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完善縣級財政轉移支付機制的建議

關于完善縣級財政轉移支付機制的建議

財政轉移支付機制的基本目標是促進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調整各地區的財政能力和財政需要之間的差距，貫徹國家的公共物品分配公平化的政策意圖。因此它是促進各區域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區域財政能力的有效手段。它是最主要的區域補償政策，也是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實踐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種政策工具。

一、我縣財政轉移支付機制基本情況

我縣的財政轉移支付構成，主要分為三類：一是返還性收入，包括增值稅和消費稅“兩稅”返還、所得稅基數返還、成品油價格和稅費改革轉移支付補助收入等；二是一般性轉移支付補助，主要目標是促進各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包括體制補助、均衡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調整工資轉移支付、義務教育學?？冃ЧべY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收入、企事業單位預算劃轉和結算補助收入等；三是專項轉移支付，包括一般性預算專項補助、國債補助等。

2009年，我縣的財政轉移支付規模達83297萬元，其中： 返還性收入 1151萬元； 一般性轉移支付補助42498萬元（其中：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自2006年的1340萬元增加到2009年的3996萬元）；專項轉移支付39648萬元。

二、我縣現行財政轉移支付機制存在的問題

（一）稅收返還和結算補助的政策導向與目標不符，抑制地區之間差異的功能微弱。通過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補助來達到均等化目的，從理論上看好像可行，但在實際操作中卻與政策導向目標相去甚遠。因為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省、地市三級政府財政通過采取層層集中策略，盡可能多地從下級財政抽取資金，將收入多、增長潛力大的稅種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留歸縣鄉的固定收入，多數是稅源分散、額度零星、穩定性差的小稅種，征管難度大，征收成本高，增收潛力小。2009年，我縣上劃中央級和省級的財政收入11075萬元，占我縣大口徑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60%，且增收稅種絕大部分在中央。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和補助又按“基數法”確定，直接與征稅額掛鉤，經濟發達的地區財政收入基數大，相應地從中央得到的返還額也大，“基數”中包含的舊體制的不合理因素，在逐年的滾動過程中，不僅不會消除而且還呈逐步放大之勢，因此客觀上造成了轉移支付與財政收入和人均GDP存在高度正相關關系。由于此，我縣財政運行支出壓力過大，難以實現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目標，從而有悖于公共物品提供均等化目標。

（二）專項轉移支付比重較大，人為地擴大了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欠發達地區之間的貧富差異。2009年我縣的轉移支付資金83297萬元中，專項轉移支付則達43194萬元，占52%.雖然專項轉移支付對于實施中央政府特定政策目標、發揮中央財政宏觀調控作用、引導地方合理配臵資源、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等方面，具有使用方向明確、見效快、便于監督等特點。但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劃分尚不明晰的情況下，影響了專項轉移支付應有功能的充分發揮。而補助量的多少沒有明確嚴格的事權界限和合理規范的測算標準為依據，最終導致一些縣鄉政府將過多的精力用于跑關系要錢方面，依賴補助過日子。而另一些地方縣鄉政府則由于轉移支付不公平，挖潛增收勤儉理財的積極性受到挫傷，從而使得縣鄉財政困難狀況不斷加劇。

另外，在中央專項轉移支付缺乏明確的核算辦法，更兼要求地方財政給予一定的資金配套的情況下，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可提供的配套資金越多，得到的撥款也就越多；財政困難的地區只能“可望而不可及”，即便少量流入的專項撥款也大多剩下用于救災等特殊政策目標的專用款項。大量財政資源沒有轉移到最需要的貧困地區而是流入了發達地區，“馬太效應”放大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地方財政越是困難的貧困地區，得到的財政轉移支付資金越是匱乏，從而削弱了財政轉移支付對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的均衡作用，進一步擴大了不同地區之間的貧富差異。

（三）轉移支付的均衡力度過小，無法形成規范、有效的財政橫向均衡機制。轉移支付的目標應是兼顧地區平衡，促進全國經濟和諧發展。而事實上，目前的財政轉移支付機制，卻是在承認各地區既得利益前提下的兼顧公平。雖然近年來實施過渡期轉移支付時引入因素分析法，并利用公式計算中央對地的轉移支付額度，從而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統一的公式化分配，但由于過渡期轉移支付所占比重十分有限，其余各種轉移支付形式又各自為政，財政統一支配各類專項補助的實際能力非常薄弱，大量的轉移支付資金通過條條下撥，繞過了財政轉移支付的渠道和政府預算的口徑，轉移到了發達地區。如2009

