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亨廷頓對腐敗的看法

《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對腐敗的看法

亨廷頓在20世紀60年代撰寫的一部有關于政治發展理論方面的著作。其寫作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廣大亞非拉新興獨立國家面臨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亨廷頓在這部著作中所闡釋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秩序”和“穩定”。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如何實現政治穩定？這才是亨廷頓最想探討和關注的問題。在這部著作中亨廷頓使用的是嚴謹的歷史比較法，結合自己豐富而又翔實的歷史知識，同當時國際大背景下的時事進行深入的分析比對，從而得出了許多深刻、獨到的見解。亨廷頓在該書中對現代化與腐化關系的論述，從一個不同的視角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所出現腐化蔓延的現象和趨勢做了一些論述，使人讀后對腐化的認識更為深刻及全面，尤其對目前正處在現代化過程中，同時也深受腐化困擾的中國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一、關于對亨廷頓的腐化理論的思考與認識

（一）腐化的定義

亨廷頓認為腐化是指國家官員為了牟取私利而違反公認準則的行為。腐化是缺乏有效政治制度化的一種表征。腐化也就是現代化帶來的對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區別的產物。他首先指出了腐化的主體是國家公務人員，而非其他人群，而腐化的目的則是為了牟取私利。這里的私利，我們不應僅僅片面地理解為個人利益，它應當包括家族、團體、黨派的利益。

（二）現代化與腐化的關系

通過對許多國家不同歷史時期的腐化行為的比較，在亨廷頓看來腐化與社會政治、經濟的迅速現代化有關。特別是他以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英、美為例指出：17世紀和19世紀的英國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紀的英國政治廉潔，而18世紀和20世紀的美國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現象就沒有19世紀美國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現象那么嚴重。而上述時期正是英美工業革命時期。由此看來，腐化現象是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而廣泛的蔓延開來，腐化的程度幾乎與現代化的進度成正比例。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是如此。

那么現代化為什么會滋生腐化？而且導致腐化的蔓延呢?亨廷頓認為有三點原因。首先，現代化涉及到社會基本價值觀的轉變。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必然伴隨著傳統價值觀和新的價值觀的沖突，于是按著傳統價值觀來行使的做法便被現代人士看來就是腐化現象。另一方面，腐化就是現代化帶來的對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區別的產物。其次，現代化開辟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從而進一步助長了腐化行為。因為這些新的財富和權力的來源與政治的關系，在該社會居統治地位的傳統規范中沒有明確的定義，處理這些新舊財富和權力的來源的現代規范也沒有被該社會內部居統治地位的集團所接受。第三，現代化通過它在政治體制輸出方面所造成的變革來加劇腐化。一方面，處于后期現代化中國家的現代化，涉及政府權威的擴大和各種各樣受制于政府的活動的增加。在處于過度階段的國家里，追隨現代價值觀念的集團在開創時期常常會走極端。反腐化便隨之走入極端，反加劇了腐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便是現代化的發展而來的傳統社會嚴密的層次結構及倫理道德規范的逐漸喪失，政治制度化的軟弱和社會流動性水平的提高，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腐化。

（三）腐化的形式

亨廷頓認為，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政治行為和經濟財富之間的交易。至于腐化采取哪種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在一個生財有道而做官無門的社會里，占主導地位的腐化形式將是利用前者換取后者。這種情形主要是發生在現代化程度

較高的國家，例如美國。二是在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情況剛好相反，政治成了獲取財富的道路。特別是在一個外商無處不在的國家里，尤其會助長腐化的泛濫。利用政治權勢牟取經濟利益意味著政治價值觀和制度必須屈服于經濟的價值觀和制度，政治的首要目的不是為了實現公共目標而是為了攫取個人利益。

（四）關于對亨廷頓腐化理論的思考

亨廷頓認為“一定量的腐化是通向現代化的潤滑劑”，也就是 “腐敗正效應理論”。亨廷頓是在其著作中的第一章第三節的“政治參與：現代化與政治衰朽”中論述現代化與腐化的關系時著重論述了腐化的功能。“對于維持一個政治體系來說，腐敗與改革有同樣的好處。腐敗能起到緩解各集團要求改變政策的壓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減輕各階級階層要求改革體制的壓力的作用一樣”。也就是說，亨廷頓首先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會出現一些新的不同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而他們勢必從自身利益出發要求改變既存政策而向統治階級施壓，而統治階級可以通過改革的方式來調解各方面的不同利益，緩解他們之間的敵對情緒，從而維護政治體系和政治秩序穩定。他認為，腐敗也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因為腐敗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集團滿足自身不同利益的非正常手段，“腐敗和暴力都是向體制提出要求的非法手段，腐敗又是滿足這些要求的非法手段”。在亨廷頓看來，不管采用什么樣的手段，只要這些階級階層的要求得到了滿足，自然就不會危害既存的政治秩序了，這樣也就有利于政治體系的穩定。

