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當前我縣社會矛盾的思考

關于當前我縣社會矛盾的思考

一、當前形勢下我縣社會矛盾糾紛的主要表現形式及特點

一是矛盾糾紛的復雜性。因各類經濟組織實現經濟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一些行政組織的行政行為和辦事行為的隨意性，導致了社會矛盾糾紛內容的復雜化，形成矛盾糾紛的原因多、因素多，生成過程復雜，而且在矛盾糾紛的演化過程中，還關聯了諸多不確定因素，矛盾糾紛的后果不是涉及個別人的利益，而是牽扯眾多當事人的利益，解決矛盾糾紛的方法已不再簡單化，增加了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復雜性，導致解決矛盾糾紛的難度加大。

二是矛盾糾紛的群體性。在農村，由于基層行政組織辦事方法簡單而引起的土地、林地等糾紛，眾多農民成為糾紛當事人；歷史遺留的聯合診所人員、原民師等特殊利益群體為達到其目的，從當初的縣內串聯演變成跨地域串聯，組織實施大規模赴京省上訪，這些社會矛盾糾紛當事人的組織化、群體化傾向明顯，如處理不當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

三是矛盾糾紛的多樣性。從矛盾糾紛的法律性質來看，社會矛盾糾紛由過去單一的民事糾紛發展為經濟糾紛、行政糾紛與民事糾紛多種形式并存。社會糾紛不僅包括傳統的婚姻、家庭、宅基、贍養、撫養、借貸等糾紛，而且還表現為

土地承包、行政不當、生產安全事故、房屋拆遷等方面的眾多新型社會矛盾糾紛，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增多。

二、當前我縣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

1、追求經濟利益的思想過于片面化。有的人為謀取經濟利益最大化，擅自違約，不履行經濟合同或協議，甚至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新村建設上，有的承包商缺乏誠信，見利忘義，在工程款結算后，不是及時給農民工發放工資，而是卷款走人玩消失，引起農民工上訪。

2、一些基層干部工作方法簡單。少數基層干部服務意識、公仆意識較差，對人民群眾感情不深，依法行政、依法辦事觀念不強，對群眾反映的訴求，對出現的矛盾糾紛，沒有做到積極主動的去解決調處，致使一些初發矛盾演變升級。個別基層干部作風粗暴，方法簡單，特別在計劃生育和集資收費等方面，態度強硬，作風蠻橫，引起群眾不滿，傷害了干群之間的感情，從而引發干群矛盾，造成不良社會影響。

3、對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社會熱點難點問題處理得不夠妥當。有些政府部門對出現的房屋拆遷、突發性重大事故等，處理得不夠及時、公正和徹底，引起群眾不滿；有的基層組織對群眾反映的村（社區）委會的財務、政務等方面問題，沒有做到快速處理，或處理后不及時向村民公開結果，致使基層組織的威信受損；對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土地承

包、任意集資攤派等問題處理不公；對于這些熱點難點問題處理不妥而引發了不少上訪事件，影響了基層社會穩定。

4、群眾對有的基層組織不信任。一些基層干部工作作風不實，群眾觀念不強，沒有完全做到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幫群眾所需，對群眾關心不夠，支持不力，干群關系疏遠，不信任感加大，當群眾與群眾之間、群眾與村委之間、群眾與基層行政部門之間發生矛盾糾紛時，當事人不愿找基層組織解決和處理，而是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在上級機關，總認為只有到大機關、見大領導才能公正解決問題，導致矛盾糾紛變成越級上訪事件。

三、解決矛盾糾紛的思路與對策

依法、及時、有效地化解各類社會矛盾，需要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多元化的調處機制。從實際需要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1、建立和完善民意表達機制。這是保障公民的建議權和申訴權，加強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及時了解社情民意、迅速化解社會矛盾的主要措施。它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各項政策和決策出臺前，應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廣泛征求民意，減少和防止隨意性，讓政策和決策制定得更加科學合理，從源頭上預防侵害群眾利益現象的發生。二是拓寬民意表達途徑，為人民群眾的訴求提供暢通、便利的渠道。人民政府及其有關工作部門，要向社會公布信訪行

政機構和有權處理問題的行政機關的通信地址、聯系方式、工作程序和標準等相關事項。三是建立高效透明、便于監督的人民內部矛盾調處工作機制，主要有協商、合議、聽證和辦理、復查、復核的三級終審制等，以提高解決的效果，減少重復上訪和越級上訪，做到多渠道化解矛盾。

2、建立超前聯動的排查調處機制。人民內部矛盾涉及的行業多、領域廣，僅靠一兩個部門是無法完成排查調處任務的。各有關部門應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建立超前聯動的人民內部矛盾排查調處機制。一是主動出擊，準確排查。深入鄉村和社區街道，面對面地與群眾交流溝通，了解群眾的疾苦，收集社情民意，切實掌握影響基層穩定的各種問題、動態、信息和苗頭，做到滾動排查，縱向到底、橫向到邊，不留死角。二是及時做好基層調處工作。對排查出來的矛盾糾紛，要針對其不同特點，認真研究處理途徑和辦法，妥善加以解決。通過民主議事、民主懇談等形式，協調利益關系，化解矛盾糾紛，使村民委員會成為保障群眾安居樂業的重要組織形式。基層組織要善于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解決矛盾糾紛，綜合運用各類措施把矛盾隱患化解在基層，消除在萌芽狀態，力爭實現問題不沉積、矛盾不上行。

3、建立預防和處置矛盾的協調機制。在各種工程項目的實施中，必須充分考慮所涉及群眾的利益，總的原則是在發展中調整利益分配關系，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的發生。對已經發生的社會矛盾的調處，要付出合理的調處成本，建立矛盾調處的利益分擔機制，即由對引發矛盾負有責任的當事人、當事人單位、當地政府各承承擔一定比例的調處成本。通過當事人合理利益的實現，保證矛盾的有效調處。

