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訴訟中,不適用簡易程序的情形

刑事訴訟中，不適用簡易程序的情形：

1、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辨認人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

2、有重大社會影響的3、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照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4、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

第二篇：刑事訴訟中,分別適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情形

一、適用取保候審的情形：

1、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

會危險性的；

3、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

嬰兒的婦女，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4、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取保候審的。

二、適用監視居住的情形：

1、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2、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

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的；

4、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

5、因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

措施更為適宜的；

6、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交納保證

金，也不能提出保證人的。

第三篇：刑事簡易程序的適用種類

刑事簡易程序的適用種類

世界各國簡易程序種類繁多，名目各異，我們僅選擇主要的，并具有典型性的幾個簡易程序作一詳細介紹，而不再作全面的一一例舉。

一、辯訴交易被告人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作供認式答辯，而換取司法官對其的寬恕、憐憫和讓步，一般表現為簡化訴訟程序、減輕量刑處罰甚至是終止或駁回指控、宣告無罪等有利于自身的訴訟結果，這一對等補償、以彼換此的程序形式被稱為“辯訴交易”。辯訴交易一般只是在檢察官和辯護律師之間進行，這是通常的概念，尤其在美國更是如此。但是在英國，辯訴交易(或稱“答辯交易”)至少在四重意義上使用，其不確定性有時很難使人再認為它是屬于簡易程序的范疇。一般認為，辯訴交易的產生源自司法實務工作者不斷增加的案件工作量及其壓力。由于這一制度源于民事訴訟，帶有明顯的民事色彩，所以自其引入刑事程序以來就備受爭議。在美國，關于辯訴交易制度的優劣存廢問題的激烈辯論還將持續下去。實際上，除了英美法系國家外，有些大陸法系國家的簡易程序中亦有辯訴交易的影子，這里我們對英美法系國家的辯訴交易制度不再作過多論述，而對比較典型且具有自身特色的意大利辯訴交易制度作一介紹。意大利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首個系統引入辯訴交易制度的國家，在此之后，德國、法國也相繼引入了與之類似的協商性司法制度。其中，德國稱之為“刑事協商制度”，而法國則稱之為“庭前認罪答辯制度”。作為根據雙方當事人協議適用量刑的刑事特別程序，意大利辯訴交易程序是處理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的替代性方式，其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辯訴交易制度，也不同于德國、法國的協商性司法制度，而有其自身的鮮明特色。1988年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444條至第448條規定了這一程序在正式審判開庭陳述之前，被告人和檢察官可以通過協商就量刑達成刑罰交易的協議，被告人可以獲取減輕的不能超過2年監禁刑的刑罰。適用該程序的前提是被告人放棄充分的正式庭審審判的權利，而將其與檢察官之間的協議書提交給審判法官進行核準；檢察官則同意給予被告人最高1/3的減輕刑罰。隨后，審判法官以書面形式對偵查卷宗、雙方協議以及協議刑罰進行庭外審核。審判法官僅須保證所遞交的證據能夠避免無罪的人受到有罪判決足矣，因此其不需要對所有證據進行具體評析。但是，為保證記錄中沒有清晰表明無罪的情況出現，審判法官要對偵查卷宗進行快速的最低程度的審查。此外，審判法官還應當核準協議中的刑罰是否適當。該項制度引入的目的在于：(1)解決大量積案；(2)實行繁簡分流、提高訴訟效率。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的辯訴交易制度是在簡易程序未予適用的情況下為補救普通程序的煩瑣、低效而設立的一項制度，所以從狹義上而言，其屬于獨立于簡易程序之外的一套制度，但從廣義上而言，其仍可歸屬于簡易程序的范疇，這從意大利辯訴交易的程序特點及其引入的目的可以得知。2003年6月12日，意大利議會通過第134號法令，對與辯訴交易程序有關的法條內容進行了專門的修改。其第134號法令第1條第1款規定被告人和檢察官可以向法官提出按照協議要求和標準適用替代性刑罰或減輕1/3的財產刑，或者適用監禁刑，只要根據具體情節并在減少1/3刑罰后該監禁刑不超過單處或與財產刑并處的5年有期徒刑或拘役即可。該修改規定由原來的減少1/3刑罰后判處最高監禁2年有期徒刑擴展至現在的最高5年有期徒刑，適用法定刑期則達至7年零6個月，由此擴大了這一程序適用案件的范圍。

