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攤丁入畝

探究清朝賦稅制度改革“攤丁入畝”

一、何謂“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政策是清朝初年重要的財稅制度,又稱“地丁合一”、“攤丁入地”、“丁隨地起”,它是上承唐朝“兩稅法”下啟“一條鞭法”的一種賦役制度,據說將應出徭役之數折成銀兩平均攤入土地之中,與田賦一同繳納。它最終結束了中國歷史上人丁地畝的雙重征稅標準，使賦役一元化。不再另外征收人頭稅,簡化了稅收的程序、減輕了人民的人身依附關系同時對國家稅收的保證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使中國的賦役制度又前進了一步。

二、“攤丁入畝”的發展

（一）源于“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沒有頒布之前，繳稅都是米、牲畜等等，在它之后統一用貨幣稅替代實物稅，結束了歷代以來以實物為主的國家稅收方式，廢除了限制農民人身自由的賦役制度，使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減輕；該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反過來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一條鞭法”明朝中葉以后逐漸推廣并實施的賦役制度,主要是勞役方面法律政策的改革，但也涉及賦稅。明代原來的徭役是分別為三等九則，作為征勞役的依據。這種徭役制的實行是以自耕農土地所有制廣泛穩定存在為條件的。明朝中葉，貴族大地主兼并農民土地的情況相當嚴重，官吏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全國納稅的土地，約有一半為貴族大地主所侵占，拒不繳稅，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社會矛盾激化，失去土地的農民由于承受不了沉重的勞役而逃亡。而導致明朝當時嚴重的統治危機，不合理的稅收制度不能不說是主要原因之一。國家的財政收入減少，首輔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將編征勞役的中心由戶丁轉向田畝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將一部分戶丁銀攤入地畝征收，減輕戶丁征派，加重土地負擔，是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在地主制經濟高度發展的明清時期，土地絕大部分在地主手里，戶丁絕大多數在農民一邊。把戶丁銀轉入土地攤派，也就由農民一邊轉移到了地主方面。

清初賦役制度基本上根據明末的一條鞭法征收地銀、丁銀兩項。一條鞭法已實行了部分的攤丁人畝，為清初完全的攤丁人地奠定了基礎。

（二）、康熙盛世的“永不加賦”

攤丁入畝分兩步完成:第一步, 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年(1712 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 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 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賦, 稱“盛世茲生人丁, 永不加賦?！卑讶珖魇斩《惪傤~固定下來，相對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而更重要的是，它為“攤丁入畝”政策的推行創造了可行性。通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的實施，使得丁銀定額化，不再隨人丁的增減而變化，完全可以隨地征收，而隨地征收則更為便利?；实?率先提出了在全國實行“攤丁人畝”。他說:“續生人丁永不加賦,皇上較念民生高厚之恩,真有加無已。但現在人丁尚多偏苦,各省丁制亦有不同”?！艾F在人丁之累也,朋后既不增額,則有定數可稽”。請求“行令直隸各省地方官,確查各縣地畝若干,統計地 1

丁、人丁之銀數若干,按畝均派?！睂Υ水敃r朝廷意見頗多?？滴醪扇×苏壑械霓k法,一方面下戶部議,以“不便更張而止”，另一方面卻默許在廣東、四川兩省先行之。準許廣東所屬丁銀就各州縣地畝攤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厘四毫不等。在四川省,田載丁而輸納,丁隨田而買賣,公私稱便。

“盛世茲生人丁,永不加賦”與明“一條鞭法”相比,雖是一個進步,但卻不能消除賦役不均的現象。其規定“滋生 16 歲人丁,頂補年過 6 0 歲的免役和死亡人丁納丁稅,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族丁多者補,又不足以同甲糧多者補。”這樣一來,賦役不均的現象不僅不能消除,反而更加嚴重起來?！案徽咛镞B阡陌,竟少丁差,貧者地無立錐,反多徭役?！苯Y果在沉重的賦役壓迫下, 廣大農民被迫農民為此常常隱匿戶口,甚至不敢落戶墾荒,最后導致丁銀難收。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危及清政府的統治。首先,“以田為經,以丁為緯”征收賦役影響政府收入?！岸☆~無定,丁銀難收”造成不少的錢糧虧空，減少政府財政收入。其次,勞役負擔沉重地壓在農民身上, 造成階級矛盾尖銳化,康熙四十年(1701)寧波府“黠民倡照地派丁之說,與巨室相持 ”。進一步改革賦役制度再度被提上議程。從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 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展開激烈的爭論。御史董之燧提出了“攤丁入畝”。從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攤丁入畝”既能保證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又能鞏固封建統治。雍正元年(1723)清廷頒發詔令,全國推行。

（三）、雍正正式推行“攤丁入畝”

1、雍正帝時期“攤丁入畝”法律制度的背景

賦役不均,是清朝入關以后長期影響社會經濟穩定及發展的嚴重問題。清初的賦役制度沿襲明代,繼續實行將人丁攤入地畝,并一律折征銀兩的“一條鞭法”。但經過明末社會**,各地的人口生死、遷徙和土地占有狀況發生了較大變化,清政府為此對“一條鞭法”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重新編審戶籍人口,并規定了增審人丁的考成辦法,以盡量增加在冊人丁數額和賦役收入。但在執行過程中,許多官吏不顧實際情況,一味追求增審人丁,結果出現了稅額與現有人丁數嚴重不實的問題,戶丁的編審也成為貧困農民的一項沉重負擔。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地方士紳為了逃避編審丁役,與地方官員勾結,把負擔轉嫁給普通百姓,賦役的攤派不均使大批貧困農民無力承擔繁重的丁銀,被迫逃亡異鄉。

2、雍正時期推行“攤丁入畝”的過程

雍正帝即位后，1723年6月，山東巡撫黃炳曾疏請“將山東省丁銀援照浙江省之例,攤人地畝輸納”,并請“通傷五省一體遵行”，未準。7月，直隸巡撫李維鈞疏言：“順天、保定、河南、永平、宣化五州府，地多旗圈，下銀留為民累，請自雍正二年（1724年）始，攤入通省地畝內，按地輸丁。”《清史列傳》卷十三 雍正帝命戶部議復。九月，戶部議準，請于雍正二年為始，造冊征收。每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二厘，李維鈞在直隸實行“攤丁入畝”后，福建巡撫黃國材亦奏準自雍正二年實行“攤丁入畝”，田賦一兩，攤丁銀五分二厘七毫三 《紀丁隨地起》。山東、河南、云南、陜西、浙江、甘肅、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湖北等十二省和廣東、西川未“攤丁入畝”的州縣，也在雍正五年至七年間先后實行“攤丁入畝”，將丁銀攤入田賦內征收。攤入科則各地不同，有的全省通籌均攤，有的是各州縣分別均攤，甘肅則分河東、河西各自均派。山西省在雍正二年即由布政使高成齡奏請“照直隸新例，將丁銀并入地糧”《世宗實錄》卷二十四，但遭到各州縣官的反對，遲遲不能實行。盛京、吉林因大量八旗丁壯和家屬遷進關內，又有大批漢人移居關外，戶籍無定，仍照舊制地稅丁銀分征。各地攤丁銀時還有“攤人地畝”、“攤人地糧”和“以糧載丁”、“以田載丁”等形式的差別。所謂“攤人地畝”就是按土地的畝數攤丁銀。如云南省,丁銀攤人全省成熟田地內按畝攤征?！皵側氲丶Z”即是按地糧數量攤征丁銀?！耙约Z載丁”、“以田載丁”即是平均若干稅糧或若

干田畝承擔一口丁銀,如四川省新繁縣,“每糧一石一斗二升六合三勻八抄二撮四圭五粒二粟載丁一丁,每丁征銀二錢九分七厘。

3、雍正帝對“攤丁入畝”的政策實施力度

攤丁入畝,絕不只是個賦稅征收的方式的簡單改變。背后的關鍵所在是稅負分擔者的重新攤派。對人征稅為只對土地征稅,使稅負與土地占有多寡掛鉤,田少則稅負少,田多則稅負多。因此,擁有大部分田產財富以及仆傭佃戶的豪強富戶無疑成為這種新制度最直接的目標，土地少的農民相對以前負擔較少，這樣的后果必然導致大地主階級的反對。一些士大夫還多次與地方政府周旋, 要求緩行，還有一些代表大地主利益的知識分子撰文批評“ 攤丁入畝”，如李光波言“ 富者雖田連阡陌, 不過一身貧者雖糧無升合, 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食毛輸稅, 賦既無容偏枯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 均履后土且戴皇天, 富有者則急其從公, 貧者必盡鐲其手足之烈, 除其公旬之義, 則役非偏枯乎”，[12] 不僅如此, 江南地方還出現過更為嚴重的抗拒行為, 一些大地產所有者唆使他人聚眾鬧事。對此, 文獻記載“ 浙省向有丁歸糧辦一事, 業經均攤將妥, 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 蠱惑百余人,齊集巡撫衙門喊叫, 攔阻攤丁”。

因此,要減小阻力,就必須適度安撫富人。所以,清廷在政策實施的力度上似已預留余地。如,清朝向例是對官戶、儒戶、紳衿貢監等實行優免,實行攤丁入畝后,他們仍然享有此種特權。據《清史稿·志食貨》記載:“雍正四年,四川巡撫羅殷泰疏言,川省各屬以糧載丁。請將紳衿貢監優免之例禁革,部議駁之。復下九卿議定,紳衿止免本身,其子孫族戶冒濫及私立儒戶、官戶者罪之?！?/p>

4、雍正帝對征收稅銀官員的嚴格要求

攤丁入畝的意義:雍正在他繼位一開始就向各省督、撫、司、道及府州縣各官分別發布諭令,要他們把錢糧收來放在所負責的首位,不得任意苛求。而對直接征收錢糧的州縣官諭令非常嚴苛,指出:“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錢糧,關系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面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增加,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后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闭f明了雍正帝對攤丁入畝的正確落實極其重視，從而希望得到預期的效果。

5、攤丁入畝的實施后成效

攤丁入畝制度是丁役銀攤入田賦銀中統一征收的形式具有一定的說明性，所以繳納地丁銀的土地所有者不需親自服力役來避免妨礙農業生產。攤丁入畝實施之前，人頭稅與財產稅始終并存，加重了農民負擔，而且由稅負失衡造成的社會不公平嚴重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攤丁人畝進一步簡化了稅收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防止了官吏的貪污舞弊，同時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也相對減少限制了一些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動，從而保證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攤丁入畝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產動力，緩和了階級矛盾，有利于社會經濟的進步。攤丁入畝原則上以土地的多寡為標準確定交納地丁錢糧的數量，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階層的賦役負擔，基本上取消了地主階級優免丁銀的特權，削減自耕農和無地貧民的賦役負擔，相比之前的賦役制度更為公平。攤丁入畝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產熱情，緩和了階級矛盾的沖突，有利于社會經濟的進步。

丁役是封建國家束縛人民、強化其人身依附關系的重要手段，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丁役制度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的地步。攤丁人畝在一條鞭法部分廢除丁役的基礎上，徹底地將田賦和丁役合而為一，從而松動了勞動人民與封建國家之間的人身隸屬關系，特別是對城鎮工商業者免除丁銀的政策在客觀上有利于工商業的將來。

三、攤丁入畝的重大借鑒意義

這是一項轟動的賦稅改革。雍正實行改革,將人丁稅攤入地畝,再以地畝多少核定納稅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是謂“攤丁入畝”,一舉取消了人頭稅。它最終結束了中國歷史上人丁地畝的雙重征稅標準，使賦役一元化。攤丁入畝是一條鞭法的延續和發展,實行的也比較堅決。中國的人頭稅是隨著封建制度的建立而產生的,以人丁論稅額,沿習成疾:凡成年男子,不論貧富,均須依律繳納人頭稅的政策。最終中國歷史上人丁地畝的雙重征稅標準走向滅亡，使賦役一元化。“攤丁入畝”在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制度史上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具有極大的深刻含義，對當代中國稅制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一）、改革要循序漸進

