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虛開增值稅發票罪處理[范文]

虛開增值稅發票罪構成要件及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有前款行為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單位犯本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指有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行為之一的。

法條釋義：

一、概念和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指違反國家稅收征管和發票管理規定、為他大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

（一）客體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稅收管理制度。

（二）客觀要件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沒有貨物購銷或者沒有提供或接受應稅勞務，而為他人、為自已、讓他人為自己、介紹他人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即使有貨物購銷或提供或接受了應稅勞務，但為他人、為自己、讓他人為自己、介紹他人開具數量或者金額不實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進行了實際經營活動，但讓他人為自已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

虛開、是指行為人違反有關發票開具管理的規定、不按照實際情況如實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及其他可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發票之行為。如沒有銷售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卻虛構經濟活動的項目、數量、單價、收取金額或者有關稅率、稅額予以填寫；或在銷售商品提供服務開具發票時，變更經營項目的名稱、數最、單價、稅額、稅率及稅額等，從而使發票不能反映出交易雙方進行經營活動以及應納或已納稅款的填實情況。主要有：（1）沒有貨物購銷或者沒有提

供或接受應稅勞務而為他人、為自己、讓他人為自己、介紹他人開具；（2）有貨物購銷或者提供或接受民應稅勞務但為他人、為自已、讓他人為自己、介紹他人開具數量或者金額不實；（3）進行實際經營活動，但他人為自己代開其余的對不能反映納稅情況的有關內容作虛假填寫。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門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具體行為方式有以下四種：

l、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指合法擁有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單位或者個人，明知他人沒有貨物購銷或者沒有提供或接受應稅勞務而為其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或者即使有貨物購銷或者提供了應稅勞務但為其開具數量或者金額不實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行為。

2、為自已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指合法擁有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單位和個人，明知他人沒有貨物購銷或者沒有提供或接受應稅勞務的情況下為其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或者即使有貨物購銷或者提供或接受了應稅勞務但卻為自己開具數量或者金額不實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行為。

3、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門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指沒有貨物購銷或者沒有提供或接受應稅勞務的單位或者個人要求合法擁有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單位或者個人為其開具增值稅專用友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或者即使有貨物購銷或者提供或接受了應稅勞務但要求他人開具數量或者金額不實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或者進行了實際經營活動，但讓他人為自己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行為。

4、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指在合法擁有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單位或者個人與要求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單位或者個人之間溝通聯系、牽線搭橋的行為。

關于犯罪追訴數額，各地規定有差異。

（三）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均為一般主體、即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另外，單位也可成為本罪主體，單位構成本罪的。

（四）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方面必須是故意，一般具有牟利的目的。

二、本罪認定

1、對于無實際的購銷活動，虛開增值稅發票的，如何確定“虛開數額”？

在很多情況下，行為人給他人虛開銷項增值稅發票后，為了彌補自身的進項增值稅發票不足，有往往為自己虛開或讓他人為自己虛開，進項增值稅發票。在此情況下，由于虛開行為人沒有實際經營活動，從而不存在向國家交稅的義務，計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數額時，只應該計算“銷項數額”，而不能將兩個數額相加。

實踐中，由于行為人所虛開的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非常分散，加上取證上的困難，有時并不是能夠查證每一筆虛開的銷項稅額，這就會出現行為人虛開的進項稅額大于其為他人虛開的、已經查證的銷項稅額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具體銷項稅額難以查證，而事實上的銷項應大于已經查證的進項數額，所以，為了正確反映案件的客觀事實，應以行為人自己為自己、讓他人為自己虛開的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稅款的數額計算。或者說行為人虛開了進項增值稅發票，因為種種原因沒有來得及虛開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對這種有證據證明虛開的銷項確實小于他人為其虛開進項的情況，也應以較大的進項數額認定為虛開數額，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存在行為人為他人虛開銷項的危險性，刑法規定“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也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行為的一種。

總之，實踐中對于“無實際生產經營的行為人既為他人虛開銷項發票，又讓他人為自己虛開進項發票的”，應當按其中虛開數額較大的一項計算虛開的數額.2、關于“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的計算

對于只給他人虛開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受票單位利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的，或者讓他人為自己虛開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自己用于正常經營中的抵扣稅款的，一般只計算銷項或進項中實際抵扣的稅款作為給國家利益造成的損失即可。但對于一些無生產、銷售經營活動的行為人在為他人虛開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以后，為了掩蓋其向他人虛開的事實，又讓他人為自己虛開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形，應以查實的銷項增值稅中被實際抵扣部分作為給國家利益造成的損失。因行為人并未進行真正的貨物買賣或提供勞務，就沒有向國家繳納稅款的義務，因此，行為人雖然虛開了進項增值稅，但這種虛開并未給國家造成實際的損失，讓他人虛開并申報的進項稅額不能計算在給國家造成的損失之中。

在實際生活中，情況錯綜復雜，稅務機關辦理申報和抵扣不見得一一對應，往往是按月結算，有時進項會大一些，有時銷項會大一些。在進項大于銷項的情況下，稅務機關減去銷項稅款后，還有剩余進項稅款無法扣減，通常將這一數額存在稅務機關里面，待以后有了銷項再予扣減。所以，這時雖然進項申報抵扣了稅款，但銷項發票尚未開出，因而也就無法抵扣，國家尚未造成實際的稅款流失，只是為行為人以后給他人虛開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再予抵扣提供了條件。因此，對于為他人虛開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以后，為了掩蓋其向他人虛開的事實，又讓他人為自己虛開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不論他進項是否申報抵扣，都沒有給國家造成實際經濟損失，一般只能是按照其所開出銷項發票的受票人向稅務機關申報并抵扣的稅款數額作為其給國家造成的實際經濟損失。當然，這樣計算的前提，必須是行為人的進項和銷項都是虛開。如果行為人自己正常經營，讓別人為自己虛開了進項以后，既為自己的正常經營抵扣稅款，又掩蓋其為他人虛開的事實，那么就要分兩部分計算，即把自己正常經營抵扣的進項發票的稅款再加上虛開給別人的銷項發票被別人抵扣的稅款，作為其給國家利益造成的損失。

