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形勢與政策論文-----對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看法

美國轉戰東南亞 中國應對當從容

從中國南下，從緬甸到印度洋，從老撾－柬埔寨到西南海，從泰國可以到兩邊，還可以到馬來半島。從這里堵截中國，當然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這個就是現在美國政府的新戰略，Pivot to Asia，所謂轉戰亞洲。這個戰略轉變，就要求美國必須把全球戰略的重心從中東轉移到東亞。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就是亞洲的一部分，其在亞洲的利益和影響力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前些年，美國宣布要“重返亞洲”。從經濟角度說，這有其必然性。亞洲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并且這種局面在未來很長的時間內不會改變。同時，隨著其在亞洲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擴大，美國也越來越像一個亞洲國家。美國要保護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就要更多地關注亞洲，這完全可以理解。但美國所宣布的“重返亞洲”顯然并不是這樣簡單。

從戰略上說，這次“重返亞洲”很顯然是針對中國的。當然，這也不是冷戰之后美國要“重返亞洲”的第一次。在小布什任總統期間，美國外交在新保守主義的主導下，也曾經赤裸裸地把中國作為“敵人”，試圖通過亞洲“小北約”來圍堵中國的崛起。不過，那次“重返亞洲”的努力以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的發生而終結了。中國不僅沒有成為美國的“敵人”，在一定意義上，反而成為了美國“反恐”的伙伴。近年來美國高調的“重返亞洲”是第二次了。不過，從長遠來說，“重返亞洲”會成為美國外交戰略調整的重大失誤。

為什么可以這樣說？美國真正的挑戰并非來自中國，而是來自自身的衰落。很多美國人不相信美國這個偉大的國家會衰落，國際社會上很多人也不相信；甚至很多中國人不相信也不希望美國衰落，因為無論作為一種政治制度還是國際警察，美國的衰落對中國并沒有什么好處。作為政治制度，近代以來，美國一直是各國政治自由派所向往、學習的對象；作為國際警察，美國一直為國際社會提供全球公共服務。

蘇聯集團解體后，就不再存在任何可以挑戰美國的同盟。那時美國應當改變其戰略同盟政策，至少改變針對另外一個國家的軍事戰略同盟。任何戰略同盟都是針對“敵人”的，因此首先需要外在“敵人”，沒有這樣的“敵人”和來自“敵人”的直接威脅，同盟就整合和團結不起來。冷戰后美國和西方不僅沒有改變同盟政策，反而擴大和強化同盟。在歐洲，美國和西方收編了蘇聯解體后所出現的新興國家，把屬于蘇聯地緣政治空間的領域，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在亞洲，美國積極尋找新“敵人”，迅速崛起的中國自然成為最佳候選人。中國是亞洲大國，美國“重返亞洲”非常容易理解。美國強化和其亞洲盟友的關系，針對的是中國。對美國來說，“我的盟友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這解釋了在中國問題上，美國和其盟友的關系。

美國把全球各地都視為其利益，但中國的核心利益非常有限，都是和領土、領海有關，且僅限于和中國周邊國家相關的事情。美國人到處都是核心利益，對中國的這些核心利益不是不知道。如果美國愿意在中國和中國周邊國家關系之間扮演積極的協調角色，美國是有能力這么做的。但美國沒想扮演這個角色，而是簡單地選擇“重返亞洲”，站在其盟友國家（剛好也往往是和中國有主權利益沖突的國家）這一邊。

美國在中國問題上會出現錯誤的戰略判斷，因為美國人不了解中國。美國的戰略失誤來自于對中國的錯誤判斷。美國對中國的判斷，并不是根據中國歷史上的或者當代的國際行為，而是根據美國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美國人相信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并且還要把自己的思維強加給他國。中美兩國政治制度的不同，更深化了美國對中國的這種看法。國際關系史上所謂的“大國悲劇”大多發生在歐洲，近代以來的國際關系理論也是基于歐洲的國際關系經驗，和非西方的經驗并不相關。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只是地方性理論。但美國和西方則把這地方知識普世化，視為普世的真理，并且在實踐中十分相信。這就解釋了目前中美關系的心理格局：與其說是中國要挑戰美國，倒不如說是美國恐懼中國崛起。沒有任何有效的證據證明中國在挑戰美國，但美國對中國的恐懼則到處可見。

中國學術界的“美國化”也強化了美國人的這種恐懼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學術界到處充斥著美國式的國際關系話語，這使得美國人感覺到中國和美國沒有兩 樣，大家都是同樣的思維模式。盡管美國化的話語沒能解釋得了中國外交的實際行為，卻使得中國學術界的國際關系話語更具有欺騙性。在學術界的國際政治話語和 中國政府所提供的政策話語之間，美國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對南中國海和東海局勢的判斷失誤。在這兩個所謂的熱點區域，中國實際上只想保持現狀。自從鄧小平提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后，中國從來就沒有改變過立場。在大多數問題上，中國總是回應性的。在中國看來，中國并沒有主動挑起這些事端，但別的國家挑起來了，中國不得不回應。但美國人并不這樣看，似乎是中國在欺負周邊小國家。

把中國視為是潛在“敵人”，更是美國的戰略誤判，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負面影響難以估量。美國并沒有意識到，中國和其他大國不一樣。例如，中國和蘇聯不一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選擇是加入以美國為主導的現存世界體系，通過改變自己和這個體系接軌。

參考文獻：

[1] 郭秀俊.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戰略與中國的對策研究[D].內蒙古大學, 2012.[2] 張蘊嶺.中國周邊的新形勢[J].東南亞南亞研究, 2011(4).

