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時期小學德育工作的困惑和解決的思路

新時期小學德育工作的困惑和解決的思路

一、當前小學德育工作存在的困惑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變化，小學生的思想也變得復雜了，學校的德育工作令教師們普遍哀聲嘆氣，甚至出現素手無策的現象。我認為就現在來說，小學德育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困惑。

（一）對小學德育地位評價的困惑

1．對小學德育地位的困惑。理論上要把學生德育工作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但事實上是可抓可不抓，評價教師和學生的好壞主要還是看學生成績，它是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都普遍關心的重要內容。因此，它也成了一個長時期以來一直爭辯不休的話題。在對德育地位的認識上，出現了一種“理論上越辯越明白，實踐中越做越迷茫”的奇怪現象。

2﹒對當前德育評價的困惑。小學德育工作的評價問題是一個讓教育界，乃至于整個社會困惑已久的老問題，它嚴重阻礙了小學德育的健康發展。其困惑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學生品德評定系統如何確定。近年來，不少地區都在探索“學生政治思想品德評定”的研究與實踐。但由于缺乏足夠的研究力量，也難以形成在較大范圍內具有推廣價值的評價方案。

二是如何看待學校德育的實效性。對于小學校長來說。如何評價一所學校的德育工作比思考和規劃學校的德育工作更難。我們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學校艱苦努力一年甚至于數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某一學生偶發事件，“一票否決”、“一落到底”、“前功盡棄”；三是學校、社會“兩重天”。比如，為什么“學校里的好學生”，到了社會并未能成為好公民？一些“好學生”在課堂上口若懸河，有理想、有覺悟，但在公交車上老弱病殘我不讓、在家里“自己的事情父母做”、社區里他人困難別找我。教師困惑，怎么好好的學生到了社會上就“變壞”了呢？社會困惑，這些起碼的事都做不到，學校是怎么教育孩子？為此，小學德育工作經歷種種挑戰和困惑。

（二）德育教學在各個環節存在的困惑

學校德育工作應是學校、社會、家長共同完成的過程，達到培養學生良好品德的目標。但我們在實踐中往往達不到這種配合的過程。其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德育工作未能走近生活，深入學生心靈。在學校德育教育中，無論是思想品德教材還是小學生守則，無論是校紀還是班規，無論是課堂上的講解還是各種場合的訓練，無論是花草叢中的告示還是校園及教室墻壁上的名人名言，以及教師在教給學生怎么做，應該怎么做或不應該怎么做等等的各種教育，效果總是讓人不滿意，給人的印象往往是說歸說做歸做，在學校能說也能做，走出校門及回到家里則不說也不做或很少去做。因為，在學校里說教式的東西太多，貼近學生生活實際的東西太少，不準學生去做的事情很具體，如：不準在墻上亂涂亂畫，不準隨地吐談等，而準許學生做的事情卻很模糊，如：在家孝敬父母長輩，在學校團結同學等。學校教學中，德育課程長由班主任教，大多數教師認為德育工作是班主任的事，與科任教師無關。任課教師若發現學生有不道德的行為，往往只是簡單的斥責兩句話后告訴班主任，班主任有空就批評、教育，沒空就算的現象非常突出。上德育課時，前半節課匆匆講完大道理，把大道理抄在黑板上，后半節課為了考試就讓學生去背、去記。所以，現在的德育往往集中灌輸多，啟發誘導少；理論講得多，投身實踐少；消極應付多，解決實際問題少；政治教育多，品德內化少。所以，德育工作未能深入學生心靈深處解決實際問題。

2．德育工作受應試教育和德育教師素質偏低的影響，使德育工作達不到目的。由于受應試教育的影響。語、數學習成為教學安排的重中之重，德、體、美只是一紙空文，一句空話。為了升學一切均得讓步，德育也不例外，德育教育成了名副其實的丑角、配角。據調查，有些學校為了升學考試比高低，拿名次，到了六年級下學期，居然把德、體、美等副課全砍掉了，干脆不上，只上語文和數學兩科。因而，應試考試、分數、升學，這一系列耀眼的字眼無形中束縛著小學教育，使得我們的孩子一入學便瞄準了考試、升學這一目標，學校及教師也被考試及上級主管部門的評價制度牽著鼻子走，造成學校德育工作的整體優勢遙遠？老師講的例子，我怎么在現實生活中從來沒有碰到過？有些時候甚至出現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相脫離的現象，得不到家長的配合，如老師在學校里講先人后己的道理，回到家里家長卻把它說成是“憨包”的行為。因此，學生做人的道理難以得到提高，道德情感難以培養，良好行為習慣難以養成。

二、新形勢下小學德育建設的思路

學校教育歷來是開展德育工作的主要陣地，是培養社會主義現代化接班人的主要途徑。但是，我們應當充分意識到；一方面學校并非獨立于社會，學校德育工作，也必然要受到社會各種因素和來自方方面面的影響；另一方面，脫離社會現象，脫離學生實際的德育內容和德育方法，也不可能取得積極的效果，達不到預期的教育目的，因此，采取積極有效的、切實可行的方法和措施，成為新時期學校德育工作的當務之急。

（一）加強教師德育隊伍建設、更新觀念、合理考評 1．切實加強教師德育隊伍建設。鄧小平指出：“一個學校能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合格的人才，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關鍵在教師。”①因此，廣大教職工都負有育人職責，教師要以高度負責的態度，率先垂范、言傳身教，努力提高師德和業務水平，愛崗敬業，教書育人，為人師表，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質和道德風范影響和教育學生。