另外，在司法實踐中，認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給國家利益所造成的損失時，對于行為人為領取增值稅專用發票向稅務機關預繳的稅款和行為人及其家屬向國家退賠的款項，應從實際被非法抵扣的稅款中予以扣除。

三、與其它罪的區別

（一）、本罪與偷稅罪的界限

本罪與偷稅罪，二罪往行為方式上有些競合之處、如涂改單據，偽造帳目等，尤其是行為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最終目的就是用來騙取（抵扣）國家稅款，從實質上說是偷稅。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二罪之間存在著手段與目的關系，即“虛開”只不過是偷稅的手段之一，它們之間呈牽連犯關系、按照從一重處的原則，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罪定罪量刑；但“虛開”行為又不完全包容于偷稅罪之中，“虛開”有著它自己的一套相對獨立而又比較復雜的行為過程，只有當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以去抵扣稅款時，才與偷稅罪發生關系。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罪的成立并不必然以抵扣稅款的出現或實現為必然條件，只要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達到法定數額（即便是沒有抵扣），就可構成犯罪，“虛開”和“抵扣”，是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罪的兩個選擇性條件，因此，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罪與偷稅罪之間的競合還是很有限的。從總的行為方式上看，二罪之間的區別也很明顯，偷稅是不繳或少繳應納稅款、使國家得不到應該得到的稅款；而“虛開”是沒有繳稅而偽裝繳稅，將國家已經得到的稅款通過抵扣再騙回來。

（二）、一罪與數罪的界限

l、行為人偽造或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或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后又將其虛開的情況，應屬于數罪，但因為行為人的前一行為與后一行為存在著手段和目的的牽連關系，因此應視為牽連犯，而應以其中的一個重罪論處，即應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罪論處，對于偽造或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或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行為，可作為一個從重的量刑情節對待。

2、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后又以此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情況下，存在著行為同時適用本罪與本法第204條騙取出口退稅罪、本法第201條偷稅罪的可能。這屬于一罪同時觸犯數法條的法條競合，應適用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處理。即本法第205條是特別法，第204條、第201條是普通法，應以本罪論處。

（三）、虛開增值稅發票罪與走私罪

行為人(個人)走私普通貨物后，在境內銷售該批走私貨物時，非法開具增值稅發票(即為對方開具增值稅發票，但不向對方收取增值稅)應如何定罪?筆者認為，從通常意義上講，虛開增值稅發票應指在沒有貨物交易時才發生，在有實際貨物交易時不發生虛開增值稅發票的問題。但在上述情形下，行為人沒有資格開具增值稅發票，然而行為人進行了開具增值稅發票的行為，因行為人進行的是非法的交易，其在工商部門也未辦理稅務登記，故其雖開具增值稅發票(增值稅發票有四聯，其

中，第二、三聯交交易對方，第一、四聯由售貨方保留)，但只交給對方第二、三聯，自己根本不保留第一、四聯，其不必向工商部門納稅，在交易時也不向交易對方收取增值稅，但其為對方非法開具的增值稅發票在客觀上可以給交易對方抵扣稅款。行為人開具增值稅發票并非完整意義上的合法的開具行為，但因為行為人的非法開具增值稅發票的行為，國家的稅款流失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行為人非法開具增值稅發票的行為也應該視為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因此，行為人非法開具增值稅發票的行為可以構成虛開增值稅發票罪。那么，對上述情形，定一罪還是數罪?如何定罪呢?在司法實中，有人提出，走私是為了銷售貨物，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也是為了銷售貨物，視為牽連犯，按照從一重處斷原則進行定罪量刑。比較兩罪，一般情況下，虛開增值稅發票罪是重罪(一般的情況是虛開增值稅的數額比偷逃的關稅要大)，應按虛開增值稅發票罪進行定罪處罰。筆者認為，對于該種情況，宜以數罪并罰原則處罰。行為人逃避海關監管，偷逃關稅的行為構成走私罪；行為人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構成虛開增值稅發票罪，虛開行為與走私行為不存在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況且，如果對于上述情況只定虛開增值稅發票罪，那么，走私行為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至少，走私罪中行為人偷逃的關稅沒有得到反映。為了使行為人偷逃的關稅與給國家造成的增值稅的損失都到反映，對上述情形宜定兩個罪為好。

四、量刑

(一)、最高院有關規定

虛開稅款數額1萬元以上的或者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致使國家稅款被騙取5千元以上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

虛開稅款數額10萬元以上的，屬于“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有其他嚴重情節”：（1）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致使國家稅款被騙取5萬元以上的；

（2）曾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受過刑事處罰的；

（3）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虛開稅款數額50萬元以上的，屬于“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1）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致使國家稅款被騙取30萬元以上的；

（2）虛開的稅款數額接近巨大并有其他嚴重情節的；（3）具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

利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實際抵扣稅款或者騙取出口退稅100萬元以上的，屬于“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造成國家稅款損失50萬元以上并且在偵查終結前仍無法追回的，屬于“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利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為“情節特別嚴重”的基本內容。

第二篇：虛開增值稅發票罪二審辯護詞

虛開增值稅發票罪二審辯護詞(2)

當企業與寶鋼簽訂合同后，被告人收購鐵精粉的個體戶又沒有增值稅發票時，當被告人劉**感覺到如果不找發票抵扣稅款，就比法律規定的多交了稅款，感到很不公平。在有人能提供增值稅發票時，被告人楊立新只想讓企業不多交稅，而不是偷逃國家稅款。其讓人為自己代開增值稅發票，完全存在具體的業務即鐵精粉的購銷事實，只是實際送貨的與開發票的不是一個主體。被告人劉**的行為實際上是讓人代開增值稅發票，來頂替沒發票購買的貨物。此行為是國家稅務法規規定和實際脫離造成的。望二審法官考慮：被告人劉**所在公司有很多購買的貨物沒能開具增值稅發票，實