4、建立解決矛盾的責任追究機制。一是對引發矛盾的責任追究。二是對矛盾調處不作為的責任追究。堅持對引發矛盾的責任追究，一方面是從法律的角度落實對行政行為和民事行為的責任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從源頭上減少人民內部矛盾的產生。同時，只有堅持對矛盾調處不作為的責任追究，才能更好地落實“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促進人民內部矛盾的合理解決。

第二篇：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問題的思考

對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問題的思考

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農村的社會矛盾糾紛和由此引發的各類刑事、民事和上訪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已成為影響農村乃至全社會改革、發展、穩定的重要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筆者結合工作實際，擬就近年來農村地區矛盾糾紛發展的特點、成因及對策作一些探討。

一、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主要類型及特點

1、婚姻家庭問題引發的矛盾糾紛。一是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流動性增大，許多農民外出打工，受社會大環境的沖擊和影響，且由于夫妻長期分居生活，導致雙方在生活態度、觀念、方式產生差距，原來的婚姻基礎產生了動搖，戀愛關系破裂的越來越多。二是農村中仍有包辦婚姻現象，夫妻雙方感情基礎薄弱，按民間風俗結、訂婚的，解除婚約成了常事，為了彩禮、錢財等，往往導致雙方家人矛盾激化，造成了許多群體性事件；三是因第三者插足、孩子撫養、老人的贍養等問題帶來許多不利因素，使得農村一些家庭的倫理道德遭到破壞，甚至引發家庭暴力，虐待婦女、兒童、老人等犯罪現象。

2、重點工程施工和城市化建設引發的矛盾糾紛。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的實施，各地對農村的投入不斷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頗多，在這過程中，勢必會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遷、賠償等問題。由于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當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少數人就會以各種借口、手段來阻工擾工。特別是因補償費用等問題引發的被征地農民聚眾鬧事，延誤工程進度等現象時有發生。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建設推進，農村土地特別是農業用地被大量征用為建設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補償、征地后失地農民安臵等有關政策不配套、不連貫、不落實的原因，影響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受經濟利益驅動，一些村民在要求得不到解決時，奉行“法不責眾”或“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觀念，臵國家法律、社會秩序、公德以及公共利益于不顧，有的還采取極端方式，企圖通過把事情鬧大來迫使有關部門解決問題。

3、村級集體事務引發的矛盾糾紛。當前，農民的民主法制意識逐步增強，然而少數村干部在村級集體事務管理中，沒有真正貫徹“四民主兩公開”，最多是形式上做到了村務、財務公開，但對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就坑蒙拐騙，使盡伎倆，極易引發村民不滿，造成村民信訪增多。另外，干部作風也是引發矛盾的一個因素，在農村確有少數干部為政不廉，以權謀私，任人唯親，拉幫結派，親此疏彼，損害村民的切身利益，致使群眾產生逆反心理，農村干群關系緊張，成為農村矛盾糾紛的多發點。

4、宅基地、土地承包、水土山田林的權屬問題引發的糾紛。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宅基地糾紛正呈逐年增多之勢。同時農村土地承包由于轉包、退包、反包、繼承或征用等流轉行為，以及水土山田林的各種權屬糾紛因涉及爭邊界、爭資源、爭果實等當事人的切身利益，且由于政策性和歷史性等問題，常常比較復雜，一旦出現糾紛，調處難度大，且極易演變成群體性事件。據統計，因宅基地、承包山林引起的糾紛而引發的各類案件近年呈上升趨勢，且調解難度較大。

5、訴求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引發的糾紛。社會在不斷進步，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也不斷增多。有些人因合法權益長期得不到解決，就會用“自己的方式解決”，用激化的方式解決，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難”，最終演變成“老大難”問題；還有一旦發生矛盾糾紛，有些村民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要求處理，而是爭相找關系找路子，找后臺，致使小糾紛變成大糾紛，互不相讓，越鬧越大；有些矛盾糾紛本已得到解決，但糾紛雙方都認為利益沒有得到實現，就上訪，從而引發了上訪案件。

二、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

1、少數群眾的個人利益思想過于激銳。隨著農村經濟利益格局的調整，少數群眾不是主動轉變觀念，適應變化，依法辦事，依照程序積極反映問題和困難，而是為了個人利益，全然不顧國家、集體利益，甚至不惜用違法亂紀的手段去獲取私利。還有少數人則錯誤地認為，要解決問題靠正常程序解決不了，只有把事情鬧大了讓黨委、政府知道，才能得到重視，才能解決問題，因而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欲望就臵法律、道德約束于不顧，不斷采取過激行為，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動輒就鬧，以圖取個人的經濟利益最大化。

2、農村干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意識淡薄。我國目前正處于政治、經濟的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糾紛的發生不可避免。但由于有的農村干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意識不強，不能認真對待群眾的意見，不關心群眾的生活疾苦，還有的干部政治敏銳性不強，對矛盾的疏導化解不到位，導致有些矛盾日積月累，一觸即發。也有一些干部基本素質較低，服務意識較差，不依法辦事，對群眾缺乏感情，漠視其正當要求，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敷衍塞責，推諉拖拉，對出現的矛盾糾紛不能及時調處。另外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在執法時，不注重社會效果，盲目采取強制措施，雖沒有違背法律，但易造成一些群眾不能接受，導致糾紛發生。

3、農村基層組織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欠強。農村基層組織在貫徹執行國家政策、維護社會秩序、發展經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農村基層干部專業結構單一，尤其是村一級干部參加政策理論學習不夠，對法律知識掌握得不多，處理問題時主觀因素影響大。有的基層干部認為農村經濟工作才是“硬指標”，而解決矛盾糾紛問題是“軟指標”,不能正確認識處理矛盾糾紛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導致有些村的人民調解組織形同虛設，調解成功率不高，人民調解員的作用沒能充分發揮。

4、政策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不夠。這是農村很大一部分矛盾糾紛發生的直接原因。由于政策法律法規的宣傳不到位，沒有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群眾易產生抵觸心理，遇有人煽風點火，就易致事件惡化升級，近年來，雖通過多種形式加大農村的普法力度，但在一些農村，全民的法律普及程度不高，一旦遇到自身權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數群眾不知道依法維權，導致矛盾糾紛不能及時有效化解。