二、有罪答辯一般而言，有罪答辯被認為是對構成指控犯罪所必要的一切基本事實的承認，它意味著對審判權的放棄，檢察官據此便不再負有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而法院不必進人庭審程序便可直接量刑。但是法院必須確認被告人的有罪答辯是出于其本身的自愿性，并且其了解這一程序的性質及其后果。在大陸法系國家，有罪答辯這一簡易程序是有別于辯訴交易制度而獨立存在的，因為一些歐陸國家并未設立真正意義上的辯訴交易制度，而僅僅是借鑒了英美法系的辯訴交易制度而設立了有罪答辯這一簡易程序。從全球范圍來看，有罪答辯與辯訴交易的區別主要在于有罪答辯的簡易程序多適用于輕罪；而辯訴交易除了適用于輕罪外有時也可適用于重罪。在美國，若從司法實踐來看，其實二者并無顯著區別，但從概念、范疇等理論上來說，二者還是存在一定細微差別的：有罪答辯并不一定是辯訴交易的產物，它還可以成為審理輕罪程序的一部分，但有相當一部分有罪答辯屬于辯訴交易的范疇。實際上，辯訴交易的適用范圍要遠大于有罪答辯，比如，辯訴交易的內容涵括了被告人作出不利于其他共同被告人的證言，或者以其他方式配合檢察官指揮下繼續進行的偵查等。再如，辯訴交易中有明示交易和默示交易，其中默示交易中檢察官和被告方不對以有罪答辯作交換的讓步作專門討論，而代之以對這些被告人愿意在有罪答辯的案件中讓步作為常規事項而給予關注或討論。這樣看來就比一般的有罪答辯更進一步，因此或可直接省去有罪答辯程序的啟動環節。也就是說，即使是在美國，如果辯訴交易談成了，則進入有罪答辯模式；如果沒談成，則進入正式起訴程序。而如果選擇默示交易，則省去有罪答辯環節，直接進入辯訴交易的終局性談判或處理。可以說有罪答辯僅僅只是一項程序，而辯訴交易卻是一整套龐大的制度。在英國，大量的輕微簡易罪行通過郵件的方式答辯有罪而被解決，這一程序尤其適合道路交通犯罪。在美國，大多數刑事案件通過有罪答辯而被解決。這一程序在美國的訴訟體系中居于主要地位已經有一個多世紀。為促成有罪答辯，檢察官忙于談判或案件的和解。90%以上的刑事案件被告人答辯有罪，但各轄區之間存在一些差異。至于談判方式也各不相同。有時，一些首席檢察官會指派、允許其助理檢察官去進行談判，同時對這一過程進行控制。刑事案件的談判其目的是在審前達成和解，這也是檢察官工作的常規部分。這樣的談判可以在訴訟的任何一個階段、任何一個時候進行。在歐陸，法國于2004年3月9日設立了庭前認罪答辯程序，但其適用范圍十分狹窄，僅僅適用于主刑為罰金刑或者5年及以下監禁刑的犯罪，還將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所實施的犯罪、虛假新聞罪、過失殺人罪(而非過失傷害罪)、政治罪、追訴程序由專門法律進行規定的犯罪(如稅收方面的犯罪)等排除在外。司法實踐中，案情過于簡單的案件一般也不適用庭前認罪答辯程序。在法國，控辯雙方均有權提出適用庭前認罪程序的建議，但檢察官處于主導地位，法院必須尊重檢察官的程序要求。在適用該程序之前雖然沒有關于檢察官與辯護律師協商的規定(2004年9月2日司法部通告專門將其排除)，檢察官在作出量刑建議時也不必參考辯護律師的意見，無須征求被告人的意見，更無須經過事先討論，但是在實踐中雙方確實會對量刑進行協商，并且適用庭前認罪程序的請求也僅能在庭審前提出。

