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間地帶讀后感

“中間地帶”革命，成敗端看機緣

毛澤東的成功之處就在于，他一直毫不動搖地為中共革命奪權的成功著想，對蘇聯的意見始終堅持有利則順勢發揮，不利則巧為應付，絕不跟著莫斯科的指揮棒轉。這也是毛澤東之于中共革命的意義。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黨能否走到它的1949？偶然性對于歷史進程的影響，于此亦可見一斑。

但凡接觸過一點馬列，對于“外因/內因”“偶然/必然”這類概念（也可以說是分析框架）都不陌生。按照教科書里的標準說法：事物的內部矛盾為事物發展的內因，事物的外部矛盾為事物發展的外因。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發展的外部條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必然是事物聯系和發展中一定發生的的趨勢，偶然是事物聯系和發展中不確定的趨勢。兩者對立，是事物發展的兩種不同趨向；兩者又統一，必然通過大量的偶然為自己開辟道路，偶然是必然的表現形式和補充；二者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聽起來有點玄乎，用起來也就有點迷糊，分析具體問題時往往做不到那么“辨證”，而是容易過于強調內因和必然，甚至淪為“唯意志論”，“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這在內地出版的“中國革命史”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謂予不信，就請翻翻通 1

行的歷史教材，可能史料有增刪話語有翻新，但結論一仍其舊。

當然，歷史教材不是歷史撰述的全部，想讀立場更為客觀的史書亦非難事。僅以所謂“中國現代史”（1919—1949）來說，楊奎松先生的幾部著作就不失為比較好的選擇。2008年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盡可能地運用了國民黨方面的史料來展示國民黨對共產黨政策形成和變化的過程，讓人們對國共關系的認識更為均衡全面；今年推出的《“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如本書副題所言，則是把中共革命的緣起、推進、挫折以及成功納入國（黨）際互動的視野進行解讀，從而說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其實與國際局勢的變化干系甚大，很多時候都是不以中共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正像作者在本書再版序中所說：“歷史的演進實在太過復雜了，少了任何一種因素恐怕都構不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歷史。有時，我們必須承認??在任何一個革命時代，偶然性永遠都會起著戲劇性的作用，并因此成為總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歷史上的那些成功者實在是太過幸運了。在那樣長的歷史進程當中，一步踏錯，或某一個事件沒有發生，或發生得太早或太晚，歷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種結局了。”雖然現在早已不是狂熱崇拜政治領袖的時代，但對這段歷史的認識未必已很客觀公允，因而這本“舊書”（1991初版，今次修訂再版）還

是頗值一讀。如果能與《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楊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蘇關系史綱》（新華出版社2007年版）的第一卷（1917—1949，楊奎松撰稿）對照著讀，也許效果更好。

所謂“中間地帶”的革命，原本出自毛澤東的說法。1946年8月6日，毛在回答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關于美國是否可能舉行反蘇戰爭的問題時說：“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毛選第四卷）這里提到的“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就包括統治中國的國民黨，“中間地帶”的革命也就是共產黨在美蘇兩國中間的緩沖地帶反對國民黨的革命。當然，若忽略這個說法的特定背景，就可以將其理解為中共在國際背景下進行的革命，時間不限于抗戰結束之后，地域也不限于美蘇之間（從中共建黨到新中國成立的近三十年時間，就對中國的影響而言，美蘇兩國自不必說，日本也不能低估，所謂“感謝日本侵略”的說法即為明證，并且早期主要是蘇日對抗而非蘇美較量），這應該是作者以此來為本書命名的用意（因為毛的這

個說法并非對中共革命史的整體認識），也是作者進行歷史敘事的獨特視角。

其實，單就歷史事實來說，基本并不存在一個可供中共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發揮的“中間地帶”。由于“以俄為

師”，更重要的是離不開蘇俄的援助，中共從誕生—蘇俄輸出革命的結果—那天起，中經北伐、暴動、抗日，其一舉一動幾乎都受到蘇俄及其主導的共產國際的左右（只有上世紀40年代初的幾年一度與蘇聯中斷聯系），而早期干脆就是“奉（蘇俄及共產國際之）旨”革命，但失敗了卻要臺前的中共領導人“背黑鍋”。比如作為中共的第一代領袖，陳獨秀不乏真知灼見或標新立異之處，但他無論對錯都得服從莫斯科的指令，包括承擔本應由莫斯科來承擔的革命失敗的責任。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公開打出了“蘇維埃”革命的旗號，走上了全盤蘇化的道路。一切都由莫斯科說了算，結果使黨內教條主義盛行，自身“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日本在這個時候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蘇聯由此改變策略。戰后，我黨力量已非吳下阿蒙，但仍舊不能放開手腳“我的地盤我做主”。日本戰敗后，毛澤東原想就近拿下華北、華東，但蘇聯卻與美國商定長城以內歸美國，且做出了戰后東北的援助只給國民黨的決定。眼看中國只能走進“和平民主新階段”了，我黨也已經準備交出軍隊、派人參與聯合政府了，誰知美蘇冷戰大幕拉開，中共革命的地位驟然上升而重獲蘇

聯支持，加上國民黨的不堪造就，這才將中國收入囊中。成敗不由自己，起伏端看美蘇，以至連毛澤東自己都感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辦法？”（本書540頁）好在，他是歷史的勝者。

大國主導的國際形勢變幻莫測，充分說明意識形態并非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固守不易，這種一切服從利益需要的做法在蘇聯身上表現尤甚。它既可以為了對抗日本而一度不支持國民政府北伐，也可以為了對付德國而與日本簽定妥協條約，更不用說為了抗擊法西斯而與日后的對手美國結盟。換句話說，革命者固然要有自己的理念，但也要懂得采取靈活的策略，以因應特定的形勢，此即革命者的“道術勢”。其實，舉凡欲成大事者，都能為了理想或伸或屈，以至于其奉行的理念有時顯得模糊不清。

