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現狀及解決對策

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現狀及解決對策

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新舊體制的更替，改革措施的相繼出臺，一方面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另一方面，由于社會成份日趨復雜化，各種新問題、新情況不斷涌現，農村“熱點”、“難點”問題日益增多，因企業改制、征地拆遷和環境污染等各類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大幅度上升。這既影響了黨委、政府的社會形象和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在社會上產生了不良的影響。“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所以正確地認識和分析新形勢下農村矛盾的現狀,及時有效地化解這些矛盾，對于維護政治穩定，推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及特點

社會改革使農村經濟得到發展，農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大幅度提高。然而，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利益關系的錯綜復雜，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新的糾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因體制改革、利益格局調整引發的不穩定因素。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原本就缺乏市場經濟競爭的邊遠鄉鎮—交麻鄉，那些外出務工人員只好下崗，生活沒有了保障，特別是家里田地又少的群眾，生活也失去了依靠，所以在對待農村低保問題上，加上個別村干部處理問題過于利益化、簡單化，遇到煽風點火的就容易誘發群眾聚集起來上訪。當前這類問題，主要集中在我鄉那些在外務工人員丟崗失業、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部分群體在利益調整中目的得不到實現，一有人挑頭，就會以聚眾鬧事、集體上訪等方式“要說法”。如我鄉的新關村，在調整2009年度農村低保時，由于多數群眾對村干部在申報、審核低保對象時偏于私情問題上，與村干部發生矛盾沖突，由此引發了集體上訪到鄉信訪室。

2、農村問題引發的不穩定因素。在新形勢下，農村生產、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現了深刻而廣泛的變化，各類矛盾糾紛不斷凸顯出來，其范圍包羅到群眾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農村的熱點、難點問題相對突出，農村問題顯得尤為重要。主要集中表現在：一是土地山林的權屬糾紛。如在農村土地延包過程中，二十年不變的跨度很大，因而不可避免地發生轉包、退包、反包、繼承或征用等流轉行為，如處理不當，極可能引發矛盾糾紛演變成群體性事件。據調查，今年1—4月份，我鄉共發生各類矛盾糾紛5起，其中土地承包糾紛1起，土地、山林權屬糾紛2起，分別占到了20%和40%。土地承包和權屬糾紛因涉及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并伴隨有政策性問題和歷史遺留問題，常常比較復雜，調處難度大；二是重點工程實施引發的矛盾。近年來，對農村的建設不斷加大了投入，農村基礎設施日趨完善，在建設過程中，勢必會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遷、賠償等問題。當某些人的利益得不到滿足時，就千方百計阻撓工程施工，以各種借口、手段來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三是村級村務、財務及干部作風問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農民的法制意識逐步增強，關心集體經濟，要求參與村務、財務管理的人越來越多。然而少數村干部在村務管理中，雖然做到了村務、財務公開，但對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如財務收支狀況等，公開地不徹底、收支帳目不細致，容易造成村民誤解，引發村民信訪，也有少數村里搞“糊涂帳”，也是引發村民上訪的直接源頭。另外，干部作風也是引發矛盾的一個因素，在農村確有少數干部為政不廉、以權謀私。在處理問題上，認人唯親，拉幫結派，親親疏疏，對農民的反映往往得不到及時處理。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遠遠跟不上現代形勢的發展，往往在工作中搞瞎指揮、行政命令，結果給農民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致使群眾產生逆反心理。

3、城市化建設問題引發的不穩定因素。一方面，隨著城市化過程的推進，農村土地特別是農業用地被大量征用為建設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補償、征地后失地農民安置等相關政策不配套、不連貫、不落實等原因，影響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某些群眾追求經濟利益的思想顯著增強，甚至過于片面化，在本身要求得到解決時，錯誤地認為“法不責眾”，奉行“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觀念，一旦認為他們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就置國家法律、社會秩序、社會公道以及人們公共利益不顧，糾集一幫人采取靜坐示威、沖擊政府、堵塞交通等極端方式，以人多勢眾和把事情鬧大來迫使有關部門解決問題。

4、環境污染問題引發的不穩定因素。近年來，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群眾對生活質量要求越來越高，對環境的改善越來越強烈，國家也相應出臺了一系列的相關法規。但是，目前一些企業的廢水、廢氣、廢料由于思想意識以及資金、技術等問題，存在不同程度的隨意排放現象，加上有關部門監管不力，協調溝通方面不足，極易引發群眾的不滿。另外城市建筑噪聲，生活垃圾等問題都與群眾日益增強的環境意識，對居住環境的要求發生沖突，一旦群眾與企業主之間出現摩擦或糾紛時，一些群眾誤認為聚眾鬧事可以對政府造成壓力，能較快解決問題，使本來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決的矛盾演化成突發性事件。

5、群體性事件呈現上升趨勢。當前，農民上訪呈上升勢頭，尤其是集體上訪現象日趨嚴重，直接影響了農村社會穩定的大局。群體性事件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多發性。雖然各級黨委、政府普遍重視預防群體性事件，但群體性事件目前仍呈現出逐年增多的態勢；二是組織性。從近幾年群體性事件的發展情況看，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大，這應歸結于其組織性越來越強；三是利益性。相當多的群體性事件涉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大多數有一定的理由，極易引起社會同情，如農民負擔過重、職工下崗、離退休人員無生活來源等。共同的利益目標把大多數人維系在一起，又極易吸納相同利益者，使群體逐步擴大，導致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四是非政治性。盡管有些群體性事件表現激烈，但當事人的請求大多是與自身物質、經濟利益有關，他們并不具有反對社會政治制度的目的，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如果不及時處理，被敵對勢力煽動、利用，也極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五是難處理性。群體性事件的形成大多由于矛盾長期沒有得到化解而形成的，解決這些問題受諸多因素的制約，必須付出一定的努力，做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因此，處理解決難度較大。當前，我們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社會穩定正面臨著新的形勢，如何及時解決好群體性事件，化解農村社會矛盾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重要。

從以上當前農村社會矛盾存在的突出問題看出，農村社會矛盾糾紛伴隨著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而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政治經濟體制發生深刻變革的大背景下，當前的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特征。主要表現為：

1、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客體呈現復雜化。因農村個體獲取經濟利益的不平衡性、差異性和有關行政組織的行政行為和辦事行為的隨意性，導致了社會矛盾糾紛內容的復雜化。社會矛盾糾紛已由過去簡單的“一因一果”，代之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糾紛的成因多，形成因素多，生成過程復雜，導致的后果嚴重。矛盾糾紛的演化由直線式變成曲折式，并且在矛盾糾紛的彼此消長的漸進過程中，還關聯了諸多不確定因素，矛盾糾紛的后果不是涉及一個或幾個人的利益，而是牽扯眾多當事人的利益，解決矛盾糾紛的方法已不再簡單化，增加了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復雜性，因此，也增加了解決矛盾糾紛的難度。

2、農村社會矛盾糾紛規模呈現群體化。隨著農村經濟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民主法制意識不斷增強，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在農村土地承包權屬中，引起的土地、山林、荒山、荒地、水塘承包等糾紛，眾多農民成為糾紛當事人；在改制企業中，因職工下崗引起的糾紛，眾多下崗職工和有關方面的人員成了糾紛當事人；在企地糾紛中，因利益沖突，廠礦企業與駐地周圍有關群眾成了糾紛當事人；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遷等方面，許多有共同利益的群眾成為了糾紛當事人。因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當事人的群體化而使其規模不斷增大，許多糾紛因處理不當而引發群體性事件。

3、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類型呈現多樣化。從矛盾糾紛的法律性質來看，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由過去單一的民事糾紛發展為民事糾紛、經濟糾紛、行政糾紛并存的多種形式的糾紛。農村社會糾紛不僅包括傳統的婚姻、家庭、宅基、贍養、撫養等糾紛，而且還表現為土地承包、農民負擔、企業改制、行政不當、司法不公、礦山生產安全事故、企業侵權和房屋拆遷等方面的眾多新型社會矛盾糾紛，正是這些新型的矛盾糾紛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

4、當事人尋求解決糾紛的方式呈現激烈化。矛盾糾紛的當事人為維護自身的權益，在矛盾出現之初，大多都能通過正當的途徑和手段尋求黨政組織和有關單位部門解決紛爭，希望能公正、公平地解決問題。但是，一些重大復雜疑難的矛盾糾紛沒有能在有關基層部門得到解決。當事人在多方求助無果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群體圍攻、上訪甚至以武力相威脅的手段，迫使有關部門解決問題，從而引發了的群體性上訪事件，有的甚至赴省進京上訪，有的因沒有及時得到解決，而釀造嚴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在社會上造成極壞的影響。

二、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

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產生有其深刻政治經濟根源和社會背景，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為：