三、刑事協商刑事協商主要是指司法官與辯護方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就輕微犯罪訴訟進程和結果進行協商，以被告人償付一定對價為條件對其作出從寬的司法處理。20世紀80年代，德國引入了類似于美國的辯訴交易的刑事協商制度，并在1997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次判決中得到了司法實踐的認可。2009年5月28日，《刑事程序中的協商規定》獲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于是該項制度在隨后幾個月內迅速予以法典化。在德國，廣義的刑事協商程序分為起訴協商、判決協商和自白協商。1974年德國修訂《刑事訴訟法典》增設第153a條，其規定了起訴協商制度，它是指對于輕微犯罪案件，在不違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檢察官可以經過有管轄權的法院同意后決定附條件不起訴。判決協商也即狹義的刑事協商，主要指法院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對訴訟進程和結果進行協商，以爭取對訴訟各方尤其是被害方和被告方有利的結果。其一般以處罰令程序來實現協商的結果。自白協商是指在被告人認罪的案件中，訴訟雙方就具體事項(主要是針對被告人的量刑)進行協商，若控辯雙方均同意法官的提議，則協商成立。在這一過程中法官往往占據主導地位。我國臺灣地區于1997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在其簡易程序中引入了認罪協商制度，它是簡易判決處刑的補充制度，主要是指“依偵查中被告人之自白，已足以認定其犯罪的案件，由被告請求檢察官提出聲請，檢察官同意的，以被告之表示為基礎，向法院求情或為緩刑宣告之請求。”的一項程序；同時還規定凡經認罪協商處理的案件有不得上訴之效力。彼時我國臺灣地區的協商制度為借鑒德國刑事協商制度之產物，其與2004年修法確立的認罪協商制度有所區別。2004年我國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借鑒美國辯訴交易制度在其“刑事訴訟法”第七編新增協商程序，規定只要檢察官與被告人就科刑達成合意，并由檢察官提出聲請，即可減輕對被告人的處罰，但是被告人原則上不能上訴。原文載《刑事簡易程序基礎理論與實戰技能》，夏涼等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P16-21。整理：蘇州市公安局信訪處“不念，不往”。

第四篇：刑事訴訟中,可以延期審理的情形

刑事訴訟法，法庭審判過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訴人可以建議法庭延期審理。但是公訴人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建議延期審理的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一個月：

1、發現事實不清、證監局不足，或者遺漏罪行、遺漏同案犯

罪嫌疑人。需要補充偵查或者補充提供證據的；

2、發現遺漏罪行或者遺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雖不需要補充偵

查和補充提供證據，但是需要補充、追加或者變更起訴的；

3、被告人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或者提供重要線索，需要補充偵

查進行查證的；

4、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或者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提出意見的；5、6、7、公訴人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證明，需要調查核實的； 需要調取新的證據，重新鑒定或者勘驗的； 公訴人出示、宣讀開庭前移送人民法院的省局以外的證

據，或者補充、變更起訴，需要給予被告人、辯護人必要時間進行辯護準備的；

8、被告人、辯護人向法庭出示公訴人不掌握的與定罪量刑有

關的證據，需要調查核實的。

第五篇：論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

論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

閆清華

【內容提要】誠實信用原則本為一私法原則，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該原則出現了從私法領域向公法領域擴展的現象。本文討論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適用的法理基礎及限制，提出該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適用的立法構想。

【關鍵詞】誠信原則 刑事訴訟適用 限制

“誠實是一個神圣而又莊嚴的理性法令，不受任何權宜之計的限制。”——康德現代刑事訴訟的發展，已使刑事訴訟從單純追求打擊犯罪，發展為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并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被害人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權益綜合平衡的多元化價值取向，因此，在刑事訴訟中是否要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就成了需要探討的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的話題。

一、誠信的內涵及歷史發展

（一）誠信原則的語源考察

我國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現了“誠信”一詞。《商君書·靳令》把誠信與“禮樂、詩書、修善、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并稱為“六虱”。此處的誠信指人際關系的恪守信用，誠實不欺。誠實信用在拉丁文中的符號表現是Bona Fids，法文中是Bonne Foi，英文中是Good-Faith，直譯都是“善意”，在德文中是Tre und Glauben（忠誠和相信），在日文中是“誠義信實”。中國在繼受大陸法系之后，立法和法學理論大都通過日本而受德國影響頗深，因此，漢語中的誠信原則的語義是德文指稱的直譯。

（二）誠信原則的法律要義

我國臺灣學者史尚寬認為：一切法律關系都應根據他們的具體情況按照正義衡平的原則進行調整，從而達到它們具體的社會公正。決斷案情不應是形式或機械的，而應從道義衡平原則出發，站在立法者的角度決定這些關系，這就是誠信原則的要求。⑴對于我國民事法律中的誠實信用原則，我國大陸學者徐國棟認為：誠信原則就是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維持雙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三方利益平衡是這一原則實現的結果，當事人以誠實、善意的態度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法官根據公平正義進行創造性的司法活動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⑵