三、預防和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對策和措施 要依法、及時、有效地化解農村各種社會矛盾，深入開展新農村建設和平安農村建設，就必須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堅持重心下移,強化基層,著力解決農民群眾普遍關心、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

1、轉變工作作風，不斷增強基層黨組織在農村平安建設中的領導核心作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心在基層。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關鍵是把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好，發揮黨員干部模范帶頭作用。農村黨員干部，要進一步轉變工作作風，密切黨同群眾的血肉聯系，著力解決農民生產生活中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確實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2、大力加強農村民主法制建設，著力提高農民法律素質，推進依法治村進程。當前，農村仍有相當部分干部群眾的法制觀念淡薄，普法工作十分艱巨。因此一定要結合農村群眾生產、生活實際，采取各種形式，依托各類宣傳載體，有針對性地在農村開展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法制宣傳教育，加大法律、政策宣傳力度，讓法律、政策真正進入千家萬戶，努力引導農民不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會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依法維權，并不斷提高農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辦事的水平，避免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3、大力開展農村傳統美德教育，倡導新農村風尚。強化農民群眾傳統美德教育，提高廣大農民的思想覺悟、道德水平，引導農民崇尚科學、破除迷信、移風易俗，是消滅糾紛的治本之舉。民間糾紛同當事人的思想、道德和法制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歷史的原因，一些諸如孝敬父母、尊師重教、鄰里團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傳統美德被拋棄，被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封建陋習代替，因此要開展“美德在農家”活動，大力宣傳傳統美德，弘揚孝道、慈善等德育教育，廣泛開展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提高村民道德水準，引導群眾積極向上，不斷加強文化道德和修養，做到遇事冷靜對待，互相謙讓，共同參與處理。促進家庭和睦、鄰里和諧。

4、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組織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優勢作用。人民調解在排查化解矛盾糾紛方面具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擬的優勢，一是無法定程序約束，可以快速化解矛盾糾紛，防止矛盾激化升級，特別是在防止民轉刑、群體性鬧事、群眾性上訪等方面。二是無交費負擔，當事人樂于找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矛盾糾紛。因為人民調解組織必要的調解費用是由政府支付的，這實際上也是政府在為老百姓花錢，是花小錢買大平安。三是人民調解可以法、情、理綜合運用，調解矛盾糾紛以理服人，調解成功一了百了。從實際運作看，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等強制性規定，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人民調解可以考慮法律、法理、情理的因素，一旦達成和解，當事人一般均心服口服，很少有反悔或繼續鬧事的現象。因此，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加強鄉鎮、村組調委會建設，切實發揮人民調解工作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中的“第一道防線”作用。

5、建立健全完善的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機制。按照“屬地管理”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嚴格落實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工作責任，各級黨政領導是排查化解農村矛盾糾紛的第一責任人，這要做為一項“硬任務”列入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內容；要堅持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經常性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建立和落實矛盾糾紛排查登記臺帳、矛盾糾紛分類處臵、預測排查以及領導包案、跟蹤督辦、掛牌交辦等相關制度，把農村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落到實處；要實行農村社會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的責任“倒查制”。凡發生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矛盾糾紛，一方面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另一方面要對因工作推諉扯皮、責任制不落實和工作失職、瀆職等造成矛盾糾紛沒有得到及時有效排查化解的地方或部門的領導和負責人實行責任倒查，堅決處理；是要建立快速反應、控制有力的矛盾糾紛特別是群體性事件的處臵機制。確保對影響較大的矛盾糾紛特別是群體性事件依法果斷處臵，以贏得有效解決事件的主動權，把其對社會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

第三篇：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現狀分析及思考

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現狀分析及思考

昌華街司法所何成義

社會矛盾糾紛作為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表現形式，已成為影響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面對當前社會矛盾糾紛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深入地研究新形勢下社會矛盾糾紛的基本特征，積極探討解決矛盾糾紛的對策和措施，對于維護政治安定和社會穩定，保障和促進改革開放深入，構建和諧社會，落實好市委朱小丹書記“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的指示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昌華地區社會發展的內外部環境總體是好的，但影響穩定的因素仍大量存在，群體性、突發性事件及人民內部矛盾不斷增加，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將會影響社會穩定。

據統計，截止2006年10月份，我們共接待來訪群眾178批次，受理登記矛盾糾紛68件，其中涉及征地拆遷6件，下崗待崗17件，勞資關系15件，婚姻家庭8件，其他原因引發的矛盾糾紛22件。勸阻群眾性上訪11批次,涉及人數121人。通過分析，我們認為當前社會矛盾糾紛主要呈現以下五種類型：

一、社會矛盾糾紛幾種類型

1、企業改制糾紛、勞資合同糾紛及社會保障問題。國有企業深化改革，觸及到社會深層次的矛盾，牽涉到企業職工的切身利益。目前，拖欠在職和離退休人員工資、職工下崗失業后再就業困難、基本醫療無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等，是當前群眾反映

較為突出的問題，也是頻繁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之一。如我轄區發生的市果品食雜公司退休職工、一汽巴士退休職工要求住房貨幣補貼糾紛等。一些用工單位出于某種動機，隨意招工，不簽勞動合同（雇傭合同），一旦出現欠薪、拖欠工資、最低工資保障線不達標等矛盾糾紛，由于證據缺失，工人利益難以保障；如荔環公廁管理所與工人工資糾紛。再一種就是勞資雙方不能履行合同引發的勞資糾紛，如市二醫新建住院部工程、輝洋苑出現的欠工程款糾紛。

2、社會在轉型時期社區的人文關懷與社會穩定的相互關聯問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不斷發展，政府的宏觀目標使群眾的物質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這時候往往會忽視了和諧社區的人文關懷。特別是老城區面臨著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對社區有些孤寡老人、急需幫扶的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事關社會的和諧穩定。如逢慶出現的老人事件。

