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時期化解社會矛盾的思考

新時期化解社會矛盾的思考

朱偉堅

隨著改革的深化、體制的轉換和利益格局的不斷調整，社會矛盾正處于一個相對活躍期和高發期，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逐漸顯現，已成為影響新時期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正確處理和有效化解新時期社會矛盾，關系到和諧社會的構建，也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考驗。

一、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矛盾突出

（一）當前，我國正進入“危機多發期”

我國改革發展進入了一個重要關口，一是GDP總量超過6萬億美元，綜合國力明顯增強，為解決過去想解決而沒有條件解決的問題提供了物質技術基礎；二是我國人均GDP超過了4000美元。在這個階段，經濟結構變動深刻，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產業之間以及占有資源不同的人群之間收入差距還會拉大，而隨著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種利益關系日益復雜，如果處理不當，就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

（二）社會風險理論的主要觀點

1、現代化的發展提供了無數的機會，但同時也制造了無數的社會風險。

2、風險來自各個方面。

3、風險有淺層和深層之分。源于社會結構方面的風險則屬于基礎性的、深層的風險。

4、社會風險一旦演化為突發性事件，那么其擴散性極強。

5、社會風險在政治上是對現有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的一個極大的挑戰。

6、發達國家所面臨的社會風險種類按其威脅的嚴重性程度排序是：生態環境風險，金融風險，恐怖主義襲擊風險

（三）新時期社會矛盾的主要特點

當前社會矛盾主要表現在企業轉制、勞資關系、工資社保、拆遷安置、征地補償、土地承包等方面。從表達訴求上看，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行為主體的群體性。

二是表現形式的激烈性。

三是人員結構的組織性。

四是問題處置的復雜性。

五是社會危害的嚴重性。

二、新時期社會矛盾產生的主要原因

（一）社會群體分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結構、經濟成分、社會組織形式、利益分配方式、就業方式等發生根本改變，社會成員分化，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眾。

（二）社會公平缺失

當前，社會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公平現象，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過大，一些弱勢群體生活十分困難，相對均衡的社會成員結構和利益分配結構還沒有形成。

（三）社會管理滯后

社會管理滯后，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沒有很好發揮，基層服務網絡不健全，特別是農村社會問題十分突出，往往小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而釀成大問題。

（四）群眾維護自身利益表達方式的錯位

由于協商機制和利益維護機制的缺失，法律解決問題的滯后性和公信力不足，形成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惡性循環，造成越級上訪、集體上訪增多。

三、四大機制化解社會矛盾

利益時代的到來，是市場經濟機制和社會結構分化兩個因素雙重作用的結果。任何一個具體的經濟社會事務都可以成為一種利益，從中滋生出一群分享這種利益的人，并圍繞這種利益進行博弈。利益沖突常規化，我們必須形成解決利益沖突的制度化機制

（一）建立利益協調機制，根本緩解利益矛盾

建立健全利益協調機制，包括利益引導機制和利益約束機制。利益引導機制，主要是教育和引導廣大干部群眾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利益約束機制，主要是通過法律和道德對

人們獲取利益的行為進行約束。法律和道德是利益需求和利益行為的調節器和控制器。

（二）建立訴求表達機制 合理化解利益矛盾

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社會利益群體、不同的社會成員，都有各不相同的利益和利益訴求。這就必須建立健全規范的社會協商和對話機制，引導各個社會階層、社會利益群體和社會成員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三）建立矛盾調處機制 及時處理利益矛盾

建立健全利益調節機制，調整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要完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制度，建立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實現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結合，更多采用調解方法，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

（四）建立利益保障體系 積極預防矛盾產生

經濟利益矛盾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矛盾的主導方面，從近年來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具體原因來看，絕大多數屬于經濟利益問題。群眾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對于保持社會和諧與穩定至關重要。要重視和維護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正確反映和兼顧各方群眾的利益要求，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抓緊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突出問題和困難。

種種經驗和教訓表明，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機關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方針。要重視和維護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正確反映和兼顧各方群眾的利益要求，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抓緊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突出問題和困難。

個人簡介：

朱偉堅，現任中共佛山市委黨校培訓項目設計部主任，副教授。兩次榮獲全省黨校系統優秀面授教師稱號。近年來，在《理論月刊》、《理論探索》、《黨政干部論壇》、《嶺南學刊》、《上海社會科學》等國家、省、市級刊物發表文章50多篇，主持的主要課題有《大部制改革后市區鎮（街）市權關系研究——以佛山改革實踐為例》、《佛山科學發展藍皮書報告之一再造體制機制新優勢》、《獅山、容桂簡政強鎮研究》等，參與佛山“十一五”規劃課題《關于佛山文化名城建設的戰略研究》等省、市級課題四項，獲得全省黨校系統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2次。2008年，榮獲佛山市首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2009年，被評為廣東省“十百千工程” 社會科學類第三層次培養對象。

第二篇：關于化解新時期社會矛盾的思考

關于化解新時期社會矛盾的思考

作者：王藝剛 文章來源：駐馬店市法學會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和社會矛盾的凸顯期，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十分繁重，社會矛盾呈現出頻發性、多樣性、復雜性、階段性特征。及時化解社會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緊迫而重大的任務。中共中央政治局９月２９日就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進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性課題，是促進社會和諧的基礎性工作，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工作要注重從源頭上減少矛盾，注重維護群眾權益，注重做好群眾工作，注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認真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新要求，我們必須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清醒認識新時期社會矛盾的特點，產生的原因，并由此做出相應的對策，正確處理和有效化解新時期社會矛盾，這不僅關系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也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考驗。

