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遏止野火讀后感材料

《遏止野火》展現的是一個不一樣的布迪厄。一個站在工廠街頭，對司機，對市民發言的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戰斗者。在這些演講中，布迪厄堅定地貫徹了一個中心，即反對新自由主義，以及由此帶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觀。

在布迪厄看來，新自由主義與傳統自由主義不同在于，前者是和全球經濟，以及一種殖民方式媾和在一起的思潮。“新自由主義不是一種自發的產物，而是知識界巨大力量進行的一場持續、恒久造勢的結果”。這是一場在知識分子參與，媒體搖旗吶喊，人民群眾思維懶惰下的共謀。新自由主義在國家應該做好守夜人的指令下讓國家日益虛弱，而自由主義經濟的勝利者跨國公司取代了主權國家成為這個世界真正的統治者。在自由主義經濟表面的平等下，是大部分地區和大部分人的猝不及防。布迪厄認為，這是一種有別于老殖民者瓜分世界、分而治之的新殖民方式——“合而治之”，而全球化正是這種合而治之陰謀的合法化口號，只是我們聽得多了，謊言重復了一千遍，以為全球化真是“人類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同于貝克和吉登斯，布迪厄還認為作為現代性另一面的風險社會本質上是一種治理方式，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靈活剝削”。

關于本書的三個標題：遏止野火；抵抗新自由主義入侵的言論；為了一個歐洲社會。僅僅三個標題即已展示了一個具有國際主義傳統的左翼歐洲知識分子的形象，而隨便翻開一頁都足以打破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者及其在國內的“同謀”（這同樣是一個來自布爾迪厄的概念）所希望讓我們相信的歐洲，即一個充分就業的、民主的、“和諧”的歐洲。這樣的歐洲形象來自金融資本籠罩下的國際傳媒力量的塑造，惟其出自塑造，所以必非真實，布爾迪厄以來自馬克思的那種偉大的社會學家的批判性傳統刺穿了市場的歐洲的內里，并構建了社會的歐洲的未來圖景。

即使歐洲與中國有著如此的的差異性，但卻從布爾迪厄那里感受到了相同的緊張感，在這個資本主義時代，在無約束的金融資本的欲望的壓迫下，所感受到的那種共同的緊張感，對布爾迪厄時代的歐洲來說，這種壓迫還是蔓延的野火，而在當下的中國，則是明火執仗。作為市場的國家（a national market）竊取了國家的權威，并自命 為權威的邏輯起點，為了社會的國家（etat social）尚任重道遠。

市場可以作惡，國家也可以作惡，正如它們同時也可以致善。

當所謂新自由主義過度發展的時候，反市場化、反全球化是有其正當性的。但是，常見的卻是矯枉過正的言論，充滿道德義憤，而沒有仔細考察事物本身極其復雜的邏輯。正確的選擇也許永遠在于市場力量、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之間的某種均衡。真正的思考者不能總是不自覺地用行話發泄不滿情緒，并止步于此。

揣摩起來，覺得許多苦難或者罪惡都與人世間的某種“不平衡”有關（雖然功能主義者賦予不平等和不均衡以某種正功能），而某種自然力量會推動財富（或資源）在不平衡的地點之間流動，趨近新的均衡。

這種流動又會帶來新的問題。但是，如果大江大海，就容易產生大浪，小池塘里就只會是小小的波瀾。全球經濟一體化，當然是有好處的，產業轉移，優勢互補。但是，這樣一個大流通對社會各個方面形成的沖擊也是巨大的，不同群體在這個劇烈變遷中得失不一，抗衡能力不一，總體的增長可能伴隨著某些社會成員的徹底破產，形成無法忍受的社會危機。歐洲的問題是這樣，國內也是如此。

如果這個流動在速度和量上太大，掀起的波瀾是如此巨大，社會就會繼續依賴國籍、戶籍等制度的隔離作用，造起堤壩，保護壩內的平穩生活。關稅、各國獨立貨幣、海關、戶籍等等，都是在造圍墻，保證自己對內部事務的可控程度，減少全球市場的大海掀起的波瀾沖垮整個社會。

因此，不管是在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大流通與小隔離都有它的道理。

書中所述法國人的痛苦似乎不可避免，他們開始不得不分擔落后國家長期承受的痛苦，面對他們的低成本競爭。只有通過這個過程，發展中地區的國民才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由奢入儉難，這個痛苦的過程恐怕不可避免。

