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突出社會矛盾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上)90分

當前突出社會矛盾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上）試卷

1、只要存在著階層、利益、觀點、價值觀，或者各種各樣的差異，就會有一定的潛在的矛盾。

正確

錯誤

2、社會矛盾有可能上升為社會沖突或者糾紛。

正確

錯誤

3、糾紛在法律上是指民事糾紛、行政糾紛、刑事案件等。

正確

錯誤

4、區(qū)域合作中的地方利益沖突無法避免。

正確

錯誤

5、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應收取相應費用。

正確

錯誤

6、人民調解委員會應當建立健全各項調解工作制度，聽取群眾意見，接受群眾監(jiān)督。

正確

錯誤

7、人民法院依法確認調解協(xié)議無效的，當事人可以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變更原調解協(xié)議或者達成新的調解協(xié)議，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正確

錯誤

8、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調解協(xié)議后，當事人之間就調解協(xié)議的履行或者調解協(xié)議的內容發(fā)生爭議的，再次由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正確

錯誤

9、口頭調解協(xié)議自各方當事人達成協(xié)議之次日起生效。

正確

錯誤

10、我國目前尚處于社會轉型期，主流價值觀還沒有完全構建起來。

正確

錯誤

11、人民調解的三個特征是人民性、民主性和（）。

自治性

司法性

群眾司法性

群眾性

12、根據《信訪條例》規(guī)定，信訪工作機構，應當從（）級人民政府開始設立。

市

縣

鄉(xiāng)

省

13、兩個以上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的訴訟，原告向兩個以上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起訴的，該案應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轄

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

幾個有管轄權的法院的上級法院管轄

最先立案的法院管轄

14、因房屋所有權發(fā)生爭議的訴訟，屬于（）。）。

指定管轄

專屬管轄

一般地域管轄

特殊地域管轄

15、基于當事人授權而享有訴訟代理權的人是（）。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指定代理人

16、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下列不可以作為證人的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

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

不能正確表達意志和不能辨別是非的人

未成年人

17、行政執(zhí)法中說明理由制度是為了保障行政相對人的（）。批評權

陳述權

申辯權

了解權

18、下列選項中，可提起行政訴訟的行為是（）。

房屋產權登記

對公務員的獎懲

政府規(guī)章的適用

勞動爭議的仲裁）。

19、政府對城市居民房屋拆遷的行為是（）。

行政征收

行政征用

行政征調

行政規(guī)劃

20、有權撤銷國務院行政法規(guī)的主體是（）。

全國人大

全國人大常委會

國家主席

最高人民法院

21、獨立行使行政審判權的主體是（）。

人民法院

審判委員會

行政審判庭

合議庭

22、行政裁決的主體是（）。

行政監(jiān)察機關

行政復議機關

法律法規(guī)授權的行政機關

國家審判機關

23、對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權的事前控制主要是授權控制和（）。

程序控制

行政首長控制

督察控制 檢查控制

24、行政復議機關認為被申請人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適用法律錯誤的，應作出（）。

維持決定

確認決定

撤銷決定

履行決定

25、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

按標準收取調解費

適當收取調解費

視情況可以免收調解費

不收費

26、經人民調委會調解達成的協(xié)議書具有（）性質。

法律

沒有法律效力

強制執(zhí)行

民事合同

27、人民法院依法確認調解協(xié)議無效的，（）。

當事人只能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變更原調解協(xié)議或者達成新的調解協(xié)議

當事人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當事人可以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變更原調解協(xié)議或者達成新的調解協(xié)議，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當事人既不能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變更原調解協(xié)議或者達成新的調解協(xié)議，也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8、人民調解調處范圍是民間糾紛，即主要是發(fā)生在（）的有關人身、財產權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發(fā)生的糾紛。

企業(yè)之間

社會 公民之間

集體之間

29、對下列民間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不能進行調解的是（）。

楊某與妻子林某夫妻不和引起的婚姻家庭糾紛

紀某與洪某之間因宅基地使用權發(fā)生的財產性糾紛

羅某致周某輕微傷害的侵權性糾紛

馮某不服公安機關治安裁決的行政糾紛 30、下列情形屬于人民調解組織應該受理的是（）。

財產損害

殺人

已經申請政府處理完畢的法院受理的

31、人民調解員在調解工作中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其所在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給予批評教育、責令改正，情節(jié)嚴重的，由推選或者聘任單位予以罷免或者解聘。

偏袒一方當事人的侮辱當事人的

索取、收受財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當利益的泄露當事人的個人隱私、商業(yè)秘密的

32、當事人在人民調解活動中享有的權利有（）。

選擇或者接受人民調解員

要求調委會強制執(zhí)行

接受調解、拒絕調解或者要求終止調解

要求調解公開進行或者不公開進行

33、當事人在人民調解活動中應履行的義務有（）。如實陳述糾紛事實

遵守調解現場秩序，尊重人民調解員

尊重對方當事人行使權利

支付調解費用

34、根據《人民調解法》，下列說法正確的是（）。

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應當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

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根據需要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

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應當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

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根據需要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

35、ADR的程序利益包括（）。

保密

及時

經濟

便利

36、我國社會救濟的解紛主體包括（）。

市場化服務機構

行業(yè)性解決機制

人民調解

仲裁

37、我國公力救濟的解紛主體包括（）。

司法機關

行政機關

信訪部門

社會團體

38、根據解紛方式的不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包括（）。

協(xié)商

調解

裁決

化解

39、根據解紛機構的不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包括（）。

公力救濟

自我救助

私力救濟

社會救濟

40、糾紛多發(fā)難解的社會原因包括（）。

社會轉型、利益多元

收入差距加大

社會失范

社會管理、治理不力

第二篇：當前突出社會矛盾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下)及答案

當前突出社會矛盾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下）試卷

1、人民調解員調解糾紛，調解不成的，應當終止調解，并依據有關法律、法規(guī)，將其移交相關部門。

正確

錯誤

2、人民調解員調解民間糾紛，應當堅持原則，明法析理，主持公道。

正確

錯誤

3、當事人可以向人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人民調解委員會也可以主動調解。當事人一方明確拒絕調解的，人民調解委員會應堅持調解。

正確

錯誤

4、人民調解員由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和人民調解委員會聘任的人員擔任。

正確

錯誤

5、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應當為人民調解委員會開展工作提供辦公條件和必要的工作經費。

正確

錯誤

6、即使是一個高度成熟的社會，法律也不可能全面到可以解決任何糾紛。

正確

錯誤

7、在西方社會，人們在尊重司法的同時也承認司法的局限性。

正確

錯誤

8、在法治社會中，訴訟越多越好，法院越多越好。

正確 錯誤

9、實用主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環(huán)境下卓有成效，使政策得到了貫徹落實。

正確

錯誤

10、實用主義容易造成執(zhí)行者機械執(zhí)行，而不是真正地從理念上認同。

正確

錯誤

11、調解書的生效時間是（）。

達成調解協(xié)議時

任何一方收到調解書時

調解書蓋上法院印章時

雙方當事人簽收時

12、調解結案的案件訴訟費用的負擔方式是（）。

原告負擔

被告負擔

由法院確定

由當事人協(xié)商負擔

13、必須到庭的證人未到庭，人民法院應當（）。

中止訴訟

終結訴訟

延期審理

繼續(xù)審理

14、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規(guī)定實行（）。

一審終審制 二審終審制

三審終審制

復審制

15、《民事訴訟法》第14條規(guī)定:（）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jiān)督。

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

公民

黨組織

16、民事訴訟是民事訴訟法調整的（）。

目的范圍

方法

對象

17、執(zhí)法者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權，是對其能否維護公平正義的重要考驗。下列對自由裁量權的表述中，不正確的說法是（）。

自由裁量權是無一定之規(guī)的權力

自由裁量權不是無拘無束的權力

自由裁量權是要受到監(jiān)督的權力

自由裁量權是有一定的斟酌決定權的權力

18、下列說法中不正確的是（）。

行政法規(guī)與地方性法規(guī)是法律的下位法

憲法是制定其他法律的根據

國務院各部門制定的行政規(guī)章與行政法規(guī)有同等效力

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19、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

立法和守法上的平等

立法、司法和守法上的平等

立法和司法上的平等

司法和守法上的平等

20、“正義不僅應當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這就是（）的重要價值所在。

實體公正

司法公正

時間效率

程序公正

21、“遲來的正義等于非正義”這一法律諺語恰當地表明了（）對于實現公平正義的重要性。

執(zhí)法效率

執(zhí)法質量

執(zhí)法程序

執(zhí)法公正

22、作為法治理念的公平正義是指（）。

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地位、經濟收入、消費水平接近

每個人擁有平等的生存、發(fā)展的權利和機會

社會成員能依法公平地實現權利和義務，并受法律保護

人們享有的權利與所承擔的責任相一致

23、（）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石和精神支柱，也是衡量法治實現程度的重要標尺。

依法治國

公平正義

執(zhí)法為民 黨的領導

24、（）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

依法治國

黨的領導

執(zhí)法為民

公平正義

25、約兩千四百年前，古希臘思想家（）描繪了“法治國”的政治構想。

柏拉圖

蘇格拉底

比奧

亞里士多德

26、（）既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

執(zhí)法公正

立法公正

司法公正

全民守法

27、人民調解組織受理民間糾紛的范圍有（）。

公民之間涉及民事權利義務的糾紛

公民與法人之間涉及民事權利義務的糾紛

公民與其他組織涉及民事權利義務的糾紛

以上三項都對

28、不屬于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基本原則的是（）。

不申請不受理原則

依法原則 自愿平等原則

尊重當事人訴訟權力的原則

29、指導和管理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日常工作，由（）負責。

派出所

基層法庭

綜治辦

司法所

30、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達成的下列調解協(xié)議內容，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的是（）。

