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防控職務犯罪的可行性與必然性

打擊和預防職務犯罪的意義更重要的還在于它具有現實必然性，對于國家和社會具有較高的社會價值和社會效益，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因此，研究職務犯罪的產生及其發展規律，而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加以遏制，對于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可以減少和遏制職務犯罪率上升的趨勢，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

職務犯罪和其他一般的犯罪一樣，它的發生有其社會原因。這種原因的產生是由社會生產力的水平、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水平決定的，是任何階級社會所無法回避的。特別是現階段，生產力的高速發展與社會管理水平不相一致，一些發達國家個別社會管理職能存在權利制約的真空，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在內)都處在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過程中，社會公共權力參與經濟運行甚至參與再分配，在監督、制約體系上缺乏科學體系，必然產生職務犯罪。同時具體的職務犯罪也存在著偶然性的一面，沒有天生的犯罪人，人的犯罪都是在后天的社會不良環境和主觀的個人經歷和心理調整不利等諸多因素，是可以通過預防的手段、措施加以影響和抑制，阻止犯罪的產生。

腐敗，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明代哲學家王夫之說:“貪益甚，政益亂，民益死，國乃以亡”。清朝順治帝說過:“貪官蠹國害民，最為可恨”，“貪官不懲，民生不安”，“治國安民，首在嚴懲貪官”。康熙帝則提出“治國莫要如懲貪”。他們為什么有這樣的認識呢?這是因為“廉則興邦，貪則亡國”，已是被歷史反復證明了的社會發展規律。社會發展到今天，人民群眾在解決了溫飽問題后，政治意識增強，只要有一些腐敗出現，就會引起群眾的不滿。當腐敗問題積重難返時，必將引起社會動蕩。印尼前總統蘇哈托就是很好的例證。全球性的廉政和反腐敗監督組織透明度國際2005年宣布了它稱之為世界最腐敗的前國家領導人名單，印尼前總統蘇哈托名列前茅。透明度國際在一份“全球腐敗報告2004”中說，印尼前總統蘇哈托在職的1967年至1998年期間，共挪用公款150億至350億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695美元。在這樣的政府治理下，社會**，政府垮臺，勢所必然。

國家如此，一個地方也是同樣。如果那個地方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廉潔問題上過不了關，貪贓枉法、敲詐勒索、愚弄百姓，必會引起群眾的不滿和反抗，使社會陷入無序狀態之中。因此，只有做好預防職務犯罪工作，遏制職務犯罪高發態勢，才會贏得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從而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

2.預防職務犯罪有利于創造良好經濟秩序

從當前職務犯罪的發案特點看，不但犯罪數量上升，而且已經開始出現一種向大金額發展的趨勢。80年代，職務犯罪1000元、2000元就可以立案，犯罪金額10000元就是大案。進入90年代，特別是97刑法頒布實施以來，就立案標準而言，貪污受賄罪已經提到5000—10000元，挪用公款罪則提高到10000—30000元。每年職務犯罪造成的經濟損失令人觸目驚心，特別是發生在虧損國企的職務犯罪，由于職務犯罪使企業陷入困境，職工下崗，生活處于貧困線以下，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

職務犯罪集中體現為一種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徇私枉法式的犯罪現象，其中的“權”是對社會的管理權，特別是對國家在經濟領域里的計劃、調控、價格、招投標等項管理的權力，成為職務犯罪追逐的焦點。只要在這些領域中職務犯罪泛濫，那么國家的各項經濟政策、計劃、調控方案就無法實施，市場“杠桿”就無法按經濟規律發揮自然調節作用，就不能給進入市場的主體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秩序就無法維持。

通過控制和降低職務犯罪的犯罪率，可直接減少職務犯罪給社會和企業造成的損失，也可以促進國家加強對參與經濟的公共權力的管理，完善監督、制約機制，嚴格市場經濟的規范，建立健全科學、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管理體制。

3.做好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有利于打造廉潔、高效政府

廉潔、高效的政府，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而要建設這樣的政府，就必須將職務犯罪降到最低限度。新加坡是一個國土面積不到700平方公里，總人口400余萬，“除了陽光和空氣，幾乎沒有任何資源”的島國。為了生存和發展，新加坡政府始終懷有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創始人，前總理、內閣資政李光耀指出：國家興旺的關鍵是要有一個廉潔的政府，政府官員保持廉潔和獻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礎。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廉政建設方面的治國理念，就是把預防腐敗作為政府建設的首要工作來抓，對公共服務人員(國家公務員)有嚴格的紀律約束、嚴肅的制度管理、嚴密的考核獎懲。新加坡政府經過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法規和嚴格執法機構，使公務人員“不想貪、不敢貪、不能貪”，從而有效地保持了政府及其公職人員的廉潔和高效。在這樣的政府領導下，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從一個第三世界國家轉變為一個富裕的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居世界前茅。

反之，如果政府出現嚴重的腐敗現象，則必然阻礙經濟的發展。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在擔任阜陽市委書記時，大權在握，在人事問題上獨斷專行，在經濟發展上虛報浮夸，并大肆收受賄賂，極大地敗壞了黨風，渙散了民心，給阜陽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嚴重影響。在王懷忠主持工作的幾年中，阜陽錯失了多年以來少有的發展良機，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只有做好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建設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才能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優質服務。

4.做好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有利于密切干部和群眾的關系

正確處理干部與群眾的關系，從本質意義上講，就是處理利益關系。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強調：“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他還指出： “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真心實意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如果我們的公務人員都能夠按照胡錦濤同志所說的那樣去要求自己，愛人民、盡職責、講奉獻，就能贏得群眾的信任和擁護，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就能恢復到戰爭年代那樣的血肉關系、魚水關系。遺憾的是，不少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級干部，卻利用人民賦予的公共權力去謀取私利，嚴重侵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樣的人，在我們的隊伍中雖

然是少部分，但已經嚴重損害了黨和干部隊伍的形象，如果任其發展開來，最終必將引起政治、經濟和民族三個危機并發癥合流，導致黨、國家和社會制度三個滅亡。

因此，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中，加強職務犯罪預防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富有成效的工作，逐步減少公務人員隊伍中的腐敗現象，使他們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樣的話，就一定能建立起和諧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使民心凝聚，齊心協力建設好我們的國家。