不喜歡左派的調調，不喜歡他們的姿態——或許他們彼此也不喜歡。有時候我想，左派針對的或許并非右派，而是大眾——要么喚起他們，要么背叛他們，要么憐憫他們，要么唾棄他們。右派似乎是另一種人，他們既討厭左派，也討厭大眾，于是姿態更優雅。

唯一喜歡左派的時刻，是當他們絕望時。絕望，于是疏離。遠離大眾，就離烏托邦更近些。

不喜歡河清為這本書所作的按語。擠占了想象的空間。喜歡的是這篇《沙粒》。貼出來，重新讀讀，“絕望的樂觀”：絕望，還是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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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粒

布爾迪厄

如果我說今天文化處于危險中，文化受到金錢、商業帝國和重商精神（有多重面孔：收視率、營銷調查、廣告期待、銷售額、暢銷書排名）的威脅，人們會說我夸張。

如果我說那些簽訂國際協議的政治家，將文化作品降格到凡俗產品的庸俗命運，與玉米、香蕉或柑桔等量齊觀，有意無意促助了文化和精神的淪落，人們會說我夸張。

如果我說那些出版商、電影制片人、批評家、發行商、廣播電視頻道負責人，殷勤屈從于商業流通的規律：追逐暢銷書或媒體明星，不惜代價制造和炒作短期成功，還有社交圈退讓和討好的循環交流，如果我說所有這些人與市場的愚蠢力量合作、并參與其成功，人們會說我夸張。

然而——

如果我現在提醒，要制止這部惡魔的機器，希望寄托在那些對文化、藝術、文學事物擁有某些權力的人身上，他們可以在各自的位置上和以各自的方式，給這場很潤滑的隨大流同謀游戲里摻一些沙粒，哪怕起很小的作用，如果我補充說，那些有幸在Telerama雜志工作的人（不必在最重要最顯眼的地位）處于有利位置去摻沙粒，為了信念和傳統，人們也許會例外地說我是絕望地樂觀。

然而??

巴黎，2000年9月

二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確實像“野火”一樣在世界各地蔓延不止，歐洲、北美幾成燎原之勢，除了少數微弱的異議之聲外，其已勢不可擋地成為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

作為西方反新自由主義、反全球化最重要的兩位學者，布迪厄與喬姆斯基的形象差異顯而易見——在今天的法國，知識分子幾乎都被體制招了安，只有布迪厄站了出來——他的這種悲情形象，也不免為其帶來了“法國最后一位知識分子”這樣的稱譽。但我個人覺得，對布迪厄的悲情形象陡然增色的是他的這本小書《遏止野火》。

對有心的讀者來說，布迪厄的這本小書其實并不陌生，早在四年前河清所著的《全球化與國家意識的衰微》一書中，就附譯了十幾篇《遏止野火》里的小文章。四年后的今天，國內學界環境亦有不少變化，河清再次將這本小書完整譯出，雖有他所說的“考慮到《遏止野火》的完整性”，但更為切實的用心，卻是為了在國內主流經濟學家開始遭到質疑的同時，奉上頗有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布迪厄的觀點。

眾所周知，新自由主義在英美等國占據主流地位始于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初。究其原因，一是當時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無法解決西方經濟長期陷入“滯脹”狀態的難題，這為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契機；二是隨著撒切爾和里根的上臺，新自由主義也成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國內外得到大力推行。當然，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它迎合了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向發展中國家擴張的需要。

二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確實像“野火”一樣在世界各地蔓延不止，歐洲、北美幾成燎原之勢，除了少數微弱的異議之聲外，其已勢不可擋地成為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從根本上來說，新自由主義就是要“削減國家的功能”，崇尚個人競爭，國家管得越少越好，即建立“最弱意義的國家”，在這一點上當推“新自由主義傳教士”諾齊克鼓吹最力。然而殊不知，新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集團、大跨國公司的意識形態，它要求西方國家給企業減稅，少管社會閑事，對其他國家則要求降低關稅、取消對本國民族企業的保護，而給西方跨國公司以“國民待遇”，正是為了利于它們毫無障礙地在世界范圍內吸取民脂民膏。

