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語文教育內涵及提出背景

一、大語文教育概念的提出及其背景

大語文教育這一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已故的特級教師張孝純所提出，這是一種有別于我們的傳統的語文教學的教育思想，就是打破原有的“三中心”的教學模式，拓展語文學科的外延性，形成以學校、家庭、社會語文教育為一體的語文教育體系，以語文課堂和課本為依托，但又不是單純的依賴課堂教學和課本來發展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這就形成了一課堂教學為中心的多位一體的語文教學新模式即大語文教學體系，或者說是大語文觀念。

那么，我們看，大語文教育觀念的提出是有它的時代背景的，首先，在我們現行的語文教學模式或是所謂的體系中，被加入了越來越多的程序化、格式化的東西，我們可以列舉一個最為直觀的例子：我們的學生，包括學生時代的我們，在學習一篇課文時通常都會被老師要求或是要求自己的學生去閱讀文章，然后概括文章大意，寫了一件什么事，概括文章的主旨或是中心思想之類的，而我們會發現，所有的學生都已經了有了一套所謂的公式來應對老師的上述要求，似乎還是屢試不爽的，這樣恰恰違背了我們語文教育教學的初衷，學生沒有去體會文章之中所蘊含的作者的感情，而是出于一種為了完成任務而敷衍了事的活動，這顯然不是我們這些從事語文教育教學活動的教師或是準教師希望看到的，畢竟，語文學科不同于數學或是理化一類的自然科學課程，可以用公式或是有一套固定的方式方法，語文學科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不僅僅是要教會人們如何同其他人進行交流，還要陶冶受教育者的情操，這是我們的語文課程所肩負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所以，用一種程式化的方法來教授語文課程，在我看來是極不可取的。

其次，迫于考試升學率等因素的壓力，語文教學尤其是基礎教育階段的語文教學極大地背離了其初衷，或許這樣可以使我們的孩子在今后的學習中實現很好的對接，但是，對于其身心長遠的發展是相當不利的，可以說，大語文教育觀念的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語文教學在基礎教育階段的的現狀，不得不引起我們極大地憂慮。

第二篇：四個全面內涵,基本內容及提出背景（模版）

四個全面

提出背景

2014年11月，習近平到福建考察調研時提出了“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的“三個全面”，2014年12月在江蘇調研時則將“三個全面”上升到了“四個全面”，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新增了“全面從嚴治黨”。

盡管此前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就這“四個全面”作出過一系列的重要論述，但在公開報道中，將“四個全面”并提，還是第一次，意義深邃。

此外，習近平在江蘇將“全面從嚴治黨”加入到“四個全面”中時，特別采用了“大氣候和小氣候”的比喻，“從嚴治黨是全黨的共同任務，需要大氣候，也需要小氣候。各級黨組織要主動思考、主動作為，通過營造良好小氣候促進大氣候進一步形成。”[1] 從時間軸來看，“四個全面”是在不同高層會議場合逐步提出的。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10月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推進從嚴治黨是2014年10月8日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提出來的。[2] 2基本內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時間表，以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等具體內涵。

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對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進行了全面部署。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黨的中央全會第一次專門研究法治建設。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會同時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原則、任務、布局進行了全面部署。

全面從嚴治黨：從公開的新聞報道看，這6個字合在一起表述尚屬首次。但其主要精神總書記在2014年10月8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的講話中已經體現出來——“今天這個大會，是對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進行總結，對鞏固和拓展教育實踐活動成果、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全面推進從嚴治黨進行部署。”

3邏輯關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總目標，而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則如大鵬之兩翼、戰車之兩輪，共同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順利實現。這個過程中，全面從嚴治黨則是各項工作順利推進、各項目標順利實現的根本保證。

關鍵詞一：總目標。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要實現這個奮斗目標，就要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關鍵詞二：姊妹篇。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兩次全會、兩大主題、兩份決定，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總體戰略在時間軸上的順序展開，是推動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藍圖的姊妹篇。

