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SARS：從危機到契機

一個偉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災難的勇氣和堅韌，而且應該具有科學關懷和理性思維一個偉大的政府不但是一個直面危機、勇于負責的政府，同樣也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敢于自我反思，不斷超越、銳意改革、永遠進步的政府危機讓我們走向成熟自2002年11月中國廣東發現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以來，SARS以極快的速度和極強的傳染力蔓延開來。由于SARS是一種未知疾病，加之其傳染快與危害大等特點，幾乎每個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感到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習慣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隨之發生了這樣那樣的變化，并且給我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與心理等各方面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SARS的出現讓我們國家、政府和人民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抗擊SARS讓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目前，疫情的發展已在控制之中，我們深信SARS病毒在中國大地上的肆虐終將成為過去。為了及時地了解與掌握不同時期SARS肆虐對民眾的心理與行為等所造成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正確認識與評價現代傳媒在這次突發災難性事件中的作用與所扮演的角色，在SARS肆虐的不同時期政府在處理突發災難性事件中所采取的態度、措施的公眾反響，以便政府及時地總結經驗與教訓，做好下一步的SARS防治工作，南京大學社會學系與南京市輿情調查分析中心繼2003年5月1日－5日對全國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首次SARS輿情調查的基礎上，又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對上述五大城市進行了第二次有關調查。SARS病毒首先是醫學問題，但SARS流行所引爆的卻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通過對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傳播學家等的深度訪談，我們試圖從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導致SARS流行的社會原因，總結抗擊非典的經驗和教訓，分析闡述SARS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公眾生活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本次調查重點是有關SARS的流言在中國普通民眾中傳播的程度及其路徑，不同社會階層的民眾在這次危機中的反應、應對舉措及其相互之間的差異以及產生差異的原因，全面考察SARS流行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方面可能產生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與處于危機中的現代公民意識狀況，公眾對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現出來的基本態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評價等。SARS危機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引發的思考是深刻的。一個偉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災難的勇氣和堅韌，而且還應該具有科學關懷和理性思維；一個偉大的政府不但是一個直面危機、勇于負責的政府，同樣也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敢于自我反思，不斷超越、銳意改革、永遠進步的政府。我們相信，調查危機，研究危機，吸取教訓，將會使我們更加成熟。我們的調查調查對象本次電話問卷調查的對象為居住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五大城市城區的市民，共調查了1034戶，樣本分布為：北京205戶、上海203戶、廣州208戶、重慶211戶、南京207戶。樣本分析在本次電話訪問的1034個家庭中，被訪問者的性別分布比較理想，男性與女性所占比例分別為48．4％和51．6％；被訪問者年齡最大的84歲，最小的10歲，平均年齡為39．99歲，樣本中20歲以上人口的年齡與實際人口的年齡分布比較接近；調查對象來自于國有與集體企業（32．1％）、民營、私營企業（17．8％）、事業單位（15．6％）、在校學生（14．2％）、下崗或失業（5．5％）、黨政機關（4．4％）、外資、三資企業（3．9％）。在五大城市被訪市民中，南京在國有與集體企業工作的比例最高（38．2％），廣州最低（21．6％）；相反，廣州在民營與私營企業工作的比例最高（27．9％），南京最低（12．1％）；廣州下崗或失業的比例最高（9．1％），北京則最低（2．9％）。經統計學檢驗，全國五大城市被訪市民在職業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被調查市民的文化程度高中（中專、中技）學歷占33．8％，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占37．8％。分地區考察，北京、上海與南京三地市民的學歷層次比較接近，并且明顯高出重慶和廣州，而其中廣州市民的學歷層次最低，北京本科以上高學歷人口比例最高，廣州市則最低。從居民收入情況看，五大城市居民收入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其中北京、上海與廣州三市居民的收入比較接近，并明顯比南京與重慶市民的收入高。本次調查所得到的上述結果不僅與這五大城市的實際情況基本吻合，而且與第一次電話調查的結果也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樣本分析表明本次電話問卷調查抽樣科學、數據準確，從而為報告的分析和研究結論提供了詳實、客觀、可靠的實證資料。調查時間、地點與人員本次調查由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教授主持；周曉虹教授、陳友華博士、朱虹博士與閔學勤博士負責電話調查問卷的設計工作，陳友華博士承擔了文獻檢索、電話問卷調查的組織實施、數據處理與調查報告撰寫等工作；專家訪談由朱虹博士、閔學勤博士與杜駿飛副教授三人負責進行。此外，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40名碩士研究生承擔了電話問卷調查工作，專家訪談與電話問卷調查于2003年5月2

3策過程，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對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調整施政目標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導方向是增長優先，相對忽視了公共健康、社會保障、環境保護、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問題。SARS事件的沖擊，使得忽略這些問題的成本得以顯性化，SARS有可能促使中國從“增長優先”的目標，轉變為更廣泛的發展目標。相應地，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也將逐漸從單純的經濟增長率、吸引外資數量轉變到關心民生問題。