1、少數群眾追求個人利益的思想過于片面化。隨著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特別是國企改革，難免觸及一些人的利益，這些人不是積極轉變觀念，適應改革，依法辦事，依照程序積極反映問題和困難，而是用違法亂紀的手段去破壞改革，阻擾經濟發展。少數人信奉“鬧而優則仕”，全然不顧國家利益、長遠利益。由于一些職能部門作風不實、工作不力，少數人錯誤地認為要解決問題靠正常秩序反映解決不了，只有把事情鬧大了讓黨委、政府知道了才能得到重視，才能解決問題，抱著小農意識中的“愛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傳統觀念，不分青紅皂白，動輒就鬧，以蠻橫無理來對抗改革發展。一些農民群眾為謀取經濟利益最大化，其社會行為缺乏法律、規則和道德約束，為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斷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

2、干部的宗旨意識淡薄、缺乏高度的政治敏銳性。我國目前正處于政治、經濟的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問題和人民內部矛盾不可避免，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加速，人們之間的利益調整量大面廣，由企業改制、征地拆遷、下崗就業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的因素也由此增多，由于我們有的干部服務意識不強，不能認真對待群眾的意見，沒有及時關心群眾的生活和疾苦，有的干部政治敏銳性不強，對矛盾的疏導化解不到位，導致有些矛盾平時表現不突出，但怨氣日積月累，一旦“點火”，則一觸即發，往往使政府及有關部門措手不及，單純被動“滅火”，對社會穩定會構成嚴重威脅。有的干部基本素質較低，“官本位”思想和特權思想嚴重，服務意識、公仆意識較差，對人民群眾缺乏感情，不能夠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對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敷衍塞責，推諉拖拉，對正當要求漠然處之，對出現的矛盾糾紛不能及時調處，甚至釀成嚴重事件。另外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在某些執法活動中，不進行深入的調查了解，不注重執法的社會效果，盲目采取強制措施，雖然沒有違背法律，但由于造成一些群眾不能接受，也會發生群體性事件。

3、基層組織建設薄弱。村級組織在貫徹執行國家政策、維護社會秩序、發展經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農村基層干部專業結構單一，尤其是村一級干部參加政策理論學習不夠，對法律知識掌握得不多，處理問題時主觀因素影響大。少數村干部素質低、法律意識差，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在群眾中失去了信任，一旦群眾對立情緒升格，極易引起共鳴，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

4、宣傳解釋工作做得不深入細致，法律法規宣傳力度不大。雖然國家、地區的政策調整影響了群眾當前利益，但從長遠看是有利于農村發展的整體利益的。但由于政策宣傳不到位，沒有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使群眾產生抵觸心理，遇到個別別有用心的人煽風點火，很容易形成群情激奮，釀成群體性事件。主要是由于有的工作人員工作方式簡單，沒有用深入細致的工作來排除矛盾、化解糾紛，以致群眾產生抵觸情緒，爆發群體事件。有的認為農村經濟工作才是“硬指標”，而解決糾紛問題是“軟指標”。沒有把正確處理糾紛作為新時期促進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來認識，沒有作為社會綜合治理的重要內容來認識，只是滿足于開會、發文件，過于形式。該協調的不協調，工作不及時、不主動、不到位、不落實，這種認識不到位，工作不主動，造成工作不落實的狀況是化解糾紛不力的主要原因。另外，群眾法制觀念淡薄，法律意識差。近幾年雖然通過“四五”普法等多種形式加大法制宣傳教育的力度，但在一些農村，全民的法律教育得不到普及，一旦遇到自身權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數群眾不知道去用法律手段解決，只想一味蠻干，問題得不到解決，就聚集起來上訪、鬧事。

5、對熱點難點問題處理得不夠穩妥。有些政府部門對出現的房屋拆遷、突發性重大事故等，處理得不夠及時、公正和徹底，引起了一些群眾的不滿和怨恨；有的基層黨政組織對群眾反映的村（居）委會的財務、作風等方面問題置之不理或敷衍了事；對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等問題處理不公；對企業與駐地群眾之間產生的矛盾，協調不力，處理不當等等。對于這些熱點難點問題處理不妥而引發了不少上訪事件，影響了基層社會穩定。

三、預防和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的對策和措施 農村社會矛盾糾紛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方面。積極預防和有效化解矛盾糾紛對于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具有重要意義。針對上述農村社會矛盾存在的問題和產生原因，我認為，要預防和解決農村社會矛盾，必須在黨委、人大、政府的領導下，各有關部門積極參與，齊抓共管、綜合治理、形成合力，才能取得明顯的效果。

（一）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干部執政水平

1、加強執政為民的宗旨意識，切實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緊緊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真心實意為群眾排憂解難。一方面，對待群眾的意見，做到認真負責，不推諉、不失職，對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要堅決糾正。對出臺的政策和改革措施，要通過召開聽證會等形式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另一方面要提高依法行政的執法水平，改善工作作風，增強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嚴格按照法律程序和政策法規處理行政事務，形成濃厚的依法辦事氛圍。

2、改進工作作風，從源頭上減少和化解人民內部矛盾。要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將對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實行目標管理。實施“一把手工程”，落實領導包案責任制，廣大干部要增強政治敏銳性，堅持組織建設走在工作前，預測工作走在預防前，預防工作走在調解前，調解工作走在激化前。職能部門要注意工作方法，改進工作作風，加強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的能力，從加強基層調解入手，把民間調解、信訪調解、行政調解、治安調解和訴訟調解有機結合，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以社會穩定促進經濟大發展。

（二）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矛盾的化解

1、既要注意快速發展，又要注意環境保護，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弱，這是基本國情。特別是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人口的不斷增加，能源、水、土地、礦產等資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生態環境的形勢十分嚴峻。由于開發征地和城鎮改造、環境污染等涉及到的補償、搬遷等問題，群眾要求條件較高，如解決的結果達不到群眾的要求及條件，最終勢必引起群眾集體上訪。因而，我們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講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注意環境保護，重視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堅持資源開發與節約并舉，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堅持統籌規劃，加大投入，標本兼治，有步驟地進行環境治理，依法嚴格保護生態環境；實行政府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從體制和機制上促進可持續發展，這是解決和預防群眾集體上訪事件發生的長久之計。

2、統籌發展，夯實化解矛盾的基礎。統籌城鄉發展，統籌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縮小城鄉差異和貧富差距，讓最廣大的群眾分享到科學發展的成果，營造化解矛盾的良好社會氛圍。雖然農村近年來發展較快，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但教育、醫療、水電、通信、交通等社會事業和公用事業，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與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別，造成農民心理不平衡,不滿情緒日增，遇到適當的機會就會爆發，形成集體上訪。因此，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協調發展，加快工農業、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進程，縮小城鄉差異和貧富差距，促進農民收入穩步增長，是解決和預防群眾集體上訪發生的基礎。

（三）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強化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

當前農村有相當部分群眾的法制觀念淡薄，普法工作任務仍十分艱巨。在普法宣傳工作中，重點在于守法和用法，教育公民不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會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要依靠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各有關職能部門、村級組織的配合，采取各種形式，依托各類宣傳載體，加大法律、政策宣傳力度，讓法律、政策真正進入千家萬戶，教育群眾自覺遵紀守法，依法辦事，使群眾遇事后能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按照政策辦理，而不是采取激進的方法，避免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同時加強鄉鎮、村組調委會建設，提高相關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和法律服務水平，及時化解矛盾糾紛。當調解手段無法解決矛盾時，應積極引導群眾通過訴訟程序解決矛盾，通過訴訟代理、非訴訟代理和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認真解決好群眾的問題，防止因久拖不決而釀成群體性事件發生。

（四）發揮基層組織作用，建立健全矛盾糾紛調控預防機制

1、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高農村干部的政治素質和工作能力。要把開展依法治村同健全基層組織結合起來，加強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配套組織建設，實行村務、財務公開，民主管理，強化監督機制，讓群眾充分享有知事權、議事權、決事權和監督權。要切實抓好農村干部的法律知識學習，充分利用各種成人教育陣地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的法律理論培訓，不斷提高農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辦事水平。

2、充分發揮村級人民調解組織作用，加強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力度。一要建立健全對人民內部矛盾經常化、規范化、制度化調處機制。針對新形勢下，農村因征地、土地、山林和婚姻家庭等易發生的糾紛且容易激化的特點，經常深入村，深入戶，認真排查摸底，發現有苗頭和傾向性問題，有針對性地制定工作預案，并探索新形勢下調解的方法和手段。二要充分發揮基層調解組織的作用。各級司法調解中心和基層調委會是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的主要力量和第一道防線，特別是村級調委會要立足廣大農村，最大限度地做好各類簡單的矛盾糾紛化解工作，堅決防止矛盾激化和引發治安刑事案件，做好疏導化解工作，堅決杜絕群體上訪和越級上訪事件的發生，努力維護基層社會穩定。

3、各單位各部門應齊抓共管，共同做好社會矛盾糾紛的預防和化解工作。各類社會矛盾糾紛的出現和發生，都與本單位、本部門有著必然的聯系。對內部出現的矛盾糾紛要在所屬轄區調解組織的幫助下，主動配合做好糾紛化解工作；對出現在不同單位和部門間的糾紛要搞好相互協調與配合，主動溝通情況信息，共同做好糾紛化解工作；對于出現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在黨委政府的統一指揮下，各有關部門都要認真履行自身職能，齊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矛盾糾紛的化解工作。