孫中山為了重起革命爐灶，雖然堅決不同意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但依然與蘇俄合作，全面效法俄共，欲造“黨民”、“黨軍”和“黨國”，并接納中國共產黨與之一道革命。借助蘇俄提攜崛起的蔣介石，曾親赴蘇俄考察，宣稱自己最革命，一度被認為是國民黨中被“赤化”最深的領導人。其所以如此，顯然也不是基于對共產主義理念的信仰，而是明白當時必須借重蘇俄的援助才有出頭之日。當其對蘇俄和中共產生了猜疑和忌憚，并得到英美支持的承諾后，便

毅然甩開了蘇俄，走上“分共”“反共”之路。可見，孫、蔣之親俄并非出于感情認同，而是為了蘇俄的援助。

1944年5、6月間，基于國民黨在河南戰場上的潰敗，毛澤東宣稱事實上共產黨的力量要強過國民黨，如果對日反攻非用我們不可，羅斯福很可能會選擇共產黨，直接援助共產黨，那樣我們就會變成鐵托（南斯拉夫共產黨取得了英國的援助）。同年6月14日，毛澤東又為《解放日報》撰寫紀念聯合國日的社論，希望正在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等能夠幫助中國人民解決團結與民主的問題，借以克服中國正面戰場存在的危機。7月22日，美國第一個正式的官方性質的機構——美國軍事觀察組來到中共中央駐地延安，毛澤東在其起草的歡迎美軍觀察組的社論中，把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稱作“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毛澤東還告訴美國外交官謝偉思：“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加容易合作。我們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

毛澤東和中共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親美”言論，乃是看到美國對國民黨軍事潰敗和政治腐敗的極度不滿而對共產黨卻有良好的印象，于是借機爭取在與國民黨較量中的優勢，包括美國的承認和援助，就像南斯拉夫已經做到的那樣。正如作者所說：“中共中央這時的策略手法已經運用得十分嫻熟，它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基礎

上，完全不受意識形態的束縛。它認定，凡符合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利益或適應其要求者，都是好的；凡不符合這一利益或不符合這一要求者，都是不好的。”（本書445頁）

“沒有永恒的朋友和敵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這個道理并不是只有丘吉爾才明了的。換成我黨的說法就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對最反動分子各個擊破”。事實上，毛澤東一心想為中共革命尋找到一種自主運作、發揮和創意的空間，取得特殊的地位和發言權。毛澤東的成功之處就在于，他一直毫不動搖地為我黨革命奪權的成功著想，對蘇聯的意見始終堅持有利則順勢發揮，不利則巧為應付，絕不跟著莫斯科的指揮棒轉。這也是毛澤東之于我黨革命的意義所在。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共多半走不到它的1949。偶然性對于歷史進程的影響，于此亦可見一斑。

第二篇：灰色地帶讀后感

黑與白之間那條模糊的分界線，叫做灰色地帶，灰色地帶讀后感。有可能偏于黑，也有可能偏于白。而我，就是身處那條灰色地帶的人，平衡著，不被吞沒。

我有做過努力，去靠近一方，但是我也明白其實我與它實質上存在著一條鴻溝，（因為我不是純正的黑色或者白色）而且總是無緣無故地扯入一些是非里。說實話，到現在這個年紀了，我曾經想要祈求的已經很平淡了，我只想要一個和諧的沒有所謂的拋棄背叛的生活。其他的與我無關，不管爭吵也好，背后傷人也好，我都不想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場，我要做的就是客觀加上樂觀，去為自己創造和諧的局面。

我不想讓任何人離開我，但是如果，等到必須做出選擇，我會丟棄一切客觀因素，而堅持自己想要守護的。我發現當一個人成長到一個階段時，他的思想會有所轉變，讀后感《灰色地帶讀后感》。我從別人嘴里的老實變成別人嘴里的奸詐，一切讓我覺得可怕，也許是我真的變了，或者說別人變了。變是起源于一個誤會，還是受心里一直所秉持的想法的影響，（即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或者說是從自己的立場去考量呢。無從知曉。

聽者取信一句話的程度的本能其實依賴于自己潛意識的選擇即感性的走向，那么對于一句話，就會有多重意思來解釋，甚至包括它的語氣。看你會怎么理解。

當人面對不愿面對或者到無法控制別人時，就會有激烈的言辭和一系列動作來掩飾自己的真正意圖。其實有時也會欲蓋彌彰，何必要多此一舉呢。真的不必偽裝，那樣太累，我做的沒有說要獲得什么，所以不用擔心我會從哪邊圖謀得到什么。既然不是自己的了，何必要一直糾纏不清呢。只要大家好好的就好。

我不知道，別人的固執可以怎么改變，既然不能，那就改變自己，去融合，總會有一個界點，大家都能和諧共處。我以為自己找到了，但黃梁夢醒，我還是沒找到那個點。

這篇文，若有人要對號入座，我不反對，但請明白，我沒什么多余的意思，只是發表感和自我剖析而已。別想太多。

2011.10.22 凌晨

第三篇：文化“中間地帶”發展問題及解決對策

文化“中間地帶”發展問題及解決對策

來源：磁鐵 http://www.tmdps.cn

特別是針對一些跨領域、多重性質的文化“中間地帶”，單一的政策路徑設計難以奏效，推進中難以取得預期的改革效果，因此正確處理好文化“中間地帶”問題，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更是正確處理文化建設與經濟關系的一個關鍵環節，也是如何處理好政府積極作為與尊重產業規律的矛盾，協調好政府、市場和文化單位三者動態關系的關鍵節點。