3、城市房屋拆遷糾紛。近年來，我建設步伐加快，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但由于新建房套型大居多，房價高漲，市民拿到的拆遷費在同等地區買不起房，換地區又存在交通、教育等費用問題，拆遷戶不能及時回遷，加之房地產開發不規范等問題的存在，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信訪絡繹不絕，甚至發生上訪事件，給政府部門的形象帶來嚴重的損害，給正常社會經濟秩序帶來嚴重的沖擊。例如龍津西63—67號住戶與房管局產生的搬遷糾紛。

4、企業軍轉干部和退伍軍人安臵糾紛。在上訪及群體性矛盾糾紛中，企業軍轉干部是從企業下崗職工中分離出來的，雖然人

數不多，但提出的要求較高，要求解決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由于這是全國性政策問題，所以他們串聯起來直接到中央部委、高層集訪，情況嚴重，影響極大。

5、涉法涉訴糾紛。主要是指糾紛經過訴訟后當事人不服法院判決或判決后難以執行，當事人頻繁向上級部門重復上訪要求對司法監督，對政府施加壓力。如絆塘街的吳君醫患糾紛就有這種發展趨勢。加之有的單位為息事寧人，滿足了當事人的無理要求，進一步助長了涉法涉訴人得寸進尺的心理，導致重復鬧事、上訪。

二、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主要特點

社會矛盾是人類社會的衍生物，它伴隨著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而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政治經濟體制發生深刻變革的大背景下，顯得異常活躍。當前的社會矛盾糾紛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表現為：

1、社會矛盾糾紛的主體呈現多元化，涉及面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因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矛盾糾紛已由過去的僅限于公民與公民間的糾紛，發展為除了公民與公民之間外、公民與基層行政街道（村）、公民與企事業單位、公民與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矛盾糾紛等等。矛盾糾紛的當事人已不再是單純的公民個人，包括了眾多的經濟個體和行政組織及部門，矛盾糾紛的主體呈現了多元化。

2、社會矛盾糾紛客體呈現復雜化，社會矛盾糾紛的類型呈現多樣化，單個部門不好操作，解決矛盾糾紛的難度增大。當前因各類經濟組織實現自己經濟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關辦事行為的隨意性，導致了社會矛盾糾紛內容的復雜化。社會矛盾糾紛已由過去簡單的“一因一果”，代之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糾紛的形成因素多，生成過程復雜，矛盾糾紛的演化由直線式變成曲折式，并且在矛盾糾紛的彼消此長的漸進過程中，還關聯了諸多不確定因素。從矛盾糾紛的法律性質來看，社會糾紛不僅包括傳統的婚姻、家庭、宅基、贍養、撫養、借貸等糾紛，而且還表現為企業改制、職工工資、金融風險、行政不當、司法不公、生產安全、醫患事故、企業侵權和房屋拆遷等方面的眾多新型社會矛盾糾紛，社會矛盾糾紛由過去單一的民事糾紛發展為民事、經濟、行政并存的多種形式的糾紛。正是這些新型的矛盾糾紛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解決矛盾糾紛的方法已不再是簡單化，因此，也增加了解決矛盾糾紛的難度。

3、社會矛盾糾紛規模呈現群體化，不易控制。矛盾糾紛的后果不再涉及一個或幾個人的利益，而是牽扯眾多當事人的利益，在社區，由于一些房產商和小區物管欺詐和不依法辦事而引起的產權、房物質量、不當收費等糾紛，眾多物主成為糾紛當事人；在改制企業中，因職工下崗、企業內部集資引起的糾紛，眾多下崗職工和有關方面的人員成了糾紛當事人；在征地、城市房屋拆遷等方面中，因利益沖突，企事業或政府與周圍許多有共同利益的群眾成為了糾紛當事人；在醫患、產品銷售、勞資關系等方面，親屬和相關利益方、相同經歷者成了當事人；因社會矛盾糾紛當事人的群體化而使其規模不斷增大，總量也呈現出上升趨勢。許多糾紛因處理不當而容易引發上訪事件和群體性事件。

4、當事人尋求解決糾紛的方式呈現激烈化，容易導致事故發生。矛盾糾紛的受害方當事人為維護自身的權益，在矛盾出現之初，大多都能通過正當的途徑和手段尋求基層黨政組織和有關單位部門解決紛爭，希望能公平地解決問題。但是，一些重大復雜疑難的矛盾糾紛沒有能在有關基層部門得到公正合理地解決。當事人在多方求助無果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群體圍攻、上訪甚至以武力相威脅的手段，迫使有關部門解決問題，從而引發了的群體性上訪事件，有的甚至赴省進京上訪，有的因沒有及時得到解決，而釀造嚴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在社會上造成極壞的影響。

三、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思路

面對復雜的局面，必須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正確對待和妥善處理各類糾紛和群眾上訪問題。

第一、正確判斷社會矛盾現狀和性質。正確認識和判斷當前人民內部矛盾的現狀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把握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前提。目前雖然某些人民內部矛盾的對抗性有所增強，但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并沒改變，我們要對人民群眾懷有深切的情感，理解和同情他們，用真情講清道理和政策，疏導其不滿情緒。不能簡單地動用特殊手段。

第二、積極主動排查防范。充分發揮各居委會的作用，及時了解排查轄區的各種矛盾糾紛隱患，認真填寫矛盾排查月統計表。司法所應加強引導，進行業務知識培訓。同時定期不定期走訪轄區內的單位，了解社情民意，及時做好預測，為街道黨工委提供

信息和參考。

第三、大力加強法制宣傳力度。提高群眾依法辦事的自覺性。不斷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規，形成有法可依，依法辦事的工作氛圍。使街各類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行為，都以法律形式加以規范，使各種關系都處于一種有序的互動之中。

第四、創新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目前社區自治力量不足，這就需要我們培育和加強基層組織和行業組織的依法自治，將社會權力賦予行業協會等社會團體，物業管理等社會事宜交給社會群眾性組織管理，在團體中建立調委會，輔之以政策法規引導，使之真正擔當起行業管理職能，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培訓班、專題講座、法律心理咨詢等途徑，對群眾進行法律、衛生、保健、婚姻家庭、現代文明等方面的知識教育，提高轄區內群眾的綜合素質，加強心理疏導，防止矛盾激化。