2.更新德育觀念。當前德育觀念的轉變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德育工作要變封閉式為開放式，小學德育工作不僅是廣大教職工的事，還要加強學校德育工作與家長的配合，全社會的共同參與，這樣，齊抓共管，形成合力，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才有待提高；二是德育的質量觀，要由單純地看分數轉變為主要看品德的素質，德育的能力，德育知、信、行的統一；三是德育的功能觀，要堅持辯證法，即要符合社會需要，同時又要貼近少年兒童的內心世界，將培養學生思想品德、政治方向的社會功能，與進行個性心理健康教育，促進少年兒童精神發展的功能有機地結合起來。

3．應建立合理的考核評估制度。學校應根據不同的年級特點，分別制定評估細則，把它與教育教學組合成綜合評估制度，確保學校德育工作的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

（二）循序漸進，實現德育內容的序列化

根據小學生年齡特點，遵循小學生心里發展基本規律，運用生動感人的題材，形象化的方式進行教育。按不同的年級，把各序列分解為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又由若干個教育單元組成，形成目標明確、階段特征突出、循序漸進，切實可行，易于操作的德育內容序列，扎實有效地推進學校德育工作。關鍵在于：

1．突出德育工作的階段特征，做到目標明確具體，以“愛國主義”這一貫穿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要點”為例，小學一年級德育目標是黨和祖國的好苗苗，德育內容是認識國旗、國徽、國歌、祖國版圖、首都等；小學五年級德育目標是做祖國的好少年，德育內容是知道四大發明、長城、長江、黃河等中華民族的象征，了解祖國建設的突出成就。這樣形成了隨年級從低到高、目標由小到大、內容由淺入深的體系，有序而扎實地推進了德育工作。

2．德育單元實施過程中，突出兩個“統一”，即講道理和實踐相統一，思想性與趣味性相統一。以“愛學校”教育單元為例，其理想目標是“愛學校”；道德內容是向學生講述愛校與愛家、愛國的關系，以及如何做一個“愛校如家的好學生”；其紀律要求是做到不損壞學校財物、維護學校榮譽等；教育活動是舉行“我愛校園”征文活動，組織“我為學校添光彩”等活動。“兩個”統一突出了教育單元的特點，有了“兩個”統一，學生接受教育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發揮學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寓德育于各種教學之中 學校教育是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主渠道，因此，不僅要高度重視品德與生活(社會)課的教學，也應該發揮德育在各種教學中的重要作用。各學科的教學，即要實現本學科的教學目標，又不失信一定的德育目標。語文課要貫徹文道統一的原則；數學課要滲透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的啟蒙教育，培養學生嚴謹認真，一絲不茍的學習態度和積極思維的習慣﹔科學課要對學生進行愛科學、講科學、信科學和用科學的教育；音樂、美術課則要陶冶學生情操，提高審美情趣，培養良好的性格；體育課要培養學生良好的衛生習慣和鍛煉身體的習慣，培養學生的集體榮譽感，組織紀律性，以及團結合作、朝氣蓬勃、不怕困難、勇敢頑強的精神；勞動課要培養學生熱愛勞動的思想，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對工作的責任心。

因此，要在全部教學活動中，注意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學習習慣和良好的意志、品格，促使學生養成文明行為習慣；要根據各科教學課程中關于思想品德要求和教材中的德育因素，按各科自身的教學特點，自覺地、有意識地在課堂教學中滲透思想品德教育。

（四）創新德育方法

1．正面導向，積極鼓勵，樹立楷模。小學生可塑性很強，而且較為樂意接受老師的教育，同時也容易受周圍環境和榜樣的影響，因此，應采取各種措施積極地、正面地引導學生，熱情地鼓勵學生，以身邊的楷模為榜樣，從自己做起，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逐步形成良好的道德行為習慣，樹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情操。

德育著眼于素質教育，首先要引導學生學會做人。學會做人，向做人的楷模學習是最有效的途徑。當年的雷鋒，今天的楊立偉、許振超、任長霞等，在社會和少年兒童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充分說明樹立人生楷模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可以為小學生選擇若干個認識楷模有計劃地開展學習。人生楷模的選擇要側重當代，側重少年，側重具備做人的教育的內容。

2．開展德育活動課。變教師講授為主，課堂教學為中心的傳統德育轉變為以學生活動為中心，課堂教學、課外活動和社會實踐三個結合的德育模式。德育活動課寓思想品德教育于各項活動之中，其特點是變被動為主動，讓學生在積極的活動過程之中，獲得知、情、意、行的德育熏陶，得到思想道德品質的全面發展。

德育活動課形式多種多樣，如穿插在日常教學中的生動活潑的小品及各種文藝表演；圍繞某一主題或中心的專題教育活動；德育競賽系列活動，涉及德育內容的知識競賽，讀書征文、書畫比賽等；結合實際，走向社會的德育實踐活動，如遠離毒品，不讓艾滋病進我家等。相互學習，重在鼓勵，體驗成功的德育評優系列活動等等。德育活動課，既可以單獨進行，也可以廣泛地用于思想品德課和各科教學之中。

總之，學校對學生道德、行為、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及思想政治素質的培養極為重要。強調德育在各科教育環節的滲透，各門課程要結合自身特點，對學生滲透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以及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科學態度等方面的教育。加強德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因此，德育工作不再是單一的班主任工作，而是學校、社會、家庭共同肩負的責任和義務，只有齊抓共管，才能形成良好的育人環境。