對于新自由主義否定具有社會民主性質的“福利國家”，削弱國家救助貧困階層的社會保障功能，布迪厄清醒地指出，我們在美國看到的、在歐洲正在形成的，是一個“國家退化的過程”，那些宣揚“最小限度國家”的知識分子集體是在匆匆葬送公共利益。而在英國和法國，則是由知識分子、記者和商人們聯手進行了一項持久的工作，將新自由主義觀點強行確立為天經地義的法則——實質則是給最經典的保守主義思想假設罩上經濟理性的外衣。

為此，布迪厄反復強調，新自由主義不是一種自發的產物，而是知識界的巨大力量進行的一場持續、恒久造勢的結果，至于“全球化”（建立“世界市場”）的口號，也是“最清醒、最無恥的新自由主義者”有目的、有意識長期宣傳的結果，“世界市場”是一種政治的創造——西方強國“合而治之”的策略——為的是使跨國公司摧毀各民族國家的經濟主權乃至政治主權，以便在經濟上控制全球。這些力量不僅受到了美國中情局的支持，也受到了一些真正企業——例如美國商會聯合會（ＡＭＣＨＡＭ）——的集中組織和引導。

在書中，布迪厄還對美國中情局長期資助一家法國雜志《證據》（Ｐｒｅｕｖｅ），讓其鼓吹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美國商會聯合會（ＡＭＣＨＡＭ）十分賣力地搞新自由主義宣傳，“１９９８年就出版了十本著作和六十多篇報告”；索羅斯作為國際金融投機的大亨，也想到建立一個“開放基金”，撥出資金到東歐和前蘇聯去“推動開放社會”；眾多美國私人基金會，都曾以資金和“民主”書籍，幫助波蘭團結工會瓦解波蘭體制；西方跨國公司和金融巨頭們從來都是通過自己掌握的龐大媒體網絡，向全世界播送為其利益服務的輿論，實施一種巨大的宣傳力量等行為多有揭露和抨擊。此外，與喬姆斯基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中一樣，布迪厄也揭露出一個嚴峻的事實——法國存在一些出讓國家主權的“精英”，他們是跨國金融資本的內應和同謀，為的是在集中的特權中分得一杯羹。

布迪厄的告誡，對于只知口誦“歷史規律”和“世界潮流”教條的世界主義迷狂者，不啻是當頭棒喝，也是一劑珍貴的解藥。在眾多同行為了權力或自身利益三緘其口，以及“媒體型知識分子”對于新自由主義推波助瀾的同時，只有布迪厄像那個揭穿皇帝新衣的小男孩一樣站了出來，勇氣頗令人敬佩，亦可見其深得法國知識分子傳統的社會批

判精神。

然而話又說回來，布迪厄的揭露性文字雖真實而發人深省，但他的一些建議，則常常失之空泛，不那么有現實可行性。也許，面對如此強大的跨國公司的力量和遮天蔽日的“野火”，他自己也感受到深深的無奈，只能是“絕望地樂觀”，做一只永遠也擋不住車輪的螳螂。不過布迪厄的意義卻也正在于此——揭露潛藏在背后的陰謀、追求現實的完美、滿懷烏托邦之夢，人類一代代繁衍至今，不正是在靠這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推動著么？

大略言之，布迪厄的社會學工作涉及范疇之寬、領域之廣、問題之繁，使人很難把握他的思想體系和脈絡。他的這本小書前后分兩個部分，前篇名之曰“抵抗新自由主義入侵的言論”，后篇名之曰“為了一個歐洲社會運動”，收集的都是其近年來在歐洲和世界各地的演講稿，文章大都不算長，與布氏的其他大部頭著作相比，《遏止野火》有什么說什么，率真明了，正如他本人所說的那樣，既不像嚴謹的著作，也因情境的多樣而顯得乏于統一，然而在字里行間，依然清晰可見布氏的主要思想和學術關懷。

國內學界向與英美學界聲息相應，自然也把 “野火”播撒到了中國。哈耶克、柏林、波普爾、吉登斯、諾齊克、弗里得曼等名字，在國內學界就一度炙手可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自由競爭”、“市場萬能”等口號也愈演愈烈，眾多學界中人、精英分子也都參與到了為新自由主義搖旗吶喊的行列中。在這本小書的最后一部分，河清就用將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做了按語，結合對國內主流經濟學界的質疑，對新自由主義在國內廣為流播的陰謀和其背后的一大批“操盤手”作了細致入微的分析，讀來不免讓人驚醒三分。