5.預防職務犯罪，有利于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的好轉，有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職務犯罪是黨風政風存在嚴重問題的直接體現，而黨風政風在我國社會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直接關系到黨的生命力、戰斗力和凝聚力，關系到政府各項行政職能的正常運作，甚至影響到社會的安危、國家的存亡、民族的興衰。并且，黨風對社會風氣起著主導作用，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創了一代社會新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風的端正帶動了政風，也使社會風氣呈現蒸蒸日上的良好氛圍。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受社會轉型、各種物質利益紛繁復雜、錯誤思想泛濫的影響，一些具有管理一定公共事務權力的人員經不起考驗，腐敗現象和職務犯罪有所抬頭，特別是近些年來有向社會各個領域蔓延的趨勢。這種現象對社會風氣具有極壞的負面影響。人們的善良、樸素、守法的思想和觀念動搖了，社會的丑惡現象死灰復燃，違法犯罪必然上升。

預防職務犯罪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從端正黨風、政風入手，加強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廉政建設，使他們繼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兩個務必”，實實在在為人民辦實事、辦好事，重塑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這樣，既能達到減少和遏制職務犯罪的目的，又能帶動社會風氣的好轉，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6.做好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有利于推動依法治國的進程

法治的關鍵所在，不在于依法治民，而在于依法從嚴治吏。我國法學家張文顯認為，“從廣義上說，法治意味著人民應當服從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在政治理論和法律理論中，法治應作較為狹窄的理解，即它是指政府應受法律的治理，遵從法律”。“現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辦事，只有官吏依法辦事，接受法律的約束，才有法治可言”。卓澤淵則認為，“法治所治對象是什么?權也。人民依法治權的具體化，也就是依法治官。在非法治國家或社會中，法是官治民的手段;在法治國家或社會中，法是民治官的工具。這里當然沒有法只治官而不治民的意思，但治官無疑是首要的，它關乎治民治得好與不好、當與不當。不求官之治，而求民之治，乃法治中舍本而逐末也”。從守法的角度來看，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不僅要求普通公民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國家工作人員必須率先垂范。如果國家工作人員不能守法，無視甚至褻瀆法律，就很難要求普通公民去守法。

國家工作人員的守法，要從廣義的角度來理解，不僅要求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模范地遵守各項法律，還應當在履行公務活動中自覺地運用程序法和實體法來約束自己的職務行為。而積極主動地做好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無疑能夠增強國家工作人員的法治意識，使廣大干部都能自覺地遵守法律，從而確保依法治國能夠順利推進。

第二篇：國企改制、企業破產重組中職務犯罪分析與防控

國企改制、企業破產重組中職務犯罪分析與防控

呂捷

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國企改制、公司破產、重組等也逐漸進入較深層次和攻堅階段。由于改制涉及到產權變革，涉及國有企業和公司資產的處置，涉及到各級單位和個人的利益等，因此，在改制、破產、重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侵吞、竊取、挪用、轉移國有企業和公司資產的職務犯罪，既影響國企改制、公司破產、重組的順利進行，也易誘發群體性事件給社會造成不穩定因素。目前，此類職務犯罪已經引起各級司法機關的高度重視，加大查處和懲辦力度已勢在必行。筆者作為一名執業律師，在辦理具體案件過程中試著對此類犯罪行為人的心理、手段和所觸犯的罪名進行歸納總結，也試圖藉此尋找到能夠有效預防此類犯罪的途徑，在此拋磚引玉，以期準備或正在進行的國有企業改制、破產或公司重組的企業、公司及管理層能夠引起重視、防微杜漸。

一、國企改制、企業破產、重組中職務犯罪中行為人的心理特點分析。

1、更為強烈的主動性和貪婪性。行為人往往是主動利用手中最后的權力蠶食、挖空企業；或者管理層集體謀私；或者為了私利與改制有關的權力人物進行赤裸裸的錢權交易。行為人的思想基礎往往具有驚人的趨同性，認為：國企改制或公司破產、重組是最后的機會，“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期待在這最后的“饕餮晚餐”中分得一杯羹，一夜暴富。

2、更多的僥幸心理。行為人往往是企業、公司的管理層或某個層面的權力掌控人，在多年經營管理過程中，對公司、企業各個環節異常熟悉、人員關系較為親密，犯罪條件充分，行為人的手段更為隱秘，特別是在有些共同犯罪情形下，行為人集體協商、步調一致，更會認為外部力量“難以深入調查，即使調查也查不清楚”，僥幸心理膨脹。

3、更為失衡心的心態。某些行為人之前在公司、企業兢兢業業，恪盡職守，人生目標明確。遇到改制，生存環境改變，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容易產生心態變化。如身邊再有他人利用改制乘機撈取利益并在短時間內未被查處的實際情況存在，往往導致行為人心里更加失衡，容易產生“辛苦一輩子，不如趁此撈一把”的心理變化。

4、更加無所謂的心態。某些國有企業、公司或管理層在企業改制、重組過程中，對政策精神的理解產生偏差，對相關法律法規不熟悉也不學習，將在改革初期的一些不完善甚至違法的做法、習慣視為“治病良方”。在其他單位的某些錯誤做法沒有得到有效糾正之前，認為“別人這么干也沒什么問題”的無所謂心態充斥著頭腦，最終釀成大禍。

二、國企改制、企業破產、重組中職務犯罪手段和罪名分析。

（一）虛構事實，利用職務便利直接貪污或挪用。行為人利用自己經營管理或直接保管錢、財、物的便利條件，采取收入不入帳、報假帳、虛列支出等常規手段與形式，直接挪用或侵吞、竊取國有資產。特別是某些企業、公司改制前就業已存在“小金庫”等違法賬外資金或“體外循環”資金系統，在改制、破產、重組過程中，更容易誘發此類行為方式的犯罪。如筆者所辦理的劉某涉嫌貪污案采取的就是這種直接侵吞的方式，從而達到其非法占有目的。劉某為某國有企業下屬服務公司經理，2006年企業改制過程中，恰逢一筆六十萬元的應收款到期，劉某即指示該應付款單位直接將款項付給其指定的第三人。劉某未將該筆資金如實入賬并指示財務人員將該筆應收賬款作壞賬處理，改制結束后劉某與第三人將該款項私分。某區法院經公開開庭審理，認定該構成貪污罪。