年我縣的均衡性轉移支付資金為19139萬元，而用于專項支付和基數返還的資金達43194萬元，后者是前者的2.3倍；地區之間的財政收入差距更為懸殊，以2005年為例，全國平均水平人均可用財力為1710.77元，西藏的人均可用財力為4981.95元，而我縣僅988.25元，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1.7倍，與西藏相差5.04倍。轉移支付只側重縱向分配，忽視橫向均衡機制的弊端，難以從制度上抑制各地間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的趨勢。

三、對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機制的建議

（一）建議對一般轉移支付，舍棄“基數法”，改用“因素法”

基數法弱化了轉移支付的均等化功能，導致“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因此，應當舍棄“基數法”，改用“因素法”，可以采用國際通行的測算核定公式：

對地方的一般轉移支付（1）=（該地方政府的標準支出（2）-該地方政府的標準收入（3）-該地方政府得到的其他轉移支付

（4））×調整系數（5）

其中，（1）對地方的一般轉移支付，計算結果為正數，就是該地區應該得到的一般轉移支付數額；計算結果為負數，就是該地區財政實力較強，不需要轉移支付撥款。（2）該地方政府的標準支出，是根據該地方政府的各類支出的標準單位成本和受益者數量以及調整系數加總得出。（3）該地方政府的標準收入，是根據該地區的GDP、居民總收入、商品零售額、地方稅稅基和平均稅率等因素計算得出。（4）該地方政府得到的其他轉移支付，是

該地方政府得到的包括專項轉移支付等在內的其他非一般轉移支付之和。（5）調整系數，是根據該地區自然地理條件、人口密度、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程度、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等確定，該地區條件越差，系數相應越高，以達到均等化目標。

（二）建議縮減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增加一般轉移支付 與專項轉移支付相比，一般轉移支付沒有給地方政府規定資金的具體使用方向，只是政府財力的補充，下級政府對之擁有較大的使用自主權，主要目的是用來平衡地方預算，滿足地區基本開支的需要，因而更能體現公平原則，計算方法也更科學，可以降低人為因素的干擾，避免了專項轉移支付的隨意性。因此，應該壓縮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大幅度增加一般轉移支付，建立以一般轉移支付為重點、專項轉移支付為補充的復合體系。一般性轉移支付，一方面平衡財政收入，一方面均等各地的公共產品供給；至于專項轉移支付，則作為中央和省調控縣鄉經濟發展、解決特殊情況的工具。對分散在各個預算支出科目中的名目繁多的專項轉移支付進行清理、整頓和歸并，取消不符合公共財政要求及一些過時的支出項目，簡化和整合重復交叉的專項補助項目，使其既與專項轉移支付的內涵與外延相吻合，真正發揮它應有的職能作用，又能將其逐步規范為“整塊撥款”，增強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刺激地方經濟發展，提高財政橫向均衡功能。

（三）建議進一步加大對民族地區的轉移支付補助。從民族地區的發展基礎、自然地理條件、發展成本等實際出發，進一步提高民族地區的轉移支付系數，進一步細化標準收支和應得轉移支付測算方

法，保證民族地區擁有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大體相當的財力。

xx縣財政局

二0一0年三月十六日

第二篇：財政轉移支付

財政轉移支付

財政轉移支付是以各級政府之間所存在的財政能力差異為基礎，以實現各地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為主旨，而實行的一種財政資金轉移或財政平衡制度。中文名

財政轉移支付 外文名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基 礎

各級政府之間存在的財政能力差異 主 旨

實現各地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 目錄 形式

轉移支付的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自上而下的縱向轉移，二是橫向轉移，三是縱向與橫向轉移的混合。

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由財力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構成。

財力性轉移支付是指為彌補財政實力薄弱地區的財力缺口，均衡地區間財力差距，實現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中央財政安排給地方財政的補助支出，由地方統籌安排。財力性轉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等。專項轉移支付是指中央財政為實現特定的宏觀政策及事業發展戰略目標，以及對委托地方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務或中央地方共同承擔事務進行補償而設立的補助資金，需按規定用途使用。

專項轉移支付重點用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支農等公共服務領域。

2009年起，進一步規范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將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簡化為一般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兩類。一般性轉移支付，主要是中央對地方的財力補助，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支出；而專項轉移支付，主要服務于中央的特定政策目標，地方政府應當按照中央政府規定的用途使用資金。為縮小地區間財力差距，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央財政設立均衡性轉移支付，包含在一般性轉移支付中，不規定具體用途，由接受補助的省級政府根據本地實際情況統籌安排。[1] 原則