際比國家法律規定多交了很多稅款，而無法主張權利。

二、一審法院在計算國家稅款被騙83萬元，沒有將實際購買鐵精粉應抵扣的稅款扣除，計算錯誤，事實不清。兩公司共購買了多少鐵精粉并供應給寶鋼，應開而沒開的發票分別應抵扣多少稅款，公平交稅應交納的稅款是多少，這些事實都不清楚。兩公司將鐵精粉銷售給寶鋼，僅卷內材料就有開給寶鋼有211張增值稅發票，每張平均銷項含稅金額為9萬元多，如果按7萬元(可能比此還高)計算進項稅價，應抵扣稅款7*211*13%=192.01萬元。而稅務機關認定的是兩公司共收到鐵精粉增值稅發票抵扣稅款為83多萬元，此稅款遠遠達不到如果開發票實際應抵扣稅款192.01萬元。因此，按公平交稅，分別粗略計算，兩公司根本沒有騙取稅款,更沒有騙取稅款達到30萬元以上，稅款的合計也沒有達到30萬元。被告人楊立新作為兩邊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的量刑情節并不嚴重。一審判決不應適用抵扣稅款30萬元以上的情節特別嚴重的標準。一審判決對本案抵扣國家稅款簡單地按照兩公司從稅務機關取得稅款合計計算，已包括兩公司多交的稅款。此種計算方法不符合事實情況，也是非常不公平，更違背了納稅人公平納稅的權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三、本案屬于單位犯罪。犯罪的主體應為公司，被告人劉**的行為應為公司的職務行為。本案作為被告人的應是兩公司，被告人劉**只是作為負責人或經辦人而構成犯罪。被告人劉**于2002年3月和2001年11月，先后注冊成立了上海**商貿有限公司和上海**發展有限公司，并分別成為二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實際經營負責人。被告人劉**成立公司和經營公司的目的不是為了虛開增值稅發票，公司所有的業務都是正常的貨物買賣。公司成立前，被告人劉**并沒有進行虛開增值稅發票的預謀。因企業收購鐵精粉的個體戶都沒有增值稅發票時，被告人劉**只是偶然兩次讓人代開增值稅發票，以頂替沒有增值稅發票的個體戶送來的鐵精粉。被告人劉**是在工作中讓人代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占公司業務極少部分，其中出資的是公司，公司財務人員也都參加，目的是為了公司的利益，抵扣的稅款也由公司所得。被告人劉**的行為應為公司職務行為。本案中被告人劉**的行為應與專門為虛開發票而設立公司不同，也與自然人虛構企業虛開增值稅發票不同。同時，稅務機關的處罰決定書也均對其公司進行處罰。

因此，本案犯罪的主體應是兩公司，被告人劉**作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只承擔法律規定的責任。公訴機關以所開公司類似個人公司為由只起訴個人，既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證據證明。一審法院對此沒有查明。

四，被告人劉**沒有認識到虛開增值稅發票的嚴重性，主觀惡性較小，且是初犯，社會危害性較小，認罪態度好，積極退回了全部稅款，沒有造成國家稅款的流失，應從輕處理。被告人劉**和其所在的公司都不是專門從事虛開增值稅發票的，本身有著正常的經營業務。只因被告人對法律政策的不精通、不熟悉，對公司財務管理不嚴格、不規范，造成觸犯法律結果。在明白自己的行為后，被告人劉**積極配合辦案機關，主動交待問題，對此，希望合議庭酌情考慮從輕處理。

辯護詞

（二）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劉海川律師受被告人委托，并且經山東盈德律師事務所指派，擔任被告人劉**的二審辯護人，經過查閱卷宗和會見被告人，通過剛才的庭審調查。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起訴的事實不清，計算抵扣稅款有誤，適用法律不當，量刑過重。現就此發表具體辯護意見以下：

一、國家稅法關于增值稅的規定，與生產實際相脫離，造成企業間納稅不平等。企業為了公平納稅，產生代開發票的行為，法院審理應考慮到當前國家稅務法律政策的這方面因素是產生本案一個重要原因，應當按照實際情況公平、從輕處理被告人劉**。

關于增值稅的有關法律規定：一般納稅人，銷售貨物需要開具增值稅發票，購買原材料需要供貨方提供增值稅發票，用于抵扣稅款，稅率17%或13%。企業交稅只是交納生產貨物增值部分的17%或13%稅款，即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的差額。企業按照生產過程分上游企業和下游企業。下游企業為上游企業提供原材料。小規模納稅人不能開具增值稅發票，按照貨物銷售價格的稅率6%交稅。小規模納稅人因無法開具增值稅發票就不能給一般納稅人供貨，此規定阻礙了市場流通，與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符。市場經濟需要物品的充分流通，國家法律法規應促進商品的充分流通，才能促進市場的繁榮，經濟的發展，而不是阻礙經濟的發展。企業間的競爭，迫使有的一般納稅人不得不購進無增值稅發票企業或個體戶的貨物，由此產生購進貨物無法抵扣稅款的情況，致使有此情況的一般納稅人必然要承擔這部分貨物總價款的17%或13%的高額稅率，遠遠多于法律規定的6%或增值部分的17%的稅負，實際上比法律規定的多交了很多稅款，很明顯造成企業間稅負的很不公平。這些都是稅務法律政策規定不符合實際和不完善造成的。本律師咨詢了稅務機關，稅務機關都表示認可，但也沒有辦法。一審法院沒有考慮這些實際情況。

本案被告人劉**所在企業為一般納稅人，稅率為13%。經營貨物品種很多。在大量業務中，凡是供貨企業能夠提供增值稅的貨物，都沒有虛開增值稅發票，都是據實接受發票，照章納稅。在公司經營過程中，被告人劉**并沒有故意虛開增值稅發票來偷稅的主觀故意。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我作為本案被告人李軍成的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沒有異議，現根據事實和法律，為其作罪輕辯護：

一、本案中，國家稅款實際損失不能認定，不屬于情節特別嚴重（抵扣的200多萬元不是國家稅款的損失數額）。《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第一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為增值稅的納稅人，應當依照本條例繳納增值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銷貨方銷售貨物或者提供應稅勞務，應納稅額為當期銷項稅額抵扣當期進項稅額后的余額。購貨方購進貨物或接受應稅勞務，所支付或負擔的增值稅額為進項稅額，準予從銷項稅額中扣除。從該規定中可以看出，只有發生實際的經營活動，才產生向國家繳納增值稅的問題，也即只有當行為人有實際的經營活動，而用虛開的增值稅發票進行抵扣的時候，才會出現國家稅款損失的情況。如果開票方和受票方都沒有實際經營活動，那么雙方均沒有向國家繳納增值稅的義務，這種情況下，即使利用虛開的增值稅發票進行了抵扣，也不會出現國家稅款損失的情況。結合本案，被告人李軍成在與安陽方面的三家公司即受票方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為其虛開增值稅發票，受票方作為進項進行了抵扣。如果受票方與第三方有真實的貨物交易，向第三方開具了真實有效的銷項，那么受票方用李軍成虛開的增值稅發票進行抵扣，屬于不應當抵扣而進行抵扣，無疑會造成國家稅款的損失。但如果受票方與第三方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向第三方開

