包括配偶、直系血親、旁系血親和姻親與證人身份或生活上有密切利害關系的其他人。此外,對于告發、檢舉者,即使沒有在以后的審判程序中成為證人,如果確有保護必要時,也可以與證人享受同等之保護⑥。關于證人保護的范圍,筆者認為不僅要保護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人身不受侵犯,而且要保護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名譽權、榮譽權、人格尊嚴以及相關財產權利不受侵犯。

(二)成立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

該機構負責證人保護的組織、協調工作以及特殊保護措施的審批和實施,并負責對證人采取保護措施和保障證人權利。具體構想是:在司法部下設證人保護總局,負責證人保護的國內協調和對外協查、交涉事務,統一組織領導全國的證人保護工作;各省司法廳下設證人保護局,負責本轄區范圍內證人保護工作的組織領導、指揮協調等。

①何家弘 南英主編,《刑事證據制度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68—369頁

②晏向華,《關于證據的思考—來自檢察官的調查報告》,《證據學論壇》,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卷,第160、165頁

③唐亮,朱利江.《美國證人保護制度及其啟示》.《人民檢察》.2001 年第12 期.

④王芳,《國外證人保護制度探析》,《法制與經濟》,2009 年2 月總第194 期,第30頁 ⑤黃麗鵑.加拿大《證人保護項目法》.外國證據法選擇(增補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年.第156-157 頁.

⑥何家弘.證人制度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183

第四篇:刑事訴訟中律師使用文書格式

網頁鏈接:

http://law.baidu.com/pages/chinalawinfo/2/15/69f104d629791376ae6cc7805d71d661_0.html

司法部關于印發

《刑事訴訟中律師使用文書格式(試行)》的通知

(1996年12月20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法局:

為了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規范律師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的行為,司法部制定了《刑事訴訟中律師使用文書格式(試行)》,作為實施刑事訴訟法、律師法的配套規章。請各地接此通知后,將此文書格式下發至各律師事務所。各律師事務所應按此標準印制文書格式。1997年1月1日起,各地律師在執業活動中,應使用下發新文書格式。各地司法行政機關應加強監督和檢查,把這項工作納入律師事務所管理范疇。各地在辦案過程中,發現問題的,請及時報部。

刑事訴訟中律師使用文書格式(試行)

目錄

一、律師事務所函

二、律師事務所函

三、律師事務所函

四、為犯罪嫌疑人提供幫助的委托協議

五、授權委托書

六、接受指定辯護函

七、委托協議

八、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專用介紹信

九、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函

十、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協議

十一、授權委托書

十二、取保候審申請書

十三、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請書(涉及國家秘密案件用)

十四、提請收集、調取證據申請書

(一)、(二)

十五、調查取證申請書

十六、通知證人出庭申請書

十七、解除強制措施申請書

十八、延期審理申請書

十九、重新鑒定、勘驗申請書

二十、刑事自訴狀

二十一、刑事自訴案件反訴狀

十二、刑事上訴狀

十三、刑事答辯狀

十四、申訴書

十五、控告狀

說明

存 根

律師事務所函

律師事務所函

【 】第 號

領函人: │___________:

本所接受______的委托,指派____律師,交 付: │擔任_______案件犯罪嫌疑人_____的律師。

特此函告

事 由: │

│附:授權委托書一份

存 根

****年**月**日

律師事務所函 律師事務所(章)批準人:

時間:

律師事務所函

【 】第 號

│______人民檢察院

領函人: │______人民法院:

本所接受______的委托,指派____律師擔交 付: │任你院辦理的_______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______的辯護人。

事 由:

特此函告

律師事務所(章)批準人:

│附:授權委托書一份

存 根

****年**月**日

律師事務所函

時間:

律師事務所函

【 】第 號

│______人民檢察院

領函人: │______人民法院:

本所接受______的委托,指派____律師,交 付: │擔任你院受理的_______________案件的

│________的訴訟代理人。

事 由: │

特此函告

律師事務所(章)批準人:

****年**月**日

│附:授權委托書一份

為犯罪嫌疑人提供幫助的委托協議

時間:

委托人________經與______律師事務所協商,達成以下協議:

