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扶不起”現象之社會信任道德危機（精選）

“扶不起”現象之社會信任道德危機

公安院09級2班20090940203羅福龍周四第四大節

利他與利己”或“有利于人類的行為”是善的定義，是一切具有正道德價值的行為之總和，是一切倫理行為應該遵循的總原則。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尊老愛幼、助人為樂是我們民族的傳統美德。當一個老人跌倒在馬路上或其他地方，是圍觀、攙扶還是揚長而去？ 這本來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無論從道德倫理，還是從黨和政府一直提倡的精神文明，又或者從人的本性角度，都是應該扶起跌倒的老人，并給予應有的援助。然而，近日各地驚現出“扶不起”事件，一次次挑戰人們的社會道德底線與信任的力量，見義勇為卻反污成罪人，再遇此事誰人敢扶，讓我們來對幾起事件的回顧一下；事件1：南京彭宇坐公交車下車扶摔倒老太太，被老太太反污認定彭宇就是撞他的人，然而法庭最后給的裁定彭宇補償原告40%的損失，即45876元；

事件2：江蘇客車司機下畫去扶撞倒的三輪車老太，而后老人報警稱客車司機撞人后逃逸，后警方調查客車的監控錄像及乘客與售票員給司機做證，才得以洗刷清白；

事件3：7月15日早上，阿華開摩托車上行人道準備買早餐。遇見騎單車的阿婆突然連人帶車跌倒。聽到“快來扶扶我！”的聲音后，阿華將摩托車停在距離阿婆約3米的地方，下車上前扶阿婆。扶起的瞬間阿婆說是阿華撞了她，引起爭執，阿華報了警。阿華的女婿隨交警過來和阿華發生了肢體沖撞。阿婆被送到醫院住院觀察。為調查真相，交警暫扣了阿華的摩托車。事發后幾天，阿華說沒睡過一次好覺，還向單位請了幾天假，天天在附近找證人，證實自己清白，那種感覺他永生難忘。最后，警方在事發后向阿婆的親屬提到，如調解不成功將調出相關監控錄像作證，結果事發三天后，阿婆在親人陪同下向交警主動澄清，自己摔倒與 阿華無關。

事件4： 9月19日8時43分，在重慶南坪，一位約80歲的老翁摔倒在地，手足抽搐，無人敢扶，不少人提醒：不要扶，扶了要

遭殃。帖子里一幅照片讓人觸目驚心：老人臉朝下倒在人行過道上，一根拐杖丟棄在一邊，旁邊是七八個圍觀者猶豫的腳。

2010年10月，武漢：武漢15歲少年攙扶倒地女子被指為肇事者；2011年8月，南京：天津許云鶴案引熱議，見義勇為者反成被告；2011年8月，杭州：杭州高一男生幫扶摔倒老人卻遭家長訓斥。

???

盡管中國改革開放后受拜金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消極思潮的影響，社會道德水準急劇下滑，損人利己現象嚴重，一些人利欲熏心干出危害公共衛生和食品、藥品安全等事情，但屢屢出現誣陷幫扶自己跌倒的好心人的現象仍然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這里蘊含的不僅僅是誠信危機、道德危機，更是民族精神的喪失。試想，為了自己的私利，連幫助自己的恩人都忍心誣陷的人，其良心、道德又何在呢？老人跌倒“扶不起”最傷的是社會道德。網上曾報道有老人當街跌倒，無人敢扶，以致耽誤了搶救時間而死亡。還有孕婦跌倒無人敢扶。還有報道一個老人跌倒無人扶，兩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學生扶起了老人。近日媒體報道，一個老人跌倒無人扶，車輛繞道而行，路過的縣委書記下車扶起老人。長此以往，后果不堪設想，真是令人悲哀啊！為什么會出現老人跌倒“扶不起”現象呢？

春秋戰國時政治家管仲曾經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今天，我們國家經濟發達了，經濟總量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了，為什么我們的社會道德水平反而下降到令人擔憂的地步？