（二）在清產核資時隱匿資產或進行虛假評估。行為人為了低階購買國有資產，故意向企業主管部門和評估機構隱匿應當納入評估的國有資產，造成資產評估不實，國有凈資產在評估中被人為減少，評估后行為人再通過合法程序進行產權交易。或者行為人與中介服務機構某些人員惡意串通，暗箱操作，對部分國有資產尤其是公司、企業所擁有的商標權、專利

權以及品牌等無形資產或者正處于不確定狀態的資產進行低評、少評或者不評，達到非法占有國有公司、企業資產的目的。此類行為所觸犯的罪名一般為貪污、職務侵占罪或私分國有資產罪，如中介機構的行為人與國有企業、公司人員有共同犯意，則為共同犯罪。

（三）虛假出資，搞所謂管理層收購。國有企業在民營化的過程中，行為人為達到管理層收購的目的，在無法籌足資金的情況下，或者直接挪用原公司、企業的資金，或者把原公司、企業進行抵押貸款，以此來實現個人收購。2005年，本市某區政府在轉讓某公司國有股權時，時任該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張某，就是利用職務之便，以個人的名義從公司借巨款用于個人購買國有股權，后經法院審理，該構成挪用公款罪。

（四）運營國有資產，瓜分盈利。改制過程中，國有公司、企業的負責人另組自然人控股公司，對所在的國有公司、企業的經營環節進行人為操控，將能夠產生較大利潤的業務環節外包給自然人公司，讓國有公司、企業承擔生產成本，行為人則瓜分企業實際盈利。或將國有公司、企業的優良資產提前剝離，把資金和較好的設備抽逃出來，投入到與自然人或其它所有制企業組建的有限責任公司中，盈利歸行為人個人，把還貸和納稅、補稅的包袱扔給空殼的國有企業，變相侵吞國有資產。此類犯罪大多是管理層的集體行為，形式上往往有一系列公司、企業名義的決議或文件，具有一定的欺騙性，所觸及罪名一般為貪污罪、私分國有資產罪、職務侵占罪和為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和為親友非法牟利罪。

三、國企改制、企業破產、重組中職務犯罪的防控建議。

1、“國企改制能否成功，國有資產能否在改制中保值增值，關鍵在程序的規范”已經成為共識。目前，國有資產流轉和交易機制已經日趨成熟，應根據不同企業改制的特點，規范改制行為。在產權界定、財產清查、債權債務清理以及國有資產定價，轉讓國有資產（包括無形資產）過程中，嚴防、嚴控、嚴格按照既定程序進行。

2、對中介機構的財務審計和資產評估做到事前公示、事后備案、專人負責，加強監管。

3、對企業負責人以及財務負責人進行離任審計，建立公示、報告、備案等制度。國有公司、企業改制、破產、重組的有關信息要向社會及職工公開，改制、重組方案與產權變動都應向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報告或備案，防止暗箱操作。

4、加強法律、法規和政策學習，既給妄圖在公司、企業的改制、破產、重組中謀取私利的人員以警示使其不敢以身試法，也給真正的改革者以信心和力量。

綜上所述，隨著改革的漸次推進，相關秩序的規范和懲辦犯罪的力度加大，國企改制、企業破產、重組也逐步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這是讓人欣喜的，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國企改制、公司破產、重組中犯罪行為防控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某些鋌而走險者，他們作案手段已經不局限于滿足一時一刻的消費需求，往往利用經營管理國有企業、公司的權力，鉆改制中的漏洞，非法占有國有資產為其私用，進行長期的資本運營，以積累個人財富資本。而企業改制大都經過有關部門的審批，其中所隱含的不法手段也容易“合法”化，更使得司法機關查辦案件難度加大。筆者建議負有國有資產監管職責的國有資產主管部門和紀檢監察、行政執法部門與司法部門密切配合與合作，對改制中嚴重損害國有權益、集體利益的行為及時進行查處，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作者系集團合伙人、訴訟仲裁二部主任)

來源：德衡商法網(.cn)，本文網址：http://.cn/dehenglawyer/contents.asp?id=974

第三篇：如何構建我國職務犯罪防控體系（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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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構建我國職務犯罪防控體系

魚過千層網，網后還有魚。對于職務犯罪分子來說，不管你打擊多么有力，但總有漏網之魚。反腐敗，要打防并舉，從源頭上預防職務犯罪，標本兼治。打擊是手段，預防才是目的。沒有打擊的預防，是軟弱無力的預防;沒有預防的打擊是漫無目的的打擊。只打不防，就會出現打不勝打的情況;只防不打，則會出現防不勝防的情況。要做到打擊的同時抓預防，預防的同時抓打擊。在將來建立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機制中，要正確處理好打擊和預防的關系，注重研究、摸索打防結合、打防一體化，辦案預防一崗雙責的做法和體驗。

一、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先進的職務犯罪預防經驗，完善我國職務犯罪預防制度，建立防控體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要在探索、創建有中國特色的預防職務犯罪之路的同時，學習借鑒先進的預防職務犯罪的成功經驗，不斷提升我們職務犯罪預防的整體水平。

(一)香港廉政公署預防職務犯罪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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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其最大特點是：

1、機構健全，戰斗力強。廉政公署1300多個職員被分在三個處。執行處負責調查，破案率很高，提交檢控后定罪率很高。執行處強大的偵查破案能力，對職務犯罪起到了阻止、威嚇作用。