在1994年實行分稅制體制改革前，我國做了大量的財政轉移支付的工作，1994年實行分稅制體制改革后才從西方引進了轉移支付的概念。我國中央財政是從1995年開始正式實施過渡期轉移支付辦法。根據IMF《政府財政統計手冊》中的支出分析框架，政府轉移支付有兩個層次，一是國際間的轉移支付，包括對外捐贈、對外提供商品和勞務、向跨國組織交納會費；二是國內的轉移支付，既有政府對家庭的轉移支付如養老金、住房補貼等，又有政府對國有企業提供的補貼，還有政府間的財政資金的轉移。一般我們稱的財政轉移支付，是指政府間的財政資金轉移，是中央政府支出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地方政府重要的預算收入。在西方國家，財政支出的重要分類就是分購買支出和轉移支出?，F況

我國仍實行的不是很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主要制約因素：一是各級政府的職責和事權尚未明確劃分，財政支出的劃分與事權是緊密聯系的，難以確定標準的收支概念；二是我國的中央財政仍十分困難，使轉移支付制度缺乏充足的財力支持；三是既得利益調整的力度過大，困難很大；四是由于體制、經濟結構、自然環境和人口狀況等因素影響，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很大、發展能力存在極大差別，致使通過轉移支付實現地區均衡難以在短期內實現；五是基礎性數據統計、收集有很大難度。

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存在雙向的資金往來關系，不僅包括上級對下級的撥款，而且包括下級政府對上級政府的繳款。主要有以下幾項內容： 1.體制補助或上解 2.稅收返還 3.專項撥款 現狀

目前我國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包括財力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及體制補助四種方式。其中，財力性轉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和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方式。按照轉移支付形式的性質劃分，轉移支付又可以分為以下幾大類：

（1）稅收返還、體制補助和結算補助，這幾部分是1994 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后財政轉移支付的主要組成部分，其性質是維護既得利益，是舊體制的延續，不具有均等化功能。

（2）一般性轉移支付，是在支付過程中按規范和均等化的原則進行，這是國際上通常稱為的均衡性轉移支付。

（3）專項轉移支付，服務于中央宏觀政策目標，用于增加農業、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扶貧等方面的專項撥款，這些重點項目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區。但其核定并不規范，加之往往被層層截留和被擠占、挪用，其性質屬于非均等化轉移支付。

（4）其他轉移支付，包括上述的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三獎一補”轉移支付等，其性質屬于專項轉移支付，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均等化的性質。

第三篇：財政轉移支付研究

財政轉移支付研究

紀曉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國際貿易專業 20112330010

摘要：財政轉移支付也稱財政轉移支出，本意是財政資金轉移或轉讓，主要是指上下級預算主體之間按照法定的標準進行的財政資金的相互轉移。1994年，我國實行分稅制體制改革，從2009年起進一步規范了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將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簡化為一般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兩類。在此期間，我國在財政轉移支付的改革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產生了了一系列問題。本文探討我國財政轉移支付體制的發展歷程和改革中產生的問題出發，對我國財政轉移支付體系進行研究，并提出一系列可供參考的建議。

關鍵詞：財政轉移支付 稅收返還 財力性轉移支付 專項轉移支付

一、財政轉移支付概念

財政轉移支付也稱財政轉移支出，本意是財政資金轉移或轉讓，主要是指上下級預算主體之間按照法定的標準進行的財政資金的相互轉移。轉移支付制度是分級預算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分級預算管理體制，上下級預算主體間、同級預算主體間的收支規模是不對稱，轉移支付制度就是均衡各級預算主體間收支規模不對稱的預算調節制度。轉移支付的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自上而下的縱向轉移，二是橫向轉移，三是縱向與橫向轉移的混合。財政轉移支付是以各級政府之間所存在的財政能力差異為基礎，以實現各地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為主旨，而實行的一種財政資金轉移或財政平衡制度。目前我國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包括財力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及體制補助四種方式。其中，財力性轉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縣鄉財政獎補資金、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和年終結算財力補助等方式。

二、我國財政轉移支付體系

在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級政府之間所存在的財政能力差異為基礎，以實現各地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為主旨而實行的一種財政資金轉移或財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與服務，不僅是現代國家主權在民理念的重要體現，而且是國家政權及其財政合法性的基礎和來源。因此，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具有穩定器的功能，是處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關系、實現各地財力均衡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制度安排。

我國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按照性質劃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1）稅收返還、體制補助和結算補助，這幾部分是1994 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后財政轉移支付的主要組成部分，其性質是維護既得利益，是舊體制的延續，不具有均等化功能。

（2）一般性轉移支付，是在支付過程中按規范和均等化的原則進行，這是國際上通常稱為的均衡性轉移支付。

（3）專項轉移支付，服務于中央宏觀政策目標，用于增加農業、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扶貧等方面的專項撥款，目前這些重點項目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區。但其核定并不規范，加之往往被層層截留和被擠占、挪用，其性質屬于非均等化轉移支付。