一、___________律師事務所指派________律師為犯罪嫌疑人________提供法律幫助。

二、委托律師權限:

三、根據《律師業務收費辦法》的規定,委托人向______律師事務所繳納委托費用______元。

四、本委托書有效期自雙方簽訂之日起至本案偵查終結止。

五、本委托書如需變更,另行協議。

委托方:

受托方:

(簽字)

律師事務所(章)

****年**月**日

(注:本委托書一式二份,由委托人、律師事務所各持一份。)

授權委托書

委托人_______根據法律的規定,特聘請________律師事務所律師_________為________案件的________的辯護人。本委托書有效期自即日起至______止。

委托人:

****年**月**日

(注:本委托書一式三份,由委托人、律師事務所各持一份,交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一份。)

存 根

接受指定辯護函

接受指定辯護函 │

領函人: │______人民法院:

根據你院__________函,本所指派___交 付: │律師擔任_________案被告人______的辯

│護人。

事 由: │

特此函告

年 │

委托協議

律師事務所(章)批準人:

時間:

委托人________經與__________律師事務所協商,達成以下協議:

一、_______律師事務所指派______律師擔任______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______的辯護人。

二、根據《律師業務收費辦法》的規定,委托人__________向律師事務所繳納委托費用____元。

三、本委托書有效期自雙方簽訂之日起至_______止。

四、本委托書如需變更,另行協議。

委托人:

受托方:

(簽字)

律師事務所(章)

****年**月**日

(注:本協議書一式二份,由委托人、律師事務所各持一份。)

存 根

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師會見在押犯罪 │

被告人專用介紹信

嫌疑人、被告人專 │

【 】第 號

用介紹信

領函人:

│__________: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第交 付:

│九十六條、第一百五十一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

│》第三十條的規定,現指派我所_______律師前往事 由:

│你_____案的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

│,請予支持。

批準人:

特此函告

律師事務所(章)時間:

****年**月**日

│(本介紹信有效期截至

****年**月**日止)

存 根

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函

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

人的函

【 】第 號

公安局:

領函人: │______人民檢察院: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以及交 付: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三十條的規定,我所___

│律師擬前往_____會見______案的在押犯罪嫌

│疑人____。時間:_____年__月__日__時事 由: │

特此函告

律師事務所(章)批準人:

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協議

時間:

委托人____________與________律師事務所達成如下協議:

一、______律師事務所指派______律師為________案的第_______審訴訟代理人,出庭代理。

二、委托律師代理權限:

三、根據《律師業務收費辦法》的規定,委托人向________律師事務所繳納委托費用______元。

四、本委托書有效期自雙方簽訂之日起至_______止。

五、本委托書如需變更,另行協議。

委托人:

受托方:

(簽字)

律師事務所(章)

****年**月**日

(注:本協議書一式二份,由委托人、律師事務所各持一份。)

十一

授權委托書

委托人________根據法律的規定,特聘請_______律師事務所律師_______為委托人的訴訟代理人。

委托律師代理權限:

本委托書有效期自雙方簽訂之日起至_________止。

委托人:

****年**月**日

(注:本授權委托書一式二份,由委托人、律師事務所各持一份。)

十二

存根

取保候審申請書

取保候審申請書 │

第號

申請人:_______律師事務所_____律師。

通信地址或聯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請事項:對犯罪嫌疑人______申請取保候審。

理由: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__因涉嫌領函人: │____________一案,于__年__月__日經

│_______人民檢察院批準(或決定)逮捕羈押。根據交 付: │_______案的犯罪嫌疑人_______(或其法定

│代理人、近親屬____)的要求,本人為犯罪嫌疑人提出批準人: │申請取保候審。其保證人是________(或保證金為

│_____)。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時 間: │、第九十六條的規定,特為其提出申請,請予批準。

此致

│_________公安局

│_________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簽名)

律師事務所(章)

****年**月**日

十三

存根

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請書

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

(涉及國家秘密案件用)

申請書(涉及國家秘│

密案件用)

申請人:_______律師事務所_____律師。

通信地址或聯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請事項:請求批準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_____。