古人有“義”、“利”之別，不義之財君子不取。新中國建立后，我們提社會主義道德觀、價值觀，在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夜不閉戶、路

不拾遺的景象。但改革開放后，隨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泛濫，惟利是圖、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現象漸起，由于制度引導、管制沒有跟上，愈演愈烈，以致形成今日這種局面。

9月27日，中央文明辦專職副主任王世明在談及“老人倒地無人攙扶”現象時表示，這絕不是中國人的道德觀，扶老攜幼、扶危濟困是中國人不容置疑的價值判斷。

中宣部、中央文明辦28日舉行新聞發布會，王世明介紹了有關部門組織開展“全國道德模范”評選表彰的有關情況，并圍繞公民道德建設問題回答記者的提問。王世明說，“有的被扶老人及家屬冤枉了好人，委屈了好人，導致了老人跌倒無人敢扶，這是不該發生的事，是一些人在道德取向上一時之間犯了糊涂，這讓我們很遺憾。中國人很關注這種事，不贊成這種事。”

見義勇為是多么自豪的一件事兒，如今卻成了人們敢想不敢做，避而遠之的事情。在這個復雜的社會，自我保護變的這般重要。信任是一種鼓勵，是一種愛，難以想象如果人間沒有了信任，世界將會怎樣，讓信任重新把“不敢扶”這一種尷尬現象排除，給“好事者”鼓勵的力量，社會才會更加和諧！

我個人覺得，扶老攜幼這種事，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古老、文明的國家來說，我們的態度是什么呢？就是應該去做，不能不做，沒有二話可說。‘我們拒絕袖手旁觀’！

學院班級： 公安院09級2班學號：20090940203

姓名：羅福龍

課時：周四第四大節

第二篇：13億人扶不起一個老人是社會之悲哀

13億人扶不起一個老人是社會之悲哀

8月22日下午，“許云鶴、王老太交通糾紛案”二審在天津市第一中級法院開庭，對案件事實部分進行了審理。上訴人許云鶴主張撤銷一審判決，駁回全部指控，而被上訴人王老太一方則要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雙方代理人當庭發表了代理意見。法官詢問了雙方當事人事實情況后宣布休庭，將擇日開庭，由雙方提交證據并當庭質證。

中廣網北京9月7日消息 有媒體報道，近期一些案件令不少公眾坦言難以再向摔倒老人伸出援助之手。對此，中國之聲特約觀察員丁兆林作如下點評。

丁兆林：現在全國人民都面臨著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如果你看見一個老人摔倒了，扶還是不扶？其實它已經不是一種玩笑話，現在甚至朋友之間都在問，如果真看見這種情況你到底該怎么做？大多數人很坦率的回答我不扶，為什么呢？我害怕，怕被訛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出現的那幾個糊涂案給大家、給全國人民這種警示，而且告訴大家你沒有撞老人的話你干嗎去扶老人呢？我覺得法官的這樣一句話實在是把中華民族的道德體系推到了一個可怕的邊緣。像我們現在發生多起老人摔倒沒人幫扶的尷尬事件，其實就是這前段時間這些糊涂案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具體體現。

13億人扶不起一個摔倒的老人，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的悲哀。要套用一句不大合適的話，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就是讓人們都不敢去扶一個老人。我覺著這種情況是一種警示，如果這種情況下去的話，誰家的老人在外摔倒都是同樣的結局，不會有人扶的。在這種可怕的社會的冷漠中，所有人都是失敗者，包括那個法官，我不知道那個法官他到現在為止怎么想。他認為他家的老人出去摔倒會有人來扶嗎？我覺得這個法官可能也會有一點考慮，因為他的這種判案。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中國有個法律原則：誰主張誰舉。如果一個摔倒的老人不能完全舉證扶他的人就是肇事者的話，法院為什么要這么判？這個事件本身就反應了現在法官無法想象他們本身的判斷力，在他們的邏輯和概念之中，這個世界上不會有人是見義勇為的，所有人都是罪犯。只有這些肇了事的人才會去扶老人，這簡直是混帳邏輯。這種邏輯為什么能當法官，而且做出這樣的判斷，我覺得這真是值得考慮的一件事情。另外我覺得，從社會的角度來講，法院為什么會這樣判，跟我們整個老百姓所缺失這樣一種救助保障機制也是有關系的。在成熟的國家，窮人的救助是不用法律來管的，他有一套救助基金。那么這個時候法院也不用擔心窮人沒有錢去救治，而要把扶他的人來做冤大頭。那么從這種情況之下，我相信從社會和法律的角度共同來救治，也許能夠救治我們這個社會的頑疾。