劉某同意改掉喝酒罵人的壞毛病

蘇某同意與董某搞好鄰里關系

金某同意放棄向文某追償

袁某保證將工資卡交由妻女子管理

31、做好人民調解工作應當重點掌握哪些規(guī)律？（）

民間糾紛發(fā)生的規(guī)律

民間糾紛發(fā)展的規(guī)律

民間糾紛變化的規(guī)律

民間糾紛激化的規(guī)律

32、我國公民享有（）等基本權利。

公民參與政治活動方面的權利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方面的權利

公民的社會經濟、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權利

對具有特定情況的公民設置的專項權利

33、我國民法通則的基本原則包括（）。

平等原則 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原則

遵守法律和國家政策的原則

尊重社會公德和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

34、民事法律行為有效必須具備哪些條件？（）。

行為人必須合格

行為人的意思表示應當真實

行為內容必須符合法律規(guī)定、社會公德和國家政策

法律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形式

35、人民調解協(xié)議無效的情形有（）。

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以合法的形式掩蓋非法的目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人民調解委員會強迫調解的調解協(xié)議無效

36、人民調解協(xié)議有效的實質性要件包括（）。

當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意思表示真實

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或者社會公共利益

只要是自愿的

37、因土地承包經營發(fā)生爭議時，可以通過（）途徑解決糾紛。

雙方當事人協(xié)商解決

請求村民委員會、鄉(xiāng)(鎮(zhèn))人民政府調解解決

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38、人民調解委員會不得受理調解下列糾紛（）。民事糾紛

行政糾紛

刑事案件

治安案件

39、民間糾紛主要類型有（）。

婚姻家庭糾紛

生產經營性糾紛

財產糾紛

侵權性糾紛

40、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應當遵循（）原則。

在當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調解

不違背法律、法規(guī)和國家政策

尊重當事人的權利，不得因調解而阻止當事人依法通過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徑維護自己的權利

調解委員會受理調解的糾紛，調解員可以不允許當事人去提起訴訟。

第三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1

廣搭平臺 整合資源 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元寶山區(qū)人民法院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我院始終堅持“以法院為主導，以調解為重心，以化解糾紛為目標”的工作思路，有效整合各種化解矛盾糾紛的社會資源，積極構建訴訟與非訴訟調解銜接機制，合力平臺，探索出一條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大量矛盾糾紛得到有效分流、妥善化解。實現了“無斷層對接，全方位延伸，常態(tài)化聯(lián)動”的糾紛解決工作新格局。有效化解了訴內訴外糾紛，維護了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調解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2009年出現了收案數、發(fā)改率下降，結案率、調撤率上升“兩降兩升”的良好局面。2010年民商事案件調撤率76%，2011年調撤率為78%，居全市前列。2012年調解工作經驗被赤峰市中院和元寶山區(qū)政府分別在全市法院和全區(qū)基層部門推廣，2013年赤峰市中院將推廣元寶山區(qū)法院調解工作經驗列為工作重點，2009年和2013年自治區(qū)高院先后兩次在該院召開全區(qū)法院調解工作現場會。

一、選準糾紛解決工作的切入點，搭建多角度對接平臺

1、解決道路交通事故賠償糾紛，和區(qū)公安分局交警大隊搭建平臺，建立交通法庭。針對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大幅上升、案件處理時間相對較長、被害人不能及時 得到賠償的情況，我院與區(qū)公安分局進行協(xié)調，于2009年7月在交警大隊設立了交通法庭，每周四下午由審判員和書記員接待群眾來訪，解答法律問題，指導當事人舉證，及時組織事故雙方進行調解。對達成協(xié)議當場履行的，可以不立案；對達成協(xié)議當場不能履行的，及時立案，即時制作調解文書；對達不成協(xié)議的，依法作出判決。

在以往的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訴訟中，保險公司為方便內部管理，均主張法院判決，不同意調解，并要求各分公司、支公司必須用法院判決書做理賠。而在訴訟過程中，許多保險公司不應訴、不答辯、不出庭，事故雙方很難達成調解協(xié)議，而法院作出判決后，負有賠付義務的保險公司由于前期沒有參與，往往以應按保險條款核算理賠數額為由提出上訴，導致受害人得不到及時治療，財產損失得不到及時賠償。

為此，我院主持召開了駐區(qū)六家保險公司參加的專題座談會，經過會商，最終達成了《關于保險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的案件盡量以調解方式結案的意見》。為進一步排除保險公司源自內部規(guī)定的障礙，我院向駐區(qū)各家保險公司發(fā)出司法建議，要求其將“意見”和“司法建議”一并轉交其上級主管單位。

“意見”中規(guī)定保險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到訴訟中來，區(qū)分參保車輛在交通事故中被交警部門認定為何種責任，被認定為全部責任或無責任的，應當以調解方式結案；主次責 任或對等責任的，如對責任認定無異議，也盡可能以調解方式結案；對責任認定及用藥合理性等有異議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內依法舉證或申請鑒定，法院依法做出判決。

各保險公司上報后很快有四家上級主管部門同意了我院的建議，并按照“意見”的內容在訴訟過程中付諸了實施。徹底改變了以往保險公司在訴訟中只要求法院判決，不同意調解的狀況。形成了案件當事人、代理律師、保險公司、交警、法官共同參與調解的“五位一體”的調解模式。實現了當事人訴訟時間短、訴訟成本低、賠償及時到位的良好效果。2009年以來，交通法庭接待群眾來訪400余人次，共調處交通事故糾紛271起，調解成功率達到87%，涉案標的714萬余元全部一次賠付到位。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2、實現訴訟與非訴訟糾紛的分流，和司法局調解中心搭建平臺，實現訴訟案件的合理分流。2009年6月，我院與區(qū)司法局調解中心開展了訴調對接工作，出臺了《人民法院與司法局人民調解中心工作對接程序》、《人民調解的受案范圍》、《當事人接受人民調解確認書樣本》3個規(guī)范性文件，確定了工作程序、受案范圍及工作方式。對于當事人雙方同意接受人民調解的，簽署確認書，法院作預立案登記后，通知司法局人民調解中心及時調解。調解不成的，在三個工作日內移送法院訴前調解或立案審理。截止2011年，已有212件案件由法院移送人民調解中心后順利達成協(xié)議。訴調對接的出發(fā)點是在法院案件多時適當分流，在案件少時控制分流，有效地實現案件的合理分流，減輕了法院的審判工作壓力。

3、解決醫(yī)患糾紛，和駐區(qū)醫(yī)療機構搭建平臺，建立醫(yī)患糾紛調解室。我區(qū)共有大小醫(yī)療機構21家，接診患者多，醫(yī)療事故糾紛也逐年增多。針對我院受理的醫(yī)療損害賠償案件中，呈現出患者主張的標的大，醫(yī)院和患者的對抗情緒比較突出，鑒定時間長，調解難度大，多數案件判決結案的特點，我院于2009年10月10日在平煤集團總醫(yī)院設立了醫(yī)患糾紛調解室。對醫(yī)院發(fā)生的醫(yī)患糾紛就近及時調解，對調解達成協(xié)議并及時履行的，可以不立案；對調解達不成協(xié)議的，引導當事人到法院立案，依法作出判決；接待醫(yī)生和患者的法律咨詢；及時掌握醫(yī)患糾紛的動態(tài)信息，有針對性的做好醫(yī)患糾紛的調解工作。原告張某、潘某訴平煤總醫(yī)院醫(yī)療損害賠償糾紛一案，原告主張其女兒在平煤總醫(yī)院治療過程中死亡，認為被告手術方案錯誤，輸液速度過快，導致其女兒死亡，要求賠償各項損失55萬元。原告多方到有關部門上訪，多次到院長辦公室吵鬧，在社會上造成很大的影響。已經影響到醫(yī)院的正常工作。平煤總醫(yī)院找到我院，要求盡快進行調解解決，我院及時派出法官到醫(yī)院了解案情，認真的做雙方的調解工作，最后通過法官對法醫(yī)學鑒定的反復解釋，使原告了解了案件的真實情況，看到了自己原有認識上 的偏差，緩解了原、被告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最后在法官的主持下，雙方接受了法官提出的調解方案，由被告賠償原告人民幣4萬元，已經實際履行。2010年以來，我院通過醫(yī)患糾紛調解室調處醫(yī)患糾紛8件，全部及時履行。

4、解決勞動糾紛，和企業(yè)的工會、綜治組織搭建平臺,在平煤投資公司設立了勞動爭議案件調解室。針對平投公司所屬企業(yè)勞動爭議案件大幅度上升，涉及人數眾多，存在諸多不穩(wěn)定因素的現狀，從服務地方經濟發(fā)展、妥善處理勞資矛盾、維護穩(wěn)定發(fā)展大局的角度出發(fā)，我院在平投公司設立了勞動爭議案件調解室。并與平煤投資公司的所屬企業(yè)就如何處理好勞資糾紛舉行座談會，并達成了“關于訴訟前調處勞動爭議糾紛案件的意見”。在“意見”中規(guī)定，在企業(yè)內部發(fā)生有勞動爭議傾向的糾紛，及時向法院通報情況，以便于法院掌握相關動態(tài)信息；對起訴到法院的群體性、有代表性的勞動爭議案件，法院暫不予立案，由法院與相關企業(yè)及時取得聯(lián)系，了解案情，依據現行法律規(guī)定及企業(yè)內部的實際情況，共同商定解決辦法；區(qū)法院在訴前調處勞動爭議案件時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采取公開聽證、分別調解等方式進行。2010年9月張成詩等500余名原平莊礦務局工人繼多次進京、進呼上訪后，又到我院提起訴訟，要求國電平莊能源發(fā)展有限責任公司兌現1996年原平莊礦務局的技改工資，這些老工人年齡較大，多數都在70歲左右，身體多病，情 緒激動，幾次圍堵法院立案庭，強烈要求法院立案解決。由于涉及人數眾多，關系社會和企業(yè)內部穩(wěn)定，我院于2010年11月19日舉行了首次勞動爭議糾紛訴前聽證會，分管院長親自主持本次聽證會，認真聽取了雙方代表的訴辯意見，在對雙方當事人做了大量的調解工作后，500多名退休職工撤回起訴。聽證會為企業(yè)和勞動者搭建了平等對話的平臺，對于保護企業(yè)和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維護了企業(yè)內部穩(wěn)定，有效化解糾紛發(fā)揮了作用。