任何一項法律制度的實施都不是順利進行的，在而快餐文化的生活下我們需要學習循序漸進的好處。國家采取緩慢的改革方法，把原來的子孫優勢的范圍縮小,算是隨時變化。攤丁入畝實施之初，遭到了絕大部分地主、官僚、王侯等富人的反對的態度，而這些人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支持力量，攤丁入畝制度直接威脅到富人的利益，他們肯定要進行反抗，造成嚴重的黑面影響。國家采取漸進的手段，把原來的子孫一體優免的范圍縮小,算是應時變通。我國目前有九億農民,“三農”問題是當下必須解決的?！叭r”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 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當前要注意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堅定耕地 18 億畝這個耕種決心,另一方面要加強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 改善耕地耕作環境。滿足農民的土地需求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 更是民心、國家穩定的重要保證。

（二）、改革一定要注重公平

目前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在分配制度上遵循按勞分配的原則, 但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還需要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皵偠∪氘€”一定程度體現了公平,但落實下來反而加重了人們的任務。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 任何經濟制度的改革, 要盡可能保證社會各階層的公平,才能體現廣大人民的利益,使人民感受到改革的成果。所以改革應是建立健全有利于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制度體系,并且在執行過程中盡可能排除人為的阻撓, 使社會公平正義切實得到維護和實現。實際上保障廣大農民的土地權益“攤丁入畝”進一步體現了農民與土地存在密不可分的關聯, 農民迫切需要土地, 土地權益是農民根本利益。它給我們的啟示在于，在稅制改革中,必須考慮國內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背景,在改革的同時必須要考慮到社會目前現狀，尤其是稅制改革必須與一定程度經濟體制改革，稅制改革和法律制裁的強弱息息相關，特別是為了使攤丁入畝政策能順利地實施下去而實施的配套政策和政策的分區實行等，對于我們當今的農村稅收改革以及我們今天的現代化建設都有積極一面。

（三）、改革必須要考慮到帶來的弊端并及時采取措施

“攤丁入畝”作為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的最后一次賦稅制度改革,有合理積極的一面,但它的局限性在于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所反映的惡況?！皵偠∪?/p>

畝”導致人口激增,由于生產力滯后, 生產資料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從而極大降低了農民的生產熱情,阻礙了社會生產。我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人口問題已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問題。當前要促進經濟穩定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要堅定不移地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 與此同時合理解決因老齡化帶來的問題,實現人口可持續發展戰略,從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美好未來。從以往的實例出發,面向未來。如今我國正處在發展的黃金時期, 只要一心一意謀發展,全心全意搞建設,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終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美好愿望。

第二篇：清朝前期的財稅改革攤丁入畝范文

清朝前期的財稅改革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之概況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是清代賦役制度改革的兩個重大步驟。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玄燁頒發了諭旨：“今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見（現）在人丁加征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并未加廣，應令直省督、撫，將見（現）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增出實數察明，另造清冊題報。..朕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征錢糧也。今國帑充裕，屢歲蠲免，輒至千萬，而國用所需，并無遺誤不足之虞。故將直隸各省見（現）今征收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為定數。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實數另造清冊具報?！雹佟捌湔魇辙k糧，但據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雹谶@就是所謂“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諭，意思是將康熙五十年（1711）政府所掌握的全國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四名人丁應征的三百三十五萬余兩丁銀，基本加以固定，作為今后每年征收丁銀的常額依據，以后新增成丁被稱為“盛世滋生人丁”，永遠不再征稅。五十五年（1716），戶部針對已固定的人丁因死亡、開除等緣故而出現的缺額，又制定了具體的抵補辦法，即“按人丁派者，一戶之內開除與新添互抵；不足，以親族丁糧多者抵補；又不足，以同甲丁糧多者頂補”①。從而將歷來因變動頻繁、最難控制的丁額和丁銀，基本上給固定了下來。

這一措施，雖未取消丁稅，但把全國丁稅總額基本固定，不再隨人丁增長而加重，對于少地或無地的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來說，還是有一定好處的。因為他們實際上承擔著全國丁稅的絕大部分，丁稅不增，其負擔相對穩定，有可能安心生產；其次，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對于那些尚在苦于增丁的州縣地方官來說，因清政府放松了對戶丁的編審要求，也可稍得喘息?？滴跷迨辏?717）政府宣布廢除對“增丁州縣官員議敘”的制度，便從反面說明了這點。當然，由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目的在于，因其舊的戶丁編審制度和增收人丁稅的做法，已經陷入絕境，為保證賦役來源與緩和階級矛盾，不得已而為之。最后推行的實際結果，也是清政府得利最大，不僅易于查清戶口，保證了賦役來源，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吸引了流民的附籍，穩定了社會秩序。不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最重要的意義還在于，推動了“攤丁入畝”制度的實行，為其迅速成為全國統一的賦役征收制度，完成了最后的關鍵性的一步。因為只有經過此次丁銀的基本固定，才能使之更易于全部轉歸土地，即所謂“自續生之賦罷，丁有定數，征乃可攤者”②。

① 《清圣祖實錄》卷249。

② 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卷133《戶部·戶口編審》。

① 王慶云：《石渠余記》卷3。

然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未能解決賦役負擔偏枯不均的問題。這主要是由于按戶征收的人丁稅，常因生育死亡發生變動，而除、補之丁額又很難恰好相當。長此下去，很快便會出現“額丁子孫多寡不同，或數十百丁承納一丁；其故絕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無其戶，勢難完納”①。因而又造成新的不均。同時，在編審過程中，不僅一切費用均歸納戶負擔，而且各級官吏又乘機敲詐，無所不用其極。正如直隸總督李紱揭露的那樣：“民間派費甚多，有里書及州縣書吏造冊之費，有里長候審飯食之費，有黃綾、紙張、夾板、繩索、棕包之費”等等，常高達正賦之數倍?！案魇〗匀?，直隸尤甚”。②他們甚至置朝廷之諭旨于不顧，仍肆意放富差貧，胡作非為，所謂“無田無地赤手窮民，則現丁當??；而田連阡陌之家，糧冊在手，公然脫漏，浸淫成習”。對貧苦百姓則“復于丁銀之外，今年加一、二分，明年又加二、三分，年復一年，遞增不覺。戶無毫厘田產，每丁竟有完至二、三錢，四、五錢者”③。至于康熙皇帝親自詢問過的那種“并無差徭，共享安樂”的“余丁”，實際上只不過是一些“縉紳豪富之家”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其賦役負擔怎么能做到公平合理？最注

重實際的農民群眾，又怎么能不對朝廷之詔令發生疑慮，從而繼續“攜家遠徙”，四處流亡？其結果仍然是“丁倒累戶，戶倒累甲”，清廷的賦役收入仍難得到保證。這時，統治集團中才開始有人尖銳地意識到，“丁、糧同屬朝廷正供，派之于人與攤之于地，均屬可行；然與其派在人而多貧民之累，孰若攤在地而使賦役均平？”④這就是說，丁稅同田賦一樣，都是國家的正式稅收項目，與其靠加重廣大貧苦無依的人丁之負擔，來增加政府之收入，而將其陸續逼跑，哪如將這已固定了的人丁稅銀均攤到田賦銀中統一征收，更有把握？因為土地是固定不動，跑不掉的，有地便會有人耕種，其賦稅就不愁沒有著落。這是保證國家賦役來源的最根本最可靠的辦法。因此，清政府迅即采納了這個建議，在不放棄丁銀原額的前提下，只巧妙地改變一下征收方式，即將康熙五十年已固定的全國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余人丁應交納的三百三十五萬余兩丁役銀總額，平均攤入到全國各省之諸州縣的田賦銀中，按每田賦銀一兩均攤丁銀若干計算，然后一起輸納征解。這就是所謂“攤丁入畝”制度，又稱“丁隨地起”，或簡稱“地丁”制度。這是清代賦役制度改革的第二個重大步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內最后的一次賦役制度改革。

② 嘉慶《無為州志》卷7《食貨志·戶口》。

① 吳振棫：《養吉齋余錄》卷1。

② 李紱：《穆堂初稿》卷39 下《清通融編審之法疏》。

③ 戴兆佳：《天臺治略》卷2。

④ 田文鏡：《撫豫宣化錄》卷2《題請豫省丁糧按地輸納以均賦役事》。

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廷首先批準“廣東所屬丁銀，就各州縣地畝攤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厘四毫不等”。這雖是“丁隨地起見于明文”之始，但實際上尚屬試行性質。正式的攤丁入畝，始自雍正初年。雍正元年（1723），直隸巡撫李維鈞鑒于本省“無地窮丁”甚多，而“北五府（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和宣化）丁浮于地，尤為苦累，故條奏攤丁（入畝）”。后經戶部及九卿各方議準：直隸省“于雍正二年為始，將丁銀攤入地銀之內，造冊征收”。李維鈞又根據“北五府地少丁多，難就本州縣之丁銀攤入本州縣地銀之內”的實際情況，“為蘇民困”，“計之再三”，最后決定通省計攤，“統為核算”，即將全省“四十二萬零八百兩之丁銀，均攤于（全?。┒倭闳f四千七百余兩地銀之內，仍照上、中、下三則之田，各計其納糧輕重之數，而分攤其丁銀，永無偏累”①。大體上每田賦銀一兩均攤丁銀2.0702681928273 錢許。接著，福建、山東、河南、浙江、陜西、甘肅、四川、云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湖北等省相繼推行。至雍正七年（1729）便基本上普及到全國的絕大部分省區。盡管奉天、臺灣和貴州等地，直至乾隆年間才開始實行，山西更“以富人田少，貧民種地代納丁銀不服”遲遲拖到光緒五、六年間（1879～1880）；但是，此時“攤丁入畝”制度已基本上成為全國劃一的賦役征收制度了。另外，幾乎與此同時，清政府又陸續將匠班銀、鹽鈔銀、漁課鈔等其他賦役也合并到田賦銀中征收，地丁銀便成為其主要的財政收入了。

“攤丁入畝”的特點和意義通過下表，可以看出清代攤丁入畝制度具有以下三個鮮明的特點。首先，在各省單位平均攤入的丁役銀中，除湖南因系“以糧石計攤”，其數額顯得最多外，其實際最多的還是直隸，其次是山西、陜西和甘肅等省，而江蘇、安徽和浙江諸省則最少。凡攤入丁銀多者，則必其原來丁役負擔重者，反之，凡攤入丁銀少者，則必其原來丁役負擔輕者。這一方面說明，清前期“東南諸省，賦重而役輕；西北賦輕而役重”①的大致趨勢；另一方面，也就不難預料，北方的田畝負擔因攤丁銀而加重的程度必定會比南方大，故大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反對攤丁入畝制度的情緒，也就勢必會比南方更為強烈。① 《雍正硃批諭旨》第5 冊，《李維鈞奏折》。

① 《清史稿》卷121《食貨二·賦役》。

其次，各省在攤丁入畝時的具體做法很不一致。有按田畝計攤者，有按糧石計攤者，但

大多數則還是按每田賦銀一兩為單順序省名時間倡議者每兩田賦銀攤丁銀攤征方式備考資料來源1 廣東康熙五十五年(1716)1.064(錢)各州縣計攤“丁隨地起”，“見于明文者，自廣東始”。

《石渠余紀》卷3《紀丁隨地起》條①2 直隸雍正二年(1724)李維鈞2.0702681928(錢)通省計攤“雍正六年，又以長蘆灶丁攤入地畝”。福建〃〃黃國材0.527 ～ 3.12(錢)各州縣計攤屯田攤入丁銀，每田銀一兩攤入0.083 ～ 1.448 錢。

①《九朝東華錄》“乾二”

稱： 1 — 2 錢不等。山東〃〃陳世倌1.15 錢；其永利各場灶丁，于乾隆二年攤入，首攤0.104 錢通省計攤《清世宗實錄》和《會典事例》作三年；《山東通志》作四年。河南雍正四年(1726)田文鏡0.117 ～ 2.07 錢各川縣計攤《清史稿》卷294 本傳稱“五年始”。