第二篇：SARS：從危機到契機

一個偉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災難的勇氣和堅韌，而且應該具有科學關懷和理性思維一個偉大的政府不但是一個直面危機、勇于負責的政府，同樣也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敢于自我反思，不斷超越、銳意改革、永遠進步的政府危機讓我們走向成熟自2002年11月中國廣東發現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以來，SARS以極快的速度和極強的傳染力蔓延開來，SARS：從危機到契機。由于SARS是一種未知疾病，加之其傳染快與危害大等特點，幾乎每個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感到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習慣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隨之發生了這樣那樣的變化，并且給我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與心理等各方面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SARS的出現讓我們國家、政府和人民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抗擊SARS讓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目前，疫情的發展已在控制之中，我們深信SARS病毒在中國大地上的肆虐終將成為過去。為了及時地了解與掌握不同時期SARS肆虐對民眾的心理與行為等所造成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正確認識與評價現代傳媒在這次突發災難性事件中的作用與所扮演的角色，在SARS肆虐的不同時期政府在處理突發災難性事件中所采取的態度、措施的公眾反響，以便政府及時地總結經驗與教訓，做好下一步的SARS防治工作，南京大學社會學系與南京市輿情調查分析中心繼2003年5月1日－5日對全國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首次SARS輿情調查的基礎上，又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對上述五大城市進行了第二次有關調查。SARS病毒首先是醫學問題，但SARS流行所引爆的卻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通過對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傳播學家等的深度訪談，我們試圖從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導致SARS流行的社會原因，總結抗擊非典的經驗和教訓，分析闡述SARS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公眾生活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本次調查重點是有關SARS的流言在中國普通民眾中傳播的程度及其路徑，不同社會階層的民眾在這次危機中的反應、應對舉措及其相互之間的差異以及產生差異的原因，全面考察SARS流行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方面可能產生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與處于危機中的現代公民意識狀況，公眾對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現出來的基本態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評價等。SARS危機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引發的思考是深刻的。一個偉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災難的勇氣和堅韌，而且還應該具有科學關懷和理性思維；一個偉大的政府不但是一個直面危機、勇于負責的政府，同樣也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敢于自我反思，不斷超越、銳意改革、永遠進步的政府。我們相信，調查危機，研究危機，吸取教訓，將會使我們更加成熟。我們的調查調查對象本次電話問卷調查的對象為居住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五大城市城區的市民，共調查了1034戶，樣本分布為：北京205戶、上海203戶、廣州208戶、重慶211戶、南京207戶。樣本分析在本次電話訪問的1034個家庭中，被訪問者的性別分布比較理想，男性與女性所占比例分別為48．4％和51．6％；被訪問者年齡最大的84歲，最小的10歲，平均年齡為39．99歲，樣本中20歲以上人口的年齡與實際人口的年齡分布比較接近；調查對象來自于國有與集體企業（32．1％）、民營、私營企業（17．8％）、事業單位（15．6％）、在校學生（14．2％）、下崗或失業（5．5％）、黨政機關（4．4％）、外資、三資企業（3．9％）。在五大城市被訪市民中，南京在國有與集體企業工作的比例最高（38．2％），廣州最低（21．6％）；相反，廣州在民營與私營企業工作的比例最高（27．9％），南京最低（12．1％）；廣州下崗或失業的比例最高（9．1％），北京則最低（2．9％）。經統計學檢驗，全國五大城市被訪市民在職業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被調查市民的文化程度高中（中專、中技）學歷占33．8％，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占37．8％。分地區考察，北京、上海與南京三地市民的學歷層次比較接近，并且明顯高出重慶和廣州，而其中廣州市民的學歷層次最低，北京本科以上高學歷人口比例最高，廣州市則最低。從居民收入情況看，五大城市居民收入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其中北京、上海與廣州三市居民的收入比較接近，并明顯比南京與重慶市民的收入高。本次調查所得到的上述結果不僅與這五大城市的實際情況基本吻合，而且與第一次電話調查的結果也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樣本分析表明本次電話問卷調查抽樣科學、數據準確，從而為報告的分析和研究結論提供了詳實、客觀、可靠的實證資料。調查時間、地點與人員本次調查由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教授主持；周曉虹教授、陳友華博士、朱虹博士與閔學勤博士負責電話調查問卷的設計工作，陳友華博士承擔了文獻檢索、電話問卷調查的組織實施、數據處理與調查報告撰寫等工作；專家訪談由朱虹博士、閔學勤博士與杜駿飛副教授三人負責進行。此外，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40名碩士研究生承擔了電話問卷調查工作，專家訪談與電話問卷調查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在南京市輿情調查分析中心（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內）進行。對調查結果的評價本次調查由計算機隨機生成的電話號碼組成樣本，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慶與南京五大城市共成功訪問了1034個家庭，其中每個城市均略多于200個家庭。在整個電話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的被訪問家庭對這次電話問卷調查非常理解，并積極給予支持與配合，從而使我們順利與圓滿地完成了這次電話問卷調查任務。從統計學上講，本次電話調查樣本對上述五大城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基本上反映了上述五城市的實際情況，調查結果真實可信。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關于公眾在這半年的時間里，非典疫情的擴散和傳播，在給人類的健康直至生命安全帶來威脅的同時，也把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許多積弊暴露了出來，同時也給生活在非典時期的人們提供了一次重新審視人類自身行為的機會。許多人在逐漸適應非典威脅下的生活后，這才發現：人類自身行為原來竟有如此多的缺陷，而健康生活方式原來是如此的重要與美好，要捍衛身體健康，我們的生活方式需要改進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于是生活在非典時期的人們便有了對環境衛生的重視、飲食文化與飲食習慣的反思與對人類行為方式的重新審視。危機改變了公眾的生活市民對非典緊張感明顯下降公眾的關注度（1）關注度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對非典有關情況表示“非常關心”和“比較關心”的比例分別為40．8％與47．2％，兩者合計高達88．0％，說明民眾對非典相關事情仍高度關注。與第一次電話調查結果相比，表示“非常關心”與“比較關心”所占的比例分別有了明顯的下降與上升。由此看來，非典有關情況從公眾視野的敏感關注區消失，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這時間的長短則取決于對我們非典疫情的控制以及醫學研究進展情況等。（2）關注點從SARS的關注熱點來看，市民對最新疫情數字（70％）、醫學研究進展（30％）、非典知識和預防措施（24％）最為關注，而對非典事件中醫護人員等的情感故事等的關注程度較低。（3）具體表現我們可以從SARS流行期間市民在聽廣播、看電視、讀報紙、上網等所花時間的增減（與往常相比）上了解市民對SARS的關注程度。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與往常相比，在非典期間近70％的市民聽廣播、看電視、讀報紙、上網等所花時間比以往有所增加，而所花時間減少的僅占3．0％。市民平均每天花費在關注非典方面的信息的時間為76分鐘。當被問及從現在起是否還需要對非典進行大量的報道時，有高達69．0％的被訪問者認為還需要，大大高于認為不需要再進行大量報道人數所占的比例（24．9％）。公眾的緊張度（1）緊張度本次電話調查結果顯示：有18％的被訪問者對非典還感到緊張。在對非典仍然感到緊張的18％的被訪問者中，感到“非常緊張”、“比較緊張”與“有點緊張”的比例分別為5．9％、32．3％與61．8％。與第一次電話問卷調查的結果相比，對非典感到緊張的市民比例已大大下降。（2）緊張原因本次調查中，對非典還感到緊張的18％的被訪問者中，當被問及緊張的原因時，怕被感染（65％）、非典的高傳染性與病死率（41％）、怕感染后連累他人（13％）與受周圍人情緒的影響（12％）占據了緊張原因的前四位。公眾的措施防范（1）口罩佩戴率在人類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絕大多數人會采取種種措施來保護自己與家人免受傷害。在非典流行期間，有56．3％的人曾帶過口罩，另有43．7％的人則沒有戴過。（2）措施防范在問及在非典流行期間“您及家人是否采取過預防非典的措施”時，有超過90％的人回答采取過預防措施。在采取預防措施的家庭中，保持個人與家庭環境衛生（90％）、注意室內通風（69％）、少去人口密集的公共場所（40％）、外出戴口罩（35％）與增強身體抵抗力（29％）都占有相當的比例。（3）防范非典物品消費在本次電話問卷調查中，當問及被訪問者家庭有無預防非典的物品時，有82％的家庭回答有，17．5％的家庭回答沒有，另有0．6％的人回答不清楚。在明確回答有預防非典物品的家庭中的平均花費大約是103元。從上述的調查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在SARS危機面前，大部分市民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這表明公眾的防范意識與自我保護意識有所增強。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還有少部分市民的自我防范意識比較薄弱。例如我們注意到，在非典流行期間，有超過40％的人沒有戴過口罩，更有近10％的家庭未采取過任何預防非典的措施。對此，必須引起政府的重視，加強對這方面的宣傳力度，以進一步增強民眾的自我保護意識。公眾生活、消費習慣有所改變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有63．4％的被調查者認為非典的流行與中國人在飲食、衛生等方面的不良習慣有關，大大高于持否定態度（15．9％）的人所占的比例。在經歷非典事件以后，人們對中國人隨地吐痰、吃野生動物等不良習慣的改變抱有較大的信心。在被訪問者中，有超過四分之三（75．5％）的人堅信在經歷非典事件后，中國人隨地吐痰、吃野生動物等不良習慣會因此而發生改變，大大高于持否定態度的人口比例（13．5％）。SARS在對普通民眾的正常生活造成沖擊的同時也在悄悄地改變著他們的生活模式。調查表明：有超過半數（51．1％）的被訪問者回答在非典期間的生活行為習慣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在回答在非典期間的生活行為方式有較明顯變化的51．1％的被訪問者中，有高達80％的人回答衛生習慣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此外分別有45％、33％、18％與10％的人回答其出行習慣、飲食習慣、生活起居習慣與消費習慣也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本次調查結果表明：在非典流行期間市民的娛樂休閑方式也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有三分之二（67％）的被訪問者回答在非典期間的主要娛樂休閑方式之一是看電視聽音樂等，人們選擇的其他主要休閑娛樂方式分別是：讀書看報（45％）、體育鍛煉（26％）、戶外活動（20％）與上網（16％）。非典疫情使良好的休閑娛樂方式悄然興起。沒事也不聚堆聊天、打牌了，常常夜不歸宿的男人被非典趕回家，讀書、上網、看電視的人多了。這些良好的休閑娛樂方式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身體素質無疑是有益的。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關于社會4月20日，歷史不會忘記。正是在這一天，黨中央、國務院以驚人的勇氣與對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及時地總結“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經驗教訓，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開等在內的一系列果斷措施，使流言趨于消失，民眾恐慌趨于緩解，非典疫情開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非典“鏡子”中，我們看到了不足謠言止于公開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有超過40％被調查居民并不是從媒體，而是通過其他途徑最先知道非典有關信息的，其中在公開疫情前，非典疫情已蔓延開來的廣州有近60％的被訪問者是從非正規渠道最先得知有關信息的。從流言的傳播路徑來看，主要以“聽別人說”（56．7％）、“與人交談”（如通過電話等）（19．4％）與“網絡”（14．2％）傳播為主。面對這一突發災難性事件，有如此眾多的市民從非正規渠道最先得知這一事關百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非典信息，以至于在4月20日中央政府正式公開非典疫情報道前，流言滿天飛，給民眾造成了恐慌，北京、廣州等地出現的搶購風潮等就是最明顯的佐證。4月20日，歷史不會忘記。正是在這一天，黨中央、國務院以驚人的勇氣與對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及時地總結“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經驗教訓，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開等在內的一系列果斷措施，使流言趨于消失，民眾恐慌趨于緩解，非典疫情開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全球化與信息化使得個別地方想隱瞞疫情信息成為不可能，封鎖消息反而為流言的傳播創造了條件，要想讓流言傳播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壤與避免過度恐慌出現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及時、準確地向公眾告訴事實的真相，并教會人們如何應對。社會救助亟待完善危機使人們尋求物質與精神的慰藉，在有效社會救助機制缺失的情況下，危機使人們一方面在重視以血緣與婚姻為紐帶的傳統關系，一方面仍從組織或單位那里尋求心靈安慰與精神支持。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在非典時期，當人們遇到問題或困難時，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向政府（28％）、家人（28％）與單位（17％）求助。當被問及在非典期間得到的社會幫助的主要來源時，有28．9％的人選擇主要的幫助來源于單位，18．4％的人選擇社區（街道、居委會），12．3％的人選擇社區與單位兩者。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35．3％）回答在非典期間沒有得到過來自于社會的任何幫助。許多人認為政府的大包大攬增加了民眾對政府的依賴。在我們看來原因并非如此簡單。不可否認，上述觀點有其合理成分，但造成中國百姓對政府高度依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長期以來政府的大包大攬是導致民眾對政府過度依賴的原因之一，另外的一個原因應該是，除了政府（單位）與家庭以外，中國民眾在社會上缺少其他可依賴的路徑，也就是社會救助網絡尚不健全。中國的內地與香港特區同樣都經歷了SARS的磨難，但我們發現在應對SARS危機方面卻有太多的不同。在香港，我們看到特區政府在積極應對的同時，更多的則是看到許多民間團體與普通市民，在抗擊非典的戰斗中，與特區政府并肩作戰，他們走街串巷，為百姓排憂解難，緩和人們心中的恐慌，化解社會矛盾與社會危機，以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反觀內地，在政府領導人民抗擊非典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仍采用了傳統的行政動員，效果良好，并得到了民眾的有力支持，調查報告《SARS：從危機到契機》。本次調查結果表明：當被問及您對有些地方對疫區來人實行有獎舉報制度的看法時，竟有高達69．1％的人持贊成態度，大大高于持反對態度的比例（16．3％）。社會發展到今天，中國原有的以單位為主的組織體系，已經難以做到全面控制社會資源，而新的組織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從這次SARS危機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與社會公眾對行政動員的過度依賴。因為除了行政動員以外，我們發現政府有關部門缺少更多的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這導致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存在許多困難。現代政府的社會職能處在弱化過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所有的社會事務，因此，必須借助于社會的力量。調查表明，當國家和社會遇到困難與危機時，有許多人愿意站出來為政府分憂解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現在的問題是還缺少有效的組織。本次調查結果表明：絕大多數的民眾（85．3％）愿意或比較愿意為防治非典做一些義務工作，大大高于不太愿意或不愿意的人口比例（6．4％）。因此，在這次危機過后，構建中國的社會工作者隊伍與社會救助網絡是我們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社會危機的重要舉措之一。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關于政府SARS并不是人為的事故，它是天災，但如果處理不當，天災也會帶來人禍。SARS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SARS正在考驗政府：它像一次沒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測驗，要考驗政府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鉆的追問，要考驗政府在患難時刻是否仍然能夠把對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給我們的警示是：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充滿危機的風險社會，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開放社會。全球范圍內，極目所及，金融危機、財政危機、戰爭危機、石油危機、自然災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隨時降臨政府經受了考驗政府的公信力在提高SARS并不是人為的事故，它是天災，但如果處理不當，天災也會帶來人禍。SARS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SARS正在考驗政府：它像一次沒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測驗，要考驗政府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鉆的追問，要考驗政府在患難時刻是否仍然能夠把對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給我們的警示是：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充滿危機的風險社會，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開放社會。全球范圍內，極目所及，金融危機、財政危機、戰爭危機、石油危機、自然災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隨時降臨。