5、送法下鄉(xiāng)，解決基層矛盾糾紛，和鄉(xiāng)、鎮(zhèn)、村的人民調解委員會搭建平臺，合力將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我院對人民調解員采取集中和分散兩種方式進行培訓。一是受邀在司法局舉辦的人民調解工作培訓班上指派法官進行集中培訓。每年的第二季度抽調法官會同司法局對300多名村鎮(zhèn)人民調解員進行培訓和指導。2009年至今，已舉辦了十余期調解業(yè)務講座，參加培訓人員達589人次。二是實行人民調解指導員制度。選出4名法官作為民調指導員，每月一次深入到轄區(qū)的人民調解組織中進行走訪，有針對性地指導。三是強化指導培訓內容的多樣性和針對性。在指導形式上，實現了從單純的授課向電話隨時咨詢、邀請調解員旁聽案件庭審、參與調解等多種形式的指導方式轉變。在指導內容上，完成了由綜合性授課向專題性交流、由講解一般性法律規(guī)定向以實例講應用技巧的轉變。多種形式的培訓強化了人民調 解員的業(yè)務素質，調處糾紛的比例也逐年提高。2010年末，我們與區(qū)司法局共同召開聯(lián)席會，分析研究一年來的新增糾紛發(fā)生的特點和傾向性問題，確定了預防糾紛發(fā)生的措施和調解工作的重點。就元寶山區(qū)城鎮(zhèn)建設發(fā)展帶來的拆遷問題，集中向涉及拆遷的鎮(zhèn)村調解組織講解有關拆遷方面的法規(guī)政策、各類拆遷補償標準，通報類似案件的處理情況，讓人民調解員在調解過程中，盡最大努力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我們和各級民調組織相互間定期通報信息，反饋情況，交流法律適用問題，傳達最新的法律知識和審判工作動態(tài)，形成了調解信息互通有無，調解糾紛相互協(xié)助的良好氛圍。五家鎮(zhèn)50多名農民對貸款聯(lián)保法律問題不理解消極抵債的案件，人民調解員把這一情況反映到法院，我院及時到村組織貸款農民，就借款合同和擔保方面的法律知識進行講解，大部分貸款戶弄懂法律規(guī)定后自動履行了合同義務。

6、針對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和信訪案件多發(fā)企業(yè)搭建平臺，建立化解涉法、涉訴信訪案件聯(lián)系點。2011年周某要求確認“五七工”身份、給付生活待遇案件引起我院的重視，因為這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 案件，也是一個投石問路案件，先訴一個案子，其后跟著一大批，如果審查不嚴，立上案。解決一起往往連帶著其他更多相同相似案件，處理結果都可能是其他案件的參照標準。具有“五七工”身份的人在我區(qū)就達4700余人，這關乎一大批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關乎區(qū)內企業(yè)的生存發(fā)展，更與全區(qū)發(fā)展、穩(wěn)定的大局息息相關。周某多次上訪，情緒很不穩(wěn)定，如果不妥善解決，勢必又成為一個新的上訪戶。我院及時深入到平煤公司，了解五七工的歷史背景，和企業(yè)一道制定相應的措施,由于原平莊礦務局所屬企業(yè)，多年來經過轉制、重組，企業(yè)內部合并，分立，國家政策性破產等，出現了員工身份臵換，勞動關系變化和劃分調整等一系列問題，比如“五七工“、家屬工、工殘人員上訪等十五類問題，許多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爭議的發(fā)生時間久遠，情況比較復雜，涉及人數眾多，如果對這些糾紛處理不當，答復不當，溝通不及時，極有可能引發(fā)群體性信訪案件。我院經研究決定在平煤公司設立涉法、涉訴信訪案件聯(lián)系點。目的是延伸審判觸角，及時掌握糾紛動態(tài)，貼近矛盾發(fā)生前沿，提前介入調解，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tài)。聯(lián)系點在建立不久就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對周某一案，通過聯(lián)系點召開專題座談會，共同商定解決的辦法，最后決定由法院和平煤公司共同向市政法委作出匯報，在市政法委的積極協(xié)調下，市政府出臺了相關文件，初步解決了“五七工”的生活待遇問題，每月給付生活費223元?，F在，“五七工”的問題已經納入了國家的養(yǎng)老保險政策范圍之內。

二、多元化把握糾紛解決工作觸角，實現全方位延伸

1、向地企經濟發(fā)展的焦點延伸。2010年康志新等六十余名風水溝鎮(zhèn)下坎子村村民訴至法院，要求平煤風水溝煤礦賠償因采煤活動造成2036畝土地塌陷，農民無法耕種，給承包土地的農民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200余萬元。

五家鎮(zhèn)金橋村小什大份村民組張常保等十三戶村民及五家鎮(zhèn)金橋村委會分別起訴，要求被告國電平煤公司、平投公司因采礦活動造成土地塌陷給承包土地的農民造成經濟損失280萬元。

美麗河鎮(zhèn)綠源奶牛養(yǎng)殖小區(qū)六十余名奶牛養(yǎng)殖戶，以國電平煤公司六家礦采礦活動引發(fā)地表塌陷造成經濟損失為由，訴至本院，要求被告賠償各項經濟損失3024萬元。

三起案件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當事人情緒激動，聲稱如果不徹底解決問題，就集體進京上訪，并多次集體到平煤公司及下屬煤礦鬧事，嚴重的影響了企業(yè)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該案一度成為影響地企經濟發(fā)展的焦點問題。

三起案件訴至法院以后，引起了我院黨組的高度重視，我院責成專門合議庭，深入到塌陷地現場查看土地塌陷情況和房屋受損情況，與原告人談心，傾聽各方意見，取得了當事人的信任。一方面，我們積極指導原告人申請對土地的塌陷原因進行科學鑒定評估，另一方面，我們積極地向區(qū)委進行匯報，同時與平投公司、平煤公司進行溝通，積極探索解決的辦法。2010年12月，法院黨組全體成員到平煤公司現 場辦公，直接對三起案件進行調解。最終使這三起涉及人數眾多，標的額較大，有信訪隱患的集團訴訟案件得以順利解決，調解結案金額為3700余萬元，并在一個月后協(xié)調執(zhí)行完畢。使土地受損的農民得到合理的補償。

2、向新城區(qū)開發(fā)建設的熱點延伸。

隨著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征地拆遷案件逐年遞增，引發(fā)的社會問題也明顯增加。妥善地處理好征地拆遷問題一度成為平莊新城區(qū)建設的熱點問題。

2010年赤朝高速公路途徑美麗河鎮(zhèn)四家村1000多米路段，六戶農民因補償問題沒有達成協(xié)議，拒絕拆遷，導致公路建設無法進行，道路梗阻車流不暢，嚴重影響了高速公路的建設，也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隱患。高速公路建設指揮部多次做拆遷戶的工作毫無結果，區(qū)政府領導交辦法院，要求盡快拆遷。法院接受區(qū)委交辦后沒有立案，院黨組指定成立專項合議庭訴外調解解決，為尋找公共利益和村民利益的平衡點，院黨組及合議庭一面走訪拆遷戶，傾聽群眾訴求，一面與相關部門協(xié)調合理補償標準，通過積極工作，最終6戶拆遷戶與政府達成拆遷協(xié)議，使四家村路段得以順利施工。

我院先后有平莊鎮(zhèn)向陽村新農村建設征地拆遷案、平煤塌陷區(qū)治理安臵房屋征地拆遷案、平投公司危房改造拆遷案和新城區(qū)建設征地拆遷案等34件案件均通過訴訟外調解的方法解決。多數沒有立案，有的應雙方當事人的要求，在達 成調解協(xié)議后由法院出具了調解書。在這些拆遷案中沒有一件采取強制措施、沒有一件發(fā)生突發(fā)事件、沒有一件引發(fā)上訪。

3、向工業(yè)園區(qū)建設的難點延伸

近年來，為了實現寶山工業(yè)經濟的可持續(xù)健康發(fā)展，我區(qū)在元寶山鎮(zhèn)境內規(guī)劃建設了赤峰市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開發(fā)試驗區(qū)，投資21億元的國電化肥、總投資8.7億元的九聯(lián)焦化和天華機械、富強機電、杰翔復合肥等一批項目先后入駐園區(qū)，這里成了元寶山區(qū)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的“橋頭堡”。

然而，在開發(fā)試驗區(qū)建設過程中，道路建設和污水處理工程等基建項目的征地和補償，一度也成為了難點和棘手問題，被占地村民提出了“轉城鎮(zhèn)戶口、全體上低保、一次性發(fā)放補償款若干萬元”等不符合相關政策的條件，影響了園區(qū)建設和項目施工。元寶山法庭接到政府和相關部門協(xié)助配合做群眾工作的請求后，及時向院黨組做了匯報，院長和主管院長帶領法庭的干警接連用了10多天的時間挨家挨戶宣傳政策、講解法律，做細致耐心的思想工作，終于促使群眾達成了一致共識，簽訂了占地補償和拆遷協(xié)議，使得園區(qū)污水處理廠、煤炭運輸鐵路專用線等重點項目建設得以順利實施。

4、向案件多發(fā)的社區(qū)延伸 針對城鎮(zhèn)社區(qū)婚姻家庭糾紛案件、熱力合同糾紛案件、物業(yè)合同糾紛案件逐年上升的特點，充分發(fā)揮就地調解、就地開庭的巡回審判優(yōu)勢，進一步方便當事人的訴訟。我院在旭日社區(qū)設立婚姻家庭案件巡回審判點，在向陽社區(qū)設立熱力合同、物業(yè)合同糾紛案件巡回審判點。巡回點設立后，在社區(qū)張貼便民告示，發(fā)放便民聯(lián)系卡，在社區(qū)現場開庭，現場調解，現場解答，面對面為社區(qū)居民答疑解惑，使社區(qū)居民近距離接觸庭審，滿足了群眾對司法的需求。