一、新時期社會矛盾的特點

當前，社會矛盾主要表現在企業轉制、工資社保、拆遷安臵、征地補償、土地承包、涉法涉訴等方面。從表達訴求上看，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行為主體的群體性。一些社會突出矛盾在某種程度 或者某個范圍內反映了一部分群眾的共同思想感情，或者共同利益關系，產生共同的意愿和要求，當自發的、零散的、輕微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時有效解決，就會轉化成自覺的、有組織的、嚴重的群體性事件。從駐馬店市看，近年來我們在化解社會矛盾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一些集體訪事件總量上在高位徘徊。

二是各類因素的關聯性。當前，我國正處于“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顯期”交織并存，一些社會矛盾歷史遺留問題與現實熱點問題相互交織，合理訴求和無理取鬧相互疊加，經濟利益訴求與維護民主權利的要求，多數人的合理訴求與少數人的無理取鬧，群眾的自發行為與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相互交織，直接利益與間接利益相互糾集，各類引發社會矛盾的因素關聯性很強。

三是表現形式的激烈性。當前社會矛盾糾紛表現的形式比較激烈。由于一些社會熱點產生的問題，群眾選擇在黨政機關門前、人群密集的公共場所等地集會，參與人員張貼標語，情緒激烈，個別甚至沖擊機關。

四是人員結構的組織性。從處理的一些社會矛盾來看，在初始階段大多是因共同利益而聚合的松散群體，但隨著事態的發展，一些群體性事件大多從松散型向有組織化程度發展，尤其是涉及人數較多、規模較大的事件，不僅在時間、形式、目的等方面進行事先策劃，而且通過集體出資方式籌 集活動資金，形成固定的領導和骨干分子。

五是問題處臵的復雜性。由于社會矛盾集中呈現、錯綜復雜，涉及面廣，情況復雜，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難度。特別是對于一些突發性的群體性事件的處理，如果掌握不好時機，就會造成很大的被動。對一些社會矛盾，如果不高度重視，認清實質，防患于未然，甚至有的局部矛盾有可能演變成全局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

六是社會危害的嚴重性。部分群眾越來越多地通過集體上訪這一特殊形式表達利益訴求，發泄不滿情緒。有的群眾性事件，出現了打砸行為，造成了財產損失和人身傷害，影響社會治安。有的上訪群眾圍堵黨政機關，干擾了黨委、政府的正常辦公，同時也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一定的影響。有的普通上訪事件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使簡單問題復雜化，影響了黨群干群關系。這些不僅嚴重影響了政治穩定、社會安定，有的甚至造成惡劣影響，破壞改革發展穩定大局。

二、新時期社會矛盾產生的原因

一是發展不平衡性的因素。總體上講，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不平衡的問題，在生產領域的多種經濟成分引發的矛盾，在分配領域的公平失衡引發的矛盾，在交換領域的部門和行業之間引發的矛盾，個別行業獲得的超額壟斷利潤和大多數行業獲得的平均利潤構成了行業之間的矛盾，在消 費領域形成的巨大反差等等不平等的問題，引發了社會結構、經濟成分、社會組織形式、利益分配方式、就業方式等發生很大改變，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進而導致大量社會矛盾的產生。

二是干部作風方面的因素。雖然黨員領導干部的主流是好的,但也不容否認,確有少數領域干部經受不住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革命意志衰退,理想信念動搖,享樂主義盛行,個人主義膨脹,拜金主義至上,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極大反感。少數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決策,給國家帶來重大損失,甚至瀆職犯罪，貪污腐化;走私犯法和假冒偽劣始終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致使少數不法分子一夜暴富;公民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得不到有效解決等。

三是思想文化領域的因素。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與一般市場經濟價值觀念之間的引發的矛盾。擴大開放與抵御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化”的矛盾。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過程中,一些腐朽思想和丑惡現象的滋長蔓延,一些文化垃圾的傳播，“法輪功”一類的邪教組織妖言惑眾,也是引發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

四是社會公平缺失的因素。不患寡而患不均。社會缺乏公平，必然導致矛盾。當前，我國社會生活中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不公平現象，如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等等。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一些下 崗職工、貧困弱勢群體生活十分困難，相對均衡的社會成員結構和利益分配結構還沒有形成。當一些弱勢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時，缺乏合理解決的途徑，弱勢群體的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從而導致社會矛盾的產生甚至激化。

五是政府管理體制不完善的因素。當前，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還沒有完全理順，存在著嚴重的“越位”和“缺位”問題。從管理職能上看，政府還集“裁判員和運動員、調節者和經營者”的角色于一身，承擔著無限責任，造成該管的沒管好，不該管的管亂了。另外，一些領導干部為了追求政績，違背科學發展觀，脫離實際，不顧民意，硬性推行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形象項目”，引起人民群眾的不滿。

六是社會管理滯后的因素。由于我國的經濟體制、社會組織形式、人們生活方式等都發生了深刻的深化，原來的“單位人”正在向“社會人”、“社會區”轉變，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強社會管理，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完善社會管理網絡，提高社會管理能力。但當前社會管理十分滯后，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沒有很好發揮，基層服務網絡不健全，特別是農村社會管理問題突出，往往小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而釀成大問題。

七是群眾維護自身利益表達方式錯位的因素。由于協商機制和利益維護機制缺位，法律解決改革問題的滯后性及公信力不足，在群眾中形成了“信上不信下，信訪不信法”的 錯誤認識，形成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惡性循環，造成越級上訪增多，集體上訪、纏訪鬧訪增多。此外，對個別群體性事件的現場處臵不力，該處理的沒處理，該打擊的沒打擊，造成部分群眾錯誤地認為群體性上訪是表達訴求的最好形式，要想解決問題就得去封門堵路，這種從眾心理和思維定勢，也加劇了群眾大規模上訪事件的頻繁發生。