最后說一點，比之于德里達、福柯、雷蒙·阿隆、德勒茲而言，布迪厄的文字尚算不上繁復難懂，前后的跳躍也不算大，基本上還在于易懂的行列，至少從表面上看如此，不知譯者在小序中說布迪厄的文字“非常繁復、冗長，長句套短句，有時半頁也不見一個句號。所以翻譯布迪厄非常艱辛，既要忠實原文，又要中文明白曉暢，真是慘淡經營”是何之故，或許閱讀和翻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驗吧，閱讀講究一目十行，而翻譯則需要信、達、雅，是個吃力不討巧的活兒，但這本《遏止野火》翻譯得相當有水準，字里行間的布迪厄形神皆備。

第二篇：《野火》讀后感

初次聽到龍應臺這個名字，還是高一雷靈說起《目送》的時候，那時以為龍應臺是個男士，只會寫散文，感情細膩到文字戳人心扉，讓人落淚。后來一度想看看她的其他書，總是因為各種事耽擱，直到這個暑假，在學校圖書館找書，偶然看到她的著作《野火》，名字讓我想起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詩句，內心充滿好奇，其實，同很多書的相遇一樣，多半都是因為一開始的好奇，然而那些能耐得住性子往下看的書，或多或少都有些許心靈的契合吧。借到《野火》的時候，我還在忙著幫老師做事，也就每天晚上有時間翻翻，還好它是本獨立文章集結而成的書，不會被輕易打斷思路，只是時間的零碎加上我看書的不定性，直到今晚，我才勉強地看完了全本。之所以說是勉強，是因為我已差不多忘了這些文章都是哪些題目，哪些內容，若是讓我復述，恐怕難以如愿，只能就其整體，略表一二看法。

野火是什么？龍應臺也許只把它當成一柄小小的火炬，希望借由這火炬散發的光與熱點亮更多人迷蒙的心靈，啟發他們去關注臺灣的未來，乃至大陸，又或者希望它把舊的一切燒得干干凈凈，轟轟烈烈，在此之上迎接臺灣新生。在三十多年前，《野火》問世，或許有“于無聲處聽驚雷”的詫異，震動，影響了臺灣，政界人士警惕它，因為里面赤裸裸寫著對當局的不滿，他們想要壓制言論，于是我們看到龍應臺筆下的文字里也流露了這一擔心，文章發表了，可能就會被封殺，書被禁，人被約談，公開不了，因為當局不肯。但龍應臺依然寫著，并越發熱情，驚濤駭浪拍打著沿岸，總有礁石會”濕身“。那些在文字里看到理想，看到希望，卻為自己無為的平庸，空空的激動的人會落淚，會給龍應臺寫信表達感謝，那些在文字里看到”反動“，感到驚懼，冒得一身冷汗的人，也會給龍應臺寫信，善意的提醒，比起這些，攻擊來得更猛烈些，但她都一一面對了。她是個女人，性別的尷尬成為后期的一種糾纏，直到如今，不少讀者仍帶著有色眼鏡去審視這樣一位女作家，是的，她首先是女作家，而不只是作家。這種本身應該柔軟卻像一把利劍似的亮著寒冷光的女人，讓人又不由得浮想聯翩，那些想了解她生活的邊邊角角而不是專注于她的寫作的人，一開始就錯了，可她依舊坦然，冷靜地又把這些人剖個干凈。這就是文化人啊，她總能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為了該說的話，該做的事，繼續說，繼續做。但是回頭想想，這是三十年前《野火》發表時的她，還是現在的她？