原告安某等十五戶居民在旭日社區(qū)購買了某房產開發(fā)公司承建的樓房，入住后，遇到雨雪天氣房屋就會出現漏水現象，致使安某等頂樓居民室內墻面嚴重受損。安某等人多次找房產公司未果，矛盾日益激化。向陽社區(qū)巡回審判點受理此案后，經法官多次與房產開發(fā)公司協(xié)調，耐心調解，最終促使雙方達成調解協(xié)議，使困擾居民多年的房屋漏水問題得到解決，原告對此十分滿意，并消除了對房產公司的怨氣，實現案結事了人和。

在物業(yè)糾紛審理過程中，在物業(yè)服務尚未形成規(guī)范的市場機制情況下，物業(yè)服務企業(yè)不嚴格按物業(yè)服務合同履行、不按規(guī)章制度辦事等忽視業(yè)主的合法權益的事件時有發(fā)生，不少物業(yè)管理企業(yè)收費標準模糊不清，多收費，少服務，質價不符，任意調價，處理問題和解決矛盾方法簡單生硬。個別業(yè)主，缺乏公共契約意識，一味地主張業(yè)主的權利而忽視 業(yè)主應盡的義務，不按時繳納物業(yè)費、不遵守“物業(yè)服務條例”，導致物業(yè)企業(yè)與業(yè)主之間的矛盾加深。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本地區(qū)物業(yè)公司與業(yè)主在物業(yè)管理服務過程中產生的矛盾糾紛，規(guī)范物業(yè)管理服務的標準，維護業(yè)主、物業(yè)公司的合理訴求，今年3月，經過充分調研，我院會同城建局、房管中心、各城區(qū)街道辦事處及區(qū)內各物業(yè)公司召開專題座談會并會簽了《關于規(guī)范物業(yè)服務行為 妥善解決物業(yè)糾紛的指導意見》。就物業(yè)服務收費協(xié)商議定、服務項目及收費的公示與監(jiān)督、物業(yè)服務企業(yè)與業(yè)主雙方應注意事項、物業(yè)服務糾紛訴前調解及訴訟中的舉證責任等五個方面進行了可操作性規(guī)定。指導意見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認可，實現了物業(yè)服務企業(yè)明白服務和明白收費，為減少物業(yè)服務糾紛，建立和諧的物業(yè)服務關系奠定了基礎，必將為共建和諧社區(qū)起到積極作用。

5、向校園延伸，從源頭上減少未成年犯罪

我院與團委、婦聯(lián)、教委共同開展 “法律服務進學?！被顒?，制定了《預防犯罪，保護自我》實施方案，在學校創(chuàng)辦了法制教育基地，以定期到學校開展庭審、組織學生旁聽案件和法制宣傳進?？刃问剑瑢徟泄ぷ飨驅W校延伸。教育活動取得了明顯成效，我區(qū)未成年案件已從2009年的10件21人下降到2011年的3件5人。推行適合未成年身心發(fā)展特點的案件審理方式，并在工作方法上進行了積極的探 索，在校學生呂某搶劫一案，庭審前合議庭走訪了被告人所在的學校、家庭和村委會，并形成社會調查報告，與檢察院、教委、學校、被害人及被告人親屬就如何挽救未成年人召開了專題座談會，會上，被害人對被告人表示諒解，法院依法給予了從輕處罰，同時落實了跟蹤幫教措施，呂某現已經重返校園。

我院還把民事調解工作理念貫穿于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調解之中，將調解和刑罰有機結合，鼓勵訴訟雙方調解。對于被告人已賠償受害人各項損失的，量刑時作為從輕處罰的情節(jié)，對有能力賠償而拒不賠償的，作為量刑酌情從重情節(jié)，從而達到了附帶民事訴訟的訴求能夠兌現，被告人又認罪服判的目的。2009年以來在審結的241件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有229件通過調解解決，調解賠償數額976萬元，調解實際履行率100%，均在刑事判決作出前賠償到位，被害人及時得到了賠償，消除了新的不穩(wěn)定隱患。

6、向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延伸，提高執(zhí)行和解實際履行率 五家鎮(zhèn)五家村養(yǎng)雞大戶于某，在農村合作銀行貸款近十萬元，由于經營不善，沒有及時還上貸款，并欠了張某3萬多元的飼料款。銀行和張某申請執(zhí)行，經過干警們的了解，發(fā)現于某沒有能力償還這筆債務，如果將他的雞場幾千只雞強行賣掉，也不能還上全部債務。經過多方調解，最后采取了蓄水養(yǎng)魚的方式，由擔保人錢某替于某償還貸款，雞場的 收入償還欠張某飼料款，等于某渡過難關，再清償擔保人錢某墊付款。這樣既保護了債權人的利益，又保證了于某日后償還和發(fā)展的能力。又如科右后旗赤通房地產公司在元寶山鎮(zhèn)建有住宅樓，因招商政策變化，42戶居民四年無法取暖，執(zhí)行干警在加大執(zhí)行力度的同時，積極做好思想穩(wěn)控工作，防止發(fā)生涉訴上訪事件，同時協(xié)調熱力公司為其鋪設專門管道，達成了居民、房地產公司、熱力公司共同分擔熱力費的執(zhí)行和解方案，使42戶居民在取暖期來臨之前接上了供熱管道。元寶山區(qū)建行、農合行及孫某等43名申請人申請執(zhí)行君再來酒樓借貸糾紛一案，因經營者負債躲避、酒樓資不抵債無法拍賣近十年無法解決。2011年6月元寶山鎮(zhèn)組織開發(fā)云杉路市場，執(zhí)行人員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積極協(xié)調有關部門將君再來酒樓納入到開發(fā)計劃中。通過主管領導親自做工作，在建行和農合行放棄大部分利息后，使有抵押權的申請執(zhí)行人、無抵押權的申請執(zhí)行人及尚未起訴的共103戶債權人都得到合理償付，順利執(zhí)結了43件執(zhí)行案件，維護了社會穩(wěn)定。此外，通過大力協(xié)調，執(zhí)行和解了美麗河鎮(zhèn)古山奶牛小區(qū)52名養(yǎng)牛戶土地塌陷補償糾紛；向陽小區(qū)192名農戶土地塌陷補償糾紛以及平煤公司勞動爭議案等一批群體性案件。為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做出了貢獻。

三、建立長效機制，實現常態(tài)化解決糾紛機制

1、堅持開展“法律服務六進“活動，建立解決糾紛工 作的長效機制，使法律服務進社區(qū)、進企業(yè)、進機關、進學校、進農村、進家庭列入法院的正常工作日程，實現了六進活動的常態(tài)化開展。

法律服務進社區(qū)，堅持每周四到巡回審判點接待、解答群眾的法律咨詢。做到接待、解答和調解工作的常態(tài)化。

法律服務進企業(yè)，經常信息溝通，開展專題調研，有針對性的解決問題，做到溝通調研常態(tài)化。

法律服務進機關，堅持每周利用一天的時間專門審理、調解交通損害賠償案件，使交通法庭的調解工作常態(tài)化。

法律服務進學校，根據與區(qū)教委、婦聯(lián)、團委制定的《預防犯罪保護自我青少年法制教育實施法案》，堅持經常性地對女中學生進行人身安全教育，組織學生旁聽庭審，推行適合未成年身心發(fā)展特點的案件審理方式，做到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常態(tài)化。

法律服務進農村，以指導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為主題，加強與人民調解員的溝通，采取多樣化的培訓指導方式，使指導人民調解員工作常態(tài)化。

法律服務進家庭，利用農閑季節(jié)、雙休日、節(jié)假日通過家庭法律知識講座、發(fā)放法律宣傳單、出動法律宣傳車等方式，營造公民知法、守法，建立和諧幸福家庭的良好氛圍，促進婚姻家庭矛盾糾紛得到有效化解，實現婚姻家庭糾紛調解工作常態(tài)化。

2、與人民陪審員常態(tài)化聯(lián)動，提高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的調解率

2011年我院組織了“人民陪審員集中活動月”活動，開展了“六個一活動”，即：舉辦一次庭審觀摩、開展一日立案活動、組織一次庭審評查、協(xié)助一次案件執(zhí)行、進行一次案件陪審、召開一次專題研討會?；顒拥拈_展讓陪審員進一步了解和掌握了審判程序、審判紀律、司法禮儀、訴訟知識。2011年9月，根據金柱院長關于加強人民陪審工作的講話精神，我院召開人民陪審工作會議，就如何在巡回審判中加大人民陪審員陪審力度，提高人民陪審員待遇，充分發(fā)揮人民陪審員調解作用進行了部署。2011年陪審員參與審理的案件共260件，調解結案248件，調解率達95%。

3、對人民調解員實戰(zhàn)指導多樣化

一是組織觀摩庭審。自2009年至今，我院先后組織了60余次人民調解員通過觀看勞動爭議、民間借貸等數十種類型案件的觀摩庭。二是互相邀請相互支持。一方面法院邀請人民調解員參與“三養(yǎng)”案件、鄰里糾紛及小額債務等案件的巡回審判，既提高了調解成功率，又提高了他們的調解水平。另一方面受基層調解組織邀請，法官也深入到群眾中間，協(xié)助人民調解員調解糾紛，樹立其威信，促進糾紛的解決。元寶山區(qū)南荒村由于企業(yè)征地，土地補償、鄰里糾紛突出，駐地法庭在送達起訴狀時便邀請人民調解員先行協(xié)助調解，經過法官、人民調解員共同努力，案件大多和解撤訴。2009年以來。人民調解員參與調處糾紛1461件，95%的案件都在訴前得以化解。

4、堅持院長接待日制度

為溝通民意，有效化解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提高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眾的認可度。從2009年6月1日起，我院推行院長接待日制度。在立案區(qū)設院長接待室，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由院長、副院長通過答疑、批轉督辦等方式輪流接待來訪群眾和當事人，接待內容既包括本院信訪案件、正在審理、執(zhí)行的案件；對干警違法、違紀問題進行的檢舉；對本院相關工作提出的建議和意見。2010年1月，在院長接待日里處理了一起285名村民為了區(qū)區(qū)一千多元樹木款要與村委會打的“嘔氣官司”，需要預繳的訴訟費比訴訟標的額還高，鑒于這種情況，當日值班院長主動進行了調解，最終村民放棄了起訴。另外對于事關大局、涉及發(fā)展、影響穩(wěn)定、關乎民生的四類案件，實行重大疑難案件備案制度。立案庭填寫重大疑難案件備案表上報院領導，院領導對四類案件全程跟蹤指導，以便找準時機及時調解。