第五、提高應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能力。要借助當代各種信息化的科技手段，建立和完善必要的預警系統，切實做到情況明了，信息暢通。努力把矛盾、問題限制和解決在萌芽狀態，時刻關注可能觸發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發生的事情，建立建全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領導小組，明確分工和職責。對容易發生的群體矛盾糾紛問題應提前制定多種方案，進行演練。提高應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能力。

第四篇：當前社會矛盾問題的主要特征

當前社會矛盾問題的主要特征

現階段中國的社會問題是在特有的歷史時代背景下出現的，表現出和其他國家很不相同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民生需求重于政治訴求。

有調查顯示，中國民眾最感興趣的問題，前六位都是民生問題，而且是基礎性的民生問題，一般是社會保障、通貨膨脹、醫療、公共衛生、教育問題、養老保險問題，還有一些地方對環境生態特別關注。原因很簡單，我們國家長期以來民生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中國現在的主要矛盾問題，80%以上根源于民生問題。民生解決不好的話，會誘發各種各樣的矛盾。

第二是勞資矛盾非第一矛盾。

調查發現，社會矛盾排在第一位的是官民，第二位是貧富，第三位是勞資，這與馬克思時代很不一樣。那時，勞資矛盾是第一位的。官民矛盾，一個原因是民眾對于政府有一種復雜的態度：一方面，民眾對于政府有些不滿，另一方面，又離不開政府。民眾對于政府有著一種心理和行為上的慣性依賴，有事不找法院，什么事都找政府。另一個原因是政府定位的錯位、缺位、越位。現代政府的定位應該是公共服務型政府，而我國在毛澤東時代是全能型政府，改革開放后實際上定位為經濟型政府。現在，無論是胡錦濤總書記還是溫家寶總理，都強調公共服務型政府，但我們政府這個公共服務型組織角色扮演的還不是很好，甚至缺位，民眾的需求得不到一定的滿足。另外，有些官員在具體工作時，直接侵害了民眾的利益。本來民眾對政府就有很多要求，對政府很依賴，現在既滿足不了他的一些要求，還損害他的利益，官民之間肯定會產生矛盾。而且有些地方的政府理念沒有轉過來，甚至有的時候跟民眾對立起來，直接引發了官民之間的糾紛、矛盾和沖突。

第三是個案問題容易演變成群體化的矛盾。

在實際中，50%的群體事件原本是很簡單的個案問題，但由于處理不好，最終演變成了一種地區化的、規模化的、群體化的社會矛盾沖突。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2005年6月，安徽池州的一起普通交通事件，就是因為傳言政府袒護“老板”，進而引發了一起規模較大的群體性事件。有調查證明，中國的群體事件有個特點，卷入群體事件的絕大多數人往往與誘發群體事件的導火索無關。這說明，現在民生問題沒有得到很好改善，主要群體有弱勢化的趨向，人們心里不滿，需要發泄，找到機會就借機宣泄、借題發揮。所以，有學者把這種現象叫做無直接利益沖突。

第四是利益訴求方式（抗爭方式）總體上相對溫和。

和別的國家比，在中國現階段，民眾抗爭方式總體而言以溫和的方式為主，激烈的利益訴求方式只是少見的現象。主要表現為上訪、靜坐、集體“散步”等方式。馬克思時代工人運動是搗毀機器、搗毀工廠，更進一步的是拿起槍支走上街頭，推翻現有政府，成立了巴黎公社，與政府有激烈的沖突。而現在我們國家不是，這跟民眾的理性行為方式的選擇有關。

中國民眾總體上是比較理性的，普遍會考慮投入和產出之間的性價比。一方面要擴大影響，引起上級的重視并解決問題；另一方面要避開違法的嫌疑，以不被界定為違法行為為出發點，減小自身的風險，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于是，種種溫和的方式就成為他們的首選。從歷史上看，引發激烈暴力行為有幾種可能性。一個是極端的生存危機出現，容易引發暴力事件。而這種情況在大部分國家出現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除此以外，還有三種容易誘發激烈沖突的因素，而這三種因素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在中國或是一去不返，或是壓根沒有歷史基礎和民眾基礎。哪三種因素呢？

第一種容易引發激烈沖突的因素是極端意識形態。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陷入到極端意識形態中，那就意味著勢不兩立，不同的群體就是有你沒我、有我沒你。我們國家曾經經過這個時期，即“文革”時期，一個民族陷入了瘋狂。

第二種因素是極端的種族主義。中國在這個因素上既沒有意識基礎也沒有現實基礎。史上最典型的極端種族主義代表是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中華民族是一個寬容、包容的民族。在漢族成長的過程中，漢族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血民族，是上百個民族融合而成的。中華民族的包容性也是空前的，他不排斥任何一個民族。當希特勒打擊猶太人時，猶太人往各個國家跑，別的國家都拒簽，可是一個中國領事就發了幾萬張簽證，一大批猶太人跑到中國來，到上海去了。所以，猶太人對中國非常感恩。

第三個因素是極端的宗教意識。極端的宗教意識把異教徒甚至是本宗教中不同的派別視為敵人。中國從歷史上來看，極端宗教意識是沒有基礎的；從現實來看，也沒有民眾基礎。所以，在中國沒有極端宗教意識膨脹的可能性

第五是解決問題處兩難境地。

中國復雜的社會矛盾此起彼伏，按下葫蘆浮起瓢。比如，房價太高了，但打得太低也不行，打得太低會讓大批中等收入人群的財富嚴重縮水，而我們很重要的目標是要造就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再比如說勞動權利的維護。如果把勞工標準提得很高，那么企業成本就會提高，而我們國家現在大多數制造業利潤都不高，出口產品是微利，人力成本增加，加上人民幣又在升值，那產品怎么能賣得動。尤其企業一旦倒閉，對民眾影響就更不好了，大批的人會失業，連工資都掙不到，這就是兩難。