制度設計空缺產生文化“中間地帶”

文化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文化體制改革具有系統性和協調性問題，因政策與實際情況脫節，導致政策的針對性差而出現改革的空白地帶。同時，文化體制改革遠較單純的經濟領域改革復雜，文化生產和服務存在特殊的價值引領和文化導向問題，存在著權力、利益和價值的矛盾關系，關系到國家的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的導向。文化“中間地帶”存在的原因非常復雜，必須加以區別對待。

1．文化單位改革轉型中有很多領域既有經濟屬性，也有公共服務屬性，很難單純以產業屬性或公益屬性來區分，因而成為文化體制改革中的“中間地帶”。在當前國家執行各行業“十二五”規劃期間，總結十一五文化建設的成就，更加充分認識文化體制改革的復雜系統性，總結存在的問題，找到癥結，會更加有利于推進改革。比如在出版行業，除了幾家出版社保留事業性質之外，絕大多數出版單位都要求轉制為企業。截止到20XX年底，中央各部門各單位177家出版社，約占我國出版社總數三分之一，已全面完成轉企任務。除１家出版社停辦退出，其余176家都已換了“企業身份證”。實際上按照現在的分類標準，有的一家出版社本身就可能兼跨兩種屬性。比如民族出版社，依據我們分類標準的規定，民族語文類的出版物就是公益性的，漢語文字讀物就是非公益性，就該回歸產業走市場；人民出版社是公益類出版社，可其很多出版業務卻是面向市場的產業化行為，顯然又與公益性定位和身份歸屬相沖突。民族出版社的定位和職能劃分中，包含了公益性和產業性，“一社二性”無疑給它的運營和壯大帶來了束縛手腳的政策障礙。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人民出版社，因為作為公益性事業單位，它該如何定位和解決好副牌東方出版社的產業發展問題？與此相類似，在出版社轉企改制的推進中，盲文出版社是被劃分為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不必轉企改制。但它的具體運營管理是否也可以允許引入社會資本，增強提供服務的能力問題。

因此，經營性產業和公益性事業是一種互補和可轉化的功能類型區分而已，文化的價值屬性內在地規定了不同形態文化的公益性特性。制度設計中要有統一的實施政策細則，不能在文化單位轉企改制中背靠扶持性優惠政策，享受事業單位的補貼和財政扶持，又去市場上進行不公平的競爭，無意之中相關的政策給市場帶來了不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困境。

2．從文化體制改革政策的實施效果來看，由于沒有根本性、系統性制度設計，有的改革制度設計存在著缺失，特別是文化單位類型劃分標準偏于粗疏。在這一輪文化體制改革中，市場化是文化管理變革的方向。因此，明確劃分文化領域不同行業文化單位的屬性，明確了公益性文化服務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分屬問題，把具有產業屬性的文化單位復歸市場，借助于市場性機制搞活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成為改革的方向和路徑設計的宗旨。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這個標準也還存在很多問題，對于部分文化行業的特別領域或“中間地帶”就存在著政策適用性難湊效的問題。電視臺、報紙雜志都是內容產業，因為內容側重點不同（電視臺主要是頻道的差異）就采取不同方向的改革路徑，這實際上是一種靜態化的觀點，人為割裂了同一文化單位的不同側面，不太符合全媒體傳播環境下媒介融合的整體發展趨勢。在媒體領域的這種人為切分，在網絡傳播中就消弭了界限。特別是“三網融合”從技術層面打破廣電、電信、互聯網分業經營的格局，必將重組文化產業鏈。它將極大推進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并為文化產業的內容創造提供機會。未來傳統的文化業態將發生根本轉變，逐步實現報紙、廣播、電視、雜志、音像、電影、出版、網絡、電信、衛星通信等媒介形式深度融合。數字內容產業的系統開發，將實現信息跨媒共享、資源跨行配置、文化跨域交流，極大地刺激文化產業的飛速發展。而現在的設計思路恐怕難以破解現實的困惑和適應未來發展的趨勢。

3．實施性路徑和程序型設計規定不宜太明確，否則很容易限制地方的改革和探索。一方面，程序性或技術性規定，在文化體制改革政策落實中是改革推進的一些關鍵環節，如果沒有程序化、沒有標準化，很多管理制度和政策就會流于空泛難以落地實施，推進改革就必須要把實施的舉措具體化，同時一定要有一種系統性的設計，完善配套的改革措施。因為文化行業和門類的復雜性，同樣的改革卻因為隸屬關系、計劃經濟時期帶來的行業系統的差異而呈現出了復雜性。比如同樣是文藝院團改革，文化系統所屬還是隸屬于其他的行業部門，在改革的條件、具體實施政策等方面就涂上了部門“行業”的色彩。另一方面，針對具體的改革實施路徑和改革實現方式等問題，又必須尊重地方政府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創造性解決實際問題，為地方的創造性預留空間，避免國家政策沒有考慮各地發展的實際，一刀切地推行同一個政策，忽視了各地發展的實際和實際問題的復雜性，難以取得預期的改革成效。

解決文化“中間地帶”問題的對策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制約等原因，文化建設的資金缺口往往成為文化發展的瓶頸。但制度設計的創新，往往能夠突破運營資金短缺的瓶頸，促進文化服務的實現，解決了政府資金供給不足和文化服務供給短缺的“雙重失衡”。針對不同文化“中間地帶”類型，要創新不同的文化政策，尋求文化管理機制的有益探索。