第二篇：形勢與政策國內形勢(考試論文)2000字左右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時代過去了。地球村里的變化日新月異。生在當代，作為大學生的我們，豈能做那四角的書柜？拋掉陳舊的觀念，擁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們應該做的。

當今國內外形勢風云變幻，進入21世紀的中國正面臨著難得的機遇和巨大的挑戰。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許多新的問題與挑戰。如何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穩固、規范、高效、健康的財政體系和財政運行機制，是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在此將理論界有關這一問題的觀點綜述如下。

一、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展望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收支測算應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規劃期間。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對2000年的財政收入預測暫不考慮費稅改革的體制因素，對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減持平處理，經濟增長方面按7％考慮，物價方面按3％考慮，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按此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189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絕對額增加1000多億元。關于2000年財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支出將達到13350 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1％，絕對額增加1200多億元。2000年支出與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減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為1660億元，比1999年擴大157億元。

“十五”時期的預算。收入測算應從幾個因素來考慮和處理。

（1）費改稅。盡管“十五”期間費改稅將使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決不了國家可支配財力增加的問題，因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確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變。費改稅的意義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而是治“亂”，是規范政府分配行為的制度建設，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

（2）宏觀調控所需的財政政策取向。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等因素導致的國際、國內的經濟環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運用上不可能成為增稅的時機。

（3）財政體制。1994年新財稅體制運行幾年來，通過不斷的磨合與完善，一個穩定的財政收入增長機制已初步形成，機制本身保證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

（4）經濟增長。據當前一些機構的研究報告及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我們按照7 ％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國家計委物價預測中的3％的價格方案考慮，“十五”的gdp現價增長速度為10％。幾項因素中，我們認為直接影響“十五”期間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主要是經濟增長，因此收入測算中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參數。據此，2005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9150億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財力1400 多億元。支出的考慮主要從需要與可能兩個方面來分析。“十五”期間是否需要繼續擴張支出規模，主要取決于中期經濟形勢的發展，關鍵在于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動趨向和近兩年來采取的擴張政策刺激國內需求的效果。從經濟周期的調控運行來看，財政政策從擴張到收縮都應有過渡，需要保持相應的連貫性，不可也不應該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勢如何發展，財政支出的壓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會保障補助（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補助、貧困人口生活補助等等）的增加，擴大內需政府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后續資金壓力，以及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各種社會成本等，都需要財政增加支出。

另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以下幾個影響因素。

1.“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提高，2000 年估計能夠繼續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很重要的在于一些臨時性、政策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在“十五”時期將很難繼續發揮作用。“十五”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將主要依賴稅收與經濟的協調增長。

2.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增長的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長期以來影響我國財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從預算內財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經濟的宏觀稅負（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從整個政府分配活動看，把預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動賴以維持的資金來源考慮在內，經濟維持整個政府運轉的負擔估計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從全口徑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經濟的稅負并不算低。“十五”面臨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減少經濟中不規范的政府分配活動的同時，采取措施增加財政收入，必然將加重整個經濟的負擔水平；如果僅僅把預算外、制度外轉化為預算內進行管理，又不得不維持這部分資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財政可直接支配的財力，從而也就不能有效緩解財政當前的收入困難。

4.1998年和1999年，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國債發行、擴張政府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繼續實行相對擴張的財政政策仍然難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認為，我國經濟需要比較長的結構調整時間。根據世界銀行有關專家的分析，在這個期間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這個速度顯然是我國社會現狀所難以接受的。因此，財政政策面臨著技術擴張的壓力。

5.造成財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財政基礎薄弱，財政可調控財力嚴重短缺。初步測算，考慮物價因素，如保證法定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十五”時期僅支農、科教文衛支出、價格補償等因素即可占去財政每年新增財力的50％左右。如果考慮到近年來大量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糧食收購等資金需要，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可調控財力極為有限，“十五”時期財政收支矛盾將更加突出，作為宏觀調控主體的中央財政無疑將要面對更加嚴峻的考驗。

6.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體現為財政赤字和國債的增加，但財政赤字的擴大和國債規模的增加，也相應增大了財政的風險。很顯然，不論從財政赤字還是國債角度看，聯系到我國脆弱的財政基礎，財政風險都不是一個讓人可以放心的問題。

還有學者認為：對“十五”時期我國國債規模的預測主要基于“九五”時期經濟運行情況，特別是與1999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緊密相關。“十五”時期各主要指標預測是：gdp計劃增長7％，各年分別為106480億元、117130億元、128840億元、141720億元和155900億元；中央財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變，利率以應到期國債實際利率計算，各年中央財政赤字分別為1810億元、1990億元、2190億元、2410億元和2650億元，合計將達11000億元，超過“九五”時期一倍左右。根據“十五”時期的中央財政赤字和內債、外債的還本付息情況，各年國債發行額將為：4100億元、3800億元、3800億元、3500億元和3500億元，累計近19000億元，比“九五”時期新增3800億元。依此計算，“十五”時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財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財政債務負擔率仍都在國際公認的安全線內。如果依此指標，我國“十五”期間仍存在一定的發債空間。