2、法制健全，措施落實。香港廉政公署的運行機制十分健全，而且有法定的權力保障。其預防職務犯罪的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1)針對易發部位的管理漏洞，對癥下藥，幫助其建立健全制度。如人事上的監督管理制度、單位的保安與保密制度、公開競標制度等。(2)建立“防貪伙伴”。從1981年在警隊成立第一個“防止貪污組”以來，已在多個政府部門內部成立“防止貪污組”，建立了防貪伙伴關系。(3)積極為公營、私營機構等提供良好的防貪顧問服務。(4)定期舉辦研討會和講座，以提高公務員的防貪意識。(5)積極推廣商業道德和反貪信息。1994年開展了一項商業道德推廣運動，幫助公司制定一本清晰的公司守則，加強公司的系統管理。1995年5月成立了“香港道德發展中心”，以期持久地推廣商業道德。(6)社區關系處向市民進行肅貪倡廉的宣傳教育。香港廉政公署預防職務犯罪從青少年甚至幼兒園抓起。他們采取多種形式向青少年傳送反貪信息，從互動的課堂游戲中培養小學生的良好品格，使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發揮他們在反貪中的作用。設立防貪青少年網站，給青少年一個概念：忠誠、廉潔是一個美德。

(二)美國預防職務犯罪先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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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預防職務犯罪立法既細密又周全，形成了一套完備的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和規章制度體系。盡管美國官員中的職務犯罪行為仍時有發生，但這些嚴密的制度對預防和減少公職人員職務犯罪尤其發揮了重要作用。

1、關于財產申報的法規。美國于1965年頒布了《政府官員及雇員道德操行準則》，對各類高級官員及其配偶、子女的財產申報作了規定。1978年美國國會又頒布了《政府行為道德法》，1989年修訂為《道德改革法》。該法對財產申報問題作了全面而系統的規定，堪稱財產申報立法的典范。此外，美國《廉政法》也規定政府有關官員必須填報財產和收人申報，逾期不報，將被司法部起訴。申報單由廉政辦公室審查處理，并可供新聞單位和公民查閱。

2、關于公職人員行為準則的法規。美國早在1883年就頒布了《文官制度法》。1978年修訂為《文官制度改革法》。該法對政府公職人員的義務作了明確規定∶包括奉公守法、廉潔自律、不得貪贓枉法、不得以權謀私、不得協從舞弊等。1985年的《政府工作人員道德準則》規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職做私人交易。

3、關于廉政機構的規定。除了檢察機關、聯邦調查局等反貪污機構外，美國還設立了幾個特殊的廉政機構。1921年頒布的《預防和會計法》決定成立直接向國會負責的審計署，以加強對公共資金的收入、支出和使用的監督審查，約束和減少行政官員濫用職權、貪污揮霍的行為。根據《政府道德行為法》，在人事管理局內設立廉政公署。1989年該署成為獨立機構，直接受總統領導，并向總統和議會報告工作。該機構的主要職責是管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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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官員的財產申報事務和監督政府官員的道德行為。1978年頒布的《監察長法》規定，在政府的各行政機關內設立監察長辦事處。這是聯邦行政機關內部強化職務犯罪預防的重要規定。在對賄賂等公務員犯罪追究刑事責任時，如系一般案件直接由聯邦司法部下屬的聯邦檢察及聯邦警察負責偵查和起訴。但如系總統及其他高級行政官員或聯邦議會議員涉嫌的案件，通常根據需要任命“特別檢察官(Special prosecutor or Special Attorney)”或“獨立檢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具體負責對該案件的偵查和起訴。在美國的刑事程序中，除了“特別檢察官”和“獨立檢察官”制度外，沒有其他專門適用于有關賄賂等公務員犯罪的特別程序。

4、關于保護舉報人的法規。保護舉報人是美國廉政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78年，美國《文官制度改革法》設置特別律師辦公室，負責調查和追訴行政機關違反該法行為，特別是加強對告發行政機關違法行為職員的保護。如果行政機關對告發的職員采取報復行為時，特別律師可以命令行政機關采取矯正措施，必要時可以向總統提出報告。1989年，美國還頒布了《舉報人保護法》，鼓勵和保護公民參與職務犯罪的懲治與預防。

5、關于有效打擊職務犯罪的法規。《有組織的勒索、賄賂和貪污法》是美國打擊職務犯罪的重要法律。該法于1962年在聯邦立法機關中提出，1970年頒布實施。該法三個明顯特點：一是擴大了聯邦司法機關對職務犯罪的管轄權。二是提高了對職務犯罪的最高刑，加大了對貪污受賄官員的處罰力度。三是賦予執法機關調查職務犯罪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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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加坡反腐敗：懲治與預防并重

新加坡是世界上廉潔度很高的國家。新加坡實現和長期保持廉潔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依法治貪防貪，把建立健全防止官員職務犯罪的法律制度作為廉政建設的主要內容，使肅貪倡廉規范化、法律化和制度化。

1、新加坡在懲腐反貪上采取打擊與預防并重、標本兼治、雙管齊下的方針。這些政策在廉政立法上得到了體現。新加坡的主要廉政立法有《防止貪污法》、《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以及《公務員懲戒規則》等有關公務員管理的法律法規。《防止貪污法》是新加坡基礎性的預防職務犯罪立法。該法自1960年頒布實施以來經過了7次修改以適應新形勢、新情況，做到嚴密、詳細、具體和全面，把肅貪倡廉的各項活動都納入法律調整的范圍。

2、建立強大的廉政機構，使之成為懲治腐敗的有力武器。貪污調查局是反腐敗反貪污賄賂的專門機構，也是《防止貪污法》的執行機關。《防止貪污法》對貪污調查局作了全面規定，并賦予其廣泛的權力，特別是強化了其偵查權限和偵查措施，增大了執法的權威性。

3、適用特別訴訟程序和證據制度，有效懲治職務犯罪。新加坡1988年頒布了《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這是一部專門懲治職務犯罪的程序法，用以補充和完善刑事訴訟的有關規定，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

4、加強預防立法，從制度上預防職務犯罪的發生。一是嚴格財產申報制度。二是嚴格官員行為準則。新加坡制定了《公務員指導手冊》，對政府各部門公務員的職務行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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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如一個官員所負債務已超過其3個月的工資的總和，則被視為“陷入債務麻煩的官員”，如果不如實報告，必將受到紀律處分，甚至被開除。

5、加強對舉報人的保護，積極鼓勵和支持公眾參與反腐敗、預防職務犯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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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論警察職務犯罪的防控對策