1．產業形態明顯但公益性更加突出的文化類型。針對公益性強和意識形態弱的公共性服務文化內容，政府的角色是對這類文化單位既要松綁更要扶助，支持的同時探索多種形式參與，鼓勵社會資本進入，甚至參股、控股，以保障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演藝行業作為經營性文化產業類型，主要依托市場的機制來運作，因此市場化成為國有院團改革的路徑設計。但演出產品具有傳承文化、構建社會價值的文化功能，公益性特征凸出。特別是各種非物質文化形態的演藝品種，更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寄托和心靈家園，成為維系民族記憶的生動載體。作為一種藝術表演形態，演藝產業反映了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特質，其本身具有傳遞文化精神和藝術美感的作用，對社會和公眾具有美育的責任。演藝產業同時也是完善城市服務功能的重要內容和載體，具有提高城市品質，樹立城市形象，增強國家（地區）軟實力的重要作用。

2009年9月成立的貴陽交響樂團，建立了一種新的“政府支持+民企贊助+董事會運營”的模式，體制和經營模式上體現出了創新和示范的意義。貴陽交響樂團以民營資本為主，管理上也更接近西方發達國家交響樂團的管理體制。作為中國首家民辦公助交響樂團，交響樂團的管理運營由董事會負責，星力集團每年注資1200萬元，市政府每年注資200萬元，并將貴陽大劇院交付樂團用于辦公、排練和演出。貴陽市政府每年還將定期購買樂團的音樂會門票，用于向社會普及推廣交響樂藝術。貴陽交響樂團的這種模式，既滿足了我國民眾對交響樂藝術的需求，又解決了因為消費水平低無法形成有效市場的培育，更為交響樂藝術院團的資金需要尋找了突破口，拓寬了政府之外多樣化的資金來源渠道，從而保障了文化服務的有效供給。星力集團對貴陽交響樂團的投資和貴陽市政府對交響樂藝術的支持，為我國交響樂團的建設提供了一種可借鑒的典型，探索社會力量介入藝術投資的社會再分配機制的形成。

2．公益性形態凸顯，但又必須做產業化運營的文化類型。比如如何對待公益性更為突出的學術期刊的產業化經營問題。新一輪新聞出版體制改革中，根據不同類型報刊分類區別對待，把產業化和市場化作為改革的方向。以時政類和非時政類作為劃分報刊的標準，時政類則是公益性，非時政類則是產業性，并且以此作為是否可以采用產業化運作歸類的界定標準。這個標準人為割裂了同一文化單位負載功能的不同側面，有必要進一步完善細分報紙期刊的類型。比如，如何對待公益性更為突出的學術期刊的產業化經營問題？我們國家源于以往區域性和層級制的行政管理體制，形成了不同層次的期刊，如今把全國的期刊放在同一個市場平臺前平等競爭，如何處理好不同的刊物所享有的體制內或行業內的優勢與市場競爭之間的關系與平衡，將是新一輪報刊改革的著力點。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最新統計資料，2009年全國共出版期刊9851種，各類期刊的所占數量分別為：①綜合類485種；②哲學、社會科學類2456種；③自然科學、技術類4926種；④文化、教育類1204種；⑤文學、藝術類631種；⑥少兒讀物類98種；⑦畫刊類51種。在近1萬種期刊中，真正走向市場的大眾化期刊比重很小，絕大多數都是學術類期刊。而學術類期刊，不論是人文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技術類，都肩負著傳播文化、倡明學術的使命，不同的期刊經營狀況千差萬別。因此，若依據現在的標準把大多數學術類期刊推向市場，那么很多就會墮入靠賣版面借以求生存的危途，無法保證學術期刊的水平和質量，不僅傳播學術文化的目標無法實現，也阻遏了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信息服務責任目標的實現。在英法等歐盟國家，新聞出版產業是作為特殊產業來對待的，新聞期刊業在稅收方面享受優惠政策，稅率低為5%，英國對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等學術類出版機構不僅免稅還有財政補貼，支持鼓勵文化傳播。

3．發展產業首先要擺正政府的角色位置，合乎文化產業規律的自我約束和有限作為才能真正促進產業良性發展，正確處理好政府、市場（包含各種中介機構）和文化單位三者間的關系。政府自身在完善配套改革基礎上，要規范行為并強化產業意識，避免因“非產業化行為”干預破壞市場環境，產生產業發展的“市場擠出效應”問題。比如推進演藝產業回歸市場的過程中，“公益性演出”如何界定，需要更加明確，避免公益性演出對演藝市場的擠出效應。演藝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的作為必須適當和有限度，否則，政府的不當作為可能會直接影響演藝產業發展的市場環境，擠兌了產業空間，客觀上造成了對演出市場的破壞和不公平競爭。政府部門往往不能正確把握公益性演出與經營性演出活動之間的邊界，一些由政府部門主辦的演出活動，特別是一些國家級或國際級大型活動，大都采取非市場化的運作手段，大量贈票和對演出經營場所長時間的占用，不計成本的投入，既造成了嚴重的“市場擠出效應”，也嚴重損害了演出市場公平競爭的經營環境，使得演出企業難以開展正常的經營活動。