再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將表現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勢。

1.經濟增長速度繼續受到需求制約。我國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動的沖擊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終消費率下降，以及消費需求不足對投放擴大的影響。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近幾年的最終消費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低于儲蓄率較高而消費率較低的亞洲國家，原因是我國的居民消費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個百分點左右）；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率按人口比重計算卻不低于其它國家，問題在于農村消費水平太低，影響了整個居民的消費率。從現在到“十五”期間，我國國內需求結構失衡從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消費需求的擴張基本上依賴于農村居民消費擴張期的到來。

2.經濟增長質量將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間，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革和戰略調整將較大幅度推進，這會帶動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上升，同時促進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較快發展，使競爭機制更趨于合理和有效，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進程，加上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約束，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著較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經濟增長質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計“十五”期間增長方式轉變和增長質量提高最為明顯的領域將是消費品工業部門。

3.產業結構調整將邁出較大步伐。90年代以來我國的結構問題比較突出，一個是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明顯加深，另一個是工業結構的升級非常緩慢。這兩個方

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在“十五”期間我們不能不花大力氣來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4.對外開放將進入一個重要的新時期。加入wto，受到沖擊較大的產業將是農業、重制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很多第三產業部門，而大多數消費品工業則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對外競爭能力。即使中國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紀初期也必然要實行進一步開放的政策，在關稅降低和外商投資條件方面都會邁出較大的步伐，國內企業將面臨更多的商品進口沖擊和國際大跨國公司進入的沖擊，面對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國內企業去迎接新的國際挑戰，擴大對外出口和對外投資。因此，“十五”期間我國在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中既可以進一步利用擴大開放的有利條件，又需要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盡快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新成績，這突出表現在增長速度加快，并初步呈現出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的良好發展勢頭。同時，各地區加快發展的積極性高漲，許多指標均創近幾年新高。但是，經濟運行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除了某些行業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的現象有所抬頭，還有一些片面的認識和做法。如有的地區對加快經濟發展的熱情很高，對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警惕性不夠；對加大投資力度研究得多，對啟動消費需求考慮得少；對發展城市經濟的對策多，對解決“三農”問題的措施少；對增加經濟總量比較關心，對調整經濟結構關注較少；對經濟發展態勢的正面效應認識充分，對可能產生的負面滯后效應估計不足。這些新的情況和思想認識上的問題，應當引起高度警惕。

一、從頭幾個月的情況看，我國經濟出現了幾個明顯的特點：

1、增長加快，首季度GDP增長9.9％，比去年同期提高2.3個百分點，這也是1997年以來最快的增長。

2、結構優化，農業種植結構加快調整，高技術產生迅猛發展，電信、物流、咨詢、社區服務等服務業發展勢頭良好。

3、效益提高，前三個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94％，全國財政收入增長37％。

4、物價回升，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增長0.5％，尤其是一些先導性價格指數上升頗為明顯，生產資料出廠價格甚至上漲了5.5％。

今年以來的好形勢來之不易，我們要倍加珍惜。同時，對于經濟運行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也必須高度重視。

1、“非典”已經對旅游、航空、餐飲、外貿和利用外資等方面帶來較大沖擊，對國內正常生產經營活動和人民生活的影響日益顯露，如果持續時間較長，還將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

2、一些行業出現投資過熱的苗頭。如房地產投資增長偏快，結構不合理。一季度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34.9％，大大高于去年全年增長21.9％的水平。又如，冶金、建材紡織、汽車等行業發展持續升溫，帶動了原材料、燃料等價格上揚。一些重工業產品尤其是高耗能產品增速明顯超常，加劇了一些地方電力供應緊張的矛盾。鋼鐵工業投資在去年高速增長的基礎上，今年一季度又猛增153.7％，而且新增產能中相當一部分檔次低、污染重、能耗高；電解鋁生產能力的擴張嚴重超過市場需求；國家明令禁止的立窯水泥在一些地方又死灰復燃；紡織行業投資增長65.8％；汽車生產增長54％。個別地方在政府保護下盲目發展汽車項目，汽車行業規模小、布局散和自主開發能力弱的矛盾突出。由于某些行業過度投資中很大部分依靠銀行貸款，一旦市場需求變化，勢必加大金融風險。

3、重復建設問題依然很嚴重，并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一是部分行業重復建設回潮。一些地方不顧國家禁令和市場供求情況，新建了一批鋼鐵、水泥、玻璃、鐵合金、電解鋁等項目。國家花費很大力氣關掉的一些小煤礦、小鋼鐵、小水泥、小玻璃等企業又死灰復燃，部分已被淘汰壓縮的過剩生產能力重新投入生產。

二是高新技術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出現了重復建設問題。據了解，不少城市都已經或計劃投資上百億元生產半導體材料。這些項目建成后，生產能力將大大超過目前國內市場需求量和可能出口的數量。全國尤其是東部地區光纜建設也出現了嚴重重復建設，國家公用通信網資源大量閑置。

三是基礎設施的重復、超前建設。一些地區機場布點過于稠密，建成后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沿海、沿江新建擴建大型深水泊位碼頭成風，吞吐能力嚴重閑置。一些經濟還比較落后的地方花費巨資修建的高速公路，車流量稀少，難以得到充分利用。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將進一步加劇一般加工工業生產能力過剩的矛盾，延緩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進程。