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0％的被訪問者對當地政府與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非典防治措施表示滿意或比較滿意，大大超過不太滿意或不滿意的人口比例。通過SARS事件，大多數（71．9％）的被訪問者認為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很強或較強，只有少數的被訪問者認為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較弱或很弱。SARS事件也使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增強。有超過四分之三（76．4％）的被調查者對政府的信心提高了，相比較而言，僅有1．7％的被調查者對政府的信心下降。毫無疑問，某些政府官員、某些部門對于SARS的全國性流行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央所采取的一些果斷措施已經對疫情的防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通過本次調查結果，我們看到中國政府經受住了SARS事件的考驗，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與擁護，政府的公信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政府應設立社會危機基金對非典病人的及時醫治既是人道主義的要求，同時也是現代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另外，這也是防止疫情擴散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對非典病人的治療費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這時社會保障，尤其是醫療保險的作用凸現出來，而SARS恰恰碰到了中國社會的軟肋——覆蓋率低與很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非典危機挑戰中國社會保障。因此，中國政府在非典防治過程中遇到兩難問題：由個人和家庭承擔非典醫治費用，絕大部分人因經濟上承擔不起而不得不放棄治療，這不但不利于非典疫情的控制，而且也可能會導致人道主義災難；而由政府出錢，將大大加重國家財政的負擔，從而影響到對其他方面的投入，進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與民眾整體福利的增加。因此，這里自然引申出一個問題：非典究竟該由誰來埋單？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40．6％的被訪問者表示應由政府承擔，而贊成分攤的不足三分之一（32．3％），贊成由個人承擔的僅占4．4％。由此可見，中國百姓對政府的依賴是很強的，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社會保障與社會危機機制不完善，其中包括危機應急基金儲備不足。因而加快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與設立社會危機基金應該是我國今后應對類似SARS事件的兩大重要措施。中國經濟回升有望恐怕沒有人會懷疑SARS對中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至于SARS對中國經濟將產生多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將持續多久，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SARS對中國經濟究竟會產生多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將持續多久，可能主要取決于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我國對SARS疫情的控制程度以及SARS流行的持續時間，如果不能對SARS疫情進行有效的控制，SARS流行的時間較長，甚至SARS進一步流傳到廣大農村地區，那么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中國有可能由此走向衰退，現在看來沒有這個可能。二是醫學上的研究進展，人類如果能盡快地找到防治SARS的有效方法，那么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是比較有限的，中國經濟在經過短暫的恢復后，會保持強勁增長的態勢；三是公眾對遭受SARS打擊后的中國經濟的信心和對戰勝SARS的決心。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有7．1％的被訪問者認為已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認為還有一個月和三個月才能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比例分別為17．3％與28．1％，三者合計占被訪問者人數的一半以上（52．5％）。與第一次調查結果相比，三周后的第二次調查結果表明，公眾估計恢復正常生活秩序所需時間有所縮短。當被問及非典以后對中國經濟回升是否有信心時，超過90％的被訪問者表示對SARS過后的中國經濟回升抱有信心。公眾的信心是努力消除SARS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我們有理由堅信：中國經濟一定會盡快走出SARS陰影，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專家訪談生活方式的改變，不是靠某種危機的出現。一種好的生活方式不能僅僅依靠一場災難留給人們的痛苦的記憶去養成，而應該依靠一種強制的長期的法律制約力來完成，光靠自覺是靠不住的非典給我們帶來許多課題南京大學副校長、經濟學家洪銀興：非典時期的巨大支出，一大部分應該屬于遭受的經濟影響。這次這種傳染病的災害，它實際上造成的經濟影響，不僅僅是有形的，同時也會是一種無形的。有形的，我們可以看到，如旅游、餐飲、交通，我們為了治療疾病而支付的各種醫療費用等等，都是一種有形的損失。這是一個方面。直接的經濟損失還是比較大的。這種自然災害一旦在一個國家流行，范圍又比較大，就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對外形象，進而影響到進出口的活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情況是很好的，我們的對外貿易、出口水平、利用外資等等，一向是非常好的。政治上穩定，經濟上又處于成長期，對我們來講，已經出現了非常好的前景。但是由于這個非典的出現，它可能會使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將影響擴大到外資、對外出口。我同意這么一個說法：“這種影響來得快，去得也快。”它與其他問題造成的影響不一樣，只要非典得到控制，這種形象上的影響就不會那么嚴重。世界衛生組織一旦宣布這種疾病已經得到控制，那么可能影響我們的出口問題馬上就會解決，外資馬上也會回來。雖然近期的影響是嚴重的，但從長遠來看，它僅僅是發展中間的一段。況且這種疾病就世界范圍來說也是新的，至今還沒有研究出徹底解決的辦法。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陳力丹：非典時期的巨大支出，政府已承擔了。政府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一個分配的作用。政府本身沒有錢，把錢花在什么地方，是一個分配用錢的過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靜：美國在“9·11”事件之后，有一個紅十字會的負責人向全國號召捐血，一下子從全國各地捐來很多血。但最后能派上用場的只是一小部分，絕大部分過期無效了。美國人這就不干了，逼著那個負責人下了臺，認為他的行為造成了浪費。那個負責人迫于壓力引咎辭職。這個例子說明，政府在分配那筆財政支出時，應該有一個法律進行制約，比如什么時候能啟動這筆錢，如何評估該用多少錢，如何保證合理有效地使用。對一件事純粹從動機出發進行評判是不完善的。經濟學家茅于軾：預防非典的方法很多，隔離疫區（從設立專門非典醫院，到封鎖一幢樓、一個區，到整個城市）；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又分在馬路上，在商場里，在交通樞紐里等等）；停止會議（又分大型或者中小型，在一切地區或者僅限于疫區，疫區又可分一般或者嚴重的）；停工停產，或者只要求進廠檢查體溫等等。有幾十種措施可以采用。顯然，每種措施的成本有巨大差別，它們對減少非典傳播的效果也極不相同。從經濟學來看，我們應該采取成本低而效果大的，不應該花了巨大成本而作用非常有限的那些措施。所以我們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防止非典傳播”，而必須計及成本效果，并由此來選擇哪些措施應該優先考慮。某種措施的成本可以請經濟學家來估計，效果則要由防疫專家來估計。現在越來越明確，非典的傳染主要是和病人的近距離接觸。因此在公共場所戴口罩所起的作用遠遠沒有隔離病人的作用大。醫治一個非典病人的費用高達十多萬元，絕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現在各地規定不一樣，比如有的地方只有下崗工人、城市困難戶和農民可以享受非典公費醫療，結果就出現非典病人逃避就診的情況。而病人逃跑，就把病菌一路散布，造成嚴重的病情擴散。一個人為了減少自己的負擔而造成幾十例甚至更多的非典醫治成本。惡性傳染病的治療不只是病人個人的事。他不治療就會造成更多的傳染，而每個被傳染的人又會造成更大范圍的傳染。所以對這一類傳染病的治療應該看成是社會的事。再說，這類傳染病的感染也不完全是個人的責任，應該說主要是社會防治不力造成的。所以從責任來看，醫療費用由社會負擔也是應該的。由社會承擔個人非典的治療費用，會不會造成個人有空子可鉆，占了公家的便宜呢？對于非典而言，這種可能性并不存在。所以規定治療非典的醫療費由政府承擔是合理而且必要的。為了避免少數富人也享受公費治療，至少應該允許一般家庭申請公家補助非典的治療費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靜：經過這場非典災難，很多好的生活方式和衛生習慣應該會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深刻的一筆。人們住醫院會想到住單人房，公用空調和地暖不再受歡迎。人們的私人空間開始擴大，排隊的時候會注意相互之間的距離。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鄧偉志：有道是“敵存滅禍，敵去招過”。災害社會學告訴我們：要辯證地看待災害。在每一個大的自然災害面前，人心不齊的會變齊，人品不高的會變高。在這次非典防治中的很多文明的行為，就很值得我們反復回味。像今天這樣深受歡迎的公布疫情的做法，今后如何推廣開來，擴大人民的知情范圍？非典迫使我們精簡了不少會議。非典過后，能不能總結非典時期的工作經驗，把會議減少到盡可能少的程度？最近公款吃喝就少了。長期以來，幾百個文件沒能堵住官員的一張嘴，現在一個口罩就堵住了。我們從現在起，是否能開始把從筷子、叉子底下省出的錢，用來彌補非典帶來的損失？非典還在改變人們的行為習慣：社會交往少了。家庭團聚多了，非典過去以后又會怎么樣？關鍵是一個呼吁和推廣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陳力丹：非典過去以后，那些好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完全持續下去，因為有些問題是老毛病了，危機一過還會復發。好的習慣應該從小就教育起，可現在，那些教育別人的人也會有隨地吐痰等壞毛病，可以說這已經是中國人的頑癥。生活方式的改變，不是靠某種危機的出現。一種好的生活方式不能僅僅依靠一場災難留給人們的痛苦的記憶去養成，而應該依靠一種強制的長期的法律制約力來完成。光靠自覺是靠不住的。危機處理機制需要完善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蔡禾：首先，SARS是一個醫學問題，但是這個過程可以引發出許多反思。也許，我們可以把問題處理得更好一點，但由于種種原因，在處理上就會造成種種不理想。從完善處理危機的制度來看，我們要注意的是如何使我們處理危機的措施法制化，所以說在面對突發事件的時候，如何對突發事件分等級，當出現某一級別的事件時，可以采取那些措施。現在，我們對這些都不很明確。這就要求我們以后在處理相類似問題時能夠更加有法可依，也讓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職責。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靜：建立應急機制不能有僥幸心理。確實，災難不是每時發生的，比如大廈里的火災報警系統，誰都知道不可能每天都有火災，但火災卻是隨時都可能發生，如果你報警裝置完善，那火災造成的損害就能減弱到最低程度。這是一個比喻，我們的社會應付危機的制度也是如此，預先把人員分工明確，資金到位，一旦出現危情就可以避免更大的損害了。有時候這樣的社會救助體系平時看不出有什么用，但一到危機時刻就能派上大用場。美國這次也發現了非典，流動性如此大的國家卻沒有形成蔓延，我想這和他們在“9·11”后建立了一個完善的防化防恐怖的防護救助體系可能有關。中評網主編、法學家蕭瀚：危機處理與對策是現代世界各國政府最為關注和耗費人力、物力、精力最多的一個領域，正如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說的那句名言：“今后的戰略可能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將是危機管理。”說明危機管理對于現代社會的安全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危機源于醫學用語，指人瀕臨死亡，生死難料的狀態，有生的可能，又有死的威脅，后被演繹為描述人們不愿面對、不可預期、難以控制的局面。漢語的“危機”可以理解為兩層含義，危意味著“危險”，機意味著“機遇”。兩者處于最嚴重的對立之中，因此危機的發展變化常常極富戲劇性效果。在對危機的研究中，最大類的通常被分為天災和人禍兩類，但危機學家們也根據危機發生的領域將危機分為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民族宗教危機、生態危機等，當幾種危機互相激蕩，同時并發時，就會出現嚴重的綜合危機。在危機管理的各類模式中，最關鍵的要素就是政府對待危機的態度以及民眾對待危機的心理承受能力，還有雙方對危機的共識程度也常常決定了危機被消減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因此這就需要政府正確地對待和處理危機信息，在保證公眾知情權基礎上，謀求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在英美等國家，雖然有時容易出現信息保密與公共信息公開之間的矛盾，但總體而言，政府迅速地處理并且及時向大眾公布可靠信息對危機的處理有著決定性影響，因為危機的存在和應對絕不可能僅僅是政府的事情。例如，英國政府在處理瘋牛病危機時就表現出對國民健康和世界食品安全的高度責任心，值得學習。衛生部已將非典列入甲類傳染病，而甲類傳染病原本限于鼠疫和霍亂，由此可見此次政府對非典肺炎的重視程度，但是由于我國在應對社會危機方面的缺乏經驗和制度固有的結構性缺陷，有關方面在應對此次非典過程中暴露出不少問題。有關方面由于未曾建立一個常設的、強有力的危機對策中樞指揮系統，公共信息的收集和處理都出現了不應有的混亂狀態，導致危機處理過程中除了觀念上的失誤以外，技術性失誤也不少，一度未能及時有效的控制疫情。中央有關方面已經重新提醒各級政府和社會大眾關注并有效落實以《傳染病防治法》為核心的傳染病防治管理制度，同時這一提議也多少開啟了不僅限于政局安全的公共安全管理體制的框架性構想，希望中國未來危機管理基本制度能很快建立。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鄧偉志：媒體從嚴防死守到公開透明，反映了信息透明化的一個前兆。對于SARS就應該公開，有什么不可以公開？中山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李偉民：社會救助制度需要把整個社會動員起來，而且是有組織地動員起來，就得依靠政府，不能依靠個人，或是通過非正式群體組成的網絡，就像現在的單位，包括一個系統，有很多單位，他們聯合起來采取了很多措施，什么健康的檢查，隔離的觀察，到醫院的隔離治療，還有互相之間情況的通報，上報，匯報制度，這本來就應該由政府出面通過公共的關系建立起來，通過居委會、社區建立起這樣的一個機制，有些配套的設施。由于這方面的工作還沒有做到位，現在只能通過計劃經濟年代下的體制與運作方式，通過各個單位、各個系統，一層一層地去做，去組織和動員。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對策與建議非典危機暴露出舊模式中的弊端，強化著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領導人在危機處理中的權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將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們有理由好好抓住這次非典事件給我們帶來的新的契機，進一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改革步伐機遇與災害同行SARS對中國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SARS并不只是從負面對人類社會產生影響。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訪問者（74．1％）看到了SARS危機背后所隱藏著的機遇。在回答非典雖然是災難性事件，但還存在積極一面的被訪問者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68％）認為，非典流行促使人們對人類自身的某些生活行為方式進行深刻的反省，從而有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事實上，非典危機有力地促進了衛生保健知識在全民中的普及，環境保護等意識因此而大大增強，在非典流行期間人們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可喜的變化。有超過一半（56％）的被訪問者認為，SARS流行將迫使人們對以往所推行的公共政策進行必要的檢討并研究對付這種疾病的方法與措施，從而有助于推動公共政策、其中包括公共衛生政策的完善和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分別有24％、22％、15％與9．8％的被訪問者還認為，非典事件有利于公民意識的提高、政府形象的改善，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契機并促成新聞媒體改革步伐的加快。非典危機暴露出舊模式中的弊端，強化著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領導人在危機處理中的權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將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們有理由好好抓住這次非典事件給我們帶來的新的契機，進一步加快我國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改革步伐。通向良好政府治理結構的道路是漫長的，在這條道路上需要耐心和智慧。在SARS危機之后，痛定思痛，我們認為，應該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政府需要一套高效的危機應對機制在處理此類事件的時候，首先需要出動的是一支精干、高效、靈活的危機處理隊伍。但是目前調動的仍然是整個行政體系，吸取SARS危機的教訓，應該建立專門的危機應對機制。政府需要一套成熟的公共關系體制為了提高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在公眾中的親和力，有必要使得政府的公共關系體制走向前臺。政府需要一套完善的公共衛生體制從公共衛生體制的歷史演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共衛生的發展自始至終離不開政府的介入，一方面是因為公眾提高了對公共健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公共健康作為一項重大的公共政策，要求政府提高控制社會問題的能力。對疫情的控制首先要求對人口狀況有詳盡的了解，這也是提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信息。防治傳染病中的很多做法，如對全國人口注射疫苗，發動公共衛生運動，在緊急情況下對民間資源的征用、隔離和對人口流動的控制、甚至對個人生活的干預（戒煙、戒酒）等，都在無形中顯示了國家對社會問題的控制能力。提高公共財政對公共衛生的支持，首先必須在公共產品的框架秩序中，對公共衛生的各項內容仔細進行擬定，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資、政府承辦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資、民間承辦的；哪些是需要民間出資，政府給予優惠政策扶持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加強管制的，哪些是需要政府放松干預的。政府需要引入外部的監督力量SARS事件還反映出來，單純依靠行政體系對官員行為的約束力量已經不夠，有必要引入外部的監督力量。公民和企業的參與和發言權對增加政府透明度、提高政府決策效率至關重要，僅僅寄希望于政府的內部體制改革，建立政府內部的責任制度，無法有效地保證政府的決策質量。首先，應該向有關的人提供有用的信息，及時、暢通地向政策涉及的利益相關者和主要的風險承擔者提供政府有關決策、預算、統計資料、財務披露等信息。其次，應該將利益集團對政府決策的參與制度化，盡可能地吸收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進入決策過程，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對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調整施政目標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導方向是增長優先，相對忽視了公共健康、社會保障、環境保護、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問題。SARS事件的沖擊，使得忽略這些問題的成本得以顯性化，SARS有可能促使中國從“增長優先”的目標，轉變為更廣泛的發展目標。相應地，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也將逐漸從單純的經濟增長率、吸引外資數量轉變到關心民生問題。