因此，要維護演藝產業的健康發展，政府管理部門一定要尊重產業發展規律，界定清楚商業性演出與公益性演出的邊界，減少政府組織的匯報性、獻禮性演出活動。堅決杜絕贈票，即便是公益性演出也要通過市場化機制，采取低票價窗口售票的方式。對于節慶性的廣場演出，政府要加強規劃和引導，由民間組織或行業協會承辦，文化館站和專業藝術院團幫助輔導，以提升演出質量。這既有利于真正熱愛藝術觀眾群體的培養，也不會破壞和影響其他商業性演出的票房，積極培育演藝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4．在文化體制改革路徑設計和實施操作中，統一規定和具體實踐都要留有足夠空間，尊重基層和地方的首創精神。特別要允許鼓勵地方政府采取靈活的方式舉措經營不同的文化單位，不論是事業單位轉企改制還是轉換經營體制機制，不宜做硬性的規定，允許各地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探索。比如在演藝產業市場化改革方向目標不變的前提下，不論是圍繞演出院線建設的演藝產業鏈建設,還是不同層級不同類型的藝術院團的改制或轉換機制問題，在改革整體推進的前提下一定要允許不同地區根據各地區實際創造性地創辦文化組織運作形式，不宜一刀切。實踐中已經涌現了一些創造性探索：東莞市與北京保利劇院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東莞市保利玉蘭大劇院管理有限公司，全面負責東莞玉蘭大劇院及其附屬設施的經營管理。把保利劇院管理有限公司的演出資源、管理經驗、品牌效應，完美嫁接到玉蘭大劇院身上，換來劇院躋身“中國十大劇院”之列，也為當地群眾提供了豐富的文化服務內容。

同時，區別對待、分類指導作為深化國有院團改革的基本方法，就要允許地方政府的嘗試和自主性選擇，從而明確探求各類國有文藝演出院團的改革途徑。比如茂腔劇團是山東高密市的一個國有文藝院團，作為一個地方劇種，茂腔獲得了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稱號，茂腔劇團也成為了這個魯中歷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名片和形象代表。由于地方經濟很發達，當地政府每年拿出幾百萬補貼劇團，劇團每年的固定演出節目也成為活躍小城生活、繁榮小城文化的重要內容，地方并沒有改革院團的動力，也并不想把這個劇團轉企改制，而是更希望把這種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傳承和發揚。這類情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代表的文藝院團應該是具有普遍性的，但市場化程度低經費短缺往往是他們生存的根本問題，因此院團的改制與否既不是改革的唯一目標也不是第一位的問題。

總之，文化體制改革呈現出了非常復雜的狀況，文化單位類型差別很大，因此制度和措施設計要配套系統，更加明確政府管理主體、文化單位主體和其他市場化服務主體的身份，尋求不同主體間的動態平衡，處理好文化改革繁榮文化傳播價值的根本目標，從而調理好政府權力、市場利益和文化繁榮的關系。

第四篇：中間驗收報告

瑞安經濟開發區飛云新區

緯十一路橋梁工程

中 間 驗 收 報 告

浙江華光市政建設有限公司

二00七年二月五日

中 間 驗 收 報 告

本工程在2006年5月22日開工建設。由于受土地征用問題的影響，致2007年1月26日才完成橋板張拉工作,2006年12月30日完成臺帽混凝土澆筑。現已完成橋梁的下部結構及橋梁空心板預制工程。今特邀業主、設計單位、監理單位、質檢單位對本工程進行中間驗收。

一、工程概述

瑞安經濟開發區飛云新區緯十一路橋梁工程為20米單跨后張法預制應力簡支梁橋。下部結構采用鉆孔灌注樁基礎，U型重力式橋臺，柱式橋墩；上部結構采用C30預制空心簡支梁板,橋面鋪裝層采用C40混凝土。

二、施工依據

1、瑞安經濟開發區飛云新區緯十一路橋梁工程設計圖

2、《公路橋涵施工技術規范》

3、《市政橋梁工程質量檢驗評定規程》

4、《工程建設標準強制性條文》

三、施工情況

本工程嚴格按照設計圖紙及橋梁施工技術規范精心組織施工，各分項工程嚴格執行“三檢”制度。每道隱蔽工程都邀請監理工程師驗收合格后才進行下道工序施工，絕不留質量隱患。

在嚴格抓工程質量的同時，我公司對本工程的安全生產進行重點管理。對新上崗工人進行三級安全教育，并落實安全生產技術措施，施工現場委派專職安全員負責安全生產管理和監督。同時公司定期對本工程進行安全和質量檢查，使本工程做到安全防護設施齊全，及時消除安全隱患。