4、消費增長仍較緩慢。一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7.8％。然而，消費需求的增長并不盡如人意，與各項經濟指標大幅增長相比較，消費需求增長略顯緩慢。今年1至3月，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9.2％，雖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長，但比1月份下降0.8個百分點，比GDP增長低0.9個百分點，比投資增長低18.6個百分點，比出口增長低24.3個百分點。今年前3個月居民消費信心指數呈現下降走勢，3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比1月份下降0.1個百分點。由此看來，消費需求沒有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

5、部分生產要素供求矛盾進一步加劇。比如，一些地區電力供應緊張。近年來，電力需求增速持續走高，繼2001年增長9.2％ 之后，2002年又增長 11.7％，今年一季度進一步增長16％。

現在已有不少地區出現拉閘限電的情況。估計到夏季，用電供求矛盾還會更加突出。又如，黃河以北大部分地區面臨嚴峻的缺水局面，一些主要礦產品原料因國內緊缺對進口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大。

6、就業和再就業壓力加大。當前我國已進入勞動力增長高峰，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加快，下崗失業人員數量較大，應屆高校畢業生比上年增加較多，就業和再就業矛盾更加突出。

為了鞏固和發展我國經濟的好形勢，當前我們首先要在認識上統一起來。既要看到經濟發展的好成績，又不能盲目樂觀；既要保持經濟較快增長，又要警惕部分行業出現的過熱苗頭。特別是對“非典”給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絕不能低估。同時，要采取切實有效措施，重點抓好以下幾項工作：

二、重點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1、堅決打贏兩場戰役

要處理好“非典”防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關系，堅持一手抓非典防治這件大事，一手抓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當前，我們一定要努力控制疫情擴散，嚴防蔓延和反彈，一定要對非典防治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和反復性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不能有絲毫麻痹和掉以輕心，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把“非典”給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估計得嚴重一些，把解決的措施準備得充分一些，把各項工作做得扎實一些，千方百計把“非典”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

2、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不動搖

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切不可因前幾個月經濟形勢比較好就有所放松。現在，我們必須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政策的力度不能減弱。同時，要針對經濟運行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采取措施進一步啟動消費需求，特別要在啟動農村消費需求方面下功夫，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

3、要用發展的辦法，主要采取經濟手段，區別情況，適時微調，解決好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把各方面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其中，要適當控制房地產“過熱”地區的土地供給，調整高檔商品房和普通住房的供給結構，嚴格控制別墅等高檔房的建設。要強化城市規劃的約束力，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對其他已經出現投資“過熱”的行業，要搞好行業發展的規劃和調整，抑制其過快增長。

第三篇：形勢與政策論文——當前國際安全形勢

當前國際安全形勢

一、國際安全形勢的時代背景

冷戰后國際安全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雖然世界上還存在許多不確定和不穩定的因素，仍然是矛盾叢生，沖突不斷，但今后相當時期，國際形勢發展的主流仍將是和平與穩定、發展與合作。

我們處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時代的基本特征已不再是戰爭與革命，而成了和平與發展。這里所說的和平，指不打世界大戰，并不包括局部戰爭。這里的發展是指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不是指社會制度的變革。在新的時代，雖然國際上的發展不平衡更為加劇，但卻不會導致大國間的戰爭。由于經濟成為各國發展平衡和國際關系的重點，軍事手段的作用已相對下降。各國普遍希望保持國際形勢的緩和與穩定，一般不再把擴軍備戰定為國策或置于國家戰略的首位。

這就是當前國際安全形勢的時代背景。

二、當前國際安全形勢的主要特點——經濟安全地位突出

在新形勢下，有關安全的概念有了明顯的擴展和延伸。隨著經濟成為重點，經濟安全被大加強調，地位日益突出。所謂經濟安全，其含義就是保障國家經濟（包括科技）發展戰略諸要素的安全，在參與國際競爭和經濟合作中維護國家利益和爭取優勢地位，特別是保護本國市場和開拓國際市場。兩極格局解體后，以經濟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競賽已被置于首位，經濟實力成為決定各國國際地位的主要因素。因此，各國在決策時優先考慮的已是經濟利益，政治安全以及外交、情報等，也都更多地在為經濟服務。維護經濟安全的斗爭已成為國際間斗爭的主要內容。

正像對傳統的安全概念一直存在完全不同的解釋一樣，在如何看待經濟安全上也有極大分歧。例如有的國家在傳統安全上就認為，世界上無論什么地方出事都和它的安全有關，它都可以在維護安全的名義下進行干預。而在經濟安全上，它的利益也是遍布全世界，為了開拓市場可以四面出擊，威脅和損害別國的經濟安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則把經濟安全看做是維護本國合法權益，爭取平等互利和公平合理的對外經濟關系和國際環境，創造有利條件，以消除貧困和加速發展。經濟安全領域的斗爭，不僅存在于南北之間，也存在于南北各自內部。發達國家間除激烈的競爭外，還爭奪地區以至全球的主導權。由于幾個西方大國在世界經濟中還占居統治地位，所以它們的經濟政策對國際經濟安全的影響最大，它們間的矛盾也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主要矛盾。經濟安全領域的斗爭不只使用經濟手段，已經很難同政治安全以至軍事安全領域的斗爭截然分開。一些發達國家還竭力使經濟關系政治化。有時經濟摩擦可以導致國家關系的全面緊張。少數西方大國的保護主義、歧視政策和霸道行徑是當前國際經濟安全的主要威脅。