三、解決社會矛盾的對策

一是加快經濟發展，為解決社會矛盾奠定物質基礎。發展是硬道理，它是解決當前許多社會矛盾的關鍵，只有用發展的辦法解決矛盾，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才能使社會越來越和諧。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構成了社會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是從根本上解決新時期社會矛盾的物質基礎。現實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社會矛盾,一個根本原因還是我們的生產力整個水平比較低,使解決新時期社會矛盾受到物質條件方面的嚴重制約。只有集中精力搶抓機遇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新時期大量的社會矛盾才會迎刃而解。強調發展生產力對解決新時期社會矛盾的極端重要性,但并不等于說生產力發展了,所有社會矛盾就會自然而然的得到解決;也不等于說經濟不發達解 決新時期社會矛盾就無能為力,或者必須等到經濟發展了才去解決社會矛盾;而是說經濟發展了,物質基礎豐厚了,解決種種社會矛盾的回旋余地就大,許多矛盾解決起來就更加得心應手。從一個地方來看，就是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把握地方特色，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區域經濟，堅持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近年來，駐馬店市委、市政府始終堅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按照全部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建設以項目建設為重點、項目建設以工業項目為主導的基本要求，不斷深化“三項建設”，加快推進“三化”進程，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務實重干，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取得了輝煌業績，把駐馬店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二是深化各項改革，為解決社會矛盾提供強大動力。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摒棄各種機制體制的弊端，激發社會創造活力，實現公平正義，保障社會安定有序。要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積極轉變政府職能，妥善解決群眾最現實、最直接的利益問題。大力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健全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加大扶貧幫困力度。要加強維護社會穩定工作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群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努力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 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妥善協調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關系。

三是不斷加強執政黨的自身建設。干群矛盾是新時期社會矛盾的一個重點,加強黨的建設,堅持從嚴治黨方針,不僅可以直接減少新時期的社會矛盾,同時也有助于社會其他方面矛盾的解決。在改革攻堅階段,發展關鍵時期,正確處理來自國際國內異常復雜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強執政黨的自身建設至關重要。要切實解決黨自身在思想、組織、作風上存在的問題,使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和社會上的一切歪風邪氣,推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向前邁進。

四是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提高化解社會矛盾的效能和水平。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是中央準確把握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新特征，深刻總結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經驗，更好地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促進人民安居樂業，確保社會和諧穩定，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必須與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社區建設，認真解決好民計民生問題等相結合，從影響和諧穩定和民計民生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入手，找準切入點和創新點，從而使社會管理創新取得突破性進展。要著力抓好五個方面的創新，即：社會和諧穩定的創新，把以 人為本、服務為先貫穿于社會管理之中，暢通訴求表達渠道，廣泛聽取群眾意愿，把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結合起來，構建“大調解”工作格局，有針對性地為群眾排憂解難。社會人員服務管理的創新，對流動人口的服務與管理，要探索建立“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管人”的服務管理新模式；進一步做好社區矯正工作，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矯正、監管管理和幫困扶助；以有效減少重新違法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為首要標準，做好刑釋解教人員安臵幫教工作。網絡虛擬社會建設管理的創新，按照公開管理、依法管理、主動管理的原則，綜合運用法律的、行政的、經濟的、教育的、技術的等手段，加強對網絡虛擬社會的建設與管理，最大限度地發揮網絡積極作用，最大限度地遏制網絡消極影響；進一步健全網上綜合防控體系，切實防止網上非法活動演變為現實社會危害，維護網上秩序，凈化網絡環境，促進網絡虛擬社會的健康發展。社會組織管理服務的創新，要堅持培育發展與監督管理并重，提升功能與發揮作用并舉，使其在健康向上、聚人心促和諧上發揮積極作用。基層基礎工作的創新，充分發揮群防群治群建作用，努力創建和諧街鎮、和諧社區品牌，尤其是在加強平安社區保障、矛盾調解、社會救助、社會養老、就業保障、普法教育、便民服務、計劃生育、醫療衛生、社區文化、物業管理等社會管理創新中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五是加強教育引導，為解決社會矛盾創造有利條件。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黨的工作的生命線，加強思想引導和行為規范，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有效途徑。必須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堅持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教育黨員干部群眾，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積極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切實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及時掌握社會輿情和群眾思想動態，努力做好黨的方針政策以及社會熱點、難點問題的宣傳解釋工作，幫助各種利益群體克服認識和心理上的偏差，理順情緒。大力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深入開展群眾性的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提高廣大干部群眾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自覺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

六是創新方式方法，提高化解矛盾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必須堅持與時俱進，認真研究新形勢下社會矛盾發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深入開展社會矛盾大排查、大調解活動，力爭把各種矛盾糾紛化解萌芽狀態。加大對維護社會穩定的各項投入，建立完善人民信訪接待大廳，暢通維護群眾根本利益的渠道。進一步強化績效督查考核，強化對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工作的督促檢查，不斷推動社會矛盾的解決。今年以來，駐馬店市結合我們的實際，在全市范圍內組織開展 了“一村一警一干一員”大走訪活動，“一村”是指在每個行政村（社區）都要組織開展“大走訪”活動，確保一戶不少、一人不漏；“一干”是指從市、縣（區）直單位、鄉鎮（街道辦事處）抽調干部分包一個行政村（社區）；“一警”是指從市、縣（區）政法部門抽調政法干警分包一個行政村（社區）；“一員”是指每個行政村（社區）都要確定一名信息員，負責行政村范圍內平安建設信息的收集、上報，信息員原則上村治安主任或大學生“村官”擔任。大走訪活動開展以來，市、縣兩級共抽調干部干警6027名，在全市194個鄉鎮（街道）、2700多個村（居）開展走訪，截止目前，包村干部干警共走訪群眾近200萬戶，覆蓋率達到了90%以上。“大走訪”活動的實施，使全市的平安建設煥發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出現了諸多新的變化。上半年，公眾“經常見到”民警、巡邏隊員或保安巡邏的比例為48.05%，公眾對當地社會矛盾化解工作評價“能夠及時得到解決”的比例為59.78%，均居全省前列。許多群眾都說，過去機關干部平時都呆在辦公室里，見一面都很難，現在主動到百姓家的多了，讓他們感到既新鮮又親切。這項機制，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營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第三篇：對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和化解的思考