具的銷項增值稅發票不是真實有效的，那么受票方用被告人為其虛開的進項稅額抵扣自己的虛假銷項，即受票方“以虛抵虛”，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存在國家稅款損失的問題。從安陽方面偵辦孟慶林和吳現平案件的筆錄中可以看出，接受李軍成虛開發票的三家公司，對外都沒有實際的銷售，這樣，這三家公司向第三方開出的銷項也屬于虛開，其以李軍成虛開的進項抵扣虛開的銷項，就是 “以虛抵虛”。所以，被告人開出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雖被抵扣，但鑒于上述分析，并不能將受票方的抵扣數額認定為國家稅款的實際損失，自然也不屬于情節特別嚴重。

二、安陽及其他方面的稅款已經追繳或者正在追繳，與本案有關聯的其他案件的損失已經減少或者將會減少。鑒于增值稅這一稅種的流轉性，幾乎所有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都形成“連環案”，本案也不例外，從2009年11月5日的《安陽日報》可以看出，安陽方面及其他涉案單位的稅款已追繳4000多萬元，并且辯護人從安陽市檢察院公訴處了解到，安陽接受李軍成虛開的三家公司的案件正在審理中，包括其他涉案單位的稅款也正在追繳中。綜合這些情況，國家稅款損失總體上減少。

三、被告人從學校畢業后想努力創業，開辦公司，也進行了一段實際生產經營，納稅額達30多萬元，在納稅方面有力所能及的貢獻，這一情況也請合議庭在量刑時考慮。

四、被告人系初犯，無前科，歸案后如實坦白，悔罪態度較好。被告人法律意識淡薄，一時糊涂，誤入歧途。案發后深感痛苦，追悔莫及。歸案至今，如實坦白，確認證據，沒有避重就輕、推卸責任之情形，愿意接受法律的審判，悔罪態度較好。

綜上所述，本案中國家稅款實際損失不能認定，不屬于情節特別嚴重（抵扣的200多萬元不是國家稅款的損失數額），與本案有關聯的其他案件的損失已經減少或者將會減少，被告人李軍成實際納稅30多萬元，并且系初犯，無前科，歸案后如實坦白，悔罪態度較好，故懇請法院對被告人從輕、減輕處罰。以上意見，請合議庭予以充分考慮。

辯 護 詞

審判長、審判員：

我今天依法出庭為被告單位北京首科軟件及系統集成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為被告公司）辯護。針對今天庭審查證的事實，依據我國的刑事法律，提出被告公司的行為不宜按犯罪處理的辯護意見。

從對公司的業務和財務人員的調查及目前帳目情況看，不存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及為此而得利5萬元的問題。被告公司之所以成為被告，是基于其經營負責人張某的行為而涉案。因此，被告張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直接確定被告公司是否也構成犯罪。

據庭審查證的事實，辯護人提出三點辯護意見：一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目的是為了財務平帳，不具有抵扣稅款的直接犯罪故意；二是指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證據不足；三是被告單位非法收入5萬元的依據不當。下面，闡述如下：

一、被告沒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主觀故意。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其主觀故意的內容就是為了抵扣稅款。其社會危害性就是危害國家的稅收。因此，不是以抵扣稅款為目的而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不具有犯罪的主觀故意，不宜以犯罪論處。本案中，公訴人指控的是因套取現金為財務平賬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直接故意內容非常清楚和特定，具有唯一性，顯然不具有抵扣稅款的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故無犯罪的主觀故意。

現代企業管理，應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管理體制，建立按勞取酬和適應于競爭與生存的財務管理制度。而現有的一些企業的管理模式不適應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為獎勤職工和業務的需要，利用各種方式提取現金，本質上不屬違法行為，而是應由內部進行調整的違規行為。本案中，簽定假合同，并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方式平帳，是提取現金必然產生的后果：產品的流通中購

銷發票，只能是增值稅專用發票，只要用發票平帳，就不得不用增值稅專用發票。為此而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沒有造成稅收的損失，在司法實踐中，經多年的爭論，已達成共識，不按犯罪處理。

二、不能認定為被告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特點是不存在貨物交易而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是否存在貨物交易，是判定是否虛開的關鍵。本案中的事實是：合同已簽，貨款已付，貨未交，貨款也未退，張偉說是假合同，經緯公司認為是真合同，因房屋裝修和紀委查案導致未能履行交貨義務。上述事實說明：結果沒出來，即要么履行交貨義務，要么退款。沒有結果，就不能定案，不能確定為不存在貨物交易，而是存在貨物交易的可能性，即存在不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可能性。據辯護人了解，此合同中，已履行義務的權利方并沒放棄而要求繼續履行合同。因此，增值稅專用發票不能確定為虛開。對證據的證明效力，辯護人認為應按證明的原則，進行分析判斷，而不能運用推定的方式。顯然，指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推定為不存在貨物交易，而沒有證據證明不存在貨物交易。對張某的供述，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分析：在與經緯公司所簽定的幾千萬的交易合同中，經緯公司并未確定用031012號合同不履行了而是用來提現金，張某自己認為不履行了，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認為，一旦經緯公司要求履行，張某無權決定不履行。因此，張某的口供只能反映出個人的意思，不能確定案情的真實情況。

三、控被告單位非法收入5萬元的依據不當。

被告張某稱按10%留取費用，經緯公司的負責人承認按7%留取費用，事實上55萬的款均在被告處。即使指控所稱的按百分比留取費用，也未確定此費用的真正含義，事實上，這個費用就是被告單位開發票時先行支付的稅款，并不是被告單位的非法收入。因此，指控被告單位非法收入5萬元的依據不當。