①《撫豫宣化錄》卷2②《清世宗實錄》卷516 浙江〃〃李衛1.045 錢〃〃《清會典事例》稱： 2.045 錢。①《浙江通志》7 陜西〃〃岳鐘瑯1.53 錢(遇閏加0.04錢)通省計攤《清史稿》卷296 本傳稱：“五年始”。

①《清史稿》卷2968 甘肅〃〃李元英河東1.53 錢河西0.106 錢通省計攤《清史稿》卷296 稱：逾年(五年)疏言：“河東糧勸輕丁多，河西糧多丁少”，故“河東丁隨糧辦，河西糧照丁攤”。

同上

順序省名時間倡議者每兩田賦銀攤丁銀攤征方式備考資料來源9 四川〃〃每糧0.052 石至1.96石不等，算一丁，征6升以糧石計攤《會典事例》作“六合”。云南〃〃楊名時科則缺。其屯軍丁銀一萬五千兩，每丁征通省計攤2.8 — 6.2 錢①《清史稿》卷290 本傳②王鳴盛《楊氏全書》序11 江蘇雍正五年(1727)每畝攤征丁銀0.011 ～ 0.629 錢不等以畝計攤“班匠銀三千余兩亦攤”。安徽〃〃同上〃〃13 江西〃〃邁柱田賦銀一兩攤丁銀1.056 錢。屯地攤0.291 錢。以兩計攤《清史稿》卷289 本傳稱“四年”。

①《清史稿》卷289 本傳14 湖南雍正六年(1728)〃〃每地糧一石攤丁銀0.001 ～ 8.61 錢以糧石計攤①《清吏稿》卷289 稱“七年”。廣西〃〃田賦銀一兩攤丁銀1.36 錢不等以兩計攤16 湖北雍正七年(1729)每田賦銀一兩攤丁銀1.296 錢以兩計攤17 臺灣乾隆十二年(1747)缺①《大清會典事例》18 貴州乾隆四十二年(1777)每畝賦銀一兩攤丁銀以兩計攤19 山西光緒五、六年(1879 — 1880)缺《山西通志》①下列十八省資料來源同此。此外，另見出處者，各欄分別注明。

位計攤；主要是通省統一核算計攤，但個別省份也有以州縣計攤者。這些又說明了攤丁入畝制度本身的多樣化和復雜性。

最后，從各省攤丁入畝開始的時間看，大都集中在雍正二年至七年（1724—1729）之間。這更反映出，攤丁入畝制度的產生，決非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經過長期醞釀，至此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已。

以上特點的形成，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的。早自唐代后期以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歷次農民大起義的打擊和推動，地主階級逐漸感覺到重點控制和剝削勞動者的人身，其收益已愈來愈低，反倒不如放松些對人身的控制而多從經濟上加強搜刮更為有利，于是便開始逐漸將其剝削的重點，由原來的控制人身轉移到加重對勞動者的經濟榨取上，從而使封建的依附關系日益減弱，勞動者的身份大有提高。順應這種趨勢，賦役剝削制度也

隨之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變革：先是唐代后期從“以人丁為本”的租庸調法，轉變為“惟以資產為宗”的兩稅法，至明代中期，又代之以“量地計丁”、“計畝征銀”的一條鞭法，而清代前期出現的這種“攤丁入畝”制度，則又是一條鞭法的繼續和發展。事實上，攤丁入畝這種征收方式，早在明末清初便已散見于全國不少地區。如明天啟元年（1621），給事中甄淑就已因“小民所最苦者，無田之糧，無米之丁，田鬻富室，產去糧存，而猶輸丁賦”太不合理，提出“以米帶丁”的倡議，即“取額丁額米，兩衡而定其數，米若干即帶丁若干，買田者收米便收丁”，以使“縣冊不失丁額，貧民不致賠累”。據說在當時曾經實行過，惟因“其時政荒賦重，故不久輒罷”。崇禎八年（1635），陜西城固縣則有“丁隨糧行之法”①；清康熙六年（1667），河南太康知縣胡三祜也推行了“丁隨地派”法，規定“每地三十三畝三分，準入一丁”之負擔②；九年（1670），廣東四會有“以丁隨糧”之法；二十三年（1684），四川雅安所屬的蘆山縣，更實行了“按畝均丁”法；與此幾乎同時，直隸樂亭知縣于成龍更進一步察覺到“田與丁分”是產生賦役負擔嚴重不均的根源，因而在該縣推行了一種能使“富戶正供之外所增無幾，而貧者永得息肩”的“按田均丁”法③；五十二年（1713），御史董之燧則更提出在全國推行“統計丁糧，按畝均派”的建議，只是由于被戶部議為“（舊冊）相沿已久，未便更張，而止”④。其他尚有多處。以上種種，名雖不同，實質則一，均屬“攤丁入畝”性質，有的并已取得顯著成效，故當雍正初年清朝廷一聲令下，便得以在全國各地迅速而集中地普及起來。當然康熙雍正時空前強化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也提供了順利推行的政治保證。攤丁入畝的確立和貫徹執行，對當時歷史的發展，具有著重大的意義和影響。首先，它統一了全國的賦役內容，促進了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這對清初以來全國各地多種多樣的賦役制度，是一次空前的統一和完善，使“一省之內，（亦）則例各殊”的徭役形式“始歸劃一”，地丁制度成為全國最主要的統一的賦役內容，既有利于國家財政法令的貫徹，又促進了各地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賦役負擔，刺激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① 《皇朝經世文編》卷30《戶政》，曾王孫《勘明沔縣丁銀宜隨糧行疏》。② 道光《太康縣志》卷2《田賦·人丁》。

③ 乾隆《樂亭縣志》卷4《田賦·戶口前序》。

④ 《松江府志》卷21《田賦》下。

攤丁入畝的基本原則是“因田起丁，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①，而且“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②。這是比較公平合理的。就全國而言，東南地區（如江浙）原本賦重役輕，今將較少的丁役銀均攤于較多的田賦銀中，每兩田賦銀具體增加只有少許，而北方諸省，丁役雖重，然田賦卻輕，往往幾畝或十幾畝甚至幾十畝才負擔田賦銀一兩，故每兩田賦銀攤入二錢左右的丁銀，平均到每畝田里，為數也極有限。這樣，南北兩方的賦役負擔，重者輕之，輕者重之，漸趨平衡。再就各階級階層來說，攤丁入畝也使其中大多數人負擔有所減輕。不單“寸土皆無”的佃農、手工業者、小商人等基本上擺脫了丁銀的“賠累”，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謀生出路，而且“丁多地少”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也在廢除丁銀后只在自己負擔的為數不多的田賦銀中攤入極少量的丁銀，負擔較前也有所減輕，即使中小地主，其田賦負擔雖“較諸原額為過之，然一切雜辦丁徭盡行除豁，民止知有田賦一項，胥吏不得以為奸，則浮費省別無算，豈不名增而實減哉？”③咸豐時人王慶云在評論攤丁入畝時說：“惟均之于田，可以無額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其有田者也。甲甲無減匿，里戶不逃亡，貧窮免敲撲，一舉而數善備焉。所不便者，獨家止數丁而田連阡陌者耳?！雹苓@雖有夸大，但也反映了一定的歷史事實。賦役負擔的比較公平合理，當然會對久困于役的廣大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有著一定的刺激作用。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社會經濟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空前繁榮，與此是有密切聯系的。第三，進一步削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推動了人口的迅速增長?！岸】谥斮x也，其來舊矣?！?/p>

丁役或丁銀，包括所有匠班銀、鹽鈔銀等，歷來就是封建國家對其臣民部分人身占有的具體體現和顯著標志，是一種純粹的“超經濟強制”。經過人民群眾長期艱苦斗爭的結果，這種依附關系在不斷地被減弱著。在明末農民戰爭的推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下，入清以來，這種削弱的趨勢更為加速?？滴跏荒辏?672），浙江的鹽鈔銀攤入地畝銀中；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697—1702）浙江、湖北、山東等地的匠班銀也陸續攤入地畝；五十一年（1712）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更將全國現有的丁銀固定，取消了以后滋生部分的人丁稅；而攤丁入畝則最后將所有的人頭稅目也統統攤入田賦銀中，總稱為“地丁銀”。至此，不僅相沿千余年的人頭稅完全匿跡于史冊，開始只按土地的單一標準收稅，而且長期束縛人民人身自由的戶丁編審制度也日漸松弛，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終被“永行停止”，此后，甚至連過去為征發差役和限制農民外出的里甲制，也開始被專職防盜的保甲制所取代。

由于攤丁入畝使清廷放松了對人口的控制，解除了丁銀的賠累，致使不僅經濟發達的江南和東南沿海，“販夫牧豎，優游于光天化日之下，無征輸之苦”①，甚至地處邊遠的貴州等省，也使“赤貧無田、持手而食之夫，悉得免于追呼”②。因而人民不再大量逃亡和匿隱，人口的統計也較前更為精確符實。

① 康熙《嘉興府志》卷9《戶口》。

② 田文鏡：《撫豫宣化錄》卷2《題請豫省丁糧按地輸納以均賦役事》。③ 乾露夏津縣志》卷4《田賦》。④ 王慶云：《石渠余紀》卷3。

① 乾露常昭合志》卷3《戶口》。

② 道光《貴陽府志》卷44《食貨略》1。

康熙五十年（1711）全國共有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余，按丁與口比例為1∶3.16 計算，共計人口七千七百八十余萬。雍正八年（1730）則增至二千五百四十八萬丁，八千零五十一萬余口。至乾隆六十年（1795）則驟增至近三億口，道光十五年（1835）更突破四億大關。其增長速度是十分驚人的。當然也不可避免地為我國帶來巨大的人口壓力，但那已是近現代的事情，不能全歸咎于此。恰恰相反，在當時，人口的增長，為社會生產提供了足夠的勞動人手，封建依附關系的減弱，又使勞動人民有了更多的遷徙流動自由。其中不少人即相繼離開農村，紛紛轉入城鎮和場、礦，為手工工場（或作坊）和礦山增添了大批的雇傭勞動力，靠勞動換取計日（或計時、計件）工銀，以糊口或養家，從而客觀上推動了明代已經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繼續緩慢增長。

最后，暫時地在一定程度上對大地主的兼并土地起了一些抑制作用，保證了政府的賦稅收入，進一步強化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由于攤丁入畝的基本精神是完全根據土地多少征收賦稅，地主階級地多丁少，農民則丁多地少，因此推行的結果，勢必使原來由農民負擔的一部分丁銀轉攤到地主身上。故王慶云稱“（攤丁入畝）一舉而數善備焉。所不便者，獨家止數丁而田連阡陌者耳?！鄙踔猎谕菩袛偠∪氘€的當時，就有人揭示它“實與貧民者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樂”①。因此，這一改革遭到大批地主官僚的強烈反對。尚在其試行階段，歸善知縣邱家穗便跳出大叫：“人無貧富，莫不有丁身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乃欲專責富戶之糧，包賠貧戶之丁，將令游惰復何懲？”而甘“使富戶坐困于役？”待到攤丁入畝全面推行后，地主階級反抗更為激烈。理學名臣李光地的本家李光坡極力辯解：“富者雖田連阡陌，不過一身；貧者雖糧升無合，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毛輸稅，賦既無偏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均履后土戴皇天。（今對）富者則急其從公，貧者必盡蠲其手足之烈，除其公旬之義，則役非偏枯乎？”①他們不僅千方百計“阻遏其請”；而且竭力煽動“有田之家，同心協力赴上臺力辯”②，妄圖逼迫清廷收回成命。有的甚至公然糾眾鬧事，“蠱惑百余人，齊集巡撫衙門，喊叫阻攔攤丁”，并借鄉試之機“聚眾進城”③，“鳴鑼執旗，喊叫罷市”，進行阻撓④。