在這本三十年紀念版《野火》集里，龍應臺本人對臺灣的批評占了絕大本書，另外還收錄了其他社會人士，或媒體，或官員對其書其人的看法，以及一篇訪談。這本書就像臺灣的一個小縮影，太典型，典型的東西可以反映一種思考的存在，可是并不能代表大眾都是這么認為的。看書時，總覺得，”啊，那個時候的臺灣怎么跟現在的大陸這么像呢？“高三的時候，在學校附近有家臺灣人開的小店，跟老板聊天時，老板就說過，”現在的大陸就是幾十年前的臺灣。“那時一點感覺都沒有，可看書才發現，空氣污染，河流污染，城市拆建，食品安全等等，一樁樁一件件，原來都是這個過程。臺灣比我們早走一點，那是因為我們曾經的浩劫，耽擱了建設。可這就給了現在的貶低我們自己的人理由了么？我們認為他們好的地方，那也是他們的人在批判聲中一點點搭建起來的啊。這其中，有太多歷史的問題，現在沒法談。作為文化人，龍應臺能干的也只有批判，用文字的力量去爭取，然而有多少人可以被其力量感召又最終付出行動呢？很少，所以她憤怒，憤怒地寫著，《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是名篇了，里面透露出人的冷漠讓讀者心有余悸，可這種事不就是當下中國正在發生的么？文字有不死的力量，對于永恒的經典來說無可厚非，對于短暫的（在人類整個歷史長河中來說），它的力量依舊強大，那便是照見過去，又照向未來。臺灣老板后面還有一句話，我想了很久，看書的時候再度想起，那是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可答案在哪里，也只有我們這一代人去經歷，乃至下一代人還將經歷。龍應臺的熱血，她的尖銳，沖擊到我，我幾次拿筆畫下一些句子，甚至有跟著她一起憤怒，一起批判的沖動，當時沒想那么多，可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冷卻，也會想這種同感究竟是好是壞？年輕人體內應該流淌著熱血，但這熱血一定是外溢的么？”起于轟轟烈烈，終于無聲無息“在我看來是種悲哀，要做就當做”起于無聲無息，終于轟轟烈烈“的那種，那是升華，但那不也僅是理想么？

這本書讓我感到可貴的一點是，在這么多認可龍應臺與反對龍應臺的聲音中，我聽到了一種有一點點不一樣的聲音。這種聲音是什么，相信懂得人在看書的時候自然會發現。大一聽老師講到”過猶不及“這個成語，舉到一些例子，今日的臺灣，是不是也有點”過猶不及“了呢？這”過“是什么，清楚的人自然清楚。這種聲音的存在，在目前還是微弱的，可是，龍應臺愿意包容這些存在，不知道她會不會也從這個方面重新思考臺灣這些年的進程？重重看看那片她深愛著的土地，哪怕她有著一個難以被臺灣省人認可的外省人的身份。在歷史的分隔點，幾種不同的力量向同一個地方匯聚，被重新整合，本省人，外省人，即便再客氣，也總帶著不可完美融合的烙印，那或許是對一方文化的固守，對外來的排斥，帶著自豪，帶著傲氣。在這漫長的取得認同的過程中，老去的，離世的，都差不多了，新成長的這一代，重新打上了地方的烙印，只能憑借敘述，接受一些距離他遙遠好像有聯系又沒有聯系的東西。這樣從“空”里產生的，怎么能持久，怎么能扎根？這是道越拉口子越大的裂縫，聯系起雙方的不再是情感，而是更直接的利益。

《野火》還在繼續，龍應臺由“士”入“仕”再回“士”，中間也是曲折。文化的人價值在文化，與政治搭上邊，人生就此或明或暗地度過，“獨善其身”是種奢侈，這就難免引起非議。做官與做讀書人差得不是一點兒，搞行政與寫文章更是風馬牛不相及，雖然行政常常需要“美文”的潤色。其根源在于文化本身的獨特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速成的，那樣子這社會上的知識分子還不得泛濫成災，成天爛到快吐的文化調子一聲接著一聲。文化，像肉湯，根據不同的品類，需要慢慢煨出來，那湯才能淳，才能香，才足以讓人回味無窮。所以，在任“文化部長”的龍應臺不輕松，能做的絕大多數是“放放煙火”的事，即便很短暫，但至少讓人看到煙火，會驚嘆它的美麗，知道它的存在。這能怪她不干實事嗎？不能。因為她只是整個機制里的小小一環而已，“蜉蝣撼大樹”純粹癡人說夢，指望一個人，一個人的力量終歸有限，指望一群人，那便要指望他們的思想以及他們化思想為行動的能力，指望一個國家，就要指望這個國家的民眾，他們的“民智”，“民德”，上流的人做上流的事，下流的人做下流的事，民與民的差距，最終體現就是國與國的差距，用經濟衡量，顯然太狹隘。

看到了這樣犀利的龍應臺，我反而開始懷念那個寫《目送》的龍應臺，但無論什么樣的龍應臺，也只是她個人風格的一部分，屬于寫作，屬于生活，沒有實實在在接觸過的人，是不能以此冠入她全部風格之名，不知道未來的她會寫出什么樣的作品，也許在“耳順”的年紀，她會用更好的方式告訴我們，臺灣的故事，她的故事。