在現代化進程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來看，亨廷頓的論述是很客觀的，他只是認為腐敗可以成為一種提出和滿足要求的手段，從而達到政治穩定。亨廷頓也曾說過“現代性帶來穩定，現代化滋生動蕩”，或許腐化就是他所說的“動蕩”之一。“就此而言，腐敗與政治發展是不相容的”，但是某些形式的腐化有時能加強政黨的力量，從而有助于政治的發展。實際上，亨廷頓是從一種特殊的角度來看的。他仍然認為，在一個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國家中容易出現腐敗現象，而且某個特定國家處于變革時期的腐敗現象比該國家在其他時期的腐化現象更普遍。那么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足夠腐敗而導致其自身滅亡的話，那么就會有利于另一個政府的建立。而通常新一屆的政府都會比前一屆政府廉潔、進步。為了適應現代化進程，新政府會修改甚至重新構建原來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治制度往往會更加完善。這樣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就被提高了，這也就是亨廷頓所說的“某一政府機構的腐敗有助于另一政府機構的制度化”，這樣以來也就有利于政治的發展。另外，對于減少腐化的措施，雖然在整篇文章中沒有很明確的談到，但是從他的相關論述及整本書的核心來看，卻指出了減少腐化，保持政治穩定的措施可以是建立強大的政府。那么強大的政府是什么呢？在亨廷頓看來，強大的政府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也強調指出，剎住腐化風需要對政治參與進行組織和協調。而政黨便是現代政治中能夠履行這一職責的主要機構。于是加強政黨的力量，也是遏制腐化的一個重要的措施。

二、當前我國腐敗現象增多的原因

腐化是當今世界許多國家，特別是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共同面臨的一個嚴峻的問題，是阻礙社會發展的痼疾。在上面，我們也看到了亨廷頓對現代化滋生腐化的理論闡述，特別是對于原因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觀的。但是腐化產生的原因是非常之復雜的，在學術界也有眾多理論來解釋。基本上都是側重某一方面展開來的。在馬克思看來，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這一點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看到腐化的產生也和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等相關。我國目前也正處于現代化的轉型關鍵時期，同樣

也面臨著現代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和困擾，腐化問題也是我國目前形勢下最亟待應對與解決的難題。這不僅關系到我們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與步伐，同時也考驗著我們黨在關鍵時期的統籌協調與處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能力。那么當前我國腐敗現象增多原因又是那些呢？這值得我們思考和探究。

（一）民眾的高消費需求和現實的不正當致富現象

我國集中精力搞好經濟建設，不斷推進經濟改革的目的就是為了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從一定程度來說，人們不懈追求高質量、高品質的生活，伴隨著生活質量的逐步提高，對物質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這也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人的需要具有無限性，當一種需要得到滿足后又會產生一種新的需要，永無止境，而社會能夠提供滿足需要的條件是有限的，社會現實條件總是落后于人的主觀需要。由于人們的需要一旦被激發出來，總是需要想方設法滿足這種需要，而我國現階段的財力所限，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公務人員的工資，其收人遠不能滿足高消費的需要，在這種矛盾之中，我們一些國家公務人員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這種矛盾，不顧條件所限，一味追求需要的滿足，就必然利用手中的權力來達到到目的，導致權錢交易的腐敗現象的大量滋生。另外一點，加之在改革開放中，為了有效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黨和政府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以此帶動全民共同富裕。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許多先富起來往往是通過不正當途徑實現的，如假冒偽劣、投機倒把、偷稅漏稅致富者為數不少。加之各行各業出現的分配不公，在社會上引起了嚴重的負效應，從而誘發一些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利用手中權力換取財富，以抵消心理上的不平感，導致腐敗加劇。

（二）新舊體制交替中出現的規范失調

任何社會都需要一定的規范來調節和規定人們的行為，以保證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而在我國當前經濟體制改革這個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某種程度的規范失

第二篇：薩繆爾·亨廷頓的學術人生.

薩繆爾·亨廷頓的學術人生

2008年4月，我在哈佛大學訪學期間拜訪了杜維明先生，從他口中得知，近來亨廷頓教授的身體狀況不好。沒想到的是，年末之時就傳來了他辭世的消息。國內多家媒體很快發表消息，稱“?文明沖突?論提出者亨廷頓辭世”。其實，“文明沖突”論并非他的主要學術成就。蓋棺論定，現在當可對其學術人生做一個初步評價了。為此，我把書房中他獨著及合著的書從架子上一一取下來，居然也有9種之多。考慮到買書時的選擇性，其學術成就已可見一斑了。

思想和成果

薩繆爾·亨廷頓1927年4月出生于紐約市，先后就讀于耶魯大學（1946年獲學士學位）、芝加哥大學（1948年獲碩士學位）和哈佛大學（1951年獲博士學位）。1950-1958年，他在哈佛大學任教，1959-1962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戰爭與和平研究所副所長，之后回到哈佛執教多年，直至2007年退休。期間，亨氏兩度擔任政府系主任，并曾任哈佛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多年，1986-1987任美國政治學會（APSA）會長。1970年，他與人共同創辦了《外交政策》雜志，并任共同主編至1977年。1989年，他在哈佛創辦奧林戰略研究所并任所長10年。卡特政府時期，他進入政府任國家安全委員會安全規劃協調人，但為時不長，故其學術生涯幾乎未曾中斷，可以說終其一生是一位在大學內從事研究、教學、寫作的政治學家。

1993年，亨廷頓在《外交》雜志夏季號發表《文明的沖突？》長文，一時語驚四座，擾動學界，引發了一場世界范圍的激辯，成為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隨后他將論文擴展為《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于1996年出版。據稱該書被譯為39種語言，流傳甚廣。從此他的名字就被緊緊地與“文明沖突論”聯系在一起，以至于他真正的學術成就反而被遮蔽了。這里隱含了一層意思，即把它與亨氏此前的學術工作相區隔，這一點下面再來討論。

亨廷頓是一位學術大家。舉凡大家，都有一共同的特征，簡要言之，便是一個“通”字。就是說，并不局限于一個窄小的研究主題，而是擴展開來，在幾個相關研究領域中馳騁，并做出高質量的研究工作，產生了后人繞不過去的學術成果。亨氏正是這樣，他一生的著述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可以說，他在每一個方面都保持了高水準。