對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和化解的思考

(2010 年 8 月 2 日)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黨的農村政策深入貫徹，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出現了新的特點，呈現的群體性糾紛的傾向。以塘紅鄉為例，2006年，調解糾紛38件，其中群體糾紛3件。2007年調解矛盾糾紛42件，其中群體糾紛7件，2008年調解48件，其中群體糾紛8件，2009年調解59件，其中群體糾紛9件。面對新問題，新情況，感到剌手。現就新時期社會以矛盾糾紛預防和化解思考如下：

一、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現狀

以前，農村矛盾糾紛主要是以家庭矛盾和鄰里矛盾為主，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經濟糾紛、合同糾紛、侵權糾紛等涉法矛盾糾紛占主流，其范圍包羅到群眾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在農村土地延包過程中，土地發生轉包、互換、繼承或征用等流轉行為，如處理不當，極可能引發矛盾糾紛或其它影響社會穩定的情況。幾年來，糾紛類型擴大化和復雜化甚至群體化，往往是幾種類型的糾紛交叉在一起，或由一種糾紛引發出其它糾紛，很容易演變成群體性事件。以下是兩種常見的群體糾紛：

一是拉幫結派型。為達到自己的利益需要，糾紛雙方尋親友幫助，以增加勢力，達求到以強壓弱的目的。如塘紅鄉2006年覃某和朱某的經濟糾紛。這種類型主要表現為宗族勢力和社會惡勢力的參與。糾紛主體的幫派大多躲在幕后，通過各種方式來或明或暗威脅對方當事人，給調解工作造成很大的難度。在調解工作中，必須盡量說服當事人排除幫派的參與易形成群體性事件。當事人是采礦合伙生意人，雙方合伙財務混亂，爭執不休，2006年1月23日，朱某用四輛微型車運來約30個人，他們守候通往礦山半路上，把覃某的老公腿砸拆了，車打爛了，覃某得知后，立即通知她的娘家人和當地的親戚朋友，他們火速趕往現場，砸壞了四輛微型車，與朱某一伙人一陣火拼后，由于朱某一方寡不敵眾，如鳥獸散逃入附近的樹林里。在火拼過程中，當地人向我們報了案，我們趕到現場，覃某一方正追趕著朱某一方。公安機關對當事人進行了拘留。這次群體械頭，傷了三人，車輛損壞五輛，直接經濟損失約10萬元。事故發生后，司法所干部主動與公安派出所溝通合作，通過當事人委托家屬來協商解決糾紛。于2006年2月20日簽訂了調解協議書，明確雙方的權力和義務，雙方繼續合伙開采礦山。

二是共同利益型。糾紛雙方群眾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如板甫莊和板平莊用水糾紛。糾紛主體就是群眾，他們都走出前臺。當事人一方是萬福村板平莊，人口430人，一方是萬福村板甫莊，人口520人。兩個村莊相鄰。2006年初，板甫莊建了提水工程，引

用兩莊共用的水源，提水工程建成使用后，板平莊發現水井蓄水嚴重減少，與板甫莊發生了糾紛。雙方互不相讓，群體械斗一觸即發。2006年4月22日上午，我們召集雙方骨干和群眾代表在現場調解，在召開調解會議過程中，雙方青年卻在不遠處對罵，械斗即發，我們立即趕到事發地點，到事發現場時，他們已拿起農具對打。我們沖入群眾中勸解，排開，劃了警戒線，同時電話通知公安派出所和鄉干部增援。雙方對峙了一個下午，經過耐心說服勸導，掌燈時分，雙方各散回家。我們認為現場調解不可取，稍不如意，容易產生雙方緊張氛圍。經過再次深入雙方群眾調查后，4月25日中午，召集雙方骨干和群眾代表到萬福村委會進行調解，經過擺放事實，宣傳法律，分析了幾種解決糾紛的方案，達成了基本意向。經過充分的分析和論證，5月24日中午，再次召集雙方骨干和群眾代表在萬福村委會調解，雙方終于達成了協議。

群體性社會矛盾糾紛的起因往往與群眾的生產、生活關系密切，?容易引起共鳴，容易形成群體性事件。有時牽涉群眾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上千人，給社會穩定造成嚴重的威脅。如山林權屬、土地權屬，水利權屬、征地補償、社會保障、醫療糾紛、安全生產事故等引發的矛盾糾紛，這些矛盾糾紛往往“一枝動而百枝搖”，造成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的穩定造成很大影響。如相互毗鄰的向陽、上塘、三香、路馬、六山莊，人口總數近2000人，2008年，爭奪在相鄰處的山地權屬，多次群體對峙，多次群體械斗一觸即發。為了平緩這起復雜群體糾紛，投入了很多的人力、財力面對群眾開展勸解調解工作。

二、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形成原因和特點

（一）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的形成原因

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的產生，主要由下列因素引發：一是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調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貧富差距明顯拉大，表面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改變了“均貧”的狀態。但是，由于并沒有達到“均富”，由心理失衡而導致行為失控。由于利益出現分化，個體與群體、當前與長遠、局部與整體、既得利益者與利益受損者等不同的利益需要難以統籌平衡，受利益驅動，各種矛盾糾紛不斷產生。二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經濟雖然快速發展，但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公共服務等滯后于經濟的發展，一些社會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如弱勢群體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等；同時面對新的社會結構，政府部門的管理理念、方式、手段還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管理錯位、缺位或越位的現象時有發生。三是依法行政做得不夠。領導干部不能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政績觀，想問題、定政策，過多考慮自己的政績和位置，不能傾聽群眾呼聲；干部作風不實、作風粗暴、不按政策辦事，不關心群眾疾苦，對一些已經影響穩定的矛盾糾紛，嘴上喊處理，行動上不迅速，方法上不得當，引起群眾的不滿和上訪。