具體到刑事訴訟中，誠實信用原則應指公安司法機關、當事人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在處理刑事案件和進行刑事訴訟時，必須遵循公正、誠實和善意的原則。有學者認為這一原則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行為意義上的誠實信用，二是實質意義上的誠實信用。⑶行為意義上的誠實信用，是指當事人或其他訴訟參與人在訴訟過程中實施訴訟行為時（包括行使訴訟權利或履行訴訟義務時的行為），以及公安司法人員在實施偵查、起訴、審判等司法行為時，必須在主觀上誠實、善意。實質意義上的誠實信用，指公安司法機關、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在訴訟過程中，必須維持當事人雙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即維持實質上的公正與平衡。⑷

（三）誠信原則從私法域向公法域的擴展

誠信原則本為私法上的一條基本原則，要旨在于運用道德規范來限制民事主體濫用權利，督促其在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時講究信用、誠信作為；而在操作層面上，則需依賴于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將這一原則加以實現。傳統觀念上，學者認為誠信原則是一私法原則，而公法領域不適用誠信原則。因公法和私法有著不同的特性，因而要適用不同的原則，否則會動搖公私法賴以存在的基礎。特別是誠信原則從本質上講，是對確定性規范不足的補充，如適用于公法，勢必破壞公法規范的嚴格性。但隨著對公、私法理論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認為公私法間雖然存有區別，但這些區別不是絕對的，而且公法領域也不是絕對排斥私法原則的援引，只不過基于公法的特性，對于這些原則的適用要有所限制而已。因此，20世紀30年代以來，出現了誠實信用原則從私法領域向公法領域延伸的法律現象。許多國家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已紛紛效仿而將該原則加以吸收和利用，不僅在訴訟法、行政法，甚至在憲法和刑法等公法法域，都有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體現。誠實信用原則發展至今，已經超出了其最初的賦予法官在審理具體個案時平衡平等的民事主體間及其與社會之間利益關系的功能和適用范圍，它已經擴展到法律領域中涉及利益平衡和權利、權力行使的所有范圍，真正從本意上強調真誠、善意、信用、無虛假、不欺詐。“該‘帝王條款’雖然最先是在民法的債權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來已經不分公法與私法，不分實體法和程序法，而適用于不同的法律領域，并成為高層次的理念為人們所信奉和遵循。”⑸

二、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適用的法理基礎

（一）刑事訴訟中存在利益平衡的需要

誠實信用這一倫理學范疇的概念在法律領域中的引入，體現了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所引起的社會法律思想的變遷，即強調個人意志自由與選擇自由的個人本位思想逐步被注重社會福利、社會整體公平與正義的社會本位思想所取代，個人意思自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人們更加重視在雙方當事人利益之間和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這兩種利益關系中謀求一種平衡。通過技術化手段將某種道德要求上升為法律規定，從而對剛性較強的法律規范起到了一種衡平的作用，使之能更好地適應紛繁多變的社會生活，更加符合人的需要。從刑事訴訟看，刑事訴訟的本質特征是國家、社會與被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刑事訴訟法就是調整和平衡國家打擊犯罪和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權利相互關系的法

律。”⑹“??刑事訴訟也是一種以解決利益爭端而進行的國家活動，只不過這里的爭訟一方為國家，另一方為個人；爭訟的目的在于確定特定的個人應否承擔刑事責任。國家制定刑事訴訟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為個人與國家追訴機構進行理性的對抗提供平等的機會和基本的保障。由于強大的國家與弱小的個人之間處于天然不平等狀態，現代刑事訴訟中的許多原則、規則和制度都旨在對這種不平等加以平衡，使國家追訴機關負有一些特殊的義務。”⑺因此，在整個刑事訴訟中，存在著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被害人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利益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而這樣的利益平衡需要，為誠實信用發揮作用提供了一個基礎和前提。例如，排除非法證據的范圍的確定；在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事實時的處理；證人在什么情況下可以不出庭作證等等，這類問題無論是在刑事訴訟的立法還是在刑事訴訟司法中，都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二）體現刑事訴訟所追求的價值

1．公正價值。訴訟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礎在于它的公正性，在刑事訴訟中確立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當事人實施訴訟行為時必須誠實善意。在證據制度上表現為真實義務，不得隱瞞證據或作偽證或進行證據突襲等，有利于準確、及時地查明案件事實，為程序公正奠定了事實基礎。誠實信用原則還可以規制訴訟主體的訴訟行為，防止訴訟權利的濫用，從