第三篇：野火集讀后感

《野火集》是龍應臺的成名作，野火集讀后感。

龍應臺成名時，我還是個小孩子；我是讀了龍應臺的近作《親愛的安德烈》，才想到查一下她的其他作品，就這樣，找到了《野火集》。

這本書的年齡不小了，是1988年出版的，定價是3.20元。書的內封頁上，貼著圖書館的還書期限表，大紅的印蓋上讀者的還書日期；密密麻麻的日期彰顯著它曾經的炙手可熱。

《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篇名似曾相似。這篇文字里寫道：“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讀這篇文字的時候，收音機里正在討論小月月事件，情形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全中國的人似乎都在生氣，生氣歸生氣，如果你在現場，你會行動嗎？又或，你敢行動嗎？

《生了梅毒的母親》，篇名很刺目，梅毒就是污染殆盡的環境。現如今又如何呢？我的家鄉，土壤都被鉛污染了，整個村莊的小孩子，血鉛全部超標。在北京，何處能聞到一口清新的空氣？我的住房已經到五環以外，夜夜空氣中都彌漫著奇怪的味道，不知道哪家工廠在悄悄地非法排放，也許不止一家。

《幼稚園大學》，碰巧最近聽到大學畢業生在職場中裝萌的報道，讀后感《野火集讀后感》。這怎么怪得了他們。我們教育旨在培育他們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了嗎？從小到大，有誰問過他們喜歡什么，愿意干什么了嗎？有功課教他們人際關系，愛與責任，審美與情趣嗎？

《自白》，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是：“我很遺憾我是個女的。我很遺憾別人發覺了龍應臺是個女性。”讀到這句話時，我忍不住笑了。原來，豪邁如龍應臺者，也有這樣的感嘆。女性的社會角色，現如今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不可否認，關注公眾事務、抨擊社會弊端、長于理性思辯的女性仍不多見。我的朋友，以碩士博士居多，我不止一次聽她們講：“除了孩子，別的我無暇關心。”也難怪，偶爾跳出個龍應臺，頭腦固化者會不知所措了。

《精神崩潰的老鼠》，這是書中我最喜歡的文章之一。麥爾教授怎么會想到對老鼠做那么殘忍的實驗，老鼠的智商當然不足以應對那么復雜的情境。可是，人類社會也很殘忍，很多人還不知道如何應對復雜的社會試驗場，就被搞崩潰了。崩潰者的錯在于悟性太低，而那些誠心或無心把人弄崩潰的實驗者呢？就不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嗎？

除了龍應臺的文字，《野火集》還收錄了各色人等的讀后感，林林種種，觀點五花八門，贊同的，反對的。允許不同觀點同處一書，恰可體現龍應臺的包容和大氣。從此處也可看出《親愛的安德烈》的編排來源了。

2011-12-18

第四篇：《野火集》讀后感

閱《野火集》，讀龍應臺，寫我所感

讀《野火集》，我被其講述的小故事所深深吸引。故事總體現著一些現象，而現象背后一定和本質聯系。龍應臺卻以她有力的文字抨擊著這一個個社會問題。這些文字使我對龍應臺這位臺灣女作家充滿好奇，她究竟是一個獨特的人？

翻完她的第一篇文章《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我很生氣。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她在文章中所說的臺灣1984的狀況，至今在我的身邊尚存，我生氣那隨手亂扔垃圾的阿旺，我生氣那些不講道理的司機，我是生氣那些不負責任的化工廠主。然而最令我生氣的是，為什么至今我們一直都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卻往往孰視無睹，抑或是無能為力。看到這篇文章我又開始重新反思我們這個社會。

誠然，龍應臺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她的文字有力，而她的視角全面。她從撿垃圾寫起，事雖小卻反映出社會上存在的大問題，她從她敏銳的眼光來觀察她的故鄉臺灣，同時她又用犀利的筆鋒揭露社會。她深愛著她生了梅毒的母親，然而就如她在文章中寫道的那樣“至少她還沒有死去，她還有痊愈的希望。”這也是我欣賞龍應臺的地方，她用最樸實的語言透露出人最平凡的情感。她長篇的論述臺灣當時的丑惡，然而卻沒有無休止的指責，她最終還是把希望給了讀者，她正在用她的力量來改變著臺灣，號召更多的人來改善臺灣的環境。