論警察職務犯罪的防控對策

劉世富

近年來,警察職務犯罪案件呈上升趨勢,據統計,從1993年至1997年5月間,全國公安機關共查處違法違紀案件33295起,涉及公安民警40848人;1998年3月,全國公安機關在公安隊伍中普遍開展集中教育整頓和執法大檢查,共檢查近兩年的各種案件108.4萬件,發現問題的案件15.1萬件,查處違法違紀民警1.1萬多人。有資料顯示,全國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被查處的公安民警有225人,其中縣級以上公安機關領導干部48人。在犯罪數量增加的同時,公安民警重大職務犯罪也不斷出現。這些違法犯罪案件不僅給社會和群眾造成了重大損失,而且敗壞了公安機關和人民警察的形象,采取有針對性的對策對警察職務犯罪控制已迫在眉睫。

一、完善政治體制,消除警察職務犯罪的政治因素

(一)合理配置警察權力

1.加強和完善體制的重要內容和目的之一就是對警察權力的合理配置,并保證其依法有效地運作,核心是解決好權力集中和權力分解之間的關系,最佳、最有效地控制和預防警察職務犯罪。我們在設置警察權力、控制警察職務犯罪時,既不能一味地分解權力,為求防止警察職務犯罪的發生,而過分降低工作效率,極大地增加可能發生的警察職務犯罪個案的危害結果;也不能一味地集中權力,為求防止警察職務犯罪個案危害結果的擴張和保持較高的工作效率,而過分地容忍極高的警察職務犯罪的發生率[1]。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將過分集中的警察權力予以合理的分解,將過分分解的警察權力予以合理集中,實現警察權力集中與分解的合理平衡,將警察職務犯罪的發生率和危害結果控制在人們可以容忍的限度內,將工作效率保持在人們期望的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實際上警察權力不合理的集中和不合理的分解,都是不可取的。在完善體制過程中,應從制度安排、規則設計、具體操作等方面來科學設置警察權力,推進警察權力集中與分解的最佳平衡,實現控制、防范警察職務犯罪的最佳的綜合效果。

2.制止警察權力的隨意擴張,甚至削弱警察權

力以預防警察職務犯罪。究竟該如何限制過度膨脹與極端濫用的警察權呢?有一種大膽的觀點認為應該對公安機關過于龐大的行政管理職能進行結構性調整,將其主要職能嚴格界定為與治安管理有關的行政職能和懲治違法犯罪有關的刑事司法職能,將戶籍管理職能移交民政部門,將車管及交通管制職能移交交通部門,將經濟犯罪案件偵查職能移交檢察機關,從源頭上防止因權力膨脹而誘發的特權意識。盡管這種以權力資源和利益格局調配為內容的削權式改革,勢必會觸及既存的權力結構和利益格局,因而在現實可行的角度講還只能停留在一種理想化的描繪狀態上,但是,這種改革的思路是具有啟發意義的,而且我們也可以從世界范圍之內借鑒到已經成功的經驗。

(二)充分發揮現有監督主體的監督作用

1.充分發揮公安機關的督察部門的監督作用。

為解決現有警務督察的不足,應從以下兩個方面對警務督察進行改革。首先,改革公安督察體制。關于體制的改革,就公安機關內部而言,宜將內部各種監督職能建構并納入督察范疇。主要是:將派駐的紀委、監察部門作為外部監督力量,其人事、財權等應與被派駐機關脫鉤,這樣既保障了紀檢監察獨立自主依法行使監督職能,又保證了公安內部督察職能的充分發揮;將現有的信訪、舉報等部門作為督察的信息情報部門并予以職能重設,這樣既解決了信訪、舉報等部門的被動應訴、處置權相應欠缺等問題,又使得督察在信息情報來源方面能集中分析決策,及時有效處置各類投訴和避免工作重復;將法制部門執法監督職能剝離,納入督察職能范疇[2]。在公安督察領導體制上,也應不斷加強上級對下級的領導和下級對上級負責的各種保障,應在督察上下級之間體現出組織人事、經費保障等的相對獨立性,這也是保證督察相對獨立性和權威性的必然要求。具有相對獨立性和權威性的督察機構可以更有效地發揮對警察職務犯罪的監控職能。

其次,合理界定和充實公安督察職能。根據警察法有關規定,為達到預防和監控警察職務犯罪的目的,除依照督察條例行使相關的職能外,督察職能至少還應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公安機關及警察違法違紀情報信息的收集、分析與整理反饋,提供決策職能。監督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工程。情報信息渠道來源不應僅限于上級交辦的事項或公民投訴、申訴與控告等普通郵件,還應通過媒體及互聯網等注意收集,開通投訴電話及互聯網上的投訴、指控信息,收取各種相關郵件,并且要及時整理歸納,總結規律,形成相應的監控意見,以協助公安機關及時制定并調整預防和治理警察職務犯罪的對策。二是對信息情報反饋的投訴進行核查處置職能。其中,對投訴或獲悉正在發生的警察違法違紀行為,迅速出動并予以先期處理。目前督察部門處置110報警服務臺受理人民群眾電話投訴公安機關和警察違法違紀問題,便是其中之一。對公安機關和警察違法違紀問題進行核實和處理;對投訴反映或核查中發現警察涉嫌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的情況進行初步偵查處理,必要時將案件移交檢察機關。警察職務犯罪的初步偵查職能在督察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關系到督察工作的深入和督察的權威,有必要在督察職能部門建制中予以單列。

2.強化人民群眾及新聞媒體對公安機關及警察的監督。要依法建立健全群眾監督的有效機制,增大監督力度,提高實際效果。一方面,要實現群眾監督法治化、規范化。可以考慮通過立法程序出臺《公民監督細則》,明確公民監督機構的設置、性質、任務、職權、義務及程序,明確舉報、上訪、控申人的權利、義務及應負的法律責任,明確舉報、上訪、控申受理中的保密原則、辦理期限等。另一方面,要建立維護檢舉公民參與監督實踐活動的權益機制。目前 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最高人民檢察院保護公民舉報權利的規定》和《獎勵舉報有功人員暫行辦法》等保護、獎勵舉報人的規定,另外在現有制度基礎上,也可借鑒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例如對舉報人、證人進行24小時貼身保護,必要時,執法部門甚至可以讓證人隱姓埋名等,讓更多的公民敢于大膽具名舉報警察職務犯罪行為,使檢察機關更容易偵破案件。