當然攤丁入畝改革最大的獲利者還是清廷。首先在經濟上，不僅使原額丁銀連同田賦銀

一起得到切實保證，而且將原屬根本無法征收的“戶絕人亡”者的丁稅，也一起攤入地畝，起死回生有了可靠的著落，因此，清政府的地丁收入逐年增加，順治時，每年僅二千萬兩左右，康熙、雍正時則增長到二千五、六百萬兩左右。從乾隆至清末，則每年都一直保持在三千三百萬兩以上，約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四分之三，成為清皇朝賴以存在的重要的物質基礎。所以清代歷朝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它，曾三令五申，無論哪級政府，無論何種情況，都一“概不準借用地丁銀兩”。

① 《雍正硃批奏折》雍正元年七月李維鈞奏折。

① 陸燿：《切問齋文鈔》卷15，李光坡《答曾邑侯問丁米均派書》。

② 康熙《戶縣志》卷4《田賦志·賦役》。

③ 《雍正硃批諭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撫李衛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閩總督高其倬奏。④ 《雍正硃批諭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撫李衛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閩總督高其倬奏。

第二，更重要的是清廷通過攤丁入畝的改革，緩和了同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階級矛盾，獲得了他們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使之能夠順利而果斷地制止和查處了大地主們的反抗。不僅穩定了社會秩序，而且加強了其封建專制的統治。

但是，攤丁入畝畢竟是地主階級的政策，是在舊的傳統的賦役制度陷入絕境，階級矛盾空前激化的情況下，作為保證政府賦稅收入與緩和階級矛盾的工具出現的。至于它對大地主的這種限制打擊，乃是清統治者從本階級總體的長遠利益出發，利用其國家政權的力量，來緩和地主同農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并力圖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即通過對紳衿富戶的限制和打擊，將其一小部分地租剝削物轉化為國家的賦稅，用以抵償因免除無地貧民和手工業者的丁稅而失去的稅額，進而達到既能保持賦稅足額又可緩和因征丁稅而引起的社會階級矛盾的目的。這正是其正常國家職能的一種表現，并非與大地主的有什么根本的矛盾。而且，隨著清廷財政狀況的好轉，統治秩序的穩定和大地主階級的不斷反抗，清廷對大地主階級的限制也就日益放松了，并轉而包庇和支持大地主轉嫁賦役的罪惡行徑。甚至公然以“糧從租出，租自佃交”①，“租未收，賦從何來？”②為理由，明令“租戶完租者，每畝米加二升，銀加二分，以助產主完丁之費”。這些都充分說明攤丁入畝制度改革的不徹底性，也再次證明整個地主階級之間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① 《永禁頑佃積弊碑》。

② 梁紹壬：《秋雨盦隨筆》卷7。<

第三篇：攤丁入畝在中國古代賦稅演變中的意義

攤丁入畝在中國古代賦稅演變中的意義

摘要:攤丁入畝作為清王朝賦稅改革的主要成果，并不是偶然的。從魏晉南北朝的戶調到唐朝的租庸調制，再到唐后期的兩稅法的巨大變革，以至明朝的一條鞭法，有一個明顯趨勢，便是由按人頭征稅為主逐漸演變為以土地田畝數征稅為主，以至于到清代的攤丁入畝則完全廢除了人頭稅。它最終結束了中國歷史上人丁地畝的雙重征稅標準使賦役一元化，從而簡化了稅收的原則和手續，減少了戶口隱漏，使國家的丁銀收入有了保障。同時，它導致了與古代賦役制度相聯系的人丁編審制度失去意義，農民不再被強迫束縛在土地上，大量剩余勞動力可以流動，從事租佃、傭工、經商、手工業等，這顯然對經濟各部門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活躍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

關鍵字：地稅；地丁合一；歷史必然；一元化

康熙、雍正朝的“攤丁入畝”政策被稱為“良法美政，歸于大同而無業貧民永沐”，作為中國田賦制度改革的典范而載入史冊。故各種文獻如清三通、清會典等都有記載，對其大加贊揚。它在我國歷次賦稅改革的實踐中有著劃時代的地位。因而本文將從實施的背景，實施的步驟，尤其是實施的意義等幾個方面來對其做一探討。

一、攤丁入畝推行的背景

首先，從其實施的歷史背景來看，“攤丁入畝”政策,萌發于“ 一條鞭法”之中, 普及于雍正初年的全國各省，是明代差徭改革的繼續和發展。這次稅制役法的改革, 其中心內容是將過去的丁役銀、人頭稅合并到田稅銀里, 一起征收。早在明代中期, 由于官府對徭役的橫征暴斂, 再加之自然災傷, 使得農民大量逃亡，從而造成多達萬石稅糧（相當于全國稅糧的十分之一的遺荒田的產量）的損失。向稱耕田不足的福建省延平等府也形成了“ 千里一空, 良民逃避, 田地拋荒” 的局面。浙江省的金華府、臺州府所屬各縣, 也因人口逃散而生機頓減。這種現象越來越嚴重。到嘉靖年間, 國內各地形成了所謂“ 客戶多, 主戶少, 流竄人口遍地”的局面, 使得官方屢屢遇到差丁不足,工役難興的困難。在此形勢逼迫下, 賦役的改革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許多官僚、紳士認為“ 土地萬世

而不變, 丁口有而盛衰, 定稅人頭稅”。清政權建立之初, 戰火仍在燃燒,百姓

死傷流亡甚多。明末天啟三年, 全國在籍人口尚有五千多萬人, 而到清順治八年, 卻只剩下三千余萬人。明萬歷年間, 在冊耕地為八十多萬頃, 而到清順治八年, 則只剩下五十多萬頃了。山河殘破, 經濟凋蔽。且階級矛盾十分嚴重, 國內大小起義暴動數十起。清朝統治者為了招撫流亡,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 緩和階級矛盾, 穩定社會秩序, 鞏固政權, 毅然拋棄了關外的賦役制度, 看中了前朝曾經小試過的“ 攤丁入畝” 制度。清初, 明代原有的戶部稅役冊簿大量地毀于兵火, 清政府便以僅存的《萬歷條鞭冊》為依據, 進行賦役的征發。在其征發的過程中, 清朝統治者逐漸體會到了《萬歷條鞭冊》中某些“ 攤丁入畝” 措施的合理性, 加之在康熙后期, 國內土地兼并嚴重, “ 一邑之中, 有田者十一, 無田者十九”。土地兼并又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動, 不少人丁聚而復逃,“ 丁額缺, 丁銀失, 財政 徭役以丁, 稽查為難, 定稅以畝,檢核為易”。[1]他們主張, “ 丈地計賦, 丁隨田定”, [2]即實行“ 攤丁入畝” , 以期通過采用賦役合一的辦法來消除前弊。土地確實是完整的、穩定的, 而人口卻是變動的, 因此, 按田定役或攤丁入畝的制度就比按人丁定役的里甲制度要穩妥和適用。清朝也是順應晚明的這種趨勢, 即本著前朝役法改革的精神,更為廣泛地推行“ 攤丁入畝” , 以用田編役之法逐漸代替了里甲編審制度。清康熙年間,“ 丁隨糧派” 或以田攤役的地區, 在全國全面頒行了攤丁入畝之制, 飭令各省奉行。這樣,將丁役銀負擔從人口方面全面轉向土地方面, 以減輕貧民疾苦, 穩定社會秩序、穩定財政收入的役法改革就勢在必行了。

其次，從其實施的現實背景來看，清朝實行攤丁入畝, 始于康熙五十一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諭令, 試行于五十五年的廣東,推廣于雍正初年。當時正值康雍乾盛世, 中原無戰爭,邊關無寇擾, 國用充裕, 社會安定。著名清史專家戴逸先生認為, 這一時期, 清王朝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成就。他還援引美國學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中的有關數據以資說明, 即“十八世紀中國的工業產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歐洲也才占百分之二十三。”[3]著名經濟史專家吳承明先生也認為, “有清一代, 生產增長, 市場繁榮,十八世紀達于高峰。十八世紀, 中國與西方比, 無論在國富或民富上都勝一籌, 至少旗鼓相當?！盵4]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實行賦稅改革, 其目的不可能局限于一時的財政沖動, 而更多的是通過賦稅制度這一聯系千家萬戶的大政的優化, 來達到長治久安；應視為一種刻意展示的政治姿態, 隱含著無比的政治自信,這才是康熙大帝的胸懷。眾所周知, 自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亂”后, 清王朝在中原的軍事威脅已不存在, 但是其入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仍屢遭懷疑, 這就是來自那些意圖復辟明王朝的“遺老”們的非議與譏詆。要徹底孤立他們,就需要政治、經濟雙管齊下, 政治上高壓震懾, 即后人熟知的興文字獄；經濟上迂回徐進, 先是頻繁蠲免錢糧, 繼則“永不加賦”, 借助寬松優容的賦稅政策來固結中下層民眾, 瓦解“遺老”們的社會基礎。另外, 時至康熙五十一年的清圣祖玄燁已是武功文治集于一身, 自然也要彰顯政績, 光大恩德。玄燁本人就曾多次向臣下標榜自己的親民愛民、體察民情。如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16 年), 他說:“朕四次經歷山東, 于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 田野小民俱系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 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兇年, 自身并無田地產業, 強壯者流離四方, 老弱者即死于溝壑?！盵5]次年,他又說:“為民牧者若能愛善而少取之, 則民亦漸臻豐裕。今乃苛索無藝, 將終年之力作而竭取之, 彼小民何以為生?”[6]后來全面行攤丁入畝的雍正皇帝也常稟承先皇遺訓, 曾多次面諭群臣要勤政愛民, 說他自己“勤求民瘼, 事無巨細, 必延訪體察, 務期利民。而于征收錢糧尤為留意, 惟恐閭閻滋擾, 此念時切于懷”。[7]雍正在其繼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撫、司、道及府州縣各官分別發布諭令,要他們把錢糧征收放在所負之責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對直接征收錢糧的州縣官諭令尤嚴,指出:“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錢糧, 關系尤重, 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 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 不允其請, 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增加,視為成例, 民何以堪乎? 嗣后斷宜禁止, 或被上司察劾, 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盵8]這就是說，除了確保國家財政足額, 亦強調其社會公正的維護和社會心理的引導,也就是通過寬免賦稅的的政策來營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會氛圍。

二、攤丁入畝的實施

攤丁入畝作為一種可行的賦役制度, 即將應出徭役之數折成銀兩,平均攤入土地之中, 與田賦一同繳納。其改革分兩步完成:第一步, 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年(1712 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 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 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賦, 稱“盛世茲生人丁, 永不加賦。”把全國征收丁稅總額固定下來。但行之既久, 各地人口生死遷徙, 原定稅額與實際不符, 出現許多流弊。第二步, 清政府于雍正元年(1723 年)下令,將康熙末年已在四川、廣東等省試行的“攤丁入畝”辦法推廣全國, 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稅平均的攤入田畝之中, 又稱地丁合一,或稱地丁銀制度。歷經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一百余年, 除盛京外, 全國各地基本完成。當然所謂全面普及或全面推行,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實施, 有個別省份和個別地區則是在過了很多年以后才逐步執行的。其中, 如臺灣地區，“ 攤丁入畝” 推遲到乾隆十二年實行，貴州省推遲到乾隆四十二年才開始將貴陽等府、廳、州、縣應征丁銀平均攤入地畝，山西省雖然從乾隆元年開始推行地丁制度,但僅僅是在一部分地區搞, 直到晚清道光年間延期了多年執行才完成了。