她的勇氣著實讓我欽佩，她就像魯迅筆下鐵屋子里的人，她敢于反抗，勇于斗爭。她的父親多次給她說讓她小心，然而她卻只是輕描淡寫的說“我只是在談撿垃圾，沒關系的。”讓我不得不懷疑她只是個女作家嗎？

書中有一段描寫臺灣社會的糟糕的情況令我十分難過，她寫道：為了享受物質，有人制造假奶粉，而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個嬰兒的性命。為了逃避責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過頭來把倒呻吟的人瞄準了再碾過一次。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前幾年轟動整個中國的“三鹿奶粉事件”和“藥家鑫案”。我們現在的社會和1985年的臺灣有什么兩樣，我們正在走臺灣走過的路！我在想這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我們的社會如此之糟糕。讀了龍應臺的文章，我明白了這是個人的問題。要知道社會狀況是每個人行為的集體表現，人人都要負責，這是我們必須明確的。

社會制度有的地方的確是不好甚至有點荒唐，然而卻沒有人來反抗，看到亂扔垃圾的人，卻不去制止。個人的思想控制著個人的行為，人們不生氣，哪里會有反抗，個人問題是比制度問題更根本的問題，我想當代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有龍應臺這種敢于不滿勇于改變的精神。

作為一名高中生，我也時常關注一些國際新聞和重大事件。但一味炫富和追求所謂時尚的現象比比皆是，也許衣著時尚的人不會落伍，但是真正做到內涵豐富，關心世界，有道德有勇氣的人永遠都走在時尚的前沿，這樣的人才是最可愛的。我們現在的身份雖然是學生，完成學業是我們的頭等大事，但這并不妨礙我們著眼世界并吶喊出自己的聲音；書本上給出的答案也并不妨礙我們追尋證明答案的過程。

高二（3）班

陳艷樺

第五篇：野火集讀后感

《野火集》讀后感 ——模糊的界限

“大陸比臺灣晚了20年。”學者如是說。以前只是以為經濟上的差距，現在有了更深的體會。將龍應臺的《野火集》里1984年的臺灣和現在的大陸對比，深深地感到了一絲心灰意冷。魯迅說過，他害怕自己所看到的阿Q并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以后。放眼《野火集》中的文字，莫不感到一絲熟悉，只是大背景從大陸搬到了臺灣，一頁頁翻過，讀的竟都是親身經歷，如此觸目驚心，實在不得掩卷沉思。

1984年的這一把野火燒得很旺盛，原因也不難看出：“焦灼的時代需要批判的聲音。”環境污染，教育桎梏，***，政府官僚，崇洋媚外，屈從于政，自由難見，凡此種種，曾經臺灣面對的種種問題，現在也擺在了我們面前。龍先生用她的犀利針砭驚醒了無數夢中人。“野火”，用她的話說，是純真的正義，路見不平的拔刀相助，一個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會批評。也許它丑的讓人無法正視，苦的讓人難以下咽，但是，只有這樣的野火才能燒掉腐朽和丑陋，去除不義，清出一片干凈的地方。

《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生氣，沒有用嗎？》，在這兩篇文章里，作者的氣憤溢于言表，痛心疾首和些許無奈亦能被明顯感到。深深刺痛作者的，正是臺灣1800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懦弱自私”，實在是我們太熟悉的一個標簽了。作者生氣了，因為中國人不會生氣。曾經的臺灣，人們不會生氣，而今天的大陸，人們依然不會生氣。“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睛假寐。”“中國人講究忍耐……”，“在一個法制的社會里，人是有權利生氣的。”生氣了，我們還得大聲說出來。想起了一段話：他們屠殺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他們屠殺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他們屠殺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后，他們奔我而來了，再沒有人替我說話了。”是的，無數個你我就在沉默中滅亡了。想想亦是必然。嬰兒奶粉是不合格的，豬肉里注水也罷，喂食的飼料竟也摻和了西方多年前就禁用的瘦肉精;一畝畝山林野地被過度開采，雨是酸的，天是灰的，難道今天的我們還是只能小聲嘮叨，選擇熟視無睹？當這個社會執著于經濟的騰飛的時候，我們必須停下匆忙的腳步，大聲的抗議。梭羅說：人生在世為了生活，不是為了改革，所以對付一個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即抵制。”是啊，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生活，今天的你我，絕對不能再做沉默的羔羊。