（二）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的特點

新時期的社會矛盾糾紛趨向對抗性。如以上舉的第二件案例，板甫莊在水源處施工時，板平莊一些群眾已提出疑問：“水源是共同的，你們莊位于低處，從里直接引水，會影響到我們莊用水的，應該有一個合適的分水方法。”板甫莊的施工人員答道：“我們引水已經你們骨干同意。”板平提問的群眾也就不說話了。過后不久，就發生了群體事件。過去要求解決矛盾糾紛的當事人情緒較為溫和，現在的矛盾糾紛多由利益沖突引發，情緒容易失控，行為較為激烈。同時，相當一部分矛盾糾紛當事人抱著“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錯誤想法，為引起政府關注而采取群體對峙，越級上訪、集體上訪形式，以求問題的解決，矛盾的對抗性加劇。少數人員為達到訴求目的，至采取圍堵單位大門、聚眾堵塞交通等方式制造影響，有的利用敏感期進縣進市上訪，抓住基層為息事寧人往往會給予一定實惠的心理，故意反復上訪，以要挾當地黨委政府滿足其訴求。

由于農村分戶經營，單獨生產，群體性活動少、流動人員多，集體制約和監督力降低，傳統的行政干預已難以奏效。再加上許多群體性事件的處理要牽扯到多個部門，部門之間相互推諉扯皮，調處結果往往很難讓群眾滿意，這在客觀上又把矛盾交給黨委政府，而黨委政府的主要領導精力有限，不可能事事過問，其結果易造成干群隔閡。僅交由司法行政一身挑，人力有限，財力有限，化解矛盾糾紛工作的壓力和難度很大。

三、當前對社會矛盾糾紛調解工作的主要力量薄弱

（一）人民調解員素質偏低。《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對調解員的規定：“為人公正，聯系群眾，熱心人民調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識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可以當選為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現實上，人民調解員年齡普通偏大，文化偏低。面對日益復雜、新穎的民間糾紛，由于沒有一定的政策、法律知識，難免會“和稀泥”。就算糾紛當時解決了，也難免日后復發和惡化。

（二）調解資金短缺。《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均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調解人員的工作經費和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者居民委員會、事業單位解決。司法行政機關通過爭取同級人民政府的支持，解決人民調解的指導和表彰經費，而當地政府根本沒有錢來支持人民調解工作。

四、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矛盾糾紛

（一）預防矛盾糾紛的發生

一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的利益矛盾，著力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保障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使民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從根本上預防和減少矛盾。

二是建立決策評估、執行評估和責任追查機制，規范行政行為。政府及其部門要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和政績觀，實施重大改革和重大建設項目之前，必須發揚民主，科學論

證，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的意見，充分考慮對社會穩定可能帶來的影響，做到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和依法決策。

三是大力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設，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等區域性、行業性依法治理活動，提高各類經濟主體和廣大公民的法治意識與道德素養，引導廣大群眾通過合理、合法的渠道反映訴求，在全社會營造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安定有序、和諧相處的良好氛圍。

（二）減少矛盾糾紛的發生

一是主動開展排查工作。排查是處置矛盾糾紛的基礎工作和首要環節。大量不穩定因素起源于基層，排查、調處工作的關鍵也在基層。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通過整合排查力量，采取定期排查和集中排查、常規排查與突出問題專題調查相結合的方法，努力做到不疏不漏。通過排查，及時發現了一些潛伏的苗頭和隱患，尤其是獲得了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內幕性、深層次的情況信息，及早研究對策、積極疏導，使處置工作開展得更加主動有效。

二是認真分析特征規律。要準確研判和妥善處置新形勢下的各種矛盾糾紛，就必須充分掌握其階段性特征和規律。從分析排查出來的不穩定因素可以發現，當前可能存在的矛盾糾紛，只有對排查出來的問題和現象研究得越深入、越細致、越接近本質，解決這類矛盾糾紛的思路才會越開闊，辦法才會越多。

三是及早完善處置預案。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復雜的矛盾和問題，需要我們不斷增強敏銳的觀察能力，充分做好主動防范的思想準備，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處置辦法，制訂完善的工作預案。對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早作對策，對癥下藥，逐件提出縝密的化解措施，使一些小矛盾、局部問題和非對抗性問題得到有效處置，及時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消除在萌芽狀態。

五、整合資源，切實開展社會矛盾的調處化解工作

（一）強化對社會矛盾糾紛調解工作的領導

各級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矛盾糾紛調解工作，將其作為創建“平安鄉鎮”根本內容和重要保證。營造安定、安全、安寧的社會環境，要求我們必須從治本的高度，妥善化解各類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一個法治的社會，必然是矛盾糾紛發生較少的社會，必然是調解機制健全、各方依法辦事、良性運轉的社會。沒有矛盾糾紛的化解就沒有平安、就沒有法治，就不會和諧。各級黨委、政府要強化對調解工作的領導：一方面要提高調解工作的考核比重。指標細化要具體、科學，不但要考核矛盾糾紛發生數，而且要考核調解效果，將調解責任同時落實到調解職能部門和糾紛產生部門。另一方面，將矛盾糾紛調解工作，作為“一把手”工程，作為考察領導干部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內容，逐級落實責任。對因工作失職、決策失誤、處置失當等原因造成矛盾激化、影響惡劣的，實

行“一票否決”。

（二）充分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化解矛盾糾紛的作用

人民調解工作是基層防止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線”，它是黨和政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有力助手。要積極爭取黨委、政府的支持，加大對調解工作的投入，配齊配強調委會班子，做到“組織、工作、制度、報酬”四落實。只有堅持人民調解的工作程序，才能保證調解工作質量。人民調解歷來是強調其靈活性，缺乏程序規范。《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沒有對人民調解的工作程序做出明確規定。隨著最高院的司法解釋賦予人民調解協議合同性質，人民調解制度的程序更加規范，根據《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的相關規定，人民調解工作應堅持工作程序。