申請理由: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因涉嫌領函人: │____________一案被拘留(逮捕)。我接受犯

│罪嫌疑人的聘請,擬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_______。交 付: │鑒于該案涉及國家秘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九十六條的規定,提出申請,請予批準。

批準人: │

此致

│_________公安局

時 間: │_________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簽名)

律師事務所(章)

****年**月**日

十四

存根

提請收集、調取證據申請書

(一)提請收集、調取證據│

申請書

申請人:_______律師事務所_____律師。

通信地址或聯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請事項:請求___________人民檢察院向

│________收集調取證據

領函人:

申請理由: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_

│涉嫌_______一案的辯護人,本人認為需要向證人(交 付: │有關單位、公民個人)___________收集、調取

│證據。因情況特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批準人: │第三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特請貴院予以收集、調取。

此致

時 間: │

│_________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簽名)

律師事務所(蓋章)

****年**月**日

│附:證人姓名_________

有關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

個人姓名_________,住址或通訊方法___

│____,收集,調取證據范圍、內容:_______。

十五

存根

調查取證申請書

調查取證申請書│

申請人:_______律師事務所_____律師。

通信地址或聯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請事項:請求許可調查取證

申請理由: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_領函人: │的辯護人,因案情需要,本人擬向被害人(被害人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_________________交 付: │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三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特此申請,請予許可。

批準人: │

此致

時 間: │_________公安局

│_________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簽名)

律師事務所(蓋章)

****年**月**日

十六

存根

通知證人出庭申請書

通知證人出庭申請書│

申請人:_______律師事務所_____律師。

通信地址或聯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請事項:通知證人________出庭作證。

申請理由:_______________系被告人領函人: │____________被控____________

│一案的證人。作為被告人_______________交 付: │的辯護人,本人認為需要該證人____________

│出庭作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批準人: │第一款的規定,特提出申請。

請貴院通知。

時 間: │

此致

│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請人:

(簽名)

律師事務所(蓋章)

****年**月**日

│附:證人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

聯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

存根

解除強制措施申請書

解除強制措施申請書│

申請人:_______律師事務所_____律師。

通信地址或聯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請事項:解除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

│采取的強制措施。

領函人: │

申請理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___

│因涉_____________________一案,交 付: │于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時

│始被__________采?。撸撸撸撸撸撸撸撸撸撸撸吲鷾嗜耍?│的強制措施,現已超過法定期限。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人)________委托的律師,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時 間: │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五條的規定,特提出申請。請予解除對

│其采取的強制措施。

此致

│_________公安局

│_________人民檢察院

│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請人:

(簽名)

律師事務所(蓋章)

****年**月**日

十八

存根

延期審理申請書

延期審理申請書 │

申請人:_______律師事務所_____律師。

通信地址或聯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請事項:延期審理。

申請理由:作為________________案領函人: │______________人___________

│委托的辯護人(代理人)。本人認為:

交 付: │

批準人: │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特提請法時 間: │庭延期審理。

此致

│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請人:

(簽名)

律師事務所(蓋章)

****年**月**日

十九

存根

重新鑒定、勘驗申請書

重新鑒定、勘驗 │

申請書

申請人:_______律師事務所_____律師。

通信地址或聯系方法:______________

申請事項:重新鑒定、勘驗

申請理由:我作為_______________案領函人: │____________人_____________

│委托的________________律師。認為關于交 付: │____________的鑒定(勘驗)存在以下問題:

批準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時 間:

│規定,特提請對_________事項重新鑒定、勘驗。

此致

│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請人:

(簽名)

律師事務所(蓋章)

****年**月**日

二十

刑事自訴狀

自訴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貫、職業或工作單位和職務、住址等)

被告人:(姓名、性別等情況,出生年月日不詳者可寫其年齡)

案由和訴訟請求

(被告人被控的罪名和具體的訴訟請求)

事實與理由

(被告人犯罪的時間、地點、侵害的客體、動機、目的、情節、手段及造成的后果。有附帶民事訴訟內容的,在寫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實之后寫清。理由應闡明被告人構成的罪名和法律依據)

證據和證據來源,證人姓名和住址

(主要證據及其來源,證人姓名和住址。如證據、證人在事實部分已經寫明,此處只需點明證據名稱、證人詳細住址)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自訴人