第三篇：SARS：從危機到契機

一個偉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災難的勇氣和堅韌，而且應該具有科學關懷和理性思維一個偉大的政府不但是一個直面危機、勇于負責的政府，同樣也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敢于自我反思，不斷超越、銳意改革、永遠進步的政府危機讓我們走向成熟自2002年11月中國廣東發現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以來，SARS以極快的速度和極強的傳染力蔓延開來。由于SARS是一種未知疾病，加之其傳染快與危害大等特點，幾乎每個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感到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習慣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隨之發生了這樣那樣的變化，并且給我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與心理等各方面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SARS的出現讓我們國家、政府和人民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抗擊SARS讓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目前，疫情的發展已在控制之中，我們深信SARS病毒在中國大地上的肆虐終將成為過去。為了及時地了解與掌握不同時期SARS肆虐對民眾的心理與行為等所造成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正確認識與評價現代傳媒在這次突發災難性事件中的作用與所扮演的角色，在SARS肆虐的不同時期政府在處理突發災難性事件中所采取的態度、措施的公眾反響，以便政府及時地總結經驗與教訓，做好下一步的SARS防治工作，南京大學社會學系與南京市輿情調查分析中心繼2003年5月1日－5日對全國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首次SARS輿情調查的基礎上，又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對上述五大城市進行了第二次有關調查。SARS病毒首先是醫學問題，但SARS流行所引爆的卻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通過對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傳播學家等的深度訪談，我們試圖從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導致SARS流行的社會原因，總結抗擊非典的經驗和教訓，分析闡述SARS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公眾生活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本次調查重點是有關SARS的流言在中國普通民眾中傳播的程度及其路徑，不同社會階層的民眾在這次危機中的反應、應對舉措及其相互之間的差異以及產生差異的原因，全面考察SARS流行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方面可能產生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與處于危機中的現代公～識狀況，公眾對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現出來的基本態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評價等。SARS危機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引發的思考是深刻的。一個偉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災難的勇氣和堅韌，而且還應該具有科學關懷和理性思維；一個偉大的政府不但是一個直面危機、勇于負責的政府，同樣也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敢于自我反思，不斷超越、銳意改革、永遠進步的政府。我們相信，調查危機，研究危機，吸取教訓，將會使我們更加成熟。我們的調查調查對象本次電話問卷調查的對象為居住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五大城市城區的市民，共調查了1034戶，樣本分布為：北京205戶、上海203戶、廣州208戶、重慶211戶、南京207戶。樣本分析在本次電話訪問的1034個家庭中，被訪問者的性別分布比較理想，男性與女性所占比例分別為48．4％和51．6％；被訪問者年齡最大的84歲，最小的10歲，平均年齡為39．99歲，樣本中20歲以上人口的年齡與實際人口的年齡分布比較接近；調查對象來自于國有與集體企業（32．1％）、民營、私營企業（17．8％）、事業單位（15．6％）、在校學生（14．2％）、下崗或失業（5．5％）、黨政機關（4．4％）、外資、三資企業（3．9％）。在五大城市被訪市民中，南京在國有與集體企業工作的比例最高（38．2％），廣州最低（21．6％）；相反，廣州在民營與私營企業工作的比例最高（27．9％），南京最低（12．1％）；廣州下崗或失業的比例最高（9．1％），北京則最低（2．9％）。經統計學檢驗，全國五大城市被訪市民在職業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被調查市民的文化程度高中（中專、中技）學歷占33．8％，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占37．8％。分地區考察，北京、上海與南京三地市民的學歷層次比較接近，并且明顯高出重慶和廣州，而其中廣州市民的學歷層次最低，北京本科以上高學歷人口比例最高，廣州市則最低。從居民收入情況看，五大城市居民收入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其中北京、上海與廣州三市居民的收入比較接近，并明顯比南京與重慶市民的收入高。本次調查所得到的上述結果不僅與這五大城市的實際情況基本吻合，而且與第一次電話調查的結果也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樣本分析表明本次電話問卷調查抽樣科學、數據準確，從而為報告的分析和研究結論提供了詳實、客觀、可靠的實證資料。調查時間、地點與人員本次調查由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教授主持；周曉虹教授、陳友華博士、朱虹博士與閔學勤博士負責電話調查問卷的設計工作，陳友華博士承擔了文獻檢索、電話問卷調查的組織實施、數據處理與調查報告撰寫等工作；專家訪談由朱虹博士、閔學勤博士與杜駿飛副教授三人負責進行。此外，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40名碩士研究生承擔了電話問卷調查工作，專家訪談與電話問卷調查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在南京市輿情調查分析中心（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內）進行。對調查結果的評價本次調查由計算機隨機生成的電話號碼組成樣本，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慶與南京五大城市共成功訪問了1034個家庭，其中每個城市均略多于200個家庭。在整個電話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的被訪問家庭對這次電話問卷調查非常理解，并積極給予支持與配合，從而使我們順利與～地完成了這次電話問卷調查任務。從統計學上講，本次電話調查樣本對上述五大城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基本上反映了上述五城市的實際情況，調查結果真實可信。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關于公眾在這半年的時間里，非典疫情的擴散和傳播，在給人類的健康直至生命安全帶來威脅的同時，也把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許多積弊暴露了出來，同時也給生活在非典時期的人們提供了一次重新審視人類自身行為的機會。許多人在逐漸適應非典威脅下的生活后，這才發現：人類自身行為原來竟有如此多的缺陷，而健康生活方式原來是如此的重要與美好，要捍衛身體健康，我們的生活方式需要改進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于是生活在非典時期的人們便有了對環境衛