（五）強化預警與處置，嚴格控制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1、保持信訪工作超前性，把群體性事件苗頭解決在基層。信訪問題往往是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導火索，因此要充分重視農村的信訪工作。一要健全信訪工作網絡，使其“橫到頭、縱到底”，變“群眾上訪”為“干部下訪”，努力實現“重心下移”，實行“一把手工程”，落實領導包案責任制。二要切實解決好熱點、難點問題。對人民群眾申辦的事項，要熱情接待，依法審批，依法行政，切實為人民群眾搞好服務；對人民群眾反映的基層黨政組織和企業內部的有關問題，要充分理解和尊重群眾的意愿和呼聲，對出現的違法違紀行為要嚴肅查處，并做好情況反饋；對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要采取“主動靠上去”的工作方法，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疏導化解，做好維護穩定工作。

2、建立快速反應、控制有力的群體性事件處置機制。群體性事件突發性強，危害大，影響面廣，因此，事件一旦發生，就要馬上處置，把對社會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除要有正確的決策外，還要完善黨委領導下的各部門分工負責的責任機制，一旦發生群體性事件，部門負責人要分頭抓，要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解決，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落實，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格局。對有關部門解決問題力度不夠、措施落實不到位，而使事件發展嚴重的，對部門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要堅決予以處理。同時，要建立解決群體性事件的信息網絡。要充分發揮基層派出所、民調、治保等基層組織的作用，積極收集、尋找信息。群體性事件發生后，信息網絡也要馬上行動起來，迅速弄清事件發生的原因及發展狀況，以便為有效解決群體性事件贏得主動權。

第二篇：當前我省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現狀及對策思考

當前我省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現狀及對策思考

省司法廳維穩辦

2007-11-6 16:20:22瀏覽字號：【大中小】打印本頁

全省“司法行政大動員，化解矛盾促和諧”專項維穩活動開展以來，我省農村社會一大批矛盾糾紛得到了及時有效的排查化解，切實促進了當前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根據省廳近期的調查和各地上報的情況，筆者試就我省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現狀及對策做出一些思考，以拋磚引玉，共同為我省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獻策出力。

一、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主要表現及特點

總的來看,當前我省農村大局穩定，但是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矛盾糾紛也日益突出，農村潛伏著一些不穩定因素，如不對此有足夠的認識并及時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很可能會影響農村社會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不利于我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由鄉鎮企業或村辦企業的體制改革、利益格局調整引發的矛盾糾紛。當前在農村，一部分鄉鎮企業或村辦集體企業由于種種原因生產不振、經營不善，在企業改組改制、解體破產中，大量職工下崗，生活沒有保障，一些剛“洗腳離田”的職工心理嚴重失落，特別是一些老職工一下子失去生活依靠，在利益格局調整中處于劣勢，加上個別企業負責人處理問題過于利益化、簡單化，遇有人煽動就容易誘發職工聚集上訪，或是有關部門處理問題方法簡單，不能令職工信服，也易使職工以聚眾鬧事、集體上訪等方式“要說法”。如原省一較富裕縣的生產汽配件的大型鄉鎮企業，由于在改制后未對部分職工作妥善安置，導致這部分職工采取停電、停水等手段擾亂企業正常生產，并數次引發群體性鬧事事件和集體上訪。

水土山田林的權屬糾紛仍很突出。據調查，今年1—5月份，湘西某縣共發生各類矛盾糾紛2015起，其中土地承包糾紛234起，土地、山林權屬糾紛297起，分別占到了11.6%和14.7%。農村土地承包由于轉包、退包、反包、繼承或征用等流轉行為，以及水土山田林的各種權屬糾紛因涉及爭邊界、爭資源、爭果實等當事人的切身利益，且由于政策性和歷史性等問題，常常比較復雜，調處難度大，一旦處理不當，矛盾糾紛易演變成群體性事件。如湘西南兩個縣的邊界村為一山林糾紛鬧事達17年之久，且多次發生群斗傷人事件，嚴重影響邊界穩定和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重點工程施工和城市化建設引發的矛盾糾紛。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的實施，各地對農村的投入不斷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頗多，在這過程中，勢必會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遷、賠償等問題。由于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當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少數人就會以各種借口、手段來阻工擾工。如在邵懷高速公路、武廣專線、洛湛鐵路永州段等重點工程的征地拆遷中，因補償費用等問題多次引發征地農民聚眾鬧事，延誤工程進度。

另一方面，隨著我省的城鎮化建設推進，農村土地特別是農業用地被大量征用為建設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補償、征地后失地農民安置等有關政策不配套、不連貫、不落實的原因，影響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受經濟利益驅動，一些村民在要求得不到解決時，奉行“法不責眾”或“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觀念，置國家法律、社會秩序、公德以及公共利益于不顧，有的還采取極端方式，企圖通過把事情鬧大來迫使有關部門解決問題。

村級集體事務引發的矛盾糾紛。當前，農民的民主法制意識逐步增強，然而少數村干部在村級集體事務管理中，沒有真正貫徹“四民主兩公開”，最多是形式上做到了村務、財務公開，但對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就坑蒙拐騙，使盡伎倆，極易引發村民不滿，造成村民信訪增多。另外，干部作風也是引發矛盾的一個因素，在農村確有少數干部為政不廉，以權謀私，任人唯親，拉幫結派，親此疏彼，損害村民的切身利益，致使群眾產生逆反心理，農村干群關系緊張，成為農村矛盾糾紛的多發點。

農村黑惡勢力制造的矛盾糾紛。這是值得我們相當警醒的問題。一些農村確實有那么少數地痞流氓、黑惡勢力、車匪路霸搶占碼頭、爭地盤、插手債務制造矛盾糾紛。同時，在一些農村還出現了市霸、煤霸、豬霸、菜霸、林霸等行業霸主，坐收漁利，欺壓百姓，搞得一些地方烏煙瘴氣，糾紛不斷，嚴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正常秩序。

婚姻家庭問題引發的矛盾糾紛。這類糾紛在農村主要表現為一是部分人缺乏或喪失道德觀念，因第三者插足引起的婚姻糾紛；二是農村中仍有包辦婚姻現象，感情基礎薄弱；三是因打工，夫妻兩地分居或是夫妻雙方經濟收入出現較大差距，生活方式和志趣愛好發生變化等，導致夫妻感情冷淡，走向破裂。與此相伴隨的是，這類糾紛又帶來了的財產分割、兒女撫養、父母贍養等糾紛，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隱患。

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從以上六大類來看，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在當前的社會大背景下區別于以往時期，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特征。其主要表現為：

矛盾糾紛類型漸趨廣泛。過去，農村矛盾糾紛主要是以家庭矛盾和鄰里矛盾為主，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經濟的逐步發展，經濟糾紛、合同糾紛、行政糾紛等涉法矛盾糾紛占主流，其范圍包羅到群眾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省農村矛盾糾紛的類型已由過去的10多種發展到30多種，且仍有增多的趨勢。如土地承包、農民負擔、企業改制、行政不當、司法不公、礦山生產安全事故、企業侵權和房屋拆遷等方面的眾多新型矛盾糾紛。

矛盾糾紛的形成和構成交叉復雜。當前，矛盾糾紛已由過去簡單的“一因一果”，代之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糾紛的成因多，生成過程復雜，并且在矛盾糾紛彼此消長的漸進過程中，還關聯了諸多不確定因素；矛盾糾紛的后果不是涉及一個或幾個人的利益，而是牽扯眾多當事人的利益，增加了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復雜性，導致后果面廣嚴重。同時，這也導致一旦發生矛盾糾紛，往往是幾種類型的矛盾糾紛交叉在一起，或由一種糾紛引發出其他糾紛，處理不好，就容易出現嚴重后果。

矛盾糾紛呈組織化傾向。在因共同的利益關系導致的矛盾糾紛上，越來越多的農民在尋求問題的解決上呈一定的組織化傾向，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大。當然，由于大多數人的請求是與自身利益有關，并不具有政治色彩，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如在農村土地承包權屬

中，引起的土地、山林、荒山、荒地、水塘承包等糾紛，眾多農民成為糾紛當事人；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遷等方面，許多有共同利益的群眾成為糾紛當事人等。這些矛盾糾紛因當事人的組織化，而使其規模不斷增大，處理不當就會引發群體性事件。

矛盾糾紛的調處難度加大。在出現之初，矛盾糾紛的當事人大多都能通過正當的途徑和手段尋求黨政組織和有關單位部門公正、公平地解決紛爭。但由于種種原因，一些重大復雜疑難的矛盾糾紛很難在基層部門得到解決。在多方求助無果的情況下，當事人往往就會采取上訪、群體圍攻甚至以武力相威脅的手段，迫使有關部門解決問題，從而引發群體性上訪事件，有的甚至赴省進京上訪，這都加大了矛盾糾紛的調處難度。

二、引發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

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大多是人民內部矛盾，盡管發生的原因多種多樣，千頭萬緒，但根據調查顯示，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少數群眾的個人利益思想過于激銳。隨著農村經濟利益格局的調整，少數群眾不是主動轉變觀念，適應變化，依法辦事，依照程序積極反映問題和困難，而是為了個人利益，全然不顧國家、集體利益，甚至不惜用違法亂紀的手段去獲取私利。還有少數人則錯誤地認為，要解決問題靠正常程序解決不了，只有把事情鬧大了讓黨委、政府知道，才能得到重視，才能解決問題，因而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欲望就置法律、道德約束于不顧，不斷采取過激行為，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動輒就鬧，以圖取個人的經濟利益最大化。