（4）其他轉移支付，包括上述的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調整工資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三獎一補”轉移支付等，其性質屬于專項轉移支付，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均等化的性質。

現階段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具有三個特征：一是總量持續增長。1995年中央的各類轉移支付額為2530億元，到2005年已增長到11483億元，為1995年的4．5倍。二是結構趨于優化。從轉移支付的結構看，體制性轉移支付的比重下降，專項轉移支付和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上升，整個中央轉移支付的格局已由體制性轉移支付占絕對優勢，調整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這標志著我國的轉移支付結構向著合理化的方向發展。三是作用日益凸現。主要表現在：彌補了地方財力的不足；支持了重大經濟改革；促進了地方相對均衡發展。

三、我國目前財政轉移支付體系中主要存在的問題

1、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

我國地域廣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整體水平不高、國家可控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將全部公共服務納入均等化范圍的條件還不具備，所以，均等化的公共服務范圍應該有所限制，并且不同的公共服務項目均等化程度應該有所差異。當前我國真正意義上以均等化為目標的只有一般性轉移支付，因此，我們可以從《2008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辦法》找出我國在實踐中執行的基本公共服務范圍和均等化程度。在計算標準支出時，該《辦法》選取的項目主要有：行政、公檢法、教育、文體廣、衛生、農業、林業、城市維護、基本建設、離退休、村級管理和其它支出，這可理解為均等化目標下的基本公共服務范圍。在計算每個項目支出標準時，采用的是全國平均支出水平標準，這正是均等化目標下的均等化程度。筆者認為，我國實踐中的做法雖然簡便易行，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將林業、離退休作為單獨項目列出，但環保、社會保障和科技等重要項目卻未單獨列出；所有項目都采用全國平均水平標準，沒有根據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分項目確定等。

2、我國轉移支付模式和方式的選擇問題

我國現有轉移支付形式中真正以均等化為目標的只有一般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由于需要地方配套和中央管理能力問題而具有逆向均等化效果；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調整工資轉移支付有違均等化本意；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和“三獎一補”轉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是不確定的。另外，中央政府對省級政府的一般轉移支付也不能保證地方政府用于提供本轄區的基本公共服務，所以有學者指出，轉移支付的重點對象應是管轄鄉村行政的縣鄉政府和生活在鄉村的低收入人群；均等化轉移支付的對象應該明確規定為縣級轄區，至少應該主要針對縣級轄區，尤其是貧困縣。

3、均衡性轉移支付體制均等化財力效果不顯著

（1）均衡性轉移支付對區域財力差距縮小有一定作用，但力度較小，效果甚微。2002年至今，轉移支付規模急劇增加，具有極大的區域均衡效果，但由于總體制度在結構上的不合理，使得不同構成的均衡效果相互抵消，降低了發展趨向應有的均衡效率。均衡性轉移支付增長很快，但力度小，受益面廣，使得均衡效果甚微，難以校正地區差距。

（2）在中央與地方的縱向平衡方面作用顯著，地區間橫向均衡缺乏成效。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存在著形式多，不夠規范等問題?，F行轉移支付制度中的均衡性轉移支付數額，實際上仍采用“基數法”作為主要確定依據，專項轉移支付種類過多。謝旭人部長報告說，在2008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中，財力性轉移支付占38.1%，可是專項轉移支付卻占了43.3%，而且專項轉移支付是9個方面。專項轉移支付塊頭太大、項目太多，這就必然增加成本，減少了地方的主動性，影響了效益的發揮。均等轉移支付部分力度有限，這一缺陷限制了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作用，使其僅有政府間縱向財力均衡的功能，未能發揮地區間財力調節作用，更沒有形成橫向財力均衡機制。要進一步發揮其區域均衡效應，必須進行轉移支付制度的調整和創新。

（3）政府事權和財權范圍界定不夠清晰。政府間轉移支付的依據是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目前，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對財權的劃分比較明確，但對事權卻沒有清晰的界定。因此，在具體事務上，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經常會存在事權不清、職能交叉和職能滯后的現象，經常因財權與事權不統一造成部分財政支出不清和上下級政府之間的矛盾，很難進行績效審計和考核及快速明確地界定當事人責任分配，由此導致財政支出整體效益不高。

四、完善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若干建議

1、清理整合專項轉移支付，增強分配的規范性、公平性和透明度。

一是對現有的?？钜J真進行清理，對情況已經發生變化，名不副實的專款和無法體現政策作用的?？顟攬詻Q予以清理。清理出的資金原則上應用于一般性轉移支付。今后設立新的?？顟抻谥醒胧聶嗍?/p>