第三篇：社會轉型期道德滑坡現象思考

社會轉型期國人道德滑坡現象之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我國的社會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社會也進入轉型期。在此期間，社會的道德環境出現了相當程度的惡化，人心不古的嘆惜聲不絕于耳。當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社會道德水平影響到和諧社會建設時，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的道德建設到底哪里出了問題。

當前社會道德出現滑坡現象的主要原因

(一)社會轉型太快，道德體系建設沒有跟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然要引起人們道德觀念和行為的變化，這種變化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中國人傳統的義利觀、效率觀中包含的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內容，比如“君子言義不言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重人際和諧不重工作效率。謀人勝于謀事等觀念受到挑戰，逐步被淘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道德觀念開始逐步確立，追求個人正當利益、重視個人價值、開拓創新、平等競爭、講求效率、珍惜時間、崇尚科學、尊重知識和人才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但是社會轉型之快，一時讓人們難以適應。人們久已習慣的道德觀念、道德理想和信念、善惡標準都受到了挑戰和沖擊，而新的觀念和標準究竟是什么，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混淆甚至顛倒了。道德行為失范，道德評價混亂，道德精神迷失，中國的倫理道德狀況成為一個經久不衰的熱門話題。

(二)過分強調物質利益，導致對精神追求淡漠，社會出現貶抑精神價值傾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追求利益，并沒有錯。但往往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黨強調物質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但在社會上長期存在一手軟一手硬。在改革開放以后，已經開始了對追求物質利益公開的鼓勵與倡導，相比以前“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以前是精神的追求比重過大了，就是當年的大躍進，也主要是精神層面的，現實中以失敗而告終。可改革開放之后變了，不是越窮越光榮了。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無形中引導了努力方向，社會中出現貶抑精神價值追求的現象也就在所難免了。

(三)誠信缺失，導致社會信任危機。奶粉里摻三聚氰胺，油條里面摻洗衣粉，炒菜用地溝油，油炸食品里含蘇丹紅，豬肉里面注水，用瘦肉精，上大學冒名頂替，見死不救屢見不鮮，以次充好，假冒偽劣不計其數。這些無論哪一個都能讓人感到很無奈甚至很受傷。

其中，政府部門一些公眾事件處理不當引起了百姓對政府的嚴重不滿，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比如云南晉寧縣的“躲貓貓”事件中看守所的聲明、杭州“5·7”飆車案中交警的速度通報等，都是不負責任的推辭與掩蓋。這些都造成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一些企業甚至是知名大企業的造假行為，比如三鹿集團的毒奶粉，給許多的家庭造成了不幸。這種不誠信行為直接導致了三鹿的破產，但更嚴重的是造成了民眾對企業生產行為的不信任。社會上的詐騙成風，不計其數的人們上當受騙，結果就是人們以鄰為壑，造成人們之間的互不信任。

(四)腐敗問題導致導向偏差。當前，腐敗現象給社會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給整體的干部形象蒙上一層陰影。此外，官員作風不正，還極易引起群眾的仿效，帶壞民風，或者有些群眾為達到自己的功利性目的，奉承迎合，形成社會風氣敗壞。中國古代文化中有“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觀念，官員對于群眾的教育，不