首先是在軍-民關系、軍事政策及戰略領域。代表作為《士兵與國家：軍-民關系的理論與政治》（1957年）、《共同防務：國家政治中的戰略計劃》（1961年），以及《與核武器共存》（合著，1983年）。《士兵與國家》是亨廷頓的第一本專著，迄今印刷了15次之多，已成為軍事和政治相互關系這一領域的經典性作品。2007年，在其出版50周年之際，西點軍校專門召開了研討會以資紀念。

其次，美國政治和比較政治。著作有《政治權力：美國與蘇聯》（與布熱津斯基合著，1964年）、《民主的危機》（合著，1975年）和《美國政治：失和的承諾》（1981年）。其中《民主的危機》原是就民主國家的統治能力寫給三邊委員會的報告，與法國克羅齊埃和日本綿貫讓治合著。三邊委員會成立于1973年，是西歐、日本和北美的一批人士為促進這三個地區之間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更緊密合作而建立的，至今該組織依然活躍于知識和思想界。針對“醫治民主痼疾的唯一辦法就是要有更多的民主”這一觀點，亨廷頓就當時的美國指出，使用這樣的方法無疑等于火上加油。恰恰相反，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節制。首先，民主并不是一個在社會各個方面都普遍適用的辦法。如果一所大學任命教師需要征得學生的同意，這可能是一所比較民主的大學，但不會是一所比較好的大學。其次，民主政治體系的有效運轉通常需要某些個體和群體某種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這也是使民主有效地發生功用的條件之一。簡言之，民主不足和民主過剩皆不可取，要義在于走向民主的平衡。在有些人眼里，這顯然是一種“保守的”民主理論，可又有幾個人能很好地欣賞和領悟其中的智慧呢？

第三，政治發展與欠發達國家的政治。著有《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合著，1976年）、《理解政治發展》（共同主編，1987年）等。其中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在我看來是他學術成就最高的一本書，也將對政治學產生最為持久的影響。書中充滿了深邃的洞見，這些洞見又是來自于富有理據的學術分析。他指出，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后才談得上限制權威。他又指出，怎樣去設計一個有最大權力和權威的政治體系，美國人沒有現成的答案。其基本公式就是政府應建立在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之上。但亨廷頓認為，問題不在舉行選舉，而在建立組織，等等。證諸近些年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實際，難道不正證明了亨氏是正確的嗎？又如在改革與政治變遷問題上，他指出改革者的道路是艱難的。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比革命者更為困難。原因有三。首先，改革者必須兩線作戰，同時面對來自保守和革命兩方面的反對。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縱各種社會力量，而且在對社會變革的控制上也必須更加老練。第三，如何處理各種形式改革的輕重緩急問題，對改革者來說比對革命者要尖銳得多。不能不承認，亨廷頓的這些見解是十分深刻的，而這種富有穿透力的見解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可以說俯拾皆是。

第四，民主化。在這方面，亨氏著有《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1991年）。這本書試圖解釋發生在1974-1990年間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一波民主化指的是一組國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權的過渡。第三波是相對于第一波（1828-1926年）和第二波（1943-1962年）而言的。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著中，亨廷頓表明了政治秩序和權威的匱乏是最嚴重的衰弱表征之一；至關重要的是秩序的程度，而非政權的形式。《第三波》則是從不同的視角討論了與此有關的一個課題，表明政權的形式（即民主與否）確乎是重要的。這就難免不涉及作者的政治價值觀。亨廷頓寫道，如同過去一樣，他試圖使自己的分析盡可能地獨立于自身價值觀。但這種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仍是可以討論的。

最后，國際關系領域。代表作為《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上世紀90年代后的亨廷頓，發生了從社會科學家到政論家的轉變。2004年，亨氏發表了最后一本書《我們是誰》。它們是亨廷頓最后的兩本個人專著，也是引起了最復雜反應的著作。它們的共同點，是社會科學家亨廷頓的褪色和政論家亨廷頓的凸顯。而這一變化，絕非無關緊要。與亨氏之前的著作多由大學出版社推出不同，此兩書均是由一家著名商業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出版，這一事實也并非不重要。

“文明的沖突”和“文明的對話”

1993年亨氏發表《文明的沖突？》，引起軒然大波，此文大約是繼1940年代喬治·凱南發表“X”文章后，《外交》季刊所發表的影響最大的文章，從此亨廷頓的名字就被與“文明沖突論”緊緊聯系在一起，有時甚至被不正確地劃了等號。就其在中國引起的討論而言，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曾專門出了一本名為《文明與國際政治》的集子。

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序言中，亨廷頓寫道：“這本書不是也并不打算成為一本社會科學著作，而是要對冷戰之后全球政治的演變作出解釋。它渴望提出一個對于學者有意義的和對于決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該書內容在學術上有諸多可討論處，即如“文明”和“文化”這兩個基本概念，在亨廷頓那里是混用的，常給人“剪不斷，理還亂”之感。情形往往是這樣，愈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看似簡單的概念，愈是不容易清楚界定。睿智如亨廷頓也未必給出了很好的回答。因此，它的貢獻，與其說是學術上的，還不如說是歪打正著，其大膽的假設使世人警醒，使人們認識到了文明間沖突的可能性和危險性，從而致力于開展“文明的對話”。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文明對話”在聯合國和有關國家推動下蓬蓬勃勃地展開，至今勢頭不減，就是證明。