在經濟安全領域，除了矛盾與斗爭的一面外，也有協調與合作的一面，而且往往還占主要地位。這是因為，經濟國際化日益加深，各國在經濟安全上有更多共同點。現在，國際化和全球化飛速發展，相互依存日益緊密，這就為經濟安全領域的協調和合作開辟了廣闊的前景。由于全球化和區域化、集團化同時發展，所以經濟合作既有世界范圍的，也有地區性的，各種經濟集團也就形成了區域合作的一種安全構架。

三、威脅國際安全形勢的因素

雖然如前所述，國際安全形勢的主流是和平與穩定，是緩和的總趨勢，但是世界并不安寧，仍然不時出現緊張和動蕩，爆發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這是因為還存在許多威脅安全的因素。其中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內容：

1、威脅國際安全的主旋律——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雖然隨著冷戰的結束，美蘇兩大陣型的解體，當今世界正向著多極化格局發展，但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在某些大國中仍然根深蒂固。這也使得它在過去現在以及將來一段時期都還會是國際安全形勢的主要威脅。

2、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97年的亞太金融風暴、09年的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這兩次大型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讓人們深深地了解到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風險，也為未來全球的經濟發展蒙上了巨大的陰影。世界經濟格局正在不可避免地震動重組中，由于經濟安全的突出地位，未知而多變得經濟格局也為國家安全形勢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3、日益肆虐的恐怖主義。震驚世界的“911”事件后，恐怖主義順利地躋身為威脅國際安全形勢的三大因素之一。恐怖主義的形成，就與霸權主義所引發的抗爭心態，領土、主權問題導致的沖突和動蕩，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歷史積怨等傳統安全問題有著密切關聯。在“911”事件后，恐怖主義有了進一步發展的不良勢頭，極大地威脅著當前的國際安全形勢。

除此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威脅國際安全形勢的因素，如全球環境問題、海盜問題、流行性疾病、人口爆發饑餓等等。

四、國際安全合作的發展前景

各國之間除利害沖突外，也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促使它們進行合作的一面。例如希望保持穩定就是一個共同點，因此即使互相視為主要潛在對手的國家也不愿看到對方發生大**，因為這也會危害自身的利益。而且從長遠看，處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威脅安全的因素終究不會占上風，增進安全領域的國際合作有著廣闊前途，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滲透、全球化和國際化的迅猛發展，增進了各國的共同點，因此需要協調和合作以維護共同利益。

2、是多極化發展加速，大國實力趨于均衡化。

3、是經濟成為重點，使安全概念發生變化。

4、是發展中國家成為維護安全和促進合作的重要力量。

5、各國聯合起來維護區域安全，打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安全威脅的需要。總的來說，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和平與發展將仍然是世界的主旋律，相信在全人類的努力下，安全的國際形勢必能得以繼續延續下去。

第四篇：中國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淺析

中國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淺析

摘要：2014年對中國來講是特殊的一年,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期，反腐工作的力度逐漸加大，各種社會矛盾集中凸顯。這一年，國際形勢也波詭云譎、風云變幻，有烏克蘭危機、利比亞**，也有日本右翼分子的改憲。每一件大事對中國發展前進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從國際、國內兩個視角分析當前形勢，探究不同事件對中國發展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中國

深化改革

國際形勢

烏克蘭

日本

發展

正文：

歷史的車輪進入到2014年，對每個中國人來說都是特殊的年份。這一年是農歷甲午年。120年前的甲午之痛似乎仍在提醒著我們，國富兵強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保證人民的幸福安康。這一年也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更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展示中國形象，維護中國國際利益的關鍵之年。歷史在前進，形勢在變化，改革在行動。

一、縱觀國際形勢，風起云涌對我發展有利有弊

近年來，國際風云激蕩，地區亂象紛呈。西方經濟政治遭遇困境，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特別是美國加快戰略調整，西亞北非局勢劇烈動蕩，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大國間博弈日益尖銳，全球性重大安全問題凸顯，不同地區、不同類型、不同層面的安全危機頻發，國際安全面臨新的挑戰。國際形勢的紛繁變化，表明國際安全格局正在進入深度發展的新階段，國際安全秩序建設進入一個新的活躍期。