關鍵詞三：領導核心。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均進行了專門論述，不論是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都對從嚴治黨提出了新要求，也都以黨的領導作為實現目標的根本保證。[3] 4本質意義 本質

就是“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蘊含了深刻的戰略思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定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全面依法治國論述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定海神針和助推器；第一次為全面從嚴治黨標定路徑，要求“增強從嚴治黨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實效性”[4]。

每一個“全面”，都是一整套結合實際、繼往開來、勇于創新、獨具特色的系統思想。四個“全面”加起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4]。

意義

四個全面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從這個角度理解，四個全面，抓住改革發展穩定關鍵，統領中國發展總綱，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戰略抓手。

第三篇：專家解析亞洲安全觀提出背景及深刻內涵

亞信峰會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亞洲安全觀引起強烈關注

專家解析亞洲安全觀提出背景及深刻內涵

（2014-05-22）稿件來源： 法制日報視點

對話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許利平

國際關系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特邀研究員劉躍進《法制日報》記者余 飛

對話動機

5月20日至21日,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在上海舉行。作為致力于共同維護亞洲和

平與安全的多邊論壇,此次亞信上海峰會在召開前就引起各方高度關注。分析人士認為,此次會議有望成為

亞信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次盛會。

5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信上海峰會上發表主旨講話,提出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

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創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區安全和合作新架構,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

之路。圍繞亞洲安全觀提出的背景和內涵,《法制日報》記者與相關領域專家展開了對話。

亞洲安全形勢既復雜又嚴峻

記者:亞信上海峰會引發了各方高度關注,尤其是對峰會將提出的亞洲安全觀,各方均抱有很大期待。這

種關注與期待源于當前亞洲地區的安全態勢。目前,亞洲地區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領域面臨哪些挑戰?

劉躍進:當前亞洲各國面臨的安全挑戰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傳統的安全問題,也有不少復雜的非傳統

安全問題。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可以說是“既復雜又嚴峻”。

在傳統安全方面,領土爭端等問題依然存在,軍事方面也出現了危險的苗頭,一些國家之間由于互不信

任,在某些方面陷入傳統的“安全困境”。

在非傳統安全方面,暴力恐怖活動防不勝防,生產生活領域的人身傷害事故也不斷發生,馬航事件、土耳

其礦難、老撾空難等都說明亞洲國家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多樣化、復雜化。此外,信息安全、網絡安

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等問題,在亞洲地區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表現,其中有些問題是亞洲國家之間的問題,也有些問題是亞洲國家與非亞洲國家之間的事。例如,美國利用高技術手段竊聽全世界的通訊,包括

各國領導人的手機電話通訊,這對亞洲國家安全來說也是一種新挑戰。

許利平:從傳統安全領域的領土之爭、核危機到非傳統安全領域的“三股勢力”、偷渡販毒犯罪、金融安

全、網絡安全,當前亞洲安全面臨著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影響的局面。我個人認為,亞洲安全

形勢雖然比較嚴峻,但處于可控狀態。

記者:在此次峰會上,卡塔爾和孟加拉國從觀察員國轉為成員國。有分析人士認為,各方的重視及成員國的增加,這是否說明中國的亞洲安全新觀念有著巨大吸引力。

劉躍進:這次亞信峰會可以說是謀求信任、謀求協作、謀求安全的地區性國際會議。一些有不同意見的國家能夠走到亞信這樣一個地區性國際會議上,謀求協作、合作、信任和安全,這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象

征意義,當然也有其重要的實質意義。

如果說在中國擔任亞信峰會輪值主席國之前,亞信峰會和整個亞信機制一直在緩慢而堅實地向前邁進的話,那么當中國積極主動推進亞信機制進一步發展時,我相信亞信的作用會越來越重要,效果也會越來越

好。

卡塔爾和孟加拉國從觀察員國變為成員國,是亞信峰會發展壯大的一個具體表現。今后,會有更多的國

家正式加入到這樣一個重要的多邊論壇中來。中國作為輪值主席國,會努力促進亞信成員的擴大,擴大亞信機制的作用范圍和領域。

落實亞洲安全觀關鍵在合作

記者:在21日的會議上,習近平在發表主旨講話時強調,應該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能否解釋一下,為何要強調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