在乎你能講多少馬列主義的大道理，而在乎你的言行是否符合黨對干部的標準和要求，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五)網絡推波助瀾。在一個生活節奏加快、越來越注重物欲和功利化的時代，網絡與電腦也越來越以其自由、便捷、隱秘滲透入人們的生活，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雖然網絡文化活躍了人們的精神生活，豐富了文化的價值內涵，但不可否認，它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明顯甚至嚴重，它對傳統道德價值觀念的消解和顛覆是毋庸置疑的。正因為網絡文化以空前的滲透力消解著當代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念，輕者造成傳統文化的失落、人們精神的困惑與迷茫，重者導致個人主義、物欲主義泛濫成災甚至網絡犯罪的日益嚴重。

重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道德體系的幾點對策

針對我國當前的道德建設困境，我們應該去完善我們的道德建設，使之適應我們面臨的經濟建設，改善民眾的社會生活環境，使人們在其中生活的更加幸福、和諧。為此，有以下建議。

(一)合理揚棄我國傳統美德。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我們民族之魂，我們民族精神的脊梁。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總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經濟、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傳統文化，也是否定歷史，否定民族精神。人為地割斷自己的“根”。我們民族所看重的天人合一的和諧精神、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天下為公的奉獻精神、崇禮重義的仁愛精神、誠實守信的踐行精神這些都是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的優秀民族精神，這些都不應該隨著時代的前進而舍棄掉。它依然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質的核心。所以，重新構建我們的道德體系，不要一味地去拿來主義，多弘揚我們許多優秀的東西。

(二)理順道德建設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好多認為人心不古的人們，把當前社會道德滑坡現象歸罪于市場經濟，認為是市場經濟的逐利特性導致了人們道德標準混亂與水平下降。從實踐上看，恰恰是當前反市場經濟行為是造成不道德和不良風氣的重要原因。真正的市場經濟是公正的、平等的、自由的、法治的、有秩序的，它不允許坑蒙拐騙，也不允許鉆法律空子，從而對道德建設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

(三)適當把一部分道德問題納入法律范疇。新加坡環境一直為國外游人所稱道，可最早時候并不這樣。通過法律措施，對一些違反公德的行為嚴懲不殆，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新加坡罰款項目名目繁多，幾乎涉及所有公共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加坡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罰出來的。通過這樣的道德問題法治化，從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整個國家的道德水平，我們可以借鑒這個很好的經驗。

另外，作為教師，我們的本職工作就是教書育人，我們理應在教育教學的過程當中有意識的培養學生們的良好道德品質。

總之，目前我們所處的道德環境已經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針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有利于我們去努力想辦法，改善我們的道德環境，構建適合我國當前實際情況的道德體系，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更加幸福和諧。

第四篇：扶不起的老人是道德問題

扶不起的老人是道德問題

謝謝主席，謝謝對方辯友。我方承認法律是有一定的作用和解決辦法，但卻說是由法律所引起的這件事情，我想未免有點牽強。在闡釋我方觀點之前，我必須指出對方辯友的幾點偏頗之處。第一、混淆概念。對方辯友一直討論的是法律的制定作用和功能，似乎將重點轉向了怎樣解決問題，但是我們的重點是產生這種社會現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解決靠什么，所以請對方辯友正視這個問題。

第二、錯把理想當做現實。對方辯友一直在強調用法律的手段來約束和規范道德，認為法律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殊不知法律上的實質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僅從階級和統治就可以看出法律具有強烈的針對性，那些所謂的公平也只不過是可望而不可求得目標罷了。

第三、越俎代庖，強法所難。對方辯友似乎覺得只要將這類問題上升到法律的層面，就可以更好的規范人們的行為。如果一產生類似的道德問題，我們都可以上升到法律層面，那不就是法律取代道德？那我們還要道德做什么呢？毛澤東說的好啊，人民內部矛盾由人們自己解決。而社會上的問題和矛盾當然是由產生于社會中的道德來解決。

下面，我將論述我方觀點：

第一，道德的調整對象比法律更廣。道德源自于生活，生活本身就像一條奔涌向前的大河，所有人都沉浸其中。而法律只是約束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已。一個老人倒下了，我們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也不必擔心，因為我們并沒有違反法律，但是不違法的難道就是合理的嗎？在法律無能為力的時候，只有道德在堅持捍衛著我們的世界。