農村干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意識淡薄。我國目前正處于政治、經濟的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糾紛的發生不可避免。但由于有的農村干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意識不強，不能認真對待群眾的意見，不關心群眾的生活疾苦，還有的干部政治敏銳性不強，對矛盾的疏導化解不到位，導致有些矛盾日積月累，一觸即發。也有一些干部基本素質較低，服務意識較差，不依法辦事，對群眾缺乏感情，漠視其正當要求，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敷衍塞責，推諉拖拉，對出現的矛盾糾紛不能及時調處。另外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在執法時，不注重社會效果，盲目采取強制措施，雖沒有違背法律，但易造成一些群眾不能接受，導致糾紛發生。

農村基層組織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欠強。農村基層組織在貫徹執行國家政策、維護社會秩序、發展經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農村基層干部專業結構單一，尤其是村一級干部參加政策理論學習不夠，對法律知識掌握得不多，處理問題時主觀因素影響大。少數村干部素質低、法律意識差，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不善于化解各種矛盾糾紛，容易造成矛盾糾紛上交。有的認為農村經濟工作才是“硬指標”，而解決矛盾糾紛問題是“軟指標”,不能正確認識處理矛盾糾紛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導致有些村的人民調解組織形同虛設，調解成功率不高，人民調解員的作用沒能充分發揮。

政策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不夠。這是農村很大一部分矛盾糾紛發生的直接原因。由于政策法律法規的宣傳不到位，沒有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群眾易產生抵觸心理，遇有人煽風點火，就易致事件惡化升級。而這主要是由于有的工作人員工作方式簡單，對于政策法律法規的宣傳只是滿足于開會、發文件，過于形式主義，造成宣傳工作不落實，農民缺乏足夠的了夠。另外，群眾法制觀念淡薄，法律意識差。近年來，雖通過多種形式加大農村的普法力度，但在一些農村，全民的法律普及程度不高，一旦遇到自身權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數群眾

不知道依法維權，導致矛盾糾紛不能及時有效化解。

農村的民主化、法制化管理不夠健全。由于當前農民的文化素質仍然欠缺，法制意識不高，參政議政思想淡薄。因此，在一些地方的村支兩委選舉上，農民有很大的盲目性。一些所謂的“領頭人”，往往是在當地有勢力、喜歡與政府“叫板”及所謂能為他們“說話”的地痞地霸，或某一宗族勢力的代表，這樣的結果，就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農村民主化、法制化管理在某些村域的退化，給黑惡勢力插手制造矛盾糾紛以可乘之機，也容易因村務管理、財務管理以及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而導致村民之間產生矛盾糾紛。

三、有效預防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對策建議

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但筆者以為，和諧社會至少應是矛盾糾紛較少的社會；或說即使有矛盾糾紛，也應該是能夠及時有效地得到化解的社會，這樣，全社會才會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增加和諧因素。切換到和諧農村構建，也理應如此。因而，這就要求我們針對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矛盾糾紛，齊抓共管、標本兼治，形成合力，努力預防和化解農村社會的矛盾糾紛，積極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

農村基層組織要增強做好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緊迫性和責任感。“穩定壓倒一切，責任重于泰山”。及時有效地預防化解農村社會的矛盾糾紛，是農村基層組織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為黨委政府分憂、為人民群眾解難的大事實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農村穩定是前提。因此，各個農村基層組織要從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和基層政權建設的高度出發，樹立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內部、化解在萌芽狀態的維穩責任理念，不斷增強廣大干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緊迫性和責任感，努力適應新情況、分析新問題，力爭一般矛盾糾紛化解不出村、較大矛盾糾紛化解不出鄉、重大矛盾糾紛化解不出縣，確保在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上做到“發現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處置得好”，從而切實把做好預防化解矛盾糾紛工作、確保農村社會穩定作為第一位的政治任務，全力維護農村社會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

堅持科學發展，努力從源頭上減少矛盾糾紛。各地要堅持科學發展，進一步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讓廣大的農村群眾分享到科學發展的成果，營造化解矛盾的良好社會氛圍。雖然我省農村這幾年來發展較快，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但教育、醫療、交通、水電、通信等社會事業和公用事業，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與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別，造成農民心理不平衡,不滿情緒積蓄，遇有的機會，就可能爆發，形成上規模的矛盾糾紛。同時，從我省農村來看，隨著經濟發展，能源、水、土地、礦產等資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生態環境的形勢十分嚴峻。由于城鎮改造、開發征地和環境污染等涉及到的補償、搬遷、安置等問題，群眾要求條件較高，如解決的結果達不到群眾的要求及條件，就可能會引起群眾集體上訪。因而，這就要求各地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講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講求科學發展，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一切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切實促進農民收入穩步增長，這是解決和預防農村矛盾糾紛發生的長久之計。

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組織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優勢作用。省司法廳廳長夏國佳同志多次指出，人民調解在排查化解矛盾糾紛方面具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擬的四大優勢，即一是無法定程序約束，可以快速化解矛盾糾紛，防止矛盾激化升級，特別是在防止民轉刑、群體性鬧事、群眾性上訪等方面。二是無交費負擔，當事人樂于找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矛盾糾紛。因為人民

調解組織必要的調解費用是由政府支付的，這實際上也是政府在為老百姓花錢，是花小錢買大平安。三是人民調解可以法、情、理綜合運用，調解矛盾糾紛以理服人，調解成功一了百了。從實際運作看，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等強制性規定，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人民調解可以考慮法律、法理、情理的因素，一旦達成和解，當事人一般均心服口服，很少有反悔或繼續鬧事的現象。四是從全省來看，我省有2459個司法所、551888個人民調解委員會，已形成廣泛的人民調解組織網絡，非常有利于及時有效地化解各種矛盾糾紛，維護全省的平安穩定。因此，各地要積極爭取黨委、政府的支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加強鄉鎮、村組調委會建設，切實發揮人民調解工作在預防化解矛盾糾紛中的“第一道防線”作用。

大力加強農村民主法制建設，著力提高農民法律素質，推進依法治村進程。當前，農村仍有相當部分干部群眾的法制觀念淡薄，普法工作十分艱巨。各地要結合農村群眾生產、生活實際，采取各種形式，依托各類宣傳載體，有針對性地在農村開展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法制宣傳教育，加大法律、政策宣傳力度，讓法律、政策真正進入千家萬戶，努力引導農民不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會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依法維權，并不斷提高農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辦事的水平，避免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同時，要以貫徹《村委會組織法》為契機，加強農村“四民主、兩公開”的制度建設，讓群眾充分享有知事權、議事權、決事權和監督權，依法規范和完善村規民約，推動農村各項公共社會事務治理走向依法治理的軌道，切實推進依法治村進程，促進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

建立健全完善的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機制。一是要按照“屬地管理”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嚴格落實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工作責任，理順農村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管理體制，狠抓源頭責任落實，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管、部門負責，齊抓共管，形成合力的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格局。各級黨政領導是排查化解農村矛盾糾紛的第一責任人，這要做為一項“硬任務”列入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內容。二是要堅持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經常性排查化解工作制度。要切實把握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形成要素和生成演變過程，研究化解的基本條件和內在規律，堅持經常性排查化解、集中排查化解和專項排查化解相結合，建立和落實矛盾糾紛排查登記臺帳、矛盾糾紛分類處置、預測排查以及領導包案、跟蹤督辦、掛牌交辦等相關制度，把農村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落到實處。三是要實行農村社會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的責任“倒查制”。凡發生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矛盾糾紛，一方面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另一方面要對因工作推諉扯皮、責任制不落實和工作失職、瀆職等造成矛盾糾紛沒有得到及時有效排查化解的地方或部門的領和負責人實行責任倒查，堅決處理。四是要建立快速反應、控制有力的矛盾糾紛特別是群體性事件的處置機制。要加快形成以司法行政部門為主的矛盾糾紛的管理應急體系，形成監測、預測、預報、預警和快速反應的矛盾糾紛處置機制，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立體網絡體系，特別是在對群體性事件的處置上，要形成統一指揮、功能齊全、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處置機制，確保對影響較大的矛盾糾紛特別是群體性事件的依法果斷處置，以贏得有效解決事件的主動權，把其對社會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

第三篇：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現狀分析及對策

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現狀分析及對策

南京市司法局基層工作處劉蕾、王冠霞

我市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總體趨好，但影響穩定的因素仍大量存在，群體性、突發性事件及人民內部矛盾不斷增加，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將會影響社會穩定。當前我市正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發展的關鍵時期，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改革和調整還將繼續進行，力度還會加大，社會矛盾糾紛也會不斷增加，矛盾糾紛的存在是任何社會都有的正常現象，關鍵是要健全完善合理有效的糾紛解決機制，使利益主體之間能夠進行談判和妥協，從而維持社會的良性動態平衡。