輿論監督包括新聞監督,主要是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以反映群眾呼聲、提供輿論信息為手段,對警察的行為實施監督。對于公安機關來講,接受輿論監督尤其是新聞監督,應該做到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公安機關及人民警察應該對新聞監督有正確的態度。其次,公安機關要主動加強與新聞媒體的聯系,支持輿論監督行為。第三,公安機關應在法律法規許可的范圍內,建立曝光案件追查制度,及時糾正、處理違法事件。

(三)進一步完善民主機制,全面推行警務公開警務公開雖然已經成為各級各地公安機關的一項工作制度,但是并不意味著就已經被徹底地、符合法律意圖地執行了。目前,警務公開往往停留在公開警察的姓名、職務、電話等方面,而一些相應的法律法規、具體的辦事程序往往不被公布,或者被遲延公布,至于具體案件的辦理過程被公開的程度則更低。警務公開的上述不足之處,都使對警察的監督大打折扣。基于此,應該全面徹底地實施警務公開,并且開展諸如“警營參觀日”等活動,使社會能夠深入地了解警務活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警務公開不應僅僅公開“政績”,還要大膽公開“政誤”。公開 “政誤”并非壞事,它一方面可以促使公安機關領導干部自我加壓,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加強對失誤的防范,預防警察職務犯罪,另一方面可以使人民群眾真正行使民主監督權力,保證人民群眾擁有最基本的知情權。公安機關通過自我揭短,求得群眾的諒解,有利于改進工作,也促使警察嚴格自律,預防警察職務犯罪的發生。

(四)認真貫徹落實公安機關的人事制度

1.堅持“逢進必考”的進人原則,嚴把進口關,實行競爭上崗、考核聘任制度。提高警察錄用要求,規范錄用程序。暢通“出口”、實行嚴格的辭退制度。同時應精簡機關,把警力充實到一線,這樣既可以減少人浮于事所致的玩忽職守等職務犯罪,又能解決基層一線警力不足的現實困難。

2.拓寬對警察的考察思路,改進警察考察工作。

主要從以下方面著手:(1)強化民主測評,盡可能以人民群眾公認程度為依據,做出有關的原則

規定。凡對警察進行提拔任職,一律要在適當大的范圍內進行民主測評,其所獲推薦票必須超過一定的比例,把那些能力強、群眾基礎好的警察放在更能為群眾服務的位置上。(2)擴大考察范圍,注意縱向延伸。對警察在橫向考察的同時,注意向縱深延伸,垂直到其輻射的下屬單位多方考察。全面了解被考察警察的思想品德、業務水平和工作作風,掌握其在本單位難以顯露的缺點,以補正橫向考察中的某些虛假印象。(3)對警察的考察還可以考察其八小時以外,看其是否與八小時以內表里一致;還可以考察其家屬家境,了解警察能否廉潔自律等。

3.認真貫徹落實警察輪崗交流制度,促進警察的廉政建設。實行崗位輪換,可以防止警察個人權欲的惡性膨脹,減少腐敗行為產生的土壤,避免警察長期任職于一地滋生“關系網”,使警察擺脫不正常的人際關系的困擾,秉公處理公務,保持自身廉潔。對于已經發生的職務犯罪行為,在清查過程中也能夠減少阻力和干擾,更有效地懲治犯罪行為。

二、加強警察職務犯罪預防立法

世界上治理腐敗取得明顯成效的國家和地區,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加強防止職務犯罪的立法,使防止職務犯罪行為按照既定的法制軌道進行。目前我國應加強和完善下述方面的立法。一是需要盡快制定行政公開法、公務員財產申報法、監督法、公共產品采購法等,加強對公職人員包括警察的財產狀況、行政行為等進行完備的法律監控。二是對有關規定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行為的法律加以完善,細化其規定,增強其完備性、科學性、嚴密性、明確性和可操作性。在這一方面, 1997年《刑法》涉及的職務犯罪的內容,對打擊職務犯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就總體而言,我國刑法具有“厲而不嚴”(刑罰苛厲而法網不嚴密)的特點,而國外立法多采取“嚴而不厲”的模式。僅以貪污賄賂罪為例,我國刑法規定的最高刑為死刑,而國外除泰國、韓國等極個別國家外,一般沒有判處死刑的規定,甚至很少有判處無期徒刑的,通常是判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德國對賄賂罪的最高刑為10年,日本為7年。另一方面,從貪污賄賂罪的構成條件來看,我國刑法規定顯得過于寬松,例如,賄賂范圍僅限于財物,貪污、受賄罪的起刑線同盜竊罪相比懸殊過大,而且刑種單調,缺乏罰金刑、資格刑這樣針對性強的懲罰措施。反觀國外立法,大都對貪污賄賂罪的構成標準規定得極為嚴格。如德國刑法中的受賄罪,賄賂范圍不限于財物,包括一切不法利益,無論是既得利益,還是約定取得的利益,無論是利用現在的職務,還是將來的職務,都可以構成犯罪。實踐證明,適度擴大犯罪圈比單純加重刑罰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嚴而不厲”應是我國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3]。根據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要不斷完善刑事立法,嚴密刑事法網,既要及時對嚴重危害社會的職務犯罪的行為進行刑法規制,又要對已有規定的一些具體職務犯罪的構成要件進行完善,還要適當調整刑罰種類和幅度,對嚴重職務犯罪要規定較重的法定刑,對一般刑事犯罪要規定較輕的法定刑,以求達到最佳的懲罰效果,防止一味追求嚴刑重罰,以至刑罰過于苛厲,結果適得其反。同時進一步完善刑事程序法,堵塞刑事訴訟環節上的漏洞。