在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調解制度的規定，而法院調解書與判決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法院調解書具有強制執行力。為賦予人民調解協議書以法律強制效力，如果把人民調解協議書與法院調解書銜接起來，即人民法院可以應當事人的申請，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據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內容制作調解書，該調解書即具有法律調解書的法律效力，當事人可以以此申請強制執行。實行這種銜接制度具有現實上的重大意義。

（三）建立聯動調解機制

社會矛盾糾紛面廣量大，涉及經濟、社會、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在基層尤為突出。整合各部門、組織等各種社會力量，增強化解矛盾糾紛的職能，徹底改變長期以來由司法行政及其以下人民調解委員會獨家調解方式，要自下而上，建立縱向到底、橫向到邊、以行政調解為主導，人民調解為基礎，成立由綜治、法院、檢察、公安、司法行政以及矛盾糾紛多發行業和領域的相關主管部門，組成社會矛盾糾紛調解工作指導辦公室。負責調解的綜合協調、檢查督促、總結并推廣經驗等。縣、鄉兩級設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中心，承擔矛盾糾紛的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協調調度和督辦指導，直接調處或與有關部門聯合調處重大疑難矛盾糾紛。重點拓展人民調解網絡，發揮人民調解平等協商、互諒互讓、成本低、效率高的優勢。縱向上健全縣、鄉、村組四級調解組織，橫向上建立鄰縣、鄰鄉、鄰村三級聯防聯調組織。整合國土、林業、公安、紀檢、司法等各部門的職能作用，增強調解效果。

第四篇：關于基層社會矛盾化解的幾點思考

關于農村社會矛盾化解的幾點思考

社會矛盾化解是“三項重點工作”的基礎。當前，我國既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又處于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管理任務艱巨繁重。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和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加強，農村一系列深層次的利益矛盾日益顯現出來。如何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成為基層黨委、政府面臨的重大考驗。社會矛盾化解水平是基層群眾工作水平的重要體現，更是探索社會管理創新的主要作力點。現就如何做好社會矛盾化解淺談一下個人的認識和看法：

一、當前農村的主要社會矛盾及其原因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鄉統籌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利益之爭”上，分析其基本情況，主要有以下七個方面：一是基層干部素質不高。農村基層干部是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組織者和管理者，他們在環境艱苦、待遇很低的情況下，任勞任怨，扎實工作，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維護農村穩定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一部基層干部群眾觀念淡薄，綜合素質還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工作方式簡單粗暴，侵犯農民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造成干群關系緊張對立。二是土地供求關系緊張。土地是農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也是目前大多數

農民賴以生存的根本，但是隨著農村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在土地征用和土地流轉過程中，由于相關政策不配套，賠償利益不均衡，引發了許多社會矛盾，而且解決起來十分困難，政府一方面要低成本發展，一方面無力支付老百姓的土地補償費用，矛盾十分尖銳。三是農民負擔相對較重。由于受自然災害和產業結構老化的影響，農業產出增長緩慢，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放緩。隨著社會的發展，群眾的消費水平逐年上升，生活開支、教育開支、醫療開支、生產投入增幅變大，部分農民的負擔相對來說依然較重。由此引發的干群矛盾仍然占有相當的比例，在邊遠落后地區尤其如此。四是農民法律意識淡薄。農民素質普遍偏低，觀念落后，法律意識淡薄。由于觀念的原因，農民信“訪”不信“法”，“青天情結”非常嚴重。有的事情本來很小，少數人能一直訪到中央，有的即使經過法律程序判決，還要上訪，有的甚至與政府故意對抗。涉法信訪在信訪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除司法不公原因外，主要是上訪人的思想觀念沒有轉變。五是農民治安要求增強。治安狀況是老百姓極為關心關注的熱點問題，也是檢驗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標尺。治安狀況不好，老百姓沒有安全感，生產生活得不到保障，危害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引起群眾的不滿和不安。六是宗族派性斗爭猶存。村民自治對于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作用是十分積極的，但是在村委會直選和村民自治過程中，宗族矛盾、派性斗爭也似乎有了機會，斗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破壞選舉、煽動鬧事、制造混亂和不停地上訪，直到“對手”下臺為止。

七是黨務政務不夠公開。因為黨務、政務（村務）公開不及時，程序不規范，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公開不到位，廣大農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管理權和監督權得不到保障，引起農民不滿，從而引發群眾對政府的抵觸情緒。

二、準確把握目前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特點

在我國當前特定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人民內部矛盾會明顯增多，社會利益格局會重新調整，農村社會各種矛盾糾紛也會不斷涌現。其主要有以下五個特點：一是矛盾糾紛主體發生變化，矛盾覆蓋的范圍日益廣泛。由于社會改革，農村民間糾紛主體發生了變化，過去村民與村民之間的糾紛，發展成為村民與基層行政村、村民與企事業單位、村民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矛盾糾紛，矛盾糾紛主體的當事人不再僅僅是村民個人，還包括了許多經濟主體和行政組織及部門，矛盾糾紛主體呈現多元化。二是矛盾觸及問題層次加深，涉及群眾利益的矛盾突出。由于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引發了大量的矛盾糾紛，政治上涉及民主權利，思想上涉及價值觀和利益觀等。現在農村的經濟糾紛、合同糾紛、征地拆遷、土地山林糾紛、水利糾紛、婚姻贍養糾紛、歷史遺留問題等涉及群眾利益的矛盾糾紛成為主流，其范圍涉及到群眾生產生活的各方面。三是干群矛盾風險增大，涉及的對象群體性增多。在社會利益關系調整中，一些村民在利益問題上產生共鳴，有相同的利益受損的背景，只要有人挑頭，馬上就群起響應。農村矛盾沖突的對抗性增強，那些涉眾廣泛、對全局影響較大的矛盾一旦激化，容易引起連鎖反應。一些地區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不能及時解決，潛伏著較大的社會風險，群眾對社會的不滿意和對政府的不信任情緒，往往會由于一個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發，迅速演化成一場集體行動。四是矛盾表現形式復雜多樣，相互影響、交織、牽動。矛盾出現之初，大都希望能通過正當途經將問題予以解決。但是，一些重大復雜疑難矛盾糾紛若沒能在有關基層部門得到有效解決，當事人在多方求助無果的情況下，往往情緒激動、行為過激，有的越級上訪，有的釀造成嚴重的治安事件、刑事案件，在社會上造成極壞的影響。一些地方農村的社會矛盾呈現出“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特殊現象：社會沖突的眾多參與者與事件本身無關，而只是表達、發泄一種情緒。不少參與群體事件的群眾，本身并沒有直接利益訴求，而是因曾經遭受過不公平對待，長期積累下不滿情緒，借機宣泄，其隱藏的風險不小。五是矛盾政治因素有所增加，群眾自保能力有所提高。現在的農民，越來越懂得維護自己的民主權利，也越來越懂得監督干部。當一部分群眾利益受到干部侵害的時候，一些在外打過工、當過兵或者退休返鄉的干部教師等地方能人，往往會主動或者被推選出來，與當地干部交涉。如果基