以上意見，請考慮。

第三篇：虛開增值稅發票罪的成功辯護詞

辯護詞

——不以騙取增值稅為目的的虛開增值稅發票行為不構成犯罪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河南**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第四被告人韋某的委托，并指派我作為其一審辯護人，現依據事實和法律發表如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予以參考。

在發表辯護意見之前，我首先要對公訴人表示敬意，因為本案最初公安機關認定被告人韋某所在的海南某醫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公司）和第三被告人劉某之間沒有任何實際貨物交易，但公訴人本著認真負責、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的聽取了本辯護人的意見，并兩次退回補充偵查，最終認定韋某所在的某公司和劉某之間有貨物交易，并且認定韋某沒有騙取增值稅的主觀目的，對于公訴人認真嚴謹的辦案作風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表示深深的敬意。

但畢竟辯護人和公訴人所處位置不同，對事實和法律的理解認識不同，因此，辯護人實難認同公訴機關對被告人韋某的指控，我認為韋某的行為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理由如下：

一、韋某主觀上沒有騙取增值稅的目的，因此沒有犯罪故意。

1、韋某雖然讓劉某將“施坦寧”藥物的單價由7.5元（含稅價）虛開到了17.6元和20.4元（均為含稅價），但虛開部分1855530元（含稅價）韋某已經按照17%繳納了增值稅，因此，韋某繳納的增值稅正是發票上顯示的稅額，那么某公司可以抵扣的進項稅額和其已經交納的稅款完全相等，因此韋某主觀上并沒有想通過虛開增值稅發票來多抵扣稅款，沒有騙取國家增值稅的主觀目的。對此事實，公訴機關已經認定，因此我對此事實不再贅述。

2、《刑法》205條規定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主觀上必須要有騙取增值稅的目的，無此目的則無犯罪故意。

本罪屬于抽象的危險犯，司法機關應以一般的經濟運行方式為根據，判斷是否具有騙取國家稅款的可能性。如果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根本不具有騙取國家稅款的可能性，則不宜認定為本罪。如果行為人主觀上沒有抵扣稅款的目的，只是一般的虛開，它不會侵犯稅收征管制度，是一般的違反發票管理的行為，不能構成本罪。

需要說明的是：構成虛開增值稅發票罪在主觀上必須有騙取增值稅的目的，這一觀點已經被司法實踐和法學理論界認同

（1）、浙江省寧波市中級法院于2000年4月25日對盧才興案作出的判決證實了本辯護人的觀點。寧波市法院認為《刑法》205條規定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罪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具有多抵扣稅款的故意，該法院正是基于此而認定盧才興不構成《刑法》205條的罪名，該法院被浙江省高級法院維持，后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在2002年版的《刑事審判參考》第三卷.下冊，并且加上裁判理由，最高法院定期公布案例正是想讓下級法院遵照執行，以免造成同一事實而不同法院卻作出不同的判決的尷尬局面。

（2）、2000年12月28日上海高級法院第二次刑庭庭長會議，最終作出了《關于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該意見對虛開增值稅發票罪的認定和本辯護人的觀點完全相同，上海市高級法院同樣認定：虛開增值稅發票罪在主觀上必須有騙取增值稅的目的。

該《意見》13頁第二行明確：“認定本罪，還必須查明或證實虛開行為在實質上具有偷逃國家稅款的實際危害性或者造成該種危害的現實可能性......如果缺少這一實質特征（即虛開以后如實申報繳稅），則意味著行為人在主觀上并沒有通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手段達到偷逃國家稅款的非法目的，客觀上也沒有實際侵害國家的稅收征管制度。因為主觀和客觀要件均有欠缺，故單純具有形式上的虛開行為，不能認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該意見第14頁還對幾種不宜認定為虛開增值稅發票罪的行為進行了列舉，這幾種行為均屬主觀上沒有騙取增值稅的目的的情形，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市的各級法院均認為虛開增值稅發票罪主觀上必須有騙取增值稅的目的和故意。

（3）、刑法學理論界亦認為此罪必須有騙取增值稅的主觀目的。

刑法學泰斗、北大法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陳興良老師便是此觀點的支持者。陳老師發表在《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上的文章——《不以騙取稅款為目的的虛開發票行為之定性研究》明確了此觀點。

陳老師在此文中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屬于非法定的目的犯，如果行為人主觀上沒有抵扣稅款的目的，只是一般的虛開，它不會侵犯稅收征管制度，是一般的違反發票管理的行為，不能構成本罪。

以上列舉的判例、《意見》及陳興良老師的文章都在不斷的重復著這樣的一個觀點：虛開增值稅發票罪屬于目的犯，構成此罪，行為人主觀上必須要有騙取國家增值稅的目的，無此目的，便不構成此罪。當然，辯護人也知道，我們國家是成文法國家，判例、知名法學家的觀點、法院系統的內部意見均不屬于法律淵源，但辯護人同樣知道，我們國家適用的是同一部《刑法》，如果相同的事實，不同的法院卻出現不同的判決，那么無疑是對我國法律制度的一種嘲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也將蕩然無存，我想這正是最高法院定期的公布一些疑難、典型案例的目的，各個地方的高級法院經常出臺一些“內部意見”、“會議紀要”其實也是基于此目的。因此，我相信審判長、審判員定會慎重考慮辯護人列舉的判例、上海市高級法院的《意見》及理論界的觀點，以免出現不同地方作出不同判決的尷尬局面。需要說明的是：在《刑法》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一個重罪，法定最高刑為死刑。《刑法》為什么對虛開票據行為的刑罰規定得如此之重？是因為形式上的虛開行為就可以造成很大的社會危害嗎？不是。是因為這種犯罪的危害實質上并不在于形式上的虛開行為，而在于行為人通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以達到偷逃國家稅款的目的，其主觀惡性和可能造成的客觀損害，都可以使得其社會危害性程度非常之大。因此對形式上的虛開行為不能予以刑事處罰。