第二篇：文言文教學中的困惑和解決思路

文言文教學中的困惑和解決思路

要想真正改善文言文教學，必須要弄清楚文言文教學中存在的問題。當前文言文教學存在的問題是：那就是文言文學不明白，對于一些特殊的文言句法更是手足無措，即使課堂上老師講了一遍又一遍。當然，由于文言文離我們的生活比較遠，再加上和現代漢語語法的差異，學生有這樣的生活比較遠，再加上和現代漢語語法的差異，學生有這樣的困惑很正常。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隨著語文課程的改革，我們注重于學生理解能力的培養，而忽略了語法知識的講解，特別是現在初中階段基本上不學語法。初中的文言文相對簡單，學生語法知識的缺失還不明顯。到了高中階段，隨著文言文學習的數量和難度的增加，語法的薄弱就很嚴重了。你可以說學生理解能力增強了，自然就會明白文言文的意思了。但是語法的不通，通過老師的講解和課本的注解以及一些參考資料，可以做課內文言知識題，但如果一旦拿到課外文章便束手無策，不知從何入手，遷移能力差。最終還是會造成學生對文言文學習的厭煩。

由于我們現在的教學基本上是為了高考而設置的，在文言文的教學上，側重于傳授與高考相關的知識，基本上是一些文言字詞和句式，因此教學方法往往采用串講法，老師講的樂在其中，學生聽得昏昏欲睡。師生的互動，學習的樂趣，在課堂上全無體現，語文教學失卻了其原來能給人帶來美的享受的特質。這種在高考壓力下的教學觀念和方法的陳舊，是影響文言文教學的重要因素。

那么該如何改變文言文教學面臨的現狀呢？我覺得首先要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因為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我們無法擺脫高考的束縛，但可以通過其他的努力引導學生，讓學生喜歡上文言文。

首先，發揮學生的主動性，讓學生主動參與。今天段老師在講《廉頗藺相如列傳》的時候就讓學生在充分預習的前提下積極地參與文本的解讀，使課堂顯得活潑有趣，不在沉悶。學生的理解得以表達，也增強了學習文言文的興趣。

其次，指導方法，授之以漁。

古人說，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知識的機械學習只能讓學生走進學習的死胡同，而讓他們學會方法才是最重要的。葉圣陶先生也說過，教是為了不教。那么如何將這種方法教給學生呢？文言文閱讀，作為一種能力，它的養成需要主體“多讀”的實踐，在感性經驗不斷積累、豐厚的基礎上，經獨立思考后自己“悟”出來。因此學習文言文必須要求學生認真的去讀。這種讀，不僅僅是早自習上為了高考默寫的苦苦朗讀，而是在理解的基礎上與古人的一種超越時空的心靈對話。文言文語言生動凝練，節奏富于變化，最適宜于誦讀。“書讀百遍，其義自見。”誦讀除了要語音準桷，句讀準確，字正腔圓外，還要掌握音調、語氣、停頓、重音等誦讀技巧，尤其是讀出文章的內在節奏，感知文章的“氣、味、聲、色”。

課內的文言文篇目有限，學生在學習了必修的文本后，必須能夠靈活運用，舉一反三。否則就是文言教學的失敗。

第三篇：新時期的“三農”問題與解決思路

近幾年，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成為決策界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上上下下都在討論“三農”問題，紛紛為其獻計獻策。到底“三農”問題出在哪里、癥結何在？有什么辦法能夠解決或緩解它？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三農”問題的核心與癥結所在當前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一系列需要關注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有農民收入問題、稅費負

擔問題、勞動力轉移問題、土地市場制度問題、農村金融制度問題、糧食流通體制問題，還有農村市場消費、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九年制義務教育、社會基本保障制度以及農民自組織等等問題。乍一看，怎么會冒出這么多問題來，使人覺得無從下手。其實，當前農業、農村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近期才產生的，有許多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出現了，不過那時問題還沒有累積到現在這種嚴重程度。另外，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分析，農業、農村和農民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并不是并列關系，也不是在同一時期發生的，其中有許多問題是相互關聯，存在著衍生關系。比如，農民收入問題與稅費負擔、勞動力轉移、土地市場、金融制度就有著直接關系，同時也與糧食流通體制、農村市場消費等密切相關。因此，在陳述“三農”問題時，不能簡單地羅列問題，應該找出事關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核心問題來，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對癥下藥。我認為，當前“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收入問題，二是農村市場消費問題，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其他問題要么是由這三個問題引發出來，要么與其緊密相聯。目前“三農”問題已經和過去的“三農”問題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假如說過去有“三農”問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現在宏觀層面上僅僅是一個農產品供給問題，或者說是食品安全問題；現在三農問題已經從食品安全問題演變成一個以收入、消費和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在現階段，歸結起來“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越來越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表現在城市方面，農村經濟發展要相對落后。同城市相比，農村發展落后首先體現在投資嚴重不足，基礎設施供給明顯滯后。自1998年中央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雖然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向農業和農村投入了大量資金，明顯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的落后狀況。但是，在利用財政資金改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上，國家向城市投資多而對農村投資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國家連續發行建設國債6600多億元，其中用于農業和農村的資金約為1897億元，占28.7。2003年，國家又發行國債1400億元，用于農業、農村的資金為445億元，占31.8。就是這2300多億元，還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投資等，而這些投資直接受益的是全社會，對拉動農村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在國家集中大量資金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給和現代化水平上了好幾個臺階。和國外比較，目前我國的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并不比發達國家差，甚至還超過一些國家。可是，由于農村投資少，鄉村道路、人畜飲水、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公益性事業發展嚴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這里，如果僅以基礎設施供給狀況衡量城鄉發展水平，那么當你進入中國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發達國家，相反當你進入中國的農村又好像到了發展中國家。這種城鄉反差既存在于東部沿海地區，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區。城鄉投資差距不僅反映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且還反映在民間投資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增長也遠遠落后于城市。從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體和個人名義投資增長了14.6倍，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僅增長了5.5倍，城市比農村增長速度快1.7倍。農村投資增長慢，經濟發展速度必然也慢，進而農民收入的增長也不會快。1990年到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76.9，年均增長4.48，比80年代增長速度（8.4）幾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由慢變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長了159.8，年均增長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來越高，與農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農民的1.86倍，1990年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達3.1倍。2003年，由于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了9，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長的制約，農民的消費增長也極其緩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從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上增長了2.58倍，而縣及縣以下僅增長了1.87倍。到2003年農民人均年消費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費差距比80年代擴大了40以上。由于農民消費增長緩慢，農村市場需求明顯偏冷，導致其在全社會中的市場消費份額出現了萎縮的趨勢。例如，在1990年農村市場消費在全社會中的份額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進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進一步降到35（見下表）。當前，農村投資不足，農民消費增長緩慢，已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因為，在12.92億人口中，有9.37億農民在緊縮投資和壓縮消費，勢必會