層干部不能答應他們的利益要求，他們常常以上訪的形式對當地干部施加壓力，個別地方甚至引發了群體性事件，給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影響。

三、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的對策

（一）強化基層基礎，夯實維穩根基。一是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充分發揮其平安建設的依托作用，加快形成以基層自治組織為基礎，基層綜治、政法組織為骨干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網絡，在維護社會核心穩定中發揮核心作用。二是加強陣地建設。加大財政投入，提高支持力度，加快公安、司法等政法機構的規范化建設，完善矛盾調處中心和人民調解組織等硬件設施建設，以充分發揮矛盾糾紛調處陣地的作用。三是落實經費保障。將綜治、平安建設經費納入財政預算，有效保障人民調解員的補貼和工作經費，調動工作人員的積極性，確保矛盾化解工作兵多將廣和“彈藥充足”，為這場攻堅戰的全面勝利創造先決條件。

（二）加強隊伍建設，配優配強人員。一是充實人民調解隊伍力量。將“招錄”、“聘用”及其他靈活用人方式相結合，吸收一大批文化程度較高、法律知識牢的新鮮血液充實到矛盾化解工作者隊伍中去，同時積極吸收社會上的“三老”人員，組成一支老中青搭配合理，以老帶新，以新促老，相互配合，相互調動的矛盾化解工作者隊伍。二是加大對現有隊伍的培訓。加強行業性、專業性隊伍建設，通過加大對工

作隊伍對《人民調解法》、調解協議的書寫等內容的學習，剖析案例等方法，提升他們的專業素質和矛盾化解技能，豐富他們的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工作的現代化水平，提升矛盾化解的質量。三是穩定矛盾調解工作隊伍。可以考慮直管或垂管的方式，將政法干部從事矛盾化解工作的人員固定化，確保矛盾化解工作人員的穩定性，減少被借用和一人多職情況的發生。同時，可以考慮對從事矛盾化解工作的，成績比較突出的，優先提拔，以此激勵人、留住心。

（三）整合資源優勢，創新工作手段。一是整合三級網絡力量。充分發揮鄉（鎮）、村（居）、組(社)三級調解網絡作用，形成互補，使之形成一個矛盾化解工作的強大網絡，使每一起矛盾糾紛產生時，當事人可訴求的主體多元化，矛盾化解的力度更大化，解決矛盾的能力實體化，有效地規避人民調解隊伍不足、公信力還有待加強，公安、法院、檢察院警力不足等問題。二是引導律師參與調解。探索律師、法律服務工作人員主動參與民事糾紛調解的有效途徑，完善律師參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制度和機制，充分發揮律師專業優勢，采取訴前調解、庭內調解、庭外和解和其他非訴訟手段，引導當事人更多地通過調解手段消除紛爭。三是發展民間調解力量。通過必要的物資投入，將農村黨員、老干部、有威信的群眾吸收到人民調解組織中，裝大民間調解力量，以群眾做群眾的工作，更加有效地推動矛盾糾紛的有效化解。

（四）加強制度建設，推動工作發展。一是完善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機制。探索建立矛盾糾紛排查情報信息網絡，政法書記負責統籌，各領域分管領導負責包案，鄉綜治維穩中心負責調處，村治調主任負責化解，按照“一個案件、一名領導、一個專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要求，由責任人負責調處到位，切實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二是制定“部門聯動”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形成以司法所為主體，公安、法庭、移民、信訪、林業、土管等單位和部門聯合的工作體系，集中優勢兵力協助基層消化社會矛盾和糾紛，把矛盾和糾紛化解的基層、化解在原發地帶、化解在萌芽狀態。三是實行矛盾糾紛排查化解考核獎懲制度。探索建立將“矛盾化解成功率”列入各級政府綜合考核體系，這將有效改變部分地方領導對矛盾化解工作重視程度不高，對人民調解工作支持不足的局面，能夠更好地提升矛盾化解工作的質量。

（五）強化宗旨意識，贏得群眾信任。一是幫助困難群體。用活用好現有政策，從低保、五保供養、醫療救助、救災扶貧、致富信息等方面著手，對生產生活困難的黨員、群眾給予積極幫助，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從而達到密切干群關系，化解干群矛盾的作用。二是落實好惠農政策。農村基層干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帶領農民群眾大力發展生產力上來，實現

增收致富。只有千方百計減輕農民負擔，幫助農民搞好生產生活，農民的生產生活有了物資保障，農村的穩定才有物資基礎。三是增強為民服務本領。群眾工作是我們黨的根本工作，也是我們黨的一大政治優勢。只有積極研究和把握新形勢下農村群眾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探索新途徑、新方法，不斷提高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服務群眾的本領，辦群眾之所需，解群眾之所難，想群眾之所想，積極為群眾講實話、辦實事、求實效，切實解決與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及時有效化解出現的社會矛盾，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愛戴。