代書人

****年**月**日(附:本訴狀副本______份)

二十一

刑事自訴案件反訴狀

反訴人:(本訴被告人)

(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貫、職業或工作單位和職務、住址等)

被反訴人:(本訴自訴人)

(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等基本情況)

反訴請求

(反訴的具體請求內容)

事實與理由

(被反訴人的罪行事實發生的時間、地點、侵犯客體等具體事實要素,闡明被反訴人罪行的性質及法律依據)

證據和證據來源,證人姓名和住址

(主要證據及來源,主要證人姓名和住址。如證據、證人在事實部分已經寫明,此處只需點明名稱、證人地址)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反訴人

代書人

****年**月**日(附:本反訴狀副本______份)

二十二

刑事上訴狀

上訴人(刑事案件被告人、刑事自訴案件自訴人、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原告人或被告人)

(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貫、職業或工作單位和職務、住址等基本情況)

被上訴人(刑事自訴案件自訴人或被告人、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原告人或被告人、刑事公訴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訴者不列被上訴人)

(姓名等基本情況)

上訴人因_____________一案,不服___________人民法院_______年___月___日()字第_____號刑事判決(或裁定),現提出上訴。

上訴請求

(具體的上訴請求)

上訴理由

(對一審判決或裁定不服的具體內容,闡明上訴的理由和法律依據)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上訴人

代書人

****年**月**日(附:本上訴狀副本______份)

二十三

刑事答辯狀

答辯人(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一、二審被告人、刑事自訴案件二審中原為自訴人的被上訴人)

(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費、職業或工作單位和職務、住址等基本情況)

因__________一案,現提出答辯如下:

(針對訴狀或上訴狀的指控所作出的答辯理由)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答辯人

代書人

****年**月**日(附:本答辯狀副本______份)

二十四

申訴人(刑事案件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委托律師)

(寫明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貫、職業或工作單位和職務、住址等基本情況,律師只需寫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師事務所名稱)

申訴人________對_________人民法院__年__月__日()字第________號刑事判決(或裁定),提出申訴。

請求事項

(寫明請求事項的要點)

事實與理由

(寫明基本的案情事實、審判結果以及具體的申訴理由和法律依據)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訴人

代書人

****年**月**日(附:原審_____書抄件一份)

二十五

控告狀

控告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委托律師)

(寫明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貫、職業或工作單位和職務、住址等基本情況,律師只需寫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師事務所名稱)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

(寫明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貫、職業或工作單位和職務、住址等基本情況)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

(寫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時間、地點、侵害的客體、目的、動機、情節、手段、造成的后果等事實要素)

控告的理由及法律依據

(寫明犯罪嫌人犯罪行為構成的罪名和法律依據)

證據和證據來源、證人姓名和住址

(寫明主要證據及其來源,主要證人姓名和住址)

此致

(司法機關名稱)

控告人

代書人

****年**月**日 說明:

注:樣式一用于向行使偵查權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自偵部門、國家安全機關、監獄獄內自偵部門以及軍隊保衛部門函告聘請律師。

注:樣式二用于向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函告聘請辯護律師。

注:樣式三用于向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函告受害人、自訴案件自訴人聘請訴訟代理人。

注:樣式四用于偵查階段,律師權限限定在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代理控告、申請取保候審的范圍內,由雙方協商確定。

注:樣式六為律師接受法院指定為被告人提供辯護用。該辯護書一式三份,律師一份,交人民法院、被告人各一份。

注:樣式八用于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向看守所、羈押場所提交。

注:樣式九用于偵查階段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前,向公安、檢察機關函告。

注:樣式十一的委托律師代理權限一般授權不需注明,代為提出、承認、放棄、變更訴訟請求,進行和解,對判決中的附帶民事部分提出上訴等特別授權需注明。

發布部門:司法部 發布日期:1996年12月20日 實施日期:1996年12月20日(中央法規)