據統計，截止2004年10月份，各區縣中心共接待來訪群眾2299批次，受理登記矛盾糾紛2088件，其中涉及土地承包208件，征地拆遷909件，下崗待崗216件，勞資關系175件，婚姻家庭40件，其他原因引發的矛盾糾紛540件。勸阻群眾性上訪295批涉及人數8171人。街鎮中心共接待來訪群眾2377人次，受理登記矛盾糾紛2379件。勸阻群眾性上訪694批8989人次。各級人民調解委員會接待來訪群眾15901批，直接調解15637件民間糾紛，調解成功14863件。通過對統計報表及快報信息的分析，當前社會矛盾糾紛主要呈現以下特點和五種類型：

一、社會矛盾糾紛的新特點

一是上訪的表現程度趨于激化，對抗性增強。過去要求解決糾紛的群眾情緒較為溫和，通常采用找有關領導和部門對話或靜坐等方式，現在群眾情緒容易失控，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操縱和指使。

二是要求解決問題的難度越來越大。從快報反映的情況看，既有歷史遺留下來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的問題，也有新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既有利益沖突的原因，也有觀念碰撞的原因，既有群眾要求合理但按政策一時難以解決的原因，也有期望過高、要求過于苛刻使問題難以解決的情況。

三是矛盾的對立面正在改變。以往多是人民內部各階層和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現在矛盾糾紛的對立面直接轉向與黨和政府。如由于征田失地、拆遷安置引起的群眾上訪。

二、社會矛盾糾紛幾種類型

一是農村土地征用糾紛。改革開放以來，農民自主權擴大，個體意識和個體利益的相對獨立性增強，使鄉村利益格局錯綜復雜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得新時期農村的生產經營方式、產品交換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農戶分散經營及個體經營經濟比重大，除定購糧外，農副產品幾乎全部實現了市場交換，形成“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的利益分配方式，國家、集體與農民的利益關系變得直接而明朗，農民開始關心自己的勞動果實是按照怎樣的比例合理公平地在國家、集體和自己之間分割，農民利益主體意識不斷增加，農民利益問題變得極為敏感和突出，矛盾糾紛也日益增多。隨著經濟建設步伐加快，征地面積不斷加大，開發區日益增多，拆遷安置量隨之增長。在農村幾乎是鄉鄉有開發區，村村有拆遷戶，普遍采用一次性解決方式，安置費和補償費較低，農民錢用完后，存在著沒錢養老、無錢看病的現實問題，于是找政府解決，解決不了就到中央上訪。由于解決難度很大，糾紛當事人組織性強，給各級黨政組織造成很大壓力。如：今年1月，棲霞區三官村三東隊村民王尚華因對拆遷補償事宜不理解，帶著兩壺汽油揚言要自焚，街道司法所等部門聞訊后及時趕至現場，進行耐心細致地勸說解釋工作，穩定了王尚華的激烈情緒。2月19日，玄武區徐莊、仙鶴門地區申購經濟適用房的近百戶拆遷戶因沒簽到選房協議，懷疑政府將要適用對他們不利的政策安排，遂發生堵路和阻攔施工行為。街道司法所前往現場，積極協調街道和房產局有關領導與拆遷戶對話后，向老百姓做出的書面承諾：經濟適用住房綜合價格為1650元/平方米，房屋竣工交付后，按預先通知的順序辦理入住手續。拆遷戶對答復非常滿意。

二是城市房屋拆遷糾紛。近年來，南京市城市建設步伐加快，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但由于新建房大中套型居多，居民拿到的拆遷費在同等地區買不起房，換地區又存在交通、教育等費用問題，拆遷戶不能及時回遷，等等這些補償和安置不合理，加之房地產開發不規范等問題的存在，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突出，上訪、信訪絡繹不絕，甚至發生上訪事件，給政府部門的形象帶來嚴重的損害，給正常社會經濟秩序帶來嚴重的沖擊，甚至可能危及社會穩定大局。如白下區大開發公司程閣老巷工地的工人與居民于今年5月發生沖突。居民認為經規劃局批準的南京大開發公司的南開大廈原為小區綠地，屬公共面積，南京大開發公司用不正當手段拿到批文，大廈還將影響居民的陽光權，帶來行路難、停車難，散步難的問題，因此聚集了居民700余人封堵洪武路達3小時。他們推倒工地圍墻、推壞大門、沖砸工地辦公室，有三名工人與兩名居民受輕傷。后經司法所人員調解協調，疏散了圍堵的群眾。

三是企業改制糾紛、勞資糾紛及社會保障問題。國有企業改革，觸及到各種深層次的矛盾，牽涉到企業職工的切身利益。目前，拖欠在職和離退休人員工資、職工下崗失業后再就業困難、基本醫療無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等，是當前群眾反映較為突出的問題，也是頻繁引發群體性糾紛的原因之一。一些用工單位出于某種動機，隨意招工，不簽勞動合同（雇傭合同），一旦出現糾紛，證據缺失，工人利益難以保障；部分企業不按《勞動法》規定，長期超時加班，又不按規定支付加班工資，尤其是三資企業加班現象普遍；還有部分企業，對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只支付工資300余元，達不到我市最低工資保障線；有關工資管理的立法不完善，執法無依據，勞動監察人員配備不足，基層執法力量薄弱，工人合法權利無法保障，導致企業欠薪引發的糾紛頻發。；我市社會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覆蓋率不高，尤其是民工的保險率基本處于尚未啟動的階段，一旦出現問題就出現無人管現象，當事人將上訪、靜坐或堵門，甚至會采取極端方式要出路，由于工人（民工）各種社會保險缺失引發的糾紛較多，尤其是一旦出現老人沒飯吃、病人因無錢看病在等死情況的出現，給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極其惡劣。如：今年2月20日，六合區竹鎮鎮侯橋村大塘組村民周昌云在云輝采石廠上班時被石頭砸死,事發后,死者家屬組織20多人到該廠要求廠方給予經濟補償,否則將可能會引起群體沖砸、采石廠停工等后果。司法所接到報案后,一邊做說理勸解工作,主持雙方的調解工作，最終達成書面協議，避免了一起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今年2月16日，秦淮區南京寧紅裝卸公司工人李明華被公司派到南京夢都煙草公司上班后，在施工中發生機械工傷事故。經軍區總院診斷為右頭部軟組織挫裂、出現腦震蕩，經治療后康復。出院后李某伙同10多人到夢都煙草公司，要求給予一次賠償，因雙方分歧太大，未達成協議。李等10余人圍堵夢都煙草公司，影響造成公司無法正常生產。經司法所協調后雙方當事人達成了協議。今年4月，雨花臺區雨花西路四季紅商城工地被幾十人堵門并當眾為死者焚燒紙錢，造成了比較惡劣的影響。經過了解得知，死者叫李興芳，是安徽省利辛縣農民，2003年11月被雇傭為工地保潔員，后在從事保潔工作時被安徽全椒駕駛員徐廣培所開貨車當場壓死。肇事司機已被警方逮捕但無賠償能力，死者家屬四十余人從安徽老家趕來，要求工地負責人對此事負賠償責任。該事件經司法所調解并組織談判，終于達成協議，賠償李興芳喪葬補助金、工亡補助金、供養親屬撫恤金共158000元。

四是涉法涉訴糾紛。主要是指糾紛經過訴訟后當事人不服法院判決或判決后執行難，當事人上訴、申訴后繼續纏訟現象和頻繁向人大等部門重復上訪要求對司法監督。加之有的單位為息事寧人，滿足了當事人的無理要求，助長了涉法涉訴人得寸進尺的心理導致重復上訪。尤其是法院對企業改制、土地征用引發的矛盾糾紛不便受理，使得糾紛解決渠道不暢，涉法涉訴糾紛難以解決。如南京化工廠退休工人楊某多次進京上訪，上訪原因涉及其加工承攬合同案和借貸糾紛案兩件民事案件，不接受法院提出的以實物抵款的執行方案，前案因對方當事人破產導致執行終止和后案因對方當事人無財產可執行至執行中止。還如李某不服江寧區法院對其關于承包合同糾紛的判決上訴后又撤訴，不久又向市中院申請再審后被駁回。現已進京上訪。林某因其女兒與人發生糾紛后自殺，為追究對方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和得到生活補助，多次上訪。

五是企業軍轉干部和退伍軍人安置糾紛。在上訪及群體性矛盾糾紛中，企業軍轉干部是從企業下崗職工中分離出來的，雖然人數不多，提出的要求較高，要求解決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由于這是全國性政策問題，所以他們串聯起來直接到中央部委、高層集訪，情況嚴重，影響極大。企業軍轉干部、抗美援朝老戰士要求恢復干部身份，享受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同等政治和生活待遇，一些退伍軍人反映安置不落實，有關部門長期扯皮造成部分人員長年無工作，無生活來源。這些企業軍轉干部，是承擔改革成本最多的困難群體，上訪的基本是農民群眾和城市平民，相當部分是弱勢群體，因部分困難企業拖欠工資、醫藥費，不按有關政策解決企業軍轉干部生活問題，使得他們合法權益不能得到尊重和保護，生活面臨著經濟窘境，社會地位相對下降。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這方面矛盾糾紛，及時掌握動態，加強工作力量，深入扎實地做好工作。對該落實的政策堅決落實到位，對他們的困難要體現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解決的原則，對不能開口子的問題，要耐心細致地做好有關政策的宣傳解釋和政治思想工作，要加強黨性教育、法制教育，嚴格禁止搞串連、集訪等損害大局的行為。