《我們是誰》是另一本廣受爭議的著作，它的副標題為“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中心論題是隨著移民的增多和美國人口構成的變化，以白種的歐裔美國人為主體的美利堅國家出現了令人憂慮的發展趨勢，到21世紀中葉，白種人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有可能下降至不到一半，這便是亨氏“我們是誰”一問的來由。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他就曾引證美國人口普查局的預測，即到2050年，美國人口中將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10%是亞裔。也就是說，2050年左右，是美國白人從占總人口一半以上變為一半以下的分水嶺。這種人口構成的變化及其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潛在影響，正是令亨氏憂心忡忡、耿耿于懷之處。早在1997年，國內學者就從亨廷頓的相關文章中看出了這一點，直稱之為“數量優勢下的恐懼”，可稱精當之論。

既有如此憂慮，亨廷頓的邏輯主張，也便是捍衛、維護“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的文化堡壘，保衛其中心地位于不墜，辦法是收緊移民政策，在國內政策中保護白人新教徒文化的“純潔性”，等等，這當然也跟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有關，否則，美國何以成其為美國？！亨氏的對內觀與對外觀便是這樣相互聯系的。

人們常言蓋棺論定；如果說，亨廷頓因其上世紀90年代前作為杰出社會科學家的論著得享崇高學術地位的話，那么，上世紀90年代后以“文明沖突論”和《我們是誰》為代表的更具有政論家色彩的亨廷頓恐怕有所不同。個人私見以為，作為社會科學家的亨廷頓一定更經得起未來時間的檢驗。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副院長）

第三篇：亨廷頓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讀后感

1.“在一個完全不存在社會沖突的社會里，政治機構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那么中國實現共產主義之后，還需要政府嗎？不需要了！馬克思說，歷史進程的終點，是一個盡善盡美的共同體，到時候政治就會變成多余。這是一種返祖。

2.政府的作用：維系一個共同體。有三個要素：道德和諧、互利互惠、政治機構（政府），政治機構起到了了人與集團（社會勢力）之間橋梁的作用。3.國家和社會是一組相對的名詞。國家指的是政治機構（政府）、公共權威和政黨；社會指的是社會勢力。20世紀落后國家就是因為國家的發展落后于社會的演變。

4.政治機構的力量取決于兩點：獲得支持的廣度和制度化。適應性越強，制度化越高，但是刻板性也越高。雖然如此，適應性（讓政體從一開始存活下來是最重要的）仍然是越重要的，適應性可以用組織的壽命來衡量（簡單壽命、領導層更新換代的穩定性、開發新功能的能力）。

5.適應性要戰勝刻板性：適應新功能的能力決定了組織能否在新環境中生存下去。6.穩定來自于復雜性，最好融民主和寡頭于一體。7.政治機構要有自主性，而不是從屬于某個特定的利益團體。同時，要有自我保護的機制，“最高領導層是政治體系的核心，而次要的官職、邊際組織和半政治性組織則形成一個漏斗，意欲進入核心的人必須首先通過它的篩選，這樣政治體系便可在不損害一根毫毛的情況下，同化新的從政人士。在沒有這層保護措施的政治體系中，新人員、新觀點、新社會勢力在體系核心內相互替換的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繚亂。”但是這道漏斗也形成了一道屏障，導致社會流動沒有那么便捷了。8.要有內聚力，組織越大，越損耗內聚力。9.政府的道德：“道德需要有信賴，信賴包含著預測性，而預測性又要求存在規范化和制度化的行為方式”。

10.政府行為的合法性來自于它對人民意志的體現。公共意志、公共利益，或是體現在一種最高精神中，或是體現在君主中，或是體現在自由競爭的關系之中，總是需要有所體現。而政府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具體來講，白宮的利益、國會的利益和最高法院的利益的近似值就是美國人民的利益。11.社會文化和政治機構。共同體，意思就是信任的制度化。信任在一個國家中是很重要的。沒有信任，每個人沒有安全感，追求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相關的物質利益，而不管公共利益。

12.政治現代化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權威合理化，由人來統治而不是自然或者上帝，而且有一個高于人的存在——法律；其次：職能專業化、分工更細，出現官僚制、階層制；第三，民眾參與政治、動員程度提升。要注意的是，對于“政治現代化”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從傳統體制過渡到現代體制，是一種由此即彼的過程，是一種設立了目標并向之演化的過程，另一種指的是一種隨著時間發展呈現出來的現實狀況——可能就是混亂。似乎只有“動員”和“參政”這兩點是全世界的政治現代化共有的。

13.政治現代化的亂象：傳統的長老式大家族消失，代之以一個個弱小的核心家庭，個體對社會的對抗感更加強烈，在社會心理上產生渙散和沉淪頹廢，久而久之，有形成重新聚合的需求——新的階級產生。傳統社會中有很多組織，有些組織能夠滿足新的需求，就擴大成了全國性的利益團體，這為政治現代化做了貢獻（效忠對象范圍的擴大），但是原本團體間的矛盾又阻礙了政治現代化。

14.傳統的觀念：現代性的國家暴力少，其實是錯誤的國家內部產生的暴力和混亂，其實是為現代性而做出的努力（論據：傳統的社會雖然落后，但卻是穩定的）“現代性意味著穩定而現代化意味著**！”很新穎的觀點：現代化速度越快，在一定時期內**越嚴重，開始致力于教育之后國家反而更加**，因為加強了學生的參與和動員卻沒辦法規范（學生極容易鬧事）。“文盲參政比識字者參政造成的政治危險要小”；按照同樣的邏輯，在一定時期內，經濟的發展會增加**。涂爾干做出了精辟的描述：“國家繁榮的步伐不僅突飛猛進，還是史無前例，但是正是在法國發展最快的地區，人民大眾的不滿情緒才越高。”