給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困難。可以肯定的講，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要想啟動內需首先必須將占全國2/3人口的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鼓勵他們投資，刺激他們消費，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會有動力。面對城鄉發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國的農村狀況比過去惡化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差。這種說法有些偏激，甚至對農村缺乏起碼的了解。從實際情況看，當前農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狀況都比過去大大進步了。但是為什么三農問題又突然變尖銳了呢？關鍵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擴大到了某種限度，給人的感官視角造成了異常刺激，引起了社會部分群體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1985年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消費比較表年份農民收入(元)市民收入(元)城鄉比鄉為1農民消費(元)市民消費(元)城鄉比鄉為1農村市場()1985397.6739.11.86317.4673.22.1256.51990686..31510.22.20538.11278.92.4053.219951577.74280.02.711310.43537.62.7040.020002253.46280.22.791670.04998.02.9938.220012366.46859.62.901741.05309.92.9937.420022475.67702.83.101834.36209.93.2936.720032622.08472.03.231943.36510.93.3535.0因此，我認為“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費和勞動力轉移方面，核心體現在生存和發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農”問題呢？我認為是由制度和結構造成的，是由我們的制度設計缺陷和結構轉換偏差引起的。首先從制度看，改革開放以前，國家用計劃經濟、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個城鄉二元體制（結構），改革開放以后盡管我們對這種制度進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進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廢了農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們把主要改革精力從農村轉到城市，集中在宏觀經濟體制和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對農業、農村的體制改革重視不夠，造成了許多問題積重難返。第二，農村制度的變遷受到了抑制。列舉四個方面的例子：

1、土地不能市場化。城市擴張、修筑公路和開發區建設侵占了大量農村土地，這些土地都是以低價強制性從農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額土地收益流失。