1.美國重返亞太，對我形成遏制之勢。

奧巴馬執政以來，對亞太戰略定位就從經濟層面提升到政治和戰略利益層面，明確提出“泛太平洋戰略”，積極打造“美國的太平洋世紀”，加快“重返亞太”的戰略步伐。政治上，全面參與東亞現有的國際合作機制，包括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試圖通過參加來主導議題。經濟上，大力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議》（TPP），著力塑造亞太經濟多邊機制，目的是繞過中國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圈。軍事上，按期從伊拉克、阿富汗撤軍，調整亞太軍事部署，不斷強化亞太同盟體系和伙伴關系，加緊構建美主導下的亞太新秩序。美國公布《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美軍戰略利益評估報告，進一步明確要以亞太地區作為其全球戰略的重點，加緊構筑以美國為首的亞太軍事安全體系。依據新的軍事戰略，美國將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繼而加大在亞太地區構建廣泛、靈活、持久的軍事存在。在國防開支大幅削減、軍事戰略呈現收縮的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堅持削減國防開支不以犧牲亞太地區為代價，在亞太相關地區的軍事布局漸次展開：加速落實“空海一體戰”構想，確保其在亞太區域軍力投放能力；頻繁舉行與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泰國等的聯合軍演，強化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主導地位；優化亞太基地布局，加緊調整前沿軍事部署，強化關島基地的核心角色，擴大在澳大利亞的軍事存在。按照規劃，未來美軍50%-60%的海軍力量以及30%-40%的空中打擊力量最終將集結于亞太地區。

美戰略關注重點向亞太轉移，牽動了各主要國家對亞太地區的戰略調整。俄羅斯提出新型亞太安全架構倡議，對亞太地區的關注程度明顯上升。日本以日美同盟為外交基軸，借“地震外交”著力改善與周邊國家關系。印度大力推進“東進戰略”，提高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東盟加強與美、日、印等大國合作關系，鞏固和提高自身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競爭態勢，使該地區呈現出新的復雜局面。美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出席第12屆亞洲安全會議“香格里拉對話”時高調宣稱，到2020年，美國將把60%的海軍力量調整部署到太平洋地區。美專為我量身定做的“空海一體戰”戰略構想，也進入實踐層面，在武器裝備、戰略態勢、檢驗訓練等方面都完成了實質性推進。2.烏克蘭的大國博弈，對我大有可為

烏克蘭**正值世界局勢的大變革時期，是美國推動的“顏色革命”戰略的一部分，也是歐洲戰略東擴戰略的重要組成，也就是歐美打壓俄羅斯戰略空間的一部分。正是由于歐美及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勢力集團的大力介入，這決定了烏克蘭局勢已經超出了國家內部事務的范籌，這也就決定了其局勢的走向對世界局勢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可以說，有俄羅斯在，中國并不太擔心歐洲的東擴計劃，烏克蘭危機在戰略上對中國沒有不利的影響，或者說不會給中國帶來戰略壓力。相反，俄羅斯的奮起反擊，足以牽制歐美在亞洲的介入。為了更好的解決烏克蘭危機，或者說為了完全爭取烏克蘭，美國就必須讓中日對抗穩定下來，以避免牽涉更多的精力，美國會進一步的壓制日本。而且烏克蘭危機，有可能使俄與歐美的戰略對抗升級，這必然的要緩解中國的戰略壓力。中國雖然會保持中立，但一定會給俄羅斯某種程度的支持，進而進一步推動中俄關系的發展，通過前期中俄簽訂的天然氣能源大合同就可見一般。歐盟和美國圍繞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制裁也使得俄羅斯只有加深與中國的合作關系才能取得發展。

此外，中烏沒有戰略利益上的沖突，相反卻有著經濟和技術互補的戰略利益。危機中的烏克蘭走向不明，歐美與俄羅斯不可能給予更多的經濟支持與援助。烏克蘭越是**，其國內經濟就越是困難，也就越發的需要外部支持。而這一點目前恐怕也只有中國有能力提供。此前的中烏合作，出于歐美與俄羅斯的因素，可以說烏方是有所保留的。而中國在此能夠有所行動的話，對烏克蘭政府的幫助足以使得中烏關系更深發展。如果中國能夠成功的對烏克蘭局勢形成影響力，那么中國對東歐國家的影響力將得到加強。總之，烏克蘭危機將會成為中國的一大戰略機遇。

3.中日外交博弈，對亞太合作影響非凡

當前，釣魚島問題沒有絲毫緩和的跡象，安培政府一意孤行，打著“中國威脅論”的幌子，推進釣魚島國有化和修憲政策，妄圖將其自衛隊升級為“國防軍”，公然挑戰戰后國際秩序，顛覆二戰勝利成果。這為日本與亞州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的合作蒙上不少陰影。

中日都十分重視與亞太國家的合作，先有習近平主席在亞信峰會上提的新安全觀，加上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觀點，都體現了中國政府重視與亞太國家共同發展實現繁榮昌盛的“亞洲夢”。而安倍政府則進行“地震外交”對與美有盟友關系的國家施加影響，但是日本在二戰問題上的否認以及改憲的后退行為為其在亞洲的外交之行設置重重障礙。

事實證明，只有創新亞洲安全理念，才能共同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如何結合全球局勢，以大視野看待亞洲問題，積極突破長期嚴重制約亞洲發展的安全合作“短板”，攜手應對新老安全挑戰，同筑安全，共謀發展，才是亞洲各國的現實需求和迫切愿望。

二、回看國內局勢，全面深化改革勢在必得。1.作風建設的新風灑滿中華大地。

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狠治庸、懶、散和不作為、亂作為；提倡說真話、道實情，倡導短、實、新文風……世界輿論紛紛用“清新風氣”來形容中共的作風建設。從八項規定，到厲行節約，我黨圍繞作風建設取得的成就正在深刻影響著全國各地，贏得國內外人士的高度稱贊。