第五篇:刑事訴訟中被告之舉證責任新論

刑事訴訟中被告之舉證責任新論

舉證責任可謂整個刑事證明的中心環節,舉證責任之分配則是這一環節的核心問題,也是刑事實體規范落到實處的關鍵所在,還是平衡犯罪控制和人權保障兩種價值觀的重要工具?,F行證據法規范對這一問題的原則性規定或使有些實體規范背離立法精神,或使控訴方因難以舉證而束手無策。總之,使實體與程序難以整合。故筆者以為,基于訴訟經濟與效率、公平、以及司法公正的考慮,被告在刑事訴訟中應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本文就圍繞這一問題作一嘗試性探討。

一、刑事舉證責任及其分擔的一般原則,被告的舉證責任之含義

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是指證明主體提出證據并運用證據按證明標準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即“在舉出證據的基礎上運用證據‘說服’裁判者,使其產生確信,對于待證事實,達到無合理懷疑的程度”[1],否則應承擔其主張不能成立的不利法律后果。舉證責任的概念包括三層含義[2]:第一,就事實主張提出證據的責任;第二,用充分的證據說明其事實主張的責任;第三,當不能提供充分證據說明其事實主張致其事實主張不被采信時承擔不利后果的責任。其中,事實主張是確定舉證責任的基礎,提出事實主張是承擔舉證責任的前提。

訴訟證明的實質,就是證明主體履行其舉證責任,將對證明客體的論證達到證明標準的活動。[3]舉證的前提是提出事實主張,證明客體即待證對象即一方提出的事實主張,而對特定事實主張證實或證偽,并在證實或證偽不能時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事實主張不被采信,這便涉及到舉證責任的分擔問題。基于無罪推定的原則產生兩條舉證責任分擔的一般規則:其一,公訴案件的舉證責任由控訴方承擔,被告不承擔舉證責任;其二,在自訴案件中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被告不承擔舉證責任。筆者以為:科學分擔舉證責任不能不考察作為舉證證明的對象事實主張,這些事實主張包含多方面的內容,既有關于被告人有罪與無罪、此罪與彼罪、罪輕與罪重,量刑情節等實體性事實主張;也有關于非法取證、刑訊逼供、違反法定程序、申請回避,訴訟期限等程序性事實主張。刑事證明對象的這種多樣性特征決定了在一般性分擔規則外還須有特殊的分擔規則存在。即可能存在被告在刑事訴訟中承擔一定舉證責任的情況。

被告的舉證責任不是舉證證明自己有罪的責任,而是指舉證證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責任,即“消極性的舉證責任”或“防御性的舉證責任”。被告人在審判中舉出證據證明自己罪輕或無罪屬于法律賦予被告人的辯護權,是權利,不是義務或責任。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辯護權,也可以不行使辯護權,而且不能僅僅因為其不行使辯護權,就得到對其不利的事實認定或裁判結果。但在某些情況下,根據立法上的規定或司法上的要求,對于犯罪的某些要素或犯罪構成要件以外而與犯罪構成密切相關的(從而影響定罪量刑)要素,以及某些程序性要素,控訴方不需要舉證證明,或者僅需間接證據證明,即可推定這些要素的存在時,如果被告不對此提出證據進行辯解,就要承擔不利法律后果。即被告不負證明自己有罪的責任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但被告不負證明自己無罪、罪輕的責任是相對的、有條件的。[4]在這里,被告的辯解不僅僅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義務。因為權利是可以放棄的,而且不會因此承擔不利法律后果。被告這種提出證據進行辯解的義務就是一種證明的負擔,即舉證責任。

二、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歷史考察

舉證責任的內容在不同的訴訟制度中有所不同,其與訴訟程序的性質、形式和特點有直接的聯系。

從舉證責任的歷史沿革中可以發現,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情況自有訴訟以來就一直存在,區別僅在于其在訴訟證明中的地位不同[5]:彈劾式訴訟中,國家對犯罪不予干涉而交由民眾自行處理,被告和原告承擔同樣的舉證責任,基本上是依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分配舉證責任;糾問式訴訟中,被告的舉證責任成為法官發現事實真相的主要途徑,甚至發展到沒有被告認罪的口供就不能結案的地步,被告完全成了打擊犯罪的工具;近現代訴訟由于受人權、民主思想的影響,司法的文明、人道以及民主成為現代訴訟的主要標志,被告的地位逐步得以提升,法律專門設定了無罪推定原則,沉默權以及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即便如此,考慮到諸多類犯罪難以偵破,存在很多只有被告才能證明的事實,以及舉證公平、訴訟經濟與效率等因素,法律并沒有取消被告的舉證責任。這種刑事政策的考慮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司法的天平不應僅追求當事者之間的實質平衡,也在更高的層面上追求人權保障與犯罪控制之間的平衡。中性的司法如社會的平衡器,理應不會偏私地成為任何一方的利用工具。[6]