2、民間金融機構發展受到限制，基金會撤銷，民間借貸不合法，造成農村金融從資金總量和機構雙重供給不足，使農民長期陷入貸款難的境地。

3、糧食流通體制市場化改革滯后，限制非國有的市場主體進入糧食收購領域。

4、城鄉財稅體制改革滯后，形成財權和事權不對稱，造成越是基層政府財權越小、事權越大，這引起基層政府向企業和農民亂收費，加重農民負擔。再從結構演變方面分析。結構轉換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結構轉換會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國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結構轉換對農業、農村和農民是不利的。為什么？一方面，工業的過度擴張，導致了非農產業在大量抽取農業、農村資源的同時，排斥大量勞動力進入，造成農民占有的資源和財富份額下降。另一方面，受結構轉換的影響，財富過度向城市集中，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因此可以講，當前我國城鄉居民在生存權和發展權方面的差距擴大趨勢，既是由市場經濟變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觀政策不當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途徑解決或緩解“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強調一點是，目前社會上不應該用過激的言論，也不能用過激的辦法來解決“三農”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由歷史造成的，并在歷次體制變動中不斷累計起來。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企圖想讓一屆或兩屆政府來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過急，只能重點突破，如果社會上一些人總用一些偏激的言論、并提出一些異想天開的解決辦法，對解決三農問題毫無益處。最近有人講，解決三農問題關鍵是要使政權退出農村，我認為這是一種極為幼稚的想法。因為在市場經濟情況下，農民是弱勢群體，如果我們的政權退出農村，這些弱勢的群體誰來保護，農村的公共品由誰來提供，農村貧困問題由誰來解決。從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保護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幫助陷入困境的農民，并向農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農村的責任。很顯然，如果讓政府退出農村，這些能產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業會立即出現供給缺位。另外，還有人講解決“三農”問題主要在“三農之外”，我覺得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為他把三農的長遠問題和近期的問題混淆在一起了，我們不能把寄托于長遠的戰略手段放到現在來解決三農問題。所以最后我的結論是，解決三農問題既要在三農之外，也要在三農之內，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長期。我認為在“三農之外”解決“三農”問題，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考慮：首先“在三農之外”，我們的改革和政策目標是什么？我覺得核心是要實行向城鄉一體化的制度過渡，將來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目標是要把城市和農村、政治和社會納入一體化的進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無論是長期還是近期關鍵是要解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圍繞這個問題進行人口戶籍政策、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和財稅政策（包括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這里，有兩點需要強調：第一點是農村稅費，目前的農村稅費改革不是最終目標，它是一種過渡方案，最終應該實行“城鄉一體化的稅收制度”，所以盡管目前農村的稅費改革有進步，但是它的稅制結構設計還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種歧視性的政策，這種歧視性政策從長遠看是要消除的。第二是土地市場開放問題。現在土地基本上沒有市場而言，一級市場由國家控制，二級市場農民不許進入，農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終處在被剝奪的地位。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為什么會發展這么快，發展成本會這么低，關鍵就在于農民有一塊地。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穩定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之所以在就業不充分的條件下，還能穩定在農村，就是因為農民還有一小塊土地。今后，如果說土地市場還不改革，還是由國家用低價強制購買土地，農民得不到應有的補償，中國的耕地就會大量、迅速地減少，我國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農民還造反的，這會直接干擾我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選擇問題。目前我們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條不符合中國的道路，為什么？一是現有的城市發展是“關起門來搞城市化”，把農民關在城外，自己在城內搞現代化，這是為城市居民“錦上添花”，而不是搞農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們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強調大力發展小城鎮，錯誤地認為“小城鎮，大戰略”，能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問題。這是一種不符合國情的戰略選擇，實際上這是一種“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傳統觀念的延續，它實質上就是不愿意讓農民進大中城市，不許他們分享大中城市積累的文明成果。從國情來看，中國若要遍地都去發展小城鎮，總有一天我國會沒有土地可耕，我國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國模式，因為美國的土地資源要比我國豐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們學習，他們的土地、水資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國應該與日本一樣，走“資源節約型”的城市化道路，這樣可以節約土地、水資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設施。在外部進行改革的同時，農業內部也要進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國家，最終農民群體不可能變成零，工業化后仍會有一部分農民留在農村，政府要關注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怎么關注？近期有幾個問題需要研究解決：第一，對農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國目前對農民的支持政策不應放在是產量的支持方面，而應是對農民的收入進行支持。有人說對農民支持要間接支持，有人說要直接支持，我認為目前間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點。有人講不能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因為我國財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數人補貼多數人。我認為這有兩個誤區需要澄清：一是以現行的體制，我們總搞間接補貼能不能堅持下去？因為我們過去對糧食采取的就是一種間接補貼，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越改補貼越多，2002年補貼700多億，連續幾年來我們對糧食的補貼超過三千億，這種間接補貼會造成低效益，引起腐敗，農民損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國現在實際上需要進行直接補貼的不是多數人而是少數人。我國目前用于農、林、牧、漁四大業的勞動力是31991萬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們實際算一下，真正用于種植業的勞動力目前不到兩個億，這兩個億如果剝離了一些東部沿海地區，僅剩一些農業主產區，實際需要補貼的就是一億人左右。在12.92億人中，我國補貼政策的目標鎖定1億人。