項或雖不屬于中央事權但帶有全局性以及外部溢出效應的事項。二是整合重復交叉的?？铐椖?。在目前的情況下，要加強各部委之間的聯系溝通，統籌安排中央專項轉移支付資金，避免各自為政。三是以規劃為引導，以因素法為主規范專款分配。四是增強?？罘峙涞耐该鞫?，對于采用因素法分配的，應公開分配資金至各省所采用的基礎數據，對于按項目分配的，應公開確定項目的標準，分配的結果也應向各省公開。

2、完善財政轉移支付的法律制度。

目前我國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依據的主要是1993年國務院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和1995年財政部制定的過渡期財政轉移支付辦法等。上述決定和辦法屬于行政規章的層次，立法層次較低，缺乏權威性，制約了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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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宮曉霞．對我國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若干思考[J]．山東經濟，2005(2)

第四篇：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問題研究

----我國財政轉移支付的基本構成、弊端及其建議

【摘要】：我國現行的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該制度是我國財政法體系中的重要內容。財政轉移支付是指一個國家的財政資金在各級政府之間的無償轉移。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國家財政管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上普遍推行的財政管理方式,其目的在于解決一個國家各級政府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之間的結構性失衡。該制度自實施以來也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該制度至今仍存在著很多缺陷。正確認識,評價該制度,有利于我們將稅收等國家財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關鍵詞】： 財政 轉移支付 制度

一、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的縱向不平衡和各區域之間的橫向不平衡而產生和發展的，是國家為了實現區域間各項社會經濟事業的協調發展而采取的財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區域補償政策，也是世界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實踐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種政策工具。它在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上能夠轉移和調節區域收入，從而直接調整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協調、不平衡狀況。轉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稅收形式籌集上來的一部分財政資金轉移到社會福利和財政補貼等費用的支付上，以便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

二、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基本構成1.稅收返還。其計算公式為：Tt=Tt-1（1+0.3R）。其中T為第T年的稅收返還額，R為增值稅和消費稅的增長率。中央政府以1993年為基期年，以地方凈上劃收入額，即消費稅的100%加上增值稅的75%減去中央下劃收入，作為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基數，以確保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低于1993年的收入水平。1994年以后，稅收返還額在1993年基數上逐年遞增，遞增率按各地增值稅和消費稅平均增長率的1：0.3系數確定，即“兩稅”每增長1%，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增長0.3%.并以環比方式逐年遞增，也就是在新增“兩稅”收入中，中央政府分享70%，地方政府分享30%.如果地方上劃中央收入達不到核定基數，中央按實際收入數返還。

2.體制補助和上解。分稅制改革后規定，原財政包干體制下中央政府對部分省、自治區的定額補助和部分省市向中央上解收入的辦法繼續實行。接受中央補助的地區繼續獲得補助，上解中央的地區，繼續實行定額上解。體制補助和上解是上下級政府之間的雙向財力轉移。

3.專項補助。指不包含在地方財政體制規定的正常支出范圍內，根據地方特殊情況，由中央財政撥付給地方。按規定用途使用的資金。專項補助范圍較大，除包括防治自然災害支出外，還有支援農業支出、基本建設支出、支援不發達地區和民族地區發展資金支出等，而且撥款額呈不斷上升趨勢。

4.一般轉移支付。作為分稅制改革的配套措施，1995年開始實行過渡期轉移支付，即從中央財政收入增量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轉移支付，緩解地方財政運行中的突出矛盾，體現對民族地區適度傾斜的政策，撥款金額和調節的范圍和力度都有限。2002年進行所得稅分享改革后，過渡期轉移支付改稱一般轉移支付。中央財政把所得稅分享改革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一般轉移支付，使其轉移支付額大大增加。目前接受一般轉移支付的省已達25個。一般轉移支付額主要按照各地標準財政收入和標準財政支出差額以及轉移支付系數計算確定，凡標準財政收入大于或等于標準財政支出的地區，不納入轉移支付范圍，轉移支付系數參照當年中央對地方一般轉移支付總額、各地區標準收支差額以及各地區財政困難程度確定。

5.年終結算補助或上解。中央財政在每個財政終了后要與地方財政就上一個財政在財政體制之外發生的某些事項進行結算，如企事業單位隸屬關系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發生改變、中央實施某項宏觀調控政策對地方財政收支帶來影響，都需要對由此產生的差額進行調節，這種調節既有中央對地方的補助又有地方對中央的上解，它也是上下級政府之間的雙向財力轉移。