第二，法律只能看做最低限度的道德。鐮刀因除草而生，法律因除惡而生。與此同時，道德的一個更為重要的意義在于通過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來指引正確的道路。法律的作用是威懾以致不做壞事，對方過分強調不做壞事的重要性，卻沒有注意到做正確事可能更為重要。俗話說，要辨認出假幣，只要知道什么事真幣就可以了。只有當今社會中的每個人都知道正確的方向，并為之努力，才能做出“扶起老人“的善舉。

第三，健全道德才是最根本的行為。用法律的強制性來捆綁道德，這絕對是站不住腳的。社會福利制度和保障體系不完善確實是其施行“訛人”的一個好借口，但是法律永遠不可能完美，永遠都會有一定的漏洞，但是去鉆這些漏洞，恰恰是人的人性。克雷洛夫曾說過守法和有良心的人，即使有迫切的需要也不會去偷竊，可是，即使將百萬元錢給了一個盜賊，也沒法指望他從此不偷盜。同樣的，一個自身道德有問題的人，即使有法律保障她的權益，就可以使他做出“扶起老人“的善舉了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最后，康德也曾經說過：“這世界上只有兩種東西能引起人心深深的震動，一個是我們頭上燦爛的星空，另一個是我們心中崇尚的道德。”而今，我們仰望蒼穹，天空依然璀璨明朗，而俯察內心那些崇尚的道德，有些卻需要我們再次呼喚。綜上所訴，我方堅持認為扶不起的老人是道德問題。謝謝！

第五篇：中國,道德危機？

中國，道德危機？

單名揚 2011級法碩一班

一、前言

2011年10月13日，廣東佛山，2歲的小悅悅在相繼被兩車碾壓之后，冰冷地躺在血泊之中??10月21日，隨著一個鮮活生命的流逝，對小悅悅施以援手的拾荒阿姨被眾人贊揚，碾壓他人卻逃之夭夭的肇事司機被輿論聲討，女孩母親的監護職責也被社會關注，而更多的人則感嘆那18位路人的冷漠與無情，道德問題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近年來，隨著網絡等媒介的發展，輿論力量得到不斷壯大，一些負面社會事件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南京“彭宇案”、“郭美美事件”等的出現，讓我們不禁反思，不禁疑問，當下的中國社會真的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嗎？中國社會真的世風日下了嗎？

二、長河落日，對傳統的沖擊與繼承

還記得在小學時代，學校組織我們觀看了一部主題電影，名為《離開雷鋒的日子》，故事中，主人公喬安山身為雷鋒的親密戰友，數十年如一日，堅守著雷鋒同志那樂于助人的可貴精神，其中他救起被撞老人反被訛詐的情景與今天的一些事件頗為相似，但是影片中他的執著與堅持最終換來的是大眾對他的尊敬和對雷鋒精神的繼承。

回溯中華五千年文明，中國傳統道德的形成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發展之路。

如果問起我們中國人，能夠詮釋傳統道德的詞匯有哪些？相信“孝慈”“愛國”“仁義”等必會高頻率地出現。而在傳統道德的形成過程中，儒家思想、佛道文化等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激烈的社會轉型期，新興地主階級與傳統的奴隸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國家四分五裂，禮樂崩壞，諸侯混戰，民不聊生。孔子，這位在西方學者眼中，可以與耶穌并論的東方圣人，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開啟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凝結升華之路。從一定角度而言，中國兩千余年的封建社會是以儒家道德為核心而萌芽、發展、成熟和消亡的。其中，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主張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奠基之舉。此后，歷代王朝統治者雖然在尊崇程度上有所差別，儒家思想也經歷過佛道文化等意識形態的歷史沖擊，但至清末民初，其依舊是中國社會道德中的一條主線，影響著大眾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同時依靠著封建帝國對周邊國家的政治影響，也滲透到朝鮮、日本、越南等亞洲國家的文化體系之中，逐漸形成了與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對立而生的東方文明。