生的重視、飲食文化與飲食習慣的反思與對人類行為方式的重新審視。危機改變了公眾的生活市民對非典緊張感明顯下降公眾的關注度（1）關注度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對非典有關情況表示“非常關心”和“比較關心”的比例分別為40．8％與47．2％，兩者合計高達88．0％，說明民眾對非典相關事情仍高度關注。與第一次電話調查結果相比，表示“非常關心”與“比較關心”所占的比例分別有了明顯的下降與上升。由此看來，非典有關情況從公眾視野的敏感關注區消失，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這時間的長短則取決于對我們非典疫情的控制以及醫學研究進展情況等。（2）關注點從SARS的關注熱點來看，市民對最新疫情數字（70％）、醫學研究進展（30％）、非典知識和預防措施（24％）最為關注，而對非典事件中醫護人員等的情感故事等的關注程度較低。（3）具體表現我們可以從SARS流行期間市民在聽廣播、看電視、讀報紙、上網等所花時間的增減（與往常相比）上了解市民對SARS的關注程度。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與往常相比，在非典期間近70％的市民聽廣播、看電視、讀報紙、上網等所花時間比以往有所增加，而所花時間減少的僅占3．0％。市民平均每天花費在關注非典方面的信息的時間為76分鐘。當被問及從現在起是否還需要對非典進行大量的報道時，有高達69．0％的被訪問者認為還需要，大大高于認為不需要再進行大量報道人數所占的比例（24．9％）。公眾的緊張度（1）緊張度本次電話調查結果顯示：有18％的被訪問者對非典還感到緊張。在對非典仍然感到緊張的18％的被訪問者中，感到“非常緊張”、“比較緊張”與“有點緊張”的比例分別為5．9％、32．3％與61．8％。與第一次電話問卷調查的結果相比，對非典感到緊張的市民比例已大大下降。（2）緊張原因本次調查中，對非典還感到緊張的18％的被訪問者中，當被問及緊張的原因時，怕被感染（65％）、非典的高傳染性與病死率（41％）、怕感染后連累他人（13％）與受周圍人情緒的影響（12％）占據了緊張原因的前四位。公眾的措施防范（1）口罩佩戴率在人類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絕大多數人會采取種種措施來保護自己與家人免受傷害。在非典流行期間，有56．3％的人曾帶過口罩，另有43．7％的人則沒有戴過。（2）措施防范在問及在非典流行期間“您及家人是否采取過預防非典的措施”時，有超過90％的人回答采取過預防措施。在采取預防措施的家庭中，保持個人與家庭環境衛生（90％）、注意室內通風（69％）、少去人口密集的公共場所（40％）、外出戴口罩（35％）與增強身體抵抗力（29％）都占有相當的比例。（3）防范非典物品消費在本次電話問卷調查中，當問及被訪問者家庭有無預防非典的物品時，有82％的家庭回答有，17．5％的家庭回答沒有，另有0．6％的人回答不清楚。在明確回答有預防非典物品的家庭中的平均花費大約是103元。從上述的調查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在SARS危機面前，大部分市民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這表明公眾的防范意識與自我保護意識有所增強。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還有少部分市民的自我防范意識比較薄弱。例如我們注意到，在非典流行期間，有超過40％的人沒有戴過口罩，更有近10％的家庭未采取過任何預防非典的措施。對此，必須引起政府的重視，加強對這方面的宣傳力度，以進一步增強民眾的自我保護意識。公眾生活、消費習慣有所改變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有63．4％的被調查者認為非典的流行與中國人在飲食、衛生等方面的不良習慣有關，大大高于持否定態度（15．9％）的人所占的比例。在經歷非典事件以后，人們對中國人隨地吐痰、吃野生動物等不良習慣的改變抱有較大的信心。在被訪問者中，有超過四分之三（75．5％）的人堅信在經歷非典事件后，中國人隨地吐痰、吃野生動物等不良習慣會因此而發生改變，大大高于持否定態度的人口比例（13．5％）。SARS在對普通民眾的正常生活造成沖擊的同時也在悄悄地改變著他們的生活模式。調查表明：有超過半數（51．1％）的被訪問者回答在非典期間的生活行為習慣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在回答在非典期間的生活行為方式有較明顯變化的51．1％的被訪問者中，有高達80％的人回答衛生習慣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此外分別有45％、33％、18％與10％的人回答其出行習慣、飲食習慣、生活起居習慣與消費習慣也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本次調查結果表明：在非典流行期間市民的娛樂休閑方式也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有三分之二（67％）的被訪問者回答在非典期間的主要娛樂休閑方式之一是看電視聽音樂等，人們選擇的其他主要休閑娛樂方式分別是：讀書看報（45％）、體育鍛煉（26％）、戶外活動（20％）與上網（16％）。非典疫情使良好的休閑娛樂方式悄然興起。沒事也不聚堆聊天、打牌了，常常夜不歸宿的男人被非典趕回家，讀書、上網、看電視的人多了。這些良好的休閑娛樂方式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身體素質無疑是有益的。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關于社會4月20日，歷史不會忘記。正是在這一天，黨中央、xx以驚人的勇氣與對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及時地總結“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經驗教訓，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開等在內的一系列果斷措施，使流言趨于消失，民眾恐慌趨于緩解，非典疫情開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非典“鏡子”中，我們看到了不足謠言止于公開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有超過40％被調查居民并不是從媒體，而是通過其他途徑最先知道非典有關信息的，其中在公開疫情前，非典疫情已蔓延開來的廣州有近60％的被訪問者是從非正規渠道最先得知有關信息的。從流言的傳播路徑來看，主要以“聽別人說”（56．7％）、“與人交談”（如通過電話等）（19．4％）與“網絡”（14．2％）傳播為主。面對這一突發災難性事件，有如此眾多的市民從非正規渠道最先得知這一事關百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非典信息，以至于在4月20日中央政府正式公開非典疫情報道前，流言滿天飛，給民眾造成了恐慌，北京、廣州等地出現的搶購風潮等就是最明顯的佐證。4月20日，歷史不會忘記。正是在這一天，黨中央、xx以驚人的勇氣與對人