而保障程序公正的實現。

2．效益價值。目前信用缺失不僅出現在經濟領域，在訴訟過程中同樣很嚴重。司法實踐中，偵查人員濫用偵查手段，當事人濫用訴權、訴訟權利，辯護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掩蓋、偽造犯罪事實，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現象非常普遍。不公正的裁決作出后，造成不必要的上訴和申訴，一方面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另一方面，就一事多次或重新啟動司法程序，司法資源不當浪費，其結果必然造成訴訟的不經濟，有違效益這一程序價值目標。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可以有效地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三）刑事訴訟中存在著國家刑事訴訟權力自由裁量的情況

從誠實信用原則平衡利益沖突和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最初功能看，這兩個方面是密切相連的。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多變性、復雜性，使得存在著先天局限性的法典式的成文法無法預測所有要解決的問題，也決定了賦予司法自由裁量權的必要。如此一來，便可以起到克服法律規定的有限性與社會關系的無限性的矛盾、法律的相對穩定性與社會生活變動的矛盾、法律的正義性與法律的具體規定在特殊情況下適用的非正義性的矛盾。就刑事訴訟而言，面對復雜多變的具體的犯罪情況，無論是偵查權、檢察權還是審判權，都存在大量自由裁量的情況，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種情況就要求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誠實信用地運用國家刑事訴訟權力，而這也恰恰符合了誠實信用的適用基礎。刑事司法實踐中，自由裁量權有可能被濫用，成為徇私枉法、司法腐敗的借口，這就更有必要強調在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

（四）在刑事訴訟中確立誠信原則是為了適應新型訴訟模式的需要

訴訟法的立法史表明，在法官一方主導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中，由于被告人地位的客體化，誠信原則并沒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國刑事訴訟傳統上雖然是職權主義模式，但是隨著司法的民主化、科學化、國際化，現有的刑事訴訟模式已發生了質的改變，形成了兼具當事入主義和職權主義兩種性質的訴訟模式。尤其近幾年的對抗制庭審方式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當事人主導訴訟程序的過程中，當事人對訴權的濫用，不僅會導致當事人訴訟地位的不平衡，也會影響法院的司法權威。為了克服這種弊端，有必要引進私法領域的誠信原則，使私法原則公法化。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得到確立，一方面可以減緩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中固有的對抗性色彩，加強當事人在行使訴訟權利過程中的合作和協同；⑻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擺正自己的位置，正確行使權力，自覺接受誠信原則的制約，進一步維護司法權威。

三、誠信原則在刑事訴訟中適用的限制

誠信原則在法律適用中的限制，主要在于它與法律規范的基本特征之間的沖突。表現在：法律的確定性能夠明確地告訴人們為或不為一定行為，誠信原則的模糊性卻使人們的權利、義務處于不確定狀態；法律的規范性具有指導人們的行為的作用，誠信原則的非規范性卻無法具體指示人們的行為；法律的穩定性要求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擅自變更法律規定，誠信原則卻賦予法官依個案特殊情形加以判決的靈活性；法律的普遍性意味著它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誠信原則卻更多地以個別調整代替普遍調整；法律的可預測性使當事人能夠根據法律規范預測行為的法律后果。誠信原則卻允許法官在一定情形下基于法律的原理和精神進行裁判，導致行為后果的不可測性。⑼凡此種種，說明誠信原則在司法活動中固然有其特殊功效，但也隱藏著極大的危險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與司法擅斷僅一紙之隔，稍有不慎，極易成為某些法官為自己的隨意性裁判行為進行開脫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這就會背離誠信原則的初衷，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誠信原則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作為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又可能成為破壞法治秩序的溫床。我們面臨著嚴格規則和自由裁量的法律價值選擇的二律背反。盡管有學者主張“奉行嚴格規則主義應該是法治建設的首要任務”，⑽但嚴格規則主義的困境卻是顯而易見的，而誠信原則的擴張更是現代各國法治的共同趨勢。另外，誠信原則適用的特定語境以及刑事訴訟本身的特性也大大限制了誠實信用原則在刑事訴訟領域的適用，因為刑事訴訟所奉行“法無授權即禁止”的原則與誠信原則的內涵和外延的不確定性是不相容的。應當說，為防止誠信成為個別人擴張國家權力的手段和借口，刑事訴訟領域很大范圍內是不容許適用誠信原則的。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在刑事訴訟領域，并非都是強制性的規定，也有司法自由裁量、當事人自由處分的空間，也有誠信原則適用的余地。所以，問題不在于是否認可誠信原則的司法適用，而在于如何進行有效的駕馭。