在中國社會對傳統道德繼承發展的道路上，近現代可稱為一個劃時代的“拐點”，而其中的五四運動更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在那個風雨飄搖，危機四伏的年代，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蘇俄的社會主義學說傳入中國并被一批批仁人志士接受和傳播，而封建主義作為社會矛盾的中心，其思想核心儒家學說便被至于爭議甚至批判的境地，其中的綱常倫理、忠君思想更是遭受著疾風驟雨般地沖擊。筆者認為，對于五四運動中“打到孔家店”等針對儒家文化的號召更應理性客觀地看待，對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作用與地位理應公正科學地予以評價。誠然，在那個廢舊立新的時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口號，蘇俄“共產主義”的理想

更有號召力和社會價值，但過于盲目地否決已有數千年社會基礎的儒家文化，極端激烈地摒棄綱常思想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眾思想的混亂，甚至影響深遠。隨著時間的流逝，那道在傳統文化上刻下的傷疤似乎一直在隱隱作痛，并產生了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雖然儒家文化一直與封建帝王的政治功能息息相關，作為其思想工具統治民眾，但其中的孝道、仁愛、忠義等核心理念也是從人性的本身出發，引導人們的個性發展，并隨著社會現實的變化不斷調整以使自身具有普世價值。所以，如何正確看待和評價歷史，并正視其影響，趨利避害，對一個民族的振興至關重要。

新中國建立之初，人民群眾懷著對社會主義美好前景的向往，辛勤勞作，團結友愛，進而涌現出了一大批道德模范、先進標兵，王進喜、焦裕祿、孔繁森便已是耳熟能詳；而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社會發展進入了更高更快的節奏，中國社會也經歷著歷史性的轉型與變革，人民群眾的角色日益多樣化和復雜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等價值理念在推動經濟建設大步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似乎也沖淡了我們對社會理想的堅守。“社會里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這已經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即使通過調查量化，也很難使人們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不過，“感動中國”等欄目還是讓我們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輝，感動人物對道德的堅守、對價值的追求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照亮了我們前行的路。與此同時，一些關于儒家文化的復興活動也再次引起了世人對傳統的關注，世界范圍內孔子學院的設立、對國學中儒家文化的研究新潮、以及學者（如于丹等）對儒家著作的宣傳介紹，即使有形式主義之嫌、快餐文化之弊端，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也可以起到引領大眾思維導向的作用，在引導國人繼承傳統道德、文化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三、輾轉反側，當代社會真的遭遇道德危機了嗎

提到“危機”一詞，不禁讓人嚴肅起來。政治危機可能引發政府的倒臺、國家的動蕩，經濟危機關乎民眾切身利益，高失業率、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等詞匯于近年來更是不絕于耳，而道德危機雖看似無形，其影響比之前兩者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其負面作用可能更加觸目驚心、令人咋舌。近年來，一些如上文所述的社會焦點事件引起了人民群眾的關注和討論，人們紛紛質疑、反思，甚至奔走呼號，“社會真的到了如此冷漠之地步嗎”、“中國真的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嗎”。

想要解答以上疑問，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必不可少的，筆者認為，以下幾項因素值得參考。

（一）社會轉型中的精神陣痛

在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中，物質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依此而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必將對傳統意識形態形成有力沖擊。舉例示之，我國經濟的主導力量——各大國有企業為了適應國際競爭趨勢以及世界市場形勢的客觀變化，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進行具有攻堅意義的體制改革，力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增強自身競爭力，擺脫虧損困境，并以帶頭人的姿態引領中國經濟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變。在此過程中，豐碩的改革成果令人振奮，讓人們看到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希望，但其中出現的問題更是值得關注、引人深思。西方的市場經濟經過數百年的錘煉已經日益成熟，其公司制的管理形態及理論在我國進行國企改革的過程中逐漸被引入并發揮巨大作用，而其帶來的意識形態沖擊更對中國傳統的精神理念形成挑戰之勢。封建傳統中的集權制思維與現代西方的分權結構理論在實際操作中相互角力，博弈之下，領導腐敗、員工謀私之事例層出不窮。而在主要