5、以固定巡回審判點為依托，實現巡回審判工作常態(tài)化

為及時掌握基層矛盾情況，在更大層面上指導人民調解，方便群眾訴訟，減輕群眾負擔。我院分別在五家鎮(zhèn)金橋 村、平莊鎮(zhèn)馬架子村、馬蹄營子村、風水溝鎮(zhèn)興隆坡村及美麗河鎮(zhèn)5地設立巡回審判點，法官以 “送法下鄉(xiāng)”的服務理念深入農村，及時化解農村基層一些簡單民事糾紛，2010年以來，已開展巡回審判68次，開展法制講座7次，普法教育群眾4000人次，實現了以辦案為中心向以解決矛盾為中心的工作方式轉變。

6、高效快捷的速裁調解

為快速穩(wěn)妥化解糾紛，我院堅持把靈活、快捷、便民原則貫穿于速裁工作的始終，要求速裁庭審理案件做到一個“快”字和五個“當”字，使之成為“便民快車道”。

“五個當”即當天受案、當天通知當事人、當天組織調解、當天制作法律文書、當天送達雙方。對當天不能送達的，要求2個工作日內必須送達，同時定出開庭時間；“一個快”即盡量簡化訴訟程序，在不違反法律規(guī)定的前提下，有的案件根據訴狀訴請就直接進入法庭辯論或調解程序，省略了舉證、質證環(huán)節(jié)；有的案件實行陳述、辯論、舉證同時進行，讓當事人實實在在地感到方便、快捷、高效。2011年，速裁案件實現了庭審平均用時30分鐘，最多時創(chuàng)下一天審結八起案件的記錄。

2011年，速裁庭共受理案件317件，結案率99.4％，調撤率96.2％，當庭裁判率為98.3％，無一起上訴、上訪案件，平均審限5天，極大地提高了審判效率。

四、我們的幾點體會

通過建立“無斷層對接，全方位延伸，常態(tài)化聯(lián)動”的糾紛解決工作機制。我們主要取得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體會：

一是有效化解了矛盾，緩解了審判壓力。2009年以來，我院通過訴訟外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1560件，使3000余名當事人未經訴訟便解決了矛盾。2009年案件就出現了兩降兩升局面：收案下降了14.8%，發(fā)改率下降了4.2%，結案率上升了3.1 %，調撤率上升了9.7%。

二是消除了上訪隱患，促進了和諧穩(wěn)定。法院與人民調解機構等社會組織形成了合力，將大量群體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狀態(tài)。對可能訴至法院的敏感性、群體性糾紛，相關企業(yè)和部門及時與法院進行溝通，并將糾紛的特點加以總結向法院通報，促使法院做好預案，立足抓早、抓小、抓苗頭，防止矛盾進一步激化。如平煤公司四千余名“五七工”的社會保險待遇問題，就是通過法院與行政部門、企業(yè)相互溝通信息，共同召開調解協(xié)調會，商討對策，及時上報，使這起50多年的歷史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三是程序簡便、效率高，人民群眾更歡迎。我們與交警、醫(yī)院、企業(yè)設立的調解點，都是由當事人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自主選擇解決爭議程序，所以更符合社會大眾的傳統(tǒng)觀念和訴訟意識；其次，通過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極大減少了當事人時間和金錢成本的浪費，當事人更愿自覺履行，法院執(zhí)行也更加容易。另外民調組織、人民調解員的提前介入，在掌握社情民意、緩解利益沖突、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等方面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屏障。

四是對黨委政府交辦的土地征占、房屋拆遷等敏感案件，盡量不立案，采取訴訟外調解的辦法，逐步加以解決。這樣有效避免了判決的案件多、上訴率高、發(fā)改的可能性大、信訪隱患大和執(zhí)行難等諸多問題。

五是建立以法院為主導的信訪個案化解聽證會制度，相關單位參與聽證，分別發(fā)表意見，共同出具信訪案件的終結結論，形成政法委統(tǒng)一領導、信訪局駐京值班、公安局圍堵設卡、鄉(xiāng)鎮(zhèn)街穩(wěn)控接人、法院個案解釋答復的信訪案件處臵化解模式。以有效的減輕法院的信訪壓力。

以上是我院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的一些做法，有些做法還在積極的摸索探討之中，不是很成熟，我院要積極借鑒其他兄弟法院的經驗。今后我們將繼續(xù)完善工作機制，不斷豐富和充實糾紛解決工作格局，為促進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做出新的貢獻。

第四篇：調查與決策——《構建預防為主、調解優(yōu)先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調查與決策——《構建“預防為主、調解優(yōu)先”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調查與思考》總第303期

調查與決策（內參）

第193期

構建“預防為主、調解優(yōu)先”多元化社會矛盾

糾紛解決機制的調查與思考

成都市“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課題組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戰(zhàn)略機遇期，也是矛盾凸顯期。隨著改革不斷深入，開放不斷擴大，利益分化整合進一步加劇，多元化的利益訴求進一步凸顯，能否有效化解以利益爭端為焦點的人民內部矛盾，直接影響政治安定、經濟發(fā)展、社會和諧。深刻把握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的新特點新要求，堅持以人為本，立足群眾利益，著眼社會穩(wěn)定，整合資源，構建有效機制，把矛盾化解在先，對建設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戰(zhàn)略意義。

一、構建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基礎

“預防為主、調解優(yōu)先”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就是在黨委政府統(tǒng)一領導下，政法委牽頭，司法行政部門為主，各相關部門齊抓共管，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資源，共同化解矛盾糾紛的分工合作、協(xié)調配合、運轉有序的良性社會治理機制，這是政治安定、經濟發(fā)展、社會和諧的基礎。

第一，建立“預防為主、調解優(yōu)先”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是應對社會矛盾糾紛發(fā)展新趨勢的客觀需要。當前，社會矛盾糾紛正處于一個相對活躍期，呈現出總體數量明顯上升、矛盾糾紛類型和涉及主體多樣化、利益沖突激烈化、表現形式群體化、引發(fā)原因復雜化的新趨勢，加大了矛盾糾紛解決難度。一些跨地區(qū)、跨部門、跨行業(yè)的“三跨”糾紛，單靠任何一個部門的力量都難以解決，即使解決，效果也不理想；一些需要完善改革措施和調整利益關系等體制機制深層次原因的糾紛，解決起來舉步維艱；一些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的糾紛，解決需要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和應對復雜情況的能力。這些，都需要整合多部門力量，構建多元化的解決機制，協(xié)調合作，才能奏效。

第二，建立“預防為主、調解優(yōu)先”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是化解矛盾糾紛的有效途徑?；饷芗m紛的方式大體有兩類，一是裁判方式，包括司法裁判、行政裁判和仲裁，最大特點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礎上就爭議做出明確裁斷，調查的過程往往耗時費力、成本較高。二是調解方式，包括司法調解、行政調解和民間調解三種，最大特點是通過第三方疏導使沖突當事人彼此妥協(xié)來實現矛盾化解。實際上，不少社會矛盾糾紛的化解，并不需要通過明辨是非的方式來“要個說法”，相當一部分矛盾糾紛可以通過信息溝通、情感宣泄或心理撫慰來釋放對立情緒，甚至需要憑借模糊是非的方式得以化解。調解方式體現出明顯優(yōu)勢。需要強調的是，當事人的妥協(xié)與合意，更符合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價值，易于糾紛主體所接受。

第三，建立“預防為主、調解優(yōu)先”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符合社會治理模式柔性化變革的客觀需要。在社會治理中，利益主體是利益的承擔者、追求者、實現者，與不同形式、不同內容、不同功能、不同性質的利益客體之間的矛盾，必然要通過利益主體來傳達，并表現為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社會治理就是執(zhí)政黨利益整合功能的發(fā)揮。構建和諧社會要求社會治理模式更多由剛性控制向以人為本的柔性治理模式轉變。通過第三方調解，促使沖突當事人的合意妥協(xié)，最終解決矛盾糾紛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司法、行政部門的過早介入，發(fā)揮了第三方非政府組織中立優(yōu)勢，符合社會公共管理主體多元化的趨勢。通過調解化解矛盾，是社會管理柔性化的客觀需要。

第四，建立“預防為主、調解優(yōu)先”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符合矛盾糾紛解決方式發(fā)展的總體趨勢。當代世界各國司法改革的一個共同趨勢，就是在改革訴訟程序的同時積極推行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在我國，調解制度作為一種悠久的法律傳統(tǒng)，一直是私人糾紛解決的重要方式。而法院調解則是中國民事訴訟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在國外被譽為“東方經驗”，在進入“訴訟爆炸”時代和案件審理遲延背景下，非訴訟方式對社會糾紛的解決尤其具有積極意義和重要價值。

二、構建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調解方式的運用與當前矛盾糾紛的多發(fā)頻發(fā)態(tài)勢不相稱?，F實中，矛盾糾紛的化解方式較為單一，調解的功能體現和作用發(fā)揮尚未達到應有的程度。一些地方對調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缺乏必要認同，人民調解參與度不高，人民調解組織作用發(fā)揮有限；一些當事人認識不到位，往往偏重選擇司法訴訟和行政解決途徑來解決矛盾糾紛；一些法官在處理具體案件時也出現一定程度上“重裁輕調”的現象。

二是人民調解的參與和運行缺乏制度化保障。在各地試行的大調解機制中，人民調解在案件來源、經費保障、調解程序、調解效力、調解人員的培訓提高和資格認定、與司法調解和行政調解的彼此銜接等諸多方面缺乏制度化、規(guī)范化的保障，致使人民調解缺乏必要的公信力。這也是不少民事糾紛當事人不找人民調解員而徑直訴到法院或找行政機關解決的重要原因之一。當法院和行政機關難于應對眾多矛盾糾紛時，一些非規(guī)范的救濟方式應運而生，如宗族性組織就介入調解，一些非法組織如“討債公司”，甚至黑社會勢力也乘虛而入，帶來新的社會問題。