因此“我國是以少數人補貼多數人”是個錯誤的概念，真正要補的實際是少數人，如果進行直接補貼我們還是有能力的。第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近期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總體改革思路應該是，糧食主產區的購銷要徹底放開，國家的儲備糧數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線內，國有糧食企業要走市場化的改革之路，對糧農的保護和補貼要與國有糧食企業劃斷，堅持采取直接的補貼辦法。第三，農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國推行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力度不夠，范圍太小，效果也沒有農村稅費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條件下，沿著金融市場化方向，設計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方案，從金融市場主體和資金規模上都增加對“三農”的供給，用一種平等觀念對待農民，讓他們能和城里人一樣有權利獲得自身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我認為想靠現有的金融體系來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根本沒有可能，必須通過改革發育新的金融組織。第四，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場是聯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應該優先實行土地市場化，要把土地作為真正的商品進行交易，讓土地變成商品，讓土地的所有權真正歸還于集體所有，不要再讓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來非法剝奪農民。目前有人講土地要私有化，我覺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適宜，不符合當前中國的國情。當前土地產權制度最重要的問題是農民應該有物權，農民用土地可以進行抵押，進行投資，要把農民現在的使用權變成一種準商品，這是一個核心問題。現在強調對土地所有權進行徹底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什么時候能成熟？我覺得城市化水平達到60％以后，再來考慮土地的產權制度改革才算合適，1993年的中央11號文件強調三十年不變，這里面有深刻的理論含義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慮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轉換所需要的時間區段。現在不宜過早的搞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應該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慮些改革辦法。當前在土地市場制度建設有以下幾個問題要盡快解決：一是對經營性用地要實行徹底的市場招標出讓制度，土地出讓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二是對于公益性用地，雖然目前只能按照協議出讓辦法從農民征地，但是征用價格原則上應以市場價格為標準，如果在征地過程中不能按照市場價格補償農民損失的，就必須妥善安置失地農民，并為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三是通過制度安排要將土地轉讓的大部分收益歸農民所有。為了確保土地流轉的大部分收益歸農民所有，建議在農村成立土地財產委員會，委員會由農民選舉產生，其職責是代表農民對集體土地出讓行使決策權，并決定土地補償金的使用方向，監督出讓土地補償金的分配。根據需要，農村土地財產委員會可以是長期固定的農民組織，也可以是臨時性質的組織，不管是固定還是臨時組織，都必須以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為宗旨，以民主決策為原則，公正公平地為農民服務。第五，農村公共品供給。目前，政府為農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種“恩賜”行為，而是一種責任。農民跟市民一樣有發展權，有生存權，政府應該承擔起最起碼的公共品的供給，而不應該形成現在的“公共”財政只對城市人而不對農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對農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補貼的局面。公共財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攤于城市和農村，現在到了應該用中央財政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公共品投入的時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調整國債使用結構，以數百億元的規模增加了對三農的資金投入，這是非常英明正確的，可以想見，這樣堅持投下去城鄉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小，總有一天還會將這種差距消除掉。最后，農民要有自己的組織。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不但要有政府來保護，有法律來保護，而且要由自己來保護。農民居住分散和生產活動不集中，這種無組織狀態是他們在同非農產業進行交易和談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必須讓農民組織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有影響的利益團體，引導和支持他們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參與國家決策，反映他們的利益要求。當前，我國農村合作組織是由三類組成的，第一類是在改革以前建立的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這兩類合作社具有上下垂直性質，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帶有較濃厚的官辦色彩。第二類是鄉（鎮）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這些合作組織是人民公社解體后，原人民公社的經濟職能轉移由社區合作組織承擔。此類合作組織大多依賴于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并行使基層政權一部分經濟管理職能。第三類是改革開放以后新發育起來的合作經濟組織。這是農民和其他經營者根據經濟發展需要，以市場為導向，按照合作制原則自發建立起來的，這類合作經濟組織都采取了自愿參加、共同經營、民主管理和收益返還的組織經營形式，他們在名稱上也豐富多彩，有農村股份合作社、專業合作社、專業技術協會，也有農業服務公司（中心）等。從多年的實踐考察，在三類合作經濟組織中，最受農民歡迎、最有旺盛生命力的是第三類合作經濟組織。今后，要發展和培育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需要解決以下兩大問題：第一，目前我國還沒有合作組織的立法，各類合作社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也無法享受到政策優惠；第二，合作經濟組織總量不少，但結構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數以萬計的供銷社、信用社和社區合作組織，因體制落后、官氣太重，難以為“三農”有效服務；另一方面新發育的合作經濟組織又因數量少而滿足不了“三農”的需要。同時，農民急切需要的農產品購銷合作組織發展也嚴重不足。面對上述兩大問題，首先，應加強合作社的立法建設，借鑒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泰國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合作組織立法上的經驗，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提供一個健全的法律制度環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間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特別是要扶持由農民自發建立起來的農產品購銷合作組織，從財政、稅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給予優惠。支持農民發展自己的合作經濟組織，政府應重視其經濟要求，堅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則，讓合作經濟組織自我發展，切忌拔苗助長，防止用行政手段“歸大堆”，導致合作組織發展太多、太濫，并出現行政化傾向；再次，要加快對第一、二類合作經濟組織的改造步伐，解決合作社由內部人控制和只為少數人牟利的問題，進一步明晰產權，按照合作制的原則，將其改造成真正意義上合作經濟組織，由農民自己管理經營，為“三農”服務。