矛盾之外，一些次生矛盾也倒影出道德層面的問題與缺陷，領導層基于功利、政績等方面的追求致使其與工人階層之紐帶斷裂，進而引發了一系列群體性事件。凡此種種，都揭示出，在中國社會物質形態轉換的過程中，其與意識形態的變化存在著步調上的差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作為統治階級的號召，不僅具有指示作用，在當代，似乎更多了一分警醒意味。如何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穩定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如何引導人們的意識形成合力，團結、友愛、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共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統治階級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也是每一位中國人需要思考和實踐的人生命題。

（二）信息時代的輿論導向

20世紀50年代末，以計算機的出現和普及為代表的信息革命出現于西方國家。而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以及世界市場的形成，中國民眾受到網絡等媒體的影響日益加深。可以說，網絡等新興媒體給中國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全方面的、革命性的變化。在中國古代社會，信息傳播的方式受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影響局限于烽煙、驛站、飛鴿傳書、派遣信使、官府通告等形式，而這些傳播方式也受限于事項以及人群范圍。近現代，隨著廣播、電視等媒體的出現，公眾對信息的掌握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而當代社會，手機、網絡等傳播媒介的發展使各種社會信息井噴式地呈現在公眾面前，讓我們更快、更多地了解到了國內、國外的一些重要事件。這種力量在帶給人們快感的同時，也發揮著一些隱性的作用。例如，在“小悅悅事件”中，媒體的廣泛宣傳使得受害者家屬得到了更多人的援助，在拯救女孩生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它也將一個社會課題擺在了公眾面前——“是什么讓18個過路人如此冷漠”。接著，人們開始反思、聲討、游行，針對道德滑坡開始一系列討論，希望能找到有效的解決之道。而反觀網絡等媒體的作用，筆者認為需要一分為

二、結合其他因素來綜合看待。一方面，隨著近年來媒體對“見義勇為”反被訛詐這樣的事件的曝光，更多的人也許是出于自我保護等角度出發，選擇“見危不救”、“見死不救”，從而又引發了另一輪媒體關于道德問題的報道，喚起了人們的“循環”思考和思想矛盾。這里，筆者認為，部分新聞媒體在關注事件本身的同時，也存在著夸大報道、失實報道等問題，而這背后可能牽扯到的是媒體對利潤、對關注度的追逐。另一方面，媒體在將焦點落到“道德”之上的同時，是否對深層次原因進行解讀，是否對解決方式進行理性探討，更值得我們去發掘。誠然，一些社會事件反映出了當下中國社會道德建設之不足，但在綜合考慮的角度下，社會發展中的制度建設、法律規范等社會力量是否也已經足夠完備，這樣的問題也許更值得我們去思考和解決。

（三）“地球村”中的思想交鋒

交通工具的發展，通訊方式的變革，讓各國之間的交流更加便利，世界人民處于更加開放的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的GDP逐年攀升，國際影響也日益加強，意識領域的國際交流更是此起彼伏，中國的一代又一代人在繼承本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面臨著對西方文化價值觀的選擇。在中國人的眼中，“百善孝為先”、集體主義、勤儉等是傳統道德的重要內容，與此相對應，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獨立、個人主義和“超前消費”等觀念看似則背道而馳，也在實際生活中影響著中國大眾的思維和行為方式。“5·12”地震中，“范跑跑”事件一度使得輿論嘩然，人們都在質疑身為師長的他為何在危難關頭會有如此舉動，而當事人范美忠的回應更是值得反思。然而，這卻是當代中國社會里，道德領域價值觀沖擊的真實寫照，是追求“自由公正”更有說服力，還是“先人后己”更值得頌揚，一時間莫衷一是。現代文明之中，社會尊重個體合法、合理的多樣化選擇，這是保障人權之所在，也是人性本