而在《生了梅毒的母親》一文中，龍先生將“骯臟，丑陋，道德敗壞的臺灣”一針見血地比喻成了“生了梅毒的母親”。所謂愛之深，責之切。而我在這篇文章中真是看到了1984和2009驚人的相似：“為了多賺點錢，有人把染了菌的針筒再度賣出去，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體里去。為了物質享受，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個嬰兒的性命。為了逃避責任，有人在肇事以后回過頭來把倒地呻吟的人瞄準再碾過去一次。我們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讓毒氣轟到……”這段文字讀罷，1984年臺灣的樣子和2009年大陸的樣子算是在我腦海中完全模糊了界限，這種雷同令我感到真實的可怕。道德的敗壞，人性的麻木，整個社會的信用危機，“經濟至上”之下，利己主義，功利主義大行其道，蔑視道德和法律。究竟，該拿什么拯救你？也許，就得用一把火燒干凈你的傷疤和黑暗。

還有三篇文章離我的距離更近，當然也讓我產生更多的共鳴。《幼稚園大學》，《機器人中學》，《不會鬧事的一代》，這三篇文章痛貶的是育嬰式教育。很遺憾，我讀的便是機器人中學和幼稚園大學，中學接受的教育便是不許遲到早退，周一必須穿校服，頭發不許染燙，必須扎起來，上了大學，依然要為了懼怕點名早起，繼續被動的學生生涯。當然，毫不意外的，我自然而然的成了千千萬萬“不會鬧事的一代”中的一員，正如龍先生自己所講的“我們的學生不會鬧事，因為鬧事的人首先要有自己的主張——而不是報社的社評，不是老師的看法，同學的意見，而是自己的主張。對我們單純，天真的大學生來說，獨立做價值判斷是非

常困難的事。我不服，可是也只能悲哀地表示贊同。在書中，龍先生也將這種大學教育方式同”過度保護“聯系了起來，過度保護，大抵是指：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讀完這段，我倒是有些許安慰，因為貌似今天的大學還是“進步”了，因為學生倒是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只要不犯什么大錯，基本上所謂的主任老師也不會來“保護”你，說白了，就是懶得理你，生活上不再“抱著走”，課業上不再“鞭著走”，老師和學生僅限于課堂交流。我真是不明白，為什么高中高壓過度而大學如此一盤散沙？難道教育工作者不明白“和平過渡“的道理？

龍先生在《面對》你說到：“許多其他社會要花四百年去消化的大變，臺灣人民短短四十年里急速經驗，從獨裁到民主，從貧窮到富裕，還有因為太過急速而照顧不及的人生品質的卑劣……”我想，關于“發展”本身，或許有些事本來就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有一次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山西礦難的報道，突發奇想的搜了一下美國礦難，居然發現美國在發展階段也是礦難頻發，傷亡數目亦很驚人。原來，發展就是一個階段性的過程，經濟騰飛勢必要犧牲一些其它利益，可怕的是，在這么一個急功近利的大背景之下，原本可以不必犧牲的生命，環境也被白白犧牲了。政治冷漠如我們也，對這些發張中的問題習以為常，承受不公和歧視，社會政策繼續把我們帶入尖酸刻薄和圓滑世故，繼續對我們進行精神擠壓，改變不了環境的我們，最終仍被環境改變，連潔身自好都未能保全的我們又何來力氣去改變什么？

大學生，說起來還是經過高等教育的人，似乎對“世俗”說“不”應是我們的天性，可悲的是我們已經習慣被踩在權利金錢腳下，大學教育，或許可以說是失敗的。

書中還引用了蘇格拉底的一句話：當我對一個制度不滿的時候，我有兩條路，或者離開這個國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徑去改變這個制度。我不得不說在這句化面前，我實在感覺到自己很渺小。中國的制度沉淪了太久，我是沒有辦法去改變它了。更多的時候，我只愿意在這種制度之下努力的學習，試著改變自己，這一點點的進步對于作為個體的我，至少在我看來是意義非凡的。

讀罷《野火集》我對宏觀的社會和微觀的個人之間的關系似乎有了新的認識。我不僅認識到保持自己個體價值的重要性，也感受到了對社會一份切實的責任。說得直白一點，如果我不能讓這個世界因為我而更美麗，那么至少我可以做到這個世界不會因為我而更糟糕。我不能成為見義勇為的英雄，但也不會成為視而不見的路人甲。

好書不能白看，野火的力量，慢慢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