第四篇：新時期的“三農”問題與解決思路

近幾年，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成為決策界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上上下下都在討論“三農”問題，紛紛為其獻計獻策。到底“三農”問題出在哪里、癥結何在？有什么辦法能夠解決或緩解它？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三農”問題的核心與癥結所在當前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一系列需要關注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有農民收入問題、稅費負擔問題、勞動力轉移問題、土地市場制度問題、農村金融制度問題、糧食流通體制問題，還有農村市場消費、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九年制義務教育、社會基本保障制度以及農民自組織等等問題。乍一看，怎么會冒出這么多問題來，使人覺得無從下手。其實，當前農業、農村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近期才產生的，有許多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出現了，不過那時問題還沒有累積到現在這種嚴重程度。另外，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分析，農業、農村和農民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并不是并列關系，也不是在同一時期發生的，其中有許多問題是相互關聯，存在著衍生關系。比如，農民收入問題與稅費負擔、勞動力轉移、土地市場、金融制度就有著直接關系，同時也與糧食流通體制、農村市場消費等密切相關。因此，在陳述“三農”問題時，不能簡單地羅列問題，應該找出事關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核心問題來，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對癥下藥。我認為，當前“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收入問題，二是農村市場消費問題，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其他問題要么是由這三個問題引發出來，要么與其緊密相聯。目前“三農”問題已經和過去的“三農”問題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假如說過去有“三農”問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現在宏觀層面上僅僅是一個農產品供給問題，或者說是食品安全問題；現在三農問題已經從食品安全問題演變成一個以收入、消費和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在現階段，歸結起來“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越來越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表現在城市方面，農村經濟發展要相對落后。同城市相比，農村發展落后首先體現在投資嚴重不足，基礎設施供給明顯滯后。自1998年中央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雖然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向農業和農村投入了大量資金，明顯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的落后狀況。但是，在利用財政資金改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上，國家向城市投資多而對農村投資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國家連續發行建設國債6600多億元，其中用于農業和農村的資金約為1897億元，占28.7%。2003年，國家又發行國債1400億元，用于農業、農村的資金為445億元，占31.8%。就是這2300多億元，還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投資等，而這些投資直接受益的是全社會，對拉動農村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在國家集中大量資金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給和現代化水平上了好幾個臺階。和國外比較，目前我國的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并不比發達國家差，甚至還超過一些國家。可是，由于農村投資少，鄉村道路、人畜飲水、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公益性事業發展嚴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這里，如果僅以基礎設施供給狀況衡量城鄉發展水平，那么當你進入中國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發達國家，相反當你進入中國的農村又好像到了發展中國家。這種城鄉反差既存在于東部沿海地區，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區。城鄉投資差距不僅反映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且還反映在民間投資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增長也遠遠落后于城市。從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體和個人名義投資增長了14.6倍，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僅增長了5.5倍，城市比農村增長速度快1.7倍。農村投資增長慢，經濟發展速度必然也慢，進而農民收入的增長也不會快。1990年到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76.9%，年均增長4.48%，比80年代增長速度（8.4%）幾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由慢變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長了159.8%，年均增長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來越高，與農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農民的1.86倍，1990年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達3.1倍。2003年，由于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了9%，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長的制約，農民的消費增長也極其緩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從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上增長了2.58倍，而縣及縣以下僅增長了1.87倍。到2003年農民人均年消費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費差距比80年代擴大了40%以上。由于農民消費增長緩慢，農村市場需求明顯偏冷，導致其在全社會中的市場消費份額出現了萎縮的趨勢。例如，在1990年農村市場消費在全社會中的份額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進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進一步降到35%（見下表）。當前，農村投資不足，農民消費增長緩慢，已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因為，在12.92億人口中，有9.37億農民在緊縮投資和壓縮消費，勢必會給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困難。可以肯定的講，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要想啟動內需首先必須將占全國2/3人口的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鼓勵他們投資，刺激他們消費，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會有動力。面對城鄉發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國的農村狀況比過去惡化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差。這種說法有些偏激，甚至對農村缺乏起碼的了解。從實際情況看，當前農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狀況都比過去大大進步了。但是為什么三農問題又突然變尖銳了呢？關鍵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擴大到了某種限度，給人的感官視角造成了異常刺激，國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農民還造反的，這會直接干擾我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選擇問題。目前我們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條不符合中國的道路，為什么？一是現有的城市發展是“關起門來搞城市化”，把農民關在城外，自己在城內搞現代化，這是為城市居民“錦上添花”，而不是搞農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們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強調大力發展小城鎮，錯誤地認為“小城鎮，大戰略”，能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問題。這是一種不符合國情的戰略選擇，實際上這是一種“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傳統觀念的延續，它實質上就是不愿意讓農民進大中城市，不許他們分享大中城市積累的文明成果。從國情來看，中國若要遍地都去發展小城鎮，總有一天我國會沒有土地可耕，我國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國模式，因為美國的土地資源要比我國豐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們學習，他們的土地、水資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國應該與日本一樣，走“資源節約型”的城市化道路，這樣可以節約土地、水資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設施。在外部進行改革的同時，農業內部也要進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國家，最終農民群體不可能變成零，工業化后仍會有一部分農民留在農村，政府要關注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怎么關注？近期有幾個問題需要研究解決：第一，對農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國目前對農民的支持政策不應放在是產量的支持方面，而應是對農民的收入進行支持。有人說對農民支持要間接支持，有人說要直接支持，我認為目前間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點。有人講不能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因為我國財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數人補貼多數人。我認為這有兩個誤區需要澄清：一是以現行的體制，我們總搞間接補貼能不能堅持下去？因為我們過去對糧食采取的就是一種間接補貼，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越改補貼越多，2002年補貼700多億，連續幾年來我們對糧食的補貼超過三千億，這種間接補貼會造成低效益，引起腐敗，農民損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國現在實際上需要進行直接補貼的不是多數人而是少數人。我國目前用于農、林、牧、漁四大業的勞動力是31991萬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們實際算一下，真正用于種植業的勞動力目前不到兩個億，這兩個億如果剝離了一些東部沿海地區，僅剩一些農業主產區，實際需要補貼的就是一億人左右。在12.92億人中，我國補貼政策的目標鎖定1億人。因此“我國是以少數人補貼多數人”是個錯誤的概念，真正要補的實際是少數人，如果進行直接補貼我們還是有能力的。第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近期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總體改革思路應該是，糧食主產區的購銷要徹底放開，國家的儲備糧數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線內，國有糧食企業要走市場化的改革之路，對糧農的保護和補貼要與國有糧食企業劃斷，堅持采取直接的補貼辦法。第三，農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國推行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力度不夠，范圍太小，效果也沒有農村稅費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條件下，沿著金融市場化方向，設計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方案，從金融市場主體和資金規模上都增加對“三農”的供給，用一種平等觀念對待農民，讓他們能和城里人一樣有權利獲得自身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我認為想靠現有的金融體系來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根本沒有可能，必須通過改革發育新的金融組織。第四，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場是聯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應該優先實行土地市場化，要把土地作為真正的商品進行交易，讓土地變成商品，讓土地的所有權真正歸還于集體所有，不要再讓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來非法剝奪農民。目前有人講土地要私有化，我覺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適宜，不符合當前中國的國情。當前土地產權制度最重要的問題是農民應該有物權，農民用土地可以進行抵押，進行投資，要把農民現在的使用權變成一種準商品，這是一個核心問題。現在強調對土地所有權進行徹底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什么時候能成熟？我覺得城市化水平達到60％以后，再來考慮土地的產權制度改革才算合適，1993年的中央11號文件強調三十年不變，這里面有深刻的理論含義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慮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轉換所需要的時間區段。現在不宜過早的搞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應該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慮些改革辦法。當前在土地市場制度建設有以下幾個問題要盡快解決：一是對經營性用地要實行徹底的市場招標出讓制度，土地出讓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二是對于公益性用地，雖然目前只能按照協議出讓辦法從農民征地，但是征用價格原則上應以市場價格為標準，如果在征地過程中不能按照市場價格補償農民損失的，就必須妥善安置失地農民，并為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三是通過制度安排要將土地轉讓的大部分收益歸農民所有。為了確保土地流轉的大部分收益歸農民所有，建議在農村成立土地財產委員會，委員會由農民選舉產生，其職責是代表農民對集體土地出讓行使決策權，并決定土地補償金的使用方向，監督出讓土地補償金的分配。根據需要，農村土地財產委員會可以是長期固定的農民組織，也可以是臨時性質的組織，不管是固定還是臨時組織，都必須以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為宗旨，以民主決策為原則，公正公平地為農民服務。第五，農村公共品供給。目前，政府為農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種“恩賜”行為，而是一種責任。農民跟市民一樣有發展權，有生存權，政府應該承擔起最起碼的公共品的供給，而不應該形成現在的“公共”財政只對城市人而不對農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對農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補貼的局面。公共財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攤于城市和農村，現在到了應該用中央財政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公共品投入的時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調整國債使用結構，以數百億元的規模增加了對三農的資金投入，這是非常英明正確的，可以想見，這樣堅持投下去城鄉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小，總有一天還會將這種差距消除掉。最后，農民要有自己的組織。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不但要有政府來保護，有法律來保護，而且要由自己來保護。農民居住分散和生產活動不集中，這