三、被告承擔舉證責任與無罪推定、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的關系

無罪推定原則(presumptionofiocence)指被告在被證實和判決有罪

之前應推定為無罪。在聯合國關于法律人權的國際文件和文書中,無罪推定被充分肯定。按照龍宗智教授的理解,無罪推定在程序和技術意義上具體體現為兩項基本要求:一是不能證實就不能判定被告有罪即“疑罪從無”;二是舉證責任由控訴方負擔,被告不負舉證責任。其中第一項是絕對性要求,即任何案件的處理都不能違背;第二項是相對性要求,即不排除例外情況。[7]這

種例外就是由于某些特別難以證實的情況、國家刑事政策的特殊要求以及基于訴訟經濟、公平、效率等因素的考慮。要求被告在特定的情況下承擔一定地舉證責任就是這種例外的相對性的體現。

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privilegeagaitcompulsoryself-incrimination)是被告在刑事訴訟中所應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聯合國通過的許多國際法律文件均將此特權確立為刑事被告在受到指控時所應享有的“最低限度之保障”[8]。依據美國學者的觀點,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實際包括兩方面的要素:一是不受強迫性,即沉默或陳述均須出于自愿;二是有權拒絕提供任何證言或其它證據。這一權利作為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對控訴方與被告的訴訟地位加以平衡,[9]不受強迫性是該特權的核心內容,對法庭審判活動的公正性、人道性具有最終的保障意義,是絕對性要求。第二項要素不是絕對的,它在適用范圍上有一定的條件限制,在美國,在很多例外情況下被告不享有該特權而必須作證。[10]以上分析可見,這一特權的要旨在于“反對強迫”,以求取訴訟上的平衡,讓被告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的主要動因也在于求取取證能力上的平衡,這與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在內在機理是暗合的。

總之,被告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并不是絕對的與無罪推定、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對立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并行不悖。

四、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理由及其大致范圍

1、在某些極特殊的情況下,基于法律的直接規定,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被告當然承擔舉證責任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由于“特殊的立法目的(如對某類犯罪因其危害性和追究的困難性需采用特訴訟手段),或由于案件中某些嫌疑人行為引起的責任”[11],法律規定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由被告承擔對特定問題的舉證責任,如果其未能履行這種責任,則可以推定其有罪。依照舉證責任分擔的一般規則,要證明被告有罪,就需要控訴方通過客觀存在的法律事實和各種具有價值的可靠證據加以論證,即在刑事訴訟中由控訴方負擔被告有罪的舉證責任。但是,由于犯罪行為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對于有些犯罪的追究客觀上僅靠控訴方的力量是無法做到的,而只有讓被告來進行合乎邏輯的舉證方能最終得出罪與非罪的定論。

舉證責任倒置一般都是由法律以推定的形式明確規定,立法者決定在某些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理由包括司法證明的需要、各方舉證的便利,以及反映一定價值取向的社會政策性考慮。舉證責任倒置的典型立法例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立法者出于嚴厲打擊貪污賄賂犯罪的需要,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對于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被告人負擔說明其合法來源的舉證責任,如果這一責任未能有效履行,法官可據此推定其為非法所得,從而認定構成犯罪。當然,這種規定也考慮了舉證的便利。即使其巨額財產確實是非法所得,控訴方也難以證明,但是如果這些財產確屬合法所得,讓被告人證明其合法來源是比較便利的。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控訴方僅承擔初始推進性的舉證責任。如在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案件中,控訴方只要提出證據證明被告人的財產或支出明顯超出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然后案件中主要的舉證責任便由被告承擔。此外,在非法持有型犯罪案件中,舉證責任的分擔也呈倒置狀態。如果被告人證明不了其持有行為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時,法院就可據此推定其為非法持有,從而宣告其有罪。也就是說,在被告人是否“非法”持有的問題處于事實不明的狀態時,被告人就應該承擔不利法律后果,即推定其為有罪。由此可見,舉證責任倒置是違反“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是由控訴方提出事實主張,而由被告承擔該事實主張不成立的舉證責任,被告人對此舉證不能時,推定控訴方提出的事實主張成立。