許利平: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是亞洲地區安全的核心內容。共同安全,是指亞洲各個國家應連成一體。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推進,一國安全必須依賴其他國家的安全；合作安全,是指通過合作促進一國及一個地區的安全；綜合安全則是指統籌考慮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建立綜合安全體系；所謂可持續安全,是指不能為了安全而安全,不能為了安全而損壞其他方面的利益,應著眼于建立更長遠、更有效的機制。

劉躍進: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都不是近期才出現的安全觀念,而是在冷戰后期就開始萌芽,在冷戰結束后迅速擴展的不同形式的非傳統安全觀。此次峰會提出的“亞洲安全觀”包容了不同方面的安全思維和安全觀念,這也說明了只要有利于亞洲地區安全的思想理論、安全模式、治理方式,都可以為我所用,為亞洲所用。

這些安全觀念與我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也是一致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以國際安全為依托”,就是指要充分擴大國際安全,只有在他國安全、國際安全有保障的大環境下,一個國家自身的安全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記者:有分析人士認為,“合作”是亞洲安全觀的一個重要內涵。習近平在講話中也強調“推動亞信成為覆蓋全亞洲的安全對話合作平臺,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建立地區安全和合作新架構”。亞信成員國之間的安全合作應如何推進?

劉躍進:推進安全合作的關鍵在于增強互信,形成高度互信。

許利平:之前說到亞洲安全形勢雖然嚴峻,但處于可控狀態,這種可控就需要共同合作來實現。亞信成員國之間開展安全合作,根本問題在機制建設。目前亞洲地區的安全合作還沒有特別有效的合作機制,大多是雙邊合作,缺乏多邊合作機制。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冷戰思維有關。受冷戰思維的影響,安全合作多是在一國與一國之間進行,這種方式與國際潮流不符。我們提倡多邊合作,并不是排他,而是將各方面角色納入到合作機制中。

建立亞洲安全機制,還需要亞洲大國為機制的建立提供公共產品,即提供資金、技術、人才培訓及相應的場所。

建立地區安全和合作新架構的核心是增加互信。增加互信,可以通過建立社會人文交流機制、領導人熱線、媒體交流等多種形式來推動。

制圖/李曉軍

第四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定義及提出背景

定義：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是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下，在充分發揮政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骨干作用的同時，組織和依靠各部門、各單位和人民群眾的力量，綜合運用政治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種手段，通過加強打擊、防范、教育、管理、建設、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實現從根本上預防和治理違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維護社會治安持續穩定的一項系統工程。

目錄

編輯本段方針

一、“打防并舉、標本兼治、重在治本”方針的提出

1982年8月，中共中央批轉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紀要，分析了社會治安形勢，初步總結了部分地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經驗，明確提出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重點。1983年8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印發的中央宣傳部、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宣傳提綱》中強調指出，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是一致的。綜合治理的手段有很多，有專政的手段，有行政的手段，也有教育的、感化的手段。但運用專政手段，依法嚴懲嚴重刑事犯罪分子，是綜合治理中的首要手段，只有在堅決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同時，再輔之以其他手段，才能達到綜合治理的目的。1985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青少年教育、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的通知，明確提出關心和教育青少年、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是一項綜合治理的系統工程。1986年2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近幾年的實踐證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實質上就是一項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系統工程。要做好這項工作，根本的方法是走群眾路線。不能只靠哪一個部門，而是要靠全黨全社會；不能只用哪一種方法，而是要用千百種方法；不能只抓一陣子，而是要長期堅持。”至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最初的“打防并舉、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思想基本形成。

1991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指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必須堅持打擊和防范并舉，治標和治本兼顧，重在治本的方針。其基本任務是：一方面要打擊各種危害社會的違法犯罪活