三、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思路

面對復雜的局面，必須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正確對待和妥善處理基層群眾的上訪問題。堅持以人為本，以公民的基本權利為本，尊重人的需要和個性。具體講應當從四個方面來提高應對人民內部矛盾的能力。

第一，正確判斷社會矛盾現狀和性質。正確認識和判斷當前人民內部矛盾的現狀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把握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前提。目前雖然某些人民內部矛盾的對抗性有所增強，但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并沒改變，我們不能因為發生群體性事件，甚至有過激行為的群體事件，就認為是對抗性矛盾。我們要把解決群眾困難作為我們工作的著眼點和落腳點，通過對快報的分析，他們的不滿情緒通常是因為窮得影響生存、被壓迫得無法忍受才表現出來的，加之他們看到周圍大部分群眾的生活質量有了較大提高之后，他們的不滿情緒表現得更加強烈。對待這部分群體，我們不能簡單地冠以“刁民”，或者采取粗暴方法解決問題，我們要對人民群眾懷有深切的情感，理解和同情他們，用真情講清道理和政策，疏導其不滿情緒。

第二，提高應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能力。要借助當代各種信息化的科技手段，建立和完善必要的預警系統，切實做到情況明了，信息暢通。努力把矛盾、問題限制和解決在基層或萌芽狀態，最大限度地減少和防止人民內部矛盾的激化，時刻關注可能觸發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發生的條件，如土地征用、拆遷安置、各種稅費的征收、下崗職工保險等都是引發矛盾的導火索。對這些問題應提前制定多種方案，建立和完善各種有利于群眾情緒釋放、利益表達機制，對每一項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工作要提前舉行聽證、對話等，降低矛盾發生的概率。

第三，提高依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能力。要不斷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規，形成有法可依，依法辦事的工作氛圍。進一步把防止和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工作逐步納入法制軌道，使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的各類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行為，都以法律形式加以規范，使各種關系都處于一種有序的互動之中。當前對于企業破產改制、征地拆遷等給群眾造成的侵權糾紛，政府部門難以解決，法院又不方便受理，解紛渠道不暢必然導致上訪、信訪增多的現象。所以我們要改革和完善現行的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制度，尤其是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按照保障群眾權益的原則，嚴格控制征地規模，要完善征地、拆遷程序，嚴格界定公益性、經營性建設用地，區分土地征收與征用，著力解決補償安置不到位、產權不清以及同農民、居民協商不夠等突出問題，增加征地審批前的協商環節，建立補償標準聽證制度。要防止企業改制出現的脫節斷檔現象，形成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這“三條保障線”，否則極易釀成事端，對于實行一次性補償政策進行安置的，對符合條件的給予其享受低保待遇。勞動保障部門、民政部門及其經辦機構和有關企業要按照規定，妥善處理好保障對象人員的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以及低保的連續工作，注意解決好離退休職工、下崗職工、失業人員、“低保”對象，在醫療、子女上學、住房、水暖電氣供應等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對困難群體要加大這些方面的救助。

要建立欠薪保障制度，推行企業拖欠工資情況申報制度。所有企業必須按企業職工人數按期交納一定數額的欠薪保障基金。要明確欠薪責任，欠薪企業應承擔相應的經濟責任，管理人員也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為解決建筑行業普遍存在的欠薪問題，應建立建筑企業信用體系，及時公布和查處違法企業欠薪行為，并盡快出臺工資支付條例等一系列規范性文件，進一步規范工資發放行為。此外還要為加大監察工作力度，加大對勞動監察工作的投入，進一步完善勞動法律監督員制度。逐步引導人民群眾，由有問題找政府解決向通過司法途徑方式轉變。

第四，創新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從基層現狀看，目前社會自治力量不足，這就需要各級黨委依法培育和加強基層組織和行業組織的依法自治，將社會權力盡快賦予行業協會等社會團體，把救災、扶貧、疾病防治、物業管理等社會事宜交給社會群眾性組織管理，輔之以政策法規引導，使之真正擔當起行業管理職能，以促進社會的生機和活力。要充分發揮各級工會在維護工人合法權益中的重要作用，新聞媒體要加大對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宣傳報道力度，加大宣傳報道力度，對侵害工人合法權益的事件和員工漠視自身權利的典型案例要進行報道。市婦聯要積極保障女工權益，不斷完善婦女權益保障體系，對于立法空白要及時向人大提出修訂建議，并在實際中盡力彌補立法空白缺陷。要加強對企業的監督、指導和檢查，嚴厲查處侵犯女工權益的案件。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培訓班、專題講座、法律心理咨詢等途徑，對女工進行法律、衛生、保健、婚姻家庭、現代文明等方面的知識教育，提高她們的綜合素質，加強心理疏導，防止矛盾激化。

第四篇：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特點和調處對策

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特點和調處對策

中共蓬萊市委政法委李軍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進步是我國社會發展的主流。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隨著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各類社會矛盾日益增多，矛盾糾紛調處難度大、激化因素多，處理不當，極易引發刑事、治安、群體性上訪案件，給社會造成不安定因素。如何把矛盾糾紛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保證社會持續穩定，是當前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也是實踐“三個代表”、維護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性工作。為深入剖析影響我市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有效發揮維穩職能作用，為我市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的趕超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圍繞化解矛盾糾紛，構建“平安仙境”這一課題，對全市社會矛盾糾紛的表現形式、產生原因和應對措施進行了調查研究，形成報告如下：

一、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現狀及特點

（一）現狀

2005年全市共受理各類矛盾糾紛2138起，其中信訪部門受理1000件起，司法部門受理1138起。信訪部門受理的案件中信訪436件，其中初訪386件，聯名訪50件；來訪564起，其中集體訪183批。主要集中在企業職工求決問題、城市拆遷補償、土地征用、涉法涉訴、農村揭干等方面。今年以來，全市由上述幾個方面引發的各類問題占信訪總量的70％以上。

司法部門排查各類矛盾糾紛1138起，其中民間糾紛1016起，涉法涉訴糾紛132起。“12348”法律專線共接待群眾來訪1631人次，電話咨詢2217人次。民間糾紛中，以下幾類矛盾糾紛比較突出：

1、土地建房糾紛。這部分糾紛占總數的48.6%，此處的焦點難點問題是宅基地糾紛。

2、勞務糾紛。近年來這類矛盾糾紛呈高速上升趨勢，僅我市“12348”法律服務專線統計，今年共接待這類來訪187起，占糾紛總數的4.8%，內容涉及勞動報酬、養老失業醫療保險、工傷賠償等方面。

3、家庭婚姻糾紛。在“12348”法律專線咨詢中占16.1%，因解除婚姻關系引發的家庭糾紛明顯呈上升趨勢。婚姻糾紛帶來的財產分割、撫養兒女及單親家庭現象、未成年違法犯罪等，都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隱患問題。

4、農村贍養糾紛。因贍養問題引起的糾紛占總數10%。

5、拆遷補償糾 紛。我市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基礎建設投資加大，征用土地較多，因大項目建設用地、道路拆遷補償產生了許多矛盾糾紛，這部分糾紛占總數的11.3%。

（二）特點

全市社會矛盾糾紛主要體現出五個突出特點：

一是個人與組織、群眾與干部之間的矛盾占主導地位。過去社會矛盾糾紛多為民間糾紛。即公民個人之間因婚姻、繼承、贍養、鄰里關系而引發的糾紛。而現在職工與企業之間、村民與村委會之間、經濟合作組織之間乃至與基層政府之間的糾紛則比較突出。部分干部官僚主義嚴重，遇到矛盾躲避、推脫，不能正確對待問題和矛盾，而是干一天算一天，將矛盾留給下一屆，久而久之，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復雜，使一些本來可以及時解決的問題因拖延時間太長，群眾不滿意、不冷靜，解決起來也就有了一定的難度。因此，不少單位、企業、村組織干群關系緊張，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糾紛與群眾切身經濟利益緊密相關，并大多數為涉法矛盾。分析今年以來糾紛反映的問題，95％以上的案件都涉及到上訪人的自身利益，主要集中在企業拖欠職工工資、養老金、醫療保險以及征地拆遷安置補償、債權債務、集資收費、農村揭干等方面。

三是群體性糾紛突出。在出現的矛盾糾紛中，往往是群眾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容易形成群體性糾紛。如拆遷安置、征地補償、企業改制、集資無法償還等關系到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這些矛盾糾紛調解難度較大，多數形成集體上訪。我市今年共受理的集體訪183批，案件復雜，政策規定不明晰，問題棘手，對社會的穩定的危害也較大。