15.政治**是由指望和渴望之間的差距造成的。政治動員、參與會增強渴望，經濟實際景氣水平則影響指望，當兩者差距擴大，會導致政治**。

16.經濟發展是經濟上的不平等越發嚴重，社會動員又在削弱這種不平的合法性，現代化的這兩個方面合起來便產生了政治**。

17.現代性為什么會導致腐化？腐化指的是將私利和公利混在一起。第一個原因是，官員本身的行為并沒有改變，在快速現代化之中引入的規則認為這種原來合法的行為是腐化，即“不是行為偏離了法則，而是法則偏離了行為”；第二個原因是，隨著現代化，新型的勢力伴隨著新資源，尋求進入政治機構的各種渠道，包括用錢換權，還有用權換錢，這些都是腐化；第三個原因是，有些現代化激進分子將腐化的含義“擴大化”，走向極端的清教徒形式，這樣的后果是另一種形式的腐化，即以私利取代公益目標，變成了用法律技術手段代替政治價值。

18.腐化的基本形式就是權錢交易，包括兩個方向。腐化的好處：在一些社會中，越往上腐化的越厲害，會導致基層官員非常不滿，因為上層壟斷了權利和金錢，會導致**；在有些社會里，越往下腐化的越嚴重，這樣反而有利于政治的穩定（社會的最高領導人以執掌政權和樹立功德自重，不屑于貪污，而下級官員有機會貪污腐敗，來彌補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取得顯赫地位的快感，從小規模貪污實惠中的慰藉減輕了他們對高級領導人權力的嫉妒心）政治參與面的擴大所導致的腐敗有助于新興集團融合于現有政治體系中，政府法令增多所導致的腐化有助于刺激經濟的發展。腐化是僵硬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局部軟化劑。

19.政黨和腐敗是負相關的。腐化需要組織進行些協調，而政黨就是起到這樣的作用。20.現代化帶來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城鄉差距。政治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填補這一差距，重建被現代化摧毀了的社會統一性。（讀至86頁）

為什么挑這本書？

這本書對于中國人來講和重要，老師研究的是中國政治史。近五十年來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最大的特點就是冷靜、客觀的剖析政治意識形態，很現實主義。沒有對西方價值觀很樂觀，甚至有點悲觀。法國穆斯林的人口增長率已經超過了基督徒人口增長率，美國的數字，2015年美國的小學生中白人已經低于百分之五十了，所以亨廷頓感到悲觀，后期因此開始捍衛西方文明，不是很客觀了。1968年的書。亨廷頓是個天才。這本書被公認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學著作。是研究從農業社會轉變成現代社會的過程，是全面、系統的著作。上世紀六十年代，整個世界還是有多元主義的傾向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之后，西方文明占主導，2008年之后又開始多元主義了，特別是在北大的中青年學者中。首先是討論現代和古代的區別。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出現政治動蕩。君主制軍人政權革命和現代化的關系漸進式改革

問題一：現代和古代的區別

三個區別：廣泛的公民參與、明確的分工、政府的權威增強

現代社會政府有很大的權威，權力的程度、管轄范圍遠遠超過古代，這個和很多人的印象是不一樣的，從稅收的角度來講，古代輕徭薄賦三十分之一，老百姓自給自足的境地，而現代的國家，稅負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因為政府管的東西太多了。亨廷頓認為美國的政府是落后的，在三個條件中只符合廣泛的公民參與，其他在政府的專業分工、權威性都比不上歐洲國家。美國長期都沒有一支專業化的軍隊，長期以來都是民兵；很長時間也沒有統一的貨幣，一個有能力的政府的基本職能就是統一貨幣，中國近代有中交票，中國近代以來權威貨幣。美國的南北戰爭對于美國來說有重要的意義，因為政府的權威在戰時擴大了。對于中國來說，強大的中央政府建立了高鐵，集中力量辦大事。印度的政府權力就小很多，沒有權威。美國這樣“落后”的政治制度能夠讓社會仍快速發展的原因，美國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國家，美國雖然建國兩百多年，但是是當時最發達的英國人在一塊最富饒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

問題二：為什么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陷入了混亂之中，滿足不了這三個條件？ 文明和意識形態的不協調？

民眾參政的需求和政治組織程度的不匹配？亨廷頓的三個公式 外國勢力策反？

社會結構？金字塔最穩定，倒金字塔不穩定 社會保障？對底層民眾的保障不夠 社會流動？ 老師：關鍵就是一個轉化的過程，我們的目標是發達的社會，中產階級占多數，都是穿鞋的，光腳的少了，社會就比較穩定，但是走的過程中，速度不一樣，一部分人富起來，有一部分仍然很窮，甚至是絕對的貧困，心理產生不平衡，不平衡不僅是經濟上的，還有思想上的，以中國為例，北上廣的思想已經很現代化了，但是廣大農村地區仍然是舊觀念，這就容易發生沖突，還有教育、年齡之間的差別，總的來講，社會的分化非常嚴重，誰都不理解誰，沒有共同語言。以微信群為例，一個個群里有共同語言，但是群之間的差別太大了，但是微博不一樣，因為是完全開放的，不同的文化群里能夠在一起發生沖突。由政府的情況下就在公園里約架，要是沒有政府的話，甚至就產生街頭斗毆了。《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巴林頓的一本書也認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基本上沒有一個國家能避免流血，英國就算“光榮革命”，但是之后也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美國也經歷了南北戰爭。也有沒經歷過暴力的，比如德國、日本，但是保守勢力會把矛盾向外推。也有不向外推的，比如印度，但是還保留著很大的傳統勢力。所以巴林頓有點激進，認為革命能夠掃除很多保守勢力。現在印度就存在著嚴重的男女不平等問題。中國印度是很具有可比性的，起點差不多、人口、地理位置差不多，到現在，中國還是比印度要強得多。從學術上來將，巴林頓的書寫的粗糙，但是仍然提出了很有創建的觀點。