三、我國現行財政轉移支付存在的弊端

（一）政府財權、事權劃分不對稱

中央和地方實行“分灶吃飯”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以來，對財權的劃分還比較明確，而對事權的劃分界定不清晰。財權與事權的不對稱直接導致了各級政府之間對事權和財權支出范圍的隨意和盲目劃分，撥付出去的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的運用隨意性很大，產生上下級政府對同一項公共服務重復提供或對某些地區急需的公共服務因上下級政府推諉責任而無人提供的現象，而且事權劃分的模糊和財政支出范圍劃分的混亂導致許多政府機關人浮于事，也很難對其進行績效審計和考核，很難快速和明確地界定當事人之間的責任分配，由此導致財政支出整體效益的低下。

（二）財政轉移支付規模尚小

西方發達國家地方政府一級的財政收入有將近30%—40%來源于聯邦和州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有的基層組織如美國的學區有近60%來源于上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現階段，我國的中央財政仍十分困難，使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缺乏充足的財力支持。1993年，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為22%，到2003年已上升為54.6%.如果計入預算外收入部分，這一比例約45%.稅收返還是中央政府的法定義務，其目的不是為了扶危濟困，更不是為了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應把稅收返還看作是地方對共享稅收入的分享。如果把稅收返還約4000億元計入地方收入，中央財政占財政收入的真實比重應該在30%左右。和國際水平相比這一比例是明顯偏低的。

（三）財政轉移支付結構不合理

在我國的財政轉移支付構成中，用于稅收返還及補助的數額偏大，而用于縮小地區差距的數額又偏小。如2003年中央財政總支出預算為15138億元，中央本級支出7201億元，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補助支出7937億元。其中，稅收返還3404億元，體制性補助326億元，對地方的其他財政轉移支付4207億元。稅收返還占中央對地方全部財政轉移支付的43%.而稅收返還是以保證地方既得利益為依據的，實際上是對收入能力強的地區傾斜，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毫無聯系，致使西部許多地區由于財政均等能力不足長期無法實現財政平衡。稅收返還延續和固化了原有的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逐步拉大了地區差距。財政補助由于缺乏科學依據，透明度不高，隨意性很大，常常出現上下級政府討價還價的問題，明顯有失公平。專項撥款也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依據和有效監督，運作不規范，經常成為地方政府平衡地方財政的工具。

（四）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安排缺乏監督

長期以來人們對財政部門只管撥款。不問資金使用方向的現象已是見怪不怪了。我國較大比例的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在撥付到各部門之后就進入失控狀態。目前屢有項目重復設置、多頭審批、利用職權對本系統資金安排予以“照顧”的案例。這些違規做法使財政資金難以統籌安排、合理配置，甚至還滋長了政府中狹隘小團體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的毒瘤，嚴重違背了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撥付的目標和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

（五）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安排隨意性大

在分稅制國家里，有條件撥款（專項補助）的范圍一般都限定在具有明顯的外溢性、需要兩級或多級政府共同分攤其成本費用的某些基礎性項目和公益事業項目內，專項補助資金的分配使用一般都有基礎設施建設法規或單項事業發展法規作依據。與之相比，我國目前的專項撥款范圍太寬，幾乎覆蓋了所有的預算支出科目，并且補助對象涉及到各行各業，到處“撤胡椒粉”：同時，不少專項資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權依據，亦無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法規和單項事業法規可依，費用分攤標準和專項資金在各地區之間的分配方法都缺乏嚴格的制度約束，隨意性大，客觀性差，難免出現資金使用的分散、浪費和低效率。

（六）財政轉移支付標準不規范

在我國現行的財政轉移支付的法律形式中，并沒有建立一套科學而完善的計算公式和測算方法，資金的分配缺乏科學的依據。目前，仍然堅持“存量不動。增量調節”的原則，并在此基礎上采取“基數法”計算財政轉移支付的資金數額。另外還有一些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干脆就根據撥付者的主觀判斷，而不是根據一套規范的計算程序和公式來分配，這樣勢必造成財政轉移支付的盲目性和隨意性，使財政轉移支付演變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博弈行為，影響公正性，降低了轉移支付的效率。這樣的財政轉移支付標準不僅不能適當的解決我國嚴重的地區間財政收入上的差異，而且加劇了這些地區間的公共服務水平上的差異。