第六是社會矛盾生長空間較大。

從社會矛盾演化的角度看，現在只能說社會矛盾剛開始不久，生長空間較大。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有三個。

一是新的一輪城市化“大躍進”所帶來的新的社會矛盾問題。各個地方正在或準備開展新一輪的城市化“大躍進”，我們中國有一百八十多個地級市提出建立國際化大都市的口號。這是很嚇人的，美國也沒有這么多的國際化大都市。這個“大躍進”一旦開始，大量的征地拆遷，新的矛盾就會形成了，圍繞著強行征地拆遷就會形成新一輪的社會矛盾。

二是以往歷史遺留問題的“倒找”。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因為沒有相應配套法律，就“摸著石頭過河”，很多做法往往沒有法律依據，現在，人們法律意識增強了，倒過來一看不對，這也引起了很多社會矛盾問題。

三是勞資矛盾和糾紛將會大幅度上升。勞資矛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城市化在推進，城鎮人口越來越多，農村人口越來越少，勞資關系覆蓋面越來越大，幾乎覆蓋所有的領域。而且勞資關系的特點是集中程度高，組織紀律性強，在一個地方出現問題，別的地方可能聯合性地作出反應。另外，現在民眾維權意識、平等意識開始增強，但現有《勞動法》又有偏差。不出意外的話，勞資矛盾未來幾年將會超過官民矛盾，躍居第一。中國未來是否能夠和諧、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勞資矛盾如何解決。無論是從一個層面還是從主體的角度來講，勞資矛盾都將占據著壓倒性的位置。有兩個數據能證明這個問題：從1997年到2006年這10年間，中國 GDP 每年增長幅度在10%左右，而勞資糾紛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遞增。而2008年這一年勞資爭議案件比前一年上升了98%。對這個問題必須有前瞻性考慮，一些政策調整和安排應盡早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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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當前我省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現狀及對策思考

當前我省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現狀及對策思考

省司法廳維穩辦

2007-11-6 16:20:22瀏覽字號：【大中小】打印本頁

全省“司法行政大動員，化解矛盾促和諧”專項維穩活動開展以來，我省農村社會一大批矛盾糾紛得到了及時有效的排查化解，切實促進了當前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根據省廳近期的調查和各地上報的情況，筆者試就我省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現狀及對策做出一些思考，以拋磚引玉，共同為我省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獻策出力。

一、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主要表現及特點

總的來看,當前我省農村大局穩定，但是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矛盾糾紛也日益突出，農村潛伏著一些不穩定因素，如不對此有足夠的認識并及時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很可能會影響農村社會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不利于我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由鄉鎮企業或村辦企業的體制改革、利益格局調整引發的矛盾糾紛。當前在農村，一部分鄉鎮企業或村辦集體企業由于種種原因生產不振、經營不善，在企業改組改制、解體破產中，大量職工下崗，生活沒有保障，一些剛“洗腳離田”的職工心理嚴重失落，特別是一些老職工一下子失去生活依靠，在利益格局調整中處于劣勢，加上個別企業負責人處理問題過于利益化、簡單化，遇有人煽動就容易誘發職工聚集上訪，或是有關部門處理問題方法簡單，不能令職工信服，也易使職工以聚眾鬧事、集體上訪等方式“要說法”。如原省一較富裕縣的生產汽配件的大型鄉鎮企業，由于在改制后未對部分職工作妥善安置，導致這部分職工采取停電、停水等手段擾亂企業正常生產，并數次引發群體性鬧事事件和集體上訪。

水土山田林的權屬糾紛仍很突出。據調查，今年1—5月份，湘西某縣共發生各類矛盾糾紛2015起，其中土地承包糾紛234起，土地、山林權屬糾紛297起，分別占到了11.6%和14.7%。農村土地承包由于轉包、退包、反包、繼承或征用等流轉行為，以及水土山田林的各種權屬糾紛因涉及爭邊界、爭資源、爭果實等當事人的切身利益，且由于政策性和歷史性等問題，常常比較復雜，調處難度大，一旦處理不當，矛盾糾紛易演變成群體性事件。如湘西南兩個縣的邊界村為一山林糾紛鬧事達17年之久，且多次發生群斗傷人事件，嚴重影響邊界穩定和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重點工程施工和城市化建設引發的矛盾糾紛。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的實施，各地對農村的投入不斷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頗多，在這過程中，勢必會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遷、賠償等問題。由于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當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少數人就會以各種借口、手段來阻工擾工。如在邵懷高速公路、武廣專線、洛湛鐵路永州段等重點工程的征地拆遷中，因補償費用等問題多次引發征地農民聚眾鬧事，延誤工程進度。

另一方面，隨著我省的城鎮化建設推進，農村土地特別是農業用地被大量征用為建設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補償、征地后失地農民安置等有關政策不配套、不連貫、不落實的原因，影響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受經濟利益驅動，一些村民在要求得不到解決時，奉行“法不責眾”或“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觀念，置國家法律、社會秩序、公德以及公共利益于不顧，有的還采取極端方式，企圖通過把事情鬧大來迫使有關部門解決問題。

村級集體事務引發的矛盾糾紛。當前，農民的民主法制意識逐步增強，然而少數村干部在村級集體事務管理中，沒有真正貫徹“四民主兩公開”，最多是形式上做到了村務、財務公開，但對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就坑蒙拐騙，使盡伎倆，極易引發村民不滿，造成村民信訪增多。另外，干部作風也是引發矛盾的一個因素，在農村確有少數干部為政不廉，以權謀私，任人唯親，拉幫結派，親此疏彼，損害村民的切身利益，致使群眾產生逆反心理，農村干群關系緊張，成為農村矛盾糾紛的多發點。

農村黑惡勢力制造的矛盾糾紛。這是值得我們相當警醒的問題。一些農村確實有那么少數地痞流氓、黑惡勢力、車匪路霸搶占碼頭、爭地盤、插手債務制造矛盾糾紛。同時，在一些農村還出現了市霸、煤霸、豬霸、菜霸、林霸等行業霸主，坐收漁利，欺壓百姓，搞得一些地方烏煙瘴氣，糾紛不斷，嚴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正常秩序。