三是各種調解方式缺乏有機的協(xié)調整合，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大調解機制”。主要體現在：行政調解方式內部的協(xié)調配合基本處于各自為政狀況；人民調解方式內部的協(xié)調配合關系不夠明晰，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調解作用的有效發(fā)揮；司法調解、行政調解和人民調解分屬不同系統(tǒng)，彼此間缺乏協(xié)調配合。調解方式協(xié)調不夠，甚至缺位，社會矛盾得不到及時化解，導致黨委政府信訪總量居高不下。一些民眾在了解掌握黨委政府不愿矛盾糾紛激化的心態(tài)后，通過越級上訪對政府施壓，助長了“鬧訪”、“纏訪”行為和個別人“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的不良心態(tài)，不僅不利于矛盾的緩解，更有礙矛盾糾紛預防機制的建立。

四是大調解機制的試行缺乏必要的理論支撐和立法保證。目前，一些地方試行大調解機制多屬于經驗型做法的推廣，少有理論上的總結和提升，缺乏必要的理論支撐。近年來一些學者對國外流行的ADR形式（審判外糾紛解決方式）有所介紹和研究。我國的大調解機制對ADR如何借鑒吸收目前還缺乏系統(tǒng)的實證和對比研究。試行的大調解機制由于涉及面廣，其規(guī)范運作中的許多問題都需要通過統(tǒng)一的立法來解決，國外ADR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潮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實行這一做法的國家，都有相應的立法將其納入法制運行的軌道。

三、構建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基本原則

構建“預防為主、調解優(yōu)先”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目的在于超越現行的矛盾糾紛苗頭排查和預警的一般做法，突出對矛盾糾紛的預見分析和防范，采取先調解后訴訟的化解模式，發(fā)揮好調解簡便高效、變通妥協(xié)和成本低廉的優(yōu)勢，重構大調解機制，擴大

調解覆蓋面，提高公信力，使之成為化解矛盾糾紛、維護和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途徑。這是在現代法制社會下，應對新的社會問題，加強社會管理的有效手段，必須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必須堅持黨委政府統(tǒng)一領導、相關部門協(xié)調配合、民間力量廣泛參與，構建共同負責、分工協(xié)作的工作格局。該機制涉及司法、行政和民間資源的整合，離開黨委政府的直接領導，一切工作都將無法開展。要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推行機制的總體文件應以黨委政府的名義下發(fā)，規(guī)范黨委政府直接領導和協(xié)調職能，并對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的設置及其職權職責、矛盾糾紛的調解處理流程、經費保障等重要問題做出明確規(guī)定。

2.必須堅持以司法行政機關為主原則，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機制。適應社會矛盾糾紛大量增加和加強矛盾預防的需要，應堅持以人民調解為主體。要整合以人民調解委員會為主，其他民間社會資源廣泛參與的人民調解機制。司法行政機關的業(yè)務管理包括了法制宣傳、律師公證、法律援助、基層司法服務、人民調解等，涉及大量民間和半官方組織，與民間資源聯(lián)系廣泛，在公民社會培育中，這種民間資源優(yōu)勢，對和諧社會建設作用巨大。因此，構建大調解機制應以司法行政機關為主。上海、武漢等地已開始實踐在黨委政府領導下，以司法行政系統(tǒng)為主構建大調解機制。要將司法行政機關作為大調解機制領導機構的常設機關，通過資格許可、經費撥付、負責人的批準等方式強化對現有人民調解組織的管理，司法行政機關應成為大調解機制領導機構的常設機關，具體負責大調解機制的日常事務，保證調解工作納入機制性常態(tài)化管理。要規(guī)定司法行政機關與有關部門配合參與相關糾紛的調解，建立專業(yè)性的調解機構，如建立民間的醫(yī)患糾紛調解機構參與行政調解。要重視司法調解與人民調解銜接，對仍能調解的案件在進入訴訟程序后，法院可以委托人民調解組織調解。

3.必須堅持公共法律服務理念，把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保障納入政府公共財政預算。新機制由傳統(tǒng)的主要依靠信訪、公安、法院以及各級政府等行政資源來化解矛盾糾紛的模式轉變?yōu)楦嗟亟柚耖g資源（律師、人民調解員、各行業(yè)專業(yè)人員等）實現矛盾糾紛的多元化解決模式。在大量節(jié)省行政資源及經費的同時，也要看到，某些必要的支出，需要納入政府公共財政預算，如政府聘用法律顧問費；為建立激勵機制來鼓勵更多的民間資源介入調解工作，對調解矛盾糾紛成功的獎勵費；人民調解員定期培訓費；矛盾糾紛當事人中弱勢群體或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減免費用和法院訴訟費等等?？紤]到一些社會矛盾糾紛的復雜性，還可單列必要的專項經費，聘用畢業(yè)于法律院校的優(yōu)秀大學畢業(yè)生或具有豐富法律實踐經驗的退休法官、檢察官、警官等為首席調解員，充實到調解的各個關鍵崗位，提高調解的專業(yè)化水平，保證調解成功率。

4.必須加大立法論證，適時將黨委政府的相關政策上升為地方性法規(guī)。構建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必須以相應的制度作保障。目前，盡管可以以黨委政府的規(guī)范性公文推進協(xié)調機制的建設，但這一做法缺乏持久性的制度保障。應當從立法上早作準備，通過行政立法，明確規(guī)定參與機構的法律地位、法律責任、參與程序、資金保障、組織網絡模式等，推動調解方式的聯(lián)動，鼓勵法律中介機構的有序介入，擴大糾紛受理范圍，提高調解協(xié)議書的法律地位和社會公信力，促進預防機制的建立。

四、構建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對策建議

（一）構建社會矛盾糾紛的預防機制

1.決策風險評估機制。決策行為影響著社會情緒的集聚和釋放，關系民心向背；政策科學過程是科學發(fā)展觀在決策方面的具體體現。決策要充分借助“外腦”，發(fā)揮專家學者及律師等專業(yè)技術人才的作用，促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在依法決策過程中，尤其要發(fā)揮好律師等法律工作者的積極作用。由司法行政機關牽頭，組織經驗豐富、業(yè)務能力強、社會代表面廣的律師組建法律顧問團，參與到黨委政府重大決策的制定過程當中，為各級政府和部門的重大政策和項目提供法律論證、風險評估和法律解決方案，有效規(guī)避法律風險和預防可能引發(fā)的矛盾糾紛，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矛盾糾紛的被動預防為主動預防、事后處置為事前預防。

2.法制宣傳導向機制。主流性法制導向，是引導社會情緒、釋放社會控制壓力、培育公民法制精神、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手段。應由司法行政部門牽頭，建立相關政府部門、基層司法所人員、人民調解員和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等廣泛參與，覆蓋面廣、影響力大的社會法制宣傳導向機制。凡涉及重大改革事項推進、土地征用和重點工程拆遷安置等事關社會穩(wěn)定、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先期進行法制宣傳，使群眾明白重大決策出臺是符合法律法規(guī)的，是以保障其利益為最終目的的，從而贏得廣大群眾理解支持，確保各項改革政策和措施的順利實施。

（二）推進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的建設

1.建立矛盾糾紛調解中心。綜合性矛盾糾紛調解組織的建設是確保大調解工作規(guī)范化、制度化進行的基礎。要在市、縣兩級建立代表黨委政府行使調解矛盾糾紛職權的綜合性辦事機構--矛盾糾紛調解中心，在地方黨委政府統(tǒng)一領導下，以司法行政部門為主體，由法院、公安、信訪、建設、國土等重點部門共同參與，綜合動員和協(xié)調各方資源，強化對矛盾糾紛信息的全面了解與掌握，減少和避免矛盾糾紛掌握中的盲點，增強應對和處置社會矛盾糾紛的主動性，保證調解工作的權威性、有效性和公正性。

2.構建功能互補的部門銜接調解機制。一是訴訟中調解機制，與法院銜接。在人民法院建立人民調解工作室，對經人民法院引導、當事人自愿調解的案件進行調解。在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通過訴訟中調解化解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糾紛，盡量避免矛盾糾紛進入訴訟程序。一方面解決當前基層法院案件持續(xù)上升，法官審案壓力過大的問題，另一方面為雙方當事人提供一種更為經濟、便捷和平和的糾紛解決方式，實現節(jié)約糾紛解決成本、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目標。二是非刑事案件調解機制，與公安銜接。建立鄉(xiāng)鎮(zhèn)司法所和公安派出所銜接的非刑事案件調解機制，對過去由派出所民警調解的一般民間矛盾糾紛，轉為由司法所進行調解。鑒于司法所目前編制人員有限，可考慮聘請退休警官、法官、檢察官或法律專業(yè)大學畢業(yè)生為首席調解員專門從事調解工作。三是信訪案件調解機制，與信訪銜接。在信訪局內設矛盾糾紛調處室，委派律師或人民調解員值班，現場調解矛盾糾紛并引導信訪人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反映訴求。四是重點行業(yè)調解機制，與相關部門銜接。在醫(yī)療、交通、房地產、勞動保障等矛盾糾紛較集中的領域和行業(yè)，由司法局牽頭組織具備專業(yè)知識并熱心調解的人員組建行業(yè)人民調解組織，并建立與行業(yè)主管部門的聯(lián)動機制。

（三）引導矛盾主體合理通過訴訟解決社會矛盾糾紛

1.引導矛盾主體通過合法途徑表達訴求。經調解無效，確實無法達成調解協(xié)議的，參與調解的工作人員應當告知當事人解決矛盾的其他合法途徑，并引導當事人通過合法途徑解決問題，盡可能避免矛盾糾紛激化的情況發(fā)生。

2.盡最大努力搞好法律援助。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當事人，調解人員應告知其具有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為其辦理法律援助事宜，做到應援盡援，讓當事人感受到政府的關心和幫助，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糾紛。