鑒于以上判例、《意見》、陳興良老師的文章，本人已經交至法院和公訴機關，故在此不再贅述。

二、虛開增值稅發票罪的犯罪客體是國家的稅收征管制度，韋某的行為沒有侵犯稅收征管制度，沒有社會危害性，不構成此罪。

《刑法》205條規定的虛開增值稅發票罪的犯罪客體是國家的稅收征管制度。那么本案韋某的行為是否侵犯了稅收征管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韋某雖然讓劉某將藥品單價高開了，但韋某已經按發票上顯示的數額如數的繳納了稅款。如果劉某如數將代收的稅款上繳南陽市稅務機關，那么國家的稅收根本不會受到任何損失。

所以，國家稅款流失的責任完全在劉某，韋某沒有任何責任，因為買家將增值稅繳給賣家后其義務已經結束，至于賣家是否繳稅不是買家需要考慮的，也是買家無法控制的。我們可以假設，如果劉某將稅款如數上繳后，那么國家是不會少收一分錢的稅的。造成的后果只是南陽的稅務機關多收了稅，海南的稅務機關少收了稅，但國家的稅款不會流失。

所以，韋某的行為沒有侵犯國家的稅收征管制度，不具備《刑法》205條規定罪名的犯罪客體，不構成此罪。其行為沒有社會危害性，充其量只是違反行政法規，應受行政處罰，但絕不構成犯罪。

三、即使本案構成犯罪，對被告人韋某的追訴也應以單位犯罪的成立為前提，控方脫離單位行為，以自然人犯罪追訴韋某顯屬不當。

1、韋某不管從劉某手里進貨還是將藥物賣到上海醫院，均是以海南某公司名義進行的。

2、劉某讓南陽醫藥公司開具的增值稅發票均是開給海南某公司的，韋某將藥物賣給上海醫院也是海南某公司開具增值稅發票的，且抵扣稅款也是海南某公司在海口市稅務局辦理抵扣手續的。

3、韋某屬于海南某公司的業務員，具體負責某公司在上海地區的“施坦寧”藥物經銷、結款手續。對此事實，我們提交的海南某公司的證明及2002年.2003年的《授權委托書》均可以證實，而且韋某不管在購銷貨物或是辦理結算手續時，均是以海南某公司業務員的名義辦理的。

四、公訴人稱韋某為了達到少交所得稅的目的，而讓劉某將增值稅發票數額高開，此說法沒有理由。

我們庭審中向法院提交的海南當地的稅務政策、某公司的損益表等均可證實：海南某公司2003年、2004是不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稅，既然某公司不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稅，那么自然韋某沒有偷逃企業所得稅的目的。其實韋某讓劉某將發票數額高開的目的只是為了經營方便，因為如果韋某按照原價進行交易，那么某公司要將利潤交給韋某，但某公司不愿給韋某現金，而且非要將此錢通過銀行打入公司的帳戶，但韋某沒有公司，所以只好借用朋友公司的帳戶，這樣韋某取錢時很不方便，而且有風險（怕朋友的公司賴掉錢款，且又有洗黑錢的嫌疑），所以才產生了讓劉某把發票數額高開，這樣劉某就可以把某公司多付的貨款直接交給韋某。

五、公訴人稱虛開增值稅發票專用罪屬于行為犯，不屬于目的犯，因此只要有虛開的行為就構成犯罪，此說法是對法律的誤解。

虛開增值稅發票罪屬于行為犯這是毫無疑義的，但行為犯并不對應目的犯，行為犯對應的是結果犯、危險犯、舉動犯，這四類犯罪是刑法理論界在劃分犯罪的既遂形態時的劃分方式。行為犯中有目的犯，結果犯中也有目的犯，目的犯與行為犯并不矛盾。虛開增值稅發票罪屬于行為犯中的目的犯，屬于非法定的目的犯，行為人構成此罪，必須主觀上要有騙取國家增值稅的主觀目的。

六、公訴人稱最終劉某及其上家沒有將收取的17%的稅款如數上繳國家，因此國家的稅款得到了流失，韋某的行為因此有社會危害性，此說法無法律依據。

根據增值稅發票政策的相關規定，增值稅的進項稅額就是由賣家代收的，賣家將代收的稅款是否上繳不是買家需要考慮的，也是買家無法控制的。因此，劉某及其上家沒有將稅款上繳造成國家稅款流失的責任不能算在韋某頭上，與韋某無關。

綜上，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韋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任何犯罪都要主客觀相一致，即不僅客觀上實施了犯罪行為，主觀上還要有犯罪故意，并且該種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侵犯了犯罪客體。本案韋某雖然客觀上實施了讓他人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但因其主觀上沒有騙取國家稅款的故意，也沒有侵犯國家的稅收征管制度，沒有任何社會危害性，國家的稅款不會因此行為受到任何損失。主觀要件和客體要件均缺乏，韋某的行為只是一般的違反稅收政策的行為，不構成此罪。另公訴機關脫離單位犯罪，直接追訴自然人也顯然不妥，指控不能成立。因此懇求法庭能夠對韋某做出無罪判決.

第四篇：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例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例

不久前，××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進行公開宣判：被告人××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違法所得人民幣１２萬元予以追繳。這個在沒有貨物銷售情況下，伙同他人虛開增值稅發票，給國家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并在外潛逃了五年

之久的案犯終于受到了法律的嚴懲。

一

××１９６５年出生在××一個小鄉村。初中畢業后，在當地某企業打工的他看見許多人開公司發家了，也萌動了開公司發財的念頭。１９９３年，２８歲的××搖身一變，當上了××寶龍電器設備公司的法人代表，有了經理的頭銜。但他沒有想憑自己的勤勞和智慧發展公司，他想的是“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兩年過去了，“橫財”遲遲沒有砸到他的頭上。就在××苦苦尋找發財機會時，１９９５年４月的一天，××遇到了楊恒俊。楊恒俊向××指點迷津：增值稅專用發票就是不盡的財源。

楊恒俊和××合計，干脆將寶龍公司悄悄地變成專開增值稅發票的公司，業務對象由楊恒俊介紹，發票由××開，楊恒俊按××所開專用發票價稅合計數的百分之一給其作回扣。兩人一拍即合。