四、保證資料情況

一）混凝土試塊、鋼筋焊接檢驗情況：

1、鉆孔灌注樁每一根樁制作二組試塊，共60組，合格率100%。

2、橋梁空心板預制每塊板制作一組試塊，共36組，合格率100%。

3、承臺、臺身制作試塊，共8組，合格率100%。二）原材料試驗情況：

1、水泥送檢共4次，代表數量為630T，檢驗結果全部合格。

2、粗骨料共送檢4次，代表數量為1850T，檢驗結果全部合格。

3、細骨料共送檢4次，代表數量為1260T，檢驗結果全部合格

3、鋼筋原材共送檢2次，代表數量65T，檢驗結果全部合格。三）現場質量檢驗情況：

對橋梁的20根樁基礎進行小應變動測，其結果為I-II類樁19根，占總樁數的95.0%，Ⅲ類樁1根。

橋梁空心橋共抽檢10%計2塊板進行回彈，均符合設計強度要求。

五、各工序現場檢查情況：

1、灌注樁鋼筋、成樁工序檢查60次，平均合格率為95.4%，評定等級為優良。

2、橋梁空心梁板鋼筋、混凝土構筑物工序檢查54次，平均合格率為91.39%，評定等級為優良。

3、承臺鋼筋、混凝土構筑物工序檢查4次，平均合格率為86.5%，評定等級為優良。

4、臺帽鋼筋、混凝土構筑物工序檢查4次，平均合格率為89.18%，評定等級為優良。

根據《市政橋梁工程質量檢驗評定標準》（CJJ-90），該橋梁工程中間驗收自評等級為優良。

浙江華光市政建設有限公司

2007年2月5日

第五篇：中間人物

一、作者生平簡介：柳青（1916——1978），原名劉蘊華，陜西省吳堡縣人。青少年時期即

參加革命活動。193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并發表第一篇作品《待車》。1938年赴延安，創作了小說集《地雷》。延安整風后，他到米脂縣一個鄉到文書。積累了素材，寫出長篇小說，《種谷記》（1947）。1951年完成了反映陜北農民英勇支前的長篇小說《銅墻鐵壁》。1952年回到了陜西，任長安縣委副書記，不久又帶著全家到皇甫村落戶。后來扎根農村14年。先后創作了散文特寫《皇甫村的三年》，中篇小說《狠透鐵》和《創業史》。《創業史》原計劃寫四部。1959年第一部在《延河》雜志上連載，次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結集出版。“文革”發生，使寫作計劃中斷。“文革”結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個計劃終于未能完成。不幸于1978年去世。

二、《創業史》分析：故事發生在陜西渭河平原的下堡鄉的蛤蟆灘。第一部寫互相合作“帶頭人”梁生寶領導的互助組的鞏固和發展，第二部則寫試辦合作社。小說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學界獲得極高的評價。肯定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反映農村廣闊生活的深刻程度”；二是創造了一組達到“相當藝術水平”的人物。

（一）作品主旨：這是一部被譽為 “史詩”氣勢的作品。關于這部小說的主旨，作者作過這樣的說明：“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對生活的開掘——作家的杰出之處，就在于敏銳地揭示還不為許多人所注意的“生活潛流”，提示潛在的、還未充分暴露的農村各階層的心理動向和階級沖突，并向歷史深處延伸，挖掘出矛盾的、現實的、歷史的根源。小說通過活躍借貸、買稻種和分稻種、進山割竹子、新法栽稻等情節，組織起錯綜復雜的各條矛盾線索。這些矛盾著的力量最終構成兩個“陣線”：貧雇農梁生寶、高增福中間：梁三老漢等農民（趙樹理《鍛煉鍛煉》中的“小腿疼”）

富農姚士杰、中農郭世富、村長郭振山（蛤蟆灘三大能人）“廣闊”和“深刻”，這是對這部小說“史詩”性作品的最高評價。

（二）人物形象：1.梁生寶：“社會主義新人”形象A具有比普通農民更高的思想境界——創社會主義的大業；B具有克已奉公、富于自我犧牲的精神；C具有行為謹慎、老成持重，而為群眾所信任。（魯迅的農民——愚昧，被啟蒙的對象）2.梁三老漢 ：中間人物形象舊社會：三次創業，三次失敗——一無所有（饑餓、屈辱）新社會：給土地，挺直腰桿，決心實現創業夢想。復雜性格、矛盾的內心世界：A既有新社會翻身的喜悅；又因襲著舊社會留下的精神重負；B既有勞動者的勤勞、淳樸、正直、善良的美德，又有小生產者的狹隘心理和保守思想；D既不贊成互助組，反對梁生寶的“鬧騰”，又關心著互助組的一切，為兒子擔心發愁；E既老農民的古板、倔強，又有孩子般的純潔、天真和令人解頤而深思的幽默。梁三老漢：從對互助合作的反對、苦惱、懷疑、到痛痛快快地“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走過了漫長的路程，經歷了巨大的變化。思考題：從梁三老漢到陳奐生或梁三老漢與李順大（《李順大造屋》）比較。

（三）學術界對這部小說的評價出現了分歧：1.嚴家炎、邵荃麟為代表——肯定“梁三老漢”形象。嚴家炎：《〈創業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關于梁生寶形象》、《梁生寶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創造問題》。不同意評論界把這部小說的成就，歸結為塑造了梁生寶這個新人形象。他認為，小說的成就更主要地表現在成功地塑造了梁三老漢這一形象。標準：一是形象“豐滿”、“厚實”；二是“在兩條道路斗爭”中處于“中間狀態”的農民表現。而梁生寶形象塑造存在著“三多三不足”的缺陷。邵荃麟在1960年《文藝報》編輯部的一次會議上認為梁三老漢是很高的典型人物。認為這個人物“概括了中國幾千年來個體農民的精神負擔”，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邵荃麟就指出：《創業史》中梁三老漢比梁生寶寫得好，概括了中國幾