婚姻家庭問題引發的矛盾糾紛。這類糾紛在農村主要表現為一是部分人缺乏或喪失道德觀念，因第三者插足引起的婚姻糾紛；二是農村中仍有包辦婚姻現象，感情基礎薄弱；三是因打工，夫妻兩地分居或是夫妻雙方經濟收入出現較大差距，生活方式和志趣愛好發生變化等，導致夫妻感情冷淡，走向破裂。與此相伴隨的是，這類糾紛又帶來了的財產分割、兒女撫養、父母贍養等糾紛，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隱患。

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從以上六大類來看，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在當前的社會大背景下區別于以往時期，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特征。其主要表現為：

矛盾糾紛類型漸趨廣泛。過去，農村矛盾糾紛主要是以家庭矛盾和鄰里矛盾為主，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經濟的逐步發展，經濟糾紛、合同糾紛、行政糾紛等涉法矛盾糾紛占主流，其范圍包羅到群眾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省農村矛盾糾紛的類型已由過去的10多種發展到30多種，且仍有增多的趨勢。如土地承包、農民負擔、企業改制、行政不當、司法不公、礦山生產安全事故、企業侵權和房屋拆遷等方面的眾多新型矛盾糾紛。

矛盾糾紛的形成和構成交叉復雜。當前，矛盾糾紛已由過去簡單的“一因一果”，代之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糾紛的成因多，生成過程復雜，并且在矛盾糾紛彼此消長的漸進過程中，還關聯了諸多不確定因素；矛盾糾紛的后果不是涉及一個或幾個人的利益，而是牽扯眾多當事人的利益，增加了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復雜性，導致后果面廣嚴重。同時，這也導致一旦發生矛盾糾紛，往往是幾種類型的矛盾糾紛交叉在一起，或由一種糾紛引發出其他糾紛，處理不好，就容易出現嚴重后果。

矛盾糾紛呈組織化傾向。在因共同的利益關系導致的矛盾糾紛上，越來越多的農民在尋求問題的解決上呈一定的組織化傾向，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大。當然，由于大多數人的請求是與自身利益有關，并不具有政治色彩，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如在農村土地承包權屬

中，引起的土地、山林、荒山、荒地、水塘承包等糾紛，眾多農民成為糾紛當事人；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遷等方面，許多有共同利益的群眾成為糾紛當事人等。這些矛盾糾紛因當事人的組織化，而使其規模不斷增大，處理不當就會引發群體性事件。

矛盾糾紛的調處難度加大。在出現之初，矛盾糾紛的當事人大多都能通過正當的途徑和手段尋求黨政組織和有關單位部門公正、公平地解決紛爭。但由于種種原因，一些重大復雜疑難的矛盾糾紛很難在基層部門得到解決。在多方求助無果的情況下，當事人往往就會采取上訪、群體圍攻甚至以武力相威脅的手段，迫使有關部門解決問題，從而引發群體性上訪事件，有的甚至赴省進京上訪，這都加大了矛盾糾紛的調處難度。

二、引發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

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大多是人民內部矛盾，盡管發生的原因多種多樣，千頭萬緒，但根據調查顯示，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少數群眾的個人利益思想過于激銳。隨著農村經濟利益格局的調整，少數群眾不是主動轉變觀念，適應變化，依法辦事，依照程序積極反映問題和困難，而是為了個人利益，全然不顧國家、集體利益，甚至不惜用違法亂紀的手段去獲取私利。還有少數人則錯誤地認為，要解決問題靠正常程序解決不了，只有把事情鬧大了讓黨委、政府知道，才能得到重視，才能解決問題，因而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欲望就置法律、道德約束于不顧，不斷采取過激行為，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動輒就鬧，以圖取個人的經濟利益最大化。

農村干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意識淡薄。我國目前正處于政治、經濟的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糾紛的發生不可避免。但由于有的農村干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意識不強，不能認真對待群眾的意見，不關心群眾的生活疾苦，還有的干部政治敏銳性不強，對矛盾的疏導化解不到位，導致有些矛盾日積月累，一觸即發。也有一些干部基本素質較低，服務意識較差，不依法辦事，對群眾缺乏感情，漠視其正當要求，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敷衍塞責，推諉拖拉，對出現的矛盾糾紛不能及時調處。另外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在執法時，不注重社會效果，盲目采取強制措施，雖沒有違背法律，但易造成一些群眾不能接受，導致糾紛發生。

農村基層組織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欠強。農村基層組織在貫徹執行國家政策、維護社會秩序、發展經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農村基層干部專業結構單一，尤其是村一級干部參加政策理論學習不夠，對法律知識掌握得不多，處理問題時主觀因素影響大。少數村干部素質低、法律意識差，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不善于化解各種矛盾糾紛，容易造成矛盾糾紛上交。有的認為農村經濟工作才是“硬指標”，而解決矛盾糾紛問題是“軟指標”,不能正確認識處理矛盾糾紛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導致有些村的人民調解組織形同虛設，調解成功率不高，人民調解員的作用沒能充分發揮。

政策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不夠。這是農村很大一部分矛盾糾紛發生的直接原因。由于政策法律法規的宣傳不到位，沒有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群眾易產生抵觸心理，遇有人煽風點火，就易致事件惡化升級。而這主要是由于有的工作人員工作方式簡單，對于政策法律法規的宣傳只是滿足于開會、發文件，過于形式主義，造成宣傳工作不落實，農民缺乏足夠的了夠。另外，群眾法制觀念淡薄，法律意識差。近年來，雖通過多種形式加大農村的普法力度，但在一些農村，全民的法律普及程度不高，一旦遇到自身權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數群眾