2、基于舉證的便利和訴訟效率的考慮,案件中某些具體事實主張或情節的舉證責任可能轉移到被告身上

以無罪推定原則為基礎的舉證責任分擔原則,只是明確了整個案件的舉證責任應該由控訴方承擔,至于案件中的具體的事實或情節的舉證責任,則應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進行分配,即在某些情況下,舉證責任也會從控訴方轉移到被告人身上。法律規定舉證責任的轉移,主要是考慮到訴訟活動中證明的需要和舉證的便利,即由那一方先行舉證更有利于訴訟的推進。提出事實主張是承擔舉證責任的前提,只有當被告人在訴訟中提出事實主張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但被告并非對所有基于辯護權而提出的事實主張都要承擔舉證責任,如被告人只是消極的否認控訴方的事實主張,如聲稱自己沒有殺人,對這一事實主張就不承擔舉證責任,即不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只有當被告提出具有積極辯護意義的具體事實主張時,舉證責任才轉移給被告人。如被告人不僅說自己沒有殺人,還說被害人是某某人殺的,以此證明自己沒有殺人,那么被告人對這個具體的事實主張就須承擔舉證責任。法律保護被告人的辯護權,賦予其提出積極辯護主張的權利,但法律亦要求被告人在提出積極的事實主張的同時須承擔對該事實主張的舉證責任,這是符合司法證明規律的。既然被告提出一個具體的事實主張,他也就應該提出相應的證據支持其主張,而且他顯然也處于舉證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可以隨便的提出一個事實主張,而后由控訴方舉證反駁,自己卻不承擔任何舉證責任,那顯然違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則,也會極大地降低司法證明的效率。

在司法實踐中,常見的能導致舉證責任的轉移的辯護主張至少應包括以下六類:第一,關于被告人責任能力的事實主張。如被告有精神病或作案時處于精神不正常的狀態;被告人作案時未達到法定的刑事責任年齡等。第二,關于被告人行為具有合法性或正當性的事實主張。如被告人的行為是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意外事件;被告人有合法授權,持有執照、批件或其他正當理由等。第三,關于被告人無罪辯護的事實主張。如被告于案發時不在現場、被告人不可能實施某種犯罪、犯罪是另外某人所為等。第四,關于被告人提出的影響量刑的量刑情節的事實主張。如被告人作案時不滿16、18歲,被告人審判時系孕婦等。第五,關于偵查人員或執法人員行為違法性的事實主張。如偵查方面的“誘惑偵查”;偵查人員的刑訊逼供等。第六,關于訴訟推進的程序性事實主張。如被告提出的回避申請、管轄權異議等。

3、對犯罪構成主觀要件而言,控訴方無法用直接證據證明,只能通過間接證據證明,這就決定了被告人必須承擔這些要素不存在的舉證責任

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的證明,如對于“明知”的認定,一般無法憑直接證據來舉證證明,而只能通過行為人的客觀行為認定。因為“明知”作為人的一種心理活動,有一個非常復雜的形成及表現過程,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無法將其客觀再現出來。所以,認定“明知”的唯一方法就是通過客觀行為推定,因為人的思想是對客觀的反映,支配著人的活動。人的活動是人的思想的外部表現,反映著人的思想。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支配犯罪行為的心理基礎,它必將通過犯罪客觀行為表現出來,而這些客觀行為對于證明行為人是否有“明知”的心理態度,無疑不具有最直接的證明力,因而只能是間接證據。由于間接證據所得出的有關證明對象的結論只具有高度蓋然性,從理論上講,其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錯誤的結論。這樣,立法者和司法者就會處于一種兩難的尷尬境地,唯一可行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卻有不具有完全的可靠性。針對這一尷尬境地,立法者和司法者只能采取一種補救措施:通過被告的有效反證來推翻控訴方用間接證據所作的推定,從而把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降到最低限度。如果被告不對此進行反證,只要控訴方用以證明犯罪的主觀要件的間接證據——即有關客觀行為的證據確實充分,就當然推定控訴方要證明的主觀要件成立。這樣,被告的反證就成了他的一種義務,因為他如不如此行為,就要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梢?,在這種情況下,被告負有舉證證明控訴方所指控的主觀要件不存在的舉證責任。