千年來個體農民的負擔，我覺得梁生寶不是最成功的，作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漢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關于“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64年第8,9期合刊。嚴家炎正式將類似觀點形成系統文章的是當時任教于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師嚴家炎。在60年代初期的《文學評論》等刊物發表的《關于梁生寶形象》等系列文章中。嚴家炎明確指出《創業史》中最有價值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漢而不是梁生寶：“梁三老漢雖然不屬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卻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和特有的藝術價值。”嚴家炎認為：梁三老漢在互助組初期表現的那種精神狀態，是有代表性的，《創業史》成功地寫出了梁三老漢作為個體農民在互助組發展過程中有過的苦惱、懷疑、搖擺，有時甚至是自發的反對；另一方面，又發掘和表現了他那種由生活地位和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終于要走新道路的必然性。梁三老漢及和他爹兩輩子艱辛創業，幻想成為個“受人尊敬的三合頭瓦房院的長者”，在一定時期內，他對新生活疑信參半，是正常現象。《創業史》不但寫出了老漢的轉變過程，也傳神地描寫了他那忠厚、天真、倔強的個性。嚴家炎因此認為：“作為藝術形象，《創業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別個，而是梁三老漢”，梁三老漢是“全書中一個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當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的人物”。嚴家炎還指出：“作品里的思想最先進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藝術形象。”“藝術典型之所以為典型不僅在于深廣的社會內容，同時在于豐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義和豐滿的藝術形象的統一，否則它就無法根本區別于概念化的人物。”——嚴家炎：《關于梁生寶形象》，《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這里的所謂“概念化人物”，嚴家炎顯然是暗指梁生寶形象。雖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的制約下，嚴家炎不能直接質疑梁生寶形象的真實性，但他仍然認為梁生寶形象在塑造上存在著“三多三不足”的缺陷，它們分別是：寫理念活動多，性格刻畫不足；外圍烘托多，放在沖突中表現不足；抒情議論多，客觀描繪不足。在后來的爭論中，嚴家炎又進一步指出梁生寶形象的過于理想化的問題。2.李希凡、柳青、馮牧等代表——推崇“梁生寶”新人形象；李希凡：梁生寶——這個形象具有的革命理想主義精神。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對嚴的觀點進行駁斥。如：“我如果對這些重大的問題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對革命事業不嚴肅的表現。”問題為什么會出現兩種不同觀點？他們各自的出發點和依據是什么？問題的焦點在哪里？柳青——肯定梁生寶的理由嚴家炎的文章引起了激烈的反響。連一貫以厚道、寬容著稱的作者柳青也忍不住在《延河》上著文反駁，在《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的回應文章中，柳青非常激動地表示，嚴家炎的這些評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問題”，對此，他不能再保持沉默。柳青指出：“《創業史》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而只有通過梁生寶這個形象，才能表現這一主題。柳青表現出如此激烈的立場，顯然是他意識到關于《創業史》的第一號主人公的爭論，事實上關涉到《創業史》的基本價值和主題。梁生寶作為柳青政治和審美理想的體現者，一直是《創業史》全部故事結構的中心，同時也是蛤蟆灘諸種矛盾的中心。為了表現這一主要人物的重要性，柳青調動了所有的藝術手段。在小說的頭四章中，全書的主次要人物，除了后來在情節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人物如韓培生、縣委楊副書記等外，絕大部分都已亮相、出場，惟獨梁生寶遲遲沒有出場。然而，未出場的梁生寶卻無處不在。人們說話時談及他，做事時盯著他，各種矛盾都圍繞著他展開。無論是郭世富與互助組的競賽與敗北，郭振山的爭勝與苦惱，姚士杰的陰謀與仇恨，也無論是梁三老漢的猶疑，任老四的悲歡，徐改霞的愛的波折，高增福、馮有萬的思考和行動，無不與梁生寶的言行密切相聯。在第二部中，雖然隨著情節的推移，人物之間的關系有了變化，但梁生寶作為結構的中心的位置始終沒有改變。因此，抬高小說中附屬人物梁三老漢的地位，實際上否定了梁生寶形象的藝術價值，也否定了柳青苦心孤詣的藝術探索。○梁生寶的價值——合作化運動在此前出現的農村題材小說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等作品中，我們幾乎看不到梁生寶這樣眾星托月的人物，趙

樹理筆下是小二黑、小芹、李有才這樣的普普通通的民間英雄。梁生寶形象的塑造，也是《創業史》超越反映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同類題材的作品如《山鄉巨變》與《三里灣》的地方。在柳青的理解中，《創業史》并不是通過梁三老漢的選擇表現農民的成長的“現實主義”小說，而是通過梁生寶的形象創造出中國農民的新的本質，《創業史》不是一部以故事為主體，通過情節與敘事來描述本質形成過程的“成長小說”，而是一部通過主人公的性格來展示已經形成的階級本質的帶有強烈象征性的現代小說。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創業史》作為一部經典的“60年代”作品，它已經接近于“文革”時期的主流文學作品——或者說恰好是《創業史》以及類似的作品開了“文革”文學的先河。○否定梁三老漢的理由——新舊農民的不同梁三老漢雖然經濟地位不盡相同，但梁三老漢與高增福、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并沒有本質的不同，甚至與土改中被鎮壓的楊大剝皮、呂二細鬼都沒有什么真正的區別。高增福是想發家因運氣不好而發家不成，梁三老漢的夢想是做“三合頭瓦房院的長者”，郭振山的“五年計劃”是趕上富裕中農郭世富的生活水平，梁三老漢最后之所以認同兒子的道路，是因為終于“穿上一套嶄新的棉衣，在黃堡街上暖和而又體面”，“一輩子生活的奴隸，現在終于帶著生活主人的神氣了”??正因為最終只能從物質的層面上理解社會主義，梁三老漢在思想意識上其實并沒有脫離“封建農民”的范圍，即使可能因為某種原因參加到合作化運動中來，但由于他們沒有形成社會主義新農民的真正自覺，因此，隨時都可能離開革命的陣營。梁生寶這一點，梁生寶看得很清楚，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不管梁三老漢愿意不愿意，走“自發”的道路就是想變成財東去剝削窮人。這正是梁生寶不同于舊農民的地方，在梁生寶這里，社會主義已經變成與生俱來的信仰。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農民畫廊中，這的確是一個全新的形象。○重評“柳青現象”