(提供單位:發(fā)布時間:2008-11-25錄入用戶：admin-swzys)

第五篇：關于和諧社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定稿]

和諧社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

王德新

【摘要】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矛盾的凸現期，社會糾紛的頻繁發(fā)生已經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但是，我國目前以訴訟機制為主導，以人民調解、仲裁、行政解決為補充的糾紛解決體系，在應對日益增多的社會糾紛方面顯然有些力不從心。因此，應當從分析現行糾紛解決體系的結構性問題入手，以分析新時期社會矛盾的類型和成因為基礎，以國外相關經驗教訓為參照，適時地調整和重塑我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逐步建立科學、多元和擁有社會公信力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并使之與訴訟機制有效銜接。

世界各國的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表明：在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這個階段，既是經濟發(fā)展的黃金期，又是各種社會矛盾的“凸現期”。[1](P12)近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fā)展，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關，到2008年已達到2460美元。但與此同時，隨著社會利益結構的調整和變革，各種社會矛盾、糾紛也呈集中爆發(fā)的態(tài)勢。以全國法院受案量為例，1998年全國法院共受理各類案件541萬件，2003年共受理569萬件，到2008年已達到1055萬件，前五年間增長了105%，后五年間增幅高達179%。這種社會糾紛頻發(fā)的態(tài)勢，注定了訴訟機制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應當研究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的特點和成因，探索和構建新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這對于促進當前社會的和諧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新時期社會矛盾的表現形式及其原因分析

隨著改革開放的縱深推進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調整，我國近年來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期，社會利益結構正發(fā)生著深刻的調整和變化，社會矛盾眾多，各類糾紛頻發(fā)。

我國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具體表現形式主要有：(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之間發(fā)生的大量的合同糾紛、知識產權糾紛、金融證券糾紛方面的矛盾糾紛;(2)涉及養(yǎng)老保險、失業(yè)保險、醫(yī)療保險、勞務市場管理、勞動爭議、工傷保險等社會救濟方面的矛盾糾紛;(3)農村經濟政策、經營和財務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糾紛;(4)有關土地的征用和劃撥、土地利用總體規(guī)劃、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爭議、土地有償轉讓、農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濫占濫用耕地等方面的矛盾糾紛;(5)城鄉(xiāng)建設規(guī)劃、城鎮(zhèn)管理、以及拆遷補償和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糾紛;(6)城鄉(xiāng)環(huán)境保護方面的矛盾糾紛;(7)消費者權益、商品質量糾紛、經濟合同糾紛、城鄉(xiāng)市場監(jiān)督和管理、查處違法經營、個體工商戶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糾紛;(8)醫(yī)療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糾紛;(9)涉及企業(yè)改制、安全生產等方面的矛盾糾紛;(10)涉及農民和城市職工群體性上訪的矛盾糾紛等。

上述矛盾和糾紛大多屬于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產物，并呈現類型多樣化、主體多元化、調處疑難化、內容復雜化、矛盾易激化等特點，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總體來看，這些矛盾和糾紛產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種：

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使原有的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產品分配矛盾，逐漸演化成多樣化的經濟利益矛盾，各種類型的經濟糾紛案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以全國法院系統(tǒng)受理的經濟糾紛案件為例，1983年僅受理4.6萬件，到1993年共受理94.9萬件，10年間增長了20倍;到2006年全國法院共受理298萬件，相當于1983年的65倍、1993年的30倍。從案件類型上看，知識產權糾紛，海事、海商糾紛，金融糾紛和企業(yè)兼并、破產、產權轉讓糾紛等新型經濟糾紛層出不窮。從所占比例看，2006年全國法院受理的經濟案件占民事案件總量的36.8%，經濟糾紛已經成為我國新時期社會糾紛的主流。

第二，工業(yè)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滋生了一些盲目追求經濟發(fā)展而無視群眾利益的違法行為的發(fā)生，如違法征用土地、拆遷房屋、工業(yè)災害、環(huán)境污染等問題。這些問題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如果處理不當極容易導致矛盾激化，最終引發(fā)訴訟和上訪事件。據統(tǒng)計，2006年全國發(fā)生各類群眾上訪事

件約2.3萬起，農民所占比重近五成;農民上訪的主要問題是土地征占、村級財務和環(huán)境污染，其中，土地征占問題約占50%;農村財務和環(huán)境污染問題各占30%和20%。

第三，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場機制不完善，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或糾紛。例如，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產生的企業(yè)改制、工人下崗問題，會引起某些社會成員的不滿;新舊體制之間產生摩擦和脫節(jié)也會滋生一些社會矛盾，如涉及社會保障問題的養(yǎng)老保險、失業(yè)保險、醫(yī)療保險糾紛等。再如，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系統(tǒng)工程。目前，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場經濟固有的各種弊病開始產生，受利益驅動，引發(fā)的各種糾紛層出不窮，如安全生產問題、產品質量糾紛、消費者權益糾紛等。

第四，近年來，我國不同階層收入分配差別、城鄉(xiāng)差別、區(qū)域差別呈持續(xù)拉大的趨勢。據中國社科院發(fā)布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顯示，2004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zhèn)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zhèn)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僅維持在1%以下。[3](P23)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導致原有的社會階層發(fā)生了分化，某些新的階層和利益群體產生;社會成員流動性加大，這又進一步促進了人員的分化與重組;社會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關系更加復雜，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矛盾尖銳的重要社會背景。

二、我國社會糾紛解決機制的現狀及其困境

我國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是由于多種原因促成的，解決這些矛盾和糾紛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既需要國家政策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也需要從法律的角度來不斷完善糾紛的解決機制。

就我國目前的法律規(guī)定來看，法律糾紛的解決途徑主要有如下幾種：一類是根據民事、行政訴訟法的規(guī)定向法院提起訴訟，通過司法的途徑來解決，這是目前糾紛解決最重要的途徑;第二類是行業(yè)自治組織的調解，例如律師、會計師、醫(yī)師、金融、房地產、家電、化工、旅游等行業(yè)的自治組織對行業(yè)內糾紛的調解;第三類是民間準司法解決機制，例如仲裁委員會對合同爭議的仲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對勞動爭

議的仲裁等;第四類是行政機關解決民事爭議的機制，主要包括行政調解和行政裁決兩種方式，例如各主管行政機關處理土地權屬糾紛、房屋拆遷糾紛、知識產權糾紛、消費者爭議、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以及醫(yī)療事故賠償糾紛等。但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這種“以訴訟為重心、以其他糾紛解決機制為補充”的糾紛解決體系，因其存在先天的結構性缺陷而未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并出現了某種危機：

1.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面臨“訴訟爆炸”的困境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依法治國和民主法治的觀念日漸深入人心，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觀念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一種熱衷于通過訴訟的方式解決糾紛的法律文化。同時，社會經濟發(fā)展所帶來的新型經濟糾紛案件的大量增加，改革開放及社會利益格局調整導致新型社會矛盾頻發(fā)，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法院受案數量逐年攀升，尤其在1998年以后已經呈現“訴訟爆炸”的態(tài)勢(參見圖示1)。

圖示1：(此部分內容未能提交成功——網站注)

法院“訴訟爆炸”的現象，在實踐中造成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給法院和法官帶了沉重的審判工作壓力，訴訟效率明顯降低。例如，2008年北京市各級法院共受理各類案件393917件，全市法官人均結案169.1件，周末和節(jié)假日加班已經是法院工作的常態(tài)。二是法官面對堆積如山的案件，為追求快速結案和降低上訴率，往往采用強制調解、變相強制調解的做法，名為貫徹落實和諧的司法理念，實則是違法辦案、侵犯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三是積案現象導致了審判質量下降(不可否認，也有因司法腐敗造成司法不公的因素)，并進而導致上訴率高、再審率高和申訴上訪率高的“三高”現象。據統(tǒng)計，1978-1982年，全國法院處理民事申訴來信來訪共計8.37萬件;而1998-2002年，全國法院共接待處理群眾來信來訪4224萬件，[2]同比上升了504倍，人民法院儼然已成為一個信訪機關。

2.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未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與訴訟機制相對應，我國目前也存在為數眾多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但顯然它們在實踐中并沒有發(fā)揮應有的作用。以人民調解制度為例：該制度自20世紀50年代初步建立，八、九十年代發(fā)展達到鼎盛期，在糾紛解決方面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90年代以后人民調解的作用出現了明顯的下降。據統(tǒng)計：1986年人民調解的糾紛總量為730.7萬件，同年法院受理的民事一審案件數量為98.94萬件，訴訟案件只占調解案件的13.5%;1998年，法院受理案件數量達到336萬件，訴訟案件占調解案件的63.8%;2002年，法院受理案件數量為441萬件，人民調解則解決了314萬件(參見圖示2)。人民調解解決的糾紛與法院解決的糾紛之比，從20世紀80年代初一度高達10：1，轉換為0.7：1。[4](P477)人民調解作用的弱化，已經成為我國新時期各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集體邊緣化的一個縮影。

圖示2：(此部分內容未能提交成功——網站注)

通過非訴訟機制解決糾紛的數量穩(wěn)步下降，與法院受案數量急劇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非訴訟機制在化解社會矛盾糾紛方面的作用弱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下幾個方面最為重要：第一，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自身的程序利益和價值未得到充分的重視。例如，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一律以“依法調解”為宗旨，某些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程序設置甚至比訴訟程序更復雜，對自治性、協(xié)商性糾紛解決的正當性并未予以應有的尊重。第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效力仍未得到立法和司法的支持。如由政府和行政機關主持達成的調解協(xié)議具有何種效力，法律上至今沒有明確規(guī)定，這大大影響了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權威性。第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解決糾紛的能力較低。一方面是由于訴訟外糾紛解決人員的素質整體上相對低下，另一方面也與政府對公益性非訴訟糾紛解決組織和人員的經費投入較少有關。