二

具有法人資格的公司是現成的，只要有“業務”就可將大把大把的鈔票塞進自己的腰包了。兩人利欲熏心，他們的“專開增值稅發票的公司”很快開張了。楊恒俊首先介紹來廣西欽州市物資局那彭物資站。為了“行事安全”，他們跑到上海某招待所內進行交易。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按照楊恒俊的指示，在沒有貨物購銷的情況下，給對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６份，價稅合計２５０４萬元，稅額４２５．６７萬元，這一次，××從中非法獲得２．５萬多元。

牛刀小試，馬到成功，嘗到了甜頭的××開始大干：事隔兩天，４月１０日，他向安徽固鎮縣凱達物資有限公司一下子虛開專用發票６份，價稅合計４７６３萬元，稅額８１０萬元；接著又向安徽固鎮縣化工總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１０份，價稅合計５３５８萬元，稅額９１１萬元。××瘋狂了，一次比一次數額巨大。他本人則一步一步滑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三次作案時間只有一個星期左右，短短幾天的時間內，２２份專用發票，平均每份價稅合計近５００萬元。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一周內竟然開出１．４９１億余元的增值稅發票，稅務部門和司法機關開始對其關注。

５月５日，××市人民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立案偵查。傳訊室里，××百般搪塞和抵賴，但在政策的感化和強大的審訊攻勢下，最終他的精神防線崩潰，××交待了犯罪動機和過程，并坦白了藏匿專用發票存根聯的地方。根據××交待的線索，檢察人員在其樓房二層下水管的焊接處，獲取了專用發票存根聯。

就在此時，××跑了，這一逃就是五年。

三

五年中，××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為了抓獲他，公安部門發出了全國通緝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０日，潛逃五年的××終于在安徽銅陵落入法網。

××終于受到了法律的嚴懲。但有關部門認為，按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規定，所開出的發票都應有產品合同、入庫單、銀行匯款等作為依據；開辦具有一定納稅人資格的公司必須具備資金、場地、倉庫、產品四個條件，才能領帶增值稅發票，而且發票數額有著嚴格限制。就此而言，我們有關職能部門的監管力度仍需加強。

另據了解，××的“入門師傅”楊恒俊涉嫌特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近日已被檢察機關起訴至××市中級人民法院。他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５年４月，在沒有貨物購銷的情況下，單獨或伙同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３８份，價稅合計人民幣２億余元，其中虛開稅款３８００余萬元，楊恒俊非法獲利２０余萬元。

第五篇：淺析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成因

法學11-1班 張瀚辰 110714107

淺析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成因

——金華縣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

1994年，我國建立以增值稅為主體稅種的新的流轉稅制。增值稅的特點是層層抵扣稅款，生產者只需就本生產環節增值的部分繳納稅款，避免了重復計征的弊病，使稅制簡明、公正。增值稅形成了一根鏈條，在這根鏈條上，上串下連的環節就是增值稅專用發票，它保證著鏈條的完整性和有效性，關系著稅制改革的成功與否。而觸目驚心的全國第一大稅案——金華縣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就是在這時發生的。

一、觸目驚心的全國第一大稅案

從1995年3月至1997年3月，金華縣共有218戶企業參與虛開專用發票，開出專用發票65536份，價稅合計 63．1億元，直接涉及虛開專用發票的犯罪分子154人，黨政干部、稅務干部24人。案件涉及全國36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和計劃單列市的3030個縣、市的28511戶企業。此案涉及企業之多、范圍之廣、歷時之久、數額之大、涉案犯罪分子被判重刑人數之多實屬罕見，也是1994年以來全國發生的1442 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審理中絕無僅有的。

1997年1月8日，江蘇省姜堰市檢察院的調查人員來到浙江省金華市國稅局稽查分局，出示了一份價稅合計36萬元的增值稅發票，受票單位姜堰棉紗廠已承認此票為虛開，此行他們需要通過金華稅務部門向開具此票的“金華市安達物資實業公司”調查取證。金華市國稅局稽查分局立即派人協查，按發票上標明的地址找到的卻是某機關大院，壓根兒就沒有這家企業。公安民警與稅務稽查人員深夜伏擊，抓獲了吳躍冬，并從埋入他家墻內的保險箱里搜出增值稅發票6本、發票專用章14枚、稅號和銀行賬戶印章14枚、公司印章6枚及大量現金、存款等。據吳躍冬交代，從1996年6月至案發，他共騙購專用發票52本，采用各種非法手段，在半年多時間里共虛開價稅合計1．1億元，造成國家稅收損失1508萬元，案件涉及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28個縣。此外，由他妻子單獨虛開的價稅合計近7000萬元，造成國家稅收損失1014萬元。在吳躍冬案偵破后短短幾個月中，金華市、浙江省和國家稅務部門僅部分查實，就發現金華縣轄內虛開增值稅發票價稅合計高達10多億元。冰山一角，暴露出這個縣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活動的猖獗。經查，在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期間，金華縣共有218家企業參與虛開增值稅發票，共虛開增值稅發票65536份，價稅合計63．1億元，其中稅額9．2億元，涉及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受票單位已經申報抵扣，造成國家稅收損失7．5億元。之后司法機關抓獲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嫌疑人89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數額巨大的犯罪分子胡銀峰、吳躍冬、呂化明被一審判處死刑。涉及此案的黨員干部分別受到黨紀、政紀、法紀的追究。

二、地方保護養癰遺患

地處浙江中部的金華縣是國家級商品糧基地縣，農業人口占全縣總人口的95％，工業基礎薄弱。近年來，這個縣的某些領導干部，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而是錯誤地提出“引進稅源”，擅自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但沒有嚴格實行“以票管稅”，反而自上而下地鼓勵“以票引稅”、“低稅競爭”，爭奪周邊市縣稅源，以填補“以支定收”的財政稅收缺口。他們置國家稅法于不顧，隨心所欲，疏于職守，給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致使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活動愈演愈烈。稅制改革后，金華縣的某些領導干部對稅收法規政策不甚了解。為了所謂的“低稅競爭”，縣有關部門打出招商引資廣告，聲稱：凡在縣工業小區辦企業者，增值稅前三年全免，后三年減半。這項無視國家稅法規定的“優惠政策”，在遭到嚴厲批評后，不得不收回。但縣財稅局負責人依舊提出實行“保底征收”，指示下屬財稅所“對外地的企業以收稅為前提，政策上放寬”，借口“新稅制的實行起碼要有三年的磨合期，有許多問題需要試驗、需要探討”，鼓勵“可以適當地打點擦邊球”，并且作出了違背國家政策法規的“背景解釋”，在全縣財稅系統造成了嚴重思想混亂。查案中發現，金華縣不少財稅所管理混亂，未經認定就給那些“皮包公司”以一般納稅人的待遇，有的上級明確不予認定的企業，也照樣給它們發售增值稅發票。有些稅務干部不按“驗舊換新、限量限額、審核報批”的規定辦事，卻私自將增值稅發票送上門，拿多少算多少，以致案發時竟想不起哪本發票在哪家企業。