80年代末期，在上海學者發起的“重寫文學史”的活動中，一篇重評“柳青現象”的著名文章如此評價《創業史》：誰才是真正的典型的形象？如果柳青能正視中國農民的落后性、狹隘性，挖掘出它的歷史文化根源，和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演變過程，倒或許能很好地實現他的史詩愿望。但柳青為了實現他的理想人物的典型塑造，輕易地從梁生寶身上剔除了這一性格內容，從而削弱了生活真實性深度和廣度，忽視了歷史進程的艱巨性、反復性。柳青把表現這種農民落后和狹隘心理的細節統統集中在梁三老漢身上，這就表達了他對歷史發展的樂觀情緒。在他看來，老一代農民身上的落后和狹隘才是富于典型性的，而新一代農民則己經擺脫歷史的陰影了。但實際情況是，正因為梁三老漢這個人物比較全面準確地概括了中國農民貧困屈辱的歷史，以及因為這種貧困屈辱而形成的落后狹隘、裹足不前的性格側面，同時又表現了中國農民勤勞、樸實的性格側面，他反而成為《創業史》中概括變革中農民心理的復雜變化過程最生動、最典型的形象。—宋炳輝：《“柳青現象”的啟示——重評長篇小說〈創業史〉》，《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這篇文章還認為，柳青的《創業史》中存在著深刻的價值矛盾，即單一的政治視角對人物塑造的制約和感性的生活體驗對作品人物的生動性的強化之間的矛盾。這使得在總體上，作品被夸大了的理論體系籠罩著，它鉗制了生活的真正豐富多樣性，從而妨害了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本質特征的不斷追尋和藝術表現。導致“柳青現象”的原因在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非科學的簡單化的信仰，這種“建立在封閉狹隘的理智基礎”上的信仰使作家喪失了獨立的自主性，使他不是從自己的體驗和領悟出發去補充、修正或者改變現存的理論框架，而相反用“先驗”的理論框架去規范生活、篩選生活。這最終導致了“人物服務主題、事件演繹主題、主題證明政治理論的怪誕模式”。○第四種聲音——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國農民”？回應這種站在“正確的政治立場”對“不正確的政治”進行的批評是非常困難的。或許我們惟一能做的，是將這兩種對農民本質的想象理解為兩種不同的現代性知識。只有將梁三老漢與梁生寶放置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知識譜系中，我們才可能發現，所謂的“中國農民”并不是一個內涵一致、固定不變的統一體，而是一個存在著千差萬別的概念。并不存在共同的“農民”經驗。“農民”是歷史的產物，而不

是自然的產物。換言之，它不是先于歷史而存在，而是在歷史中形成的社會范疇。作為一種政治身份，作為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它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性范疇。因此，只有當我們將“農民”這一身份認同作為話語或意識形態中的一個問題，置于歷史的背景中研究，或者說當我們不僅關注“農民”一詞掩蓋下的群體和個人的差異，同時也關注了該詞本身含義的變化的時候，我們才能發現根本不存在足夠的相同之處來形成一個本質性的“農民”概念。——也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我們或者可以承認，梁生寶與梁三老漢一樣，提供了“20世紀中國農民”這一現代性范疇的真切的歷史鏡像。鏈接——“真是個農民！”當我們感嘆：“真是個農民！”我們誰都能意會到，“農民”在這里被說到，不僅僅是指從事農業勞動的一個階級。而主要是指與“保守”、“厚道”、“勤懇”、“吃苦耐勞”、“吝音”、“容易滿足”等品質組合起來的某一類形象。這段評述讓我最感興趣的，是“真是個農民！”的感嘆。在我看來，曹文軒在這里以一種極具反諷意義的方式提出了一個“知識譜系學”問題：為什么一見到“保守”、“厚道”、“勤懇”、“吃苦耐勞”、“吝音”、“容易滿足”，我們就會發出“真是個農民！”的感嘆呢？換言之，關于農民的“保守”、“厚道”、“勤懇”、“吃苦耐勞”、“吝嗇”、“容易滿足”這一類品質是農民本身的特點，還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現代作家的創造呢？我們是否可以說20世紀中國文學關于農民—準確地說是對“中國農民”的本質認同緣起于一種現代知識，或者說我們對農民的認識其實是文學教育的結果，甚至可以說連“農民”這個概念都是現代性的產物呢？在著名的《東方學》中，賽伊德曾如此描繪西方對“東方”的認識：“東方學的意義更多地依賴于西方而不是東方，這一意義直接來源于西方的許多表述技巧，正是這些技巧使東方可見、可感，使東方在關于東方的話語中‘存在’。而這些表述依賴的是公共機構、傳統、習俗、為了達到某種理解效果而普遍認同的理解代碼，而不是一個遙遠的、面目不清的東方。”如果我們將這段文字中的“東一方”換成“農民”，將“西方”換成“知識分子”，我們完全可以將“真是個農民！”這一表述視為一種“依賴公共機構、傳統、習俗、為了達到某種理解效果而普遍認同的理解代碼”，借用賽伊德的理論，我們將發現，與“東方”這樣的知識概念一樣，“中國農民”也是一種大家普遍享有的“信息庫”和“資料庫”，將此資料聯結在一起的是一組具有內在相似性的觀念。這些觀念對農民的行為做出解釋。我們之所以認同這些明晰的概念并將其視為常識，不是因為它們等同于事實，而是因為這種對“事實”的解釋逐漸地改造了我們，使我們逐漸地適應了它們，并最終將這種對“事實”的解釋—關于事實的知識等同于事實本身。關于中國農民的“保守”、“厚道”、“勤懇”、“吃苦耐勞”、“吝音”、“容易滿足”的知識的締造無疑與新文學作家—尤其是與魯迅有關。魯迅筆下鄉村文化生態的落后、野蠻、封閉、沉悶和農民靈魂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與魯迅那種先覺者與整體社會、與庸眾的對立圖式有關，在寫小說的魯迅的眼中，“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小結：1.柳青等更強調的是“理想”，而嚴家炎則認為對生活的復雜性的表現更為重要。2.在藝術品評上，雙方也表現了不同的審美尺度。因為柳青、馮牧等人認為塑造理想的英雄人物既是表現社會主義新生活本質的關鍵，也是社會主義文學的核心問題。與嚴的論爭事實上就關系到“根本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