問題三：不同的制度都能實現現代化，但是需要不同的條件。主要講了君主制，大家有什么想法嗎？

亨廷頓也談到了中國日本的對比，中國的君主制失敗，日本成功是因為，現代政治肯定會有民眾參與，中國最后的王朝是少數民族王朝，民眾參與進來還是挨打，所以矛盾全都歸結到了少數民族身上；而日本民族很統一，原來是幕府統治，后來權力賦予天皇之后，這是很符合民族主義的，最后一站、二戰也很幸運的沒有產生嚴重的損失，所以君主制得以保存下來，比如英國參加過的戰爭基本上都贏了，所以英國的君主制保留下來了。中國1911年推翻清朝之后也沒好，有人批評革命派推翻清朝，但是并不是這樣的，清朝本身自己腐爛的。俄羅斯不一樣，沙皇被推翻之后，皇室全部被殺光，因為人家的皇室很有影響力，不像中國。亨廷頓認為俄國皇帝其實是可以保留的，只是因為犯了一些錯誤。還改革了，分土地給農民，但是犯了錯、參加了一戰，才滅亡的。

問題

四、軍人政權在中國有機會引導現代化成功嗎？ 最有希望的就是袁世凱。當時梁啟超、蔡鍔都是支持的。當時失敗是因為沒有調動民族主義？沒有轉化成革命黨？因為革命黨有動員組織的兩種功能。土耳其軍事政變成功了，但是在中國失敗了。凱穆爾：民族英雄，動員起了民族情感，一戰中擊敗了侵略者，但是后來德國陣營失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被瓜分，油田紛分給了伊朗，簽訂了很多條款之后，希臘還想把土耳其滅掉，凱穆爾又打了勝仗。而袁世凱其實沒打過什么勝仗，不是民族英雄。

還和國家的規模有關系，軍人政權是很緊密的，向兄弟會一樣的，奪取政權之后能夠實現現代化，而且軍人之間有比較密切的關系，但是這樣一個密切的關系放到大國之中，就失去效能了。比如利比亞的卡扎菲，其實就是個團長，控制了利比亞。而在中國，一個小的集團只能控制一個省。盧宛列傳，劉邦和盧宛的故事。北洋派到全國各地之后關系就松散了。

問題五：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大革命和中國大革命，革命和現代化到底有什么關系呢？

問題六：國民黨在臺灣怎樣現代化？ 列寧完成了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創新。布爾什維克是非常強大的，孫中山認識到自己的國民黨是一盤散沙，想要搞民主集中制，但是黃興等人反對，認為民主政黨不能這么做。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不是真正的黨國體制，而中國共產黨認為不能有派系。國民黨是黨國1.0版本，共產黨是黨國2.0版本。

問題七：列寧主義革命黨和中國政治重建、現代化有什么作用？

最后，中國就走向了黨國制，列寧和斯大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黨國1.0版本被2.0版本打敗。建國之后，消滅了傳染病，這是現代化重要的一方面，還有普及教育，男女平等、高速公路，都是由強大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做到的。但是有一個問題：這么強大的政府，出錯了怎么辦？西方民主的好處就在于糾錯能力很強。像中國的問題：基本上沒辦法糾錯。碰運氣。。比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糾不了錯。政府的動員能力太強了，造成的災難也是很大的。

問題八：改革領導人面臨的挑戰？

《西風東漸》林毅夫，現代化成功是一個小概率事件，通過革命實現現代化的幾率不大，通過改革實現的可能性更小。。革命是不用算計的，改革的領導人要非常精確地保持平衡，這是很難的。

問題九：大學生和政治改革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位于首都的、重要的大學”有很重要的關系，亨廷頓的想法是：學生的要求是不能被滿足的，需要被鎮壓。但是對于農民的要求是一定要滿足的，要是農民和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現在農村不重要了，因為現代化使得農民進城，農村里面只剩下老人小孩了。知識分子和市民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第四篇：對腐敗的看法

科學技術與工程

對腐敗的看法

溫欣桂

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摘要：分析腐敗現象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原因，結合我國的實情剖析腐敗的危害性和反腐的重要性，提出在現階段我國抵制腐敗現象的幾點對策。

關鍵詞：我國；腐敗現象；產生發展；危害；對策

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國民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但隨之也出現了令人擔憂的一些社會問題，腐敗現象便是其中較為突出的問題之一。黨和國家始終將反腐工作作為重點工作來抓，多次提出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氣，抵制腐敗現象。所以，我們很有必要對腐敗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尋求根治腐敗問題的方法。1 腐敗現象的產生、存在和發展問題

1.利益的驅動是腐敗現象產生的原動力。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正是由于人類這種原始的欲望和弱點，在強烈的利益要求驅動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絞盡腦汁、挖空心思，尋找一切可乘之機攫取財富，腐敗現象也就隨之產生并不斷發展。現在社會上出現的一些不正之風，如權錢交易、貪污受賄、行賄買官、跑官要官、造假騙官等現象是最好的例證。我們的少數領導干部正是由于面對金錢和權力的誘惑，無法很好的把持自己，置黨紀國法于不顧，一步步走向腐化墮落。各種政策、法律、法規所存在的空隙的大小是腐敗現象產生和發展的客觀條件。

腐敗現象之所以能產生并迅速發展，與我們的政策、法律、法規存在漏洞是密不可分的。腐敗分子就是善于尋找政策漏洞，只要政策本身具有這樣那樣的漏洞，腐敗現象就會很快地滲透進去，在其中開始滋生和發展，并很快形成規模。江總書記曾嚴肅地指出?quot;近年來揭露出來的問題說明，我們在管理上、制度上存在不少漏洞，在領導作風上存在嚴重問題，使犯罪分子有機可乘。要吃一塹長一智，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加強管理，堅決克服官僚主義“。如果我們徹底杜絕