攤丁入畝的實施是一漫長的過程。之所以如此, 是因為有些地方的土地兼并與其它省份相比不太嚴重, 自耕農較多, 尤其是山西, 號稱“ 富豪放債, 百姓種田” , 所以, 仍然維持從前的賦、役分征辦法。后來隨著這些地方土地兼并程度的加大, 才真正實施了“ 攤丁入畝” 制度。這表明當時的賦役改革不是一刀切, 而是照顧了某些特殊情況, 體現了一定的靈活性。從康熙五十五年廣東首開先河, 到雍正初年全國大部分省份正式推行, 中間相隔十多年;而從雍正元年直隸省獲準推行,再山西、貴州等省全部實行,相隔又十多年?？梢哉f是由點到面,逐步到位。就全國看是如此,再就一省看也是如此。如山西省,情況就相當復雜。朔平府的丁銀, 是乾隆元年、十年和五十九年分三期丁隨地起的;代州是在乾隆十六年、二十三年和道光四年;保德縣是在乾隆十年、二十三年和嘉慶二十四年;汾州是在乾隆元年、十年和二十三年,均是分三期逐步實行攤丁入畝的。而潞安府則是在乾隆十年、嘉慶元年、道光四年和光緒五年分四期才實現了攤丁入畝。此外,在攤丁入畝的實行過程中, 清廷也允許各省就本地人丁、地畝等具體情況,確定丁隨地起的不同的計算范圍。如直隸、甘肅兩省是通省計攤;而大部分省份則是以州縣為單位計攤。在地丁合并上, 各地實際操作中也有不同情況,如江蘇、安徽、貴州是以畝計攤;又如四川、湖南兩省卻實行以糧計攤。清廷通過對攤丁入畝實施力度的靈活掌控,有效緩釋了阻力,打消了顧慮,使這一“千古更張之事”得以順利推行。

如果說政策實施力度的靈活掌握旨在減輕阻力的話,那么,伴隨攤丁入畝改革的一系列配套措施的采行與推廣,則優化了此次改革的內部環境。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即賦額的調整, 賦則的調整和稅收工具的規范健全。這些稅收制度內部的調整, 雖非全因攤丁入畝而設, 但在客觀上有利于此次稅改的推行。就此, 我們可以通過江蘇省蘇松兩府的稅額的調整, 來略作說明。清代蘇州府全境耕地為九萬余頃, 僅占全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一, 而每年所交稅糧卻多達二百五十萬石,占全國稅糧總額近十分之一。地方官曾屢次上書請予減免,終因種種原因只蠲免了部分積欠。雍正三年三月, 清世宗針對管理戶部事務的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重賦所發諭旨中稱:“蘇松浮糧, 常廑皇考圣懷, 屢頒諭旨, 本欲施恩裁減, 乃彼時大臣,以舊額相沿已久, 國課所關綦重, 數以不應裁固執復奏。凡國家大事, 因革損益, 必君臣計議畫一, 使可舉行, 若皇考違眾獨斷, 既非詢謀僉同之意, 且恐一時減免, 倘后來國用不足,有又開議論之端, 是以從眾議而中止”。[9]在此諭中, 世宗令將蘇州府正項稅糧減三十萬兩,松江府減十五萬兩。兩地總稅額減輕以后, 每畝土地的實際稅負也會有所下降。江蘇又是實行計畝攤丁的省份, 這就會使該地區的丁銀負擔有所減輕, 從而贏得人們對改革的支持。

三、攤丁入畝實行的意義

攤丁入畝是一條鞭法的延續和發展,實行的也比較徹底。它最終結束了中國歷史上人丁地畝的雙重征稅標準，使賦役一元化。攤丁入畝”在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制度史上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

1、這項改革順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向。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丁役一直是封建國家束縛人民，強化其人身依附關系的重要手段。從隋唐前期輸庸代役開始，這種比較落后的徭役制度開始動搖了。至明朝中葉，隨著社會經濟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丁役制度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萬歷年間的“一條鞭法”改革，將田賦和徭役合并，統一折銀征收，部分地把丁銀攤入地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丁役制度衰落的歷史過程?！皵偠∪水€”則在“一條鞭法”的基礎上,促使了地賦和丁役完全徹底地合而為一,史稱“自后丁搖和地賦合而為一，民納地丁外，另無徭役矣”。[10]說明“攤丁人畝”之后，勞動人民與封建國家之間的人身隸屬關系，確實有了很大松動。特別是“攤丁人畝”使城鎮工商業者免除了丁銀，客觀上有利于工商業的發展。攤丁入畝實施以前，手工業中工匠的人身自由受到嚴格控制。例如，明承元制，有所謂名隸官工業的匠戶，它是勞役剝削的產物。在所有民匠中班匠約有二十三萬，約占工匠總數的八成。但是，不倫輪班匠還是住坐匠，都受到嚴格的人身限制。他們不堪忍受官府奴役紛紛用怠工、避班、隱冒和逃亡等方式進行反抗。雖然最后實施了“匠班銀”（又稱“班匠銀”嘉靖四十一年，政府下令，“班匠不許私自投當”，一律以銀代役，每名每年納銀四錢五分），但工匠仍編在匠籍，受到嚴格控制。攤丁入畝實施以后，各省陸續將匠班銀并地丁代征，最終廢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將手工業者從封建人身束縛下解放出來。最終封建國家基本放棄對農民特別是無地農民的直接控制，農民獲得一定的人身自由，遷徙或者是改行業都不再受嚴格的戶籍限制。它所產生的結果，首先是人的區域間流動加快，促進了一些經濟落后地區的開發，地狹人稠地區失去土地的農民紛紛流邊遠地區，他們帶去了先進的勞動工具和生產技術，同兄弟民族一起開發當地經濟，密切了交往。再就是，攤丁入畝后，無地的手工業者不再有丁銀負擔，這對工商業的繁榮很有好處。此外農民從農業生產中游離出來，進人城鎮或礦山，成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工，雇傭勞動和手工工廠的發展也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準備了條件。

2、攤丁入畝按土地的單一標準收稅，即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為賦稅征收的依據，“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使全國賦役負擔達到某種合理、平均的分配，使納稅人的財產與其賦稅負擔成正比，從而保證國家的正常稅收，維持龐大的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基本上取消了縉紳地主優免丁銀的特權，這對于均平賦稅，減輕自耕農和一般無地貧民的負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據當時許多記載，攤丁入畝“實于貧民有益，但有力之家非所樂”。[11] 因而從一開始，“攤丁入畝”政策就受到各地富戶縉紳的強烈反對。以浙江省為例，雍正四年八月，浙江巡撫李衛折奏該省百姓因“攤丁入畝”政策而形成兩派爭斗，“如浙省向來有丁歸糧辦一事，經均攤將妥，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蠱惑百余人齊集巡撫衙門，喊叫，攔阻攤丁。彼時，法海驚慌失措，即令官員勸散，暫緩均攤之議。及后又被有丁無田情愿均攤者，窺破伎倆，復聚集鄉民圍轅吵鬧更甚，又有一班門面丁差亦為效尤而該守 竟手足無措，不能驅逐司道若不知者”。很明顯，在浙江省，由于階級權益受到威脅，“攤丁入畝”政策遭到“田多丁少”的富戶強烈反對。這些富戶們因占有大量田地而被加派到較之以前更重的賦役負擔，其既得利益受到威脅。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攤丁入畝”政策的成功之處。因而，其獨利于貧民，而不利于官室，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時，農民負擔的減輕也使得其購買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強，從而在客觀上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3、攤丁入畝取消了按丁和地分別征收賦稅的雙重標準，進一步簡化了稅收程序，這不僅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防止官吏的貪污舞弊，減輕農民負擔，而且對于保證國賦無虧，也有實際作用。在攤丁入畝實施之前，賦稅的征收非常的雜亂,各級官吏巧立名目，在征收的各個環節上都對廣大貧苦農民實施掠奪。以宋代為例，在繳納田賦時，有所謂的“支移”和“折變”來盤剝農民。所謂支移，就是官府借口軍事急需，強迫北方農民把秋稅谷物送到延邊城鎮去繳納，人畜盤費全需自備。所謂折變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農民改納指定的物資或納現錢，如陳州地區的夏稅，原是交納大小麥的，到宋仁宗時改交納現錢。當時當地的小麥現價，每斗五十文，官府卻定為一百文，另外還有附加腳費二十文、倉耗二十文，共一百四十文，農民負擔平白的增加了近兩倍。此外在當時的正稅之外還加了丁口之賦和雜變之賦。另有“和買絹帛”與“和糴糧食”等等，不一而足。由于賦役的苛重和不均，一般地主為了減輕賦稅便把自家的土地和人丁分散成許多戶頭，這叫“詭名子戶”。有的人家假稱把土地獻給僧寺、道觀，叫做“詭名寄產”。有的“偽為劵售田與形勢之家，假田戶之名，以避徭役”，叫做“詭名頬佃”，這樣，他們對國家的負擔便被大量的轉嫁到廣大下等主戶的頭上。而攤丁入畝實施以后這樣的行為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正如史稱“自攤之法立，窮民免累。而國賦無虧”，既增加了國家的稅收，避免了各級官吏的中飽私囊，又直接促進了雍正、乾隆時期封建盛世的形成和持續發展。

4、“攤丁入畝” 制度的實行, 也稍微限制了一些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動, 因為土地負擔有所加重,他們購置田產的熱情就不那么高了。正如清朝工部尚書王慶云所言施行“ 攤丁入畝”制度“ 所不便者, 獨家止數丁而田連吁陌者”。由于此種賦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妨礙或影響了大地主瘋狂地括收地產, 所以引起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一些士大夫還多次與地方政府周旋, 要求緩行，還有一些代表大地主利益的知識分子撰文批評“ 攤丁入畝”，如李光波言“ 富者雖田連阡陌, 不過一身貧者雖糧無升合, 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食毛輸稅, 賦既無容偏枯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 均履后土且戴皇天, 富有者則急其從公, 貧者必盡鐲其手足之烈, 除其公旬之義, 則役非偏枯乎”，[12] 不僅如此, 江南地方還出現過更為嚴重的抗拒行為, 一些大地產所有者唆使他人聚眾鬧事。對此, 文獻記載“ 浙省向有丁歸糧辦一事, 業經均攤將妥, 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 蠱惑百余人,齊集巡撫衙門喊叫, 攔阻攤丁”。對土地兼并的一定程度的抑制，一方面使得廣大自耕農有了穩定的生活來源，不至于淪為流民，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也使得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了很大提高，從而在客觀上促進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

5、“ 攤丁入畝” 制度使土地與丁役銀二者之間形成了一種互對的關系,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農村范圍而言, 田多者多出役銀, 田少者少出役銀, 沒田者不出役銀, 人們的役銀負擔在總體上相對均衡。尤其是無田的鄉民、佃戶和市民因不再參與徭役活動,使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因差役負擔沉重而逃亡了, 這在客觀上安定了百姓的生活, 具有積極意義。正如清人王慶云講的“ 惟均之于田, 可以無額外之多取, 而催科易集, 其派丁多者, 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 亦必有田者也。保甲無減匿, 里戶不逃亡”, 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政府對無地少地之農民和手工業者施加的經濟壓力, 緩和了階級矛盾, 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四、攤丁入畝政策的局限性

“攤丁入畝”政策雖然有其積極的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攤丁入畝”作為一種歷史性的政策選擇, 其一開始就被打上了封建主義的烙印，因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由封建社會自身的缺陷而產生的社會問題。這主要體現在“積累莫返之害” 即賦役制度每經過一次變革，都導致賦役的一步步加重，一直到積重難返的程度。這便是著名的“黃宗羲定律”。黃宗羲定律是由學者秦暉，根據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對中國歷史上頻繁出現的“并”規律的認識，綜合歸納而成的。其基本要點是，歷史上每一次賦稅改革，都把附加稅、雜稅、供納等并入主稅，使民眾形成越來越大的賦稅負擔。[13]