不知道依法維權，導致矛盾糾紛不能及時有效化解。

農村的民主化、法制化管理不夠健全。由于當前農民的文化素質仍然欠缺，法制意識不高，參政議政思想淡薄。因此，在一些地方的村支兩委選舉上，農民有很大的盲目性。一些所謂的“領頭人”，往往是在當地有勢力、喜歡與政府“叫板”及所謂能為他們“說話”的地痞地霸，或某一宗族勢力的代表，這樣的結果，就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農村民主化、法制化管理在某些村域的退化，給黑惡勢力插手制造矛盾糾紛以可乘之機，也容易因村務管理、財務管理以及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而導致村民之間產生矛盾糾紛。

三、有效預防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對策建議

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但筆者以為，和諧社會至少應是矛盾糾紛較少的社會；或說即使有矛盾糾紛，也應該是能夠及時有效地得到化解的社會，這樣，全社會才會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增加和諧因素。切換到和諧農村構建，也理應如此。因而，這就要求我們針對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矛盾糾紛，齊抓共管、標本兼治，形成合力，努力預防和化解農村社會的矛盾糾紛，積極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

農村基層組織要增強做好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緊迫性和責任感。“穩定壓倒一切，責任重于泰山”。及時有效地預防化解農村社會的矛盾糾紛，是農村基層組織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為黨委政府分憂、為人民群眾解難的大事實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農村穩定是前提。因此，各個農村基層組織要從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和基層政權建設的高度出發，樹立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內部、化解在萌芽狀態的維穩責任理念，不斷增強廣大干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緊迫性和責任感，努力適應新情況、分析新問題，力爭一般矛盾糾紛化解不出村、較大矛盾糾紛化解不出鄉、重大矛盾糾紛化解不出縣，確保在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上做到“發現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處置得好”，從而切實把做好預防化解矛盾糾紛工作、確保農村社會穩定作為第一位的政治任務，全力維護農村社會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

堅持科學發展，努力從源頭上減少矛盾糾紛。各地要堅持科學發展，進一步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讓廣大的農村群眾分享到科學發展的成果，營造化解矛盾的良好社會氛圍。雖然我省農村這幾年來發展較快，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但教育、醫療、交通、水電、通信等社會事業和公用事業，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與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別，造成農民心理不平衡,不滿情緒積蓄，遇有的機會，就可能爆發，形成上規模的矛盾糾紛。同時，從我省農村來看，隨著經濟發展，能源、水、土地、礦產等資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生態環境的形勢十分嚴峻。由于城鎮改造、開發征地和環境污染等涉及到的補償、搬遷、安置等問題，群眾要求條件較高，如解決的結果達不到群眾的要求及條件，就可能會引起群眾集體上訪。因而，這就要求各地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講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講求科學發展，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一切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切實促進農民收入穩步增長，這是解決和預防農村矛盾糾紛發生的長久之計。

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組織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優勢作用。省司法廳廳長夏國佳同志多次指出，人民調解在排查化解矛盾糾紛方面具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擬的四大優勢，即一是無法定程序約束，可以快速化解矛盾糾紛，防止矛盾激化升級，特別是在防止民轉刑、群體性鬧事、群眾性上訪等方面。二是無交費負擔，當事人樂于找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矛盾糾紛。因為人民

調解組織必要的調解費用是由政府支付的，這實際上也是政府在為老百姓花錢，是花小錢買大平安。三是人民調解可以法、情、理綜合運用，調解矛盾糾紛以理服人，調解成功一了百了。從實際運作看，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等強制性規定，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人民調解可以考慮法律、法理、情理的因素，一旦達成和解，當事人一般均心服口服，很少有反悔或繼續鬧事的現象。四是從全省來看，我省有2459個司法所、551888個人民調解委員會，已形成廣泛的人民調解組織網絡，非常有利于及時有效地化解各種矛盾糾紛，維護全省的平安穩定。因此，各地要積極爭取黨委、政府的支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加強鄉鎮、村組調委會建設，切實發揮人民調解工作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中的“第一道防線”作用。

大力加強農村民主法制建設，著力提高農民法律素質，推進依法治村進程。當前，農村仍有相當部分干部群眾的法制觀念淡薄，普法工作十分艱巨。各地要結合農村群眾生產、生活實際，采取各種形式，依托各類宣傳載體，有針對性地在農村開展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法制宣傳教育，加大法律、政策宣傳力度，讓法律、政策真正進入千家萬戶，努力引導農民不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會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依法維權，并不斷提高農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辦事的水平，避免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同時，要以貫徹《村委會組織法》為契機，加強農村“四民主、兩公開”的制度建設，讓群眾充分享有知事權、議事權、決事權和監督權，依法規范和完善村規民約，推動農村各項公共社會事務治理走向依法治理的軌道，切實推進依法治村進程，促進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

建立健全完善的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機制。一是要按照“屬地管理”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嚴格落實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工作責任，理順農村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管理體制，狠抓源頭責任落實，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管、部門負責，齊抓共管，形成合力的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格局。各級黨政領導是排查化解農村矛盾糾紛的第一責任人，這要做為一項“硬任務”列入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內容。二是要堅持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經常性排查化解工作制度。要切實把握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形成要素和生成演變過程，研究化解的基本條件和內在規律，堅持經常性排查化解、集中排查化解和專項排查化解相結合，建立和落實矛盾糾紛排查登記臺帳、矛盾糾紛分類處置、預測排查以及領導包案、跟蹤督辦、掛牌交辦等相關制度，把農村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落到實處。三是要實行農村社會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的責任“倒查制”。凡發生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矛盾糾紛，一方面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另一方面要對因工作推諉扯皮、責任制不落實和工作失職、瀆職等造成矛盾糾紛沒有得到及時有效排查化解的地方或部門的領和負責人實行責任倒查，堅決處理。四是要建立快速反應、控制有力的矛盾糾紛特別是群體性事件的處置機制。要加快形成以司法行政部門為主的矛盾糾紛的管理應急體系，形成監測、預測、預報、預警和快速反應的矛盾糾紛處置機制，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立體網絡體系，特別是在對群體性事件的處置上，要形成統一指揮、功能齊全、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處置機制，確保對影響較大的矛盾糾紛特別是群體性事件的依法果斷處置，以贏得有效解決事件的主動權，把其對社會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