動，依法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采取各種措施，嚴密管理制度，加強治安防范工作，壓縮違法犯罪活動的空間。另一方面要從解決根本問題人手，加強對全體公民特別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文化、道德素質，增強法制觀念，鼓勵群眾自覺維護社會秩序，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積極調解、疏導民間糾紛，緩解社會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加強對違法犯罪人員的教育、挽救、改造工作，妥善安置刑滿釋放和解除勞教人員，減少重新違法犯罪。

二、“打防結合、預防為主”方針的提出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堅持打防結合，預防為主。這是針對一個時期內出現的“重打輕防”傾向，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的表述作出一定調整，但仍然包含了原方針的基本內涵。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打防結合，預防為主”是做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指導方針。要堅持打擊與防范并舉，治標和治本兼顧，重在防范，重在治本。

《意見》指出，打擊犯罪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必須毫不動搖地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整治治安混亂的地區，解決突出的治安問題。各級政法部門要把“嚴打’’落實到各個執法環節，把集中打擊、專項整治和經常性打擊緊密結合起來。要重點打擊有組織犯罪和帶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犯罪，流氓惡勢力犯罪，爆炸、殺人、搶劫、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打擊盜竊、搶奪等嚴重影響群眾安全感的多發性犯罪，打擊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金融犯罪、走私犯罪等嚴重經濟犯罪。要加強協作配合，形成打擊合力，始終保持對各種犯罪活動的高壓態勢。要正確執行法律和政策，堅持“穩、準、狠”的原則，切實提高“嚴打’，整治斗爭的實效。

《意見》指出，預防犯罪是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的積極措施，要進一步把嚴打、嚴管、嚴防、嚴治有機結合起來。要堅決糾正“重打輕防”的錯誤傾向，切實把思想觀念、工作重點、警力配置、經費投入、考核獎懲機制等真正落實到“預防為主”上來；要集中力量，切實解決好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治安的重點、難點問題；要進一步加強群防群治工作，建立和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下力氣做好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工作。

三、“打防結合、預防為主，專群結合、依靠群眾”方針的提出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強調，堅持打防結合、預防為主，專群結合、依靠群眾，加強和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機制。這是在總結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多年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的重要補充。從此，“打防結合、預防為主，專群結合、依靠群眾”明確成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指導方針，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方針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方針的演變和發展，是對實踐經驗的高度總結和提煉，是一個認識不斷深化、逐步走向科學的發展過程。同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方針的確立和貫徹執行，也是在不斷克服和糾正各種片面認識、錯誤觀點的過程中曲折前進、逐步深化的。

編輯本段主要目標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主要目標是：社會穩定，重大惡性案件和多發性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會丑惡現象大大減少，治安混亂的地區和單位的面貌徹底改觀，治安秩序良好，群眾有安全感。

編輯本段工作范圍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工作范圍，主要包括“打擊、防范、教育、管理、建設、改造”六個方面。

編輯本段簡史

綜合治理是解決我國社會治安問題的一個戰略方針。

中共中央在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針。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提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針，是解決中國社會治安問題的根本出路。

1991年3月2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強調：為了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穩定，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必須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同年，中央成立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指導和協調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

兩個《決定》頒布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在全國各地普遍推開。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次把“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保持社會長期穩定”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寫入了黨章的總綱。

1996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提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基本任務是：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各部門協調一致，齊抓共管，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運用政治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種手段，整治社會治安，打擊犯罪和預防犯罪，保障社會穩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1996年3月，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第17次會議審議通過了《1996年——2000年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五年規劃》，提出了未來5年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和要開展的重點工作。在黨中央、國務院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下，以及廣大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深入開展，各項綜合治理措施逐步得到貫徹落實，為改革開放創造了穩定的社會治安環境，為兩個文明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五篇：中國夢的提出及內涵

中國夢

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總書記所提出的重要指導思想和重要執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習總書記把“中國夢”定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并且表示這個夢“一定能實現”。“中國夢”的核心目標也可以概括為“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也就是：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逐步并最終順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體表現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途徑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弘揚民族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實施手段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