收稿日期：基金項目：

作者簡介：姓名(出生年),籍貫,職稱,學位/學歷,研究方向:

了漏洞，那么腐敗現象也就失去了其產生和發展的客觀條件。抵制腐敗力量的強弱是制約腐敗發展速度的關鍵因素。

腐敗與反腐敗本身就是對立的、矛盾的、相互排

斥的。當這種抵制腐敗的力量比較強大的時候，腐敗現象的發展就比較緩慢而微弱。而當這種抵制的力量有所削弱的時候，則腐敗現象的發展就會變得非常迅猛。所以反腐敗的斗爭是一個需要不斷地、持久地進行的過程，而且，要不斷加大打擊力度。4 腐敗需要長期斗爭。

腐敗現象是無處不在的，只有經濟發展，有利可圖，就存在著腐敗。有腐敗的同時，也有反腐敗的力量存在。可為什么腐敗的力量總是遠遠大于反腐敗，那是因為腐敗現象比反腐敗現象多。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反腐敗的力量，要有更多的力量就要更多的培養。所以應該要加強大家的教育，要建立健全監督體制,要賦予人民群眾監督的權力,要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要動員群眾勇敢檢舉揭發腐敗分子,要同腐敗分子作堅決斗爭。這同時也要健全保障體系,使人民群眾的民主監督作用得到極大地發揮。健全監督網絡,發揮整體效應。對腐敗現象進行監督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必須健全網絡體系,開展整體性全方位的監督。堅持黨內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法律監督、民主監督等多種形式相結合,形成立體化的監督網絡體系。一要自覺置身于在黨組織的監督之下。切實加強班子內部互相監督,發揮紀檢監察部門監督的主渠道作用。還要加強大家的自我監督思想，所謂自我監督,當然是指領導干部依靠其內在的、主觀的、自身的力量對其道德品質和行為的監督。自我監督的標準只能有一條,即是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有堅持以此標準作為自我監督的衡量尺度,才能使自我監督實現其真正意義。對于廣大干部來說,以”三個代表"為指針，加強自我監督,不斷地自省自律,是能夠起到拒腐防變的作用的。誠然,反腐敗是一幅短期內難以勾勒完成的圖畫,它的艱巨性、長期性、復雜性是眾所周知的,但我們堅信,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人民群眾的密切配合下,一定會鑄就一座反腐倡廉的豐碑。

第五篇：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后感(精)

如何看待現代化與西方化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書心得 2010政治學與行政學班 海嘯

201003402118 老師要求我們這一學期讀一本政治學的著作, 在舍友的推薦下, 我讀了塞繆 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是一本很有思想閃光點的著 作, 在拜讀完之后我對于西方普世價值、文明沖突與文明力量變化、新世界秩序 組建有了深入的了解, 并對我政治學學科的理論積累產生重大的作用。而這本書 最吸引我的便是作者在論述現代化與西方化關系、變化過程時表達的觀點。

一、現代化即西方化是偽命題

之前我對于普世價值有一些疑惑, 而在讀了這本書以后的確豁然開朗。之前 我只是認識到西方在二戰之后就開始對中國進行大量的文化輸出。但在讀了此書 之后我意識到, 西方文化輸出的范圍很大, 甚至可以說是全世界, 而說文化輸出 還是太淺薄, 準確來說應該是進行普世價值的傳播。而亨廷頓對普世文明的概述 的思路也是很有趣, 從語言和宗教作為西方普世價值傳播的主力軍方面出發, 這 二者身上所發生的事情也大致可以看出西方普世價值傳播的心路歷程。

亨廷頓在書中表達, 在進行西方普世價值的傳播和與其他文明發生沖突和融 合問題時, 需要搞清楚西方化和現代化的關系。我個人認為, 現代化作為西方世 界領先于非西方世界的有力武器, 也許是西方強有力經濟和科技實力的表現, 卻 不是先進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的有力依據。西方化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古典遺產、歐洲語言、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分離、法治、社會多元化、代議機構個人主義, 它們是在西方世界現代化以前一百多年就產生發展的。我很反感那種主張全盤西 化、主張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進行西方化的說法, 太過于片面和武斷。現代化即 西方化是一個偽命題, 是無法的到現實例證證實的。相反我們有兩個鮮活的例子 來證偽。即:

日本只從明治維新以后, 主張全盤西化, 后來漸漸發現問題, 便開始進行有 日本特色的西化, 加之根植于日本數千年的儒家文化的影響, 日本逐漸走上了一 條自己的現代化之路。同樣的,亞洲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新加坡、香港、韓國再 吸收西方優秀經驗的同時也開始了自己的快速現代化路程。隨著改良取得成績越 來越好, 日本甚至于整個東亞都在鼓吹東亞這種以家庭和集體為中心、努力工作、勤儉節約的普世價值給整個東亞經濟騰飛注入了優于西方的燃料。而東亞現代化 并沒有過多的接受西方化, 一方面與自身傳統價值對西方化的抵制有關, 另一方 面東亞重拾過去的文化和信仰, 形成了整個地區共有的建立在儒家文明基礎上的 普世價值。這也說明現代化與西方化并非等同。