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及時地總結“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經驗教訓，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開等在內的一系列果斷措施，使流言趨于消失，民眾恐慌趨于緩解，非典疫情開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全球化與信息化使得個別地方想隱瞞疫情信息成為不可能，封鎖消息反而為流言的傳播創造了條件，要想讓流言傳播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壤與避免過度恐慌出現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及時、準確地向公眾告訴事實的～，并教會人們如何應對。社會救助亟待完善危機使人們尋求物質與精神的慰藉，在有效社會救助機制缺失的情況下，危機使人們一方面在重視以血緣與婚姻為紐帶的傳統關系，一方面仍從組織或單位那里尋求心靈安慰與精神支持。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在非典時期，當人們遇到問題或困難時，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向政府（28％）、家人（28％）與單位（17％）求助。當被問及在非典期間得到的社會幫助的主要來源時，有28．9％的人選擇主要的幫助來源于單位，18．4％的人選擇社區（街道、居委會），12．3％的人選擇社區與單位兩者。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35．3％）回答在非典期間沒有得到過來自于社會的任何幫助。許多人認為政府的大包大攬增加了民眾對政府的依賴。在我們看來原因并非如此簡單。不可否認，上述觀點有其合理成分，但造成中國百姓對政府高度依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長期以來政府的大包大攬是導致民眾對政府過度依賴的原因之一，另外的一個原因應該是，除了政府（單位）與家庭以外，中國民眾在社會上缺少其他可依賴的路徑，也就是社會救助網絡尚不健全。中國的內地與香港特區同樣都經歷了SARS的磨難，但我們發現在應對SARS危機方面卻有太多的不同。在香港，我們看到特區政府在積極應對的同時，更多的則是看到許多民間團體與普通市民，在抗擊非典的戰斗中，與特區政府并肩作戰，他們走街串巷，為百姓排憂解難，緩和人們心中的恐慌，化解社會矛盾與社會危機，以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反觀內地，在政府領導人民抗擊非典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仍采用了傳統的行政動員，效果良好，并得到了民眾的有力支持。本次調查結果表明：當被問及您對有些地方對疫區來人實行有獎舉報制度的看法時，竟有高達69．1％的人持贊成態度，大大高于持反對態度的比例（16．3％）。社會發展到今天，中國原有的以單位為主的組織體系，已經難以做到全面控制社會資源，而新的組織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從這次SARS危機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與社會公眾對行政動員的過度依賴。因為除了行政動員以外，我們發現政府有關部門缺少更多的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這導致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存在許多困難。現代政府的社會職能處在弱化過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所有的社會事務，因此，必須借助于社會的力量。調查表明，當國家和社會遇到困難與危機時，有許多人愿意站出來為政府分憂解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現在的問題是還缺少有效的組織。本次調查結果表明：絕大多數的民眾（85．3％）愿意或比較愿意為防治非典做一些義務工作，大大高于不太愿意或不愿意的人口比例（6．4％）。因此，在這次危機過后，構建中國的社會工作者隊伍與社會救助網絡是我們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社會危機的重要舉措之一。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關于政府SARS并不是人為的事故，它是天災，但如果處理不當，天災也會帶來人禍。SARS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SARS正在考驗政府：它像一次沒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測驗，要考驗政府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鉆的追問，要考驗政府在患難時刻是否仍然能夠把對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給我們的警示是：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充滿危機的風險社會，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開放社會。全球范圍內，極目所及，金融危機、財政危機、戰爭危機、石油危機、自然災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隨時降臨政府經受了考驗政府的公信力在提高SARS并不是人為的事故，它是天災，但如果處理不當，天災也會帶來人禍。SARS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SARS正在考驗政府：它像一次沒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測驗，要考驗政府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鉆的追問，要考驗政府在患難時刻是否仍然能夠把對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給我們的警示是：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充滿危機的風險社會，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開放社會。全球范圍內，極目所及，金融危機、財政危機、戰爭危機、石油危機、自然災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隨時降臨。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0％的被訪問者對當地政府與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非典防治措施表示滿意或比較滿意，大大超過不太滿意或不滿意的人口比例。通過SARS事件，大多數（71．9％）的被訪問者認為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很強或較強，只有少數的被訪問者認為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較弱或很弱。SARS事件也使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增強。有超過四分之三（76．4％）的被調查者對政府的信心提高了，相比較而言，僅有1．7％的被調查者對政府的信心下降。毫無疑問，某些政府官員、某些部門對于SARS的全國性流行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央所采取的一些果斷措施已經對疫情的防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通過本次調查結果，我們看到中國政府經受住了SARS事件的考驗，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與擁護，政府的公信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政府應設立社會危機基金對非典病人的及時醫治既是人道主義的要求，同時也是現代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另外，這也是防止疫情擴散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對非典病人的治療費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這時社會保障，尤其是醫療保險的作用凸現出來，而SARS恰恰碰到了中國社會的軟肋——覆蓋率低與很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非典危機挑戰中國社會保障。因此，中國政府在非典防治過程中遇到兩難問題：由個人和家庭承擔非典醫治費用，絕大部分人因經濟上承擔不起而不得不放棄治療，這不但不利于非典疫情的控制，而且也可能會導致人道主義災難；而由政府出錢，將大大加重國家財政的負擔，從而影響到對其他方面的投入，進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與民眾整體福利的增加。因此，這里自然引申出一個問題：非典究竟該由誰來埋單？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40．6％的被訪問者表示應由政府承擔，而贊成分攤的不足三分之一（32．3％），贊成由個人承擔的僅占4．4％。由此可見，中國百姓對政府的依賴是很強的，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社會保障與社會危機機制不完善，其中包括危機應急基金儲備不足。因而加快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與設立社會危機基金應該是我國今后應對類似SARS事件的兩大重要措施。中國經濟回升有望恐怕沒有人會懷疑SARS對中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至于SARS對中國經濟將產生多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將持續多久，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SARS對中國經濟究竟會產生多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將持續多久，可能主要取決于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我國對SARS疫情的控制程度以及SARS流行的持續時間，如果不能對SARS疫情進行有效的控制，SARS流行的時間較長，甚至SARS進一步流傳到廣大農村地區，那么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中國有可能由此走向衰退，現在看來沒有這個可能。二是醫學上的研究進展，人類如果能盡快地找到防治SARS的有效方法，那么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是比較有限的，中國經濟在經過短暫的恢復后，會保持強勁增長的態勢；三是公眾對遭受SARS打擊后的中國經濟的信心和對戰勝SARS的決心。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有7．1％的被訪問者認為已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認為還有一個月和三個月才能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比例分別為17．3％與28．1％，三者合計占被訪問者人數的一半以上（52．5％）。與第一次調查結果相比，三周后的第二次調查結果表明，公眾估計恢復正常生活秩序所需時間有所縮短。當被問及非典以后對中國經濟回升是否有信心時，超過90％的被訪問者表示對SARS過后的中國經濟回升抱有信心。公眾的信心是努力消除SARS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我們有理由堅信：中國經濟一定會盡快走出SARS陰影，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全國五大城市非典輿情第二次權威調查·專家訪談生活方式的改變，不是靠某種危機的出現。一種好的生活方式不能僅僅依靠一場災難留給人們的痛苦的記憶去養成，而應該依靠一種強制的長期的法律制約力來完成，光靠自覺是靠不住的非典給我們帶來許多課題南京大學副校長、經濟學家洪銀興：非典時期的巨大支出，一大部分應該屬于遭受的經濟影響。這次這種傳染病的災害，它實際上造成的經濟影響，不僅僅是有形的，同時也會是一種無形的。有形的，我們可以看到，如旅游、餐飲、交通，我們為了治療疾病而支付的各種醫療費用等等，都是一種有形的損失。這是一個方面。直接的經濟損失還是比較大的。這種自然災害一旦在一個國家流行，范圍又比較大，就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對外形象，進而影響到進出口的活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情況是很好的，我們的對外貿易、出口水平、利用外資等等，一向是非常好的。政治上穩定，經濟上又處于成長期，對我們來講，已經出現了非常好的前景。但是由于這個非典的出現，它可能會使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將影響擴大到外資、對外出口。我同意這么一個說法：“這種影響來得快，去得也快。”它與其他問題造成的影響不一樣，只要非典得到控制，這種形象上的影響就不會那么嚴重。世界衛生組織一旦宣布這種疾病已經得到控制，那么可能影響我們的出口問題馬上就會解決，外資馬上也會回來。雖然近期的影響是嚴重的，但從長遠來看，它僅僅是發展中間的一段。況且這種疾病就世界范圍來說也是新的，至今還沒有研究出徹底解決的辦法。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陳力丹：非典時期的巨大支出，政府已承擔了。政府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一個分配的作用。政府本身沒有錢，把錢花在什么地方，是一個分配用錢的過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靜：美國在“9·11”事件之后，有一個紅十字會的負責人向全國號召捐血，一下子從全國各地捐來很多血。但最后能派上用場的只是一小部分，絕大部分過期無效了。美國人這就不干了，逼著那個負責人下了臺，認為他的行為造成了浪費。那個負責人迫于壓力引咎辭職。這個例子說明，政府在分配那筆財政支出時，應該有一個法律進行制約，比如什么時候能啟動這筆錢，如何評估該用多少錢，如何保證合理有效地使用。對一件事純粹從動機出發進行評判是不完善的。經濟學家茅于軾：預防非典的方法很多，隔離疫區（從設立專門非典醫院，到封鎖一幢樓、一個區，到整個城市）；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又分在馬路上，在商場里，在交通樞紐里等等）；停止會議（又分大型或者中小型，在一切地區或者僅限于疫區，疫區又可分一般或者嚴重的）；停工停產，或者只要求進廠檢查體溫等等。有幾十種措施可以采用。顯然，每種措施的成本有巨大差別，它們對減少非典傳播的效果也極不相同。從經濟學來看，我們應該采取成本低而效果大的，不應該花了巨大成本而作用非常有限的那些措施。所以我們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防止非典傳播”，而必須計及成本效果，并由此來選擇哪些措施應該優先考慮。某種措施的成本可以請經濟學家來估計，效果則要由防疫專家來估計。現在越來越明確，非典的傳染主要是和病人的近距離接觸。因此在公共場所戴口罩所起的作用遠遠沒有隔離病人的作用大。醫治一個非典病人的費用高達十多萬元，絕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現在各地規定不一樣，比如有的地方只有下崗工人、城市困難戶和農民可以享受非典公費醫療，結果就出現非典病人逃避就診的情況。而病人逃跑，就把病菌一路散布，造成嚴重的病情擴散。一個人為了減少自己的負擔而造成幾十例甚至更多的非典醫治成本。惡性傳染病的治療不只是病人個人的事。他不治療就會造成更多的傳染，而每個被傳染的人又會造成更大范圍的傳染。所以對這一類傳染病的治療應該看成是社會的事。再說，這類傳染病的感染也不完全是個人的責任，應該說主要是社會防治不力造成的。所以從責任來看，醫療費用由社會負擔也是應該的。由社會承擔個人非典的治療費用，會不會造成個人有空子可鉆，占了公家的便宜呢？對于非典而言，這種可能性并不存在。所以規定治療非典的醫療費由政府承擔是合理而且必要的。為了避免少數富人也享受公費治療，至少應該允許一般家庭申請公家補助非典的治