三是立足于預防職務犯罪的目的,就關于預防

職務犯罪原則、主體、職責、措施、程序和法律責任的綜合性、全國性的專門法律法規加強論證,加強治理職務犯罪的專門工作的立法,明確社會各預防職務犯罪責任主體在預防職務犯罪中的地位、職責和工作具體程序,以及失職的法律后果,尤其是具體明確有關懲治和預防腐敗犯罪的專門職能機構的法定地位、具體法定職權和工作程序,保證其職能性、權威性,使廉政勤政建設法制化。制定《預防職務犯罪法》或類似法律、法規,使治理職務犯罪從目前主要依靠黨和政府的黨風廉政自律責任要求,上升到國家的法律責任強制,增強權威性和統一性。

三、加強司法控制,嚴厲打擊警察職務犯罪

對警察職務犯罪的司法控制,是指國家刑事司法系統通過懲罰警察職務犯罪與改造警察職務犯罪罪犯,對警察職務犯罪實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警察職務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標是借助刑罰的強大威懾力,達到使潛在警察職務犯罪人“不敢犯”的的防控對策效果。在對警察

職務犯罪的司法控制方面應注意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必罰。這主要體現在提高定罪概率上,對于構成警察職務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做到發現一起查辦一起。近代刑法學之父貝卡里亞曾指出:“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4]警察職務犯罪由于隱蔽性強等原因,實際定罪率比較低,增加了犯罪的僥幸心理,降低了打擊的效能。為了有效控制警察職務犯罪,必須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首先要促使司法人員秉公執法,加強刑事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堅決制止“以功擋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現象,堅決制止對實施職務犯罪的警察濫用緩刑。

其次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鑒于警察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難度大的特點,應專門立法,對此類案件的查處程序、偵查措施、證據規則及舉報制度等作出特別規定,還可考慮在刑法上設立知情不舉罪等,以促成警察職務犯罪案件的偵破。第三是應注意避免行政權力的非正常影響與干涉,從而導致對實施職務犯罪的警察降格處理。在司法實踐中,應堅決杜絕警察職務犯罪的降格處理,黨紀檢查、行政監察部門接到控告、舉報之后,經初查如果構成犯罪的,必須及時、主動地移交檢察機關依法查辦,而不能出于部門的考慮或是以感情代替法律,內部處理了事。如果事實上已構成犯罪而有關的初查人員并不移交給檢察機關依法查辦,那么事后不僅應追究警察職務犯罪分子的刑事責任,同時還應追究初查者的責任,直至追究其刑事責任。唯如此,方能真正做到嚴肅法紀,從根本上杜絕職務犯罪案件的降格處理。

二是及時。“及時”強調的是司法效能,警察職務犯罪實施與破案、懲罰在時間上聯系越緊密,刑罰的威懾效果越好,越能教育人,越能警誡潛在犯罪人員。并且越是隱藏得深的警察職務犯罪案件,越應該投入大量的精力予以偵破,嚴厲打擊那些試圖利用自身專業技術能力逃避刑罰的犯罪分子。

三是公開。“公開”的意義在于使社會上更多的人知法、守法、護法,及時掌握同警察職務犯罪斗爭的措施和途徑,了解警察職務犯罪弄權瀆職的必然下場。法律威懾有賴媒體張揚。要充分利用報刊、網絡、電視等媒體的作用,形成一個包括無數公眾在內的龐大的“關注群體”,使警察職務犯罪分子成為“過街老鼠”,使“伸手必被捉”前移為“伸手必被及時發現”,增強法律的威懾效應。強大的社會監督同時對實施職務犯罪的警察的關系網也能起到震懾作用,迫使與其有關系者為避免被牽連而不敢有所行動。

四是平等。“平等”是對法律適用上的要求,任何人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對一切警察職務犯罪分子,不論身份、地位、職務高低,都要依法平等追究,不能有任何例外,防止以權壓法,以言廢法,以錢買法,以情亂法,以功抵罪,樹立法律的權威和尊嚴,維護法制的統一。以此為指導思想,就應嚴格控制對警察職務犯罪分子適用緩刑、減刑和假釋,避免使其逃脫法律的制裁。

嚴格司法還應該貫徹嚴懲有方的思想。首先要實現法制化,從實體到程序,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尤其要堅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等刑法基本原則;其次要注意刑事打擊的策略化,要遵循“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寬嚴相濟,不能不適當地加重警察職務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最后要強調刑事打擊的持久化,不應將其僅當作一種應急措施,到了“非抓不可”的時候,才“集中精力抓一批大案要案”,一旦初見成效,便有所松懈,致使警察職務犯罪又迅速“反彈”,應當對警察職務犯罪的刑事打擊活動常抓不懈,避免“運動化”傾向。

當然,警察職務犯罪的防控對策,是一個內涵豐富的課題,涉及政治、經濟、法律、道德、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需要運用多種手段,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創造一個打擊、預防警察職務犯罪的良好的社會環境。同時,對警察進行全方位的教育,強化個人素質,使警察遠離職務犯罪。

第五篇：學習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

學習《山西省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 心得體會

職務犯罪對社會危害極大，它不僅使國家、集體利益和職工利益遭受具大的損失，而且，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阻礙了正常的經濟秩序，還使一大批優秀的人才成為人民的罪人，不能發揮其優越的才干，浪費人才資源。經過學習《山西省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使我認識到作為干部要從以下幾方面做好日常工作：

一、樹立公仆意識，正確對待權利。

腐敗現象的本質是以權謀私，而決策權又是權利行使的關鍵。領導干部必須始終牢記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正確對待手中掌握的權利，要認清權利是黨和人民賦予的，自己要把這個權利用到為人民謀利益上，而不能用來謀取私利。要政治過硬，旗幟鮮明，忠于職守，弘揚正氣。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努力學習市場經濟知識及相關法律法規，掌握必要的金融、經濟、科技、管理等知識。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真正做到廉政、勤政，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以權謀私的行為發生。要好好想一想：“參加革命是為什么？在領導崗位應該干什么？將來留給后人些什么？”。要樹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公仆意識，努力實踐江總書記“三個代表”思想，真正體現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一些領導干部腐化墮落的反面事例警示我們：越是職務高、權力大，越要警鐘長鳴，正確使用手中權力，不以權謀私，不以權壓人，要嚴于律己，秉公辦事，作好表率，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掌權為民。