（七）財政轉移支付立法不完善

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的支撐和保障，法律約束和監督機制不健全，主要表現在如下四方面：一是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設滯后，我國現行的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依據的主要是政府規章，還沒有專門的或者相關的規定財政轉移支付的法律。缺乏法律權威性和統一性，客觀上降低了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決策和運作的民主性和規范性。二是沒有專門機構對財政轉移支付進行統一安排和管理，使來自于不同口徑不同名目的財政轉移支付之間目標不統一，標準不合理，政策功能相互沖突，政策目標實現難以保證。三是財政轉移支付的決定與支付缺乏明確的程序規范。使支付對象、資金數額、支付時間、支付方式等方面都帶有隨意性和人為因素，四是對財政轉移支付違規違法行為責任的認定和處罰缺少全面、明確的規定，很多違法行為都以“內部處理”了事，造成了一些單位和個人對財政轉移支付的有關規定視而不見。影響了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權威性。另外，審計部門對我國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也監督不夠。

四、完善我國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的建議

（一）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明確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財權的范圍

財政轉移支付手段應當以事權和財權的明確合理劃分為基礎。我國憲法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權進行了規定。政府間的事權劃分應當以成本效益分析為標準，將政府間相互交叉的事權徹底分開，明確各級政府的開支責任，對政府間的共同事務，應當按照支出責任和收益程度的大小確定負擔的比例，并以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將資金歸集到具體事務的承擔政府。

（二）進一步提高兩個比重，擴大財政轉移支付規模

縱觀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轉移支付，無一不是以中央擁有較大財力為基礎的。如美國聯邦政府掌握了全國財力的60%，日本中央政府集中了63%：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掌握了70%，加拿大和德國中央政府也集中了約50%的財力。我國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名義上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已經上升到50%以上，但由于大量的稅收返還，中央財政實際可支配財力增量打了折扣。如果把稅收返還約計人地方收入，中央財政占財政收入的真實比重應該在30%左右。和國際水平相比這一比例是明顯偏低的。另外，我國財政收入總額占GDP的比重雖有所上升，但總體上還是偏低。所以，提高“兩個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另外。我國國土遼闊，地區差異大，并且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由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快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快速城市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之中，社會矛盾錯綜復雜，政府更需要擁有較為雄厚的財力。惟有如此，才能有效控制

社會秩序，有序解決社會矛盾，平穩推進社會轉型。當前。許多問題（如農村義務教育、農民醫療和養老保障等）的有效解決，也都有政府財力不足的制約。

（三）大力優化財政轉移支付結構

世界各國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大都采取復合型，即多種轉移支付手法綜合地運用。一般說來，這些形式大致可分為一般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和分類轉移支付三類。一般性轉移支付是不附帶使用條件或無指定用途的轉移支付，其目標是重點解決各級政府之間財政收入能力與支出責任的不對稱問題，使接受轉移支付的地區能有足夠的財力履行政府的基本職能，提供與其他地區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務。專項轉移支付大多帶有定向支援、定向加強和委托辦理的性質和特點。分類轉移支付，一般只是指定轉移資金的大的使用方向，而不規定具體的使用項目，接受此種轉移支付的政府擁有一定的決策權。在選擇新的轉移支付形式時，上述三種當然都應加以考慮。但就我國近中期的實際情況看，當轉移支付的模式確定后，似應建立一種以一般性轉移支付為重點，以專項轉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性轉移支付作補充的復合型形態為宜。

（四）減少財政轉移支付中間環節，加強對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的監督和管理

對財政轉移支付的監督主要體現在：第一。加強法律上關于財政轉移支付法律責任的規定；第二，制定一系列的制度來達到監督財政轉移支付的目的。這些制度包括，對項目實行執行情況定期報告制度和對該項項目實行審計制度等：第三，加強和完善對財政轉移支付行為的審計監督。西方發達國家對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審計監督相當發達，我們應當借鑒；第四，強調財政轉移支付資金使用的事后監督，特別對專項項目撥付，應當跟進后續的監督。使整個財政轉移支付在法制軌道中運行。

（五）成立專門的財政轉移支付機構

我國財政轉移支付的機構建設可借鑒澳大利亞模式——政府機構加咨詢委員會型，一是聯邦國庫部，二是聯邦撥款委員會。根據國外經驗和我國實際情況，可以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來進行財政轉移支付方案的確定和支付資金的撥付，具有一定的行政職能而非純粹的咨詢機構。該機構還可負責對財政轉移支付的最終效果進行調查、追蹤、反饋、監督和考評，使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盡可能統一，不斷提高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效率。

（六）用“因素法”代替“基數法”計算財政轉移支付數額

因素法的基本特征是，選取一些不易受到人為控制的、能反映各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觀性因素，如人口數量、城市化程度、人口密度等。可以在《過渡期轉移支付辦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設計出一套科學的公式，對各地的標準化收入能力和標準化支出需要進行測算，以此確定轉移支付的數額。在因素的選擇上，應全面、客觀，用稅制因素、人口因素、自然環境因素、經濟實力因素、社會發展因素和特殊因素等確定各地的需求水平。既要考慮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財政能力的強弱，又要考慮到各地公共商品和服務支出成本的差異。改革過程中，可以先選取一些最主要的和數據取得相對容易的因素，逐步擴大采用“因素法”核定的范圍，完善評估體系和公式設計。