3.現有糾紛解決機制系統(tǒng)在應對社會糾紛方面力不從心

由于我國社會糾紛解決機制存在上訴結構性的矛盾，即：一方面，本應擔負起社會糾紛解決的主要任務的非訴訟機制，卻由于其缺乏權威性、規(guī)范性和效益性而逐漸失去了人們的信任;另一方面，作為保障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的訴訟機制卻沖鋒在前，承擔了主要的糾紛解決功能——當大量的社會糾紛涌向法院，法院在重壓之下其審判質量和效率不斷下降的情況出現時，人們要么是對法院的判決不斷上訪，要么對法院的權威性和公正性也失去了信心而走向上訪之路。據國家信訪局統(tǒng)計，1979年到1982年全國老

百姓上訪的數量是2萬件左右，2005年全國上訪的數量是約3000萬件，增加了近1500倍。[5](P32)信訪案件的激增，說明我國現有糾紛解決機制在化解當前社會矛盾糾紛方面顯得力不從心。

眾所周知，信訪是社會成員通過寫信、訪問等形式向社會組織管理者反映個人或集體意愿(主要表現為檢舉、控告、申訴、申請、詢問、求決、批評、表揚、建議等形式)的一種社會政治交往活動，其本身并不是解決糾紛的一種正常的法律途徑。人們選擇信訪的途徑，是以對現存的糾紛解決機制失望為前提的;如果通過信訪依然不能解決矛盾和糾紛，就極有可能激化矛盾而演化為群體性對抗社會事件。據統(tǒng)計，1993年全國共發(fā)生群體性社會事件約8709起，1999年為3.2萬起，7年間增加了3倍;到2005年，全國群體性社會事件已達8.7萬起。[6](P155)群體性社會事件多發(fā)表明，改革和完善我國糾紛解決機制已是刻不容緩。

三、重塑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基本思路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基本內涵

通常來說，“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以多種多樣的方式來解決當前我國社會轉型期所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糾紛的一種機制。但對于“多種多樣的方式”具體而言是指哪些方式，則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多種多樣的方式”既包括正式的、訴訟的方式，也包括非正式的、非訴訟的方式，既包括官方的糾紛解決方式，也包括民間的糾紛解決方式;另一種觀點認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民事訴訟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和機制的總稱，從而將其與產生于美國的ADR(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等同起來。

范愉教授認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一個社會中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包括訴訟和非訴訟兩大類型)以其特定的功能相互協(xié)調、共同存在，所構成的一種滿足社會主體多種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tài)調整系統(tǒng)。[4](P221)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概念既包括非訴訟機制，也包括司法和訴訟機制，從理論上看，應當強調以一種綜合性視角研究訴訟與非訴訟、法律機制與其他社會控制、國家司法權與社會自治、公力

救濟與社會和私力救濟之間的關系;在制度和實踐層面，應當注重構建司法和非訴訟程序協(xié)調互動的解紛機制。

筆者對上述理解基本贊同，同時，在社會矛盾和糾紛解決的問題上，必須破除司法或訴訟機制“一元化”的錯誤觀念。在法治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少國家都曾希望盡可能把糾紛解決統(tǒng)合到國家權力之下，出現過試圖由司法壟斷糾紛解決和法律適用的一元化傾向，表現為：國家對私力救濟原則上予以禁止，對各種民間團體和民間自治性的糾紛解決的作用予以否定。這種傾向，一方面來源于對國家權力的迷信，另一方面則是出于對法律機制和司法機關能力的過高預期。實踐表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各種矛盾集中而多樣，原因復雜而交錯，單一的訴訟解決方式不可能有效地應對。因此，當代國家和政府必須承認，為民眾提供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讓當事人自由選擇糾紛解決途徑，是政府應盡的職責。

(二)法院在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中的應然定位

由于法院在糾紛解決方面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不可能離開法院的參與。在社會綜合治理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下，法院理應積極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并逐步成為推進這種構建的主導力量。具體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

第一，法院應當積極推進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完善。當前，雖然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以協(xié)商、社會調解、行政處理、仲裁和訴訟等多種糾紛解決方式，但并沒有形成各種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統(tǒng)一協(xié)調、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有效機制。問題主要在于，當事人協(xié)商、社會調解、行政處理等非訴訟糾紛解決對法院是否具有某種約束力，即是否具有法律權威性。在這方面，法院已經邁出了可喜的一步。比如，2002年9月最高法院作出了《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xié)議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其中明確規(guī)定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協(xié)議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當事人僅能以調解違反自愿、合法原則為由申請法院撤銷、確認無效。

第二，法院應當積極推進訴訟程序中的合意解決機制建設。法院審理中注重調解是我國司法的光榮傳統(tǒng)，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西方國家不斷強化訴訟中當事人合意解決糾紛的同時，我國卻一直在試圖弱化法院的調解工作。例如，20世紀80年代以前法院調解結案率一直在80%左右，而到了2000年已下降到了30%左右。經過一段時間的反思和調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9月16日出臺了《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2005年2月最高人民法民出臺《關于進一步發(fā)揮訴訟調解在構建社會上義和諧社會中積極作用的若干意見》，確立了“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民事審判工作指導方針。今后，法院應當進一步擴大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在管轄問題、證據問題、程序適用、法院調解方面進一步賦予當事人合意選擇的權利，實現訴訟的契約化。

第三，確保法院作為糾紛解決的最后一道防線的地位。在訴訟與其他糾紛解決方式的關系問題上，既要鼓勵人們選用非訴訟方式、賦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又要保障當事人不能、不愿通過非訴訟方式解決糾紛時的訴權。實踐中，有些法院處于部門利益的考慮，對某些案件采取消極對待甚至拒絕受理的態(tài)度。例如，廣西高院2003年就曾下發(fā)了“180號文件”，違法拒絕受理“涉及面廣、敏感性強、社會關注度高”等13類案件。[8](P3)法院拒絕受理，不僅違反了法律、侵害了當事人權益，也是導致社會矛盾進一步復雜化、尖銳化的重要原因。今后，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構建的過程中，法院必須明確自己的定位，不能將不好處理的案件推給社會消化，應當堅守糾紛解決的最后防線。

(三)完善我國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基本思路

我國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之所以不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原因無非主要有三個：即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不完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缺乏權威性，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不規(guī)范?；诖耍晟莆覈窃V訟糾紛解決機制應當遵循以下思路：

1.應進一步探索新型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類型

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糾紛解決的訴訟替代方式，并形成了一系列由法院之外的中立第三方參與協(xié)助解決糾紛的多元化的替代糾紛解決機制(ADR)，如早期中立評估、調解、小型審判和仲裁等。美國1998年還通過了《ADR法》，以進一步確認ADR機制并加以規(guī)范。目前，仲裁、人民調解和行政調解在我國已經經過了一段時期的發(fā)展，具有了相對成熟的經驗。除此之外，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自治的發(fā)展趨勢，培育公益性和盈利性民間ADR。公益性的ADR包括：(1)各種商會、律師協(xié)會、會計師協(xié)會等行業(yè)自治組織的糾紛解決機制，其糾紛解決范圍主要是本行業(yè)成員之間的各類糾紛;(2)消費者協(xié)會、環(huán)境保護協(xié)會等各種非政府的公益組織的糾紛解決機制，其主要作為當事人或群體代表參與談判，以及作為中立的第三方主持調解、斡旋等。營利性(市場化)的ADR，是指按照法律登記注冊并按市場規(guī)律運營的專業(yè)糾紛解決服務機構。例如，以企業(yè)法人或合伙企業(yè)的形式出現的咨詢、評估、鑒定、見證等機構，他們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提供專業(yè)服務，收取費用，并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在不斷探索并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適時地就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運作進行立法。在立法步驟上，可以先進行地方性立法，待條件成熟后再由全國人大制定《非訴訟糾紛解決法》。立法的指導思想有兩點：其一，要突出社會自治精神，鼓勵人們利用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強調法院作為糾紛的最后解決機構而不是最先解決機構;其二，對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進行必要的規(guī)范，并賦予其相當的法律權威。

2.應進一步加強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規(guī)范化建設

除了仲裁、勞動仲裁和行政復議之外，我國大多數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都缺乏明確、詳細的法律依據。非訴訟解決機制運作不規(guī)范，使人們不愿選擇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應加強非訴訟解決機制的法制化建設，通過立法使其運作規(guī)范化。具體來說，一是要不斷提高糾紛解決人員的素質，通過資質考核、持證上崗、定期培訓等機制具體落實;二是要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不斷健全和完善糾紛解決的程序，既要防止糾紛解決程序過于僵化又要避免過于隨意;三是要明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監(jiān)督機制，確保糾紛解決過程的公正性和結果的公正性。在加強規(guī)范化建設的同時，應當注意各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特點、優(yōu)點和

獨特價值內涵，如加強當事人合意性、程序的簡便性、靈活性和保密性等，使其與訴訟機制相比較的優(yōu)勢充分發(fā)揮出來。

3.應進一步加強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權威性

除了仲裁、勞動仲裁和行政復議之外，我國其他民間糾紛解決機制主要就是民間調解?！罢{解是天然的社會救濟方法和機制，也是社會救濟的主要形式，它廣泛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9](P98)但是，我國民間調解達成的調解協(xié)議往往不具有法律約束力，這大大影響了調解作為糾紛解決的手段的社會效果。2002年最高法院通過了《關于審理人民調解協(xié)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規(guī)定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協(xié)議具有合同的效力，該司法解釋試圖加強人民調解協(xié)議的法律約束力。但我們認為，對調解協(xié)議的效力還應進一步加強，建議將調解協(xié)議視為是通過特殊的糾紛解決機制形成的結果，它不屬于純粹的合同，其本身就具有拘束力和執(zhí)行力：當一方當事人不履行調解協(xié)議時，另一方當事人可以依據調解協(xié)議向法院申請強制執(zhí)行;當雙方當事人對調解協(xié)議有爭議時，可以向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對調解協(xié)議的效力進行審查，此時法院只能就調解協(xié)議的形式進行審查，而不能對調解協(xié)議所涉及的實體法律關系進行審查。反之，只有調解協(xié)議在形式上不合法時，才能撤銷調解協(xié)議。只有這樣，各種民間調解機制才能不致淪為可有可無的擺設。你好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