四、我國刑事訴訟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立法構想

（一）在總則中確立誠實信用為基本原則

法的基本原則是貫穿法律始終的根本規則，因此建議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總則中增加一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進行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使其在刑事訴訟法中起到統領全篇的作用。同時，還能避免在分則中列舉而出現掛一漏萬的現象。

（二）在分則中完善誠實信用原則支配下的規則和條款

在總則中確立了誠實信用作為法的基本原則的法律地位以后，必須在分則條文中規定具體的規范來落實該原則，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1．針對偵控機關可作以下規定：（1）收集證據必須依法進行，不得使用威脅、引誘等欺騙性收集證據的方法和偵查手段。（2）必須充分保障律師的會見、閱卷和調查取證權，以保障辯護職權的正當行使。（3）采取強制措施必須符合比例原則。（4）司法承諾應當兌現。

2．針對法官可作以下規定：（1）禁止濫用自由裁量權，法官認定案件事實，適用法律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依法進行。（2）尊重當事人的程序權利和程序主體地位，為當事人創造平等的訴訟條件。⑾

3．針對當事人可作以下規定：（1）禁止濫用訴權和訴訟權利。（2）禁止證據突襲行為。（3）被害人應如實陳述案情，不得作不實的、有意夸大被害事實或隱瞞自己激發犯罪的某些過錯行為。（4）鼓勵、引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真實陳述，對自愿認罪的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量刑上的適當減輕。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前提下，適當借鑒國外的辯訴交易制度，規定撤回自認的條件，完善我國的刑事自認制度。

4．針對其他訴訟參與人可作以下規定：（1）建立證人宣誓制度，禁止證人作偽證、作虛假陳述，影響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判斷。（2）訴訟代理人不得在訴訟中濫用代理權損害當事人的利益，不得超越代理權限實施訴訟行為，要保守國家秘密，不得泄露當事人的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3）辯護律師必須恪守職業道德，在誠實信用的基礎上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4）鑒定人、勘驗人員、翻譯人不得故意做與事實不符的鑒定、勘驗和翻譯。

（三）完善和強化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法律責任

為了確保誠實信用原則的貫徹落實，刑事訴訟法必須同時規定遵守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法律后果。如：當事人惡意或故意拖延訴訟，惡意輕率地提出異議等影響刑事訴訟程序公正，有悖于訴訟誠實信用原則的不正當訴訟行為，應當由法官予以司法制裁；對違反誠信原

則，惡意作出虛假陳述或者多次作出前后不

一、自相矛盾陳述的被害人，由法官依據誠信原則在采證時減損被害人陳述的證明力；對造成嚴重后果，影響定罪量刑或導致訴訟拖延的，由法官依據誠信原則裁量對被害人的處罰；通過設置一定的措施鼓勵、引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真實陳述，如對自愿認罪的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量刑上的適當減輕；對違反誠信原則，拒絕作證和作偽證的證人要依法進行相應處罰；對遵守誠信原則積極出庭作證并且提供關鍵證言經查證屬實，對定罪量刑具有重要作用的證人，要考慮適當予以獎勵，做到獎懲分明。

總之，在全民呼喚誠信的時代，我們應當樹立和強化全民誠信的觀念，在實體和程序、刑事和民事、預防和懲治等各個層面進行系統化的誠信制度建設。⑿

【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刑訴法專業博士研究生。

注釋與參考文獻

⑴史尚寬：《債法總論》，榮春印書館1978年版，第319-320頁。

⑵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⑶張家慧：《當事人訴訟行為與誠實信用原則》，載《訴訟法論叢》第6卷。⑷李文華：《在刑事訴訟中確立誠實信用原則》，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⑸《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的完善》http：///chinese/zhuanti/283994．html．2004—12—03．

⑹宋英輝：《刑事訴訟目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頁。⑺陳瑞華：《刑事訴訟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⑻同注⑷。

⑼段仁元：《誠實信用原則的司法價值、缺陷及適用限制》，載《蘇州鐵道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⑽葛洪義：《嚴格規則主義是法治建設的首要任務》，載《政治與法律》1997年第3期。⑾常飲冰、李梅奎：《試論誠實信用原則在公法域的適用》，載《甘肅政法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⑿湯維建：《論民事訴訟中的誠信原則》，載《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