第五篇：新時期班主任德育工作策略

新時期班主任德育工作策略

洪江市職業中專

易曉春

班級是學校的主陣地，班主任是實施德育工作的直接負責人。那么，班主任采用什么策略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呢？根據幾年的班主任工作積累，談一談自己的體會僅供大家交流。

一

建設良好的班風

班級是學校教育和管理的基本單位，也是班主任進行德育工作所依靠的力量和組織保證。一個良好的班集體對每個學生的健康發展都有差距大的教育作用。班主任工作的第一要務是做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千方百計建設良好班風，始終使自己的班級保持經濟健康向上的狀態。一旦良好的班風形成，班級德育工作就會事半功倍。這是班主任德育工作上臺階的第一秘訣。

二

身教重于言教

作為德育工作的實施者，班主任必須培養自己高尚的德育情操，樹立良好的師表風范。班主任與學生朝夕相處，是對學生最重要的一個影響源。班主任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對學生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班主任應當‘‘既美其道，又慎其行’，時時處處做學生的表率。利用中小學生“向師性”強的特點，以德立德，以行導行。如果教師只停留在道德說教上，言行相悖，表里不一，就會漸漸失去學生的信任，而且會使學生對教師所給予的教育產生懷疑，認為它虛假失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班主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為人師表，做一位恪守道德和踐行道德的人。

三 愛心溫暖學生

情感是道德認識轉化為道德行動的紐帶。蘇聯著名教育家馬卡連柯說過：“沒有愛就沒有教育。”任何沒有了愛的教育，都是蒼白無力的。愛是學生接受教育的前提，教師對學生懷有真誠的感情，學生才會“親其師，信其道”，自覺愉快的接受教師的教誨。“親”的程度越深，師生心靈距離越近，交流的渠道就會越暢通，心里疏導工作就越容易取得效果。班主任要善待每一個學生，用用真誠的愛對待每一個孩子。對優等生，不能掩飾他們的缺點，積極引導他們揚長避短，努力使其達到卓越。對后進生，不能歧視他們，不能放棄他們，從思想上給予更多愛護，從生活上給予更多關心，從學習給予更多幫助。教師要用愛心溫暖每一個學生，使每一個學生心悅誠服地接受教育，把德育工作落到實處。

四

理解尊重學生

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不能單純采用說教灌輸式，在具體工作中應該做到理解學生，尊重學生。不論面對什么樣的學生，只要在尊重學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和學生交流思想、知心交談。對于有缺點的學生，決不能一味的訓斥，傷害學生的自尊。老師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學生的自尊和人格。只有做到尊重學生，才能更好地開展德育工作。尊重學生、理解學生，是提高德育實效的保證。

五 方式靈活多樣

班主任在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時，采用最多也最實用的方式是說服教育。班主任的說教要掌握“少而深”原則。要把握學生的心理實際有的放矢，看準時機，擊中要害。同時還要采取其他方式。如可以采用觀看影視作品，閱讀名人傳記、進行辯論會、有獎征文等具有直觀感性、生動活潑的形式使學生受到啟迪和感染，從而使其明是非、辨善惡、懂美丑。

六 堅持立體教育

班級德育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協同作戰，要形成以班主任為中心的上有學校黨團支部、政教處、下有學生，左有家長，右有社會的立體教育結構。班主任要在學校、社會、家長的配合下去引導學生，其中每一種教育因素作用的發揮，都離不開班主任的積極爭取。班主任就是這支“協同作戰部隊”的主將。

由于筆者水平所限，對班級德育工作談了談自己的見解，里面定有不足之處。誠望教育界的同仁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2013年12月20日