到的阻力將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們有理由好好抓住這次非典事件給我們帶來的新的契機，進一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改革步伐機遇與災害同行SARS對中國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SARS并不只是從負面對人類社會產生影響。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訪問者（74．1％）看到了SARS危機背后所隱藏著的機遇。在回答非典雖然是災難性事件，但還存在積極一面的被訪問者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68％）認為，非典流行促使人們對人類自身的某些生活行為方式進行深刻的反省，從而有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事實上，非典危機有力地促進了衛生保健知識在全民中的普及，環境保護等意識因此而大大增強，在非典流行期間人們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可喜的變化。有超過一半（56％）的被訪問者認為，SARS流行將迫使人們對以往所推行的公共政策進行必要的檢討并研究對付這種疾病的方法與措施，從而有助于推動公共政策、其中包括公共衛生政策的完善和醫學科學事業的發展。分別有24％、22％、15％與9．8％的被訪問者還認為，非典事件有利于公～識的提高、政府形象的改善，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契機并促成新聞媒體改革步伐的加快。非典危機暴露出舊模式中的弊端，強化著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領導人在危機處理中的權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將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們有理由好好抓住這次非典事件給我們帶來的新的契機，進一步加快我國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改革步伐。通向良好政府治理結構的道路是漫長的，在這條道路上需要耐心和智慧。在SARS危機之后，痛定思痛，我們認為，應該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政府需要一套高效的危機應對機制在處理此類事件的時候，首先需要出動的是一支精干、高效、靈活的危機處理隊伍。但是目前調動的仍然是整個行政體系，吸取SARS危機的教訓，應該建立專門的危機應對機制。政府需要一套成熟的公共關系體制為了提高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在公眾中的親和力，有必要使得政府的公共關系體制走向前臺。政府需要一套完善的公共衛生體制從公共衛生體制的歷史演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共衛生的發展自始至終離不開政府的介入，一方面是因為公眾提高了對公共健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公共健康作為一項重大的公共政策，要求政府提高控制社會問題的能力。對疫情的控制首先要求對人口狀況有詳盡的了解，這也是提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信息。防治傳染病中的很多做法，如對全國人口注射疫苗，發動公共衛生運動，在緊急情況下對民間資源的征用、隔離和對人口流動的控制、甚至對個人生活的干預（戒煙、戒酒）等，都在無形中顯示了國家對社會問題的控制能力。提高公共財政對公共衛生的支持，首先必須在公共產品的框架秩序中，對公共衛生的各項內容仔細進行擬定，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資、政府承辦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資、民間承辦的；哪些是需要民間出資，政府給予優惠政策扶持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加強管制的，哪些是需要政府放松干預的。政府需要引入外部的監督力量SARS事件還反映出來，單純依靠行政體系對官員行為的約束力量已經不夠，有必要引入外部的監督力量。公民和企業的參與和發言權對增加政府透明度、提高政府決策效率至關重要，僅僅寄希望于政府的內部體制改革，建立政府內部的責任制度，無法有效地保證政府的決策質量。首先，應該向有關的人提供有用的信息，及時、暢通地向政策涉及的利益相關者和主要的風險承擔者提供政府有關決策、預算、統計資料、財務披露等信息。其次，應該將利益集團對政府決策的參與制度化，盡可能地吸收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進入決策過程，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對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調整施政目標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導方向是增長優先，相對忽視了公共健康、社會保障、環境保護、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問題。SARS事件的沖擊，使得忽略這些問題的成本得以顯性化，SARS有可能促使中國從“增長優先”的目標，轉變為更廣泛的發展目標。相應地，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也將逐漸從單純的經濟增長率、吸引外資數量轉變到關心民生問題。

第四篇：后SARS時期的醫院危機管理

后SARS時期的醫院危機管理

《中國衛生人才》2003年 第12期 2 頁 43-44頁

菏澤市第三人民醫院

副書記、副院長 殷全喜

SARS的爆發給我們國家帶來了一場巨大的突如其來的災難，透過SARS，看到了我們危機管理方面的不足。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2003年6月24日的大會上指出：這次防治SARS的斗爭中暴露了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缺陷。中國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薄弱。我們的疫情收集和報告的體系還不完善。沒有形成一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完整的信息報告體系，被各級所分割。過能改善莫能焉。我們應該反思并從中得到教訓、啟示，痛定思痛，總結經驗教訓，制定和啟動醫院危機管理系統。

一、危機管理的幾個誤區

㈠、只有管理不當才會遭受危機的打擊。

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有人調查：醫療糾紛危機，其中80%不是醫療技術、醫護質量方面的問題，而是服務不到位，說話不注意引起的。

㈡、沉默是金，以不變應萬變處理危機。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以不變應萬變。這是被動的危機管理的方式。㈢、天災人禍，危機無法預防。

危機多數因內在因素引起：a、管理不當是其主要原因，調查顯示78%的危機是因管理不當而引起的，只有14%的企業危機是不可預料的；b、計劃失誤；c、內部溝通不良等。㈣、危機管理是領導們的事。

這種提法也是錯誤的，預防危機是每一個人的事，公共關系、人人有責。

二、目前醫院存在的危機因素

㈠、經濟困難：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它受社會經濟的直接影響，轉軌期間衛生經濟服從于社會經濟，關鍵是怎樣抓住機遇，這是十分重要的。目前多數醫院都存在政府投入不足的問題。政府投入不足的原因有兩條：一是地方財政困難；二是隨著市場經濟的運行，實際上醫院正在逐步進入市場運營，政府的投入正在逐漸的減少。

經濟困難引發了一系列的困難或危機，如發展困難，上設備困難，建設困難，外在形象得不到改善，外在形象受損，醫務人員待遇低，留不住人才，病人對醫院的信任度降低，就醫者減少等等。經濟困難導致了上述困難和問題的出現，上述問題又使經濟更加困難，結果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經濟危機最終引發生存危機。

㈡、觀念問題：由于我們習慣了計劃經濟。工資、福利、建設等原來一直是等、靠、要，分配制度多數醫院都在改，但是基本上一直還在吃大鍋飯，沒有真正體現多勞多得，沒有充分體現技術含量、管理含量。隨著市場經濟的運行，我們的思想和觀念沒有真正的轉變。是要徹底解放思想的時候了,發展要全靠我們自己的努力。

㈢、醫療糾紛：隨著市場經濟的開放，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法律意識的增強，醫療糾紛事件一直呈上揚趨勢，同時醫護人員挨打等惡性事件也不斷發生。由于醫療糾紛的不斷發生，結伴而來的是給我們帶來了安全問題：包括醫療安全、人員安全和財產安全，只有醫療安全了，才能有人員的安全，才能有我們的財產安全。醫療安全和醫療糾紛密切相關，醫療安全的保證應該是高技術、高水平、高質量的醫療服務、用藥安全和責任心、愛心、細心、耐心。

有一些醫療糾紛的發生是因為發生了信任危機。由于個別醫務人員違反職業道德的問題時有發生，使得患者或患者家屬對醫院不信任，不出事還好說，一但出事，醫務人員違反職業道 1 德的事件就會浮現在他們眼前，就會產生一種無銘之火，就會浮想連翩，就會激動，就會發生過激言或行......最終，醫療糾紛發生。

㈣、體制問題：這是我們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政府辦醫院伴隨我們醫院已經32年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隨著政府的投入越來越少，隨著醫療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隨著人才市場的不斷開發，人員流動已成事實，“馬太效應”表現日趨明顯，目前的體制越來越制約醫院的發展，以致使我們遇到了空前的困難。幾年來，醫院在管理上也做了一些文章，人事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也嘗試過，但都沒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個方案充其量只能支撐1--2年。因此改革是必須的、是必然的。

三、以防為主化危機為轉機

我們要學會以危機為契機，化危機為轉機。

㈠、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從計劃經濟的影響中走出來。

㈡、增強領導層的危機意識，高度重視危機管理，把它放在決策層次上來考慮。

1、下情上達的重要性。要擬定相關的政策，要植入醫院文化，把這兩個方面落實到全體員工。要經常提醒全體員工，要做到上下都要有危機感，都要有危機管理意識，上情下達、下情也要上達！下情上達在處理危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及時的下情上達可以大大降低危機帶來的損失。壞消息從最低層往最上層傳達的速度是衡量企業的指標之一。

2、提高高層管理人員和中層管理人員的管理水平、危機管理意識和應變能力，擴大知識面，增強法律意識。

3、要有遠見，未雨綢繆，堅決不能有“臨時抱佛腳”的思想。應該做到：建立一個危機處理中心，確定危機處理小組成員，制定應對危機的行動計劃（預案），提供完備的各種物資和設備，確保組織內部進行充分地溝通。

㈢、增強中層干部和全員的危機意識。“年年防災，夜夜防賊”，對全員進行危機管理培訓，要居安思危，從小事入手，事無巨細，注意事物的每一個環節和細節，克服麻痹思想，抓住危機征兆，及時處理。

對于容易出現問題、事故、危機隱患的時間、人群、現象要特別注意：

1、高危時間：節假日、夜班、下午班、交接班期間。

2、高危人群：疑難、危重、老年、兒童、產婦、骨科等。

3、高危現象：輸血、配藥、發藥、外科手術的關鍵時刻。

㈣、危機管理要正確對待媒體：要坦誠布公，監控信息流通掌握信息主導權。在危機中，媒體的作用就在于，按照新聞傳播的自身規律，對危機處理過程進行報道，促使危機向好的方向轉化。媒體介于政府和公眾之間，形成了一種三角互動關系。它既受政府制約，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府；既引導公眾，又需要滿足公眾需求。媒體一方面代表公眾時刻關注、監視危機處理的進展，另一方面，又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傳達其聲音，樹立其形象。把媒體排斥在危機管理之外，不善于利用媒體解決危機事件，是不明智的。日益成熟的當代媒體，完全能夠憑借自身的優勢，在危機管理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做到只幫忙、不添亂。面對災難，包括媒體在內的社會公眾，首先想到的是知曉真相，舉一反三，吸取教訓，只有當最基本的知情權被剝奪時，才會把矛頭轉向掩蓋真相者。

1、作為管理者要掌握輿論的主導權，爭取說話的機會，不能把說話的機會推給他人。

2、沉默不是金：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時代已經過去。很多單位遇到突發事件時，總想盡量保持低調，能捂就捂，能避就避，以為“以不變應萬變”、“沉默是金”就是最好的解決法則，殊不知在信息高度發達的社會，任何事情都能透過媒介迅速傳達到每一位群眾面前，當大眾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卻又無從著手時，就會出現許多不實的猜測，事件反而容易被人誤解了。

上海在抗SARS中，以“先聲奪人”以正視聽的原則報道突發事件。對上海的抗SARS 2 工作和穩定社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北京市市長王歧山臨危受命后接收記者采訪時說：“過去強調只做不說，現在強調邊做邊說。”要通過把做的事“說”出去，來安定人心。

㈤、危機來臨要機智靈活沉著應戰：慌亂和準備不足本身就是一種危機，也是危機管理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高層領導對下情反映上來的突發事件第一個反應就是：“驚”，作為領導者要很快鎮靜下來，按照預案，按步就班，沉著應戰，有條不紊的處理所發生的危機。同時還要機智靈活，隨機應變，決策果斷，把損失降到最低限度。千萬不要出現“慌”。慌所造成的是亂，越慌越亂、越亂越慌形成惡性循環，造成決策失誤，使危機造成的損失在不斷上升。㈥、要樹立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觀念：陶行之先生說過：人命貴于財富、貴于機器、貴于安樂、貴于名譽、貴于權位、貴于一切。