質的一種必然反映，而提倡“禮義廉恥”、“包容厚德”的中華文明也正經歷著這樣一種選擇的劇痛。在選擇與揚棄的過程中，不同道德價值觀之間的博弈將決定一些焦點事件的社會效應，怎樣去規范和引導，以達到理性與感性的有機結合，實現中華精粹和西方瑰寶的完美調配，才是解決當前中國社會道德問題的方向所在。

在思考一些負面社會事件的時候，多角度、多層次地分析原因之所在，將有助于認清事件背后的本質。而在思考過以上問題之后，筆者認為，討論中國社會是否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已經不再是首要問題，因為“道德危機”本身并不存在統一的評判標準，作為人類意識領域的重要一環，其更難以像經濟指標一樣進行量化分析。所以，我們關注的焦點應集中于中國社會的道德現狀存在哪些問題，以及我國道德建設該何去何從。

四、長風破浪，道德發展方向之我見

在普遍聯系與發展的理論中，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道德，作為一種調節人們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的社會規范、意識形態，其依舊存在于一定的環境之中，與其他因素相互影響，彼此共生。如何進行我國當下的道德建設，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探索。

（一）營造良好的現實環境

作為社會調控方式之一，道德與法律、國家制度等規范共同影響著社會的發展變革。道德，作為人民群眾內心的意識，其制約途徑主要是個人的良心勸導與社會的輿論譴責，相比法律的國家懲罰手段，其強制力和威懾力要薄弱很多。在生產力尚未達到高度發達、人民意識水平參差不齊的情況下，單依靠道德力量來規范顯然遠遠不夠。所以，國家在制度建設方面的完善合理，在法律設立及實施中的嚴格劃一，將有利于道德發揮其內在的規范力量，通過多樣化的手段解決社會變革中的道德問題。

（二）積極借鑒，繼往開來

如筆者第二部分所述，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道德，在經歷了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提倡、頌揚、質疑和批評之后，如何由當代中國人更好的評價與繼承，是一個關乎道德體系建設的核心問題。盡管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中孕育的西方核心文化價值觀對于當代的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個體成長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在思想交鋒的過程中，若迷失自我，盲目推崇，則勢必導致中華文明的衰微，必將阻礙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合理地分析中西文化、道德中的價值差異，從實際出發，在繼承優秀傳統道德的同時，積極借鑒，才能開辟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真正為社會大眾認可和接受的道德建設之路。

（三）明確媒體道德責任，正確利用輿論導向

在道德體系建設中，新聞媒體將發揮重要的宣傳和監督作用，客觀、及時地對善良、友愛等優秀品質進行褒揚，以及對自私、貪婪等惡劣品質給予批判，將有助于社會大眾明晰

善惡，分清良莠，規范自身行為，以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同時，應建立媒體監督機制，杜絕對網絡等媒介的惡意利用、嚴禁肆意炒作以混淆視聽，通過立法、行政等手段規范新聞媒體的道德責任，正確引導社會大眾，積極發揮輿論的導向作用，并建立和完善輿情解決機制。

（四）共產黨員發揮模范作用，社會成員堅守自身責任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自身隊伍的建設、紀律的維持將對社會大眾產生重要影響。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對具體工作的奉獻精神，對個人作風的嚴格把持將起到立竿見影的示范作用。反之，腐敗行為、政績工程、“官本位”等不良現象只會增加群眾對國家的失望情緒、對社會主義道德的質疑程度和對統治階層的不信任感。此外，每一位中國人都應實踐自己對美好道德的信仰，學校之教育，家庭之培養，工作單位之循循善誘，社會組織之宣傳引導將形成道德體系建設之合力，使優秀傳統與現代文明和諧發展。

綜上所述，道德體系建設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亟待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伴隨著時代的進步，文明的發展，道德水平理應更上一層樓。因此，我們每一位中國人應仿先賢、開后世，擔當起“匹夫之責”，以助我泱泱中華早日實現民族復興之夙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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