2.反腐倡廉的成就凝聚群眾力量。

壯士扼腕、刮骨療毒的反腐之風，體現了我黨對反腐斗爭的堅決態度。“腐根不除，為官不正。”中共從嚴治黨，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面對腐敗“零容忍”，不僅拍“蒼蠅”，打“老虎”也絕不留情，反腐力度前所未有。英國廣播公司網站認為，“大老虎”接連落馬，體現了中共自我改進、打擊官員腐敗的決心。而這一連串的行動則再次為我黨贏得了群眾的信任與支持，全民反腐已成為社會的趨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正在形成機制建設。

3.暴恐及邪教組織的干擾破壞進一步促進民族團結。

年初的“3.1”昆明暴恐事件，加上新疆地區接連不斷的暴恐分子沖擊破壞，中國似乎已經被“獨”類暴恐分子所包圍，中國反恐形勢異常嚴峻。然而，從近期萬人圍捕暴恐分子等一些報道來看，中國上下已經形成對暴恐分子的高壓態勢，這進一步拉近了國內民族之間的關系，促進形成了全國人民大團結的良好局面，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凝聚更加堅強的力量。

三、把握機遇，主動作為，中國發展指日可待 1.外交上要保持強勢態勢，奮發有為。

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周邊外交的重要性日漸凸顯。如何構建一個更加穩定的周邊外交網絡，成為中國外交面臨的重要課題。新一屆中央政府領導集體大力推薦周邊外交，國家領導人更是先后訪問俄羅斯、歐洲、東南亞、非洲、拉美以及周邊國家。習近平更是明確強調，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為我國發展爭取良好的周邊環境，使我國發展更多惠及周邊國家，實現共同發展。可以說，由韜光養晦轉為奮發有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密切了與各個國家的關系，尤其是保證了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增進了互信與共識，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為我國政治的發展聚集了力量。要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原則；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積極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和地區廣泛開展貿易往來、經濟技術合作和科學文化交流，促進共同繁榮；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做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的堅定力量。

2.軍事上要加強斗爭準備，強軍興軍。

鞏固的國防，是民族生存之盾；強大的軍隊，是國家安全之本。只有國富，沒有兵強，國家安全發展必將受到影響，從而失去了經濟繁榮的外在環境，宋朝的悲哀就是最好的證明。要加大軍民融合式發展，同心協力做好軍民融合深度發展這篇大文章，既要發揮國家主導作用，又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軍隊要遵循國防經濟規律和信息化條件下戰斗力建設規律，自覺將國防和軍隊建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體系。地方要注重在經濟建設中貫徹國防需求，自覺把經濟布局調整同國防布局完善有機結合起來。要深入做好新形勢下雙擁工作，加強國防教育，健全國防動員體制機制。要把改革創新作為推進強軍實踐的動力源，加快構建現代軍事力量體系，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軍隊戰斗力，增強軍隊活力。要大力弘揚我黨我軍光榮傳統，以優良作風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堅強保證。

3.政治上要注重頂層設計，統籌協調。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總目標，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憲法法律為治國理政的根本依據，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改革相互協調適應為發展藍圖，以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為主旨，拉開了施政治國的歷史大幕，吹響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改革、揚帆遠航”的號角。要進一步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做好由“管理”到“治理”的轉變，積極支持人民、各組織、各單位以主體身份共同參與國家管理。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來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的整體飛躍。

4.經濟上要把握重要機遇，穩步推進。

當前世界復蘇經濟艱難曲折，亞太經濟保持良好發展勢頭，同時也面臨新的挑戰，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都在尋求新的增長動力。動力從何而來，只能從改革中來、從調整中來、從創新中來。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加大資本、土地、勞動力等各種要素、各種資源進入市場的力度，并且在市場價格機制的引導下來進行配置。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更要深刻把握當前歷史機遇，做出合理應對措施，使中國經濟保持良好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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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分析

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分析

一些新興國家的崛起、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的相對經濟衰落，構成了當前國際形勢的總的特點，從而正引起國與國之間關系的相應調整。但是，要認識到萬事萬物的運動不是直線前進的，前面充滿著不確定性。從國際形勢看，歐美債務危機影響不容小覷，中國已難獨善其身，全球經濟衰退正從外需角度影響中國經濟增速。作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歐盟消費力下降，將對中國出口造成一定影響。在歐美國家經濟增長乏力條件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此外，當今世界仍然是一個動蕩不安的世界，烏克蘭危機、中東大亂局、朝鮮半島危機“塔利班”、“伊斯蘭國”和“IS”等依然是影響世界和平安定的重要因素。從國內形勢看，物價總水平仍在高位，房價沒有出現明顯拐點，民間流動性依然很強，通脹壓力依然較大。同時，部分中小企業受到緊縮政策影響，融資和經營均出現困難。就業壓力正在增大，節能減排形勢嚴峻。

當前國際勢態

（一）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仍然存在

當今世界經濟中，發達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財政赤字。與克服通貨緊縮相比，必須優先擺脫財政赤字。希臘、意大利的財政問題很嚴重，日本的財政問題在發達國家中也是最嚴重的之一。