二、建立監督機制，自覺接受監督。

個人權力不受約束是產生腐敗的溫床。應該看到，當前一些腐敗現象的產生是由于干部缺乏抵御腐朽思想的能力。因此，建立健全嚴密的監督機制，加強對干部的管理監督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加強對干部的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嚴格監督才能有效預防和減少腐敗現象的發生。一方面從組織制度上、從監督機制上加強對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監督，如開展企務公開制度、職代會報告工作制度，堅持集體領導制度等，通過這些制度使領導干部置于組織和群眾的監督之下，鏟除腐敗的根源和土壤，使領導干部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另一方面作為領導干部，不論權力多大，地位多高，都要自覺地把自己置于組織和群眾的監督之下，做到模范執行黨的紀律和各頂規章制度，表里如一，做好表率。如果一個黨員、領導干部把自己凌架于黨紀國法之上，心存僥幸，鋌而走險，頂風犯罪，就必然走到向邪路，成為人民的罪人，走上一條不歸之路。

三、加強思想改造，灌注牢固防線。

無論是誰，放松了世界觀改造，不注意加強思想道德修養，私欲膨脹，都有犯罪的可能。在新的歷吏條件下，加強世界觀改造，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新時代對每一個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的要求，只有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才能從根本上增強政治免疫力，自覺抵御拜金主義、享樂觀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的侵襲，經得起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執政的考驗。要經常敲響警鐘，積極參與黨組織的各種政治學習和組織活動，提高思想覺悟，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形勢，特別是積極參加黨風黨紀教育，以反面典型為鏡子，檢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是否脫離了正確的軌道，多些反省自己，使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永葆共產黨員、領導干部的高風亮節。

四、堅持黨和人民利益為重，堅決同腐敗現象作斗爭。

腐敗現象之所以屢禁不止，與整個社會大氣候有密切的聯系。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往往出現一種毛澤東同志曾經說的自由主義現象，明哲保身，但求無過，少說為佳，保持一團和氣。發現領導和同志間的問題不敢當面指出，進行批評，怕影響所謂的“上下關系，同志關系”實際上是考慮個人利益，給自己留一條后路，怕別人以后報復批評自己。所以，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領導干部要站在黨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積極開展與腐敗現象作斗爭。

首先，要嚴于律己，不貪、不占、不霸權、不泛權，要常懷律己之心，常棄非份之想，常修為官之德，正確履行黨和人民賦予自己的權利。其次，我們要勇于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這既是真正關心領導和同志，又是防止領導同志犯錯誤的有效途徑。再次，一旦發現領導、同志間有違紀行為的苗頭就堅決制止，拉他們一把，避免他們在犯罪道路上越滑越遠。

學習《山西省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 心得體會

行政政法股 郝曉慧

職務犯罪是一種嚴重的腐敗現象，在經濟犯罪案件中，職務犯罪占有相當的比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對領導干部的權力缺乏有效、有力的監督所致。腐敗的實質是公共權力的濫用，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實踐證明，健全監督機制，加強對權力的有效監督，是從源頭上預防、治理和遏制腐敗的重要途徑。按照中紀委三次全會的精神，要想從根本上有效遏制各種職務犯罪的消極腐敗現象，我認為，必須大力強化以下幾方面的監督。

一、強化自我監督

自我監督，是指黨員領導干部要多倡導自省自律，自我調控，自我約束，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自我監督來源于加強和改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切實抓好宣傳教育這個基礎。要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加強對黨員干部反腐倡廉的宣傳教育工作。一是要以學習黨的十六大報告和黨章為重點，以實踐“三個代表”為主要內容，認真解決黨員隊伍在思想、組織、作風上存在的問題，引導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更加堅定理想信念，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增強黨性修養，提高拒腐防變能力。二是要結合實際，在黨員干部中開展“兩個務必”的教育，把握執政為民這個本質，使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越是面對日益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越是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要弘揚艱苦奮斗的精神。三是要繼續開展黨紀條規和法律法規教育，不斷增強黨員干部的紀律意識和法制觀念，自重自警，身體力行，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和廉潔從政，經受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腐蝕與反腐蝕的考驗。四是要深入開展正反兩個方面的典型教育。開展先進典型教育，充分發揮先進典型的模范帶頭作用，弘揚正氣，鼓舞斗志;開展警示教育，以案明紀，引以為戒，促使黨員領導干部增強道德約束力，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自覺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二、強化組織監督

組織監督是依托現有的組織系統，依據管理原則和紀律，上級對下級，組織對所屬成員實施的監督。實踐證明，這種監督是最有效、最普遍、最直接、最及時的監督，在監督機制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是對權力監督的主要渠道之一。因為，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但同樣監督也需要權力，缺乏權力的監督是無效的監督。就一個部門、一個單位而言，要想改變“一個人說了算”的現象，就必須要加強上級領導班子對下級領導班子的監督。在實行監督的同時，還要定期進行考核，針對考核中發現的問題和苗頭性傾向，及時提出整改意見。組織監督如果運行得好，可以達到監督關口前移目的，防止腐敗現象的發生。

三、強化審計監督

審計監督是基于經濟監督和干部管理監督的需要而產生的。審計監督對領導干部廉政勤政做出評價是十分重要的。當前，黨內和社會上的腐敗現象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權錢交易。但不管這種交易如何隱蔽、詭秘，總會在財務帳目上留下蛛絲馬跡，通過審計，最終能把它揭露出來。因此，必須建立健全審計制度，擴大審計范圍，加大對領導干部平時和離任的審計力度。通過審計，對領導干部廉政勤政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可有效預防領導干部“帶病任職”和“帶病提拔”的弊病。

四、強化民主監督

機關、學校、事業單位的黨員干部和職工參與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是對領導干部實行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員干部、職工對單位、部門的重大決策不但有知情權，還有建議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在當前，一是要全面推行校務公開制度，增強工作透明度;二是要組織黨員干部、教職工評議領導干部，把對領導干部是否廉政勤政的評判權交給群眾;三是要實行罷免制度，實行領導干部能者上、庸者讓、劣者下的局面，確保領導干部隊伍的先進性、純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