四是群眾非正常解決問題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決問題的偏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集體訪。部分上訪群眾抱有“法不責眾、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心理，認為上訪的人越多，政府越重視，更有利于問題的解決，動輒就組織集體上訪，以此向政府施壓，提出過高要求。這部分案件在企業職工求決、農村土地征用、房產證辦理等涉及面較廣的信訪問題上表現尤為突出。二是越級訪。近年來，群眾的法律知識和參與意識明顯加強，對自己不滿的事情到鎮以上部門反映，而不用村級解決，對村干部明顯不信任，這就無形中加大了市、鎮兩級政府的工作量。從調查情況看，群眾不愿依靠法律解決問題的原因是對某些官司沒有把握，怕花錢，而直接向政府反映則不用花錢，成本低，另外，即使贏了官司，那些法律白條也是社會不安定的一個方面。還有部分人認為政府就“怕上訪”，只要上訪，政府就會抓緊解決，這樣比到村里、到鎮里解決力度大、見效快。三是擇機上訪。分析今年信訪案件的發生，越是各級政事、要事較多的政治敏感期，越是信訪案件的多發期。一些上訪群眾往往選擇在上級重要會議和重大節慶期間上訪，以此引起各級重視，向政府施壓。

五是對抗程度增加。糾紛特別是上訪當事人，情緒越來越激烈，對抗的程度加劇。有的上訪群眾采取一些極端的方式來反映問題。比如，一些群眾集體到市委、市政府上訪，圍堵黨政機關，擾亂正常辦公秩序。還有一些群眾采取穿打橫幅、靜坐等極端方式，到中央和省直有關部門反映問題，滋事丟丑，影響了蓬萊形象。

（三）原因

1、客觀方面的原因：有歷史遺留問題引發的矛盾，主要表現在企業改制遺留問題、企業軍轉干部、對越參戰退伍戰士等方面。有發展過程中利益調整引發的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村土地征用、城市拆遷、園區建設、項目推進帶來的一些不穩定因素。有基層民主建設中的問題，集中表現在農村“兩委”換屆選

舉過程中，引發了一些矛盾和問題。

2、主觀方面的原因：一是思想認識不到位，責任心不強。少數部門和單位對矛盾糾紛工作重視不夠。有的認為發展是第一位，穩定是次要的；有的單位主要領導很少過問穩定工作，不了解情況，不研究辦法，得過且過；還有的對本轄區、本單位的穩定工作情況不明，措施不力，一旦發生上訪案件，缺乏有效的解決措施，導致群眾集體訪、越級訪。二是工作不深入，作風漂浮。有的單位處理矛盾糾紛，抓不住要害，雖處理多次，但沒有找準解決問題的關鍵點，導致群眾反復上訪；個別單位甚至要等群眾越級訪或重訪10多次，才開始下決心解決，增加了解決問題的時間和成本。2005年，全市集體重復上訪占集體上訪總量的65%，充分說明部分單位和部門抓信訪工作還存在許多不到位的地方。三是思路不活、辦法不多。當前，上訪群眾反映的問題越來越復雜，有的部門和單位在解決問題時，習慣沿襲老辦法、老思路，而不能積極想辦法，出思路，創造性開展工作，導致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加大了問題的處理難度。四是部分單位配合意識不強。主要表現在需要多個單位共同參與處理問題時，一些單位不是積極參與，主動配合，而是能推則推、能躲則躲，互相“踢皮球”，給案件化解造成很大的被動。

二、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基本對策

社會矛盾糾紛構成因素復雜，涉及領域廣、突發性強、群體性高、極易激化，是構成危害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加強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對于維護社會政治穩定，促進改革和發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加大法制教育，切實增強干部群眾依法辦事的觀念。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中，調解糾紛是治標，預防糾紛才是治本。預防糾紛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強公民法律知識的普及宣傳，通過上法制課，宣講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辦宣傳欄等方式，大力開展“五五”普法依法治理活動，營造法治氛圍。一是平時普法教育。結合送法到企、送法下鄉活動，堅持定期上法制教育課，普及《憲法》、《民法》、《信訪條例》等法律、法規，喚起公民的法律意識，自覺遵守公民道德規范。二是提前介入，開展法律、法規咨詢。針對具體情況，提前在居民中開展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和咨詢，幫助群眾理解政策，加強與群眾的溝通，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矛盾糾紛的發生。

（二）加強對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的領導。做好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領導是關鍵。市、鎮（街）兩級黨委、政府的主要領導，作為維護一方平安的第一責任人，要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切實落實領導干部公開接訪、領導包案制度，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要親自抓，親自過問，認真落實領導責任制，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直接與領導干部的政績掛鉤，以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化解各類矛盾糾紛，保持社會政治穩定。

（三）堅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把各項工作納入依法按章運行的軌道。現在我國的立法工作已經取得很大成績，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依法管理已具備了基本的前提條件。為了形成規范有序的社會秩序，一

方面，要堅持依法行政，把對社會生活的管理、干預納入依法進行的軌道，既要加強管理、嚴格執法，又要防止和減少公務人員違法或不當行政造成對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各行業、各單位也要依據各項法律和法規依法管理，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明確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并自覺履行。三是屬地管理與責任，即問題發生在哪，就由哪處理，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處結這些糾紛與個人政績掛鉤。建立離任和調離查糾制度，對在任期間的矛盾隱患離任或調離時必須處結。否則要追究當事人的政治責任。

（四）建立健全反應快捷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解隊伍和信息網絡。一是進一步堅持把加強基層基礎建設和增強基層調委會的整體功能放在重要位置上，不斷加強組織網絡建設。二是要大力加強對從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人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他們對各類社會矛盾和糾紛的調處能力。定期調整調解隊伍，把素質好、業務能力強、熱愛調解工作的同志充實到調 委會來。三是要繼續完善形之有效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制度，定期開展各類糾紛排查活動，層層梳理轄區內的糾紛苗頭和隱患，將問題發現在萌芽，解決在基層。掌握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人員發生矛盾糾紛的特點和規律，制定工作預案，把疏導和預防工作做在前頭，做到心中有數，遇事不亂，防患于未然。

（五）建立協調聯動機制，提高化解矛盾糾紛的工作效率。由于當前引發各類矛盾糾紛的原因很多，涉及到政治、經濟、法律、行政管理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因此，要建立健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協調聯動機制，一是依托市重點社會矛盾排查調處辦公室，對重點矛盾糾紛，確定案件的牽頭單位和配合單位，協調各單位上下配合、左右聯動，共同做好調處工作；二是發揮鎮街調解中心和調委會的作用，及時化解各類糾紛。這是新時期、新形勢下構筑“大調解”格局的重要環節。我市12個鎮街已全部建立了調解中心和調解委員會，并收到了顯著效果。下一步，調解中心要進一步完善工作制度，提高依法調解的能力，集中抓好聯合調解日，發揮相關部門的職能作用，提高大調解的綜合效應。鎮街調委會要定期對復雜疑難的民事糾紛進行專項治理，使人民調解在轄區內全方位、多層次覆蓋，通過調處各類民間糾紛及各種熱點難點問題，將矛盾引向依法解決的軌道。調解不成的，可引導上法律程序，杜絕越級上訪的發生。

（六）建立動態管理檔案，實行案件督辦銷號制度。對每一起有影響的矛盾糾紛，要提前預見、超前介入，建立專門檔案，并由專人辦理、逐一化解，及時向市里有關部門反饋情況，跟蹤回訪當事人，從而形成一體化的矛盾排查新機制。

三、預防和調處社會矛盾糾紛，要正確處理好五個關系

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糾紛日益錯綜復雜，加大了調處難度。因此，在做調處工作時，要注意處理好五個關系：

一是做好思想工作和解決實際問題的關系。要把化解矛盾解決思想問題同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和困難結合起來。思想工作如果不注意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思想教育就會脫離群眾，難以收到實效。大多數矛

盾糾紛都反映了群眾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和困難。因此，我們在化解矛盾過程中應當堅持解決思想問題同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的原則，既講道理，又辦實事，認真傾聽群眾的呼聲，關心群眾的疾苦，才能得人心，順民意，化解矛盾，保持社會穩定。

二是干部依法管理與群眾依法辦事的關系。強調運用法律手段處理社會矛盾糾紛，并不意味著是用法律來對付群眾、整治“刁民”的。它一方面要求社會的管理者，要善于運用法律手段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通過完善立法、深入普法、嚴格執法來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要求管理者在行使權力時，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進行，做到依法管理。在兩者的辯證統一中，后一方面始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當前各種社會矛盾糾紛頻發，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確實有一些干部不依法辦事，辦事不公，甚至欺壓群眾，腐敗墮落等引起群眾不滿。因此各級干部要帶頭依法行政，維護社會穩定。