4、對于某些犯罪構成要件外的事實,由被告承擔部分舉證責任是合理可行的對于有些事實,雖然不是構成要件事實,但是和犯罪構成有密切聯系可能影響定罪量刑。對于這些事實,如果對控訴方指控犯罪有利,由控訴方承擔舉證責任;如果對于被告的辯護有利。之所以如此分配對這些待證對象的舉證責任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對控訴方的舉證責任不能作無限制的要求,只要控訴方完成了對犯罪構成各要件的舉證證明責任,其舉證責任就已基本解除,因為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舉證證明的完成也就意味著被告有罪證明的完成。被告此時事實上已被證明構成犯罪,在這種情況下,后續的舉證責任就應當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即對控訴方有利時,控訴方應繼續承擔舉證責任;對于被告的辯護有利時,被告應承擔舉證責任。例如在控訴方已證明被告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控訴方已完成了對作為受賄犯罪的構成要件的舉證責任,至于被告收受的財物是用于個人消費還是私下用于本單位的業務招待、送禮,也即贓款的用途和去向,不是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因為被告利用職權收受了他人的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即構成刑法規定的受賄罪的既遂狀態,贓款的用途和去向是犯罪既遂之后的事實,自然是犯罪構成之外的事實。因此,如果被告確實是私下用于本單位業務招待等支出的,只能在量刑時酌定從輕。但對此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第二,被告對構成要件外部分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也是訴訟經濟的要求。刑事訴訟法既有社會保障的功能,也有人權保障的功能,其人權保障功能往往是以犧牲訴訟效率為代價的,所以,對于人權保障功能不應無限制的強化??卦V方既然已經對犯罪構成要件等事實承擔了舉證責任,被告人已被證明有罪,說明國家已經公正地履行了人權保障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訴訟經濟和效率應更加予以強調。如果要求將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外的事實的舉證責任完全由控訴方承擔,將使控訴方不堪重負,耗費大量的司法資源。如要求控訴方證明每一筆贓款的用途和去向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由被告證明,則相對容易。

根據上述分析,對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事實范圍,可以概括出以下三個特點:其一,只有在控訴方對被告構成犯罪的基本事實或構成要件進行舉證證明后,被告才需要對法定的應由其舉證的部分事實進行舉證證明;其二,即使對于法定的應由被告舉證的事實,在被告舉證后,最終反駁其存在的責任仍然由控訴方承擔;其三,只有那些控訴方無法證明或難以證明且被告易于舉證證明的事實才承擔舉證責任。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對被告的舉證責任的證明標準應做較低的要求,在英美法國家,控訴方的舉證必須達到使法官和陪審團不存在任何懷疑的程度,而對被告的舉證只要求所證明的蓋然性與對方相當即可。[12]在我國,基于控訴方和被告的力量對比和在訴訟中的控辯地位,法律對被告的舉證責任的證明程度同樣應予以較低的要求,即證明標準相對于控訴方的要求較低,其證明并不要求必須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在蓋然性占優勢的基礎上證明其事實主張”[13]即可,即只要證明其事實主張成立的蓋然性大于不成立的蓋然性即解除其舉證責任。

【作者介紹】2001年7月畢業于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獲學士學位;2004年7月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部,獲碩士學位;2004年7月進入燕山大學法學系工作,主講課程為刑事訴訟法學、司法文書,主要研究方向為刑事訴訟法學、司法制度。近年來在《燕山大學學報》、《青海民族學院學報》、《貴州警官學院學報》、《律師與法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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