說了日本, 就不得不說到中國了。二戰后, 中國可以說與日本同時進行現代 化,但過程艱難無比。日本繼承發展的是西方經驗,而中國走的是蘇聯路子。再 走蘇聯路線時, 中國隊西方經驗棄之如履。而在拋棄蘇聯經驗, 開始走自己的路, 引入市場經濟, 對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時候, 對待西方化我國還是采取一種 很審慎的態度。而那些被現代化西方化等同論影響的中國一代青年也為他們的無 知和沖動交了足夠的學費。所以我們在探討中國未來走向的時候要考慮的全面一 些, 對于最近網上炒得很熱的憲政和西方普世價值問題。這是網友 ID 英漢 gudezu 在耶魯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陳志武的微博中提到的原話 “我們堅持的意識形態和普 世價值格格不入, 和憲政制度格格不入, 和人類社會文明格格不入!不放棄這個 已歷經百年并被證偽的意識形態,災難必將降臨中華民族。”面對這種說法,我 感覺他對中國政治選擇和權利根源的認識還是有些淺薄, 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可 以說是對西方化和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辯證的吸收和利用。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價值 認同的基礎上, 憲政和西方普世價值的確與我們國家有沖突, 我們不能強行吸收, 也不能放棄被歷史選擇的意識形態。西方的普世價值不是最終價值取向, 憲政也 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但從目前來說, 二者的核心與中國現行政治制度和權力來 源發生了沖突, 我們并不能為了追求政治改革極大效果而去搬來西方效用很好的 東西來強硬搭配。改革還是需要在走自己的路的基礎上, 經歷一個長時間的改良 才能夠達到我們現在迫切想達到的效果。

以上兩個實例能夠充分地證明至少在東亞范圍內, 西方以基馬爾為代表的基 馬爾主義所擁護的現代化即西方化是個偽命題。其實亞洲各國在進行各自國家的 現代化時,對于西方化的傳播和接受也有很多種態度,如:全盤接受、拒絕、改 良主義等等。

二、穆斯林宗教復興運動帶來的沖擊

伊斯蘭教在面對現代化帶來的沖擊時, 對西方化進行比日本和中國更加嚴苛 的抵制。他們的現代化需要西方的科學技術、物質資料、先進的生產經驗、根植 于市場經濟下的金融體制等等。而由于自身宗教對于穆斯林思想和身體的限制和 強有力的控制,西方的政治制度、權力構架形式、民主構建形式、人權思想被很 大程度上的排出穆斯林國家。在世界范圍內, 宗教在面對現代化的沖擊是都作出 了應激反應, 由此催生了新一輪的宗教改革, 例如基督教的新教和伊斯蘭教的改 革風暴。而在適應了現代化后的宗教不在刻意強調對信徒的強力控制, 而是轉而 為他們彌補因現代化與傳統社會沖突造成的心靈創傷, 強調從內心出發, 去改變 社會。

而在此書中最令我感到震驚的是伊斯蘭教改革對整個伊斯蘭社會造成的影 響。在宗教復興運動中, 起到主力作用的是民間的社團力量。他們組織建立起了 一個廣泛的組織網絡,填補了政府留下來的空白,給大量的窮苦人提供了衛生、福利、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他們也構建起了包括學校、診所、醫院剛和大專院 校的網絡, 為全國提供 “從搖籃到墳墓” 的服務。在這些以及其他穆斯林社會里, 伊斯蘭主義組織雖然被法令禁止從事政治活動,但卻提供堪與 20世紀初美國的 政治結構相比的社會服務。這種給人民提供更優于政府的社會服務, 給穆斯林民 間組織提供了更多的階層力量儲備。如:大量的小城鎮和農村的貧民涌入大城市, 民間組織給他們提供了他們夢寐以求的 “城市戶口” 和工作, 他們之中很多是年 輕人,在民間組織的幫助之下,成為了工程師、醫生、大學教授等中產階級。而 他們因穆斯林民間組織的幫助, 對宗教產生了一種更加狂熱的崇拜和信仰。正因 為這種廣泛的年輕化、高文化素質的社會階層基礎, 穆斯林宗教在進行社會方方 面面變革時體現出一種勢如破竹的改革效率和改革勇氣。

我們的國家到了改革的深水期, 最近國內呼吁進行憲政和引入西方普世價值 的呼聲越來越高, 而我們的專家學者也對兩個問題進行了研究和論證。而亨廷頓 在書中提到西方化與現代化問題,也給了我們解決當今改革問題一些指導和參 考。最近的憲政呼聲高漲原因便在于民眾對于自身權益保護意識增強或者說在現 實生活中自身權益得不到保護。但引入憲政便能解決問題嗎?憲政根植于西方保 護個人利益的基礎之上,與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權利保障形式是格格不入的。

但其強調利用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來保障個人權益不受侵犯的方法是值得我國 政府在改革過程中利用的。

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著,并取得了一些令國人驕傲的成 績。但國人長期養成的追求效率為上兼顧公平的習慣也給改革和現代化的穩步推 進造成了很多困擾。很多人看到了社會問題, 并試圖提出解決方案, 但他們的預 期過于急躁, 都希望自己他一針見血地提出問題, 也都希望自己的方案能一針見 效。我個人覺得國人過于急躁,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和可能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這樣的改革帶來的疼痛也許是國人無法再次承擔的。而小火慢燉式的改革可能會 帶來陣痛和人民的應激反應, 但也許改革的效果會更好。同樣的, 照搬西方普世 價值和政治制度來促進我們的現代化, 在東亞范圍內都被證明無法實現。壯大我 們固有的強大經濟實力, 開發經濟潛力, 促進經濟的發展模式改變, 以經濟實力 確保政治改革。同時, 在歷史上已有實例證明可以發揮出巨大能量的民族認同感 和民族信仰是我們改革和現代化多無法摒棄的。

西方化不全是改革良藥也不全是洪水猛獸, 辯證的看待和有條件、有制約的 吸收也許是我們推進現代化進程、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可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