（二）國與國之間險惡的政治經濟競爭沒有改變 后金融時代，國際競爭不僅沒有減弱，而是有加劇態勢。世界經濟復蘇動力不強，以技術創新和產業突破引領的新增長點短期內仍難以形成。各國經濟政策主張分歧明顯，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繼續升溫，在內需不振的形勢下，各國更加重視擴大出口，而發達國家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花樣翻新，貿易限制措施明顯增多，經貿摩擦政治化日益突出，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救濟措施也有加速上升趨勢。

（三）發展中國家崛起面臨的困難與阻力仍未減弱

以歐洲、中國、印度為代表，21世紀世界和平發展，已然成為世界格局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趨勢的一個主要內容和突出表現。此前對人民幣匯率的指責往往來自歐美國家，而現在新興經濟體也開始對人民幣匯率施壓，并且這個問題正在以構成貿易補貼為由被推向WTO多邊爭端解決機制。新興國家尤其中國和俄羅斯，依然面臨發達國家的戰略扼制與圍堵，發展的國際阻力仍未減弱。

當前國內形勢

（一）產業結構不夠合理，自主創新能力較弱 中國號稱“世界工廠”的出口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數據可以印證這一點：多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60%以上靠出口來拉動，而出口又基本上是以制造業為主；中國制造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40%以上；財政收入的一半來自制造業；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稱，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每年創造GDP增長的兩個百分點。當下，中國的世界工廠并未當好，還受沒有自主產權核心技術、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值很低、工人待遇低下等諸多問題的制約。

（二）國內消費需求不旺，對外貿易依存過高

居民消費率過低，不僅難以發揮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力作用，而且也不利于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2008年以來，雖然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擴大消費需求的政策，但是效果仍然有限，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10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6546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7.2%。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分，10月份，城鎮消費品零售額14355億元，同比增長17.2%；鄉村消費品零售額2191億元，增長17.4%。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外貿依存度從40％左右提高到2007年的66.2%，2011年3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0447億美元，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和外匯儲備，導致我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貿易與匯率摩擦不斷加劇。

（三）資產泡沫繼續發展，通貨膨脹壓力越來越大 自2010年1月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節節攀升，特別是自三季度以來，已連續5個月高出3%的警戒線，11月份同比上漲5.1%，漲幅創28個月新高，通脹壓力越來越大。本輪物價上漲的“推手”，既有國內因素，也有國外因素，既有成本推動原因，也有供求緊張原因。

（四）資源短缺已成“瓶頸”，粗放發展難以持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年均經濟增長速度達到9.7%以上，是同期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被譽為“中國奇跡”。在耀眼的光環背后，不可否認的是，為經濟快速增長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過大。當前，總量日益龐大的中國經濟在前行過程中，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資源、能源和環境壓力。高消耗、重污染、資源利用率低的粗放式發展模式，使中國的發展之路愈走愈窄。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產值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

（四）“老問題”與既有危機延續延燒，凸顯國際秩序更替紊亂、“代謝失調”

其一，烏克蘭危機沖擊東歐穩定，美歐與俄羅斯繼續角力。西方挾“冷戰勝利”余威，對俄擠壓得寸進尺，于2014年初策劃烏“新顏色革命”得手，一舉顛覆烏合法政權，結果招致俄強力反擊。與此同時，西方制裁升級及國際油價“跌跌不休”導致俄經濟陷入困境，“硬漢”普京“壓力山大”。

烏克蘭危機使俄羅斯與西方的矛盾升格為現階段大國關系中的主要矛盾，引發世人對“新冷戰”的擔憂。烏波羅申科政府與東部分裂勢力、西方與俄之間的對抗沖突呈現長期化。

其二，中東大亂局難有好轉，美國被迫“重返”中東和反恐。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哈馬斯勢不兩立，不排除雙方重燃戰火；“后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陷入民兵混戰與軍閥割據；敘利亞所謂“內戰”僵持不下，多方長年混戰造成無辜平民重大傷亡與嚴重難民危機，西方扶持反政府武裝顛覆主權國家的惡果不斷顯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渾水摸魚、趁亂坐大，迫使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4年首次重新軍事介入伊拉克，糾集新的“反恐聯盟”，對該組織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的目標展開“定點空襲”；由于主要當事方美、伊兩國互有需求，伊朗核問題談判有望達成全面協議，但雙方討價還價仍將復雜。

其三，亞太安全環境充滿變數，逆流暗涌，危機“潛伏”。阿富汗總統選舉經過兩輪才“搞定”，美國與阿簽署“駐軍協定”，在2014年底撤走作戰人員后仍將留駐上萬人的“支援部隊”,“塔利班”乘虛而入、卷土重來，阿政局難安；日本首相安倍提前舉行并贏得眾議院選舉，頑固走右傾化路線，解禁“集體自衛權”，企圖加速修改和平憲法，繼續拉幫結派以對抗中國；南海仍不消停，美國極力攪局，菲律賓將中菲南海爭端提交給國際海洋法法庭仲裁，“惡人先告狀”企圖陷中國于不義；美日韓強化三邊安全合作，朝鮮半島醞釀變局。

其四，埃博拉疫情有望趨緩。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多國，并迅速演變成全球重大公共衛生危機，迄今已造成8000多人死亡。中國政府雪中送炭，共向疫區國及周邊國家提供總價值約7.5億元人民幣的援助，同西方“喊得多、落地少”形成鮮明對比。

其五，“透過表象看本質”，在當今世界危機頻發的背后，是新舊國際秩序過渡期的失序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