第五篇：關于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的幾點思考

關于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的幾點思考

當前，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的加快，城鄉統籌的順利推進，農民的生活進一步改善，農村面貌煥然一新，新農村洋溢著一派歡喜、和諧。但是農村社會矛盾糾紛依然大量存在，若處置不好，將會影響農村的社會和諧穩定，農村工作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也會失去。有效化解農村矛盾已經至關重要，是鞏固農村工作成果的必要保障，也是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必須選擇。只有鼓足面對矛盾的勇氣，有針對性采取措施，才能切實做好當前農村穩定工作，確保社會穩定。

一、正視矛盾，渠道暢通是前提

總體上，影響農村穩定中所存在的各類矛盾大多是人民內部矛盾，從目前反映看，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因農村土地征用、各種工程建設用地補償標準不一或不到位、群眾應有切身利益得不到維護、部分司法不公、社會治安防控不力、問題處理不及時等引發的，1對于這些問題我們一定要正確對待，不能以冷漠的態度等閑視之，要建立和完善充分的民意表達機制，在各項政策和決策出臺前，充分進行調查、走訪、座談，廣泛征求專家和群眾代表的意見，減少和防止隨意性，避免工程、項目倉促“上馬”，讓政策、決策更加科學合理。積極搭建基層政府、群眾自治組織與群眾交流溝通的平臺，拓寬民意表達途徑、民情反映渠道，完善群眾來信來訪的接待機制，明確職責，熱情接待，耐心解釋，指明“出路”，堅決杜絕“冷、橫、硬、推”,不僅要奉行“誰的孩子誰抱走”，更要強調“誰的責任誰處理”的理念。

二、公正公平，維護權益是基礎

在農村矛盾中，因干部作風問題、土地征占、工程建設、農村政策落實等引發的農民與村干部、集體、政府之間的矛盾處理難度最大，表現形式也最為激烈。由于歷史、社會、文化等原因，無論是相對社會人，還是諸如企業等單位法人，農民仍處在相對弱勢的一方。這就要求切實轉變農村干部作風和基層政府職能，認真踐行“農民利益無小事”的思想，大力實

行 “兩公開”（村務公開、財務公開）、“三民主”（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制度，密切基層黨群、干群關系，并將對各類矛盾的調處，當做實現保護和實現群眾合法利益的一項活動抓好抓實。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杜絕基層干部在處理問題時優親厚友，見利忘義，甚至與民爭利，影響基層黨委政府形象，破壞基層政府公信力，體現社會的公正和公平，減少農村各類社會矛盾的發生。在調處農村各類矛盾糾紛過程中，只有深入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人為本，公正公平，充分考慮人民群眾合法權益，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各類矛盾也才能得到有效化解。也只有正確處理好法與理、情與法、情與理之間的關系，對符合法律、法規有規定的，按法律、法規辦；法律、法規沒有規定的，按現行政策辦；法律、法規及現行政策都沒有規定的，尊重事實和歷史，體現公平，照顧各方利益，才有利于維護農村社會穩定。

三、深入實際，強化宣傳是關鍵

就本身而言，農村社會矛盾相當一部分是由于農

村條件所限，物質條件匱乏，對各類政策法規理解不透、明白不了而引起；另一方面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和信“訪”不信“法”的錯誤思想誘導產生。對此，基層干部要學會放下“架子”。俯下“身子”，去面對面地與群眾交心談心，了解社情民意，切實掌握影響本地區農村穩定的突出問題，做到縱向到底，橫向到邊，不留死角。其次是建立有效的政策宣傳和普法教育機制，特別是鄉鎮、街道和村（居）委會要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好一線作用，把黨和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宣傳到位，把一切關系到維護農民利益，保護自身權利和群眾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諸如土地法、土地承包法、婚姻法、行政訴訟法、民法、計劃生育法等普及到位，使其明白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損，應根據實際情況，采取調解、復議、仲裁、起訴等多種手段，多渠道理性訴求，而不是期待領導的“條子”，或以過激言行要挾黨委、政府。再次是要講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堅持說服教育與依法懲處相結合，以疏導教育為主，在宣傳教育面上，“不漏戶、不漏人、不漏事”。

四、多方聯動，化解矛盾是根本

農村社會矛盾涉及的行業多、領域廣，依靠一兩個部門是無法完成排矛盾查調處的，必須多方聯動，共同出擊，才能取得實效。要強化黨政統一領導，部門協調，統籌兼顧，各負其責，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進一步整合基層派出所、村（居）調解委員會力量，著力化解農村各類矛盾糾紛。特別是在矛盾凸出，己形成規模人群聚集的時候，所在鄉鎮、街道領導、涉事單位、業務主管部門、信訪、公安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及工作人員要及時趕到現場，相互配合，做好接待、勸返和答復工作。并充分發揮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基層黨組織、富有正義感且有威望的群眾代表、矛盾糾紛當事人的親屬和親戚朋友的作用，對當事人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同時，要健全完善有效的司法救助機制，比如對在農村常見發生的家庭婚姻和贍養糾紛中的婦女、老人提供法律援助，重建農村傳統道德體系；利用疑難信訪基金和司法救助資金，解決復雜疑難信訪、承受不了過高司法成本的農民的基本司法保障和服務等現實問題。

五、加強督查，責任落實是保障

要堅持督查督辦，實事求是，注重實效，確保農村各項工作落到實處。對各類問題敷衍塞責、拖延扯皮的一律按相關規定嚴肅處理，對不負責、不作為的有關機關和工作人員提出處罰建議。對有關單位、個人不作為或亂作為引發矛盾而造成不穩定事件的，進行責任追究，實行單位、個人“雙懲制”，更好地落實“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促進農村的社會穩定和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