要有敢于負責任的態度：病人自掛號起到住院后，已經形成了合同關系，病人在醫院發生的種種不測，醫院是有責任的，但不一定有錯誤。一旦危機形成，要勇于承認責任，然后查明原因，有錯誤也要勇于承認。

㈦、要處理好危機中的“情、理、法”：通常會對問題歸類時，總是太偏重于技術方面而忽略與認知有關的議題，但是往往是大眾的認知導致危機。把“情”放在第一位，俗話說的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繩之以法。”醫療糾紛，有些是醫院的錯誤造成的，有些則是病家無理取鬧，不管什么原因，我們都要用“情、理、法”去解決，對于用情理不能解決的危機，則必須用“法”去解決。

㈧、提高專業技術人員的技術水平，改善服務態度，提供優質服務。醫療糾紛危機，其中80%不是醫療技術、醫護質量方面的問題，而是服務不到位，說話不注意引起的，因此醫院需要引入新的服務理念，同時還要求醫護人員有豐富的人文知識、語言藝術、同情意識等。服務態度、語言藝術在整個服務過程中、在避免危機的發生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㈨、積極面對一切困難，要有不怕困難的勇氣、克服困難的精神。增強職工的團隊精神、創新精神、投入精神、競爭精神、主人翁精神。

㈩、總結經驗教訓：回顧總結，自我檢討，調查、分析、審計、收拾“殘局”。應付危機人們往往將失敗或錯誤的體會稱為經驗教訓，危機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總結經驗教訓，讓危機后的醫院在混亂平息后重獲新生。

對待危機，我們個人或是社會要有充分的心理和物質準備，要積極主動、相互配合，早日建立起一個成熟完善的危機管理機制，盡最大限度的預防危機的發生，制定各種危機處理預案，在危機發生時能夠應對自如，化危機為轉機，能從危機中找到生機，在更大范圍內擴展我們的生存空間。

主要參考資料：（發表時請注明）

1、西安“后SARS時代新思維研討會”吳偉博士和其他專家的報告。

2、胡瑩：后SARS時期的危機管理，21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06月13日）

3、何延政：“非典”事件后對瀘州市醫院危機管理的反思（瀘州市青少年在線）

4、周文水：非典催生國家危機管理（人民網）

5、姜微 黃庭鈞：從上海案例看中國城市危機管理（新華網）

6、高世屹：危機管理，媒體無法缺席（人民網）

7、潘誠：SARS為中國企業危機管理補課（大洋網）

8、吳建勛：注重企業危機管理，經濟參考報(2001年01月16日)

第五篇：從迷茫到危機 四代人的職場悲催路

從迷茫到危機 四代人的職場悲催路

2011年11月04日08:32

我來說兩句(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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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女人綜合

2011年11月04日 / NO.523

眼下在職場上，四代人“四世同堂”，各自處在不同的人生狀態中，有各自要面對的障礙和問題。向陽生涯專家團隊將、為你展示四代人在職場上的生存狀態，、解開每一代人的發展心結。

來源：搜狐女人綜合

90后：蒙的一代； 悲催標簽：迷茫，不知所措

圖片來源：網絡

這一年，正好是這曾經被議論紛紛的“90后”踏入職場的首次展示秀已經拉開帷幕。個性鮮明，追求自由，有自己的行為準則但不屈從已有的規矩等就是這新一代職場人的特點。但面對擇業的問題，他們也逃不過迷茫和不知所措的陰霾。新興的、花樣百出的崗位那么多，改選哪一個呢？我不需要權重位高，也不向往大富大貴，更不想因為工作失去生活，而且最好能做我喜歡的事，可這份工作上哪里去找呢？找了一

圈很多職位都讓我索然無味。

專家評析：不管是哪一代人，都將面臨擇業的問題。剛出世的90后，個性非常鮮明，其職業觀和80后有明顯不同：更加注重工作“性價比”。但最終的職業定位依然要根據自己的能力特長、職業取向和現實

機會這三方面來確定。

只有做好了職業定位和職業規劃才不會輕易被外界的因素或變動干擾，不會人云亦云，減少時間成本和精力成本的浪費。畢業之后，時間會變得尤其寶貴，競爭激烈的職場上沒有更多的兩三年等你去慢慢適

應或“試錯”，少走彎路，請定位！

80后：動蕩的一代； 悲催標簽：不穩定 何去何從

L生于85前，算起來已經在職場打拼了六七年。事業雖然有了一定基礎，但也沒有到穩固的階段，眼下這成家生小孩的事情就擺在眼前，這對工作來說可是有極大的影響。想跳槽某發展吧，可哪家公司會招一個處于婚育年齡的大齡女青年呢？難！如果還是呆在原公司，上司有怎么會讓一個即將成為媽媽的人當

主管呢？

D畢業三年多快滿四年了，要說職業探索期也應該過了，可也是這家公司打打工，隔一段又換另一家，就每個準數。這樣的狀態讓家里人操心，老爸老媽都催促他回老家，畢竟家那里什么都方便，不想讓他外面風雨飄搖。可老家那么小的城市，發展自然不能和大城市比，但這種風雨飄搖，跳來跳去的工作讓他也

有點力不從心，如何穩定，是走是留？

專家評析：到現在，80后的一代已經不再是“蒙一代”了。不少人已經歷了至少5年的職場歷練，自己能做什么工作，能做好什么工作的問題應該已經有了一個清晰的答案。但現在如何使得職業生涯發展進入穩定上升階段就成了首要問題。制定可行性較高的職業發展通道方案是關鍵。CCDM職業規劃師認為，其實需要再審視自己的職業定位，并且總結和梳理過往的職業經歷，對得失、優缺進行詳細的分析，圍繞自己的目標和定位，對缺失和不足的部分，做好“修補”計劃。

如果已工作3-5年，80后的職場人還沒有完成職業探索，甚至還沒有清晰的職業定位，那么這將嚴重影響你的職業生涯發展，所謂“激流勇進，不進則退”，來勢洶洶的新人會帶來更大的淘汰危機，找不清自己的位子，那之后要站穩就更難。所以當自己還在面臨這些要害問題時，不妨請教專業的職業規劃機構給

予幫助，切莫不以為然，蹉跎時間。

70后：焦慮的一代； 悲催標簽：焦慮 發展瓶頸

Linda已經年處“35歲職場生死線”的邊緣上了。都說30不惑，可這30都過了四年多了，還是疑惑、焦慮得不得了，該怎么辦呢？

Linda在一家外企做HR已經好多年了，她這個部門主管，每天就管理手下幾個小青年，至從七八年前那次升職后，升職這件事好像就和她絕緣了。同學會時，看到有的人做經理，有的人做總監，自己這個“主管”說出來時感覺都像被人掐住了脖子。這樣的同學會還不如不來呢。

這位子如果再沒有變動，對于在外企工作的人來說，到了35歲就處于停滯狀態就要面臨“被走人”的局面了。這可如何是好呢？如果從公司出來了，下一步該怎么辦？家里女兒的學費、生活費等等各種費用還

等著開銷，“一把年紀”的人去哪里謀職發展呢？

專家評析：不難發現很多招聘崗位上貼出來的應聘年齡上限是35歲，“35歲”就像根刺一樣赫然眼前，對于已經奔四的70后來說，有一些人正慌張的看著這個界限的逼近，而跨過去的人也奄奄一息，不知道是

否還能掙扎。

此時正是職業生涯發展的關鍵期，會遇到各種問題也屬正常。要應對好，一方面，要理性地評估自身職業發展現狀，制定合理、可行的職業目標和規劃。這不僅是幫助你理順眼前的工作，同時也有助于你平衡事業和家庭的關系。另一方面，要注意積累外圍資源，也可在同行內留意其他的發展機會，如果當前的發展平臺發現變故，也算是為自己留一條退路，如果方向準確很可能還能給你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因此，向陽生涯提醒70職場人，對于此時職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甚至影響到家庭和諧的，一定要倍加重視了，如果處理不好很可能帶來職業生涯和家庭生活的雙重動蕩。眼下，及時做好職業生涯二次規劃非常必要。

60后：中年危機的一代；悲催標簽：窒息 職業生涯高原期

李編輯已經在報社呆了快20年了，副主編的位子坐了很長時間。其實這樣帶“副”字的位子，沒有什么實權，但事情做得不少，每天早出晚歸，有時回到家還得寫些稿子，如果有會議，連周末也可能搭進去。

左盼右等，這次算是等著一次升職的機會，要想去掉一個“副”字可沒想象中容易。雖說觀察期是一年，給你個頭銜讓你做事，錢和權都沒相應跟著“觀察”，很多事務處理起來并不那么順手，甚至有時候夾在中間受氣。李編輯的精力和體力開始越來越吃不消這樣的消耗，外人不知道的，總夸他上升快，總編的位子也就要到手了。可就在最后的關頭，因為各種報社人員編制的變動，他的升職落空了。

李編輯這下是受到了打擊，這次沒了升職的機會以后也不會再有了。后面年輕的后輩個個都虎視眈眈，還爭個啥呢？沒了總編的位子，臉面都沒了。辭職，那工作怎么辦？繼續留在報社當老黃牛，心里有憋屈；

創業，可行么？

向陽生涯專家評析：中年危機可以說是所有職場人都會經歷的階段，這也是職業生涯高原期，即是工作任務中出現新內容、挑戰性內容的機率已經極小，從發展階段上來說，職業變動相對缺失，而且職業發展也到了一個峰點，工作內容、壓力、挑戰等相對靜止甚至終止，職業生涯就進入“停滯”階段。職場人在這時候感到窒息，每天只是為了工作而工作，沒有希望而言，仿佛就在混吃等退休等死。

其實這時候在要有什么大的變動是比較困難的，工作那么多年，與其窒息難耐，不如沉下心好好梳理過往累積的資源，對其進行全面的評估和分析。如果資源充足，也可考慮自己跳出來創業，如果權衡過后，留下來比出去的方案更優，那么留在原來的地方工作也無妨。但這一切的職業規劃都應盡早進行，不要等

到火燒眉毛了才來著急，也許就真的來不及了。

四代人，四種狀態，都面臨著職業生涯發展之困惑。職業生涯發展路很漫長，貫穿一生，職業規劃的重要性油然而見，不同時期面對不同問題，都需要通過制定或調整你的職業生涯發展計劃來應對變化。以“不變”應萬變，才會順利繞開職業生涯中的發展障礙，贏得職業生涯的完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