三、以權謀私助紂為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偷騙稅的犯罪活動往往與腐敗現象交織在一起。一些犯罪分子為了打開稅務征管的缺口，采取拉攏腐蝕的手段，在干部隊伍中尋找代理人，而某些意志薄弱的干部不惜踐踏法律，為犯罪分子開綠燈。稅務稽查大隊是掌握執法大權的重要部門，而金華縣原擔任稅務稽查大隊大隊長的楊尚榮卻貪贓枉法，為虎作倀，極力庇護虛開增值稅發票的犯罪分子。當他得知稅案的“一號人物”吳躍冬被警方拘押后，便迫不及待地到處游說，試圖把吳帶回縣里“處理”。后來，查案風聲越來越緊，他就指使虛開數額最大的胡銀峰外逃。隨著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的泛濫，金華縣相繼有不少國家干部陷入腐敗的泥沼。犯罪分子侵吞大量國家稅收而暴富后，便掏出大把的錢來“答謝”那些“照顧”他們的干部，而這些干部眼看這些犯罪分子一本萬利，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豐厚的回報。在此案被判刑的干部中，就有14人犯有受賄罪或貪污罪，其中，原縣國稅局稅務稽查大隊大隊長楊尚榮被一審判處死刑，曾任縣委書記的原金華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葉國梁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5年，原縣檢察院稅檢室副主任戴利明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20年，原孝順財稅所所長陳剛、原白龍橋財稅所副所長張巖、原羅埠財稅所所長朱錦平、原白龍橋財稅所所長戴志建、原羅埠財稅所副所長胡懿群等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

四、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的特點。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可以明確的說是1994年1月1日實行增值稅制度以后逐漸出現的市場經濟條件新形勢下新型犯罪種類。此類違法犯罪對照法律條文講：是違反刑法第205條之規定，就是以無中生有或以少開多手段，在增值稅專用發票上開具虛假稅款額且情節嚴重的犯罪行為。主要形式分為：以營利為目的為他人虛開、以逃稅為目的；為自己虛開、以逃稅為目的；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以營利為目的；介紹他人虛開以及其他目的的虛開等多種行為。

虛開增值稅發票行為區別于一般經濟犯罪，且固有它自己的一些特點：

1、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具普遍性。新型的增值稅制度雖已實行多年，但是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從計劃經濟轉換過來的，人們的納稅意識到行為習慣還沒有能夠得到扭轉。且由于存在著增值稅專用發票額可以依法抵扣納稅款的制度，還使得不少社會閑散人員也加入此隊伍專業從事此行，不惜以身試法。

2、漸成氣候且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因為增值稅專用發票額可以依法抵扣交稅款，動這些腦筋的人才多了起來，正好合一些從事此行的社會閑散人員或不法人員的心意，以“虛開的所在地的財政和稅收并沒受損，減少了虛開者所在地以外的地方稅收收入”之說加以渲染敘述，說服公職人員，因而也導致了相關工作人員產生“何樂而不為” 的想法，甚至積極主動參與其中，為不法行為大開方便之門。

3、團伙作案并跨地區作案致難以查處。有些不法分子利用那些因故停業而沒有注銷的企業名稱，以私刻的章印以他人之名虛開以及利用虛假身份資料、虛假的合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這些類似情況在跨地區、各地工商，稅務部門的相關信息難以互通，使得犯罪分子利用地區差和時間差得以逃脫監管而得逞。

五、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的成因。

通過剖析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同樣如此：

1、其主要形成原因：稅制與相關環節不配套。增值稅是我國借鑒國外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形成的一種征稅形式，因其可以抵扣利稅，對企業較合理，但由于它的不全面性，不涵蓋所有商品和勞務，導致目前還有不少品目仍然保留營業稅，消費稅的征收尚未普及。

2、行政管理之間協調不力。當前、我國的依法行政做的很實，但在現實中行政管理之間協調明顯不力。譬如：稅務在認定一般納稅人資格核實時，僅注重某單位或公司的辦公場所的存在，對于已變更項目的卻沒辦工商變更登記的情況下，仍照發給增值稅專用發票，致使虛開行為逃避了有效監督。而工商部門只負責登記和相關行政管理，對申請人是否利用假名、假址、假身份辦理真登記不加辨別，甚至坐堂核實經營場所和使用的聯系方法等，從而為不法人員稅務辦證和領取增值稅發票創造了有利條件。

3、相關執法與宣傳不到位。稅收執法是稅法得以有效實現的關鍵環節。但目前國地稅分設，機構之間缺乏統調、裝備落后，對稅務的控管宣傳程度不高，且缺乏全方位、高效地信息情報及宣傳網絡，故對涉稅犯罪的行為反應慢且至監管不力，加之社會面的法律宣傳不到位以及1997年之后由公安偵辦的涉稅犯罪均由稅務先查實后才移交，原稅務查證在刑訴中又不具備證據效，需重取證，致

使本來警力不足、經費就嚴重缺乏、在偵查中受到處處制約的公安機關，面對繁雜的、面廣量大的涉稅犯罪行為查處打擊顯得蒼白無力。

4、暴利與私欲驅動致“雙贏”。經濟案件不同于一方受損的搶劫、詐騙或侵占等經濟類刑事案件，這里的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卻出現了所謂的“雙贏”的皆大歡喜局面，虛開者得到2%-8之間不菲的手續費，而接受虛開的一方也得到了抵扣逃稅的目的。直觀上看沒受害者，而實際上損失最大的是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