三是規范、制約與引導、保護的關系。在對社會矛盾糾紛的預防和處理中，對當事人違法行為的追究和對合法權益的保護兩者也是辯證統一的。我國法律賦予公民申訴、控告、檢舉以及集會、游行、示威的權利和自由，同時又要求公民在行使權利和自由時不得損害國家、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我們反對的是不按法定程序的上訪行為，而對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則應注意保護，對他們的正當要求應及時解決和處理，即使群眾堅持要求上訪，也不應強行禁止，而要引導他們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在當前矛盾糾紛較多，上下溝通渠道還不是很通暢的情況下，要注意保護公民的上述權利并正確加以引導。四是法律手段與經濟、行政、輿論宣傳等其他手段的關系。法律是以國家強制力作保障的，因此法律手段無一例外地成為現代法治國家管理社會的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但是，由于社會矛盾糾紛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我國的法律法規還不是很健全的情況下，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還不可能全部運用法律來調整和處理。因此靠運用法律手段完全調處和解決所有的社會矛盾糾紛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社會管理是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一種手段是不行的，各種手段都有其優勢，不能相互代替；另一方面，在法治不斷加強的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種社會關系的調整手段都會涉及到相關的法律問題，都將與法律手段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共同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

五是社會矛盾糾紛的預防和調處與其它工作的關系。要把人民調解工作列入黨委、政府議事日程，當成兩個文明建設重要工作來抓。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防止多種矛盾糾紛的匯合，使局部性問題演變成全局性問題。在研究工作時，有社會矛盾糾紛調解工作內容，布置工作及時，有任務，檢查工作時，有項目，總結評比時，有獎懲。對因工作失職，調處不力，使小矛盾釀成大事端的，要追究責任。對社會矛盾糾紛較多，又不能有效調解的單位，要實行一票否決。

第五篇：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及對策

淺議五印鄉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及對策

當前，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同時各種利益沖突日益凸顯，導致民間矛盾糾紛數量迅速增加，給社會穩定以及公安工作帶來一定的壓力和難度。筆者結合基層工作實踐，就如何妥善解決當前社會矛盾糾紛問題淺談幾點認識。

一、當前五印鄉社會矛盾糾紛現狀和特點

（一）表現形式復雜多樣。通過社會調查及相關數據統計顯示，2010年以來，衛輝市16個鄉鎮因鄰里瑣事糾葛、土地征用、宅基糾紛等原因產生的矛盾糾紛多達到10余種，其中宅基糾紛占25%、土地征用引起的經濟糾紛占13%、工程施工引起的糾紛占25%、鄰里糾紛占27%、婚姻家庭占6%、其他占4%，涉及到群眾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

（二）牽涉范圍涉及面廣。目前，矛盾糾紛呈現出多層次性和普遍性，涉及人民群眾衣食住行的各個環節，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個人與個人之間、村與村之間、個人與企事業單位之間，個人與政府之間或多或少均有矛盾糾紛存在，關系著兩個甚至多個群體的共同利益，涉及范圍廣，解決難度大，致使依靠某一個部門很難徹底解決，必須依靠多個部門協同處置。

（三）矛盾隱患極易形成。鄰里之間小摩擦、言語不和 等問題都可能引發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升級，而導致事態的進一步擴大，特別是當今信息社會的互動交流日趨便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生活模式發生根本改變，由此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也日趨突出，并形成一種潛在的矛盾隱患。

二、當前矛盾糾紛產生原因

（一）部分群眾法律法規認識尚不到位。近年來，隨著我國依法治國進程的不斷深入，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以及注重民權、關注民生、構建和諧社會等一系列政策的實施，使群眾的人權意識、法治意識和維權意識不斷增強，對政府在社會管理、服務水平和管理效率等方面要求隨之提高。但由于受城鄉分布不均，法律法規普及面及受眾人群分布不平衡等問題的制約，使得部分群眾對法律法規的了解只處于一知半解的水平，甚至存在“斷章取義”的現象，導致部分群眾在生產生活中一旦遇到自身權益被侵犯的情況，便會以自身所認知的“法律”說事，一旦問題解決得不到自身認可，極易出現聚眾上訪、無理鬧訪等現象，嚴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二）傳統道德約束功能呈現弱化趨勢。隨著當前經濟的快速發展，群眾的思想意識也在快速發生著變化，特別是當前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經商，個別留守人員倫理道德滑坡，因贍養、撫養、繼承等問題產生的矛盾糾紛也大量涌現，以及目前社會出現人際關系淡漠、個體受利益驅動和婚 外情等因素引發矛盾的情況較為突出，甚至導致命案發生，造成鄰里關系日益緊張。

（三）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機制尚未完善。因現行調解體制尚未形成“一盤棋”的總體格局，矛盾糾紛調解策出多門，村（居）委、鄉鎮政府、司法所、派出所、法庭、婦聯、民政局等單位和部門，均有調解的職能與義務，極易造成各自為政，調解渠道“堵塞”的現象，導致部分矛盾糾紛久拖不決，初期并不明顯、不太尖銳的矛盾糾紛，隨著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爭執而不斷升級，有的甚至轉化為刑事案件，給社會治安大局平穩帶來負面影響。

三、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的對策

（一）建立規范有效的長效工作機制。一是建立健全涉訴信訪工作機制。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信訪工作領導小組，建立健全《信訪接待制度》、《信訪申訴問責制》、《首問責任制》，對群眾反映的涉法涉訴信訪問題，按照相關規定和程序及時給予解決，提高信訪案件的處結率和息訴息訪率。同時，建立信訪工作聯動機制和聯席會議制度，加強與人大、政府、信訪局、司法局等部門的橫向聯動，形成工作合力，對涉及面廣、當地影響大、情況復雜、矛盾易激化的案件，主動與各部門協調處理，及時化解不和諧因素。二是建立健全責任追究機制。嚴格按照“求實、務實、抓落實”的原則，強化責任追究，將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列入對部門、對民警的 綜合考核，把考核結果作為民警提拔的重要依據，與晉級、獎懲直接掛鉤，增加民警化解矛盾糾紛的責任感，并嚴格落實責任追究制度。

（二）充分發揮基層民警主力軍作用。充分發揮基層民警排查、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主力軍作用，努力打造綜合素質高，群眾工作能力強的基層一線力量。一是加強理論政治學習，提高整體戰斗力。加強基層民警思想、作風建設，切實提高基層民警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服務意識、法制意識，使民警熟練掌握黨和政府當前的方針、路線、政策，學會從群眾的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盡力為群眾排憂解難，以良好的素質和形象，贏得廣大群眾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二是加強業務知識培訓，提高調解能力。組織民警學習《刑法》、《行政法》、《婚姻法》、《信訪條例》等與調解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知識。聘請調解經驗豐富的老民警、專業人士給基層民警授課。不定期組織召開調處工作例會，通過相互交流學習，不斷提高業務素質、法律政策水平。三是改進工作作風，提高執法水平。切實轉變工作作風，對涉及法律法規的矛盾糾紛要嚴格依照法律程序依法辦案、秉公辦案，把群眾引入法制軌道來解決矛盾糾紛，避免因矛盾糾紛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經常性地組織開展愛民實踐活動，積極為群眾解難事、辦實事。

（三）提升群眾法紀意識和化解自身矛盾糾紛的能力。一是 宣傳面進一步“拓寬”。充分利用集鎮等人口聚居的特點，廣泛開展普法宣傳，為群眾提供法律咨詢和服務，引導群眾通過法律手段解決鄰里、土地以及經濟糾紛；充分利用中秋節、春節等傳統節假日對返鄉務工人員進行法制宣傳和教育。同時，加強對留守婦女、兒童的法制宣傳力度，提高群眾的法治意識和自我防范意識。二是宣傳渠道進一步“暢通”。創新宣傳形式，在充分運用電視、報紙、互聯網和墻報、宣傳欄等宣傳方式的基礎上，積極會同相關部門采取送戲進社區、電影下鄉等群眾喜聞樂見文化娛樂方式，寓教于樂，既豐富了群眾的政治、文化生活，又開展了普法教育。結合“大走訪”愛民實踐活動，開展“民警送法進村進社區”活動。三是宣傳效果進一步“務實”。緊緊圍繞當前社會熱點、群眾關心的難點問題進行有效宣傳，特別注重普及與群眾生活、生產相關的有針對性的法律法規，確保群眾正確使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同時，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建議，切切實實解決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自覺接受群眾監督。根據不同時期的發案實際，就當前高發案件進行提前預警，提醒群眾注意防范，強化多種形式的法制和安全宣傳，確保取得實效。

（四）暢通民意渠道，加強源頭預防。一是深入開展矛盾糾紛大排查。帶著搜集信息、了解情況、把握治安動態的任務深入轄區，廣泛走訪，及時發現各類矛盾糾紛信息線索，建 立矛盾糾紛臺帳，定期回訪，有效跟蹤。積極布建治安耳目、信息員等隱蔽力量，提高信息搜集量和及時性，切實加強矛盾糾紛調處工作的預警性和針對性。二是加強矛盾糾紛調處力度。高度重視矛盾糾紛調處化解工作，對一些鄰里、家庭、債權等簡單的民事糾紛做到及早調處、化解。對一些重大問題，及時向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匯報，扎實有效地開展化解矛盾糾紛工作。對可能激化的矛盾糾紛，及時落實工作措施，采取“聯排、聯查、聯調、聯治”的方法，及時把矛盾糾紛消化在萌芽狀態。三是暢通民意“訴求”。堅持積極疏導的方針，積極主動的去辦理群眾提出的合理要求，積極主動的去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積極做好信訪工作，把發生在群眾之間的各類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消除在萌芽狀態，做到定紛止爭，怨解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