具體就攤丁入畝來說來說，其弊端在于:在執行中仍對沒有土地的農民和產糧地區征稅；“永不加賦”并未實現 ,不少地區丁銀的實攤額超過了原額 ；為了補償熔銷碎銀為銀錠的損耗而多征的火耗，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官吏作弊,征派不均。“攤丁入畝” 政策并不能維持固定的征稅數額從而抑制人民逃避稅收。清朝前期實行“永不加賦”的措施時，曾希望通過將丁口數額固定下來的方法來保證丁銀征收，免人丁流失，加強對人民的控制。但是由于“永不加賦”的措施表面上固定人丁數額，實質上卻無法使人丁附著于土地之上，“永不加賦”并非“毋增毋減，定為常額”，而實質上使人丁數字增多，由于“攤丁入畝”政策的數字是建立在“永不加賦”的定額基礎上，因而“攤丁入畝”政策施行之時，人民就負擔了更為沉重的賦稅。也有“減丁”背后的“流民問題”，這主要是由于實施“攤丁入畝”政策后，人民負擔沒有減輕，反而有所增加，逃亡外地躲避賦稅的情況愈演愈烈。統治者無法維持康熙五十年固定數額，只好減少數額，試圖延緩人民逃亡的趨勢。人丁的減少表明了另一個問題：實施“攤丁入畝”政策后農民逃亡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這也表明實際上“攤丁入畝”政策改變的只是封建賦役制度的形式，它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剝削的基礎.綜上所述，攤丁入畝這一賦稅制度的實施，是清王朝在總結以前歷代封建王朝的經驗的基礎上，依據自身實際而實施的重要賦稅舉措。是在既不觸動封建統治的基礎，又盡可能的減輕人民負擔；既緩和階級矛盾，又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一項制度性改革。在我國漫長的賦稅改革歷史上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國古代兩千多年的賦役變革的結晶。雖然它最終未能擺脫其自身階級屬性的限制，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又是有目共睹的。它給我們的啟示在于，在稅制改革中,必須考慮國內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背景,尤其是稅制改革必須與一定程度經濟體制改革，稅制改革必須圍繞著稅制的公平、簡化的方向變革，加強依法治稅，特別是為了使攤丁入畝政策能順利地實施下去而實施的配套政策和政策的分區實行、區別對待等，對于我們當今的農村稅收改革以及我們今天的現代化建設都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指導老師：張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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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Kai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history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Shannxi Weinan 714000)

Abstract: Booth Ding Rumu pays taxes the reform as Qing Dynasty the main achievement, is not accidental.Adjusts Tang Dynasty's tang dynasty ststem of levying grain system from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ousehold, arrives at the Tang later period's two tax law huge transformations again, down to Ming Dynasty's single whip system, some obvious tendency, is by per capita levies taxes evolves gradually primarily for by the land fields number taxation primarily, completely abolished the poll tax to Qing Dynasty's booth Ding Rumu.It finished in the Chinese history the person farmlands dual taxation standard to cause the pay in labor unification finally, thus simplified the tax revenue principle and the procedure, reduced the registered permanent address hidden to leak, enables national the poll tax income to have the safeguard.At the same time, it caused the person who related with the ancient times pay in labor system to edit the system to dwindle, the farmer is forced no longer to fetter on the land, the massive surplus-labors might flow, are engaged in the tenancy, the hireling, doing business,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so on, this obviously was playing the enormous promotion effect actively to the economical various departments' development and the commodity economy, also promoted the production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capitalism germinated.Key words: Local tax;Field Ding-in-one;History necessity;Centralized

第四篇：北京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丁嘉耕論書法

丁嘉耕論書法

一、書法不能為名所累

多年來，不少人對我以聞名書法家相當，但我覺得自己水平還不夠“格”?！案瘛笔莻€什么標準？我自己也說不清，似乎每一個時期自己對自己都有一個“格”。就像做人有人格那樣，人格的最高標準是什么就沒有止境。從藝的藝格，更是沒有止境的。書法這門藝術是一部人生和藝術的綜合性“巨著”，它沒有頁碼，沒有盡頭，是幾代人、幾十代人都鉆研不透的無底洞。你可以不斷發現書法的美好，書法的神秘，是語言無法表述的東西。我覺得做人不能損人格，書法創作、出書、辦展也不能丟藝格。我最近出版的兩部書法集，大致是我目前的“藝格”。這個“格”自己跟自己比，大致夠格。按照“書法家首先是學問家”的“格”，距離相差還很大，甚至不夠格。

書法家筆下的一點一畫都是生命軌跡的外在流露，都是生命之壁的摩崖石刻。我們所創作的每一幅作品都有可能流傳于亙古。每個書家大概都希望自己作品和出版物經得起歲月風霜的考驗，與千年紙壽共存亡，而不希望后人把他的作品、作品集和生活垃圾一起送進焚燒爐。害怕速朽的最高明辦法、也是對后人最負責的辦法就是，提高創作品質，提高出版品位，把住書法藝格！記?。翰辉摮鍪值那f別出手……

小時候，老師和長輩總是教育我們，長大了一定要成名成家。喜歡書法的奶奶和愛好民族樂器的父親在我四歲時就把我當文化人培養，讓我作字操琴，意思是想讓我將來成名成家。當我走進名人圈，才知道做名人太難、太累。書法藝術本來是一種享受，真的成名就太累了，不但累了自己，還累了家人。

我對成名始終用平常心對待，所以可參展，也可不參展；可獲獎，也可不獲獎；可成名，也可不成名，一切順其自然。假如為展所累，為獎所累，為名所累，不惜為其絞盡腦汁，我覺得一點也不值得，書法這東西究竟在人生價值里，還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二、書法學習要耐住寂寞

有人說，我在書法界始終保持低調，也有人傳丁嘉耕不寫字了。自從1992年我參加全國第五屆書展、全國第五屆中青展后，至今十多年了，我確實很少參加展覽。因為我總認為，書法藝術不是時鮮的水果，它忌諱滿街叫賣。它有點像石油，大凡漂在表面的，看似五顏六色，但那是淺薄的油花，沉在地底那濃濃的原油，看似色彩暗淡，但那是催化生命的動力。書法是一種文化，靠的是深厚文化底蘊去吸引人們視線，打動人們心靈，任何人為炒作都會事與愿違。

陳年老窖，越存越香，就怕心急火燎，老是開缸走氣，經常跑味，結果一缸好酒成了酸腐的酒釀。書法也是如此，靜不心來刻苦臨帖，只是忙于展覽，忙于發表，忙于應酬，而品質數年一貫制，這樣，本想早日成名，結果弄巧成拙。任何藝術家，當然包括書法家，都要坐得起冷板凳，十年二十年在所不惜。假如為利益驅動，不在臨帖上下功夫，而在宣傳上打主意；不在理論上下功夫，而在關系上打主意。到頭來，只能成為“社會活動家”，而不是書法家。我歷來認為，鋼鐵是練出來的，美酒是釀出來的，書法是寫出來的。

耐住寂寞寫自己的字吧，研究一輩子書法，假如歷史能夠寬容大度地給你留下一幅字，甚至一個字，就勝過一百次展覽，對已對人都很負責，今生足矣！

三、學習書法切莫求怪

當今書壇，各種思潮、各種現象，各種希奇的流派，各種莫名的稱謂，光怪陸離。在這種種“現象”面前，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經得住誘惑，讓自己的書法始終植根于傳統，取法于經典。

現在書法界確實存在一種反?，F象，假如你寫一手傳統的“顏柳歐趙”，也許真的獲不了獎，參不了展，我覺得參展和獲獎都不重要，我們學習書法不是為參展、獲獎而學，一切有志于書法學習的戰友，一定不要為了獲獎、參展去扭曲自己的審美理想，審美趣味，跟著流行書體左右搖擺。“顏柳歐趙”等等這類傳統的書法永遠不會過時，學習這類經典書法永遠不會錯。把中國傳統這棵千年大樹連根拔起去新栽一棵是得不償失的事。

我們提倡書法的儒雅書風，提倡書法的“中和之美”。歷覽古今書壇，古有王羲之、米芾父子，今有啟功、林散之、沙孟海等等，個個都是儒雅之人，儒雅之字。同時，我們也不反對百花齊放，百家登臺，各種流派，共存共榮，異彩紛呈。但無論那一種流派，那一種創造，都必然出于真功夫，“功”從何來？傳統為師，“勤”字當先！所謂“功到自然成”。努力吧，朋友們，用你們的勤勞和聰明寫一手漂亮的書法吧。我們期待更多的書法家活躍當代書壇！我們也期待書法這樣的高雅藝術占領中國文化陣地！

四、書法應當人品書品俱高

“寫好字首先要做好人”，沙孟海先生給我的第一課如是說。做人與寫字啥關系，我當時迷惑不解，后來讀大學時，接觸到許多古代書論才明白做人比寫字更重要。

1976年2月，沙老給我說：“書為心畫，心靈不美怎么能寫出美的字來？”西漢學者楊雄說：“書為心畫”。柳公權有聞名的“心正則筆正”之說。明末清初書法大家傅山也說，作字先作人，假如人格不高，字格就媚俗。楊守敬說：書法家“一要品高，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一要學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于行間。古之大家，莫不備此，斷未有胸無點墨，而能超軼等倫者也”。朱和羹在他的《臨池心解》一書中說：“書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露楮外”我們翻開中國書法史冊，別的暫且不論，僅就宋代四大家來說，無論是蘇（軾）字的天真安閑，還是黃（庭堅）字的縱橫奇崛，無論是米字（芾）的迭宕多姿，還是蔡字（襄）的溫厚敦實都與他們的人品和性格有著驚人的巧合，于是后人并有了“字如其人”之說。這些說法都為當今眾多藝術家所接受。書法作為書法作者從心靈流淌出的瓊漿玉液，他必須有一個美的心境，美的“場”。燦爛千余年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當年王羲之假如不是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美麗環境和文人雅集、曲水和觴的和諧心境，而是在血雨腥風的戰場，就不可能寫出那樣精妙絕倫、流傳千古的佳構。征之以書法史，古代大書法家王羲之、顏真卿、蘇軾等等，有英雄、有忠烈、有賢臣，人品書品俱高者比比皆是。書品和人品是一個血肉相連的整體，書法是人的學識、才能、品質高度融合的體現。所以有人說，書家的品德好比山崖，書法好比水，從圣潔的山崖里流淌出來的是清洌的甘泉；從骯臟的溝渠里淌出來的必定是泔水。此話雖然有點絕對，但至少品行不正的書家之作，人們是恥于掛于殿堂的。汪精衛的書法，尤其楷書，可稱一絕，由于他后來失節為奸，其墨跡在人們的視線中早已消失。明末有個書法家叫張瑞圖，書法自成一家，由于懾于魏忠賢的權威，認賊作父，換取高升，立身一敗，為后人所不恥。據史載，岳飛和秦檜，一忠一奸，其字都能夠上書家的水平，英雄岳飛的書法在神州大地有的勒于石，有的刻于壁，有的供于堂，八方流傳。而奸雄秦檜的字，在人們的記憶中已經消亡，只能在聲討奸臣的歷史典籍中尋到他的筆跡?？梢?，品行對書法是何等重要。我希望愛好書法的朋友們，寫字首先做好人。做好人未必字就好，寫好字一定做好人。

五、書法不要唯“名”是藏

當代書法創作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作品數量超過了歷朝歷代，而質量卻不及古人。我為我們的后人感到擔憂，這么龐大的“作品”數量，品位高高低低，品質真真假假，他們要費多大的心思去鑒別、去淘汰。我想，歷史的狂風暴雨會無情地沖刷今天那些藝品不高的所謂作品。在北京，經常有一些喜愛收藏的朋友叫我去欣賞他的書畫收藏品。打開一看，我的天，全是些書法還沒入門的自稱為“書家”的書家寫的，作品既不入流，也不入派，全憑自己的想象發揮。寫楷，橫不平，豎不直，形象怪異；寫草該省的不省，該簡的不簡，該斷的他連，該連的他斷，粗看是一幅字，細看是“一鍋粥”。

我認為，書法的收藏，應當將藝術水準放在第一位，不要唯“銜”是藏，誰的名頭大就收藏誰的，也不要“惟獎是藏”，誰獲了獎收藏誰的。我喜歡收藏有真正藝術品位的作品，它經得起時代潮水的沖刷，藝術光線是永難磨滅的。書法收藏是一個復雜的文化工程，一個藝術家的知識修養有三六九等，知名度有三六九等，作品品位也有三六九等，同一個作者同一個時期甚至同一天創作出來的書法作品也有三六九等，其收藏價值決定于你所收藏的藝術品是否是該書家的精品，當代有些書法家本來水平很高，但應酬之作過多，人去價跌的現象屢見不鮮。對書法欣賞還沒有完全入門的收藏愛好者，可請鑒賞水平較高的書法家掌眼，把真正有藝術價值的精品收藏進來，把真正有發展后勁的書法家的精品收藏進來。30年前，大畫家吳冠中的畫從不被人重視，因為他是個沒有任何銜頭的失落的知識分子，住在北京的一個破破爛爛的四合院里，畫家無處賣畫，雞窩漏雨就用他的油畫去蓋，而他當時的油畫水平可以和西方“畫圣”凡高比肩，誰知30年后，吳老的畫，每幅拍買價達百萬元之巨。當年那“雞窩蓋布”足可以換一棟豪華別墅了。