（七）加強財政立法，制定中央級《財政轉移支付法》

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紛紛用法律來約束財政轉移支付行為。在德國，財政轉移支付的系數要由立法機構討論確定，財政轉移支付的目標、范圍等也被寫入法律，據以計算均等化撥款的稅收能力和標準稅收需求。其他一些技術性的比例，也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規定：在日本，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政收支劃分以及財政轉移支付的三種形式都有相應的立法：美國的主要專項撥款由國會法案確定等。他們對財政轉移支付中的若干內容，包括政府支出責任、收入劃分、財政轉移支付規模、結算辦法等，均以法的形式加以規定。因此，建議有關部門借鑒發達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經驗。對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內容、具體用途、監督形式、處罰規則等，以立法的形式明確下來。

第五篇：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關于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邱益中（2009）認為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處理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之間財政關系及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特定政策目標時,所普遍采用一種財政再分配制度。上海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設是伴隨著上海財稅體制改革實踐同步進行的。張憲法（2005）認為對于轉移支付中的若干內容，包括政府支出責任、收入劃分、轉移支付規模、估算辦法等均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加以規定，甚至計算轉移支付的一些技術性比例也用法律形式加以明確規定，而在我國對于轉移支付資金的管理沒有一套比較完善的制度安排，存在許多的問題和漏洞，財政轉移支付缺乏法律的支撐和保障，法律約束、監督機制不夠健全。田發、黃燕（2010）提出了轉移支付對控制行政成本的軟約束，以及資金下達存在時間滯后問題，目前，市對區縣轉移支付資金一般要在當年的11~ 12 月份才能確定，影響預算安排的嚴肅性，造成區縣財政在安排年初預算時，只能將估算的金額納入預算進行統籌安排；區縣財政需要隔年才能計算出區縣準確的轉移支付資金金額，影響全區的財力預測和區縣財政調整預算的安排，削弱了預算編制的準確性和預算執行的嚴肅性。楊聰杰（2006）認為分稅制最突出的弊端就是導致了基層財政困難和地區間差距的日益擴大。其中轉移支付制度的薄弱和不規范則是導致地區間差距拉大的因素之一。轉移支付是為了實現均等化目標,而我國的轉移支付制度推行的結果卻與均等化的目標形成了沖突。我們必須借助國家財政的二次分配職能,建立科學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并加大規模和力度，盡量縮小區域財力差距,為新一輪的財稅改革做好先決條件。統籌區域發展。上海市青浦區財政局（2007）認為“十二五”規劃中提出適當賦予地方稅收管理權限、調整財政體制和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正是為地方擺脫土地財政而提出的解決路徑。上海財政局（2007）近日發布的《上海市財政改革和發展“十二五”規劃》中提出，要適當提高與服務業和制造業發展密切相關的稅種收入中區縣財政的分享比例，適當降低與土地、房產直接相關的稅種收入中區縣財政的分享比例；調整優化土地出讓金收入和農業土地開發資金分配辦法。上海財政局（2007）在《上海深化市區（縣）兩級公共財政體制改革研究》中則指出，計劃經濟下一些財政介入的一般性、經營性領域的事項患有嚴重的“政府依賴癥”，目前仍然處于政府財政的給養之下；一些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性、前瞻性的產業或企業，財政在其發展初期給予適當的輸血是完全必要的，但當其造血機制形成后，政府財政支出退出的步伐則相對緩慢；再加上一些原由財政全額承擔的社會事業項目，在市場化過程中已有部分轉化為準公共品或完全轉化為盈利性商品，但政府財政支出尚未及時退出。上述情況使得兩級政府在競爭性領域的公共支出規模仍然居高不下，中短期內公共支出“越位”現象難以消除。李小春、朱友國（2010）認為中國在五級政府的行政架構下，通過牢牢控制資金配置權，上級政府確保了下級政府的“聽話”和政令的暢通。但由于層層委托代理關系導致信息嚴重流失，其代價必然是資金使用效益的下降。政府是由具體的部門和行政官員組成的。應當看到，政府官員也是追求個人效用的理性人。就官員個人而言，主管領域社會事業發展、審批決策、職務晉升等帶來的成就感、職務消費乃至灰色收入等，都是其個人效用的來源。在存在多級政府、由行政主導政府間事權財權劃分格局的背景下，必然會出現“財力逐級集中、支出義務逐級下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