六、書法是情感的寵兒

書法創作，不僅僅寫古人法帖中我們所能見到的世界，而是寫我們心靈中所感受到的世界。畢加索有句名言“我不是畫貓的本身，我畫它的微笑”。貓的本身多么單調乏味，貓的微笑卻是可以畫出的千變萬化的藝術感受。寫心靈的情感，在中國并不生疏，所謂“胸有成竹”、“心中要有千山萬壑”?！靶刂兄瘛焙汀靶闹械那饺f壑”都是心靈之物，都是情感之物。古代的西方藝術家大都注重寫實，在“形”上做文章，很難成就大業。到了二十世紀這一百年，西方藝術家為什么創造了那么的重要流派，產生了那么多的藝術大師，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追求到了表現心靈的感受，展示情感的世界，而不是一味地強調形似、強調客觀世界的再現，而是重在表現藝術家內心的主觀世界。

書法作品是書法家心靈的構置件。書法意境的創造帶有書法家濃重的感情色彩。只有在作品中傾注感情，點畫線條才有生命力，才能流美傳神，才能駕起作者與欣賞者之間的感情橋梁。書法創作有時能讓我發狂。拿起毛筆，一個個字，飛恕般地以各種形態飄散在我的腦際。有時像不明飛行物一樣，呼嘯而來，閃著奇異的光線，變幻著各種形態，讓你有一絲懼怕，滿腔驚喜。

意境是書法的靈魂，感情是意境的靈魂。只有用吟詩作詞、放聲高歌的昂揚激情，讓情感掀起波濤，撞擊心靈，涌向筆端，才能創作出外形潤美，內寓剛勁、意境超逸的作品，綿延數千年的中國書法，正因為情隨人異，情隨地異，書法才有了千種風流，萬般意境。書苑才出現了波詭云譎，變化莫測的筆墨品類和千古流芳的翰墨豐碑。

第五篇：論“婚內q####j”的入罪思考

內容摘要：婚內q####j是指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丈夫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違背妻子的意志，強行與妻子發生性關系的行為。截至目前，在我國的《刑法》及其解釋中均沒有出現這個詞，婚內q####j似乎僅僅停留在理論探討上，雖然近幾年有個別案例在實際中得到了判決，但因其特殊性而對于現在繼續探討這個問題并無大的影響。本文從社會學、法理學、刑法學等角度對婚內q####j可以構成q####j罪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構想：以判例的形式，將婚內q####j納入q####j罪的范疇；在訴訟法上規定婚內q####j案件的起訴方式為自訴，并從法律上對妻子的這種訴權加以限制，防止該權利的濫用。

關鍵詞：q####j罪 婚內q####j 丈夫豁免 自訴

Summary: The rape in marriage means a kind of action of which the husband has a sex with his wife by means of violation and force or other ways, which are against the willing of his wif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rriage.Until now, the phrases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doesn't come up in The Criminal Law and it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today and it seems that only here of theory research is the rape in marriage stay.Some precedents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have been decided by some courts in several years, in light of their peculiars, they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research of the problem at present.The article i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jurisprudence and criminology puts forward views of the writer, i.e.the rape in marriage should be stipulated in the form of precedent.private indictment should be stipulated as the means of cases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in our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ursuant to laws, restrict the right of litigation owned by the wife so that the right will not be abused.Key words: the rape crime the rape in marriage immunity of husband private indictment

1999年12月24日，上海市青浦區法院審理并判決了一起妻子狀告丈夫q####j的案件。判決內容為：被告人與被害人雖為夫妻關系，但已分居達16個月之久，且被告人先后兩次提出離婚訴訟請求，夫妻感情已破裂。在一審已判決離婚，但尚未發生法律效力的特殊情況下，被告人王衛明違背婦女意志，采用暴力手段強行與妻子發生性關系，依法應予處罰。鑒于案情的特殊情況，可對被告酌情從輕處罰。判決被告人王衛明犯q####j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1]這是我國法院認定婚內q####j構成犯罪的第一例。王衛明被判q####j罪后，在中國司法理論界和實踐界引起很大的轟動，很多法律界人士對此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由于針對婚內是否存在q####j的問題，我國的刑法及其解釋并無明確的規定，因此，各家對此存在爭議也是情理所在。

目前，對婚內q####j是否構成q####j罪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完全否定說。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同居為夫妻生活的重要內容，夫妻雙方自愿登記結婚就是對同居義務所作的肯定性承諾，同居即是雙方的權利，也是雙方的義務。在我國，法律和主流道德均認可夫妻之間的性行為。既然性行為是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則行使權利的行為自然不能對其定罪。

第二，完全肯定說。持此觀點的人大多是根據《刑法》中對q####j罪的界定來認定的，他們認為《刑法》中規定q####j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既然丈夫為男性，妻子為婦女，就應當適合刑法之規定。再者，否定說所提的同居義務在《婚姻法》中也未明文規定為法定義務，所以，丈夫強迫妻子性行為應當定性為q####j罪。

第三，折衷說。即持該觀點的人們承認婚內q####j構成q####j罪，但由于犯罪主體與被害人之間存在特殊的關系即夫妻關系，使這種定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他們認為婚內q####j構成q####j罪是有條件的。當前比較集中的觀點就是將婚姻分為正常持續階段和非正常持續階段，只有在婚姻非正常持續階段發生丈夫強迫妻子的性行為才構成q####j罪。

那么，在婚姻存續期內，丈夫強迫妻子性行為到底構不構成q####j罪呢？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下面，筆者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這個問題展開論述。

一 從社會學角度分析來看

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興起了旨在提高婦女地位的女權運動。[2]我國的廣大婦女也紛紛參于其中，她們積極參與到社會各項活動中去，強烈要求婦女應該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權利和自由。隨著這項運動的開展，傳統的立法模式和立法觀念也有所改變。在目前的中國，旨在提高婦女社會地位，保護婦女合法權益的法律法規也紛紛出臺。

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談性色變的國度，性文化的發展受到傳統思想的制約而發展緩慢。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婦女地位的提高，廣大婦女的性意識也在逐漸的得到開化和增強，在婚姻家庭中，婦女不再是丈夫的附屬品，以強暴和征服為特征的野蠻“性關系”與現代社會文明格格不入，加大對婦女人格獨立和人身自由的法律保護已經成為現代法制的重要價值取向。聯合國在2000年6月專門以“21世紀兩性平等、發展與和平”為主題召開的特別聯大會議，[3]說明加強對婦女權益的保護已經在全球達成共識，如果在這種背景下，法律仍然對在婚內遭丈夫強暴的妻子的合法權利不管不顧，則會從另一種意義上縱容丈夫更加有恃無恐地對妻子性權利進行侵犯。

再者，隨著婦女性意識的增強，其有自由選擇是否同丈夫進行性生活的權利。[4]即應該賦予女性在同丈夫性生活上的拒絕權，其理由如下：第一，婚姻的自然性質決定了婚內性暴力的非法性?，F代婚姻是雙方自愿的結合，這種自愿不僅指婚姻的締結是雙方自由意思的表示，而且指婚姻存續期間的性行為是性愛，而不是單純的肉欲。因此，既然婚姻是自由的，那么締結婚姻本身表明雙方做出了在性行為上相互尊重的承諾，“婚約并不能據此而成為一種專橫意志的契約”。[5]第二，法律面前人人的平等原則排除了婚內性暴力的合法性。人格平等是現代法律的元價值之一，男女平等是婚姻關系的原則，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性權利排斥任何一方使用暴力以實現性權利的可能，因為在婚姻關系中，既然夫妻雙方的性權利是平等的，那么任何一方被迫屈從對方的意志都違反了平等的原則。第三，免受性暴力的自由不因婚姻的締結而喪失，免受性暴力壓迫，是人的自然和絕對的權利，是無條件的，它不因婚姻的締結而喪失。因為作為一個有理性的人不會把自己永遠的出賣給他人，即使一個人與他人簽訂了此類契約，現代法律也不予認可。如果丈夫違背妻子的意志與其性交，不僅會對妻子自身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傷害，而且社會危害性也是不容忽視的。

二 從法理學角度來看：

（一）傳統法律體系下的丈夫不可能成為q####j妻子的q####j犯，即在傳統法律體系下，丈夫享有豁免權。[6]其實，單從這一點來看，“丈夫豁免”并不難理解，因為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畢竟植根于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而不管是古代還是近代，男性幾乎統治著整個世界，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處于附屬地位的婦女所享有的權利少之又少，而此刻的婦女要想擁有性自主權則更無從談起。因此，在那種歷史背景下，“丈夫豁免”也就無可厚非。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廣大婦女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其社會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國家也從法律上肯定了婦女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權利，如果此刻仍然堅持丈夫豁免論，則無疑是對現代法制的漠視。

（二）從比較法的層面上來看：我們都知道，在古代的西方，廣大婦女的地位并不比我國高，她們一樣處于男性的壓迫之下，是男性的附庸，那一時刻的西方國家無不或明或暗的實行丈夫豁免的原則。

但是，進入20世紀后半期，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廣大婦女的抗爭，西方主流國家已成功走出了“丈夫豁免”這一最后維持野蠻“性行為”的黑暗階段。例如，屬英美法系的美國，到1993年，北卡洛萊納州成為最后一個廢除丈夫豁免的法律的州。[7]還有同屬英美法系的英國，目前其判例法認為：“只要在未征得同意的情況下，與任何女子進行性交都是違法的。”這其中，妻子也成為受保護的對象。另外，作為大陸法系下的法國，在1994年，新刑法第222—223條規定的q####j罪定義為：“以暴力、強制、威脅或趁人不備，對他人施以任何性進入行為，無論其為何種性質，均為q####j罪。”[8]由此不難看出，丈夫對妻子也可構成q####j罪。雖然各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我們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法律為我所用，但可以相信，在一定程度它們能給我們帶來一定的啟發：廢除“丈夫豁免”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只有將丈夫納入q####j罪的主體中來，才能更好的保護妻子的性權利少受或不受侵犯。

（三）夫妻間性權利的實現應當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體現的應該是一種雙方的自愿。很多人認為婚姻關系體現的是一種雙方的自愿，婚姻關系一旦確立，夫妻之間就產生了一系列權利與義務關系，而夫妻雙方同居過性生活，即是雙方享有的權利，也是雙方應盡的義務。[9]也就是說，夫妻任何一方都有要求另一方與己過性生活的權利，同時，夫妻任何一方也有與另一方過性生活的義務。筆者對此持反對意見。不錯，婚姻關系的確立的確體現的是一種雙方的自愿，夫妻關系的確立使夫妻間產生一系列的權利義務關系，如，夫妻應當相互忠實，互相尊重（《婚姻法》第四條），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婚姻法》第十三條），夫妻有互相扶養的義務（《婚姻法》第二十條），夫妻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婚姻法》第二十四條）等。然而，所謂的夫妻同居義務并沒有作為一種法定義務規定在婚姻法中。

三 從刑法學角度來看

（一）我國傳統理論關于q####j罪的界定

刑法理論認為，q####j罪是指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違背婦女意志，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系的行為。

其特征是：1，侵犯的客體是婦女的性自由權利。婦女的性權利是指婦女生命存續期間根據自己的意志發生性行為的權利。2，客觀方面表現為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違背婦女的意志強行與之性交的行為，違背婦女意志，強行與之性交，是q####j罪的本質特征。這里的暴力是指以毆打、傷害、捆綁、按倒、強拉硬拽等使被害婦女不敢、不能反抗，對其人身實行強制的手段。脅迫是指以傷害、殺害或利用職權優勢對婦女相威脅，使婦女不敢反抗。3，本罪的犯罪主體是年滿十四周歲，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男性。[10]4，本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違背婦女意志、強行與其發生性交的故意內容。[11]

（二）提到婚內q####j，其主體必然少不了丈夫的角色。那么丈夫到底能不能成為q####j妻子的犯罪主體呢？筆者認為完全可以，理由如下：

1，從刑法236條的規定可以看出，q####j罪的主體為年滿14周歲的男性，該規定并沒有將丈夫排除在外，因而，q####j罪的主體自然包括丈夫。另一方面從q####j罪的犯罪要件來看，立法機關并沒有將丈夫明確排除在犯罪主體之外，也就是說丈夫是特殊的q####j主體，即“婚內q####j”主體。

2，q####j罪侵犯的客體為婦女性權利的不可侵犯性?！缎谭ā芬幎ㄖ胁]有將妻子的作為一個特殊群體而排除在外，婦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權利是所有婦女的一種人身權利，侵犯這種權利違背了婦女按照自己的意志決定正當性交行為的權利。有人認為婚內強迫性行為并不構成對妻子性權利的侵犯，他們認為《刑法》設定q####j罪的目的在于保護婦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權利，該q####j罪條款所保護的對象是婦女拒絕男子對其實施奸污的權利。夫妻間關于性的權利與義務，因為雙法合法婚姻關系的確立而產生相互之間的專屬性質，這種性質決定了婚姻關系的一方不能隨意拒絕另一方的性交要求，與妻子發生性交行為是丈夫的法定權利。據此丈夫雖然強行與妻子發生性行為，也不能構成對妻子性權利的侵犯。上述觀點完全拋開妻子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所擁有的自主權利，其根本上還是將妻子置于丈夫的附屬地位，而這恰恰與我國當前的法律價值取向相悖。

男女之間締結婚姻關系，只能是表明他們相互承諾負有配偶在法律上的義務，并不意味著他們在情感和性關系上承擔了任何義務，即使在婚姻的關系

下，妻子也首先是人，然后才是配偶。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妻子享有任何婦女所享有的權利，如人格權，性的自主權，人身自由權等。如果丈夫不尊重妻子的人格，違背妻子的意志，強行與其性交，則是對妻子性的自主權的一種粗暴的侵犯，其非法性是顯而易見的。所以說，即使具有婚姻關系，如果丈夫違背妻子的意志進行性行為，也符合了q####j罪的客體要件，即該行為侵犯了婦女性自主的權利。

3，另外，除了分析丈夫強迫妻子性行為構成q####j罪必須符合犯罪要件外，還要考慮到該行為是否具有應受刑罰的社會危害性?；閮葟娖刃孕袨槌私o妻子造成一定的生理損傷外，給妻子造成的心理傷害也是難以估量的，在那些感情已經破裂毫無愛情可言的婚姻關系中，這種傷害更為嚴重。當妻子的性權利遭到丈夫的侵犯而又無法找到相應的法律規定來保護自己的權益時，不僅會使她們感到絕望，而且還會助長丈夫更加肆無忌憚的對妻子施以侵害，其社會危害性不容忽視。

從以上論證不難看出，婚內q####j不管是從其犯罪主體，還是客體，以及社會危害性等方面都符合了《刑法》對q####j罪的規定，即使犯罪主體與被害人之間存在一層合法的婚姻關系，其犯罪的實質也是不容抹煞的。

四 那么，除了針對“婚內q####j”是否構成q####j罪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觀點呢？

有人認為婚內q####j構成犯罪，但并非q####j罪，而是構成虐待罪。[12]持此觀點的人認為婚姻關系的存在使夫妻間的性權利相互吸收，丈夫通過暴力手段強迫妻子性行為，并沒有侵犯妻子的性權利，如果在強迫性行為的過程中，給妻子造成其他傷害或有虐待行為，則只能用傷害罪或虐待罪條款來認定。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有失偏頗，首先，任何法律中都沒有規定夫妻間的性權利因婚姻關系的存在而相互吸收。其次，丈夫強迫性行為雖然對妻子的身體和精神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傷害，但丈夫行為的根本目的是強迫妻子性交，至于對妻子造成的各種傷害，則是在對妻子q####j的過程中的附屬傷害，堅持婚內q####j構成虐待罪的觀點只是看到了q####j行為造成的表面傷害，否認了該行為最終侵犯的是婦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權利的犯罪實質。

五 婚內q####j的恰當規范

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男女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觀念上的進步反映在立法上就是修改q####j罪的規定。目前，針對“婚內q####j”立法，在英美德等西方國家都有了不同程度規定。而在我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中廣大的婦女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最大限度的保障她們的合法權益，才能從更大程度上調動起她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因此，從立法上明確丈夫可以成為q####j罪的主體，對于那些長期遭受丈夫性侵犯的婦女來說，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對其他婦女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鼓舞。所以說，當前的中國到了為“婚內q####j”立法的時候了。

（一）那么，是不是在刑法條款中明確規定丈夫可以成為q####j罪的主體就可以了呢？其實事情并非想象中這樣簡單。相反，如果在刑法條文中明確規定丈夫可以成為q####j罪的主體，它將帶來一系列的嚴重后果。

1，這種做法勢必會造成一定的法律危機。這是因為，法律作為思想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意識的存在形式之一，即是對不依人們的意志和意識為轉移的物質關系即社會存在的反映，也是人們維護自身生存活動的形式，屬于社會發展的主觀方面。法律運作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進行的，因而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該社會法律文化觀念及法律意識的制約和影響。在中國傳統文化意識領域，婚內丈夫不可能對妻子構成q####j，即使有此種行為發生，人們也不會對丈夫的行為給與過多的指責。如果將婚內q####j以成文法的形式寫入刑法，這將和傳統的法律文化、道德觀念不相適應，如果強行實施，必將遭到人們的議論和抵制。另外，如果將婚內q####j規定在刑法中，也將給婚姻關系內的丈夫帶來很大的心理負擔，進而進一步危及到婚姻家庭的穩定，這是任何一個法律制定者所不愿看到的后果。那么這種法律的在實施過程中所潛藏的危機也是顯而易見的。

2，如果將婚內q####j寫入刑法，也會導致一定的道德危機。在社會文明的歷史演進過程中，人們逐步形成了基本的共同的道德規范，也產生和發展了一個民族固有的倫理體系和道德準則，如果法律的制定背離了傳統的道德規范，那么其在現實中的實行也將舉步維艱，更甚至會走上被人們拋棄的道路。在人們普遍的道德觀念中，婚姻關系必然包括了性關系。正如前面所言，如果丈夫違背妻子的意志強行與其性交，人們也許不會對丈夫進行過多的指責，反而會對拒絕丈夫要求的妻子進行譴責，所以說，如果將婚內q####j規定在刑法中，不僅背離了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而且實際上是對妻子這種拒絕權的一種立法肯定，此種做法給傳統倫理道德規范所帶來的挑戰也是顯而易見的。另外，從另一層意義上講，刑法肯定了婚內q####j，也就是肯定了婦女性權利的絕對自由，即妻子有權利決定同誰發生性關系，別人干涉不著。而這本身也就與傳統的倫理道德相違背，所以說，一旦將婚內q####j用刑法來規范，將會在倫理道德領域造成嚴重的混亂與危機。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將婚內q####j規范在刑法當中并不是一種明智之舉。

（二）那么，我們將以何種形式來規范這類特殊的q####j罪呢?筆者認為，結合我國的現實，可以以判例的形式來對此類案件進行規范。雖然我國并沒有將判例作為法律淵源的一種，但是，在司法實踐的過程中，判例所發揮的指導作用卻是不可忽視的。在法律無明文規定或規定不完善時，以判例彌補法律的這一漏洞，將有利于同類案件的判決大體一致，充分實現法的安全性，而且可以針對此類特殊案件給法官以充分的自由裁量權，從而真正實現法與道德的相互融通，避免成文法所帶來的弊端與不足。

（三）任何一個行為構成犯罪，都必須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來對其進行制約和規范，婚內q####j作為q####j罪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司法實踐中也必須有一套特殊的原則對其進行規范。

1，“婚內q####j” 認定為q####j罪并不是隨意的，要受到一定條件的限制。也就是說，并非丈夫只要違反妻子的意志進行性行為就構成q####j罪，因為該罪的發生是在披著婚姻這件合法的外衣下進行的。只有丈夫的q####j行為達到一定的程度，造成一定的嚴重后果才能對其定罪，否則，就不能將丈夫判定為q####j罪。

2，承認婚內q####j構成q####j罪的同時，丈夫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呢？筆者對此有兩點建議可供參考：一是如果妻子誣告丈夫q####j，在法院查明真相的情況下，可以將妻子入以誣告罪。另一則是雖然夫妻關系不能等同于單純的性關系，但可以說性關系在維系夫妻關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妻子長期拒絕丈夫性交的要求時，丈夫可以據此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請求。

3，關于婚內q####j案件是作為公訴案件還是自訴案件的問題。筆者認為理應定為自訴案件的范疇。雖然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對于一般的刑事q####j犯罪規定以公訴形式由公訴機關偵察搜集證據來提起訴訟。但是由于婚內q####j是發生在合法的婚姻關系內，犯罪主體和被害人存在合法的夫妻關系，這就決定了該類案件與一般的q####j案不同，如果公訴機關完全拋開這一層關系而進行公訴的話，其中必然會侵犯到公民一些隱私。再者，婚姻關系持續期間，雖然妻子一時不同意同丈夫性交而遭丈夫強迫為之，但她們對丈夫的這種行為并非到了無法接受的地步，也不想利用法律手段來懲罰丈夫。如果此刻公訴機關強行介入其中，勢必會破壞婚姻關系的穩定。我想這一后果也并非是人們所樂意接受的。所以說應當將婚內q####j案件定為自訴案件的范圍，實行不告不理。這樣就避免了公訴機關強行介入而帶來的不利后果，因為此刻如果妻子選擇了起訴丈夫，其婚姻本身也就無穩定性可言。

4，如果將婚內q####j定位自訴案件，那么如何來規定案件取證問題？由于婚內性行為具有隱蔽性和復雜性，外界很難確定丈夫與妻子的性行為哪一次是屬合意性質，哪一次是屬非合意性質，因此，筆者認為對于婚內q####j案件可以采取 “誰主張誰舉證”作為舉證原則，即應當以原告舉證為主，被告舉證為輔。這是因為該類案件的原告和被告為合法夫妻，雙方以前基本上都是基于一定的感情基礎才走到一起來的，但是隨著婚姻關系的持續和雙方感情的變化，不排除哪一方為了自己的私利來陷害對方的可能。所以通過這種舉證責任方式，可以有效防止妻子為達到某目的而要挾、誣告丈夫，進而有效遏制妻子該訴權的濫用，這樣，一方面可以使得案件的數量減少，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的時候具有一定的針對性。

5，在懲罰機制上，由于婚內q####j自身的特殊性使其與一般的q####j犯罪有所區別，如果完全依照刑法規定對丈夫量刑，則顯得過于嚴酷，在處罰丈夫時，應當比照q####j罪之規定酌情減輕處罰。

可以肯定的是當代中國是需要判例制度的。這是因為隨著大量的新情況、新問題的不斷出現，按照現行的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根本無法解決，而立法活動或現行法律的修正工作無法及時跟進造成法院在審理案件時無所適從，從而造成不同的法院在審理案情相近或相同的案件時，做出迥然相異的判決結果。運用判例來規范婚內q####j案件，可以說是目前我國規范此類特殊案件的最佳形式，它不僅為今后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而且能夠把一些相對模糊的法律概念具體化，明確表達立法者的立法意圖，便于人民大眾的理解和遵行。

如果真能實現這一變化，那么這將是法律史上的一大進步，因為它不僅從另一層意義上肯定了婦女的社會地位，也可以有效抑制丈夫的野蠻性行為，從而提高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質量，減少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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